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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新型服務貿易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未來,要保持開放型經濟的持續增長,重慶要繼續做大做強這五大新型服務貿易。
做大跨境電子商務。依托“渝新歐”國際鐵路大通道和保稅港區的政策優勢,整合跨境電子商務平臺、電子商務服務企業、境內關外倉儲區和境外配送及售后服務等資源,推進我市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做大電商產業體量,形成規模效應,以實現跨境電子商務全產業鏈的集聚式發展為目標,多區域、多元化、多模式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創建以網絡零售為主的電子商務產業集聚區;進一步拓展跨境電商產業鏈,開展跨境電商保稅展銷業務,不斷擴大交易規模,構建多式聯運物流服務體系,完善電子商務平臺。
做強離岸金融結算。要加快培育金融市場主體,支持重慶地方法人銀行、各類保險機構發展離岸金融業務,加強海外融資能力;拓寬離岸銀行資金來源,以離岸銀行海外代付、協議付款、境內企業擔保等方式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融資;推動人民幣融資與外幣融資并行發展,鼓勵出口企業收匯資金、跨國公司投資利潤及其閑散資金存放離岸賬戶,多渠道、多幣種拓寬離岸銀行資金來源;規范和完善離岸金融市場法律法規、征信體系和監管等體系建設,建立信用信息數據庫,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機制。
擴大保稅商品展示交易。加強保稅商品展示區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服務配套能力,發展和引進新貿易商,實現錯位競爭;出臺支持保稅商品展示交易發展的財稅政策,引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保稅商品貿易商,保障保稅商品的種類供給和需求;設立保稅商品區域總部,引進一定規模和實力的保稅品牌入駐,設立區域總部,建立保稅商品展示交易區域一級市場,擴大影響力;繼續推動展示交易中心延展平臺建設,在有條件的區縣商業中心延展設立保稅商品延展平臺和進口商品直銷中心,促進保稅展示展銷及跨境電商“線上線下”聯動發展。
提升保稅貿易功能。充分發揮三個“三合一”平臺優勢,利用保稅港區保稅物流功能,鼓勵周邊省區市貨物通過保稅港區集聚分撥,利用保稅倉儲和國際航線,開展國際貨運中轉;發展資源性進口商品交易市場,培育玻璃纖維、有色金屬等進口大宗生產資料市場,構筑面向西南、輻射中西部地區的大市場體系,進一步發展高端進口消費品交易市場;在已有內陸進口口岸的基礎上,建立歐洲進口商品交易平臺和集散中心;加大國際市場開拓力度,著力培育境外營銷體系。
(一)貿易“短板”亟待加長
開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有利于推進外貿轉型增強服務業競爭力,在促進貨物貿易發展的同時,加快服務貿易發展,可以推進外貿結構優化,促進外貿轉型,培育經濟新動能和帶動就業。
去年初,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加快發展服務貿易的若干意見》指出,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是擴大開放、拓展發展空間的重要著力點,有利于穩定和增加就業、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發展質量效率、培育新的增長點。
來自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我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貿易額年均增長14.5%,規模躍居世界第2位,軟件、技術、文化等新興服務出口占據半壁江山,成為對外貿易新亮點和轉型升級的新引擎。
值得關注的是,2015年在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背景下,我國服務貿易結構繼續優化,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對外貿結構升級作用進一步顯現,進出口規模再創歷史新高,服務出口和進口實現雙增長,服務出口結構繼續優化,國內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帶動外貿結構升級作用進一步顯現。
毫無疑問,我國已成為服務貿易大國,但同時也是服務貿易弱國――服務貿易逆差不斷攀升,與主要服務貿易強國的競爭力水平相差較大,服務貿易依然是對外貿易的“短板”,凸顯出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亟待提升。而隨著跨境電商的發展,服務貿易的管理體制機制和監管模式將會發生改變,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形成新的制度。
在此情勢下,創新發展試點的設立能推動豐富我國服務貿易品種,提高服務貿易的效率,擴大服務貿易的覆蓋范圍。
1月22日召開的國務院服務貿易發展部際聯席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指出,要鼓勵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在管理體制、促進機制、政策體系、監管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試,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打造服務貿易制度創新高地。推動服務業雙向開放,積極商簽服務貿易合作協定,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二)創新試點意義重大
國務院在當下進行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意義非同小可。
此次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是2016年結構性改革大戲中重要的一幕。要按照積極推進新興服務貿易出口與擴大傳統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相結合的原則,重點擴大工程承包、技術轉讓、設計咨詢、國際運輸、金融保險、教育培訓、民族文化、信息技術等服務貿易出口。同時,充分利用外資和外資企業在新型服務貿易部門的產業示范、人員培訓和產業前后向關聯等途徑實現的技術外溢效應,提高我國服務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手段,優化服務貿易結構。
此次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也是促進外貿轉型的一個重要舉措。隨著新經濟形式的出現,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機會漸顯。去年兩會傳遞出的創新、創造等理念,已成為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打造經濟“升級版”最重要的途徑之一,也將是我國服務貿易由弱變強的機遇所在。在一系列的創新理念中,“互聯網+”概念的強勢推出,為我國服務貿易帶來了轉型升級機遇。
此次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還可以培育經濟新動能和帶動就業。當前我國出口形勢十分嚴峻,在中國經濟2015年“成績單”中,對外貿易可能是降幅最大、最引人關注的宏觀數據之一。時隔6年后,中國進出口再次出現“雙降”。在此情勢下,強調服務貿易創新,修補外貿短板的重任在肩,可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發展動能,比如蓬勃興起的跨境電商,外貿企業利用跨境電商平臺,既可以拓展便捷通道,也可以節省財務成本。站在“互聯網+”的風口,以前基本靠擺攤過日子的傳統外貿企業和互聯網企業,正追風逐月跨境電商。商務部預測,2016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貿易額將達6.5萬億元,未來幾年跨境電商占中國進出口貿易比例將會提高到20%,年增長率將超過30%,有望改寫中國外貿的窘迫境遇,可助力中國外貿抵御“寒冬”,實現“優進優出”。
(三)政策支持殿后
試點需要中央給政策,以政策引導,通過實踐,積累經驗,在面上推廣,擴大試點成果。
據此,會議對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提出三方面的政策支持,通過減稅、設立引導基金和方便融資的方式,有側重地鼓勵高技術、高附加值的企業發展服務貿易,有利于提升服務貿易水平,優化服務貿易結構,促進外貿轉型。這與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貿易的若干意見》高度吻合。
一是在試點地區推廣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將享受政策的企業范圍由服務外包擴大到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其他服務行業,給予減按15%繳納企業所得稅的優惠,并對職工教育經費不超過工資薪金總額8%的部分據實稅前扣除。
二是設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引導基金,為試點地區中小服務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對試點地區進口國內急需的研發設計、節能環保和環境服務給予財政貼息。
三是鼓勵金融機構創新供應鏈融資等業務,對試點地區經認定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全面實施服務外包保稅監管。
關鍵詞:金融服務貿易;金融服務離岸外包;貿易自由化
中圖分類號:F746.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7-0080-04
一、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的內涵
金融服務貿易屬于服務貿易的一個部分,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WTO、《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的相關定義,綜合來說金融服務貿易出口是指貿易出口方向進口方提供金融服務并獲得收入的過程,包括居民與非居民之間和通過外國附屬機構實現的服務。
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相關內容,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可以有以下四種形式:一是跨境供給,這是服務生產者和服務消費者都不移動的金融服務貿易,比如通過電信手段實時向國外消費者提供金融交易服務。二是境外消費,如境內機構組織培訓境外金融服務人員。三是商業存在,即金融服務機構出境設立機構。四是自然人員移動,如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出境提供服務。[1]
二、當前金融服務貿易發展形勢
(一)金融服務是各國產業轉移重點之一
放眼世界,隨著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貿易自由化進程繼續推進,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在各國經濟中的地位還將不斷提升,服務貿易發展更加趨于活躍。
目前全球經濟總量中,服務業已占60%以上,1990年至2005年,以通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保險、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為代表的其他服務類型占比則從37.5%逐步增長到47.8%。表明金融、保險、旅游和咨詢等領域,是產業國際轉移重點領域。WTO新一輪談判、區域性經濟合作談判,金融服務貿易都成為主要議題。加快服務貿易發展,增強服務貿易競爭力,將成為各國長期關注焦點。
(二)我國已把服務貿易發展放在重要位置
1.政府對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相當重視。在2007年2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中強調要深化服務業改革開放。根據國際服務業轉移趨勢和我國服務業發展需要,我國承接服務業轉移的重點首先應是生產性領域服務,這其中就包括金融服務。
地方政府也已出臺相關政策鼓勵服務貿易發展。比如:2005年《上海市政府關于加速發展現代服務業若干政策意見》對承接國際服務業外包的服務出口企業給予研發資金、優惠政策等扶持。2006年5月在上海舉行的金融BPO研討會上,上海把金融服務出口提高到了一個戰略高度,預備建設成國際跨國金融機構的亞太總部和服務全球的后臺部門。
2.在入世“后過渡期”,金融服務對外開放成為重點領域。隨著外資機構的進駐,服務貿易進口將快速增加。同時,擴大優勢服務貿易領域出口,將成為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點。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將在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和新一輪對外開放中、在政府積極推動中獲得更大的動力??梢灶A見,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將進入“井噴”時期,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也面臨新的的發展機遇。
(三)高儲蓄率構成了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的有力支撐
1.巨大的金融資產是金融服務出口的資源和保障。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質量的改善,對金融服務業有了多層次的市場需求。中國擁有世界最高的儲蓄率,2006年1月中國居民儲蓄率達到51%,中國居民儲蓄率余額突破1萬億人民幣,人均儲蓄超過1萬元人民幣。同時,中國外匯儲備高居世界榜首,突破9000億美元。這為金融服務出口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2.高儲蓄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務出口競爭力。同有形產品相比,服務產品的消費具有其獨特性,由于服務一旦被生產出來,如果不能立即消費掉就會形成損失,因此,服務貿易競爭更加依賴于需求方面的因素。居民儲蓄增加也對金融服務提出了更高更多更復雜的要求,這將成為金融機構改進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的原動力,從使金融機構逐步提高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增強金融服務出口的實力。
(四)服務外包興盛推進金融服務業新領域不斷開辟
服務外包是近年來興起的國際分工模式,也是我國擴大服務貿易出口的機遇。
1.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發展金融服務出口。根據2004年3月20日德勤會計事務所在美聯儲理事會會議上做的《銀行業務離岸及跨境外包情況》報告估計:2004年后的五年內,美國金融服務業將有占成本15%的業務,計3560億美元,外包到境外,并預測2010年的離岸業務市場產值將達到4000億美元,占整個行業總產值的20%。與此同時,其他歐美國家的金融離岸外包業務量也不斷增長。我國金融機構應該把握這個大好時機,積極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業務,開拓金融服務出口途徑。
2.為服務外包提供相應的金融支持將成為新的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增長點。在我國企業承接其他服務外包時,作為服務提供者的國內企業,在各種的交易模式中都需要金融機構相應的支持。在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大約70%的企業尚未向低成本國家外包任何商務流程,服務外包市場潛力巨大。[2]為金融機構應該根據不同的業務發展需要、不同的投資主體及投資比例,提供個性化服務。
(五)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機構得益于技術外溢效應
在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背景下,2006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5年保護期結束,中國金融業全面開放,中國向外資銀行全面開放人民幣零售業務。這標志著中國對WTO承諾的全面兌現,也代表平等國民待遇下的中國后金融時代已經到來。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是一種非零和博弈,在讓渡本國部分市場的同時也能擴大出口。服務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服務手段與管理方式,當發達國家采用跨國經營方式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服務業轉移時,子公司很大程度上是母公司的復制,所以經營方式與企業文化等先進理念會隨著資源和自然人的流動在東道國得到擴展。服務業價值鏈的弱拆分性使得服務FDI過程中技術外溢效應十分明顯,這顯然對東道國的服務水平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也對金融服務出口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金融服務出口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水平不高
1982至2005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近29倍,年均增長15.9%,為全球平均增長水平的2倍,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位。我國金融服務出口發展也十分迅速,1997-2005年間年均增長23.5%,2005年出口規模達到1.45億美元(見表1)。然而,盡管我國的服務貿易出口增長很快,但出口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多集中于傳統服務業,而金融等技術含量高的現代服務領域,更是出口總量少且占世界市場份額小。2005年金融服務出口額僅1.45億美元,占所有服務出口額的0.2%。比較美國在2002金融服務出口額就達到了158.6億美元,2003年的金融服務出口額達175.4億美元。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說,這恰好體現了金融服務出口的發展空間廣闊。
(二)服務貿易結構日益向知識技術密集型方向轉變
全球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發展增強了服務活動及其過程的可貿易性,新興服務行業不斷擴張。與近年來出現的大型呼叫中心、數據庫服務、遠程財務處理等一樣,新的金融服務貿易業務也將逐漸衍生出來。世界服務貿易將逐漸由以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為基礎的傳統服務貿易轉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為基礎的現代服務貿易。如何跟上現代技術變化的腳步對金融服務貿易來說是個挑戰。
(三)我國金融機構創新能力較弱
我國銀行創新能力與外資銀行相比差距很大。1996年起僅花旗銀行就已經在我國申請了19項金融產品的“商業方法類”的發明專利,而中資銀行幾乎沒有金融產品的發明專利。我國銀行開發的產品和服務,多數品質還屬于低層次、簡單模仿外資銀行的階段,同質化也很嚴重,各家銀行的服務基本上差不多,沒有個性化的、有特色的產品和服務。外資銀行國際服務網絡和投資咨詢服務的優勢、長期積累的經驗和雄厚的信用基礎都會對我國金融服務出口的市場開拓造成壓力。
(四)高素質人才的短缺
根據波特的“鉆石理論”,影響服務業競爭力的四大因素之一就是生產要素的稟賦情況,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等要素,其中高等要素起到關鍵作用。服務具有不可存儲性,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都是在交易時刻短暫存在的,現代服務貿易以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為主,人力資本的獲得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通過長期的教育、培訓和研究開發才能形成。隨著外資金融機構的進駐,在高薪、有效的激勵機制、先進的管理理念等因素的吸引下,許多高素質的金融人才對外資機構趨之若騖。如何培養人才同時避免高素質人才的流失是金融機構面臨的問題。
(五)在外設立的金融機構本土化程度不夠
近年來中國銀行在海外機構越來越多,但是本土化程度還不夠,這主要表現在機構的骨干主要都是國內派出去的,當地銀行的工作語言是漢語,招聘的員工主要是華人華裔,而且客戶主要也是華裔,外國當地的客戶非常非常少。這對業務的發展有制約,需要從策略上進行改變。
四、促進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的對策
(一)加強國內外宣傳推介
在服務貿易中,產品的產生都是即時的,消費者的因素往往對貿易起著決定作用。由于服務貿易服務本身是抽象的,不具有實體性的,所以服務的消費者很難事先對服務做出評估,服務的提供者的聲譽和形象就成了消費者選擇的依據,因此,企業形象和知名度在服務貿易中是非常重要的。
自20世紀50年代美洲銀行將時常營銷觀念引入金融領域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美國商務部專門設有項目咨詢中心,每年在國內幾十個城市和幾十個國家開展宣傳推介活動。一方面向國內相關公司介紹項目情況,另一方面向國外項目單位推介美國企業。[3]對于金融服務出口,就是要加大對國內金融服務機構的品牌宣傳、相關金融產品宣傳。
(二)加強政府支持
服務貿易發展過程中,政府行為的有效介入是十分必要的。要發展我國的服務貿易,政府必須擔負起相應的重要責任。政府對金融服務出口的支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利用政治力量,通過雙邊和多邊市場開放談判,迫使外國政府消除服務貿易壁壘,開放市場;二是有針對性地制定金融服務業出口市場戰略;三是出臺相關的財稅鼓勵政策,促使更多的金融機構參與服務外包,促進金融服務外包的進一步發展。[4]同時,對現行財稅制度進行稅率等方面的改革,以便更好地發揮稅收政策在提升金融服務業競爭力中的作用;四是建立出口對策支持中心,收集并向企業提供有關外國重大項目信息與對策建議,全力幫助金融機構爭取金融服務,協調其他所有政府相關機構,應用各種資源對目標項目提供全力支持。
(三)通過行業協會促進金融服務的出口
目前我國行業協會和金融服務的民間組織數量不多,影響力也還不大,不過金融機構一直在進行探索。2006年10月9日,7家全國性金融行業協會宣布建立全國金融行業協會聯席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通過行業協會聯合金融服務業,用一個聲音說話,共同爭取利益將十分有利于金融服務出口的發展。
(四)完善相關法律
一是加強相關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是金融服務外包發展的前提之一。金融服務外包通常采取電子交付的方式,這就使得傳統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受到了網絡的挑戰。這就需要我國完善服務外包領域知識產權立法,對網絡環境下的新型知識產權給予保護。
二是完善個人數據資料保護法。金融服務離岸外包必須伴隨著金融機構所獨有的非公開的客戶或業務信息的轉移,因此必將把數據資料保護方面缺乏力度的國家拒之門外。我國應從自己的實情出發,根據國際相關法規,完善相應的資料跨國流通的監管法律,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5]
(五)注重人才庫建設
建設人才庫可以從三方面入手:一是有目的、有針對性地培養國際化的高素質的銀行員工,并且從制度上入手,留住人才,建立完善的人才梯隊。二是利用海外機構地處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員工培訓基地,培養高素質的人才。三是從全球招聘海外機構的高管人員。吸納有高素質的、國際化的專業人才。
(六)重構海外發展戰略方針
為了實現在海外設立的金融機構實現本土化,應當從戰略上加以調整。主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制定戰略計劃:一是收購參股海外銀行。這樣即可以解決機構網點業務員工的本土化,也可以擴大當地業務,同時還可以定期派出員工去進行實習和培訓。二是針對性地對跨國公司以及當地的有關企業進行投資參股。這樣可以建立海外機構的穩定客戶群,有利于把業務做強做大。
參考文獻:
[1] WTO Document S/C/W/72.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Financial Services: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2] 黎世奇.《金融服務外包文件》之評析[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0).
[3]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服務外包[DB/OL]. http://cbrc.省略/chinese/home/jsp/docView.jsp?docID=1495.
[4] 韓龍.世貿組織與金融服務貿易[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5] 龔柏華.從WTO的視角,論中國承接金融服務離岸外包相關法律問題[DB/OL]. http://省略:7001/wto/content.jsp?id=14541.
Strategies of Export in Financial Services in New Circumstances
WANG Jing
(Zhejiang Financial Professional College, Zhejiang 310018,China)
關鍵詞:國際分工;比較優勢;服務貿易;貿易平衡
中圖分類號:F7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05-0063-05 收稿日期:2008-01-07
一般而言,在國際貿易理論和實踐中談到貿易平衡或貿易失衡都是針對商品貿易項目而言。這在商品貿易占絕對主導地位、服務貿易還不夠發達的情況下自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隨著國際分工格局的演進,尤其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服務貿易的總量飛速增長。其中服務出口在1980年的總量是3643億美元,到2005年增長為24150億美元,服務貿易的發展速度可略窺一斑。在新的國際貿易格局下,以舊有的標準來看待和處理貿易失衡問題就顯得不合時宜了。根據國際貿易統計數據,在服務貿易項目上存在盈余的國家一般在商品貿易項目上都存在赤字,反之亦然。表1以2005年為例,列舉了服務貿易盈余和赤字分別位居前五位的國家(地區)的具體貿易余額。從中不難看出,除瑞士以外,主要的進出口國家(地區)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都存在明顯的互補性關系。很多學者(Melvin,1989;Hisanaga,2007)在理論上也對此作出了充分說明。在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互補的國際貿易格局下,傳統的貿易比較優勢和貿易平衡等問題都需要重新進行認識。
一、國際分工的演進與貿易比較優勢的變化
國際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紀晚期,當時主要表現為工業國和以農業國及原料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垂直型國際分工,即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之間的分工。垂直型分工至今仍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問的一種重要分工形式。二戰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國際分工逐漸形成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產業間分工和以部門內專業化為標志的產業內國際分工。國際分工總體上表現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斷深入拓展的格局。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在繼續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同時,將一些勞動密集型和傳統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本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向服務業轉移。以美國為例,早在1980年,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高達63.77%?,F在已超過70%。而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普遍較低,中國僅為40%左右。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現代服務業已經發展成為以知識、技術和信息密集型為主的產業部門。隨著服務產業的迅速發展,國際服務貿易也隨之不斷擴展。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05年全球服務貿易總額高達4.8萬億美元,占商品貿易額的1/4左右。在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共存且互補的貿易格局中,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比較優勢法則。因此,有必要對新的國際分工背景下貿易比較優勢的變化作一分析。需要說明的是,在包含服務產品的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法則同樣是適用的。這已經由很多學者(Hindley andSmith,1984;Deardorff,1988)予以證明。
假設經濟中有兩種生產要素,分別是資本要素K和勞動要素L;兩種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勞動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資本密集型的:A國的資本要素稟賦相對比較充裕,B困的勞動要素相對比較充裕:資本除用作本國生產還可作為服務要素跨國界流動,從而產生服務貿易流,勞動則不可流動。需要特別指出,這里的資本要素(K)是一個廣義的概念,除了傳統的物質資本外,還包括用于生產服務(這里主要是指生產者服務)的要素。
在單純的商品貿易情況下。A國在資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而B國則在勞動密集型商品x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兩國比較優勢的對比可由如下的相對價格給出:
(PX/PYA>((PX/PY)B (1)
[1]式的含義非常顯見,即由于兩國要素稟賦的不同,A國國內x商品和Y商品的相對價格要高于B國國內X商品和Y商品的相對價格。這一相對價格體現了兩國在生產與貿易中的比較優勢。
在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并存的條件下,A、B兩國由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對比不僅可以由(PX/PYA>(PX/PY)B給出,而且還可以由如下比較容易遭到忽視的相對價格給出:
(r/PX)A<(r/PX)B (2)
(r為資本要素K的價格,下同)
(R/pY)A<((r/PY)B (3)
細加考慮,其實(2)、(3)式的含義都不難理解,而且與(1)式一樣直觀。(2)式表明,由于A國的資本要素相對比較充裕,故其國內資本與商品X的相對價格要低于B國國內資本與商品X的相對價格。也就是說,若A、B兩國的貿易僅在資本要素K和商品X之間進行,則A國在資本K的生產與出口上更具有比較優勢,而B國則在商品X的生產與出口上更具有比較優勢。類推,(3)式的含義在于,A國資本與商品Y的相對價格要低于B國資本與商品Y的相對價格。即,若貿易在資本K和商品Y之間進行,則A國的比較優勢在于資本K而非商品Y,而B國的比較優勢則在商品Y?;貞浨拔乃?,資本可以跨國流動以提供服務產品,因此,(2)、(3)式可以理解為A國在服務產品上相對B國具有比較優勢。這反映了國際分工新格局下貿易比較優勢的變化。
通過上文分析不難看出,若A、B兩國的雙邊貿易是同時包括服務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貿易,則A國相對B國而言所擁有的比較優勢是廣泛的。A國既可以在資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產上對B國保持比較優勢,也可以在資本K(生產者服務)的生產上保持比較優勢,又有可能同時在商品y和資本K上保持比較優勢。但是,B國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產上對A國保持明顯的比較優勢以外,其他潛在比較優勢的獲取必須要被動地依賴于A國的分工選擇。故而,在兩國雙邊貿易中,A國對于貿易模式的選擇也就由于其自身在雙方比較優勢對比中所占據的獨
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動權。
國際分工演進帶來的比較優勢變化決定了貿易模式的嶄新特征,即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是可以共存互補的。而且,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入,這一特征將日益凸現。在這樣的國際貿易格局下,貿易平衡問題也就需要重新進行審視。下文將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一個理論模型探討可能的貿易模式、實現貿易平衡的新機理以及貿易失衡的實質。
二、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互補下的貿易平衡問題
本文在Melvin(1989)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基于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構建一個包括A、B兩個國家,兩種要素(資本K和勞動L),兩種商品(X和Y)的模型來具體分析兩國分T和貿易的模式,進而說明兩國貿易的平衡問題。同上,在該模型中,假設兩種商品的生產均需要資本和勞動要素,所不同者,X商品是勞動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資本密集型的:A、B兩國的生產函數都為一次齊次:兩國消費偏好相似:B國的勞動要素比較充裕,A國的資本要素比較充裕:兩國的要素供給既定且充分就業,資本要素可以跨國界自由流動(即為可貿易的),勞動要素則只能在一國范圍內使用。同時我們需要假定,在該模型中貿易可以實現要素價格的均等化;再者,如上所述,這里的資本要素(K)也包括服務生產要素。當然,在我們的理論分析中,貿易摩擦和運輸費用等交易成本都是忽略不計的。
A、B兩國的貿易中,B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表現為不可跨國界自由流動的勞動力要素相對充裕,而可自由流動的資本要素則比較稀缺:A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剛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了A、B兩國在分工與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對比,即A國的比較優勢要更為寬泛。這一比較優勢對比決定了B國在雙邊貿易中可選擇的貿易模式非常有限,而A國則比較靈活。通過模型可以非常直觀地對此進行說明。
如圖1所示,TAT’A,TBT’TB分別是A國和B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在X、Y,兩種商品的國際相對價格為P的情況下,若A國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與B國從事傳統的商品貿易,則必然選擇生產并出口Y,商品,同時進口X商品;B國則生產并出口X商品,同時進口Y商品。在貿易平衡時,A國在QA點生產,按照國際相對價格P出口QB單位Y商品,進口BCA單位X商品,并在CA點消費,貿易三角為QABCA。同時,B國在QB點生產,按照國際價格出口X商品,進口Y商品,并在CB點消費,貿易三角(圖中用虛線表示)與A國相同。A、B兩國通過傳統的商品貿易同時實現了生產和消費的均衡。
由于A國所擁有的相對充裕的資本要素是可貿易的,因此進一步思考,我們會發現,A國在同B國的貿易中還有其他的選擇。A國可以選擇只將其全部資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國內生產,同時將其余部分出口到B國以為B國的生產所用,比如進行技術轉讓、設備出租或管理咨詢等,作為貿易報酬,A國將獲取X商品。與此同時,B國從A國進口資本要素(生產者服務),將其同國內充裕的勞動要素結合起來,用于生產X和Y商品;并將部分X商品出口到A國用于支付資本要素的價格。仍如圖1,A國將其部分資本要素出口到B國,從而導致其生產均衡點沿羅勃津斯基線Rk從QA點移動到D點。作為貿易回報,A國從B國獲得DCA單位的X商品,然后在CA點消費。由于所假定的市場效率條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此,均衡相對價格仍然是P。對于B國,均衡生產點則沿著其羅勃津斯基線R’k向上移動,并且仍在CB點消費。顯而易見,A國和B國通過此種貿易模式仍然能夠實現上述純粹商品貿易所達到的均衡。根據兩國要素稟賦特點,這種貿易模式和赫克歇爾一俄林定理是內在一致的。
如果我們將視野再拓寬一些,就會發現。對于A國這種可貿易的資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國家,還有更為不可思議的貿易模式可以選擇。那就是,根據比較優勢法則,在滿足貿易條件(e/PY)A<r/PY)B的前提下,出口其富裕的資本要素(即出口生產者服務),同時進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資本要素的商品Y。出于分析上的便利,我們這里進一步假定商品Y和資本要素K是可貿易的,同時商品X不可貿易。如圖l所示。A國將一定量的資本要素出口到B國以用于B國的國內生產,由于A國國內資本要素隨之減少。故其生產點沿著羅勃津斯基線Rk向下移動至G點,作為回報,A國獲得CAG單位的商品Y,從而消費在CA點得到滿足。B國從A國進口資本要素,生產X商品和Y商品,并將一定的Y商品出口至A國以支付資本要素的價格,消費均衡亦在CB點得以實現。這種貿易模式乍看起來匪夷所思,實則與比較優勢法則相一致;如果我們轉換一下思維,把資本K看作高度資本密集型的服務產品,則赫克歇爾一俄林定理在這里也是同樣成立的。
若我們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將除勞動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視作可貿易品,使之更加貼近貿易現實,則不難想像,在貿易條件許可的情況下,A國還可以選擇同時出口資本要素K和資本密集型商品Y,進口勞動密集型商品X。上述貿易均衡仍然可以實現。
綜上所述,A國由于其資本要素稟賦上的優勢,在同B國的雙邊貿易中擁有更多的主動權,可以選擇多種出口模式:既可以選擇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選擇出口服務產品,或者同時出口商品和服務產品。B國受制于要素稟賦結構的限制,出口商品的選擇屈指可數,且只有在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動權:從A國的進口則幾乎無一不受其先行選擇的掣肘。
不難發現,在上文的理論模型中,A、B兩國貿易的平衡是應然之義。只是貿易平衡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商品貿易平衡,而是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同時發生情況下的總體平衡。具體地說,一國若在商品貿易中持有逆差,則其服務貿易項目必然持有順差;若其商品貿易持有順差,則服務貿易項目必然是逆差。若只單純考慮A、B兩國雙邊貿易中的商品貿易項目,A國自然可能存在大量貿易逆差。但是,其商品貿易的逆差只是服務貿易順差的反映。從純理論分
析的角度來看,在國際分T和貿易新格局下,雙邊貿易中所謂的貿易失衡只是單純考慮商品貿易項目時所產生的幻覺,其實并不存在。在理論上透析貿易平衡的新機理和貿易失衡的實質,對于國際貿易理論和實踐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三、關于貿易失衡的進一步思考
上文從理論角度分析了國際分工和貿易新格局下雙邊貿易的均衡是在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互補下產生的總體均衡,貿易失衡在理論上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不難想像,現實中的雙邊貿易不可能達到理論上完全自由貿易的狀態,總會存在各種各樣的貿易壁壘和利益分配的干擾。因而,貿易失衡也就在所難免了。只是,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入和貿易格局的演進,貿易失衡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單純的商品貿易失衡,而是更多的表現為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結構性失衡。也即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之間的失衡。在實踐中,可能導致貿易結構性失衡的原因很多,難以盡述。筆者認為,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滯后于商品貿易自由化進程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隨著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尤其是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商品貿易中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日益受到限制。商品貿易自由化的程度總的來說是不斷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卻相對比較滯后,直到1994年《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簽署,服務貿易才被正式納入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框架。其后,WTO有關服務貿易的談判雖然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但總的來說進展緩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導致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滯后。
首先,是服務貿易的貿易收益問題。一個國家參與服務貿易自由化能否獲得凈收益,并未像商品貿易領域那樣已由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給出了確定的答案。理論界針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收益問題所做的探討并不算少。但結論仍然模棱兩可。發達國家在服務業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因此理論界對于發達國家可以從服務貿易自由化中獲益基本沒有疑義。分歧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從服務貿易自由化中獲得明顯的收益。對此持肯定態度的觀點(Whalley,2003)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可以獲得服務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低價格的服務產品,還可以通過服務貿易自由化充分發揮其在勞動密集型服務產品上的比較優勢以獲取更多的貿易收益。與此相反,也有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融入服務貿易自由化會帶來福利損失,比如銀行服務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福利惡化(Chia&Whalley,1997);電信服務和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給某些國家帶來了利益損失(Verikios&Zhang,2000)等。即便服務貿易自由化給參與國帶來的貿易收益是確定無疑的,很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仍然對其持戒備和反對態度。因為很多服務產品的自由貿易將會影響一國的經濟安全和文化獨立性,前者比如金融、郵電、通訊、信息處理等,后者以教育和文化產品的貿易為典型。因此,服務貿易自由化不僅涉及經濟利益問題,而且與政治、文化等敏感領域有著難以斬斷的復雜聯系。這是服務貿易自由化長期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貿易壁壘的隱性化也是服務貿易自由化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服務貿易中的貿易壁壘更多地是采取非關稅壁壘(NTBs)的形式,因此非關稅壁壘是服務貿易發展的主要障礙。服務貿易中的非關稅壁壘和傳統商品貿易中的非關稅壁壘相比帶有更大的隱蔽性,通常采取政府管制、經營許可權要求,歧視性技術標準、人員流動限制和其他一些制度性限制的形式。這些服務貿易壁壘不可能像商品貿易中的進口配額和許可證等非關稅壁壘那樣可以進行量化,它們往往是通過降低市場競爭度和增加國內企業壟斷性的方式起作用的(Benjanmin&Diao,2000),這些都直接增加了服務出口企業的經營成本,從而起到了非關稅壁壘的作用。服務貿易壁壘的隱性化和難以量化的特點給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因此,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下,實現服務貿易的高度自由化仍然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從這個角度講,國際貿易結構性失衡在一段時期內將難以避免。當前,有關國際貿易的沖突和分歧不少都是因此而起。其中,當前爭議頗多的中美貿易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顯然,沿襲傳統思路局限于商品貿易范疇解決貿易失衡可能往往難以奏效。從上文分析不難看出,解決貿易結構性失衡應該從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同時入手,側重于總體均衡。這些理論思路為意在解決貿易分歧、處理貿易失衡問題的國際談判提供了很好的啟發。
四、結論
(一)國際分工格局的演進導致貿易比較優勢出現新的變化。貿易模式也更為復雜,將同時涵蓋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在服務產品上擁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在貿易中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掌握貿易模式的選擇權。
(二)在新國際分工和貿易格局下,貿易平衡將是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互補下的總體平衡。貿易失衡也將不再是單純的商品貿易失衡,而主要表現為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結構性失衡。
作為在中國市場處于領先地位的商業銀行之一,中國建設銀行主要三個業務領域分別為公司銀行業務、個人銀行業務和資金業務,其多種產品和服務(如基本建設貸款、住房按揭貸款和銀行卡業務等)在中國銀行業居于市場領先地位。
2014年是建設銀行成立60周年。經過60年的經營發展,建設銀行資產規模與利潤,已躍居世界銀行業前列。截至2014年底,建設銀行資產總額167,441.30億元,實現凈利潤2,282.47億元。
建設銀行在中國內地設有分支機構近14,856家,在港澳臺地區、東京、悉尼、多倫多等地設有海外分行。
問題
自2013年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上海自貿區)成立以來,自貿區便被賦予了諸多金融改革的期望。自貿區的建設是國家重大改革和制度創新的“試驗田”,通過金融創新有力支持自貿區發展,是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的重大課題,也是實現自身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重要機遇。
解決方案
在中國人民銀行上??偛康闹笇?,建設銀行較早開始了自貿區金融創新實踐。以加快推進金融服務自貿區實體經濟改革為目標,建設銀行的金融服務方案致力解決暢通自貿區企業的融資渠道、降低融資價格、提高跨境投融資匯兌便利和簡化優化業務流程等問題。
打造金融服務新流程
針對企業入駐自貿區的最基本需求,建設銀行在自貿區金融服務中推出了“一站式管家”特色服務。從為企業代尋區內注冊地開始,到上門收取相關證照辦理材料,再到為新設外商投資企業辦理外匯登記、境外直接投資(FDI)入賬登記手續、為企業開立基本賬戶等、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貼心服務。
金融業務創新
作為首批入駐上海自貿區的商業銀行之一,建設銀行爭辦了多項自貿區業務的首批和首單,率先建立了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FTU);率先成為黃金國際版和上海國際能源交易所的合作銀行,簽約了多家區內大宗商品平臺。
目前建設銀行在上海自貿區開展的創新業務包括:跨境人民幣雙向資金池、跨境人民幣借款、外匯資本金意愿結匯業務、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體系等。
以FT賬戶為例,這是本外幣一體的賬戶,與自貿區外每個幣種都需要開立對應賬戶的情況不同,在自貿區內只需要開立一個FT賬戶,便可以實現所有幣種的操作,有利于企業更好地統籌利用境內外兩個市場、本外幣兩種資源,既提升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同時也拓寬了企業融資渠道,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升了貿易融資便利。
重合規 嚴風控
建設銀行在大力發展自貿區業務的同時始終將風險控制放在首位。通過優化資源配置,積極發展風險小、收益高的客戶和產品,從源頭上把控風險。加強風險排查與處置,利用風險監測系統,開展風險排查,強化預警能力。加強全面風險管理,深化平行作業,從貸前、貸中、貸后三個環節把控風險,通過制度建設、團隊建設、服務管理及流程制定,確保自貿區業務有效持續發展。
成效
金融服務創新,拓寬了企業舉借境外資金的渠道,緩解了境內銀行的資金壓力,有效降低了上海自貿區內企業的融資成本。
以跨境人民幣借款為例,自2013年12月,建行上海市分行為某知名國有企業辦理首筆跨境人民幣境外借款,大幅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截至2015年3月底,建行上海市分行自貿區跨境人民幣借款業務逾120億元人民幣。憑借建設銀行具有遍布海外的分支機構優勢,企業可以享受境外的貸款利率,有效降低融資成本,且業務辦理效率高,從貸款申請到最終放款不到10天時間即可完成。
2015年4月,建設銀行利用分賬核算單元的境外籌資功能,成功向錦江集團下屬公司發放期限3年的7500萬英鎊的FT貸款,用于支持該集團海外業務發展,企業融資綜合成本低于2%/年,解決長期困擾企業的“融資貴”等問題。
建設銀行在上海自貿區創新業務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應,帶動了全行自貿區業務的深入開展,為更多創新產品的先行先試樹立了標桿,初步形成了“可復制,可推廣”的創新流程。建設銀行上海自貿區分行的存款、貸款和中間業務收入的余額、新增額均列自貿區內45家銀行之首。
截至2015年4月,建行上海自貿區分行開戶數中基本戶占比達到88%以上,在中外資銀行中位于前列。
同時,在風險管控方面的多措并舉,也確保了建設銀行自貿區業務開展以來無不良貸款、逾期貸款及重大信用風險事項發生。
內容摘要:隨著全球化的加深,世界格局發生了改變,新興市場國家在不斷崛起,伴隨著新興市場國家貨物貿易的不斷發展及順差增加,同時存在的是服務貿易的逆差增加。本文基于EBOPS統計的進出口數據,以“金磚四國”(BRIC)為研究對象,對新興市場海運服務貿易及各分類項目的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標和貿易專業化指數進行了測度和國際比較。分析表明,“金磚四國”海運貨運具有顯著劣勢,與發達國家具有較大差距。但在海運客運和海運其他項目上,中國和俄羅斯具有一定優勢。
關鍵詞:海運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EBOPS
隨著全球化的加深,世界格局發生了改變,新興市場國家在不斷崛起,伴隨著新興市場國家貨物貿易的不斷發展及順差增加,同時存在的是服務貿易的逆差增加。服務貿易正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的重點,全球經濟70%是服務型經濟,而運輸服務貿易在服務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海運服務貿易又在運輸服務貿易中占比最大。根據UN Sevice Trade Database 數據,2008年,海運服務貿易占到了運輸服務貿易的38.23% 。同時,海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提高有利于減少運輸成本,直接影響著貨物貿易的成本,從而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因此,關注海運服務貿易,對于強化競爭優勢并帶動其他服務業和貨物貿易的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務貿易各行業總體競爭力的測度,對運輸服務貿易的研究,比較多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目前的文獻對于我國運輸服務貿易是否存在競爭優勢具有不同看法。另一種觀點是基于比較優勢要素的分析,認為運輸服務需要的要素是設備(船隊、飛機)和人員(船員、飛行員),隨著中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中國在造船、設備的擁有、購買外國先進船只以及勞動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而我國在運輸服務貿易上具有比較優勢(洪曉東,2003)。第三種觀點認為不能簡單地以數字運算來判斷競爭力的強弱,運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形成有著更為復雜和深刻的原因。逆差的產生及持續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的貨物貿易增長過快,運輸服務在短期內供給不足,供求的缺口需要由運輸服務的進口來彌補;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國運輸服務市場的開放程度較高,市場被外國企業搶占(何偉、何忠偉,2008)。
但目前的文獻主要是集中研究運輸服務貿易整體行業,未對運輸服務貿易的分類項目進行研究。多數研究數據是基于《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BPM5,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統計分析,BMP5統計的缺陷在于沒有服務項目進行細分,只有大類數據,而擴大的國際收支服務分類(EBOPS)對BPM5分類進行細化。不能簡單的認為海運服務貿易整體行業的優劣勢即為海運客運、海運貨運和海運其他所有項目的優劣勢,應該分析出海運服務貿易主要的劣勢來源于哪個項目。本文將選取2001-2008年UN Sevice Trade Database按《擴大的國際收支》EBOPS統計的數據,運用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和貿易競爭力指數對“金磚四國”海運服務貿易及各分類項目國際競爭力進行測度,并選發達國家代表德國進行國際比較。
“金磚四國”海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
(一)海運服務貿易增速快且在運輸服務貿易中比重大
中國的海運出口占運輸服務貿易總出口的份額由2001年的43.4%上升到2008年的66.2%,增長了23個百分點。2008年,巴西的海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相比2001年增長了200.3%,印度和巴西的海運出口占運輸服務貿易總出口的份額都高達80%以上,俄羅斯的海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的年平均增速為15.5%,但俄羅斯的海運出口的比例略有下降,2008年占到了24.6%。說明海運作為傳統的運輸方式,其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金磚四國”海運服務貿易進口增幅則較為平緩,中國從2001年占運輸服務進口總額的28.84%,2008年達到31.67%。巴西從2001年的66.2%上升到71.0%,印度和俄羅斯的海運進口占比還略有下降。在“金磚四國”中,海運服務貿易出口占比最大的是印度,進口占比最大的是中國。
(二)海運服務貿易逆差差異較大
雖然海運服務貿易出口額逐年擴大,但中國和巴西的海運服務貿易逆差較大,2001-2008年間我國海運服務貿易逆差仍呈逐步擴大的趨勢,海運服務貿易逆差2001年為48.83億美元,2007年達到152.79億美元的峰值,隨后開始回落,2008年為151.49億美元。我國運輸服務貿易中,主要逆差來源于海運,2001年海運逆差為48.83億美元,占運輸服務貿易逆差的73%,這個比例持續上升,2007年超過了運輸服務貿易逆差達到152.79。巴西的海運逆差2001年后開始回落,由2001年的18.23億美元一度降到了2005年的6.93,2005年后又開始上升,2008年達到了28.09。印度的海運服務順差在2001年以后逐年擴大,由2002年的5.56億美元上升到2006年25.37。俄羅斯的海運服務貿易從2001年開始持續順差,2001-2005年平均增速為44.51%,2006年開始順差減小,2008年降到了2.97億美元,相比 2001年減少了40.72%。
“金磚四國”海運服務貿易競爭力比較
基于《擴大的國際收支》EBOPS統計,海運服務貿易包括海運客運,海運貨運及海運其他,海運其他包括沿海船和遠洋船拖和推運輸服務、領航和停泊服務、船只救助和打撈服務及其他運輸設備的保養和維修服務等。本文將依據EBOPS統計采用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和競爭力指數對“金磚四國”海運服務貿易進行測度與比較。
(一)國際市場占有率分析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一國某種產品或服務的出口額與該產品或服務世界出口總額之比。這一指標測度的是一國出口的絕對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國在貿易出口方面的地位和競爭能力。其計算公式為:
MSij= Xij/Xwj
其中,MSij表示i國或地區j產品或服務的國際市場占有率,Xij表示i國或地區j產品或服務的出口總額,Xwj表示世界j產品或服務的出口總額。表1計算了按EBOPS統計的“金磚四國”海運服務貿易及分類項目的國際市場占有率。
從海運服務貿易總體來看(見表1),中國的海運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在“金磚四國”中是最高的,并逐步上升,由2001年的1.82%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在海運市場的占有率較低,并且俄羅斯的市場占有率還在逐步下降,印度和巴西的占有率在緩慢上升,上升速度不及中國。就分類項目來看,中國海運市場的占有率主要來自于海運貨運,這跟中國貨物貿易的快速發展有很大關系,而巴西和俄羅斯在海運貨運上的占有率很低,在海運其他上的占有率較高。
作為發達國家代表的德國的海運市場占有率遠遠高于“金磚四國”,并有不斷上升的趨勢,說明傳統的發達國家在國際海運市場上依然占據重要地位(見表2)。從分類項目來看,德國在海運貨運和客運的市場占有率都高于“金磚四國”,特別是在海運貨運上具有很高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只有在海運其他項目上低于巴西和俄羅斯。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標只考慮了出口因素,沒有考慮到進口的作用,還應結合其他指標進行補充。
(二)競爭優勢指數
貿易專業化指數(TSC)反映某一產業凈出口與該產業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用來說明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貿易競爭力指數作為一個與貿易總額的相對值,它剔除了通貨膨脹等宏觀總量方面波動的影響,因此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之間是可比的。其計算公式為:
TSC =(Eij-Iij)/(Eij+Iij)
式中Eij為i國j產品或服務的出口,Iij代表i國j產品或服務的進口。TSC在1和-1之間變動, TSC>0表示產業處于優勢,越接近1,競爭優勢越大,TSC
從海運服務貿易總體來看(見表3),中國和巴西都沒有競爭優勢,但是中國和巴西的 TSC指數都在穩步上升,印度和俄羅斯在海運服務貿易上具有微弱優勢,這種優勢在逐步減小。從海運分類項目來看,中國在海運客運項目上具有競爭優勢,2005年達到峰值0.679,此后開始下降;在海運貨運項目上,中國、印度和巴西的TSC指數都為負,都沒有競爭優勢,俄羅斯也在2006年由競爭優勢變為了劣勢,但是中國的競爭劣勢在逐步減小,2008年,中國的TSC指數值是四國中最大的,劣勢最小。在海運其他項目上,俄羅斯具備競爭優勢。
相比“金磚四國”,德國在海運服務貿易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優勢,并且這種優勢在不斷擴大,特別是在海運貨運項目上,優勢非常明顯(見表4),這與“金磚四國”在海運貨運上的弱勢形成鮮明對比,說明“金磚四國”在海運貨運上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
結論
本文基于EBOPS統計,結合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和貿易競爭力指數對中國運輸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測度,并分析了造成我國運輸服務貿易劣勢的原因,主要結論有:
同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市場的代表―“金磚四國”在海運服務貿易上尚未形成類似商品貿易領域的優勢。甚至比照發達國家的代表國家德國來看,“金磚四國”中只有俄羅斯在海運其他上具有微弱優勢,中國在海運客運上具有優勢,而在海運中占比最大的海運貨運具有顯著劣勢,與發達國家具有較大差距。橫向比較金磚四國,俄羅斯依靠在海運其他項目上的優勢,在海運服務貿易總體上具有微弱優勢,而其余三國都處于劣勢。但在分類項目上又存在不同,中國的優勢在于海運客運,俄羅斯在于海運其他,而在共同的弱勢項目海運貨運中,中國的劣勢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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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鍵詞:金融服務貿易 金融穩定 金融監管 產業結構優化
中圖分類號:F831.5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9-013-03
2007年7月,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10周年,在亞洲,人們正以各種方式總結危機教訓,反思亞洲經濟增長模式。始于1997年7月泰國的這場金融危機,幾乎席卷了整個東南亞,就連當時號稱亞洲榜樣的日本也難逃此劫。隨后連續幾年,金融危機就像颶風一樣,席卷了俄羅斯、巴西、土耳其、阿根廷這些新興市場國家。危機是諸多內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不顧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而盲目開放金融服務業。
如果說1997年中國幸免于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的金融服務業和資本帳戶暫未開放。那么入世過渡期結束后的今天,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2006年底,我國在金融服務領域兌現入世承諾,2007年5月下旬,中美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SED)又對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開放注入了新的內容。因此,在新形勢下,金融服務貿易開放與金融穩定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國是否準備好了應對國內外的各種沖擊呢?
一、從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看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開放的新趨勢
按照WTO《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相關規定,作為服務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服務貿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在這四種方式中,商業存在是最重要的,因此,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主要涉及:一是允許國外金融服務提供者在國內自由建立分支機構或代表處,即市場準入的問題;二是國內與國外、國外之間的金融機構在東道國公平競爭的問題,即“國民特遇”,“最惠國待遇”;三是關鍵性生產要素和資源在國與國之間自由流動的問題。與我國入世所做的原則性承諾相比,美國在中美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上得到了更多實實在在的成果。當然,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我們對美國的開放承諾,同樣對其他WTO成員國有效。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開放的新趨勢。
趨勢之一:開放進入實質性的操作階段。如前所述,入世過渡期結束后,我國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等金融服務行業均已兌現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市場準入等原則性承諾?,F在,外方更加關注我國開放過程中的具體操作性問題。例如銀行卡問題,銀監會曾對《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解讀說,“外國銀行轉制為當地注冊的銀行法人以后,可以發行人民幣信用卡,但有關風險管理的規制以及支付系統的應用等相關的一些問題和技術問題,都將在即將制定和的《銀行卡管理條例》中加以明確規定?!敝敝?007年5月底的中美對話,新《銀行卡管理條例》始終未得出臺。由于外資銀行銀行卡業務尚無法律依據,外資銀行還是未能發出一張人民幣銀行卡。這次中美對話,中國答應“具有經營人民幣零售業務資格的外資法人銀行發行符合中國銀行卡業務、技術標準的人民幣銀行卡,享受與中資銀行同等待遇?!币簿褪?,在新的條例出臺之前,中外資銀行共同遵循1999年人行頒布的《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
趨勢之二:開放的進度將會逐步加快。從中國入世談判至今,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始終是我國政府非常謹慎對待的一個領域。由于我國金融業在經濟轉型中積累了大量的隱患,我國一直堅持有序、漸進的開放原則。但美國人的邏輯是“中國的金融風險不是改革太快了,而是太慢了?!?這次談判,無論是恢復外資證券公司、外資財險公司的審批,還是擴大已有外資證券公司的業務范圍,美方都提出了具體的、較短的時間表。在金融服務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西方國家,早已“迫不及待”地要打開中國潛力巨大的金融服務市場。
趨勢之三:開放的程度將超出WTO金融服務貿易的范圍。在WTO框架下,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僅限于GATS的四種形式。而目前我國金融領域的開放已超出WTO管轄范圍的領域。例如,QFII制度。我國入世時對外資參與我國A股并未承諾,從2002年11月起,我國主動實施QFII制度,允許特定國際投資者進入中國證券市場。這次中美SED,我國將投資額度從100億提高至300億美元。當然,在有些問題上,中國還是堅持原則,如美方在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時,就要求外資對中國商業銀行的股份持有數從最高25%提到49%,并放寬部分證券公司的33%外資持股限制,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并未讓步。
趨勢之四: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同時進行。中國不僅對外資開放中國的市場,而且也在逐步放開內資對外投資、經營的限制。例如,在中美這次對話中,中國宣布取消合格境內投資者(QDII)對外投資的限制,同時要求美國在審批中資銀行開設分行時,必須根據國民待遇原則進行。
二、開放新形勢下的金融穩定問題
金融服務業開放,猶如打開“潘多拉盒子”,我們在為開放可能帶來的收益津津樂道的同時,對潛在的金融風險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目前,我國股市、樓市持續過度“繁榮”,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已成為影響我國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
(一)金融服務貿易開放導致資本流動復雜化
以商業存在為例,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對資本流動有重要的影響。從正面角度看,外國銀行的進入有助于留住外逃資金,當國內發生金融危機時,本國居民住往傾向于將存款轉移至國外銀行以逃避風險,外國銀行在國內金融市場的存在往往能夠起到替代境外外國銀行的作用(Domac等,1999)。從負面角度來看,如果金融服務貿易政策不當,自由化會鼓勵境外短期借貸,大規模的資本流入能夠動搖貨幣政策,刺激風險借貸和資產泡沫,影響金融穩定。在亞洲金融危機前期,大量國際熱錢涌入東南亞國家,一旦出現危機,大量的外資,包括境外銀行貸款便望風而逃,使遭受危機的國家雪上加霜。雖然我國資本項目目前沒有完全開放,但是,最近幾年,隨著我國金融服務業開放的推進和人民幣升值預期,各種熱錢通過種種渠道涌入我國,前兩年樓市狂漲,這兩年股市瘋狂,背后都離不開國際熱錢的身影。前不久的6月26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通報銀行外匯檢查情況,19家中資銀行和10家外資銀行,因違規操作而造成境外投機性資金通過假外貿形式流入房產和股市。
(二)金融服務貿易開放挑戰金融監管的有效性
金融業日益市場化和國際化使金融風險表現出不確定性,金融監管部門面臨更加復雜的金融環境。一方面,國際金融機構不斷進行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上個世紀末的金融危機大多與衍生工具投機有關。目前,我國股票、債券、貨幣等基礎性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金融體系市場化程度不高,監管體系不夠完善,金融衍生品將會對金融穩定構成巨大威脅。另一方面,國際金融機構大部分是混業經營,而我國目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最近幾年,國內金融行業要求混業經營的呼聲也是越來越高,實踐中,我國很多金融機構已經采用控股等多種方式拓展經營范圍,這無疑也增加了金融監管的難度。
(三)金融不穩定因素還與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動機有關
國際金融機構對外擴張的最直接動機就是在本國金融市場相對飽和、資本邊際回報率較低的情況下,到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廣闊的市場里去攫取較高的回報。外資逐利之本性決定了它們不會主動按照我國的偏好將信貸資源投向我國急需發展的農業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也不會無條件地把最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轉讓給中方的合作伙伴。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有的外資金融機構甚至還會做出一些有損東道國利益的事情。2007年5月17日,俄羅斯海關美國的紐約銀行,稱其參與洗黑錢給俄聯邦造成225億美元的損失。2006年7月,日本三菱東京日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因違規給深圳三九企業集團相關企業高達140億日元的融資,被中國金融監管當局罰款28億日元。因此,在金融服務貿易開放過程中,既要給外資合理的回報,又要因勢利導,形成激勵相容機制。
三、在進一步開放中維護金融穩定的對策
WTO的本質決定了中國加入WTO必將是一個權利和義務并存的過程,因此在經濟承受能力的范圍內讓渡部分利益,是合理的、必須的。目前,在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對外進一步開放的情況下,政府為了應對持續的流動性過剩問題,采取了放大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多次提高基準利率等政策。然而,升息、升值對維護金融穩定有效嗎?
升值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目前的流動性過剩一個重要來源就是持續貿易順差,人民幣升值能調節貿易順差嗎?其一,升值在一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國家里是無效的。人民幣升值在抬高出口價格的同時,也降低了進口原料的價格,所以出口商可以在維持外幣價格不變的前提下,保持自己利潤不變,繼續按照原有的比較優勢為世界提品;其二,在中國存在大量勞動力失業的情況下,升值的效果會被企業降低工人工資所抵消;其三,升值不可能一步到位,名義匯率如果短期內大幅升值,中國經濟是無法承受的。因此,調整的過程一定是漸進式的,這就必然形成升值預期,從而繼續吸引套利資金的進入。
升息難以達到緊縮的效果,反而可能加速熱錢的流入。其一,升息難以控制信貸規模。中國融資渠道既有官方認可的“白市”,又有政府難以控制的地下“黑市”,西方一元化的市場條件下的均衡分析在這里是不適用的。白市的資本價格持續上漲,許多企業就會進入黑市去融資,所以地下錢莊、私募基金以及民間拆借發展起來了。事實上,浙江大部分的企業根本不依靠銀行信貸,也不一定依賴于資本市場,整個經濟同樣增長,而且比其它多數的省分還快些;國有企業還存在許多未分配的紅利,不需要借助銀行和股票市場來擴大投資規模,因而對利率變化不敏感;其二,升息對股票市場影響不大。相對于近兩年的股票收益而言,小幅升息似乎微不足道。央行從2004年10月至今,基準利率持續上調了5次,但中國的上證綜合股票指數卻翻了兩番;其三,持續的升息和不斷的升值,加大了對國際游資的吸引力,這些資本的進入可能繼續把國內資產泡沫抬高,結果事與愿違,可能導致流動性進一步“過?!?,泡沫繼續擴大。
那么,在開放新形勢下,如何化解潛在的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呢?
從短期來看,必須強化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實證研究顯示,中國短期資本流入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都較低,而且所占比例又在提高(劉立達,2007)。而短期資本流動恰恰是觸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當前在流動性過剩情況下,尤其要注重加強監管。其實,GATS對于金融自由化僅要求有限的資本流動自由。具體來說,對于跨境交付的承諾,只要求提供構成該服務必需部分的資本流出和流入自由;對于商業存在所做出的承諾,僅要求提供與服務提供有關的資本流入自由,而資本自由流出則不在各國承諾的范圍之列。因此,我們必須完善金融機構境內外外匯資產劃撥監控系統,提高監管部門風險監測和分析水平,促進信息披露,規范金融市場秩序。此外,在我國分業經營的狀況下,加強我國各監管部門的協調也尤為重要。
從長期來看,關鍵還是夯實金融運行的經濟基礎,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金融體系作為儲蓄與投資轉換的中間機構,其穩定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運行的經濟基礎。中國能否改變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低質量和低效益的增長方式,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不僅關系到金融體系的長期穩定,也關系到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從產業結構上看,目前我國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52%,高于上世紀美國、日本和許多歐洲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所達到的歷史最高水平,而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僅為33%,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服務業具有耗能少、污染小,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特點,并且在改善人們生活,增加居民消費方面發揮重大作用。因此,重化工階段的景氣結束,服務業的景氣來臨,才是中國增長的景氣的新開始。只有宏觀經濟均衡發展了,投資效率才能提高,積累的金融風險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有效的化解,金融穩定才有堅實的基礎,才談得上有效地去抵御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
此外,要處理好履行入世的承諾與靈活運用WTO原則的關系。GATS現有多邊規則中設置了眾多“安全閥”機制,為各成員在權利和義務相平衡的基礎上合理保護自身的經濟權利和安全提供了可能性和制度上的保障。例如,GATS金融服務的附件第2條規定“盡管有本協定的任何其他規定,但是不得阻止成員國為審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為保護投資人、存款人、保單持有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信托責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為保證金融體系完善和穩定而采取的措施?!庇秩?,就金融服務貿易開放而言,我國的承諾僅限于GATS規定的四種形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至于QFII的額度、資本賬戶的開放、以及人民幣利率、匯率的市場化,均不在入世承諾范圍,因而,我國完全可以根據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經濟環境,適時、自主地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