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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輸變電工程；貝葉斯網絡；蒙特卡洛模擬；概率推理
0 引言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用電需求高速增長，電網發展不斷提速，對輸變電工程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電力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供應緊張，國民經濟要求加快電力建設，而投入的資金有限，工程造價又呈上升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有效和合理地預測輸變電工程的造價已成為電力企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輸變電工程靜態投資預測的關鍵是找到一個能生成最佳預測結果的模型，能結合現有工程對未來的可能發生的工程給予指導性意見，而不是最適合歷史數據、最能解釋歷史數據的模型[2-4]。最適合歷史數據的模型不一定是最好的預測模型，預測模型可能很適合模擬歷史數據，但預測結果仍然欠佳，這說明模型的內在和外在的正確性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本文結合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期間國網某電力有限公司年度范圍內竣工投產的110kV變電工程的決算數據，運用蒙特卡洛模擬，測算各分項費用及靜態投資的先驗概率密度，并利用典型技術方案，指導測算之間的聯合條件概率分布，通過建立貝葉斯網絡模型進行了預測，為今后類似輸變電工程投資決策提供參考。
1 某地區110kV輸變電工程概況
2013年期間，國網某電力有限公司范圍內竣工投產的110千伏交流輸變電工程共收集單項工程樣本28項，其中，新建變電工程14項，變電容量為1510MVA，靜態投資55143.62萬元，擴建主變工程4項，變電容量為276MVA，靜態投資為3608.69萬元，擴建間隔工程10項，靜態投資為1643.42萬元[5]。由于新建變電工程往往規模較大、建設周期較長、投資占比較多，因此，選取110kV新建變電工程作為分析預測的對象。
通過統計本期主變臺數、單臺主變容量和配電裝置型式可以得出2013年國網某電力有限公司110kV新建變電工程主要有如下6種技術方案，如表1所示：
2 貝葉斯網絡模型
貝葉斯網絡（Bayesian network）是一個有向無環圖（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由代表變量節點及連接這些節點有向邊構成。節點代表隨機變量，節點間的有向邊代表了節點間的互相關系，用條件概率表達關系強度，沒有父節點的用先驗概率進行信息表達[6]。
貝葉斯網絡具有形象直觀的表達形式，不僅可以結合概率統計，對已有的信息要求低，可以進行信息不完全、不確定情況下的推理預測，具有良好的可理解性和邏輯性；而且可使現有典型工程技術方案與計算機實驗模擬相結合，在預測的過程中就加入已有工程數據的經驗情況作為主觀指導信息，對預測結果更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7]。
由于輸變電工程靜態投資與其各分項費用本身具有一定的邏輯關系，即各分項費用的投資多少受工程建設投資規模的影響，而各分項費用的投資波動，又往往對最終的造價水平產生一定的浮動，因此，本文將各分項費用的投資花費作為父節點，最終建設工程靜態投資總額作為子節點，則用于預測的貝葉斯網絡構建如圖1所示：
圖中每個節點表示一個變量，節點之間的有向弧線表示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沒有弧線連接的則表示條件獨立。
3 實證分析
在建立完貝葉斯網絡模型后，對各分項費用的概率分布擬合，并根據統計樣本數據，得出各自的先驗概率表；然后再分析現有測量不確定性的研究方法，選用合適的靜態投資測算方法，對其進行估算，得出其先驗概率表；最后根據已有的新建變電工程及相應典型工程的歷史數據，測算聯合條件概率，為最終的靜態投資預測做好基礎。
3.1 各分項費用的先驗概率測算
根據統計2013年110kV輸變電工程建筑工程費、設備購置費、安裝工程費及其他費用數據（共計14組），采用水晶球軟件進行各分項費用數據的擬合，結果如圖2所示：
根據柯爾莫哥羅夫-斯米爾諾夫檢驗可知，當柯爾莫哥羅夫-斯米爾諾夫值小于0.03時表明緊密擬合，故選取最佳K-S值的分布作為各分項費用的分布函數，由圖可知，建筑工程費服從Min=533.39/Max=2375.23的BetaPERT分布，設備購置費服從shape=6.06/σ=1971.04的Weibull分布，安裝工程費服從Scale=48.33/Shape=6.42的Gamma分布，其他費用服從Min=411.08/Max =1505.73的Beta分布，則各分項費用先驗概率分布情況如表2-表5所示：
3.2 靜態投資的先驗概率測算
由于各分項費用對最終靜態投資的影響不是簡單的對應確定關系，總是在一定范圍內，成一定概率性的相關關系，因此，為了更好的得到靜態投資的概率分布情況，選用蒙特卡羅模擬方法，以隨機抽樣作為理論基礎，模擬之間的隨機性。
根據歷史數據、蒙特卡羅模擬和前面的擬合結果，可以得出靜態投資測算模型如下：
其中，按照前面的擬合結果，S1為建筑工程費，服從BetaPERT分布；S2為設備購置費，服從Weibull分布；S3為安裝工程費，服從Gamma分布；S4為其他費用，服從Beta分布，各分布具體參數如前，在置信水平為95%情況下，模擬結果數據如圖3所示：
則110kV新建輸變電工程靜態投資先驗概率分布表如表6所示：
3.3 各分項對靜態投資的聯合條件概率測算
受建設規模的影響，一定的靜態投資和一定的各分項費用總是相關的，故首先考察2013年110kV新建變電工程中14項工程的靜態投資與建筑工程費、設備購置費、安裝工程費及其他費用的散點關系，并利用MATLAB軟件CFTOOL工具箱進行散點擬合，選擇最優擬合曲線，如圖4所示：
而擬合曲線總與實際情況存在著一定的誤差，以建筑工程費為例，通過將14個工程的靜態投資代入擬合函數，求得與實際建筑工程費之間的誤差情況，并運用SPSS進行配對P-P檢驗，發現誤差水平符合Gamma分布，如圖5所示：
上述檢驗意味著，當靜態投資為一定值時，通過擬合曲線的估算，得出的建筑工程費估算值總會與實際情況有一定出入，但對于該擬合函數的估算，具體誤差值的多少符合Gamma分布，并結合典型技術方案的情況，通過蒙特卡洛進行500次的隨機模擬，證明了誤差分布的可靠性，如圖6所示：
因此，結合2013年14項110kV新建變電工程靜態投資與建筑工程費關系，并通過蒙特卡洛模擬情況的統計，得出擬合曲線測算時不同大小的誤差發生的概率，即在一定的區間下，其實際情況在這個區間內發生的可能性，如表7所示：
x
同理可得靜態投資對設備購置費、安裝工程費及其他費用的聯合條件概率表，此處不再贅述。
3.4 對新建變電工程靜態投資的預測
從之前分析可以看出，每個變量的狀態都會對最終靜態投資產生一定的影響。根據先前歷史資料可得到各分項費用的先驗概率，即P（x1）、P（x2）、P（x3）、P（x4），以及通過蒙特卡洛模擬的靜態投資的先驗概率P（y）。并且，通過靜態投資對各分項費用之間的聯合概率密度分布的測算，得到了在已知一定靜態投資的條件下，各分項費用投資多少的概率分布，由此，通過貝葉斯學習的過程，即貝葉斯公式：
可獲得在概率條件下的各項費用與靜態投資之間的對應參考關系以及對未來工程建設的費用預測。以當各分項費用發生區間劃分，以其所對應靜態投資最大可能區間統計（表中概率均為其所有情況中最大可能發生的情況所占概率），結果如下所示：
以設備購置費為例，如表9所示，當設備購置費為1000-1400萬元時，靜態投資在3000- 3400萬元的可能性最大，為78.33%；當設備購置費為1400-1700萬元時，靜態投資有23.08%的可能性在3400-3600萬元；而當設備購置費在1700-2000萬元時，靜態投資有52.22%的可能性在3500-3800萬元；當設備購置費在2000-2400萬元時，由于此時隨著靜態投資的增加，設備購置費處于下降低谷，即此時設備購置費的增加不是靜態投資增加的主要原因，故此時靜態投資的增加幅度出現斷點，跳至4800萬元開始，故測算有18.80%的概率在4800-5200萬元。
4 結論
貝葉斯網絡預測不同于傳統預測方法。傳統預測方法在預測過程中只利用過去的數據信息，建立統計預測模型，產生常規預測結果，以純粹的機械形式將輸入信息轉化為輸出信息，因此，經典的統計預測方法不能處理異常情況的發生。
而本文建立的基于貝葉斯網絡的輸變電工程靜態投資預測模型，在預測過程中不僅利用模型信息和樣本數據信息，還利用了典型技術方案信息，不僅在預測過程中可以處理不確定性問題的發生，而且概率化預測結果，保證預測結果的可靠性以及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因此采用貝葉斯理論進行新建變電工程靜態投資預測更具有實際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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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
中恒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團”）前身是南昌縣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11年2月由集體制企業改制為民營企業。2014年5月，集團成功晉級為房屋建筑工程總承包特級企業。目前年產值160億元。集團三十多年一直深耕建筑產業，從設計到施工、從建校到勞務、從傳統信貸到布局產融結合，特別是從研發到生產環節，近年來不斷投入，2012年我們集合了優勢資源組建了江西中恒巖土工程技術有限公司，同時，做為配套，2013年應景德鎮市人民政府招商要求，我們投入1200萬建立了占地面積30余畝的中恒科技研發基地。2015年12月更名為江西中恒地下空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恒科技”）。
中恒科技是一家科技型的準上市公司，從成立至今已申請獲得100余項發明及實用新型專利，參編了江西省第一部國家建設行業標準《組合錘法地基處理技術規程》、與國家級工法《長螺旋鉆孔壓灌混凝土樁施工工法》。其自主研發的第三代長螺旋設備采用節能環保、先進高效的產業升級自有核心技術，具有質量穩定無沉渣，節能環保無泥漿，綠色施工無噪音的優勢。我市象南鄰里中心項目已現成效。作為集團產業板塊核心培育的中恒科技，計劃打造江西第一個建筑科研的上市公司，力爭2020年實現企業IPO,公司年總收入實現15億元，實現納稅約1億元。在技術研發領域中恒科技與浙江大學聯合成立“浙江大學 —— 中恒地下空間科技合作中心”，在機械智能化領域中恒科技已誠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武藤佳恭教授蒞臨公司進行指導。
集團作為土生土長的南昌縣企業，一直不忘初心，努力為南昌縣建筑產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扎根南昌縣，用心做科研、努力求發展，在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各位領導和各部門的支持下，中恒科技公司近年發展迅速，技術專利和業績逐年增新高，但企業發展中也遇到若干瓶頸，主要是研發與經營分處兩地協同效果差、研發基地場地滿足不了企業的發展需求。我集團決心把中恒科技作為準市的科技型企業打造，加大投入，進一步提升其科技研發、核心先進設備制造的能力，決定把該公司研發基地從景德鎮回遷到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把中恒科技建設成生產、經營、研發于一體的科技型企業，不僅可以為千億建筑產業園做配套，也可以依托集團總部，加大協同效應。目前急需解決辦公研發基地。
集團經研究決定整合內部產業資源，把原江西瑞祥金屬工藝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祥公司”）2004年購置的65.14畝土地用于中恒科技生產、經營、研發用地（具體規劃見：附件）。
以上請示妥否，請批示。
【關鍵詞】 頭頸部； 自動跟蹤； 手動觸發； 計算機體層成像； 血管成像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mage quality between automatic tracking and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in head and neck 64-slice spiral CT angiography.Method：100 patients underwent CT head and neck angiograp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 and the group B，50 cases in each group.Group A：when the mean CT value of region of interest（ROI） determin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reached the threshold preset value（threshold 90 HU），the computer started a scanning automatically.Group B：after contrast injection，when the contrast appear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the scan was started manually.Analyzed the image quality，recorded the time from contrast injection to scan，excluding the unsuccessful and poor display of images.The mean CT value of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the C5 segment of the carotid bifurcation，the C1 segment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ry were measured.Result：The image quality of group B was better tha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6.205，P=0.044）.The monitoring time in group B was （13.32±1.63）s，it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14.24±1.73）s i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7）.The average CT value of aortic ar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roup A（P0.05）.Conclusion：The satisfactory images can easier obtain using the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than automatic tracking，and save time.
【Key words】 Head and neck； Automatic tracking； Manual trigger technology； Computer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People’s Hospital of Beihai City，Beihai 536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4.25.009
隨著多層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技術的發展，使頭頸聯合CTA成為現實，可一次完成從主動脈弓到頭部的掃描，完整地顯示從主動脈弓至頭頂的血管圖像，為臨床診斷頸部動脈起始部狹窄、動脈粥樣硬化及腦血管硬化、狹窄、閉塞、動脈瘤、動靜脈畸形等疾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在64排螺旋CT中自動跟蹤智能觸發技術與手動觸發技術兩種啟動方式在頭頸聯合CTA中的應用價值，為滿足診斷需求提供滿意的圖像。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8月-2014年2月臨床擬診為頭頸血管疾病行64排CT頭頸聯合CTA成像的患者100例，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將其分成A、B組各50例，A組為自動跟蹤智能觸發組（閾值設為90 HU），B組為手動觸發組。A組50例患者中，男31例，女19例，年齡36～79歲，平均（61.62±11.64）歲，體重50～70 kg，平均體重（62.12±6.39）kg。B組50例患者中，男33例，女17例，年齡37～79歲，平均（64.64±10.43）歲，體重50～70 kg，平均體重（60.22±5.61）kg。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體重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掃描設備 （1）飛利浦Brilliance 64排CT機（PHILIPS 64 Brilliance）；（2）雙筒高壓注射器（MEDRAAD STELLANT）。
1.3 掃描參數 管電壓為120 kV，管電流為200 mA，球管旋轉1周的時間為0.5 s，探測器準直寬度為64 mm×0.625 mm，螺距為0.891。經右肘靜脈以5.0 mL/s速率注入非離子型對比劑碘普羅胺（370 mgI/mL），對比劑注射總量=[體重（kg）×0.7]mL[1]，隨后以相同的速率“無縫隙”注射0.9%生理鹽水30～40 mL。
1.4 成像方法 掃描頭頸部dual像（冠狀、矢狀雙定位像）；選主動脈弓層為監控層面，感興趣區（region of interest，ROI）FOV為5.0，自動跟蹤智能觸發組（A組）閾值設定為90 HU，達閾值后自動觸發，觸發后使用自動最小延遲時間（Automatic minimum delay，多數為3.6 s）啟動掃描程序。手動觸發組（B組）根據監控層面主動脈弓層對比劑增強程度，當觀察到對比劑開始進入監控層時按下手動按鈕觸發掃描；從支氣管分叉起，由足側向頭側掃描至頂骨內板下2 cm；經右肘靜脈以速率5.0 mL/s注入對比劑。（在頭頸CTA中，右臂注射對比劑比左臂注射可提供更高的圖像質量[2]。）
重建層厚為0.9 mm，重建間隔為0.45 mm。將數據傳入后處理工作站，進行3D容積重建（volume reconstruction，VR）和曲面重建（cured planar reformation，CPR），最大密度投影法（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顯示血管，進行分析。
1.5 數據采集 觀察時間-密度曲線，記錄監控時間（Time since injection）即從注射對比劑到觸發掃描前所用的時間。圖像質量判斷標準：將頭頸聯合CTA圖像質量分為3級：1級為血管顯示良好，邊界清晰，無運動及對比劑偽影，可明確診斷；2級為血管邊緣模糊，對比劑欠佳或有輕度對比劑偽影（如頸靜脈和大腦靜脈竇回流靜脈污染等），但可以診斷；3級為血管模糊，對比劑充盈不良，運動偽影或對比劑偽影嚴重，不能滿足診斷要求。剔除不成功及顯示欠佳的圖像，分別測量主動脈弓層、頸總動脈分叉下C5段、頸內動脈C1段、大腦中動脈的平均CT值。
1.6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軟件對上述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對兩組圖像質量比較及各部的CT值的分析進行t檢驗；對監控時間進行Pearson卡方檢驗，以P
2 結果
2.1 兩組監控時間的比較 B組的平均監控時間（13.32±1.63）s明顯少于A組的（14.24±1.73）s，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7），見表1。
2.2 兩組圖像質量的比較 手動觸發組圖像質量明顯優于自動跟蹤智能觸發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字2=6.205，P=0.044），見表2。
3 討論
DSA（數字減影血管造影）和SCTA（螺旋CT血管造影）是檢查確診頭頸血管疾病的重要方法。DSA為金標準，但其為創傷性檢查，費用相對較高，一般不作為首選。SCTA安全性好、費用低、定位準確、可靠性高、檢查時間短，可作為確診頭頸血管疾病的首選方式[3-5]。而且頭頸CTA在提供血管形態學資料的同時，能清楚地顯示鈣化斑塊和軟斑塊，為臨床診斷頭頸部血管疾病提供有力的依據，故SCTA這項技術得到愈來愈廣泛的應用[6]。自動跟蹤智能觸發技術（Bolus）是目前CTA檢查的主流，但該技術易受ROI標記的誤差、觸發閾值的不確定性、對比劑注射速率等客觀因素的影響，在閾值、注射速率確定的情況下ROI的精確標記是自動跟蹤智能觸發成功的關鍵[7]。本研究A組中有3例的圖像不能滿足診斷要求，其中1例是由于患者在監控過程中頭部偏移，致使ROI大部分面積移出監控層面，導致觸發延后；另1例是由于技術員把ROI錯標在監控層面夾層動脈瘤的假腔內，導致觸發失??；還有1例是由于ROI標記的部位疑似鈣化，導致觸發過于提前，掃描失敗。觸發過于提前或過于延后會導致自動跟蹤觸發成像的失敗。手動觸發技術則無需標記ROI，不受是否達閾值等諸多因素的限制，只需在對比劑開始注射后觀察監控層主動脈弓層對比劑的增強程度，當觀察到對比劑開始進入監控層時按下手動按鈕觸發掃描，此技術有效避免了提前或延后觸發。從表1、2可以得出手動觸發組的成功率及圖像質量明顯優于自動跟蹤智能觸發組，而且縮短了監控時間，減少不必要的輻射。但此技術要求技術員對成像過程熟練，操作過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觸發應對及時。
文獻[8-9]報道，血管成像中適合顯示血管內斑塊對比劑濃度的CT值約為370 HU。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是導致缺血性腦血管病的主要病因之一。CTA檢查對血管壁斑塊的敏感度很高，可對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造成鄰近管腔狹窄的程度進行測量和評估[10]。CTA成功的關鍵取決于血管管腔內造影劑濃度高低，這主要由造影劑濃度、劑量、注射速率及掃描延遲時間決定[11]。本研究是在造影劑濃度、劑量、注射速率及掃描延遲時間相同的基礎上進行的，表3說明兩組頸總動脈分叉下C5段、頸內動脈C1段的平均CT值非常接近370 HU，適合顯示血管內斑塊，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實踐證明，在頭頸聯合CTA成像中，自動跟蹤與手動觸發技術均能獲得滿足診斷要求的圖像（見圖②、④），但手動觸發技術獲取圖像成功率更高，50例無一例失敗，而且監控時間更短，可減少不必要的輻射。沒有經驗的技術員可采用手動觸發與自動跟蹤相結合的方法，先按自動跟蹤方法設計好程序，注射對比劑時，當觀察到對比劑開始進入監控層而ROI的CT值尚未達閾值時按下手動按鈕觸發掃描（圖③）；如判斷失誤，未能手動觸發也可等ROI的CT值達閾值時自動跟蹤觸發掃描（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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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在今年國際國內環境極其復雜，各種不確定性遠超預期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一季度能夠獲得7%的增長，已屬不易。這絕不是一個很差的數據，而是在中國經濟現有的各種制約條件下能夠取得的漂亮的數據。無論從中國經濟的發展周期，國際國內的復雜環境，還是金融危機演化的基本邏輯而論，當前經濟增速能夠維持在7%以上，是一個現有的經濟增長潛力下中國經濟可以達到的很高的速度，如無水分，應該為這種速度喝彩而不是沮喪。
現在，問題的關鍵不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至7%，而是7%的速度能否持續！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真正面臨的困難。英國《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在其專欄文章中擔心的是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難題”，而不是增長本身，境界和視角遠高于國內很多就事論事的專家。當下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的確不是速度本身，而是在舊的引擎逐漸熄火的情況下，經濟缺乏新的拉動力。
從數字看：其一，制造業仍然處于調整狀態，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漲幅只有5.6%，增幅創下最低紀錄，遠低于1到2月份6.8%的低點。和過去幾年比，這個數字幾乎腰斬。其二，作為中國經濟風向標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回落，同比名義增長只有13.5%，低于去年13.9%的增速，創下14年來的最差表現。其三，盡管政府對房地產采取了強有力的救市措施，但房地產投資、銷售繼續滑落，3月份房地產投資增速只有8.5%，多年來第一次跌破兩位數的增長，房屋新開工面積暴跌18.4%，而商品房待售面積64998萬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其四，進出口同比下降6.0%，其中三季度出口更是暴跌13.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出現了9年內的最低增幅，同比名義增長只有10.2%。最后，“克強指數”表現疲軟，14日的金融數據顯示，3月末，M2同比增長11.6%，較2月末和去年末低0.9個和0.6個百分點;更能反映經濟活力的M1同比只增2.9%，較2月末和去年末低2.7個和0.3個百分點。而鐵路貨運量1至2月份累計同比下降9.1%，已經連續15個月下跌;用電量增速繼續下滑，2月中國全社會用電同比下降6.3%。這些數字意味著，盡管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無論是樓市，還是投資、出口，以及中國的低端制造業都盡顯疲態。一匹筋疲力盡的老馬，無論政策的鞭子如何抽打，都已經跑不動了。無論如何修補，希望靠投資、出口、房地產以及尚未升級的低端制造業拉動中國經濟這架巨型飛機繼續飛翔，已經屬于不可能的任務。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
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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