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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80年代，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形式單一，主要采用政府主導的模式提供社會公眾所需的基本公共體育服務。換言之，政府壟斷著整個公共體育服務的供給，其角色定位往往既是安排者又是生產者。隨后，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引發了社會公眾公共體育需求的規?；c多樣化，政府仍只依靠自身力量來承擔更為豐富多樣的公共體育服務，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同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成熟，市場機制也被引入到公共服務領域，作為公共服務隨動系統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先前處于獨家壟斷地位的單一供給主體———政府，不得不面對私人部門(市場)和社會非營利組織的挑戰。于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一些國家開始改革原來的政府主導型供給模式，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多元主體供給模式。相應地，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主體由政府一元供給走向了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機構相結合的多元化供給［2］。又由于不同國家的政治結構、制度環境、文化和歷史發展等差異，公共體育服務領域的多元主體之間地位作用、協同關系與合作方式不同，可以歸納成“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有限市場型”和“有限政府型”等4種模式。形象地說，這些模式位于“市場力量－政府力量”強弱維度圖的不同區位，產生背景不同，運行內容也有所差異，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優點和不足。
1．1政府主導型模式
理論上，向社會公眾提供公共體育服務一直被認為是政府的職責，不少國家均是采用這種模式供給公共體育服務。但是隨著公共體育服務領域的演進發展，目前仍采用這種供給模式的國家已經不多，新加坡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新加坡是移民國家，具有多元文化與社會主體，同時缺乏自然資源，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高。這些特殊國情決定了必須由政府集權對公共體育服務進行權威性供給和生產，以保證公共體育服務在全國的普惠性和均等化。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通過大力建造公共體育場地設施來實現公共體育服務的普惠性。1975年新加坡開始實施《體育設施藍圖計劃》，如今公共體育設施已覆蓋全國，形成了包括體育城、區域體育中心、市鎮體育及康樂中心、社區操場在內的四級體育設施網絡［3］，且體育運動開展種類多、普及程度高。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公共體育服務的均等化，政府規定在規劃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政府組屋時，就要求每一片社區周圍都必須建有相應的體育設施，規模大的組屋區還要有相應的體育場館，且這些體育設施和場館基本都是免費的，只是需要居民提前電話預約。同時，各個組屋社區還成立有各種運動社團，鼓勵居民參與［4］。新加坡采用的政府主導型模式供給公共體育服務，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梢?，政府主導型模式的最大特點在于，政府是公共體育服務生產和提供的主體，以權力為運作方式，強調政府的強力調控和壟斷，表現為政府在公共體育服務的生產、提供和監管中均是強勢支配力量，集資金提供者、生產安排者和具體的服務生產者于一身。這種模式要求政府擁有高度的權威與足夠的資源實力來主導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且公共體育服務領域市場與社會力量不強，市場化和社會化受到制約。由于政府主導型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上述特點和適用條件，帶來了相應的優點和局限。首先，政府制定的具有統一性與計劃性的各類導向政策，更有利于保障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普惠性與均等化，在供給公共體育服務時政府能承擔一些耗資大、經營利潤低的項目。但同時，市場和社會應有的價值沒有得到利用，政府獨家提供形式多樣的公共體育服務，往往是政府的財政支出負擔較重，會出現諸如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效率低下、有效供給不足等一系列制度性缺陷，也容易造成政府機構的膨脹、消費者被動接受等不足。也正是由于這些積弊的存在，早年實行政府主導型模式供給公共體育服務的一些西方國家，陸續開始了不同程度的市場化改革［5］，產生了其他供給模式。
1．2市場主導型模式
市場主導型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主要發生在市場經濟相對較為成熟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采用市場主導的方式來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體育服務，主要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市場化程度高，運用靈活多樣的供給方式。經過多年的發展，美國公共體育服務已形成以市場為主導，以競爭為核心的服務模式，諸如合同外包、特許經營、使用者付費、憑單制、公私合作等。美國許多州和地方政府通過平衡的地方財政運作和市場化的方法，投入體育場館等大型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發行政府建設債券等，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資本市場籌資方式［6］。二是公共體育服務及其相關領域的非政府組織發育成熟，社會組織在公共體育服務提供中扮演著重要而積極的角色。美國是世界上社會組織最發達的國家，目前與體育相關的全國性社會組織多達300余個，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相應分支組織則難以完全統計［7］。這些社會組織有很強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它們不僅為社會公眾提供多樣化的公共體育服務，也為政府的公共體育決策提供咨詢和建議。市場主導型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市場成為公共體育服務生產和提供主體，在公共體育服務的生產、提供和監管中處于強勢支配地位，政府僅起到宏觀的輔助作用。市場主導型模式的適用條件要求市場經濟高度發展，強調市場競爭機制、激勵機制與價值規律的作用，重視自由競爭給公共體育服務帶來的積極效應。其運作機制主要是發揮市場與社會組織在公共體育服務領域的作用。在美國，市場主導型模式的產生背景是在傳統的政府主導型供給中，政府部門提供公共體育服務出現了效率低下、成本過高等一系列問題，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促使市場力量逐漸進入公共體育服務領域，彌補政府壟斷供給帶來的不足。在優缺點上，市場主導型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能充分利用市場與社會組織力量來提供社會公眾所需的形式多樣的公共體育服務，幫助解決政府部門提供相應服務時效率低、成本高的不足。但同時，這種模式也會存在過度市場化的問題，比如:企業不愿提供投入回報低的服務內容，還容易造成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總量不足、私營部門壟斷、影響社會公平、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引發腐敗等問題。也正是由于上述弊端，多數西方國家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改革上選擇了適度的市場化，努力實現政府與市場力量的制衡，于是出現了有限市場型模式和有限政府型模式。
1．3有限市場型模式
從如今公共體育服務不斷深化的市場化與社會化進程來看，以英美國家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改革原來的政府主導型供給模式，有限市場型模式就成為其中一些國家公共體育服務領域演進發展的主要選擇。目前采用這種模式的主要區域是以法德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德國是國家主義傳統深厚的國家，在歷史上由政府主導著整個社會的公共服務，同時也注重政府和市場的緊密關系。近年來，德國公共服務機構的“去行政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不斷走向公司化、市場化，允許私人企業參與投標或采取公私合作的PPP模式提供公共體育服務。目前，德國公共體育服務領域采取PPP模式已有較為成熟的經驗，國內公共體育場館建造、公共體育服務提供等均是采用BOT、租賃、特許經營等PPP運作模式［8］。除了市場化趨勢外，德國公共體育服務的社會化趨勢也在不斷提高。如今的德國，公共體育服務領域存在著包括眾多體育俱樂部與聯盟在內的強有力的社會組織，政府與社會組織共同提供公共體育服務的局面逐漸形成并不斷完善，包括公共體育服務在內的許多公共服務已經被從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轉移到各類社會組織(第三部門或者非營利部門)［9］。但是，德國公共體育服務領域中的市場機構和社會組織很大程度上并不獨立，而是與政府交織在一起。換言之，政府是在主導和制度安排的前提下依賴市場和社會，聯合市場與社會力量共同來提供公共體育服務。有限市場型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公共體育服務領域的多元供給主體中，市場相對政府的作用明顯不足，市場僅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中發揮有限力量。這種模式的產生背景前提往往是公共體育服務領域的市場和社會組織力量正不斷壯大，但獨立性不夠，政府由于歷史與現實原因仍堅持主導地位，只在有限的范圍和程度上聯合市場與社會組織共同提供公共體育服務。有限市場型公共體育服務模式相比政府主導型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市場和社會組織的應有價值，幫助減輕政府直接提供公共體育服務的巨大財政負擔，提高公共體育服務的供給效率。但這種模式屬于市場化程度較低、市場力量較弱的類型，市場與社會組織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中應有的作用和價值遠沒有得到充分體現。
1．4有限政府型模式
在一些國家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改革中，市場化、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與社會力量在服務供給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催生出有限政府型供給模式?，F今，英國的“公平福利型”公共體育服務模式就是這一類型。英國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經歷了從“福利國家”到私營化、合作化、民營化的服務模式，以公平為首要價值理念，追求公平福利，以國家為主體，實行對全民的普遍的基本保障。歸納而言，其有限政府型供給模式強調公平福利，市場企業與非政府組織在公共體育服務提供領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的有限力量集中于追求公共體育服務的公平福利。具體而言，2002年英國政府了《游戲計劃》，提出建設“積極和成功體育國家發展戰略”，將公共體育服務供給體系的建設作為實現其戰略目標的關鍵。2004年英國體育理事會又了《英國體育框架》，提出了每年使英國參與體育和積極休閑活動的人數增加1%的具體目標?？梢?，英國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堅持需求導向，即通過公共體育服務供給體系的建設，確保每個人都能有接近高質量體育的機會，滿足個體的體育需求［10］。另一方面，近些年英國政府部門不直接介入體育管理，其體育和娛樂司等行政部門，通過與國家理事機構、青年體育基金會等眾多合作伙伴充分合作，聯合市場和體育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體育服務，政府在公共體育服務發展中的主要任務變為監督和協調［11］。并且英國的社會組織僅次于美國，相對規模居世界第2位，尤其是包括文體休閑在內的3個領域最為活躍［12］。有限政府型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公共體育服務領域的多元供給主體中，政府相對市場僅僅發揮很少的作用，側重于利用市場和非政府組織為社會公眾提供所需的服務，政府作用僅限于彌補市場與社會力量的缺陷，承擔公共體育服務普惠公平宗旨的有限責任。有限政府模式的產生背景要求公共體育服務領域市場與社會力量比較成熟，且獨立性強，同時政府部門擔負公平普惠的最終責任，能起到應有的組織、協調和監管職能。有限政府型模式相比有限市場型模式能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中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減輕政府部門提供公共體育服務的負擔。但同時，在有限政府型模式運行中，隨著市場與社會的力量逐漸增強，往往會產生一些市場化與社會化的問題與弊端，包括市場壟斷的出現與服務提供效率的降低、服務質量監管成本巨大、公私合營交易成本增加等，更需要政府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普惠性與均衡化方面發揮政策制定、組織協調、評估監管等作用。這一點在英國的實例中能得到明顯體現。此外，在公民社會較為發達的西方國家，公共體育服務領域還存在社會自愿供給模式，包括個體自愿供給和社會組織之類的團體志愿供給，往往是供給者以慈善方式無償地向社會公眾提供某些公共體育服務。這種方式普遍存在于現代社會，但由于其運作機理是基礎相對薄弱的自愿機制，所以，始終無法成為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主流模式，而是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有益補充。
2國外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的啟示
近些年，不僅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持續對公共體育服務模式進行著結構性調整，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不斷地探索適合于本國國情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在加快公共體育服務建設，打造適合國情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上，也可以從西方國家相關領域實踐中獲得一些啟示。
2．1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中政府始終擔負著最終責任
隨著時代和社會的進步，體育政府部門對自身在公共體育服務中重要性和最終責任的認識需要深化。各國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改革中選擇適宜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實則是基于國情把政府和民間的力量最有效地結合起來以提供最好的公共體育服務?，F代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存在多種模式，在任何類型的供給模式中，政府始終擔負著實現公共體育服務公平普惠的最終責任，無論市場和社會組織如何成長，政府作用不可能消失，差異只是政府在發揮何種作用和如何發揮作用。換言之，政府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中的主體責任，即確保公共體育服務被提供的責任具有不可替代性。分析比較上述各類供給模式還能看出，伴隨著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市場化和社會化趨勢，一些國家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中市場與社會力量增強，政府負擔會有不同程度的減輕，但責任并沒有減少，相反顯得更為重要和突出。
2．2各類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同
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領域，政府可以是生產者、組織者、協調者與監管者等多種角色定位?，F今社會公眾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不斷多樣化、高級化，促使傳統的政府主導型供給模式日漸需要市場和社會組織不同程度的介入，幫助提高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水平與效率，因而產生了政府和市場社會力量協作方式不同、地位不同的多類供給模式。比較上述各類供給模式可以看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各有側重:在政府主導型模式中政府以主導角色出現，相比其他供給模式更強調生產職能;市場主導型模式中政府的生產職能最為弱化，在生產中僅起輔助作用;有限市場型模式與有限政府型模式中，政府的組織、協調和監管職能尤為重要。概括而言，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選擇與調整過程中，掌握著大量公共體育資源的政府，作為公共體育服務的最終責任者，在服務供給過程中可以是主導的身份或參與的角色，生產或提供社會公眾所需的各種公共體育產品和服務。
2．3適宜和動態地選擇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
不同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主要差別在于政府作用、市場作用和社會力量相對關系的差異。西方國家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的演進過程說明，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類型，只有在不同的政策環境下，不同的歷史階段適應不同環境的具體模式。即便是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公共體育服務領域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力量的投入強度也不一樣。而且，不同時期的公共體育服務模式并非是一成不變，而是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任務和具體情況處于不斷調整之中，甚至不同的公共體育服務模式之間的界限也在逐漸地模糊。為此，一方面，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選擇應堅持適宜性原則，要根據國內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大環境，以及公共體育服務領域中政府部門、市場機構和社會組織的現實力量與相互關系，來確定適合的模式類型。另一方面，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選擇應堅持動態性原則，這就意味著應以社會公眾公共體育需求變化為導向，在社會公眾基本公共體育需求不斷多樣化的背景下，逐漸實現政府主導型供給模式向多元主體供給模式變革。
3我國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的選擇
現階段，我國公共體育服務領域的供求態勢是:政府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與社會公眾的公共體育需求之間矛盾和差距明顯。在多元主體的力量與關系上，政府部門掌握著大量公共體育資源，處于主導地位，市場與社會組織的發育和成長還甚為薄弱，且獨立性較差。在社會公眾的公共體育需求上，目前以基本的同質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為主。因此，現階段我國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應該堅持政府主導，先期調整目標旨在深化“一主多元”的供給格局，即政府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中要發揮強勢作用。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公眾的公共體育需求總量和內容，將從基本的同質需求不斷擴大為多樣化的異質需求，同時，市場與社會組織的力量將逐漸壯大。彼時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應朝著有限市場型與有限政府型方向轉變，打造多元供給主體的服務模式，甚至朝向市場主導型發展。
3．1初始階段堅持政府主導型模式
公共體育服務初始階段，即現階段，社會公眾的基本體育需求還沒有得到滿足，應堅持政府主導型模式，借助政府的權威調節公共體育資源，實現基本公共體育服務的普及化和均等化。具體而言，這一階段公共體育服務領域改革的目標旨在為社會公眾提供普惠和均等的基本公共體育服務。根據《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基本公共體育服務主要涉及體育場館開放與全民健身服務兩方面，仍應以政府主導型模式為主，關鍵任務是提升政府生產和提供基本公共體育服務的效率與效果，使得政府所擁有的公共體育資源發揮最大化效用。
3．2中期階段轉向有限市場型模式
預計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時，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水平也進入了中級階段，政府主導的基本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將得以實現，應逐漸引入市場化，轉向有限市場型模式，通過市場與社會組織增加公共體育供給的種類與數量，滿足社會公眾多樣化的體育需求。具體而言，這一階段公共體育服務領域改革的目標旨在培育市場機構與社會組織，使之成為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重要參與主體，奠定多元供給主體的堅實基礎。這一階段將進一步完善基本公共體育服務的供給格局，逐漸形成多元主體提供各類公共體育服務的局面。公共體育服務模式方面，由政府、市場機構和社會組織合作提供的效果會不斷顯現。
3．3后期階段打造有限政府模式
預計2049年前后我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生活水平，公共體育服務供給進入高水平階段，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更加獨立壯大，將建立有限政府型模式，政府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中的主要作用表現為設計制度安排來規范多元主體的混合供給。其目標旨在深化和完善由政府部門、市場機構、社會組織作為共同提供者的格局，屆時公共體育服務的供給內容會跟隨社會公眾公共體育需求的變化而更加豐富多樣，多元供給主體之間協同合作得更為規范和順暢。
1完善的市場體系
發達國家體育產業普遍是一個復合型結構，既包括與體育相關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和經營，也包括體育服務產品的生產和經營。他們對體育產業的理解遵循消費“決定論”即體育消費決定體育市場，體育市場決定體育產業。其體育產業鏈相當完整，已基本形成了包括核心產業、中介產業和產業三部分的完整結構。
2發達的體育競賽
表演業競賽表演是在約定時間、約定地點向消費者提供競賽表演產品的核心服務輔以一系列的附加服務所構成的，能最大程度地滿足消費者現場觀看比賽需求的服務產品組合。在競賽表演發達的美國，職業化和商業化程度非常之高。僅棒球、籃球、橄欖球、冰球和足球5個項目就擁有近800個職業隊（含少量加拿大的球隊）。美國職業體育的總收入大約在30億美元左右，而到了9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已經突破了70億美元。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又超過100億美元；全美體育競賽表演產業總產值1986年約為94億美元，1998年猛增至1296億美元，12年間激增近13倍[1]。在英國，2001年8月，英超與天空電視臺所簽的三個賽季的電視轉播合同身價己經暴漲到11億英鎊。2000-2001賽季英超年度總收入為16億歐元，而在這其中，電視轉播費收入就占了39%。[2]“2007-2010賽季，逾17億英鎊的電視轉播費用”[3]成為英超經營的經濟基礎。而創立于1877年的溫布爾登公開賽，作為商業化運作最早、最成熟的網球賽事，1879年掘出了它的第一桶金———116英鎊，2006年，溫網為全英網球俱樂部的盈利為2554萬英鎊[4]。
3成熟的大眾體育健身娛樂業
2009年，全世界約有128000家健身俱樂部，會員超過11900萬。全球健身俱樂部產業的規模將近700億美元[5]。法國的體育產業以健身娛樂業為主，據法國青年與體育部1998年的統計，現有各類體育俱樂部17萬個，注冊會員達1250萬人，體育人口占法國總人口的73.9%，龐大的體育人口基數，為大眾體育消費水平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美國社區中一般都建有休閑體育場、兒童游戲場與公園的綜合體系。并專門建有社區體育中心，設置具有多種功能的各類體育設施，以開展各種體育活動，為社區居民服務。據2004年1月份的統計數據表明3940萬人去健身房鍛煉。截止到2005年1月份，美國的健身俱樂部數量已經達到26830個[6]。在澳大利亞，依靠各類社團和社會力量來開展各類休閑體育活動，2002年澳大利亞體育人口比例為77%。澳大利亞有110個社會團體，5萬多個各種俱樂部，一般都設在體育場或者體育中心，包括技術輔導、組織群眾體育活動、場地設施維護以及向社會集資等工作[6]。其中有60%-70%的俱樂部分布在鄉村，每年有2億人次參加各種類型的休閑體育活動和比賽。這些龐大體育健身娛樂群體，為體育文化產業提供了有利支撐。
4健全的學校體育教育和競賽體系
國外完善的學校體育教育體系既培養了學生的終身體育意識，為社會輸送了大量的體育人才，又促進了大眾體育消費。學校體育是美國整個體育系統發展的基礎。美國很多優秀體育人才都是由綜合院校而非專業體校培養的。具有代表意義的NCAA（大學生體育聯合會）成立于1906年，目前擁有1200多所大學、聯盟和單項協會成員，每年大約有44900名男女運動員參加NCAA的各個項目的比賽，并培養了大批優秀運動員。以NBA為例，NCAA每年穩定地為NBA輸送優秀的籃球人才，據統計，76%的現役NBA球員來自NCAA，而在NBA近三年的招募中，年均82.9%的新招球員來自于NCAA[7]。在英國，青少年參加校外體育活動的比例相對較高。1到13年級學生當中，有50%每周參加至少3小時體育課和課外體育。在2008到2009年度中學生每周平均花費115分鐘時間在體育課上。66%的1到13年級學生會參與某種形式的校內比賽。99%的學校每年至少舉辦一次運動日或類似活動。至于校際比賽，42%的學生會參與。學校平均提供18.6種不同的體育項目。每個學校平均與8.2個俱樂部建立了聯系。
5先進的高科技技術
新產品的研發是體育產業的生命線，也促進了體育文化產業的重組。首先，體育賽事競賽觀賞性是其產業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而運動成績的提升則是對競技體育更快、更高、更強的詮釋，也是提高體育競賽觀賞性的一個賣點。其次，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傳統的體育產業出現質的變化。而生物、力學等高科技的介入，使得健身娛樂業的器械裝備也迅速發展。良好的運動器械既提高了運動質量，又有效地減少了運動損傷。
6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
歐美體育產業的發達既與其完善的市場體系密切相連，也與政府的政策扶持密不可分。西方國家特別重視依法治國，通過法律手段對企業活動和市場進行管制，而且執法嚴格，真正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體育產業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混合，具有較明顯的公共物品性質，既要考慮體育產業的商業性和贏利性，還要考慮其公益性和福利性，因此，政府需要承擔公共物品的管理和供給責任。
7規范的體育傳媒業
1.1全民英語水平的基礎培訓。
比利時北部地區主要使用荷蘭語，南都地區多用法語，東部一些地區多用德語。雖然比利時不同地區使用的官方語言有所差別，但比利時全國都十分重視國民的英語語言培養。比利時全民英語語言素質都比較高，筆者在比利時采訪過許多當地人，談到其學習英語的情況時，了解到比利時對英語學習的一種教育理念就是創建一個英語學習的環境與氛圍，不僅在學校里學，在課堂上學，在進口英美電影時也保持原聲。比利時人認為他們在通過觀看英美電影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接受了英語語言的學習和熏陶。在比利時，英美電影占據了很大的傳媒市場份額：除了在電影院上映外，下檔后會出DVD，影片在各大超市均有銷售，購買極為便利。電影上映一年后在電視臺里就有播放。比利時的歐美電影無論是在電影院、DVD還是在電視上放映，都有一大特點：保持原聲，不用本國或本地區語言配音，而同時配上英文字幕和本地區語言字幕幫助理解。比利時民眾在觀看電影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接觸并學習英語，因此，即使是沒有開始英語課程的小學生和幼兒園兒童，都能夠進行簡單的英語對話。在課程教學方面，英語是比利時中學的必修語言課，從初中二年級開始開設英語課程，雖然比利時的英語教師也和中國一樣，多是由本國人而不是來自英語為母語國家的人擔任，中學的英語學習課程不僅僅關注學習語言本身的學習，還注意到學習的配套工程，如開設相關英美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課程，所用教材都采用外語原文文本。讓學生從語言、思維、歷史、文化、經濟等對英語世界有各方面全面的了解。因此，高中畢業生的英語水平可達到熟練掌握與運用的程度。在這樣的機制下，比利時國民的整體英語素質較高，雖然比利時的母語非英語，但到比利時留學的各國留學生，即使不懂其母語（荷蘭語、法語、德語），也能夠與當地居民溝通上并無太大障礙。良好的基礎教育機制，使專業的大學新生英語基礎打得較好，大學學習不再囿于語言形式，而是直接學習專業知識，為教師的培養奠定了良好的英語語言基礎。
1.2重視教學實踐培訓，發掘多媒體教育資源平臺。
教學實踐培訓，是教師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比利時的高等教育分為正規大學教育和大學外高等教育，提供長期與短期兩種訓練課程，兩種課程均設有英語專業。學術與實踐并重，學術性的講授課程也是面向實踐的。比利時注意英語教師的職前培養與職后培訓，一般大學本科畢業生要再接受一年的知識課程和教學法等課程的教師職業培訓方可任教，教師們要工作若干年后才能在學校取得固定職位。英語教師的工作量適當，國際交流項目較多，多數教師都獲得到英國等國外大學深造的機會。教師可以在職任教的同時不斷提高自己。比利時在多媒體教學方面還采用了資源激勵機制。2002年，比利時弗蘭芒教育部門建立了唯一的開放資源門戶網站———KlasCement，作為教師分享學習材料的主要平臺。網站資源均為免費享用，沒有任何商業利益。通過該網站，人們可以獲得文章、檔案、網頁、軟件等學習資源，網站服務質量依賴普通參與者的貢獻和反饋，政府也制定了相應的“點數”系統作為激勵機制鼓勵教師的參與。這樣的機制有效地促進了英語學習資料和經驗的交流。
1.3客觀有效的教師能力評估機制。
比利時政府對于高等教育非常重視，對于高等教育的質量要求甚至寫進法律。根據1991年7月第24條法律要求，所有的院校都要建立質量保證體系。政府有組織事后評估的義務，可以就現在的質量保證體系是否運行良好進行評估。比利時注重以評估為手段的質量監控。員工的素質都要接受這種評估檢查。評估有校內自己的評估，也有社會方面的評估。政府成立評估團，還有學生評估、大學委員會評估、研發委員會評估以及同行評估等。除正常在錄、續、升等環節評估外，對差的還要進行跟蹤評估。在評估過程中，對教師及研究人員都有相應的指標和考評點，教授若3次評估結果不佳會有暫時解除教授職務之虞，研究人員一年不發表成果也會受到警告。比利時有的高校實行合同制，按照聘用合同規定，所有教師每5年至少評估一次，對于不稱職的教職員工，可能被裁減。評估體系的健全讓高等教育發展不斷規范有序，讓教職員工不斷成長成熟，讓學校不斷提高辦學質量。
2比利時英語教師培養體系及其啟示
作為和中國一樣同屬英語延伸圈國家，比利時英語教師的培養有著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在基礎教育階段，國民英語的培訓就基本完成；重視教師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教學實踐培訓，發掘多媒體教育資源平臺；實施客觀有效的教師能力評估機制。對于我國的英語教育培養機制，在借鑒比利時經驗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考慮，以期提高我國英語師資水平。
2.1重視英美影片的原聲播放，注重英語基礎教育，提高全民英語素質。
電影電視劇具有很強的寓教于樂性，英美大片和連續劇深得中國受眾的喜愛，現在網上也陸續出現專供下載外語原聲影片和連續劇的網站，并形成一些自發的字幕組制作團隊。但這些多屬于民間愛好者們自發組織的團體，我國在引進在電影院上映的英美電影和在國家電視臺（如CCTV8等）播放的連續劇時，都是經過中文配音處理，這樣一來，雖然方便了廣大群眾對影片的理解，擴大了影片的接受面，但對于培養全民學習英語的熱情來說卻是大打折扣。對此，如果能夠適當地引進英美原聲電影和電視劇，不做譯音處理，只加上中英文對應的字幕，對于提高英語語言的學習和接受將大有裨益。在教學方面，可以從英語流通廣，母語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這兩大特點入手，在進入大學前的學習階段，除了開設基礎的英語課程之外，適當地開設一些與英語相關的，學習英語國家的歷史社會等內容的課程，豐富英語學習內容，讓這門活生生的語言真正地“活”起來。
2.2發掘多媒體教育資源平臺，加快英語教師職前培養與職后培訓的融合。
在自我進修方面，要發掘多媒體教育資源平臺，可以像比利時高校一樣，加強校際聯合，增加校際交流，建立網上學習室，形成教學交流、資源共享，以網絡平臺為載體，靈活學習、自主學習的開放式學習模式。
2.3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與評估體系。
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評估雖然有一定的規范性，但存在著行政化傾向，還未形成科學系統的考核制度。如英語教師的考評應在語言教學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考核標準和體系?？荚u要涵蓋專業理論與實踐能力、學科理論與實踐基礎等。在比利時，存在著許多教育協商、咨詢、協調和合作機構,它們對高等教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類組織一般具有獨立和權威兩大特點：盡管它也接受聯邦政府撥款、資金的資助，有的主要成員也是由政府任命的,但它的運作方式是獨立的;同時，這類單位得到了政府、學校、教授和社會的普遍認可，具有相當的權威性。這種中介機構實際上充當著學校和政府的“緩沖器”，既有利于維護高校的自由,國家又能施加影響。如果評估是由政府委托中介機構操作，并采用標準化的評測體系,這樣既有助于克服評估的行政化傾向,又有利于增強評估機構的責任感和權威性,提高評估的可信度,值得我們嘗試與探索。
3結語
日本的特殊教育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是特殊教育的初步形成階段(日本明治時期～昭和初期)。此階段的代表事件就是1878年京都盲啞學院的設立。直到1941年，養護學校的叫法被逐漸推廣，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自吞侵略苦果后，特殊教育也趨于停滯。第二階段是“特殊需要教育”時代(1946年～2001年)。以1946年在大和田國民學校開設養護班級作為日本戰后復興的開始。并在1947年頒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規定盲、聾兒童實行義務教育，1979年養護學校義務化，直至1993年，學校教育法實施規則修訂，“通級”指導被制度化。第三階段是“特殊需要教育”向“特別支援教育”理念的轉換階段(2001年～至今)。2001年文部科學省提出用“特別支援教育”代替“特殊需要教育”，經過近六年的運行和修訂，“特別支援教育”于2007年正式實施。日本的體育特殊教育的發展是伴隨著日本特殊教育的推進而逐漸成長的，但在其發展過程中，日本體育特殊教育經歷了三個重要時期，對其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促進了日本體育特殊教育的飛速發展。第一是1964年日本承辦的東京殘奧會。它激發了日本對于殘疾人體育發展的熱情和好奇心，也引起了日本相關部門的重視，開始在特殊教育中開發和推廣殘疾人體育。第二則是1979年養護學校義務教育化。這一法規的實施，促使身心有障礙的兒童能夠回歸學校接受教育，從而也有機會參與體育，并獲得體育特殊教育的機會。第三是1998年的長野冬季殘奧會。它推進了殘疾人體育向競技體育范圍的進一步拓展。經過長期的發展，日本體育特殊教育基本做到了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的良好銜接，普通高校體育特殊教育更加重視整個社會和學校教育的協同發展，而不是只針對個體的教育。對其現狀進行研究將對我國體育特殊教育起到很好的示范和借鑒作用。
2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實施現狀
通過對日本18所高校的調查并參考日本平成21年學校特殊教育實施情況調查研究報告書(高校部分數據)獲取分析數據。其中北海道、東北地區及九州、沖繩地區比例最高，其它地區比例相當，所調查82所高?；靖采w了日本全境。所調查高校，綜合性大學占52．4%，單科院校占42．7%，其它4．9%。本科生不足500名的學校占到了42%，500～1000名的學校占18%，1000～1500名的學校占17%，1500～2000名的學校占7%，2000～2500名的學校占5%，2500名以上的學校占7%。
2．1日本特殊體育教育基本情況分析
在全校范圍內體育作為必修課的高校占43%，另外作為院系單獨要求作為必修課的學校占6%，還有一類是體育綜合課程必修的占11%。但也有25%的高校將體育課程作為選修課，而不做強制要求。在這些高校中，對于特殊群體學生的體育教學，38%的高校每年會根據學生不同的情況進行不同的處理，也就是說會安排適合他們的、更有針對性的教學方式;28%的高校是按學校多年常規進行統一管理和教學;15%的高校制定了相對細化的特殊教育體系，根據體系的劃分進行區別對待;另外11%的高校則按照普通學生對待，不進行特殊安排。對于特殊群體學生的判定，不同高校判定的方法也不相同。對于特殊群體學生的認定依靠教師主觀判斷的占到了33%，根據校外醫療機關診斷的占21%，依據校醫院進行判定的占17%，其它判定方式占16%。幾乎所有被調查高校都未采用體力測定的方法來進行判定，也就是說主要還是依靠生理上的傷、病、殘進行判定的，對于肥胖等體質較差的學生依舊劃歸到正常學生的范圍。從圖1特殊群體學生殘障分類可知，涉及運動系統方面的人數最多，分別是35%和26%，運動系統原因是特殊群體學生不能參與正常體育教學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設置適合的體育特殊教育課程是面臨的主要問題，其次則是學生的康復和保健。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授課的情況下，項目選擇其實是比較廣泛的，包括迷你網球、排球、飛碟高爾夫、棋類、瑜珈、冬季運動、輪滑、蹦床、計算機游戲等26個項目。
2．2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模式調查與分析
只有6所學校沒有開設針對特殊群體學生的體育課程，大部分高校都設置了專門體育課程。其中9所高校采用的是一對一的教學模式，這無疑是最具有針對性的方式，但也對教學條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還有18所高校則根據學生情況開設了不同的體育課程。23所高校則開設相應課程，讓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上課，其中3所高校另外安排了專業護理人員。另外，有4所高校在原有體育課程教學中，增加助教或專業護理人員幫助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參與正常體育教學。還有17所高校針對特殊群體學生的實際，在他們不能很好完成體育教學的情況下，增加參觀、觀看或調查等教學形式，以加深他們對體育的理解。在選擇第一、第二選項的高校中，有76%的高校是由體育特殊教育的專職教師進行教學;12%的高校由一定比例的專職和兼職老師共同進行教學;8%的高校由兼職老師承擔教學工作;其它情況占4%。
2．3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實施情況調查與分析
調查問卷采用李斯特5級評價量表，表示為:5很符合、4較符合、3一般符合、2不夠符合、1不符合。平均值越接近5，說明所提問題越符合實際情況。反之，越接近1，則越不符合實際情況。日本高校對于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授課的認可度很高(平均值達到了3．24)，并且能夠根據學生情況進行不同的教學評價，并配置了相關的針對特殊群體學生需求的附屬設施，讓特殊群體學生能在比較良好的氛圍里進行學習(平均值達到了3．32)，而學生對體育課比較積極的態度和興趣。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存在資金短缺、醫療保障不完善、特殊體育教學設施、教具不齊全等問題。全納體育這一教育理念在日本高校已經得到廣泛認同，許多高校將特殊群體學生置于正常體育教育之中，因此，“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上課，教學效果理想”的平均值達到了3．30。同時，“將協助特殊群體學生進行體育學習，作為普通學生體育課程的組成部分”的平均值達到了3．57，充分體現了全納體育教育是對全體學生的教育理念。但在實際教學中也表現出“特殊群體學生的針對性教學具體實施時比較困難”、“滿足特殊群體學生的不同需求比較困難”等矛盾。
3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對我國高校體育特殊教育改革的啟示
3．1轉變體育特殊教育理念，構建體育特殊教育理論
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召開包含92個國家及25個國際組織的國際會議，會議的主題是“specialneedseducation”，著重將有障礙孩子的教育作為主要問題進行了討論，旨在推進“Inclusiveeducation”(全納教育)的教育理念，創造沒有“特殊孩子”的社會，最終通過了“薩拉曼卡宣言”。也正是在這次會議后，“Inclusiveeduca-tion”的教育理念對日本傳統特殊教育理論產生了巨大沖擊。越來越多的日本高校開始反思傳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日本許多高校也嘗試將全納教育融入到體育教育之中，現在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授課已得到廣泛認同，其意義也已凸顯。針對全納體育教育，在適應性教育(adaptiveed-ucation)的大背景下，日本高校也加大了適應性體育(adaptivesports)的推廣和創新力度，開發即能滿足全納體育教育需要，又能適合特殊學生不同需求的課程體系。2001年日本文部科學省根據日本社會特殊教育發展的現狀，又提出用“特別支援教育”代替“特殊需要教育”的理念，為了適應這一變革，日本體育界又進行了相應的改革。正是在不斷順應世界特殊教育理念發展并充分依據本國國情的前提下，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才能不斷變革、創新和發展。目前，我國體育特殊教育在先進教育理念的引進、推廣和踐行方面，無論是與國內特殊教育的發展而言，還是與國外體育特殊教育的發展而言都相對滯后。如果沒有先進的教育理念作為支撐，沒有完善的教育理論作為指導，就很難發現目前體育特殊教育中存在的不足，那么打破舊的桎梏從而進行改革創新也就難以進行。
3．2全面認識全納體育教育
薩拉曼卡宣言指出:克服歧視態度的最有效辦法，是讓普通學校逐步全納化，營造一個寬容的社會氛圍，建設一個全納的社會環境，逐步實現全民教育。全納教育的核心是忠實地把教育看作是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其作為一種教育理念有著重要意義。首先，從社會發展的視角來看，通過一視同仁地為所有學生提供教育，使他們相互理解和信任，逐步改變社會對于特殊群體的態度，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包容、沒有歧視的社會;其次，全納教育要求學校制定出適合學生特點的教學方法，讓所有學生各有所用，通過教育在身心兩方面受益。最后，能在一定程度上節省教育、社會資源，讓教育效能最大化。在這種大背景下，日本文部科學省指出，21世紀的特殊教育應該符合每一位殘障學生的需求。全納體育教育就是針對不同的殘障(身體殘障、智力殘障、身體能力有缺陷等)學生，都有適合其參與的體育項目、器材、場地和規則。而近年來隨著我國對特殊教育越來越重視，教育環境也不斷發展和改善，殘障學生進入大學的比例也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到2007年，達到國家錄取分數線殘疾考生被普通高校錄取比例為95%，有近2萬名殘疾人在普通高校就讀。我們也面臨著殘障學生教育諸多問題，而體育所面臨的問題更加嚴峻。正確地認識全納教育，并最終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全納體育教育理念、思想和理論，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特殊教育，從而進一步認識體育特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全納教育融合了當今對于殘障概念更廣泛的理解。按照全納教育思想，有些學生不能勝任體育教學，我們不能將這個問題歸咎于特殊學生本身，而是應從教育體制、體育教學模式、教學設計、教學方法、師資培訓、硬件等因素考慮我們自身存在的缺陷，為特殊群體學生掃除障礙，滿足他們學習的需求。全納教育自90年代被正式提出，就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研究熱潮，北歐一些國家更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進行了相關的嘗試，全納體育教育是全納教育的有益補充，我們的體育特殊教育必須抓住機遇，創造條件，跟上世界發展的車輪。
3．3需要構建完整的“體育特殊教學體系”
從對日本高校的調查可以看出，體育特殊教育的開展是單一部門無法完成的，它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有機系統?？梢哉f，“體育特殊教學體系”主要由學校內部環境、特殊體育教學系統、社會外部環境三部分構成。體育特殊教育不是僅集中于學校，集中于課堂實踐，它包括學校、社會、家庭的協同配合，也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包括國家政策、教育體制、師資培訓、教育系統及其所服務的社區之間的關系，也包括資金和資源的管理問題。但對目前體育特殊教育面言，迫在眉睫的問題是構建合理地“體育特殊教學系統”，這是全面推行體育特殊教育的基礎和必經途徑?！绑w育特殊教學系統”的建立就是要力求改變目前體育特殊教育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隔離”的現狀，努力做到教育的“融合”。從而最大程度滿足全體學生的體育教育需求?！绑w育特殊教學系統”與普通體育教學系統的主要區別應該體現在四個方面:課程統整、差異教學、教學輔助設計和全納設計?！绑w育特殊教學系統”的構建強調的學習是學生積極參與并理解其實際經驗的過程，也就是說要讓學生學會自己理解并發現事物的本質。主要包括課程目標及課程結構調整。我們從上面的調查可以看出，日本高校體育課程內容的設置是比較豐富的，并能根據普通學生和特殊群體學生的不同需求設置和安排相應的內容，從而保證全體學生的需求。新的教學系統應該融入“全納體育教育”理念，將更加注重雙方學生一種“態度”的培養，即“協作、平等、公正”的態度，把“共同發展”的理念充分體現出來?！绑w育特殊教學系統”的課程結構主要包括人格教育、認知教育、情意教育。差異教學是實現全納體育教育的必然要求，我們即考慮學生的個體差異，但也不能忽視學生的共性，差異教學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正視殘障)，滿足不同學生體育學習的需要，促進每個學生身心最大限度的發展。通過評價差異、教學內容差異、教學方法、手段、方式的差異、教學實施的差異，從而能夠主動適應學生身心動態的變化，做到教育資源的共享，創造公平的教育機會，營造積極的情感氛圍，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并客觀評價學習效果。而要實現差異教學，就離不開相應的教學輔助設計，常規的體育教學很難滿足和適應特殊學生的要求，這就要求在教學實施、教材、教學設施、教具等多方面進行重新設計，做到“因材施教”。
根據對日本體育特殊教育的調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高校在體育特殊教育中也存在體育教具、教學設施、教材、資金不足等問題，但相比較我們的體育特殊教育，日本在教學輔助的開發、研制上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比如盲人學生專用體育教材、為聽力障礙學生開發的體育多媒體視頻、為特殊學生學習或康復治療而改進或設計的體育教具、為行動不便學生提供網上教學等，特別教室、無障礙設施等在許多高校也作為常規化設施而存在，保障了特殊學生參與各種活動。在這方面國內體育特殊教育基本還是空白。教學輔助設計主要涉及兩個方面:(1)教學輔助技術。主要包括三個部分，計算機網絡和多媒體輔助技術在為特殊學生提供便利學習的同時，增加了獲取知識和技能的途徑;教學輔助器具主要針對特殊學生個體差異，設計出符合他們身體特點的教學器具，比如針對盲人學生設計的帶響聲的乒乓球和特制乒乓球臺，改變體積和重量的排球等等，使他們最大程度參與體育教學;第三部分是教學設施方面，設計更利于特殊學生出行和參與體育活動的場地、輔助器材等。(2)輔助治療技術。體育特殊教學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幫助特殊學生康復或治療，而不僅僅是承擔教學任務。因此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手段、實施等設計上都要盡可能體現這一點，讓他們能更健康地走出校門，走向社會。全納設計是為了適應全納體育教學所提出的教學構想，目的在于提供一種教學方案，在規定的教學時間和場合下，用最少的人力、物力滿足全體學生的體育教學需求，這并非意味著針對全體學生提供單一的教學方案，相反，它強調采用多種方式滿足差異學生的需求。它通過創建適應學習者個體差異的靈活性教學目標、教學策略，教學資源和教學評價提供具有深遠發展空間的藍圖。例如，葡萄牙正在開發一套靈活的全納性課程，來代替原有的、嚴格的、內容過多的課程。這個新課程不是基于課程內容的細節，而是基于三個領域基本能力的發展需要:成為自我管理的學生所需要的能力;正確態度和社會技能的培養;個性發展和對人生質量的探求。根據這三個原則，規定了一個核心課程，在這個框架里，學?？梢宰杂傻赜媱澴约旱慕虒W項目，組織教學時間和使用教學方法。
4結論與建議
1)日本高校普遍開設了體育特殊教育課程，從體育師資、教學設施及教學輔助設施、項目選擇上都較充分地考慮到特殊群體學生的需求;全納體育教育已被廣泛接受，并能將全納體育教育的理念運用到體育特殊教育實際，保證了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的共同發展。
2)日本體育特殊教育給我們的啟示是:首先，我們要重視目前面臨的體育特殊教育問題;其次，我們對全納體育教育的理解和接受都處于萌芽階段，需要全面認識和學習;最后，體育特殊教育不僅僅是體育教學，我們需要構建一個完整的體育特殊教育系統，才能真正實現全納體育教育的實施。
一、少兒英語教育
“孩子是成人之父”(Thechildisfatheroftheman)是英國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的詩歌《我心雀躍》(MyHeartLeapsUp)中的詩句，意思是“成人應以孩童為師，讓天性永存”。筆者在這里意在強調兒童正處在學習外語的最佳時期和關鍵期，很多語言習得現象只有在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才有所體現，兒童的語言習得對全面了解語言習得的過程、解決語言習得中的諸多問題有很多的啟示。換言之，若不關注和研究兒童外語學習的過程而高談闊論語言習得問題，則空口無憑、缺乏證據。為此，下文將主要探討當下基礎英語教育尤其是少兒英語教學中的幾個突出問題: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小學階段開設英語課程的利弊，基礎英語教育中的教材編寫、教學和測評等。關于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學術界眾說紛紜，尚無定論。談及該問題時不可回避的一個理論就是著名的關鍵期假說(CriticalPeriodHypothesis)，關鍵期假說認為從嬰兒出生到青春期(2—13歲)，左右腦半球都參與語言學習，對語言極其敏感，只要有足夠的語言輸入，人們就能毫不費力地學會一門語言，但是錯過了這段時間，伴隨著大腦的側化(lateralization)，人們很難掌握一門語言［6］12－13。盡管關鍵期假說存在不少爭議，但是有一點人們基本上是達成共識的，即從長遠來看，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前提下，二語學習者的年齡還是越小越好。此外，語音習得方面，Kuhl指出嬰兒剛出生時就具備識別人類不同語言的語音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從出生六個月后開始減退，到一周歲時這種能力基本喪失，兒童只具備識別自己母語語音的能力［7］。鑒于此，目前一般認為，少兒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一般在6—10歲，這時母語已經基本定型，而且語言學習的敏感性還很強?；谏鲜龉沧R，教育部在2001年頒布了《關于積極推進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指導意見》，要求全國各地小學逐步開設英語課程，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起始年級一般為三年級。這種做法充分利用了少兒學習外語的生理優勢，有助于少兒高效地、輕易地學到地道的英語。然而，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顯著，全國范圍內開設英語課程存在著一定困難，如師資缺乏、教師自身語言素養不高、教學資源匱乏、語言環境缺乏等。事實上，兒童英語教學在許多方面的要求比成人更高，因為少兒是一張白紙，全憑教師涂抹。在條件不具備的前提下，開設英語課是徒勞無益的，對少兒來說甚至會貽誤終生。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當下基礎英語教育的教材編寫、教學及測評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是“教材”或“教科書”的問題。當下流行的大多數主流小學英語教材內容過于簡化，只有一些相互之間無必然聯系的孤零零的句子、短對話，這其實是大多數教材編纂者按照成人對少兒語言能力的理解而主觀臆斷的做法，一方面低估了少兒的超強語言能力，另一方面也不符合語言習得的常識性規律。語言的習得不是信息越少、越孤立越易習得，而是恰恰相反，信息越多越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間的聯系進而越易習得(當然這里有一個度的問題)。此外，英語國家一些語言學家的做法亦印證了這一點，如英國語言先驅JacquesRoston先生創辦了靈格風英語(Linguaphone)，靈格風英語的教育理念就是不論年齡大小，所有的學習者一視同仁，學習的內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真實的(authentic)語言素材，不對其簡化加工。錄格風英語效果卓著，享譽世界。此外，“教科書”(textbook)這個詞本身就告訴人們其中的素材應該是以“語篇”或“篇”(text)為主，因為無論是漢語的“篇”還是英語的“text”，它們都要求所選的素材是前后聯系緊密、上下文一氣呵成的具有“語篇性”(texture)的篇章。下面參照《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2011版)提出的語言知識、語言技能、情感態度、學習策略、文化意識等五項課程目標，探討基礎英語教育教學中的一些問題。長期以來，人們強調最多的是其中的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兩項，這兩項的問題最為突出，由于篇幅問題，這里僅就語言知識方面的問題展開討論，其他方面的問題日后詳述。就語言知識而言，少兒英語教學首先遇到的便是語音問題，少兒英語學習者要想起好步，首先便是要接受正確的、嚴格的語音訓練，這對少兒日后的語言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語音訓練必須是正確的，否則只能是一遍遍地重復錯誤，從而貽誤終生。此外，如果教學不當，學生會以錯誤的理解代替本有的直觀感受，會漸漸失去模仿的本能，于是聽錄音就不起作用了。再者，母語雖有一定的參照意義，但負面影響更為嚴重，對此應高度警惕①。少兒語音教學方面的另一個問題是音標是否要教的問題。少兒在接觸了一段英語之后音標是應該教的，不僅僅要知道每個音標，更重要的是能正確地發音。社會上一部分功利主義者出于商業化的目的倡導英語國家少兒語言學習中的自然拼讀法(即所謂的見詞能讀，過目不忘)，而不學習國際音標，這其實是一種誤導。自然拼讀法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語言環境，但對于外語學習者而言這個前提是不具備的。此外，英語學習者到了一定階段自然就能夠見詞能讀，詞的讀音是沒有必要刻意去教的，事實上，即使掌握了自然拼讀法，若沒有一定的語言基礎，仍然是不奏效的。少兒英語語法教學中的問題是語法是否要教和怎么教的問題。語法規則是對大量語言現象的規定，語法問題其實是一個邏輯問題，比如其中的時態問題其實就是時間概念的問題。對少兒來說，如果不影響理解，便沒有必要講解其中的語法現象。即便到了一定年齡段出于應試等目的需要專門學習語法，這時也要講究方法，即在透徹分析語法現象的基礎上把握其內在聯系、培養語法意識，而非一味地死記硬背語法規則而不會運用。少兒英語詞匯教學首先要注意的是詞匯的三要素的順序應該是音、義、形而非音、形、義，這更加符合少兒的認知習慣。在講授時，不宜過早提出拼寫的要求，不宜過于追求拼寫的準確性。單詞教學可以采取如下的步驟:先聽單詞、讀單詞，然后根據圖片或實物說認讀單詞、把單詞與圖片或實物對應起來，最后才進入拼寫的教學。此外，少兒英語詞匯教學還應注意提供豐富的語境，加強學習者對詞匯的感知、理解和記憶。
二、附帶習得與刻意學習
“附帶習得”(incidentalacquisition)這個術語最早見于20世紀初實驗心理學的文獻中。在語言習得領域，直到1985年，Nagy、Herman和Anderson等人才在兒童母語習得中提及這個概念［8］。從詞源的角度來看，“附帶”(incidental)中的cid源于拉丁詞根cadere，意為“降落”之意，“附帶”(incidental)有“做其他事情時帶來的非主要的收獲”之意?！案綆Я暤谩币饧磳W習者在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無意中獲取了某些其他的知識，這是一種隱性的(implic-it)學習行為。與附帶習得相對的便是“刻意學習”(intentionallearning)，即學習者在完成某項學習任務時，事先已被告知有明確的學習目標，這是一種顯性的(explicit)學習活動［9］349－381。從本質上講，英語學習的過程是一個語感培養的過程，要以附帶學習為主，同時輔之以適當的刻意學習。適當的刻意學習是必要的，然而當下各個層次和階段的外語教育由于受傳統文化及應試教育的影響，刻意學習方式盛行。如在語音學習中，學習者沿用“音素———語流音變———重音———節奏———語調”的模式，過于分離地、刻意地進行語音訓練，一些語音的韻律特征(如重音、節奏、語調等)學生很難有效掌握。事實上這些方面的習得需要在刻意訓練的基礎上輔之以大量的聽音練習等附帶學習形式，以使學生形成良好的語感。在語法學習中，很多學習者可以自如地應對考試中的語法單項選擇等試題，但實際的語言運用(如英語寫作、漢英翻譯)卻難以盡如人意，連基本的“主謂賓意識”都不具備，不能寫出一個完整的句子，更不用說進行有效的(effective)、地道的(idiomatic)英語表達了。詞匯學習也存在不少誤區。一方面，掌握一個詞并不僅僅是知道其相對應的漢語意思。詞的意義是語境賦予的，離開了語境而孤立地記憶詞義并不奏效，即使大致知道某個詞的漢語意思，使用的時候還是很難激活;另一方面，詞語方面的知識是多維度的(multi－dimensional)，如語義特征、發音、拼寫、詞性、搭配、語義韻(semanticprosody)、類鏈接(colligation)、語用意義、詞頻的直覺(intuitionsoffrequency)等，上述知識中的語義韻、語用意義、詞頻的直覺等很難通過刻意學習的方式來掌握，必須大量接觸語言，進而去感知詞語的這些豐富內涵。
三、教無定法與“后方法”
近幾十年來，盡管應用語言學界關于教學法的研究不斷地推陳出新，如“語法—翻譯法”、直接法、聽說法、全身反應法、詞匯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交際法、認知法、內容依托法、全腦法、全語言法(whole－language)、后方法(post－method)等，然而在以英語作為外語的中國，各級各類外語教學機構過分強調通過閱讀、學習語法、文學欣賞、改寫(paraphrase)、翻譯等方法學習外語，“語法—翻譯法”等傳統的教學方法仍然大行其道，“講單詞、講語法、講課文”的模式仍然是外語教學的主流模式，外語教學“費時低效”的問題依然突出。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想當然地以為語言教學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采用什么樣的教法。從上世紀70年代起，人們逐漸意識到外語教學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很難使用某一種或幾種方法解決問題，同時，受西方后現代思潮(post－modernism)的影響，外語教學逐漸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也就是“后方法時代”，“后方法”與我國傳統上提的“教學有法、教無定法、貴在得法”如出一轍［10］?！昂蠓椒ā钡闹鞒逰umaravadivelu(2003)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后方法的三大參數和十條宏觀策略。其中，三大參數指的是“特定性”(particularity)、“實踐性”(practicality)、“可能性”(possibility)，十條宏觀策略包括創造最大學習機會、使師生理念錯位做到最小、注重語言輸入的語境、綜合多種語言技能、激發學生進行直覺探索(例如借助語料庫)、促進教學中的協商互動、促進學習者自主、保持與社會的關聯、提高文化意識、培養語感等十個方面［11］41。庫氏的三大參數與十條宏觀策略為外語教學提供了一個整體框架，具體的外語教學實踐可以在這個框架的指導下有效地開展。當下外語教學中與上述框架中提到的一些參數和策略相違背的一些做法，勢必影響教學效果，如精讀課中的“改寫”(paraphrase)就與宏觀策略中的第一條(創造最大學習機會)相違背。不可否認，“改寫”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原文，但是，提倡去背誦“改寫”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僅僅是我們通向“更好的理解”這個“目的地”(destination)過程中“一座臨時的橋梁”(aprovision-albridge)，一旦到達了彼岸，就應該將其拋在腦后，即對待“改寫”應該持一種“過河拆橋”的理念?！靶屡u”理論認為任何試圖借助“改寫”來鑒賞詩歌的嘗試都會不可避免地曲解或改變原文［12］86。又如過分強調“聽說讀寫譯”分離的做法與第四條(綜合多種語言技能)相違背?？茖W抽象(analyticalabstrac-tion)是必要的，但是語言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因此我們需采取“整一論”(holistic)②或“全語言”觀點來把握諸多技能之間的聯系，從而恢復英語的實際面目，促進英語實際運用能力的培養。
四、外語教育中思辨能力的培養
培養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ability)是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核心目標之一?！疤貭栰场表椖拷M提出的雙維結構模型認為思辨能力包括認知能力與情感特質兩個維度。認知維度又可分解為分析、推理與評價三項核心技能，情感維度包括好奇、自信、開朗、靈活、公正、誠實、謹慎、善解人意等［13］。大量的研究表明，外語專業學生的思辨能力不強，相對于其他專業學生尤其顯得不足，外語專業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在學生思辨能力培養方面實現突破，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外語教育從業者要認真研讀各級英語課程標準或教學大綱在教學目標方面的要求，在教學實踐中不僅注重語音、語法、詞匯、語篇等語言知識層面和聽、說、讀、寫、譯等語言技能層面的目標，更要重視智力、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方面的目標。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是和知識教育、自我反思、自覺修煉等成人化行為聯系在一起的，要重視這些方面的目標，以重塑外語教育的靈魂，培養有健全人格、全面發展的人，否則，大學的外語教育與培訓班就無兩樣了。其次，大力推行“通識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arts)，“liberalarts”源于古希臘，是非常古老的教育傳統，與儒家的“君子之道”不謀而合。教育要突出全面訓練，培養博學多才的人，人文、社會、自然三方面的知識缺一不可。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有18門必修的核心課程，范圍廣泛，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各個方面。當下外語專業學生思辨能力不強，直接的原因就是外語教育中忽視了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及自然科學思維的訓練。再次，改革現行的教學測評方法和手段，促進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借鑒西方外語教育中的“一條龍”體系，制定統一的語言能力標準，各類升學考試依據該標準確定的等級提出相應的要求，要減輕學生在語言學習中的應試壓力，突出其思辨能力的培養;二是重視形成性評估(formativeassessment)，逐步形成“以形成性評估為主，終結性評估(summativeassessment)為輔”的測試體系，重視“為了學習”和“作為學習”的測評，通過“形成性評估”來促進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
五、結語
關鍵詞：中華武術；差異；文化；交流
前言
在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作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堪稱中華民族文化瑰寶的民族體育運動，以地域傳承性的特點，使其所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一代又一代自我制中得以保存。然而，在現代體育的沖擊下，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中華武術的正整體受到
了嚴峻的考驗，“國際化與本土化“西方化與中國化”的跨文化對話，不得不引發我們對現存民族傳統武術運動所固有的民族和土地等特性的思考。中華民族傳統武術運動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提升其整體地位，使中華民族的傳統武術在現代社會中得以繼承和發揚，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1武術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國武術淵源流長，內容豐富。中國武術的發展，同我國傳統醫學、養生學、古代哲學的獨家發展是分不開的?！拔洹奔赐Ｖ共俑曛?，即止、戈二字的合成。就是說，武術的本義是通過以武會友、重在切蹉、點到為止、除強扶弱，防止無休止的爭斗，同時也有防身健體的作用。武術在我國主要流派的所屬同我國道家、佛家一脈相承，戒規同轍；同我國醫學、養生學、氣功的“精、氣、神”層次、求德為本等境界一致，更加豐富了它的內涵，深受廣大民眾喜愛，在我國得到了持續的發展，對豐富民族體育運動起到了重要作用。任何一種體育項目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從武術的文化內涵和技術風格來看，已從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形式，躋身于世界體育文化之列。其固有的特征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1傳統性
武術的傳統性，首先表現在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上。中國文化對武術的影響，不僅是武術自然地接受文化環境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歷代武術家自覺地運用中國傳統規范技法，闡述原理。達到了文武合一，交融一體的程度。如內外合一的技法原理，內外兼修的修煉原則，內外互導的訓練原則，映現著鮮明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色彩。中國深厚的文化積淀不僅影響著武術理論，而且決事實上著武術的運動特征，成為武術發展的動力。
1．2技擊性
武術的技擊方法和內容，有著自身發展的本質特征及原因。從武術的技擊角度來看，武術是“具則剛柔濟之道”，虛實攻守之學、“始以至實用”的技擊之本，技法成為武術最突出的特征。武術的技擊方法，攻防技術的運用，是通過身體的運動來實現的。其特點是，通過動靜變化規律來體現千變萬化的技法。古代中國人的奇正相生、快慢相問、虛實分明的動靜觀成為武術技擊的技術原理，也決定了武術的運動內格，因而武術講求方法巧妙運動，倡導巧力而斥拙力，這與西方的競技體育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西方競技體育崇尚一種力的強者哲學，主動進攻，快者贏，強者勝，有力打無力是其表現形式，通過一決勝負體現個體力量的外在征服。武術技擊的特征是“以靜制動”，以柔克剮，以小力勝大力以弱勝強，這與西方體育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2中華武術文化與西方體育文化的差異
西方文明的外推性和中國自然經濟的保守性，使近現代中西方體育文化的相互沖突與融合并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均衡性和必然性，面是更多的體現在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沖突和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被動地融合上；而在現代則更多地體現在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融合和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沖突上。西方體育折射著古希臘文明精神的光澤：武術則交容著中華文化生命的律動，西方體育祟尚人體力量和自身形象的真與美：武術則在陰陽二氣理論的引導下，外取行態、內表心靈，在意趣中求得一種美的和諧。西方體育總是在一種有限的時空里尋求人類自身的最大發揮和極限；武術則力圖在天人合一、物我相容中把握人生的生存精神。中華武術旨在使運動的個體在心、神、意、氣與手、眼、身法、步等達到一種心動形隨、意發神傳中的“內外三合”和“形神兼備”，西方體育則追求動作編排中的“高、精、尖、難”。
3武術文化與西方體育文化的交流
3．1文化的多樣性是文化繁榮昌盛的前提條件
國際體壇的繁榮，依賴于各民族、各國家體育的發展。強調文化的多樣性是為了尊重人類文化的優秀傳統，使它們都以自身的民族特色匯人到世界體育運動的大潮之中，從而避免單一文化的諸多弊病，發揮各種文化優勢的互補作用。全球化的過程，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生存和發展的過程，它強調所有文化都具有平等價值。目前，當今西方體育提倡“互相了解、友誼團結、公平競爭”體現了一種博大的人文關懷，這無不滲透著中華文化的人文內涵，這種人文內涵也不可避免被融匯到武術運動之中。
3．2國際武術組織的壯大和傳播
改革開放給武術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使武術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1984年武漢市舉行了有12個國家和地區武術界代表參加的國際武術座談會，與會人士發出了由中國牽頭成立國際武術組織的強烈呼聲。1985年在西安舉行的第一屆國際武術邀請賽期間，成立了國際武術聯合會籌委會，之后歐洲武術聯盟、亞洲武術聯合會、南美洲武術功夫聯合會以及非洲武術聯合會等相繼成立，目前國際武聯已發展到了77個會員國。
4結論
盡管中國武術曾經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中許多內容至今仍然具有極高的研究性和應用價值。但從整體上看，教育、軍事、娛樂、養生等現象與現代獨立存在意義上的體育之問缺乏主動的聯系。誠然，歷代民族的融合和中外碰撞，為中國武術文化增添了一些新的因素，但這種結果僅限于運動項目方面而不是在價值觀上。在體育的價值觀方面，中國武術文化十分重視倫理和社會價值。即使在以健康長壽為終極目的的養生中，精神情感也被放在了首要地位，萬法歸宗、以德為本是形式和理念的最高層次。因此，以個性為基礎的教育思想和競爭形式在中國體育文化中不能充分發展。相反，從未來發展看。西方文化的發展必然把體育發展引向具有較強的娛樂性和觀賞性；韻律面激情的高水平、高刺激的競技體育活動將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中國傳統文化對體育文化的影響必然形成含蓄深邃、樸素內向、天人合一、積德長壽的理念上來，競技體育熱潮必然伴隨世界和平環境的到來和經濟的發展而逐步降溫。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包括了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的振興。中華武術文化要適應世界體育發展的趨勢，需要充分發揚其內在的精神活力，大力吸收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系統的挖掘和整理其幾千年深厚文化積淀，并對傳統的武術文化創新性的詮釋，進行合理的歸劃布局，調整其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部分，尋找在新時期的發展模式，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創新體系，使之適應現代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為人類社會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倪依克．民族傳統體育的振興與更化創新[M]．2004，1(11)：60-61．
論文關鍵詞 暫予監外執行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 適用對象
一、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對象
（一）修改背景與新法解讀
暫予監外執行，是將罪犯刑罰暫時放在監外執行的一種刑罰的變通執行方法。根據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的規定，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對象包括患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其中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正在懷孕或者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的，也可以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此條文是對原《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的修改和補充，增加了被判處無期徒刑，正在懷孕或者哺乳自己嬰兒婦女可以適用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
作為人類社會刑法思想和刑罰制度發展進步的產物，暫予監外執行制度近年來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很大的發展和廣泛的應用。我國在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被判處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符合一定條件的，可以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越來越體現出此種規定的局限性。暫予監外執行是一種基于人道主義考慮而實行的刑法執行變更措施，對罪犯采取非監禁的形式執行刑罰，這是由于實踐中有許多特殊情況的罪犯比如，身患重病、身體有缺陷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哺乳嬰兒的婦女不適宜采用監禁的形式執行刑罰，況且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社會危害性也大大降低，監獄是勞動改造犯罪的場所，將這些人員收監執行，不管是勞動還是監管都有些不實際，不僅達不到改造人的目的，還會造成資源浪費，也不符合人道主義精神。既然如此，采用暫予監外執行的方式來對其執行刑罰顯然更合理更可取。被判處無期徒刑以及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執行場所仍然是監獄，執行方式也是類似的監管和勞動改造，當出現懷孕或者哺乳或者身患嚴重疾病的時候，也會面臨上述問題。
另外，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2012年修改之前，關于暫予監外執行的法律法規還存在沖突問題，影響適用。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對象之包括被判處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這與1994年頒布實施的《監獄法》中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的婦女可以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相矛盾，影響法律的統一和權威。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出臺，綜合考慮了上述因素，對此部分條文進行了修改，增加了對判處無期徒刑的正在懷孕或者哺乳嬰兒的婦女可以適用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這有利于維護法制統一于尊嚴，更好的指導司法實踐操作。
（二）存在問題及解決辦法
本次修法中，擴大了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范圍，體現了我國懲罰犯罪與教育改造相結合是刑罰執行方針和人道主義刑事理念，但作者認為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范圍還可以繼續擴大，如前分析，對于有特殊情況的罪犯收監執行刑罰可能起不到預設效果，還會浪費資源，產生反作用。隨著我國普法宣傳的深入開展和民眾文化水平的提高，公民的人權意識和法律思想都有很大進步，人民對刑罰的功能和作用慢慢有了新的認識。如果此時繼續擴大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范圍，可以更好體現我國刑罰制度的人性化和對公民的人文關懷，更好的發揮教育改造功能，實現刑罰的一般預防目的。
二、暫予監外執行的批準決定程序
關于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和批準程序，《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九十九條也作了修改，詳細規定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或批準機關以及決定或批準程序的做為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五款。依據本款規定，在交付執行前，由人民法院對是否暫予監外執行做出決定；交付執行后，由監獄或者看守所提出書面意見，報省級以上監獄管理機關或者設區的市一級以上公安機關批準。這次修改填補此前刑事訴訟法關于暫予監外執行程序決定和批準機關規定的空白，反思了之前多元化審批機制導致的混亂和不公現象。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91條規定，在看守所執行刑罰的罪犯，其暫予監外執行的批準機關為“縣級以上公安機關”，依本次修正案規定將其批準機關提升為“設區的市一級以上公安機關”，批準級別的提升顯示出對暫予監外執行程序的重視和態度的嚴謹性。
另外，依據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九十九條第四款規定，對罪犯確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診斷并開具證明文件。本次修改相比原《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新增了“診斷”兩字，也就是說，對于患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罪犯，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先進行診斷，確診無誤后才能開具證明文件。這款修改主要是為了規制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診斷和開具證明文件程序混亂和不規范的現象。根據前《刑事訴訟法》規定，患有嚴重疾病的罪犯的可能會去別的醫院進行問診，開具病例，然后拿著病例單再去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開具證明文件，甚至未經診斷直接找省級人民政府指定醫院開具證明文件，這讓一些投機倒把之人有空可鉆，有機可乘。本次修改正是為了防止此種現象的出現，作了如上修改，使整個程序更加嚴謹規范。
三、暫予監外執行的收監情形
暫予監外執行的收監是指暫予監外執行的法定情形終止，將罪犯從監外執行收入監獄繼續執行剩余刑期的一種做法。暫予監外執行的終止的原因，完整的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罪犯自始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的法定情形，由于工作人員的疏忽大意而錯誤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措施的；二是罪犯開始符合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只是由于其他原因導致不適宜繼續對其適用監外執行；三是罪犯適用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而刑期未滿的情形。96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和二百一十六條分別規定了兩種情形的收監，即保外就醫人員不符合保外就醫條件或者違反保外就醫規定的、暫予監外執行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滿的。其規定不夠全面，不能包含所有的應予收監情形，而且規定比較分散、雜亂，不夠嚴謹和規范。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吸收之前立法經驗，結合司法實踐，在第一百零二條做出修改進行詳細規定，列舉了三種情形，即“發現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嚴重違反有關暫予監外執行監督管理規定的”、“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滿的”。而2012年11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59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暫予監外執行的收監情形做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第四百三十三條共列舉了八種情形，幾乎囊括了所用情形，包括之前理論界熱議的保證人失去保證條件或不履行義務被取消保證資格的都納入其中，可見此次立法的嚴密和周嚴。
不過，智者千慮難免有一失。還有兩種情形筆者認為也應該納入暫予監外執行的收監情形，至少可以作為酌定情形讓實務部門根據實際情況考慮適用，首先是保外就醫罪犯因經濟困難無力就醫的。其次是生活不能自理罪犯其撫養人沒有條件或不盡撫養義務的。暫予監外執行制度的涉及初衷是出于人道主義考慮，對于患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罪犯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其社會危害性比較小，而監獄條件有限，將其暫予監外執行可以讓其有更好的條件就醫治療或者得到更好的照料，顯示了我國司法的靈活性和人性化。但對于上述兩種情形，對其適用監外執行措施不但不能使其得到更好照顧和醫療，還有可能使其生活更加悲慘，甚至會導致一些悲劇的發生。這不僅不符合我國立法初衷，還有可能引發一些社會問題，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司法實踐中確實出現過一些保外就醫人員因為經濟困難無法就醫要求監獄收監的，甚至揚言如果監獄不予收監將上訪等情形。這種情況下，可以根據當事人情況和監獄條件酌情予以收監。在立法中進行規定，可以使司法人員適用時有法可依，有據可查，有利于司法的權威和穩定性。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并未將這兩種情形納入立法之中，或許立法者有其自身考量，但從立法的本意和社會價值綜合來看，筆者認為還是有些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