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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傳統文化價值觀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金陵十三釵》；傳統文化；價值觀；“俠”“義”“忠”“信”
新世紀以來，張藝謀的電影作為“中國式大片”的典型——大牌的明星、絢麗的視覺畫面和民族故事的外衣，成為很多導演的一貫套路。然而過度關注影片外在形式的華美絢麗而忽視內在精神深度的表達越來越被人詬病?！爱斚?，在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歷史時刻，出現了一種回歸傳統的文化潮流?！盵1]因此，對于當下的中國電影而言，建構起一種既能踐行大眾文化發展訴求的敘事機制，又能在內在價值上體現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顯得極為重要。堅守我們自己內在的文化價值觀既是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現，又可以此來擴展文化認同的心理半徑。因此近年來努力去表達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和道德理想成為很多導演的一致審美訴求，如《趙氏孤兒》《十月圍城》《落葉歸根》《信義兄弟》等。電影《金陵十三釵》盡管是張藝謀導演瞄準全球市場的“沖奧”之作，然而如果我們細細品味，會發現影片的核心思想凸顯的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尤其是當我們將影片和原著小說對比起來分析，其中較之原著或增加、或渲染、或改動、或消解的地方，恰恰是電影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彰顯和傳導之處。
一、約翰神父之“俠”
“俠，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產生于中國古代春秋戰國之際?！盵2]可見俠文化在中國歷史之久遠。中國文學中有諸多扶危濟困、救人于危難的俠客形象，在國有“困厄之時”，人有“急難之事”時，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有慷慨赴危難、熱血酬知己的聶政（《戰國策》）；有“家無余財，衣不完采，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的朱家（《史記》）；有“仰手接飛猱，俯飛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的游俠（《白馬篇》）等。這些俠士以武藝強、重情義、知榮辱、忘生死的卓越人格，博得了世人的普遍贊譽，被后人代代傳頌，逐漸形成了中國文化中的“尚俠”之風。俠士文化作為一種民間文化，始終與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進而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觀被民眾接受和崇拜。如果說西方的“騎士文化”更多強調的是貴族氣質、溫情守禮、忠誠信仰的話，那么中國“俠士文化”突出的就是俠肝義膽、疾惡如仇、扶危濟困?！督鹆晔O》中克里斯蒂安·貝爾扮演的約翰神父就是這樣一位具有中國“俠士”氣質的人物形象。
影片將小說中原有的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納多神父刪減后，重新塑造了這樣一個新角色。約翰是一位生活在美國底層的普通入殮師，來到中國只是為死去的教父做殯葬以賺錢謀生，他原本世俗、功利、貪財、迷色，就像《水滸傳》中的李逵、魯智深那樣的義士，諸多缺點反而使人物顯得更加真實、豐滿。他目睹日軍闖入教堂對無辜女學生的殘暴，“天下多有不平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當他刮凈胡子、穿上神父衣服的那一刻，就由普通人蛻變成一位“俠士”。他疾惡如仇，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進行大義凜然的怒斥；他武藝高強，一雙巧手就將風情的歌妓一夜之間變成純情的女學生，幾下功夫就將報廢的卡車變成送女學生出城的必要交通工具；他俠肝義膽，放棄了同鄉告之的絕好的逃生機會，只身返回教堂去保護與他本無關聯的女學生。至此，影片通過約翰神父這一人物形象傳達了凸顯“俠士”文化的審美訴求。盡管觀眾對約翰神父這一角色的喜愛可能是克里斯蒂安·貝爾演員的個性魅力，但更多的是這一人物滿足了中國廣大觀眾對“俠士”的崇拜和敬仰心理。
二、秦淮之“義”
嚴歌苓的小說一開篇就采取了高度私人化的視角，驚醒女學生書娟的，不是炮聲，而是“初潮”。通觀小說全篇，女性的生命體驗貫穿始終。玉墨曾偽裝淑女勾引了書娟的父親，書娟對其恨之入骨，玉墨在書娟面前想表現高貴，但最終還是“自慚形穢”。小說結尾以“十三釵代替女學生去赴約”作結，玉墨主動提出，其實這一舉動是和她想改變自己在書娟心目中的低賤形象不無關系。
而電影的敘事意圖要比小說宏大得多，編織的是一幅遠超個體經驗的歷史畫卷。影片淡化了書娟和玉墨的敵對關系，只是將其放置在和貞女的不同陣營中，然后影片還通過幾筆來表現這兩者的相互和解和信任：一是躲避日軍搜查時，女學生為了不暴露藏身處而選擇跑上閣樓，把危險帶走；二是一個在追貓時暴露了，被急中生智的女學生巧言救下，突出了不同女子之間的一種姐妹情義。對“十三釵代替女學生去赴約”這一情節，更是濃墨鋪陳，大肆渲染，將傳統文化價值觀中的“義”張揚到了極致。玉墨在影片里說，“誰說商女不知亡國恨”，秦淮們說“我們替你們去，你們替姐姐好好活”。明知可能赴死，這些風塵女子還是替女學生赴了日本軍人設的局。為他人放棄生命，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影片中最出彩的鏡頭之一，就是們在赴日軍圣誕宴會前合唱的那曲《秦淮景》，歌聲中的她們美艷得不可方物，除了柔情，更多的是熱血和仗義。
“義”是傳統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之一，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義者也?！彪S著時展，“義”已由封建禮義延展至廣泛的道義、仁義。中國歷史上，“舍生取義”的仁人志士舉不勝舉，不止男性，就連柔弱的女子，舍生取義的也不乏其人。卻奩拒嫁的李香君；毀家紓難的柳如是；舍財顯情的杜十娘。她們出身卑微，雖淪落風塵，嘗盡世間疾苦，骨子里的“義”卻越加深厚，“仗義每多屠狗輩，歡場也有奇女子”。這些仗義女子體現的是“為情義兩肋插刀”的氣度，是一種置性命于情義之下的做事原則和處世標準，而這一類形象的塑造滿足了觀眾解他人于倒懸之苦，援人出于黑暗淵藪的救贖。
三、李教官之“忠”
佟大為扮演的李教官是影片中的重頭戲，相比原著中“去勢”的軍人，電影前三分之一都在突出以李教官為首的中國士兵如何浴血奮戰。影片中的李教官他們并非困城之獸，而是為了救助自己的同胞主動放棄了出城的機會。十幾個中國軍人對抗日軍的坦克大炮，由于缺少有效的抵抗武器，只有將手榴彈捆綁在身上，以戰友的身體作掩護，盡可能靠近坦克，用血肉之軀來充當炸掉敵人坦克的武器。當我們看到銀幕上，一個個充滿血性的中國軍人奮不顧身撲向日軍的炮火，又一個個倒在敵人的射擊下，不禁血脈賁張，熱淚盈眶。最后整個教導隊只剩下李教官一人仍在孤軍奮戰，他守候在教堂旁邊，擔當女學生的守護神，書娟就是由于他的神奇槍法才免遭日軍的蹂躪。恪守軍人職責，面對外來侵略奮不顧身是為國家而忠；為救女學生放棄出城的機會，為同胞王浦生彌留之際找一個暖和的地方，是為人民而忠。影片改寫了原著中軟弱無力的國軍形象，張揚了李教官等中國軍人的赤誠之心，提升了影片的精神價值。
傳統文化價值觀中有很多思想具有跨越時間屏障、沖破空間壁壘的歷史價值，比如“忠”。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有許多彪炳千秋的歷史人物，他們所效忠的皇帝早已化為塵土，所維系的王朝也早已灰飛煙滅。然而，我們至今仍對他們懷念追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對他們忠誠不渝的人格精神的敬佩，是對他們九死無悔的頑強意志的贊譽——他們用生命詮釋的這種“忠誠”的傳統文化精神具有超越時空的恒久意義。這種人文理想和道德審美在影片《金陵十三釵》中得到了彰顯。
四、陳喬治之“信”
影片《金陵十三釵》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凸顯還表現在對配角、小人物的精心塑造上。陳喬治即是其一。小說中陳喬治是英格曼神父收養的棄兒，胸無大志，堅信好死不如賴活著，茍且偷生，借秦淮躲避教堂之機，偷偷和一紅菱相好，當日本兵闖進教堂，神父受辱時，只是本能地要去替神父撈回尊嚴，但看到敵人強大卻又急忙退縮，連他自己也罵自己是忘恩負義的東西。然而他再躲也沒有躲過日本人的子彈，在雙手抱住腦袋逃跑的途中，倒在了日本人的槍口下。而電影中則徹底改寫了這一人物，將“言必信、行必果”的傳統價值觀念灌輸其中，將其塑造成一位知恩圖報、一言九鼎的少年義士?！捌溲员匦?，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陳喬治自從被英格曼神父收養，就念念不忘養育之恩，并孜孜踐行著神父臨終前囑托——照顧女學生，影片中他一直強調：“我必須保護這些女學生的安全，這是英格曼神父的托付?！毙⌒∧昙o的他為了這句承諾，毅然扛起管理整個教堂的責任，做飯整理、調停爭端、挽留約翰，在最后關頭男扮女裝替女學生赴死。影片中約翰認真確認陳喬治是否知道自己將要面臨什么并勸說他跳車，但是喬治拒絕了，即使恐懼將要面對的災難，他還能冷靜地分析情況為女生們的逃亡做最好的部署，以自己的血肉之軀踐行了什么是“信”，什么是“一言九鼎”。那個帶著女孩假發、神情堅毅的小男孩成為很多觀眾心中“信義”的化身。
新世紀以來的電影有多部表現傳統文化中的“信義”主題。像《趙氏孤兒》《一諾千金》《落葉歸根》等。如果說《趙氏孤兒》來自傳統“托孤”故事的話，那么《一諾千金》《落葉歸根》則有當下現實生活中的原型故事?！兑恢Z千金》中的單喜良答應了劉根臨終前的要求，把他和兒子小寶送回到家鄉。單喜良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不僅如此，他還承擔起照顧舉目無親的小寶的重擔?！堵淙~歸根》中的老趙答應了在劉全有死后把他送回家鄉的要求，一路之上他歷盡磨難，汽車拒載、錢包被偷、飯店被宰、工錢是假錢。但老趙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承諾。[3]這些影片和《金陵十三釵》一樣，在面對全球化、現代化進程中表達著文化守成主義的立場和思想，努力堅守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資源，顯示出傳統文化價值觀對中國電影的顯在支配力量和潛在滲透話語。
綜上所述，對比原著和影片我們可以看到：影片消解了小說高度私人化的生命體驗和女性視角，將其放置在更為宏大的敘事機制中，通過增設人物、渲染情景、改動性格等手段來對傳統文化價值觀——“俠”“義”“忠”“信”進行弘揚，以此來提升影片的文化價值，我們從中也欣喜地看到張藝謀導演回歸到關注影片內在精神深度的路上。
[參考文獻]
[1] 賈磊磊.中國電影產業的時代振興與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J].當代電影，2011（07）.
[2] 張兆龍.中國電影年鑒，1994[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305.
關鍵詞:炫耀性消費;文化價值觀;儒家;道家;佛家
作者簡介:劉力鋼(1955―),男,遼寧沈陽人,遼寧大學新華國際商學院院長、教授、博導,主要從事企業成長戰略、營銷戰略研究;袁少鋒(1982―),男,湖北監利人,遼寧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比利時根特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博士交換生,主要從事消費行為、營銷戰略研究;高英(1981―),女,遼寧鐵嶺人,遼寧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消費行為、營銷戰略研究。
中圖分類號:F713.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0)06―0072―04 收稿日期:2010―09―15
一、文獻回顧
在中國,人們的炫耀性消費表現得越來越突出。盡管炫耀性消費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但學者們對這一特定消費現象的本質、影響因素模型以及實證研究都很缺乏(O’Cass et al,2004)。在概念界定上,國外學者們對炫耀性消費的內涵還未達成統一認識(Shukla,2008)。結合相關研究(Marcoux etaI,1997;O’Cass et al,2002;Sivanathan et al,2010),筆者認為炫耀性消費是個體為了滿足特定的心理需求,而將特定的消費活動向參照群體展示的中。只是有些人的心理需求是積極的,如提升自尊、樹立自信、自我價值肯定等,而有些人的動機是消極的或非理性的,如盲目攀比、愛慕虛榮等,有些人則兼而有之。
針對炫耀性消費的已有研究,從外部情境因素出發,學者們探討了參照群體(Mareoux et aI,1997;O’Cass et al,2004)、品牌聯想(O’Cass et al,2002;Shukla,2008)、商品稀有性(Amaldoss et al,2005)以及異性吸引(Griskevicius et al,2007)對炫耀性消費的影響效應。從內在心理因素出發,研究者們還探討了地位意識(O’Cass et al,2002,2004)、消費者自我(Shukla,2008;Sivanathan et al,2010)、物質主義(Wong,1997)、面子意識(袁少鋒等,2009)等要素對炫耀性消費的作用機制。
綜上,現有研究尤其缺乏文化價值觀角度的探索,而文化價值觀是決定人們思維及相應行為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的背景下,研究文化價值觀對特定消費行為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Bao et al,2003)。
二、研究假設
文化是特定人群信奉的一套價值觀、信念、規則以及制度,是人們據此解釋經歷并產生特定社會行為的知識(Bao et al,2003)。文化價值觀作為一種持久的信念,指導人們在特定社會中的角色扮演以及同他人關系的處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主要來源于人際間的關系以及社會取向;在中國悠久歷史演化的進程中,儒、道、佛三大主流文化在人們的價值觀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對人們的消費行為形成導向作用(張夢霞,2005)。
儒家思想的出發點是個群關系、人我關系,追求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儒家文化的和諧價值觀承認客觀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階層差異,教導人們要了解這種客觀差異,安分于自己的角色地位,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張夢霞,2006)。針對中國消費者,儒家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行為與地位相符、家庭聲譽以及傾聽他人(張夢霞,2005)。另外,象征性自我完善理論指出,個體從事的許多活動(例如對眾多商品的購買),都是為了支持他們對自我身份的定義。因而,如果個體越是覺得其行為與地位身份應該一致,就越會積飯地表現山支持性的消費行為,以強化自我定義。印象管理理論指出,人們總是積極地控制他人對自己的印象形成過程,希望別人以自己期望的方式來感知自己,從而向他人傳遞積極的形象,并促進預期目標的實現。這樣,如果個體希望實現人際和諧、維護家庭聲譽等方面的目標,則會通過積極的外在表現,傳遞良好的印象來獲得他人的贊許或友誼,并給自身或家庭贏得面子或聲譽。而已有研究表明,炫耀性消費具備良好的地位顯示、面子提升與人際調節等功能。因此,可以提出假設1。
假設1(H1):如果消費者越是認同儒家的“行為與地位相符”(H1a)、“家庭聲譽”(H1h)以及“傾聽他人”(H1e)的價值觀,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越強。
儒家文化價值觀倡導人們承認人與人之間角色和地位的差異、安分于自己角色的觀點,實質上是一種讓人們表現真實自我的文化價值觀。體現在收入代表的經濟地位上,就是說人們的消費行為與其收入高低要相匹配。而西方消費者則通常希望通過超出自身經濟能力的消費,來“夸大”地表現自我,從而改變自己的相對地位(Chades et aI,2009)。此外,在集體主義文化下的中國,雖然有些群體(如學生)暫時缺乏經濟收入,但個體的經濟地位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家庭的經濟狀況。因此,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針對中國消費者可以作出假設2。
假設2(H2):個體每月可支配金額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正相關。
道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張夢霞,2006)。道家文化高度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老子“道”的哲學思想認為,人僅僅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應該去嘗試掌控自然,而應學會適應自然,甚至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因此,人們應該根據自然規律行事,人類社會發展應該順應自然,人類的生活方式也應自然而然。道家文化價值觀對消費行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崇尚自然”與“和諧自然”兩方面(張夢霞,2005)。然而,炫耀性消費一定程度上是個體虛榮、攀比與勢利心態的表現(Corneo et al,1997)。道家和諧自然的價值觀同炫耀性消費的動機傾向,在邏輯上應該是不相符的。因此,提出第三個假設。
假設3(H3):道家文化價值觀對炫耀性消費有負向抑制效應。具體而言,如果消費者越是信奉“崇尚自然”(H3a)和“和諧自然”(H3b)的價值觀,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越弱。
佛家文化價值觀的內涵主要體現在3個層次:戒惡取善,善行善果;斷欲今世,希冀來世;博愛眾
生,修成正果。在佛家文化下,人們追求自身內在的和諧,倡導內外無著、任運自在、返觀心源、自性解脫;教導人們修行解脫,去實現人內心世界的和諧與均衡,通過一切隨緣的宿命論勸說,使人們客觀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疏密(張夢霞,2006)。張夢霞(2005)研究指出,佛家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3個維度:公正平等(或因果報應)、奢侈品無用、相信緣分。再結合心理學象征性自我完善理論,如果個體是佛家價值觀的信奉者,倡導奢侈無用,則為了支撐自己奢侈無用論者的身份,就會在消費上積極地抵制與奢侈相關的消費行為。然而,炫耀性消費具有昂貴顯示(Griskevicius et al,2007)和賣弄(Mar-COUX et al,i997)等特征,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H4):如果消費者越信奉“奢侈無用”的價值觀,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越弱。
“公正平等”或因果報應是一種看待人生和世間萬物的價值觀,是判斷行善與作惡的因果循環報應規律的觀念;“相信緣分”則是看待人際疏密的價值觀念。從消費心理動機運作的機理分析,都難以判斷二者同個體炫耀消費傾向之間的關系。因此,后續分析中只是附帶檢驗二者的影響效應。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收集
針對炫耀性消費傾向的有效度量,已有研究存在較大的不一致(Wong,1997;Marcoux et al,1997;O’Cass et al,2004;等)。炫耀性消費傾向實質上是消費者對具備炫示功能商品的支付意愿。因此,為了準確度量炫耀性消費傾向,本研究借鑒Griskevicius等人(2007)在實驗研究中的測度方法:讓被試者設想如果銀行卡里有5萬元人民幣可以自由支配,并正在考慮幾項消費活動;則其會在一款新服裝、一款新手機、一趟美妙的歐洲旅游、一款新首飾(如金項鏈)上花費多少錢;具體操作是讓被試者選擇相應的“支付區間”,每個消費項目都包括11級區間,每個區間的增量相等,并限定每種消費的支出上限。服裝的支付范圍是250―2750元,手機是250～2750元,旅游是5000―30000元,首飾是1500―16500元。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測度,主要參考了張夢霞(2005,2006)基于中國消費者的研究,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價值觀三部分,共包括22個測量問項。此外,調查問卷中還涉及被試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每月可支配金額”等控制變量信息。
此后,通過筆者親赴現場、委托他人、電子郵件、QQ在線等多種方式,共收集有效問卷337份。樣本特征為男性137人,女性200人;18―25歲年輕樣本占81.3%,26―35歲占14.8%,36―45歲占3.9%;學歷方面,高中以下占5.3%,中專、高中占4.5%,專、本科占78.3%,碩士及以上占11.9%;每月可支配金額,800元以下占27.6%,801―1600元占42.7%,1601―2400元占16.6%,2401～3200元占4.5%,3201―4000元占6.2%,4000元以上2.4%。
四、實證分析與假設檢驗
儒家文化價值觀量表的9個問項載荷到3個因子上,分別命名為“行為與地位相符”、“家庭聲譽”和“傾聽他人”,3個因子累積方差貢獻率62037%;前兩個因子的克倫巴赫“信度系數分別為0.754、0.704,“校正問項一因子相關”都大于0.4;但是“傾聽他人”對應的3個問項的“校正問項一因子相關”都小于0.4的臨界值,并且該因子初步信度系數小于0.6,在進一步分析中刪除該因子。道家文化價值觀的5個問項只載荷到一個因子上,將其命名為“自然和諧”;單因子方差貢獻率為45.584%,信度系數為0.701,對應題項的“校正問項一因子相關”都大于0.4。佛家文化價值觀量表的8個問項很好地載荷到了3個因子上面,分別命名為“公正平等”、“奢侈無用”和“相信緣分”,3因子累積方差貢獻率68.576%,信度系數分別為0.707、0.718和0.826,并且所有問項的“校正問項一因子相關”都大于0.44。
對所有變量做統計優化處理后,進一步通過多元回歸分析來檢驗假設,結果見表1。
回歸分析中還進行了多重共線性檢驗,考察方差膨脹因子和病態指數,結果表明回歸分析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從預測總體炫耀性消費傾向的回歸分析結果看,儒家文化的“行為與地位相符”價值觀同其顯著正相關,假設H1a得到支持;“家庭聲譽”對總體的炫耀消性費傾向影響不顯著,H1b則未通過檢驗;進一步,“每月可支配金額”同炫耀性消費傾向顯著正相關,假設H2得到支持;道家的“自然和諧”價值觀對炫耀性消費傾向負向影響不顯著,H3未通過檢驗;佛家文化的“奢侈無用”觀念同其顯著負相關,假設H4成立。此外,佛家“相信緣分”的價值觀對炫耀性消費傾向有正向影響,“公正平等”觀念則無顯著影響效應。
從預測各單個項目消費傾向的回歸分析結果看,儒家文化的“行為與地位相符”價值觀念對新款手機消費傾向有顯著正向影響,“家庭聲譽”對新款服裝消費有正向影響;道家文化價值觀對任何項目的消費傾向都無顯著解釋力;佛家的“公正平等”觀念對新款首飾消費傾向有正向影響,“奢侈無用觀”同服裝、手機、旅游和首飾消費傾向都顯著負相關,“相信緣分”則對旅游消費傾向有正向影響。此外,“每月可支配金額”對服裝和手機消費傾向都有顯著正向影響,“教育程度”對旅游消費有顯著正向影響,“年齡”和手機消費顯著正相關?？傮w的炫耀性消費傾向及4個分項目的消費傾向在“性別”上都無顯著統計差異。
五、結論及營銷啟示
1.儒家文化的“行為與地位相符”價值觀對炫耀性消費傾向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越是信奉行為與地位一致的個體,具有越強的炫耀性消費傾向。信奉儒家這一觀念的消費者,會積極的通過相關的消費行為來支持自己的身份與地位定義。對中高檔商品經營企業的營銷實踐而言,需要準確定位商品的象征意義,并通過持續的營銷活動強化這種象征意義。實踐中,很多的中國品牌在進行營銷宣傳時,仍注重的是產品的實用功效、價格折扣等低端策略。如汽車廣告經常強調的是裝得更多、更省油等,服裝宣傳經常強調的是原材料來源、質地等物質屬性,都缺乏象征意義的培育,從而缺乏對消費者身份、地位的支持功效。
儒家文化的“家庭聲譽”觀念對服裝消費傾向有顯著正向影響。中國人有很強的家庭觀念,再加上強烈的面子意識,因此維護家庭聲譽是很多人生活當中的重要事項。這一動機對新款服裝消費具有積極的驅動作用。
2.佛家“奢侈無用觀”與炫耀性消費傾向顯著負相關。這表明如果消費者信仰佛家的“奢侈無用說”,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就低。因此,就中高檔品牌商品經營企業而言,需要準確地區分細分市場,避免在“奢侈無用觀”上得分高的群體上投入過多的營銷資源。此外,對佛家另外兩種價值觀影響效應的附帶檢驗表明,“相信緣分”的價值觀念同炫耀性消費傾向正相關,同“旅游消費”也顯著正相關。相信緣分是一種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這種觀念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在炫示物品上的消費傾向,特別是促進人們的奢華旅游消費傾向。另外,“公正平等”觀對首飾消費傾向有較弱的正向影響。
3.道家“和諧自然”的價值觀念對預測炫耀性消費傾向無顯著解釋力。這不同于張夢霞(2005)對女性化妝品消費行為的解釋。
縱觀數千年人類文明的歷史，陶作為一種自然永恒的材料，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一直伴隨著人類走向文明、走向現代，更以一種全新的藝術存在方式走向未來。原始陶器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現，雖然在造型、裝飾和文化理念一有不盡相同的地域特色，但其成型方法和藝術形式卻存在著許多的相似性，這可謂人類的共識。
每一種物體在進化以前，其萌芽狀態在形態上近似于生命的起源，空間和時間在起源上趨向一致。隨著事物的發展，所有的形態都變的以各自獨特的生命形式存在。而藝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同樣在變革中，其思維形態物化了的思想便趨向一致。在一個工業化發達的高速復制時代，用手工的創作方式去觸及人們的感覺，從而使這個一古老的藝術形式獲得現代性的劃時代的轉換?，F代陶藝的以全新的藝術形式出現，它以不同的形式、角度和內含上展示了現代人對陶瓷傳統人文精神和美學品質的認識態度，體現了藝術家對傳統資源、語言方式、藝術形式的當代轉化問題的新思考。
中國陶瓷藝術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它的遺存非常豐富，這是任何其它門類藝術品都無法與之相比的，它的文化內涵豐富而深刻，可以說中華民族將她最內在的本質，她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精神的心 神完美地表現在了它的博大豐厚的陶瓷藝術中了。中國傳統陶瓷藝術代表了這個民族的體驗，代表深深扎根于這個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精神與人性的成熟，代表技術和形式方面精湛的表現方法，代表了這個民族對藝術價值看法的最后概括。
由于西方近幾十年來現代陶藝的發展，使陶藝成為一種十分國際化的藝術語言，現代陶藝作為一種新的介質，促進了藝術國際化的進程。在中國當代藝術情境中，陶藝語言面臨著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更好的和用傳統文化資源、因勢利導完成自身現代嬗變的問題。在中國傳統陶瓷藝術作品中我們看到古代藝術家往往借助器物的造型來尋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中去體味自然生命的奧妙。而我們現代的陶藝作品也有很多表現出對自然物象、物性的親和和性感，和對商業化機械復制圖像的遠離逃避，力圖以最生動、最富個性魅力的現代陶藝語言來表達藝術家對生活的感受和性感體驗，來展示他們的藝術理念和生活價值觀念。
當今世界，國與國、地區與地區、個人與個人之間日趨明顯的相互依附性，顯示出多元共存的必然態勢。但正因為如此，各國陶藝家才需要通過自己富有個性的作品表達不同文化背景多元共存的合理，體現各種文化對于我們的世界都是不能缺少的重要現實?？v觀中國現代陶藝作品所呈現出的風格樣式，大多都兼容了多重的風格式樣因素和語言結構，一些作品同時具有觀念表現，波普等多重風格。在對本體語言的關注上，顯示出多種語義并存的現象，在題材的選擇上，也顯示出對生活觀察的平常心境以及對人文現象的關懷。這種多原性，豐富了中國現代陶藝的人文語境，從而形成了中國現代陶藝的新的發展格局，這種格局的不斷發展和壯大，將會逐漸強健中國現代陶藝的身軀。塑造中華民族陶藝自身語言狀態，這對西方藝術形態的日益國際化蝕食具有深遠的意義，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作為一種弱勢文化和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現狀，一些現代陶藝作品明顯帶有一種西方附趨性?，F代陶藝可以有時尚性，但決不能等同于時尚。在體現社會共性――現代的同時，應通過對陶瓷本質的理解，去體現個人對陶藝的認識，比如社會、文化、歷史及陶瓷材料本身等。我們更多的是要在中國文化的這個大背景共性中去導求個性，去詮釋對自身文化的理解，也就是說是在繼承優秀傳統加以深化并融納自己的對事物的不同觀察視角和內心體現而形成的個性，離開了中國傳統 文化這一大背景，就無從談起中國現代陶藝的多元性、國際性。
中國現代陶藝家在探索現代陶藝新的表述語言上，深深的直根 不可避免的變革與更新的學術思考。學習與借鑒，每交流與融會是所有文化藝術得到繁榮的重要因素，它給我們熟悉，所贊美的傳統陶瓷藝術又一全新的表現形式，從而開拓了陶瓷藝術研究與創作的新空間領域。中國傳統文化和陶瓷藝術的博大精深對今天中國的陶藝并非是發展的對立面，而是其足以借鑒與發展的基礎，任何離開這一基礎的現代陶藝都是空中樓臺，傳統陶瓷藝術因傳統文化的感悟性特征，形成了一種神奇而富于變化的感悟性表達特質。若將這種傳統特質精神地潛入到現代陶藝的創作中，將會以有別于西方的陶藝語言形式并驅并行發展，共同尊榮，而不致落入窠臼隨行于他人之后。國際陶協主席東尼?法蘭克斯先生在全國第七屆陶瓷藝術設計創新評比大會上講過這樣一句話：中國幾千年的陶瓷藝術文化，將成為你們中國陶藝家現代陶藝創新和發展的基石。
[關鍵詞]集體主義;價值觀;歸屬;情感宣泄
英雄是孤獨的,所以谷子地注定是孤獨而寂寞的,這個久經戰場的熱血男兒終其一生難以逾越戰爭的創傷。昔日的戰友已化作錚錚白骨,白發將士空悲切?！都Y號》不僅讓觀眾直面慘烈的戰爭、淋漓的鮮血和壯烈的英雄主義,更是一次社會集體情感的洗禮。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位視兄弟情與榮譽勝于自己生命的連長谷子地在戰爭之后尋找部隊為戰友爭取榮譽的故事。谷子地對戰友和部隊所持有的執著、堅忍、責任、視死如歸等精神氣質猶如一劑情感良藥讓人們在人情淡漠、情感匱乏、娛樂至死的后現代社會意識到兄弟情誼的價值、生命的可貴及榮譽超越一切的大愛精神。谷子地和他的戰友是千萬個犧牲在戰場上普通軍人的縮影,他們打動電影觀眾的不僅是角色所具有的獨特魅力,更是在現代社會中日益沒落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
谷子地:從樸實的個人英雄主義到集體主義
影片開始,谷子地因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覺悟低,槍殺俘虜并搶奪他們的衣服而受到禁閉,這實際上是谷子地樸實的個人英雄主義作祟的結果。弗洛伊德指出“成人個性的絕大部分源于一種基本沖突,即個人滿足自身生理需求的愿望與履行富有責任感的社會成員的職責必要性之間的沖突,是本我、自我、超我三個精神系統之間的沖突?！盵1]在這里,谷子地的本我占據了上風,作為一個久經戰場、多次立過戰功的英雄,他的本我膨脹。這個兄弟之情至上的剛烈男人無法對指導員的死視而不見,同時他又羨慕敵軍的衣服和裝備,他的自我呈現出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他富有同情心,無視軍紀,率性而為。
在禁閉之后,谷子地遇到了王金存。王也是個個人導向的浪漫主義者,他厭惡戰爭,一心只想回家與自己的媳婦團圓,也是被集體拋棄的特殊分子。然而就是在王金存身上谷子地強烈地感覺到親情的珍貴以及生命的脆弱。王就像他的俘虜,俘虜也是中國人,就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戰爭與流血無可避免,親情卻無法割裂。如果說在此之前谷子地只有打仗報仇出人頭地的念頭,而在禁閉之后潛藏于心中的超我被喚醒,它沖破了本我的享樂性和自大性,集中體現為東方的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
研究學者指出“價值觀反映的是個體與群體、個體之間以及群體之間適當關系的看法?！睎|方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協作關系,將成就和榮譽歸因于集體努力,拒絕偶像崇拜。正因為如此,作為戰爭的幸存者,谷子地對戰死的弟兄充滿了愧疚,榮譽是大家的,活著就意味著恥辱。在戰爭結束后,谷子地奔波于各個地方,從不放棄尋找自己的部隊,當他絕望地得知無法為自己的兄弟證明烈士的身份后,他拼命挖煤窯,要把戰士的尸體挖出來,為的就是要向世人證明他和他的兄弟曾經為了榮譽在這塊土地留下了光榮和圣潔的鮮血,他們不是背叛的俘虜,不是無名的孩子,是為了祖國母親和人民和平安寧生活甘愿犧牲一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戰爭過去近60年,觀影者無不動容,在城市的喧囂和高科技當道的當代文明社會,西方文化思潮的入侵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迷戀物質,急功近利追求個人表現,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價值觀盛行。谷子地不顧險阻尋找的不僅是榮譽,更是當代社會所缺乏的獻身精神、集體利益高于一切的無私精神和忘我為戰友正名的他人導向的大愛精神。這正是影片令觀眾潸然淚下的致命一擊。
集結號: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符號象征
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觀點認為,符號不僅具有能指和所指,所有社會和文化現象都具有符號下的內在意義。[2]集結號看似是撤退的信號、是電影的主題,實際上是士兵對軍隊的承諾、責任與犧牲的象征。
在團長劉澤水對谷子地下命令的時候,他早就預知了谷子地和他的連隊注定有去無回,因此,他反常地為谷子地準備了一桌酒菜、一條大黃龍香煙,對谷子地搶奪俘虜的衣服異常地寬容。谷子地莊重地重復著團長的命令“沒有聽到集結號哪怕只剩最后一個人絕不撤退”。這是軍人對命令的嚴格執行,是谷子地對團長的承諾。
然而,集結的號聲從來也從未打算吹響過,谷子地堅守了對團長的承諾,卻在期待中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兄弟一個個倒下。當他在汶河沿岸尋找部隊時得知自己的兄弟被認為是失蹤而不是烈士時,強烈的使命感使他感到他有責任為這些死去的弟兄正名,他們是不應該被忘記的。這種責任感驅使著谷子地隱忍著種種嘲諷和不解,他寧可犧牲自己的尊嚴和生命也要為年輕的烈士討回榮譽。集結號堵著他的耳朵,更堵著他的心。
從普世的價值觀來看,谷子地和他的連隊所體現的服從、和善、自制和責任是典型的限制性同一性的價值觀,是集體導向的,這正是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核心。他對團長的承諾和對戰友的責任,又使他超越了個人主義的愛恨情仇,拋棄了個人的小我,這種他人導向的無私無畏的價值觀正反映了東方集體主義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社會觀。
誠如馮導所說,集結號一開始就是悲劇性的,在戰場上歸家的路永遠是艱辛的。只有那些堅持信念的人,才能夠成功。當謎底被揭開時,任何一個觀眾都能體會到谷子地的心痛和無奈,當孫桂琴為他宣讀那一紙薄薄的證明時他說“我要洗把臉?！边@是對榮譽和生命的尊重,集結號聲響起,一切塵埃落定。
九連:谷子地的精神家園與歸屬
心理學研究表明,每個人都害怕孤獨和寂寞,希望自己歸屬于某一個或多個群體,從中得到溫暖,獲得幫助和愛,從而消除或減少孤獨和寂寞感,獲得安全感。影片中谷子地具有強烈的歸屬需要,九連就是他的家,部隊就是他的根。
從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看,在解決了生理和安全需要暫時安定下來,谷子地迫切地要滿足他的社會歸屬需要。在戰地醫院里,被華野政工軍官懷疑認定是俘虜要遣送回家時他臨時冒充自己是炮兵得以留下,朝鮮戰爭之后他又四處打聽自己的部隊。這種強烈的歸屬感與東方集體主義導向所強調的親社會家庭觀念,視社會為個人的保障、參與社會順應社會,互賴、互報的價值觀是一致的。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個人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整體的幸福是個人幸福的保證。傳統的中國人是向心式個體,是社會導向的,是個體歸屬感特別強烈的族群。而這種歸屬感建立于“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儒家思想之上。當谷子地目睹姜茂財和呂寬溝為自己去前線陣地尋找敵軍軍官的手表而壯烈犧牲時,這種歸屬感已經徹底占據了他的整個靈魂,當摯友排長焦大鵬戰死,“在他旁邊給我留塊地”他的心早已決定隨他們而去。這種獨特的歸屬感又迸發出強烈的責任感,面對已經死去的戰友,谷子地堅定地要為他們還原“烈士”的身份。他原本還可以重新開始,他才37歲,他應該會有妻兒家庭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可是失去了兄弟就失去了家,他一無所有,他的心空了。他的尋找只是要證明自己的兄弟不是戰場上的懦夫,不是無名的孩子嗎?他實際上是在尋找一個家,那個他們曾經一起流血戰斗的家,在那里47個兄弟在等他,那才是他的精神家園。影片結尾,谷子地和他的弟兄們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獎章,集結號吹響?！爸性皯疖姫毝?39團三營九連四十七名烈士之墓”的豐碑、鮮艷的五角星、沉默的號角在白雪皚皚的土地上顯得異常的分明、炫目。當鏡頭跨過豐碑,觀眾仿佛再次看到谷子地和他的兄弟們整裝出發赴戰場的場景,谷子地檢閱著他的連隊,唯恐有一個兄弟落下,熊熊火光照亮了他那英武的臉龐。他的目光堅定誠摯,他是走在最后的一個,他要送他們回家,而他也要回家了。
《集結號》:電影觀眾“自我想象”的集體情感宣泄
谷子地是千萬個戰場中普通軍人的一個縮影,也是深深浸染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普通老百姓。他出生于1916年,在戰亂中成長,參加過、、朝鮮戰爭,經歷沙場無數,深知戰爭的殘酷和和平的不易。他無私、英勇、堅毅、珍視榮譽、一諾千金和“太認真”的個性打動了無數的電影觀眾,這正是當代社會所欠缺的。
拉康認為“自我”不是真實的,它不過是一個虛幻的“鏡像”。鏡像階段如一出戲,它使主體為了實現被外在的空間所認同的目的,形成了從破碎的身體到對自身整體性幻想的轉變。[3]電影是鏡像中的世界,而每個人都會幻想“扮演他人的角色”,每個人都能意識到理想自我和現實自我的差距。當我們意識到這種懸殊的差距時,移情便產生了。我們移情于谷子地,看他在戰場上拼殺、受委屈最終正名時,實際是在看那個“鏡像自我”。 我們奔波于商場、工作,就猶如谷子地廝殺于戰場,我們渴望成為英雄,能夠被人景仰,然而事實上我們卻經常像谷子地那樣傷痕累累。于是在電影中我們像谷子地一樣痛快淋漓地廝殺著,盡情地釋放著,執著地尋找著。谷子地最終獲得精神的解放和榮譽的回歸,而觀眾也在電影中完成了自我想象和情感的大規模集體洗禮。
毋庸置疑,《集結號》是現實主義的,它沒有花樣帥哥美女,沒有花前月下,沒有情感糾葛,沒有無厘頭式的幽默。它真實地還原了戰場中的人與人性,展示了60年前的年輕人所具備的隱忍、堅忍和執著,這正是當代社會80后、90后所缺失的。谷子地倔得有點傻,不帥又貧窮,他與當代社會的審美觀格格不入。然而,46億的票房表明觀眾呼喚谷子地,時代需要谷子地,在看膩了帥哥美女的童話故事之后,人們急切地期望更多像谷子地這樣鐵骨錚錚的男兒來帶領我們完成民族復興、祖國強大的夢想,帶領我們回歸社會,重塑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精神家園,這才是我們民族的根。
[參考文獻]
[1] [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 [ M].張堂會,編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35.
[2] 陳艷輝.結構主義語言符號學及符號的象征意義[J].作家,2009(08).
關鍵詞： 高校英語教學 傳統文化 培育
一、引言
由于網絡交流的便捷和移動通訊工具的廣泛，當今社會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各種異質思想交匯，個體追求日益多元化。這是一種思想文化發展的繁榮表現，但潛藏著不少社會問題。首先，各種思想良莠不齊，泥沙俱下，主流價值觀難以凸顯，社會正能量難以弘揚。其次，中國傳統文化在強勢西方文化的擠壓和侵蝕下，很難得到應有的繼承和發展，使得中國文化的延續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進而危及社會價值體系建設的根本基礎。黨和國家一直非常重視思想教育，尤其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看做是思想教育的重要陣地。當前，以為首的新一屆黨和政府充分意識到國際意識形態斗爭的激烈形勢，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對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等內容提出嚴格要求和殷切的希望。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培養是發展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容，而傳統價值觀無疑是形成當代社會價值觀的重要基礎。它經過長年的歷史積淀，凝聚了一個民族對于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基本看法，表達了民族內部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既有共識。大學時期是學生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所以高校思想教育有著關鍵意義。英語是對外交流的主要紐帶，高校英語教學往往直接包含一些西方主流價值觀內容。隨著英語水平的不斷提高，利用國際互聯網，大學生開始使用英語接觸和理解西方思想。因此，在英語教學過程中，有必要以適當的方式介入，使學生正確地認識西方價值觀，自覺抵制不良思想，堅持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研究主要以英語教學中介入中國傳統價值觀為切入點，考察高校英語教學過程中傳統價值觀介入對思想教育的意義和實現途徑。
二、語言的雙重性
語言是人們用于交際的工具，人們通過語言使自己的意愿得到表達。由此可見，語言具有工具性的一面。由于直觀可感，人們很容易理解語言的工具屬性。事實上，長期以來，甚至到了今天，很多人仍然把語言僅僅看做是一種普通的工具，認為語言是一種一旦擁有，就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隨取隨用的工具。但是，自上個世紀，通過文化人類學研究，我們發現，語言并非和其他諸如鋤頭、鐮刀甚或電腦等工具一樣。語言和我們的思維、價值觀等文化因素息息相關（鄧炎昌，劉潤清，1989）。也就是說，語言具有人文性的一面。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它們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由此可見，語言具有雙重性，即工具性和人文性。作為工具性的一面，語言幫助我們實現人類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是其他社會活動（比如貿易）得以實現的基礎。另外，語言又具有人文性。語言承載著民族價值觀、風俗習慣等豐富的文化內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傳承、發揚和對外傳播的重要渠道。語言內在地包含著說話者群體的文化印記。
英語教學中需要考慮到英語所具有的雙重屬性。英語既是一種用于對外交流的工具，又是思想孕育和傳播的載體。在社會的一般認識中，英語都是作為工具看待。英語學習是在工具性目標驅動下進行的。官方英語教學政策背后的邏輯大體上基于英語工具論。比如學好英語是為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然而，英語不僅僅是一種交際工具，還包含英語國家的價值觀等意識形態內容。
英語教育界并非沒有意識到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高一虹，2000）。但是，在國家宏觀外語教育政策的引導下，不少學者還是從語言學習這個工具性目標出發，探討語言與文化相結合，以達到增強外語教學效果的目的。換言之，外語教育界的學者對于西方文化價值觀主要以引入為主，強調英語學習者理解、熟悉和掌握英語文化，從而有助于幫助他們更好地使用英語與西方人交流。隨著國力的增強，中國人的文化自覺意識逐漸增強。人們逐漸意識到，英語課堂里缺乏中國文化傳統價值觀的內容。對于高校學生，有不少人能夠使用英語閱讀西方作品原著，很容易受到異質文化的影響，尤其需要加強傳統文化價值觀教育，以抵制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影響。
從語言的雙重性反映到英語教學的雙重性可以發現，英語教學除了學習英語技能，提高英語交際能力之外，還要考慮到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內涵。西方學者Philipson就警告過人們，要警惕語言帝國主義，防止英語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沖擊當地文化價值觀（Phillipson 1992）。因此，我們在英語教學中要有意識地介入傳統價值觀，自覺抵御外來文化。
三、傳統文化介入與培育
由于中國文化自我意識的覺醒，社會和學界開始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教育的缺失問題（肖龍福等，2010；趙彩紅，2014）。顯然，導致中國傳統文化斷層和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歷史上求新求變的極端化運動、文化不自信等因素。在英語教育領域，一些英語學習者花費大量時間投入英語學習，對西方文化有一定了解，反而對本國文化知之甚少的情況經常出現?？v觀歷史發展，橫看國際形勢，在高校加強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已經勢在必行。從英語教學的角度看，傳統價值觀教育介入更是迫在眉睫。我們要在高校學生價值觀發展和穩定之前，積極介入傳統價值觀培育，從而幫助學生在中國文化的土壤里健康成長。
雖然前面論述了傳統價值觀介入英語教學的必要性，但是任何教學都必須遵守教育規律，還需要考慮到這種介入的可能性和最終效果。根據前面闡述的語言雙重性可知，語言教育需要文化依托，因為語言的豐富性來源于文化的豐富性。英語學習者掌握好中國傳統文化，必將有助于豐富和深化自己的英語表達，而這種將中國文化用表達出來的需求具有較強的現實基礎。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英語教育重在引進西方文化中的先進內容，文化交流以輸入為主；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不斷上升，西方國家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在不斷升溫，中國文化對外輸出的總量在持續增加。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文化輸出的需求越來越強烈，英語學習的目的將逐漸轉型為以中國文化輸出為主。因此，在英語課堂中融入中國文化價值觀教育，可以為學生提供英語表達訓練的實際內容，使英語學習的目的更明確，更具有現實針對性，潛藏著巨大的教育能量。
國家有關部門和機構對于在英語教學中增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是國內影響力比較大的英語水平考試。從2013年開始，考試中開始包含漢譯英項目，占總分的15%，其中翻譯的漢語段落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內容。這種考試題型必將有效地引導學生更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并且學會使用英語表達，為中國文化在國際舞臺上發出聲音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英語教學中，為了有效地培育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進行中國文化的英語描述訓練，包括翻譯、寫作和演講等形式。二是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彰顯自身的價值，幫助學生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文化之優缺點。例如通過比較“中國夢”和“美國夢”之異同，厘清它們各自所具有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學生對于兩者都會有更深刻的體會，其教學效果將超越簡單的語言教學?？梢钥吹?，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根植在人民大眾的深層心理結構，很容易喚起認同感和產生共鳴，比直接傳授西方外來文化能夠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獲得學習成就感。
四、結語
語言的雙重性決定了語言教學具有雙重性。英語教學不僅僅傳授一門技能，還具有工具性目標之外的教學價值。通過有意識地選擇和有重點地講解文化相關的語言技能訓練內容，可以在高校英語教學中介入傳統文化價值觀，達到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思想教育與語言技能訓練的雙重效果。傳統文化價值觀介入英語課堂是中華民族自信心不斷增強的現實要求，也是中華傳統文化對外傳播、影響擴大的必然結果。顯然，傳統文化價值觀與英語教學相結合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教學大綱制定、教材內容設計、教學方法創新和評估手段配套等多方面的內容，不是短期內能夠實現的，需要有長期的戰略安排。
參考文獻：
[1]Phillipson，R.Linguistic Imperialism[M].Oxford[Eng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鄧炎昌，劉潤清.語言與文化：英漢語言文化對比[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3]高一虹.語言文化差異的認識與超越[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4]肖龍福，肖笛，李嵐，et al.我國高校英語教育中的“中國文化失語”現狀研究[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0（01）：39-47.
關鍵詞：文化；文化價值觀；奢侈品消費觀
近幾年的中國奢侈品消費市場顯示，中國現已躍居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在奢侈品消費市場中，女性所占份額一路飆升，已與男性勢均力敵。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女性奢侈品市場處在不斷擴張的上升趨勢之中，奢侈品消費的“她時代”已經悄然到來。相較而言，作為擁有根深蒂固的奢侈品文化的歐洲強國，德國人在奢侈品消費方面已形成了一種理性、成熟的態度。隨著德國人追求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的回潮，德國人對物質享受的懈怠使得清貧務實的消費觀開始流行。追求廉價商品、精打細算過日子已經成為一種消費時尚。
由于文化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態度，消費心理等，從而也直接地影響了奢侈品消費者的消費動機和消費行為。由此，面對異文化目的國的消費者，唯有基于跨文化的視角才能更好地解讀其隱藏在消費行為背后的消費動機。因此，筆者將基于跨文化視野的層面，以中德女性奢侈品消費者為具體研究對象，采用理論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討兩國女性消費者的消費觀與其傳統文化價值觀是否存在關聯性。
一.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
當我們談及中國文化對中國各個階層消費者的影響時，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指中國傳統文化。而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體系中，儒家學說所占據的主導地位以及其對整個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巨大影響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眾多研究文獻總結歸納出對中國消費者行為影響最大的文化價值觀有以下幾點：（1）以“根”為本的文化――重家、族、國；（2）中庸文化；（3）關系文化；（4）“和”文化；（5）面子與從眾；（6）地位與禮，在本文著重于奢侈品消費的研究框架下，筆者認為，可將這六大文化價值觀濃縮為：（1）等級觀念和崇尚權威的價值觀；（2）面子與從眾的價值觀；（3）關系的文化價值觀。
（1）等級觀念和崇尚權威的價值觀。中國的等級制度和權威意識根深蒂固。
在這種森嚴的等級制度下，中國人的消費觀也產生了崇尚權威的心理。尤其是在奢侈品消費的范疇內，許多中國人的消費動機表現為彰顯和匹配自己的社會地位。尤其是國際名人所消費的國際奢侈品，就是大家一致認同和追求的。因此，中國消費者選購奢侈品的類型大多集中在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品牌。
（2）面子與從眾的價值觀。強大的面子觀念是中國奢侈品消費者的一個重要的消費動機。若是個人所屬的群體價值觀認為擁有奢侈品才是這一群體的象征性特征，就會促使這一群體以購買奢侈品來獲得這一群體其他成員的承認，即從眾必需性，從而保全自己的面子，甚至是給自己長面子。面子文化對中國消費者市場的奢侈品消費浪潮前仆后繼的態勢起到的決定性影響。
（3）關系的文化價值觀。儒家學說認為，來而不往非禮也。因此中國人習慣于用禮物來建立和保持儒家社會關系。關系要創建起來，之后要勤于維護，才能實現“和”文化的終極目標。因此，作為禮物的奢侈品就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4）中國女性的文化價值觀。在現代中國社會，中國女性在各個領域逐漸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雖然隨著歷史的演進，中國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發生了深刻變化，且她們的文化價值觀也在日益發生改變。但總體而言，以家庭為中心、三從四德、男尊女卑、賢妻良母、貞烈女子等傳統儒家價值觀仍主導著中國女性。因此，儒家傳統文化價值觀仍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女性消費者價值觀。簡而言之，中國女性認為，她們的儀表形態、言語行為以及消費行為都應該與其社會地位和家庭角色相符合，甚至仍舊有部分女性認為，女人化妝的目的通常是為了取悅丈夫。
二.德國傳統文化價值觀
德國是一個偏保守的國家。德國人屬于日耳曼民族，眾多研究文獻證明，日耳曼民族是非常講求理性的民族，這樣的特性也因此影響了德國人的性格特點。一說到德國人，大家的腦中就會浮現嚴謹、遵守紀律、刻板等字眼，筆者根據所研究的文獻資料認為，具體來說，德國民族文化價值觀體系具有以下特點：
（1）理性化。德國人的理性化表現在，他們做出決策的過程都比較緩慢，因為他們必須在對所有要素進行理性全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做出決策，這也導致德國人在消費行為方面非常理性，只買自己需要的東西，不主張鋪張浪費。
（2）紀律性。在德國，人們視遵紀守法為最高倫理原則和道德標準，人們普遍存在著求穩怕亂、安于現狀、自滿自足、自我約束的心理。這也導致德國人在辦事時缺少靈活性和創新性，由此就有德國人性格拘泥、呆板一說。他們這種性格還體現在購買行為的固定化上面，不善于嘗試新品。
（3）務實主義，注重產品的技術和質量，崇尚精益求精。德國的汽車工業總是走在科技前沿。比如德國頂級品牌跑車系列：寶馬、奔馳、奧迪、保時捷等。擁有“德國制造”稱號的奢侈品不是華麗的空殼，而是沉甸甸的實質內容，精致奢華卻不浮夸。不僅在制造工藝上，在消費觀念上他們也特別重視產品的質量，他們寧愿花費更多的錢購買良好的、質量可靠的商品，而且他們都有不信任廉價產品的思想傾向。
（4）以性別區分德國人的話，德國女性的價值觀體系和性格特點體現在思想獨立，并且努力實現經濟獨立，自我個性意識強烈，注重自我的內心感受。
對德國女性價值觀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德國婦女解放運動。其主要思想是要求男女平等，加強自我意識，愛護自我。由這一時期開始，德國婦女在各方面逐漸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并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爭取到了自己的權利。自二戰以來，德國女性價值觀也起了根本的變化。良好系統的教育體制讓年輕的德國女性更加清楚地定位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即不能只將婚姻和家庭作為自己的生活重心和經濟保障。德國女性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家庭觀念，這也促使她們通過努力實現經濟獨立來獲得社會保障。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將終身就業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種成功的背后傳遞了女性對其社會角色有全新詮釋，即不同于傳統女性的思想觀念，她們具備冒險和獨立的精神，堅信用自己的雙手能創造出自己想要的未來和生活。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的變遷，德國女性的人生價值觀、工作價值觀也隨之發生了很大改變，由婦女解放運動前受壓迫和壓抑自我的價值觀慢慢轉變成為強調思想獨立和自我內心感受，與此同時追求經濟獨立并完全解放自我個性的價值觀。
三.關于中德女性奢侈品消費觀差異性的實證研究
在實證研究中，筆者采用了定性研究中的訪談法。訪談法是針對特定的研究主題，對具有代表性的個體進行訪問或組織談話，在綜合分析訪談內容后，得出研究結論的方法。這有助于從不同的視角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全面性。因此，筆者分別針對兩國女性設計出兩份詳細的訪談提綱問題，并采訪了9位中國女性和9位德國女性。通過以上所做的訪談實證研究，并結合前人學者在這一課題上的量性調查結果，筆者得出以下實證研究結論：中德女性奢侈品消費觀與其文化傳統價值觀密切相關。這具體表現在：
1.中國女性消費者十分注重個人的外在形象、社會地位和尊嚴，在選購奢侈品時，出于崇尚權威的心理，非常信奉國際名人代言的國際奢侈品牌，也認為唯有購買擁有國際知名度的品牌，才能匹配得起自己的身份地位，這種奢侈消費斷念從根源上反映出中國女性消費者深受儒家思想中的等級觀念和崇尚權威等價值觀所影響。
中國女性的奢侈品消費動機多表現為歸屬群體的從眾動機，為獲取別人認同和贊美的炫耀動機和領先動機，以追求自我裝扮并吸引眾人目光為主要消費意義，在消費方式和習慣中也體現出沖動消費、并在選購奢侈品時易受別人評價和眼光影響的特征，這種以社會導向型的消費動機和習慣一方面與中國女性根深蒂固的面子、從眾和關系的儒家文化價值觀緊密相關，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她們對自己社會地位和家庭角色較之傳統意義有了一定變化，即她們在穿著儀態、言行舉止上保持合乎體統、保全整個家族臉面的同時也奮力追求他人和社會的尊重、事業和家庭的平衡。家庭和丈夫兒女仍是她們生活的重心，但也不是唯一的重心。
2.德國女性消費者傾向于注重奢侈品的高品質、奢華體驗性、實用性以及與自身價值觀匹配性，在選購奢侈品時專注于內心感受，而非他人評價和眼光，在決定購買某樣奢侈品之前已經過深思熟慮，幾乎無沖動購物情況，這些奢侈品消費觀的特征在本質上與德國女性消費者的價值觀息息相關，即德國女性的務實主義、理性主義。德國女性的奢侈品花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可支配剩余收入的多少，這也說明了她們骨子里強烈的自我約束力和紀律性的文化價值觀。
德國女性的奢侈品消費動機多表現為自我享受動機、品質精致動機、表現內在自我動機和物美價宜動機等，在奢侈品消費的意義上則追求個人精神上的體驗性享受，側重于讓身心愉悅的奢華經歷，而非奢侈品的實體。這種以個人導向為主的消費觀來源于德國女性強調思想獨立和自我內心感受，與此同時追求經濟獨立并完全解放自我個性的價值觀。
綜上所述，德國女性消費者的奢侈品消費動機屬于個人導向性動機；而中國女性消費者則屬于社會導向性與個人導向性動機相結合，；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全球化進程的影響之下，西方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價值觀也不斷地沖擊著中華民族文化，從而使得中國消費者的文化價值觀呈現多元化的趨勢，文化價值觀的多元化導致了消費動機的多元化和消費行為模式的多元化。但總的來說，中國女性消費者的消費動機仍更傾向于社會導向性動機，對于她們來說，奢侈品維持身份地位的必需品；相比之下，德國女性則理性地將奢侈品視作生活的附屬品和調味劑。
參考文獻：
[1]盧泰宏等著，消費者行為學――中國消費者透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朱曉輝，中國消費者奢侈品消費動機的實證研究[M]，商業經濟與管理，2006（7），42-48.
關鍵詞:傳統文化 整體和諧 有機論 兼容并蓄 復興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產生于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進步使西方社會進入大工業時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向社會進行全面滲透，另一方面在幫助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時產生異化，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潛在的威脅?？萍荚诮o西方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將西方社會引入了黑暗的沼澤。許多嚴重的問題深深地困擾著人類:道德淪喪、環境污染、資源危機。人類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向東方世界尋求解決之道。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近代中國的科技發展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但李約瑟認為不應把傳統的中國科學視為現代科學的一個失敗的原型，他認為中國科學在世界新科學的過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國科學傳統將為科學的未來發展開辟道路，現代自然科學的進步給人類帶來的各種道德上的問題，都可以從中國文化所包含的偉大的傳統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將西方世界從它陷入的機械唯物論和唯科學主義的深淵中解救出來。
二、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對科技發展的推動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傳統文化價值觀概括起來主要有整體和諧思想、有機論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體和諧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包含許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統的復雜體系，中國各派哲學家的價值學說分為儒墨法道四家，他們內部的不同學派都持有和諧思想的價值觀，正是這種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華民族文明崇尚和諧的特質。
在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人與自然應是和諧關系的觀點非常鮮明。中國古代在許多專門領域已有系統的論著，如《黃帝內經》、《天工開物》、《夢溪筆談》等。如果說當代西方科學可以稱為“精確科學”的話，那么中國古代科學可以稱作“整體性科學”。整體和諧思想在我國古代醫學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如《黃帝內經》就吸取了儒家關于天地人相統一的“和諧”(即“天人合一”)思想。整體和諧思想和整體研究的成果，也推動了哲學、醫學、天文學、數學、軍事學、物理學、農學、建筑學和人文科學等的發展。如萬里長城、無數雄偉壯麗的宮殿、巧奪天工的橋梁也是整體和諧思想的有力見證。
2. 有機論思想
有機論是一種把活的有機物當作整個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學。它認為，有機物擁有物化分析所難以理解的性質，而這些性質是因這個整體的統一作用造成的。
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機論生態自然觀根據陰陽五行的宇宙一體化理論，認為自然界與人有相互聯系，有同構性，這種生態價值觀把人與自然看成是高度相關的統一整體，強調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整體性和有機性。每一個物種都占據著特定的生態位，都離不開與其它物種的聯系和對環境的依賴。人類呵護自然的內在價值就是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從而將人文法則逐步推廣到非人類的自然——從動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態環境。有機論思想在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醫學、農學、手工學著作很好的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對科技發展的有益導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內容、不同性質的東西收下來，保存起來。自古以來，謙遜的中華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來的優秀成果同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了燦爛的華夏文明。
中國古代各個朝代都創造和豐富了中國文化，漢族的統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數民族學習漢文化，少數民族統治者更是積極向漢族學習，促使自己“漢化”。中國還善于向外國學習，從西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經歷魏晉南北朝時期，至唐朝時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國人對外來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國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國化的佛教的某些內容和思維方式被儒學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稱為新儒學(理學)的思想理論體系。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經等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這些活動在當時對科技的進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
三、中國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國人本身并未意識到這些，他們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國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討的只是“李約瑟難題”，卻忽略了有這么一句話:“不過，正如人們在陽光明媚的法國所說的‘注意!一列火車也許會遮擋另一列火車!’”近代西方文明確實極大的改善了人類的生產與生活，但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也逐漸凸顯，無論是西方科學自身的發展，還是在處理與社會、經濟和環境的關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礙，科學的發展、社會和經濟的進步都呼喚一種新的科學、新的文明，而它們的核心思想與東方科學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謀而合，東方科學與文明將面臨一個巨大的發展。
目前，經濟社會全球化浪潮正在給東方文明的復興提供一個巨大機遇，我們可以自信的預言在不久的將來，中華民族必然會實現偉大復興，而東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將會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國會當仁不讓的成為下一個科技崛起的中心。
參考文獻
[1] 林堅、馬建波，《論中國文化傳統對科技發展的雙重作用》，《自然辯證法研究》， 2006， (11).
[2]李杏、丁振國，《淺談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學術論壇》，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