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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社會政策的目標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和諧社會的內涵及構建的主要著力點
1 和諧社會的內涵及其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今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深刻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和目標，方能制定正確的政策與策略，推進和諧社會的構建進程。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進行了較為詳盡的闡述。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著名社會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教授從8個方面概括了和諧社會的內涵和要求。他認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社會結構合理的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社會各個階層能夠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社會各階層互惠互利。各自的利益都能得以基本滿足，各階層間的利益關系能夠不斷得到協調的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沒有身份歧視，每個階層社會之間相互開放，社會流動暢通的開放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社會事業發達、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各階層人民有共同理想、講誠信、守法度、民風醇正的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社會各階層關系融洽，人民安居樂業，社會治安良好，社會穩定的社會。鄧偉志教授從4點內涵定義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是社會資源兼容共生的社會；和諧社會是社會結構合理的社會；和諧社會是行為規范的社會；和諧社會是社會運籌得當的社會。郝建國教授的和諧概念固然可以指稱多種關系，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一個專用語有其特定所指，即“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應特指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社會關系，既包括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也包括各個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它是從中國社會良性運行的要求出發對中國社會各種社會關系應具有的狀態和特征所作的概括。
關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提出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是：擴大社會中間層，減少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理順收入分配秩序，嚴厲打擊腐敗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轉移支付力度，把擴大就業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努力改善社會關系和勞動關系，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社會矛盾，建立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全面小康社會。
2 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著力點。構建和諧社會的著力點就是國家各項政策的作用點。認識清楚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著力點，才能夠做到有的放矢，制定和實施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并提高各項政策作用的準確度、力度和效果。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著力點，我國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認識和闡述。歸納起來，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認識：一是從當前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以及社會中存在的不和諧問題加以認識；二是從和諧社會的主要標志及其內容加以認識。
從我國當前所處的歷史階段看，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進入1 000—3 000美元的轉型關鍵期。這一時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是各種矛盾的凸現期。國際發展經驗表明，對于一個經濟起飛的國家，轉型關鍵期往往是產業結構快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的時期。從國際經驗看，這個階段城市化迅速發展，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相當復雜。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緩解貧富分化已經成為我國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所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是基于我們的社會還是一個相對和諧的社會，還存在許多不和諧的現象和因素。和諧社會的本質是協調與共享，和諧社會所要統籌協調的矛盾，應該是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我們在發展中積累了一系列不和諧的問題：一是居民收入增長不協調，貧富差距拉大的幅度過快過大；--是城鄉發展不協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三是區域發展不協調，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四是經濟發展“一條腿長”，而社會發展“一條腿短”，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問題比較突出；五是人與自然發展不協調，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生態之間的矛盾日趨突出；六是在我國社會總體形勢平穩的同時，一些不穩定因素還長期存在并有所增加。有學者指出，當前社會最不和諧的，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過大。世界銀行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目前為0.47，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貧富差距日益懸殊，而且很多是由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所造成的。
有學者認為，構建和諧社會的著力點主要有四個：一是整合社會關系，重點是整合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關系；二是解決社會矛盾，重點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三是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切實保障所有社會成員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四是推進社會公平，當前重點是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的問題。從和諧社會的主要標志及其內容角度加以認識，和諧社會構建的著力點或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和諧。要處理好一些重大的經濟關系問題，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2)階層和諧。重點是整合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3)政務和諧。這直接關系到政府形象、行政效率、社會穩定等大問題。(4)人與自然的和諧。(5)長效治本之策重于臨時控制措施。
二、稅收是促進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政策工具
1 稅收的地位決定了稅收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也是一個長期的建設目標，它需要多方面因素、多種手段、多個環節和多種途徑的綜合協調與作用。稅收以社會成員認可的國家為征稅主體，是實現國家職能的物質基礎，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所掌握的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稅收集法律、經濟為一體，作用于經濟與社會，涉及到宏觀、中觀與微觀，涉及面寬、作用點廣泛、作用力度強，是既作用于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又作用于國民收入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分布，同時還作用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協調增長的綜合性調控工具?；诖?，稅收不僅內在于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之中，是和諧社會構建的題中之要義，而且是促進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政策工具。
隨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稅收制度建設的深入，以及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稅收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日益提高，在社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作用于社會經濟的面越來越廣，作用力度亦越來越大。近10年稅收增長大大高于gdp的增長，2004年中國經濟增長9.5％，稅收增長高達25.7％；2005年經濟增長9.9％，稅收增長為20％；2006年經濟增長10.7％，稅收增長為21.9％；2007年經濟增長11.4％，稅收增長達到了31.4％。我國宏觀稅負已從1994年的10.84％提高到2007年的20.80％，自1996年以來稅負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正是由于稅收在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和諧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都與稅收息息相關。
2 稅收的實質決定了稅收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和諧社會是安定團結的社會，是各方面利益能夠得到協調的社會，所以說，“切好蛋糕”是實現和諧的客觀要求。稅收的實質是對社會經濟利益關系的調整，因此，稅收也就成為社會利益分配的重要杠桿。稅收不僅決定著政府取得收入的能力，而且通過對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來調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并調節各方面的物質利益關系。通過調節收入分配。影響著市場的供給。由于稅收涉及面廣。與各方面的利益直接相關，因此，較之于其他協調機制而言，在利益協調方面的效果更為顯著和直接。
和諧社會構建的基點就是協調和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和矛盾，因為我國當今社會的矛盾和沖突集中表現為利益的矛盾和沖突。當然這些矛盾絕大多數是人民內部矛盾。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就是要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都能得到協調，也就是要很好地處理不同階層、不同利益集團的關系。稅收的實質及其所具有的別于其他分配手段的重要特征，使得稅收必然成為政府促進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政策手段。
我國正處于重要的轉型期，轉型期內復雜的經濟社會矛盾，要求稅收政策和稅制改革要盡可能地兼顧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注意發揮稅收在調節各類利益分配關系中的作用。我們必須考慮某類稅種改革、增設和取消可能帶來的社會效應和沖擊，必須選擇適當的時間與方式來推進稅制改革。稅制改革要強調效率與公平的統一，要特別注重對稅收公正的追求：稅收征管要公正，稅收獎懲要公正，稅收負擔分布要公正?？傊?，稅收正義是必不可少的，稅收正義是實現社會正義的必然要求。
3 稅收的征收主體性質決定了稅收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承擔著重要的責任，必須發揮主導作用，而政府主導作用的發揮則以各項政策的制定和運用為載體。政府作為稅收的征收主體，是稅收政策的制定和貫徹者，故政府作用的發揮離不開稅收這一重要政策工具的運用?；诖?。稅收政策就成為促進和諧社會構建的政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和諧社會構建的作用點看，政務和諧是社會和諧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成為和諧社會構建的一個主要著力點，而稅收征納關系和諧又是政務和諧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作為稅收的征收主體，能否公正執法、優化服務直接關系到作為社會關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稅收征納關系的協調，也就關系到占社會公眾比例越來越大的納稅人與政府關系的協調。所以，稅收征納和諧就成為政務和諧的內在組成部分。
當然，強調稅收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盲目擴大稅收的功能作用。稅收并不是萬能的。稅收政策只對解決一些經濟問題和矯正一部分社會問題起作用。因此，必須厘清稅收與其他調節手段的范圍。在一些經濟領域，稅收調節有著其他手段無法比擬和不可替代的優勢。在解決一些社會問題上，對比其他手段，稅收也有著方法簡單、成本低、效果直接的優勢?，F代經濟理論不斷拓展稅收政策解決社會問題的空間，為實踐中運用稅收政策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理論根據。
三、促進和諧社會構建的稅收政策總體目標取向
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政府主導作用的發揮主要體現在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方面，這意味著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政策調整和制定的重大意義。因為，我們今天執行的大多數政策：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新思想和和諧社會的新目標提出之前就制定的，更何況在制定某些政策的時候，沒有能夠擺脫以前發展模式的制約和干擾。因此，要構建和諧社會，政府首先應該對所有的經濟及社會政策進行重新審視，要以是否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作為政策制定的基點，并據此調整現行政策。以稅收政策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要求我們必須調整稅收政策的作用目標和作用方向。要將和諧社會構建作為現在乃至今后我國稅收政策制定的重要目標。這就要求我們要按照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審視和調整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要充分體現“和諧”的導向，要朝著“發展為先，和諧為重”的目標去努力。按照和諧社會的要求調整我國的稅收政策，在稅收制度和政策設計的總體目標取向上要實現以下幾個轉變：
1 由關注收入轉向關注收入與關注調節并重。財政收入是稅收政策的一項重要目標，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還是處于第一位的實現目標。但是基于我國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推進和諧社會的構建，稅收政策的著眼點要有利于協調和化解突出的社會矛盾，所以，在稅收政策制定時就應該將稅收收入目標置于和諧社會目標之下去考慮和實現。筆者在此提出的關注調節，主要是指以稅收政策促進各種社會經濟矛盾與關系的協調與適當。這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也就是更加全面協調的理念指導下所做出的稅收政策目標的調整。不能否認，過去我們在制定稅收政策時，有過過于注重收入目標的實現，從而導致經濟社會關系的失衡。如稅收收入超常規增長，稅收對經濟的取之過度，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偏重，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負效應。因此，稅收政策目標要更加注重各種社會經濟關系的協調與均衡，將保證收入與促進協調的目標統一起來。
2 由關注效率轉向關注效率與關注公平并重。與我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取向一致，稅收政策也一直貫徹著“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治稅策略。這就使得現行的稅收制度和政策主要著眼于經濟效率的提高，而對貫徹社會公平原則的關注不夠。體現在我國城鄉的二元稅制、區域間失衡的稅收優惠政策、征稅環節主要是在生產環節，以及針對個人收入差距調節的稅制建設滯后，如針對個人財富占有狀況進行調節的稅種長期缺位，弱化了稅收對貧富差距的調節力度。因此，必須按照和諧社會的構建要求調整治稅方略。應在繼續強調效率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公平公正的要求。作為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理念，只有實現公平公正，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協調。這要求稅收作為一種重要的分配手段，一方面，注意不能損害初次分配領域的效率導向機制，注意保護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再分配領域的調節力度和社會公正程度。
【關鍵詞】社會融資總量 中間目標 研究
隨著金融深化和發展，以銀行為主的融資體系將發生變化，直接融資規模在社會融資總量中所占比重不斷加大。以廣義貨幣供應量（M2）與新增人民幣各項貸款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目標，已不能有效調節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以及實體經濟的融資規模，迫切需要確定一個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都能適應統計監測和宏觀調控的中間目標。而社會融資總量與主要經濟指標相互關系更緊密，更適合于充當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社會融資總量短期成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目標，仍存在需要改進的地方。
一、社會融資總量概念提出的現實意義
我國金融規模正在快速擴張，金融結構發展出現多元化，證券、保險類非銀行金融機構資金逐步加大了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同時隨著金融衍生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也表現出明顯的替代效應。
從我國中原大省河南省情況看，社會融資總量呈現結構多元化發展的趨勢。2011年上半年，河南省社會融資總量2410億元，雖然銀行貸款仍是對實體經濟提供資金的主要方式，但占比明顯下降，上半年本外幣貸款新增1476億元，占全省社會融資總量的43.5%，較去年同期下降12.7個百分點；各類新型融資方式和直接融資渠道占比有所提高，其中，銀行承兌匯票、信托貸款、委托貸款等表外融資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887.3億元，企業通過發債方式獲得資金158億元，小額貸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投放信貸資金11.5億元，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的33.7%、6%和0.4%，較去年同期分別提高3個、6個和0.3個百分點。
從社會融資增速來看，來自央行金融統計數據報告表明：自2002年到2010年，全國社會融資規模年均增長為27.8%，比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的年均增長速度高9.4%。河南省2011年上半年，除人民幣新增貸款之外的其他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為18.2%，高于同期人民幣新增貸款4.7%。社會直接融資增速已全面超過間接融資增速，事實說明僅統計人民幣新增貸款已不能準確、全面的反映社會融資狀況。在此背景下，將社會融資總量作為貨幣政策調控中間目標，納入宏觀調控、監測體系，是具有必然性的：
一是與經濟金融運行具有很強的相關性。社會融資總量指標涵蓋了商業銀行的表內外各類信貸資金，能夠直接反映金融機構對經濟實體的資金支持力度，向實體經濟傳遞貨幣政策信號更為效率，與其他經濟指標的相關性更為緊密。二是符合金融機構審慎性經營管理的要求。社會融資總量包含了金融體系中銀、證、保等行業的各類統計指標，有利于金融監管機構全面監測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融資的總體情況及結構，有利于發現和預防系統性金融風險。
二、目前將社會融資總量作為貨幣政策調控中間目標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社會融資總量在全面性、可控性、可測性方面仍存在不足
1.全面性方面
一是存在重復統計的可能。與全國GDP統計數據不等同于各地方GDP統計數據之和的情況類似，全國社會融資總量與各地方融資總量之和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二是對準金融機構統計仍有不完善之處。再以河南省為例。擔保機構方面，近年來，河南省融資性擔保機構發展迅猛，數量成倍增長，2008、2009年底分別達到318家、762家。截至2010年底，經河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核準登記的擔保機構已達1387家。由于比較收益較低，多數擔保機構開展了過橋貸款和委托貸款等信貸業務。典當行方面，截至2010年末，河南省共有典當行154家，在當前市場資金較為緊張的情況下，典當業務資金需求較旺。據調查顯示，河南省典當業務資金需求者多以個人為主，占比67.83%，企業用戶、個體工商戶占比分別為19.11%和 13.06%；從資金用途來看，資金需求者多把獲得的資金投向了生產經營，這一比例高達66.38%。中小企業產權交易中心方面，河南省中小企業產權交易中心成立于2010年11月12日，是全國5個試點機構之一，承擔者為中部六省和山東、浙江兩省中小企業搭建產權、股權、債權、物權交易平臺的重要任務，首批掛牌企業41家，對有效拓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切實緩解融資困難做出了積極貢獻。上述三類機構雖不屬金融機構，但充當了金融機構的角色，并且相對于民間融資更具有可測性。因此，應將其納入金融統計監測體系之中。
2.可控性方面
相對于新增人民幣貸款而言，央行在有效控制社會融資總量方面仍存在很大的難度。一是多數直接融資方式受政策性影響很大，較難控制；二是現有的調控手段和金融監管政策，已落后商業銀行金融衍生品等業務創新，需要及時跟進。三是為追求自身發展，經濟主體主動融資的愿望增強，現有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效果存在時滯和偏差。
3.可測性方面
一是在目前金融體系分業監管的制度要求下，統計數據來源于“一行三會”，準確統計社會融資總量存在困難；二是全面、準確地統計社會融資總量還沒有明確的制度依據。
（二）貨幣金融統計體系自身的缺陷
社會融資總量指標的引入，為當前貨幣金融統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當前人民銀行的統計只能是“銀行統計”而不是“金融統計”，這需要對我國現行的貨幣金融統計制度進行變革，“一行三會”應共享資源、相互支持，將股票、債券、基金、期貨、房地產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等都逐步納入金融統計體系，形成一套口徑統一的貨幣金融統計體系。
關鍵詞：VAR模型；社會融資規模；貨幣政策中間目標；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F0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7-03
一、引言
中間目標是央行貨幣政策作用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中間環節，對它的選擇是否正確，以及選定后能否達到預期的調節效果，關系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能否實現。長期以來，央行將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調控和分析的中間目標。隨著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迅速，其內生性也不斷增加，其作為中間目標所需的可控性、可測性、相關性也在不斷下降。同時隨著金融創新不斷深化、融資渠道的拓寬、直接融資比重逐步提高，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能力逐漸增強以及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大量增加，社會融資結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如果繼續以廣義貨幣供應量作為中間目標，可能會對貨幣政策環境和宏觀經濟形勢進行誤判，不能為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提供全面、準確的參考依據。在此背景下，央行提出用社會融資規模代替M2作為新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但其概念較新，對其作為中間目標的有效性存在疑問。
二、文獻綜述
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對貨幣政策中間目標有效性的論述，主要是在研究貨幣政策中間目標與GDP、CPI等數據的相關性。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金融變量大致有兩類：（1）價格型變量，如利率；（2）數量型變量，如M2、社會融資規模。對利率、M2是否能夠作為中間目標，國內外學者已做過眾多研究，而社會融資規模作為為中間指標的研究最近兩年才開始。在定性分析方面，盛松成（2011）總結了社會融資規模這一概念的理論基礎與國際經驗，并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社會融資規模是符合金融宏觀調控市場化方向的中間指標。張春生（2013）以IS-LM作為模型框架，認為外在沖擊來自商品市場時，社會融資規模作為中間指標的效果并不比M2要好，當外在沖擊來自貨幣市場時，社會融資規模適合作為中間指標。在定量分析方面，齊曉楠等（2012）運用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比較了社會融資規模與GDP、CPI之間的關系，認為將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間指標有利于貨幣政策檢測和貨幣政策執行。焦琦斌（2012）等通過社會融資規模的月度估算數據建立VAR模型，發現與M2相比，社會融資規模對GDP對CPI的波動有更好的解釋。本文在以上研究基礎上加入了新的內容：首先，以往的文獻都是研究中間目標與最終目標之間的關系，本文加入操作目標這一新的變量，因為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的影響效果，會影響整個貨幣政策的最終傳導效果，因此，在選擇出最優的中間目標時，也要確定與其對應的具有最佳傳導效果的操作目標，從而確定最優的貨幣政策操作方式；其次，本文將操作目標和中間目標都分為數量型和價格型兩類，并對兩者的執行效果進行比較。
三、實證分析
（一）實證分析方法和數據的選取
本文借鑒Stock和Watson（19891的研究，用HP濾波法分離出各變量的趨勢項和波動項，將變量偏離其趨勢的離差作為研究對象，深入挖掘數據的縱向動態變化特征。HP濾波法分離出各變量波動值后，建立vAR模型，并進行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分析變量波動項之間的動態影響。
本文研究區間確定為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并選取信貸規模，基礎貨幣的月度同比增長率作為數量型操作目標的變量，隔夜拆解利率作為價格型操作目標的變量，分別用NL、BM，I表示；選取社會融資規模、廣義貨幣供應量的月度同比增長率作為數量型中間目標的變量，短期利率作為價格型中間目標的變量，分別用RZ、M2、R表示；GDP的同比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的變量，CPI的同比增長率作為幣值穩定的變量。由于GDP僅有季度數據，考慮到GDP逐月變化情況不大，因此采用簡均內插法求GDP的月度增長率。在用HP濾波法分離出各變量波動值趨勢，分別用NLC、BMC、IC、RZC、M2C、RC、GDPC、CPIC表示。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和中宏統計數據庫。
（二）實證結果
1.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
經過ADF單位根檢驗，無論是操作目標，中間目標還是最終目標的變量，通過H-P濾波分離趨勢項后的波動值，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都為時間平穩序列。
對操作目標與中間目標之間的關系、中間目標與最終目標之間的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操作目標中的新增貸款NLC是社會融資規模RZC和貨幣供應量M2C的Granger原因；基礎貨幣BMC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C的Granger原因，隔夜拆解利率IC是M2C和短期利率RC的Granger原因。中間目標變量RZC，M2C，RC均是GDPC和CPIC的Granger原因。
2.脈沖響應分析
根據Granger因果檢驗，建立VAR模型并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分別考察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的影響，中間目標對最終目標的影響，確定三者之間最優的組合方式，從而判斷社會融資規模是否比其他變量更適合作為中間目標。
（1）NL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1所示，在NLC的一個標準差沖擊下，RZC對NLC一個標準差沖擊的反應要比對M2C和RC更明顯，且持續時間也較長，說明信貸規模作為操作目標時，社會融資規模更適合作為對應的中間目標。
（2）BM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2所示，BMC對M2C的影響要強于RZC和RC，在第7期到達最大值，說明基礎貨幣作為操作目標時，M2更適合作為對應的中間目標。
（3）I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3所示，IC對RC和M2C的影響要明顯的強于RZC，RC更是在第2期就達到最大值，說明隔夜拆解利率作為操作目標時，短期利率更適合作為對應的中間目標。
（4）GDP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4，在RZC、M2C、RC的―個標準差沖擊下，GDPC均具有上升趨勢，但是社會融資規模對GDP的影響更加顯著且時效最長。這可能與社會融資規模的構成有關，信貸資金和直接融資是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非常大，這些資金都投放到實體經濟發展中，對實體經濟具有帶動和支持的作用，隨著其規模的增加，實體經濟發展更加活躍，內需以及凈出口增長也更加迅速，因此對本國GDP的帶動作用就會更加明顯。
（5）CPIC與RZC、M2C、RC的動態關系
如圖5所示，在RZC、M2C、IC的一個標準差沖擊下，CPIC具有顯著的上升趨勢，要明顯的強于GDPC對三個變量的脈沖響應，說明貨幣政策對物價水平的波動要強于產出水平的波動，其中M2對物價水平波動影響最大、社會融資規模次之，而短期利率沒有前兩者的影響大，是因為價格水平的波動主要受貨幣供給所引起的需求變動影響，所以M2對CPI的影響相對更大。
（3）方差分解
表一和表二分別表示中間目標和最終目標的方差分解情況，從中可以得知，央行若使用價格型變量來實現最終目標，效果不太顯著，雖然操作目標隔夜拆解利率對中間目標短期利率變動的貢獻達到65.83%，但短期利率對最終目標GDP和CPI變動的貢獻率只有3.51%和11.21%，所以，通過調節隔夜拆解利率，以影響短期利率，最終影響GDP和CPI，這在整個傳導機制中所占比重只有為2.31%和7.37%。相比之下，如果使用數量型變量來實現最終目標，效果會更加顯著一些。通過調節基礎貨幣，影響M2，最終影響GDP和CPI，可以使權重分別達到5.01%和10.81%。但最優的效果是調節信貸規模，以影響社會融資規模，最終影響GDP和CPI，這樣的組合能使對GDP和c Pl的影響權重到達8.14%和11.06%。
四、結論及啟示
為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央行應依據操作目標對中間目標的影響效果，以及中間目標對最終目標的影響效果，來確定最優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和操作方式，所以根據上述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與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短期利率相比，社會融資規模能夠更好的調控最終目標，并且能夠通過信貸規模作為操作目標對其加以有效的控制，其作為新的中間目標的有效性得到了很好的驗證。
（二）廣義貨幣供應量對最終目標的執行效果雖然不及社會融資規模，但對價格水平的波動仍然具有很強的影響，所以可以作為輔助的中間目標加以使用。
（三）數量型變量對最終目標的影響要明顯的優于價格型變量，雖然隔夜拆解利率作為操作目標對短期利率具有很強的調控能力，但短期利率對最終目標的執行效果并不明顯，其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時機還未完全成熟。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政策認同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32-0025-02
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中，政策的認同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甚至可以說在政策過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個政策要能夠很好地實施，目標群體的認同可以說是第一位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家對政策制定中的決策方法的選擇、政策模型、政策分析等各方面的關注度一直比較高，但是對于政策認同這一問題的研究卻比較少，本文試圖從政策認同的界定出發，對這一問題加以研究。
一、政策認同的界定與特征
政策認同是指一項政策在制定出來之后獲得目標群體認可和接受的情況。一項政策被制定出來之后，在實施的過程中，能夠獲得目標群體的認可和接受就成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政策認同就指的是政策在制定出來之后獲得目標群體的認可和接受的情況。
政策認同的特征。從政策認同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出，政策認同首先是在政策制定之后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政策實施的前提和基礎，這是政策認同的第一個特征。其次，政策認同的關鍵是目標群體，政策認同不同于政策制定和政策分析，政策制定的關鍵主體是政府機關和參謀咨詢機關，政策執行的主體則是政府工作人員，而政策認同的主體則是政策的目標群體。第三，政策認同是一種心理狀態，是目標群體對公共政策的一種心理感受情況，而不是實際的行為狀態。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方面，一般都有確實可見的外部行為表現，但是政策認同卻僅僅是一種心理層面的活動，這是政策認同的第三個特征。第四，政策認同受到政策內容和政策目標群體兩方面的影響，政策認同雖然是目標群體的事情，根據的觀點，人的意識雖然是人腦的機能，但是也是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所以政策認同除了受到目標群體的影響之外，還受到政策內容自身的影響。
二、政策認同對公共政策的作用與意義
政策認同對公共政策的意義和作用首先體現在對政策執行方面，政策認同決定著政策執行的成敗，其次政策認同可以密切政策主體和目標群體之間的關系，實現雙方之間的良好互動，最后政策認同對于政策主體的合法化造成影響。
政策認同是政策更好執行的前提，決定著政策執行的成敗。一項政策制定出來之后，要想使政策作用很好地發揮出來，政策執行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在這個環節中，目標對象對政策的接受和認可就成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項政策被制定出來之后，目標群體的認同程度高，政策執行中的阻力就比較少，相反，如果一項政策被制定出來之后，目標群體不認可和接受，或者認為對自己的利益造成了損害，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必然會造成很大的阻力，使得政策難于執行下去，甚至嚴重的會使得政策執行失敗。
政策認同也是密切目標群體和政策主體之間的關系，實現雙方良好互動合作的一個重要方式。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如果政策主體能夠重視目標群體的政策認同，必然會采用各種方式加強同目標群體之間的聯系，而目標群體也通過政策認同更加了解政策主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各種努力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的關鍵和政策目標的要求，通過這種認同的活動，雙方不但可以增進了解，而且可以加強合作，互相促進。
政策認同對政策主體的合法化造成影響。政策是由政策主體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而制定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在各個政策主體中，政府在政策制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政策制定中決策系統的中樞環節，可以說在政策的各個環節的關鍵。但是政策主體要想使自己的政策方案得到實施，達成自己的政策目標，政策獲得目標群體的支持和認可接受就是十分關鍵的一個環節，如果一個政策主體制定的政策認同程度高，能夠得到政策目標群體的不斷擁護，那么政策主體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必然不斷得到提升和加強，相反，如果一個政策主體制定出來的政策不能得到目標群體的認可和接受，政策主體的權威性就會不斷下降，合法性也會不斷受到質疑，嚴重的情況下可能還會發生政治危機。
三、影響政策認同的因素
我們界定政策認同是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的認可和接受情況，那么影響政策認同的因素我們也可以從目標群體和政策兩個角度來分析，同時我們還可以加上社會環境的因素。從目標群體的角度來看，包括目標群體的政治社會化程度的高低，目標群體的知識思想文化觀念認識情況。而從政策自身來看，包括政策的合理性情況、政府的權威性、政策對目標群體利益的影響。環境方面包括影響政策環境的各個方面情況。
（一）影響政策認同的目標群體因素
在影響政策的目標群體因素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目標群體的政治社會化程度，所謂政治社會化指的是一個人接受一個社會政治文化觀念，并且按照這個政治社會文化方式行為的過程，這些政治文化包括社會中對于國家、政黨、制度、權威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的看法，如果社會成員的政治社會化程度比較高，對于政府認可程度高，那么這個社會的政策認同情況就必然高。
政策認同的目標群體因素中居于第二地位的就是目標群體的思想認識情況。對于同樣的事情，由于不同人的思想認識水平不同，必然會產生不同的看法，我們知道，公共政策的對象是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是指實際條件與應有條件之間的差距，而對于社會問題的差距看法，最主要的就是人的一種主觀認識，和人們的價值觀念有很大的相關性，一項政策制定出來之后，如果政府的看法和目標群體的看法一致，那么政策認同度就高，反之就低。
（二）政策認同的政策因素
政策認同的政策因素的第一條是一項政策的合理性情況，政策合理性包括政策的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兩個方面。形式合理包括政策制定的主體權限范圍、政策制定的程序等各項因素，如果政策主體超越了自己的權限，或者沒有按照法定的程序行動，政策必然會不被政策的目標群體認同。實質合理性指的是政策對現實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情況，看政策是不是抓住了社會問題的關鍵，是否能夠很好地解決目前的社會問題，能夠給目標群體帶來好處，有沒有現實的根據，政策實質合理性更是政策合理性認可的關鍵。
政策認同的政策因素的第二個要素是看政策對目標群體利益的影響情況。一項政策制定出來之后，在解決社會問題，調整社會關系的過程中，總會對社會各個方面的利益造成影響，或者對某些群體的利益造成損害，或者使某些群體的利益得到增加，很顯然，一些能夠對目標群體利益有益的政策目標群體的認同度就會較高，例如增加醫療保障，提高養老金等等，但是當一項政策在目標群體看來將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的時候，政策認同的困難就很大，即使這些損害只可能是眼前的或者暫時的，目標群體的抵觸情緒也一樣很大，典型的例子比如城市的拆遷和改造。
政策認同的政策因素的第三個要素是政府的權威性情況。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政府的權威性一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它以合法性為基礎，以政府強制力為后盾，使得任何政策能夠在最終得以實施。在政策認同的過程中，政府權威性首先表現在公眾對政府合法性的認同上，這種認同一方面是公民長期政治社會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公共政策在社會發揮效用方面的結果。同時政府權威的另一個表現還在于政府強制力，這種強制力能夠保證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遇到困難的時候得以強力推行，對政策的反對者具有一種威懾作用，這種威懾造成了政策認同的另一種心理機制。
（三）社會環境的因素
在公共政策活動的各個環節中，社會環境因素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因素包括政治要素、經濟要素、社會要素、文化要素以及國際要素等各個方面，當然，與政策活動的其他環節不同的是，政策認同的環境因素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環境的改變作用于政策目標群體的心理，是目標群體的心理和認識發生變化，從而對政策認同活動產生影響。例如隨著我國農村進入城市打工人口的增多，城市和農村人口情況和社會情況都發生了改變，對于我國實施了很久的戶籍制度，大眾的認同程度也越來越低。
四、小結
通過對政策認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政策認同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間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政策認同的關鍵在于目標群體的認識情況以及政策自身，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我們必須從目標群體出發，更多地考慮目標群體的利益和需要，這樣的政策才能更好地為目標群體接受和認同，才能有更好的執行效果。
參考文獻：
關鍵詞 財政政策，政策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諧社會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未來五年內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要求，其中提出：“要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計的增加就業?！比绾卫秘斦?，在穩定經濟的同時，促進就業實現社會穩定，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一個條件，成為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擬圍繞財政政策設計的一個方面——目標設定，對財政政策如何選擇一個正確的目標，實現經濟穩定和社會和諧進行探討。
一、財政政策目標設定的理論分析
這里所說的財政政策，并非政府的一切財政收支行為，而是特指政府宏觀調控的一種政策工具，其職能是穩定經濟，也就是保證國民經濟平穩運行，避免失業和通脹等經濟病癥。根據財政政策穩定經濟的時間不同，一般可將其分為兩種：穩定的財政政策和再穩定的財政政策。穩定的財政政策旨在將處于穩定狀態的經濟保持下去，使其避免偏離穩定狀態，它更多的是事先預防經濟病癥，一般政策力度也不大。再穩定的財政政策是將已偏離穩定狀態的經濟調整扶正，一般是事后治療經濟病癥，通常力度也較大。我國現在采取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就類似于穩定的財政政策，而過去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則接近于再穩定的財政政策。無論是穩定的財政政策還是再穩定的財政政策，按照美國學者鮑莫爾的觀點：由于職能相同，因此政策設定的目標也相同。
（一）財政政策的目標
首屆諾獎得主丁伯根在其《經濟與政策：原理與設計》一書中指出：政策目標的設定取決于政策目的，財政政策目的可分為直接目的和最終目的。如下圖所示。直接目的是穩定經濟，常用四個目標來表示。最終目標很難同時實現，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政策目標的矛盾性。由于四個目標之間相互牽扯，這種沖突最為典型就是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菲利普斯曲線清楚地揭示了這一點。目標間沖突的存在，說明企圖通過一個政策同時實現四個目標是不可能的。二是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實際上即使四個目標不沖突，由于政策作用的經濟變量是有限的，一個政策本身也不能同時實現四個目標。丁伯根最早認識到這一點，他在《關于政策的理論》一書中指出：你可以安然的接受這樣一個命題，為實現N個目標，就必須有N個政策。
（二）財政政策目標的設計
正是政策目標的矛盾性和作用的有限性的客觀存在，使得一個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同時實現兩個以上的經濟目標，如此也就存在一個最適目標設定的問題。對此應從政策的目的來考慮。
1.財政政策目標的設定要有利于社會和諧。雖說財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穩定經濟，但最終目的還是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構建一個和諧社會。按照德國經濟學家哈德斯的觀點：對于處于經濟目標之上的社會總目標來說，經濟穩定只具有工具性含義，它只是實現社會總目標的階段性目標田。因此政府在設定財政政策目標時，一定要選擇一個最能實現社會總目標的經濟目標。四個經濟目標中各自對社會總目標實現的促進作用是不一樣的。從社會總目標來說，這些又有利于社會安定、公正和富裕的實現，有利于社會和諧。如果目標設定為經濟增長，則只要增加政府投資，就可容易的刺激GDP增長，但這種增長會對政府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性，一旦政策停止，政策的乘數效應也就終止，由于這種增加政府投資的政策不可能長期實施，所以增加投資導致的更多的是GDP短期快速的增長，其長期穩定效果并不理想，這期間盡管就業目的則是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可用體現社會總目標的四個方面來表示?？梢娍紤]到政策的最終目的，作為穩定經濟的政策本身是肩負著構建和諧社會重任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點長期以來被我國經濟學者所忽視，在此需要特別注意。由于體現社會和諧的總目標能否實現，依賴于經濟目標能否實現，因此，政策目標的設定非常重要，它決定著政策總目標能否實現。
經濟穩定雖說常用四個目標來衡量，但是這四個也會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穩定性也差。因此，經濟增長對社會總目標的實現或和諧社會的構建，其作用遠不如充分就業。
2.財政政策目標的設定要有利于經濟穩定。盡管穩定經濟的目標有四個，但實際上無論是現代經濟理論，還是發達國家經濟實踐都表明：決定經濟穩定的目標只有兩個：即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這不僅因為經濟不穩定是借用這兩個目標來衡量的，而且經濟不穩定也是根據這兩個目標來調整的。薩繆爾森就明確的指出：只有它們才是公認的穩定經濟的可調整目標。政府政策的目標只有設定在可調整目標上，政策的調控作用才能發揮，經濟也才能穩定。在一個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目標的情況下，為了達到更好的穩定效果，就應依據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進行政策分工，一般常用財政政策增加就業，用貨幣政策穩定物價。政策若錯誤地以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即使目標實現了，經濟也難以穩定。這里國際收支平衡難以成為政策目標很好理解，難以理解的是很多人誤以經濟增長為政策目標。其實經濟增長不能成為可調整目標，其原因主要如下：
其一，經濟增長只是一個中間目標。美國的凱恩斯主義者漢森對此作了最好的解釋：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由于政策手段和經濟目標之間存在很長的傳輸鏈，產出增加只是經濟過程中的一個中間目標，它可能會危及經濟穩定的實現，但其本身絕非可調整目標。所以政策不能以經濟增長為目標同。
其二，經濟增長很難控制。在市場經濟體系里，決定經濟增長的廠商投資和個人消費決策是分散的，由此政府很難對于經濟增長做出一個準確的預測。
其三，經濟增長被包括在充分就業中。宏觀生產函數Y=f（N.K）清楚表明：充分就業之前，就業量N增加，產業Y必然增加，GDP相應也會增加。充分就業之后，產出Y的增加則取決于競爭導致的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針對反映增長和就業關系的奧肯定理，美國經濟學家凱斯對美國的增長和產出關系的研究發現：產出增加引起的就業增加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損耗，兩者關系并非奧肯定理所言那般。
其四，增長無法說明經濟穩定。一國經濟增長多少或快慢為穩定，是4%還是9%？無從判定。任何速度下的增長，只要存在非自然失業率，經濟就難以穩定。按多恩布什的觀點：經濟穩定的過程也就是穩定物價和增加就業的過程。只有在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基礎上的增長才是穩定的增長，如果此時增長出現波動，只能說明增長不正常，應該調整的是增長而不是物價和就業。
其五，經濟增長也沒有充分就業穩定經濟的效果好。就業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社會邊際消費傾向自然會提高。由此會引起兩方面效果：一是邊際消費傾向提高，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大，政策效果好。二是邊際消費傾向提高，消費需求增加，消費需求是總需求中最為主要和穩定的部分，它的增加特別有利于總需求的穩定和增加，從而保持經濟穩定。由于經濟增長對邊際消費傾向提高的作用不如增加就業，因而穩定經濟效果也差。
由此可見，經濟穩定的可調整目標只有兩個——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只有實現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此時經濟才可穩定的增長，才是適度的增長。
二、我國財政政策目標調整的現實選擇
自從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的財政政策已經實施了多年，其間也積累了不少經驗，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然而如果運用經濟理論結合我國現實，對其進行一番審視的話，依然可以發現一些問題的存在。
（一）我國財政政策目標存在的現實問題
在我國財政政策的設計和實施中，存在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目標設定欠合理，政策始終是以經濟增長多少為目標，結果經濟是增長了，但財政政策的直接目的和最終目的并未完全達到。具體表現在：
1.經濟自身并未穩定。多年來政府的財政政策始終是以增長為目標，而且目標值還訂得很高，實際通過政策實施每年的增長也都在7%以上（見表1），增長目標確實是實現了，但與此同時失業率卻呈逐年上升之勢（見表1），一般認為由于統計上的原因，實際失業率可能比上述數字還要高。這表明增長與就業脫節，產出增加并未帶動就業相應的增加，這點也可用描述產出和就業關系的就業彈性變化來證明。據夏麗的研究：1986-2000年間我國就業彈性不斷下降。1986-1990年間GDP年均增長為7.9%，就業彈性為0.308，經濟增長1%帶動就業的增加為360萬人。而1996-2000年間的平均增長8.3%，就業彈性為0.138，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帶動的就業增加僅為97萬人，增長對就業的貢獻非常有限，這種實證分析也表明增長帶動就業的增加呈遞減之勢?？梢妸W肯定理在我國也不符合現實。因此企圖單純通過增加GDP來解決就業問題是不符合理論和實際的。經濟增長不僅未能解決失業問題，而且導致商品市場上80%的商品生產過剩，說明我國經濟自身還缺乏穩定性。
2.社會整體和諧有待加強?？陀^地說，隨著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國民也從中獲益不少，但由于增長與就業不同步，實際失業率居高不下，相應也引發許多社會問題，影響到社會安定。財政政策的效果距離社會總目標的實現還有較大差距，經濟增長并未導致社會全面和諧。
（二）我國財政政策目標調整的現實選擇
基于財政政策目標存在的問題，為了更好的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我國的財政政策目標急需調整。
首先，從經濟理論分析：由于前述經濟政策目標的矛盾性和作用的有限性，以及政策工具的不同特性，決定了財政政策穩定經濟的目標只能設定在充分就業——這個可調整目標上，而非經濟增長——這個被我國很多學者誤認為政策目標的中間目標上。
其次，從我國現實來看：由于失業問題日趨嚴重，加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較之其它國家而言，就業問題無疑顯得更為突出和重要，特別是我們目前正在著手構建和諧社會，它的基本要求就是社會安定，而失業率過高無疑會影響社會安定。因此現實也要求政府應給予就業問題最大可能的關注，如此既符合國情又滿足民意。
可見，無論是從經濟理論還是從我國現實來看，我們都可得出同一結論：我國的財政政策目標應從經濟增長調整到充分就業上來，如此既是經濟穩定的要求，也是社會和諧的呼喚，需要政府做出大量的工作。那么財政政策工具如何在充分就業目標下，通過具體的財政收支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呢？
（三）我國財政政策目標實現的途徑
實現財政政策目標關鍵是要最大限度的增加就業，盡管這方面工作難度很大，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但結合我國人口多的特點和國外就業經驗，重點還應從勞動供求兩方面著手。
一方面，從勞動需求方面來看：在經濟不穩定出現衰退時，政府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增支減收來刺激廠商投資，從而引起總需求增加，進而帶動勞動需求增加。在經濟穩定時，政府則可通過穩健的財政政策努力做好以下三項工作：
一是加強對小型企業創辦和經營的扶持。支持自我創業有利于減少失業。據調查：美國高中生中，想自主創業當老板的占學生人數的70%，而英國只占33%.這種差距可在一定程度解釋為何美國的失業率比英國低。一個社會愿意當老板的入越多，自我就業的人越多，失業率自然就低。支持小企業經營也有利于增加就業。中外經驗都表明：小企業占一國總產出的比重不大，但吸收的勞力卻占一國總就業中的比重非常大。因此從實現經濟穩定和社會和諧的角度出發，增加就業要求政府應“抓小放大”。在美國在小企業中就業的人員占整個就業的70%，美國的《財富》500強企業自1970年開始，提供的就業崗位就開始逐年下降，其減少的崗位大多被小企業所彌補，因此政府解決就業的重點就是“抓小放大”，就業問題并不突出的發達國家尚且如此，就業形勢較為嚴峻的我國，政府更應轉變觀念做到“抓小放大”。
二是加強對服務業的支持。由服務業規模經濟效應不明顯，大多也屬勞動密集型生產，資本難以替代勞動，可吸收大量勞力，而且服務業的產品需求較為穩定，受經濟周期的影響較小，因而對穩定一國就業特別是減少周期性失業效果更好，因此無論是出于經濟穩定還是社會和諧，政府都應該給予更多的支持。
三是加強制造業資本的就業。減少資本閑置短期就可吸收更多的勞力，而且從長遠看，由于資本就業率高，提高了資本的收益率，如此又會導致未來更多的投資，從而吸收更多的勞力。這里不能依靠高科技企業解決就業問題，這一方面是高科技企業大多壽命較短，在美國一般為5年，另一方面是吸收勞力較少，其就業人數還不到全部就業人數的1／8.而且發展也不比制造業快，據美國芝加哥的《企業》雜志每年100家盈利最好企業的評選，一半以上是制造業，只有不到1／4的是高科技。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無錫214122）
[摘要] 國際社會日益將兒童早期發展的照顧與教育服務有機整合，并不遺余力地將其納入國家建設戰略及公共政策議題的一部分。明確并完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對于形成全國系統性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借鑒國際經驗，應統整中央與地方層級策略架構，確立兒童早期優先發展階段計劃與核心目標，并從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創新設計適應地方化情境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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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兒童早期發展；兒童照顧與教育；政策目標；學前教育稿件編號：20141009000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課題“中國發展型家庭生活教育的理論與制度創新”（編號：BCA130042）
通訊作者：楊啟光，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原理與比較教育，E-mail:qgyang688@163.com
兒童早期發展的問題，逐步成為不同國家與地區高度重視的公共政策議題，并被上升為國家建設戰略的一部分。許多國家與地區正日益強化統一而完善的早期兒童發展政策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以著力推進兒童、家庭與社會的共同發展。由于兒童早期發展涉及到一系列與兒童有關的政策，包括教育、兒童保護、經濟、環境、健康、營養、減少貧困及社會公平等，由此形成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健康、營養、教育、性別賦權、減少貧困、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減少災難與共建和平的國際社會普遍追求的一攬子政策目標。亞太地區幼兒網絡組織( ARNEC)的白皮書《促進幼兒的全面發展——亞太地區國家發展的迫切需要》指出，相關專業人士、幼兒發展的擁護者與政策決策者需要共同努力，將上述多重政策目標進行整合，對于國際社會而言是機遇的同時也是挑戰。因此，重點檢視國際社會關于兒童早期發展政策框架中作為首要問題的政策目標的實踐經驗，對于進一步深化當下我國學前教育改革具有迫切的現實借鑒意義。
一、整合性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內涵
國際公認的“兒童早期發展”（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ECD）一般指0歲到小學低年級8歲階段的兒童人口群體的生命成長。處于這樣階段的兒童的發展蘊含著豐富的內涵，一方面是作為生命有機體，身心自然成熟與展露的過程；另一方面是個體不斷與環境相互作用，獲得經驗學習與增強社會性的成長過程。這一早期生命成長階段為兒童一生的生活及學習奠定了重要基礎，因而兒童早期發展關注兒童早期的整體發展，囊括了嬰幼兒童的孕育、營養、保健、照顧、教育以及社會互動等多項基本內容，體現了兒童早期發展多元化的本質要求。
“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率先開展了“兒童早期教育與照顧”(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ECEC)發展的跨國比較研究與合作實踐。在OECD看來，國家層面針對兒童早期發展的政策，在功能上必須將兒童早期教育與照顧作為同一專業領域并列考慮，在內容上需要將早期發展的照顧與學習發展相結合，同時尊重幼兒的發展機制和自然學習策略。各種相關政策的研究、制定與機構服務的哲學價值觀念、法律制度、項目計劃以及經營管理等都需要圍繞教育與照顧整合的觀點進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也持相同觀點。該組織在關于幼兒教育及照顧的政策中指出，早期兒童教育及照顧制度的范式已朝向整合或協調移動，并主張兒童早期教育與照顧的政策需要將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整并成單一行政系統或創立相應的合作機制。
國際上各國政府普遍將政策觸角延伸到傳統的家庭私人領域，將早期兒童的照顧與教育問題納入公共領域，其根本動力在于兒童的照顧與教育問題將引發男女機會平等、勞動力市場、人口、兒童發展、反貧困以及福利改革等諸多社會領域的綜合性變革。具體地講，就是使年幼的子女有人照護，讓父母能夠參與勞力市場，讓兒童及早學習，打破貧困與社會不平等的代際循環，增進其未來公民終身學習的能力，形成教育、經濟與社會的巨大收益和回報。通過OECD的成本效益分析所獲得的經濟性證據也顯示，公共投資幼兒教育和照護政策（包括父母產假政策在內）是受到支持的。正是由于兒童早期發展方案將給兒童終身發展帶來巨大的短期與長期惠益，國際上許多國家或地區都在大力推進兒童早期照顧與教育政策體系的建設，將完善的合理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體系作為國家或地區發展中具有全局性與根本性的問題加以頂層設計，以此作為拓展應對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變化挑戰的一種更為廣泛的視野。
其中，首要的問題是需要明確建構與達成一種與自己國家或地區實際需要符合的早期兒童發展政策目標，這樣才能在兒童早期發展涉及的多重目標上實現建設“偉大社會”的理想。正如多年從事美國兒童早期保育與教育政策研究的科克倫( Cochran，M)教授指出的那樣，為了建立一個具有“美國”特色的全國性幼兒教育系統，更具起點意義的應該是確立一系列明確的、能夠反映與指導社會根本價值觀的政策目標，其作用在于：有助于鞏固政治意愿，從戰略上調整優先發展領域的資源；固定各政府部門間的討論，以便在兒童照顧與教育方面建立更好的領導能力；提升以兒童為中心的服務在社會與教學目標上的一致性；為兒童教育與照顧的服務提供者提供指導，為參與的相關實踐者提供方向以及為父母提出明確的要求。
二、合理統整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的多元目標
兒童早期發展的多元化本質，決定了可以將其納入到兒童早期政策框架中的發展目標的多樣性。由于整合式的兒童早期發展概念涵蓋了兒童的照顧與教育內容，使其政策目標不僅致力于早期兒童的護理、營養和教育的服務質量的改善，更是延伸到了減少貧困、促進社會接納、家庭幸福及男女平等等復雜的社會問題，以此形成了多樣化的兒童照顧與教育的政策目標群?？瓶藗惤淌谕ㄟ^對國際29個不同國家關于兒童早期照顧與教育的比較研究后指出，國際上現有全部有關兒童早期發展的政策目標主要包括：解放婦女；減弱貧困對兒童的影響；為兒童入學做更好的準備；為兒童提供健康醫療服務；確保照顧好受雇父母的兒童；鼓勵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協助母親們脫離公共援助；刺激出生率增長；使移民兒童社會化；促進政治和社會變革等。細致分析，可以將這些多元化的目標主要分為從兒童自身發展完善到家庭的需要以及勞工與社會福利政策的配合等三個層次。對于兒童，兼顧照顧關懷與學習教育功能的政策在于鼓勵兒童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活動，通過專業的教育活動以及與伙伴及成人的互動學習機會，提供幼兒社會化過程中所需的各種經驗，擴大兒童早期發展經驗，豐富其情感、人格與自我概念發展。對于家庭，它將指向增加父母的參與程度，給予家庭功能有意義的支持，與家庭共同分擔育兒責任。對于社會，更多地被視為向職業母親提供的一種社會化服務和對處境不利兒童的社會福利，有助于建立促進社會與性別平等的機制，并給貧窮家庭提供更多的機會與支持，以促進社會的和諧。
上述兒童早期發展的多重政策目標，將給兒童、家庭及社會帶來積極而重要的影響，屬于更為廣泛的社會政策框架，涵蓋了兒童政策、家庭政策及教育政策等政策分支研究領域。來自200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規劃研究所（UNESCO-IIEP）的研究顯示，盡管所有的教育計劃都給予幼兒一定程度的關注，但絕大多數沒有采取結合保育、健康、教育和營養的幼兒保育和教育綜合辦法。在實際運作管理中，依照行政管理部門的不同，一般劃分為社會福利、教育、衛生、醫療、勞工等多個與兒童早期發展相關的政策干預主體，不同部門各自為政，依其所轄范圍立法，提出片面服務方案，嚴重撕裂了兒童發展的整體服務需要，難以聚合統一的政策目標，造成社會資源浪費，導致政策失靈。為此，各種與兒童教育有關的方案、項目與制度需要謀求在共同的政策目標下的統整，體現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的綜合效益與政策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高品質的兒童早期發展服務體系應該為兒童提供最適宜的照顧與教育，兼顧相關利益者需求，并將其納入該體系中，形成激發社會整體變革的連鎖效應，使與之相關的內容發生結構性變化，以便切實改變現實兒童發展政策體系中將兒童的身體健康、營養攝?。逃龑W習及家庭支持割裂的不利狀況。另一方面，有效地將幼兒照顧與兒童學習不同階段整合，建立一種集認證、監管與信息共享于一體的整合式體系，可以為家長提供選擇不同的兒童早期服務提供者的明晰標準，也將為相關管理者提供連續的管理程序。
為了有機整合兒童早期發展多元目標，特別需要重點處理好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國家在兒童早期發展每一個階段都必須有自己的優先發展計劃。正如OECD對各國幼兒教育及照顧政策主題探查后提出的政策建議所言，完善的政策必須有針對從兒童出生到8歲間的清楚策略著眼點，以及在中央與地方層級上協調的策略架構。在建立全國性兒童早期發展制度體系中，首先需要有一個具有管轄權的單位，統籌協調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機關，鼓勵政府、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與父母之間的密切聯系，提供一種系統性的教育及照顧整合服務管理體系。二是需要確立國家關于兒童早期發展優先考慮的核心目標——“公平與全納”，因為使所有兒童在他們的生命之初享有平等、強大的幼兒保育和教育帶來的益處，是符合我們所有人的最大利益。2001年經合組織與教科文組織共同出版了題為《開始茁壯：幼兒教育與照顧》(Starting Stro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的報告，提出8個關鍵政策要素以支持一個核心價值，那就是“人人平等享有有質量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equitable access to quality ECEC)。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向貧窮家庭兒童提供免費學前教育、營養與保健服務的供給，以對處境不利的子女進行“補償教育”，最大化實現教育機會均等。英國政府實行了“確保開端計劃”( Sure Start)，強調向貧困家庭兒童、少數民族兒童以及學業表現不良兒童提供特殊支持。對于國際上脆弱國家及沖突中和沖突后的那些后發國家而言，促進幼兒照顧和教育服務資源的公平供給目標就更具有特殊的挑戰性。其中，最為關鍵的解決策略是政府要認識到，公共投資最能確保全部兒童入學的公平性及待遇。當ECEC被不同公、私資源贊助的同時，大量的政府投資更是不可或缺，因為公共投資將更加確保穩定優質的幼兒教育，包括公共建設的長期投資計劃及優質教育的提升。
三、科學制定動態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
20世紀以來，國際社會關于兒童早期發展的政策目標往往是處于持續變動與發展之中的，而非一成不變，這反映了社會政策對變動不居的社會變革與家庭變遷的積極能動的回應。OECD在為各國政府制定早期兒童教育發展政策提出的建議中明確指出，對社會經濟背景的理解是早期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礎。兒童發展本身及相關領域普遍性地受到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社會變革及相關社會發展理論的重要影響，這使得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呈現一種歷時態與共時態交織的演進特征。
首先，影響國家或地區確立特定社會變革階段政策目標的因素是多元而復雜的?；仡?0世紀國際上關于兒童早期發展政策議題的變遷過程，可以看到兒童發展由一個以家庭為主要制度的私領域議題，逐步轉變為帶有普遍性的公共政策議題，“去家庭化”跡象日益明顯。究其原因，不難發現是由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婦女就業率的增加、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及老齡化加劇等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讓“國家和公共政策如何營造有利于家庭形成和發展的環境的作用變得更為重要了?！彪S之而起的西方國家婦女社會運動與爭取性別平等的不懈努力，讓與兒童照顧服務相關的社會福利政策得到不斷優化，提高對家庭兒童的支持成為這時期社會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標。之后，源于80年代到90年代期間的西方以社會投資為主要導向的新福利主義，尤其是社會投資理論的影響逐步壯大，致使整個西方國家開始競相將兒童照顧與教育政策目標追求轉移到對兒童未來人力資本的投資上，政策目標指向防止與終止處境不利兒童的代際傳遞，積極促進社會公平。同時期不斷修正完善的關于兒童發展的理論也在改變著各國家庭政策目標。早期階段，母親被視為嬰幼兒發展中的重要他人而不可或缺，“母親是孩子最佳的照顧者”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觀念。隨后，“優質的家庭外照顧與教育有助于兒童的社會與認知發展，集體形式的兒童照顧能幫助他們為今后融入教育體系做好準備”等新的兒童發展觀點逐漸受到重視。在這種“群體養育”理論的發展與影響下，使得國家更為重視對家庭兒童的支持與父母教育能力的關注，開始大力建設更為廣泛的、民眾可獲得的、高品質公共日托服務機構、保育中心及學前教育機構等，從而減輕了兒童保育對于家庭親屬網絡的依賴，讓家庭女性從家庭責任中更好地被解放出來。進入新世紀，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寺? Heckman J)的“兒童早期發展和教育投資的經濟回報率最高”的觀點引導下，國際社會再一次聚焦兒童早期發展政策，將人力資本投入直接指向幼兒，以獲得國家公共資金更有效的利用與回報。
其次，不同國家或地區確立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總是能動地結合自己的地方化情境，尊重國家與地區的文化信念、價值觀及行為規范，努力形成與不同社會時期相適應的具有生機活力的獨特的政策范式。以美國為例，對20世紀美國早期兒童保育與教育運動的歷史回溯可以發現，60年代的兒童早期干預、70年代的兒童保育運動及80年代的家庭資源項目等三次政策變遷，都是源于對經濟和社會處境不利兒童的關懷，都是圍繞著實現兒童健康發展的基本目標而展開，但其中也清晰地反映了不同年代政策目標的細微變化。由于60年代以夫妻間不穩定性為特征的“后現代家庭”( postmodern family)結構與關系變革引起的兒童貧困及弱勢地位的社會環境普遍蔓延，聯邦政府實施了以“開端計劃”( Head Start)為代表的兒童早期干預計劃，作為“向貧困開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預防取向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斑^去的30年而言，關于兒童早期發展的政策目標最為關心的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家庭中孩子的數量與比例，以及這些生活條件對這些孩子入學準備的不利影響?！钡搅?0年代，美國興起了一場兒童保育運動，主要為兒童提供托管與日托的公共服務，這是為了回應兒童母親大量步人職場的需要。20世紀80-90年代開始了一場為父母提供教育、家庭生活技能、信息及服務為主要內容的家庭資源運動，其政策目標重點轉變為關注父母的兒童照顧與教育技能的支持，強調父母養育子女的能力建設與家長賦權方面。促進家長育兒能力的提升，已然成為這個時期美國早期兒童發展項目的核心目標。
可見，為了保證一個國家或地區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的科學合理，需要綜合動態評估影響其發展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革諸因素帶來的挑戰，為此一方面需要把握歷時態的思維，不斷回望國家既往歷史傳統，持續整合兒童、家庭及社會發展需要，凝練與本國本地區相適應的兒童早期發展目標特質及規律，其中最為可靠的策略是喚起與兒童早期發展相關的父母、教育人員及兒童等人士的民主參與意識，提高其相關知識技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利益共同體與學習社區，為兒童早期發展的綜合性目標的實現謀劃不同階段的策略與建議。另一方面，需要通過科學研判特定階段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變化、家庭變遷以及社會與教育改革運動趨勢，全面預測未來國家或地區兒童早期照顧與教育政策可能面臨的新情況與新問題，以此確立下一階段政府需要政策干預的重點領域與方向。對此，OECD明確認為成功的ECEC政策需要有具體的程序來收集并分析所有相關數據，同時確認并分享在這個領域的現況數據，這是世界各國必須共同努力的方面。
四、創新設計適應本土文化情境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
從總體上看，國際社會普遍加強了對兒童早期發展的國家公共干預力度，并呈現更多的趨同性政策目標。但同時也要看到，由于兒童發展涉及更為廣泛的社會領域問題，并負載更為寬廣的社會價值，不同國家或地區關于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的目標必然是豐富與多元的。換言之，在具體政策目標上將顯示不同國家或地區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及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體現不同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的差異，從而決定其政策工具選擇的不同偏好。
德國社民黨和綠黨聯合執政時期與基民盟和社民黨大聯盟時期的家庭政策相比，就有所差異，反映了政治與意識形態是影響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在德國的文化傳統里，相當重視傳統家庭在兒童照顧與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種傳統家庭主義及天主教的影響，使其“去家庭化”政策程度有限，相關的保守性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還是以維持家庭功能為主。在英國，性別和家庭政策也相對保守，其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更多趨向于為處于不利地位的學生、少數民族學生與低成就學生提供特殊支持。在美國，關于兒童早期照顧與教育的政策目標則更多體現了美國以預防為主和通過社區支持增強家庭發展能力的獨特政策價值觀念，是對美國家庭生活的變遷給社會根基帶來的挑戰的積極回應。在北歐地區，以丹麥與瑞典為代表的國家推動高質量與可負擔的家庭以外的兒童照顧與教育服務的供給，與該地區作為性別平等文化價值傳統策源地有關，清楚標示其“去家庭化”的政策邏輯，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關系，達到讓兒童的父母更好地參與就業的政策目標。但與此同時，這些北歐國家也積極強化“再家庭化”的政策選擇，主要通過津貼與親職假，讓家長從勞動職場中解放出來，強化家長照顧子女的責任，讓父母可以放心參與照顧活動。這也反映了當下各國在具體政策目標建構、選擇偏好及策略組合方面顯現的整合性發展趨向。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推進國家兒童早期發展政策體系整體建構的進程，建立適合本國本地區社會經濟與人口發展的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需要處理好全球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系。OECD指出沒有普適的、最佳的早期教育政策體系。國家政治、經濟的目標不同，政府與家庭關系的文化傳統不同，公共和私立早期教育機構在成本和效益評價結果方面的差異，都會帶來不一樣的早期教育政策。c23]OECD國家關于ECEC政策的目標及政策成果的期望，按照重要性來排序，可以主要分為五類，分別是公平性、政府的公共責任與投資、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母親勞動力市場的參與、應對人口變化的挑戰。但是，具體到每一個國家，究竟制定哪些兒童早期發展目標，或以何種目標為重點，以及如何衡量與測算這些政策目標的達成度，都將因國而異，體現著明顯的文化差異性。概言之，需要統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尊重本國民族文化傳統，積極借鑒有益的國際經驗，及時評估現有政策效果與目標達成程度，開展切合實際的關于兒童早期發展政策目標的頂層設計與創造性謀劃，才能建立適合地方化情境與本土文化的全國性兒童早期發展政策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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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政府采購 目標體系 經濟性目標 調控性目標
最早形成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采購制度，經過200 多年的發展與完善，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執行政府預算、加強支出管理和實施宏觀調控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政府采購的功能也由最早的單一目標發展為多重目標。我國的政府采購制度建設雖然起步較晚，但由于該項制度的推出正處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又是作為我國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國的政府采購制度在建設之初就肩負著多重使命，其功能也同樣表現出多維度并形成一個完整的政府采購功能體系。任何片面、孤立地理解我國政府采購制度的功能，都會對我國政府采購制度建設的重要意義產生錯誤的認識，將不利于或阻礙這項制度的推廣與完善，弱化我國政府采購的系統功能，并最終影響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的構建。所以必須正視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制度建設的實際，進一步明確政府采購政策的目標體系，確保政府采購始終實事求是地沿著既定方向循序漸進的發展。
一、科學的政府采購政策目標體系的重要意義
設定采購政策目標是制定政府采購政策的首要步驟和關鍵內容。政策目標作為政府采購政策所要實現的目的是針對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來的。采購政策目標的基本含義，就是要消除產生政策問題的各種原因，滿足各個主體在政府采購政策問題中體現出來的特定利益需求。
首先，政府采購政策目標的設定可以為政策制定指明方向。設計政府采購政策方案的基本依據就是采購政策目標。政府采購政策方案是實現政策目標的途徑，只有根據政策目標的要求來設計政策方案，才能保證政策目標的充分實現，政策所針對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其次，科學設定采購政策目標有利于指導和控制政府采購政策的實施，為政策效果評價提供重要的參考標準。政府采購政策的執行、政策監控和政策的調整都離不開政府采購政策實施以后問題的實際解決范圍、程度及水平與期望范圍、程度及水平的比較，政府采購政策目標恰恰是所對比的期望狀態，是一個標桿。
最后，科學合理的政府采購政策目標體系有利于理清目標間的關系，通過整合不同緯度的政策目標來整合和協調各個群體的利益訴求。由于政府采購問題具有高度復雜性，單一目標難以保證政策問題的全面徹底解決，多個不同的目標才能夠反映出政策問題期望解決的不同方面和程度。
在實踐中，很多時候容易忽視設定采購政策目標這個環節，因為人們往往把采購政策目標簡單設定為“把這個政府采購問題解決了”?？墒乾F實的政府采購問題往往不是那么簡單，是多個復雜體的集合。這就像醫生遇到復雜病癥患者，必須先根據病情嚴重程度和現有醫療技術水平來確定通過治療能夠減輕病癥的程度，然后再開處方、制定醫療方案。
二、我國政府采購政策的目標
我國《政府采購法》指出制定《政府采購法》旨在規范政府采購行為，提高政府采購資金的使用效益，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廉政建設。政府采購應當有助于實現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包括保護環境，扶持不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等。并且強調一般情況下政府采購應當采購本國貨物、工程和服務。
我國政府采購政策有著多重性的目標，而不僅僅是單一目標，這些多重的目標實際上就構成了我國政府采購政策的目標體系。這個目標體系基本上可以劃分為經濟性目標、政治性目標和調控性目標三種類型。政治性目標是指通過政府采購規范化、法制化，建立“管采分離”、運轉協調的管理機制，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來規范采購行為，制約腐敗，推動廉政建設。在完善政府采購制度的進程中，不斷進行政府管理方式的創新、服務理念的更新。經濟性目標是在預算許可的采購資金范圍內，使用盡可能少的財政資金，采購到質優價廉的貨物、工程和服務，最大程度的滿足采購人的需求，節約財政資金，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社會性目標是伴隨著政府作用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加強，逐步進入政府采購政策視野的。主要包括：保護環境，綠色采購；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協調區域發展；促進能源節約；采購國貨，促進自主創新和保護民族工業。
政府采購促進廉政建設的目標與提高政府采購資金使用效益的目標是統一的。公共資金的使用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監督，極易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并最終降低公共資金的使用效益，甚至根本就無效益可言。政府采購制度的建立使公共資金的使用成為“陽光下的交易”，通過規范的程序、適當的采購方式以及監、管、采的分離，可以有效地遏制公共資金使用中的設租、尋租行為，既促進政府的廉政建設，又提高了公共資金的使用效益。
經濟性目標和調控性目標有一定的沖突。政府采購政策扶持環保、節能創新產品，向國內企業和中小企業傾斜，勢必會提高公共部門獲取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影響到采購人的效用，增加財政資金的支出。
在各個調控性目標之間也存在著沖突。如環保目標和保護國貨之間就有沖突，現階段我國的環保技術發展緩慢，同歐美國家的產品在環保性能上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這就造成了要采購“綠色產品”就有可能是國外的產品。
三、建立科學的政府采購政策的目標體系
政府采購承載著如此多層次、多功能的目標，其眾多錯綜復雜的目標間有一致也顯然存在著差異與沖突，從而增加了確定政策目標、制定采購政策的復雜程度。不同的政策目標代表了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反映了不同群體的利益沖突，而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就必須采取措施對不同的利益訴求做出整合與平衡。
（一）可操作性強的目標優先。政府采購政策總是要付諸實施的，要實施就得有可操作性。具有可操作性，是政府采購政策目標轉化為現實采購行為的前提，沒有現實可操作性的政策是不可能被認真貫徹執行的，其所要達到的目標也是難以實現的。背離現實的條件與可能，即使再好的政策目標，再完善的政策方案也會因為無法實施而始終停留在紙面上沒有實際價值。
（二）針對性強的目標優先。采購政策目標的提出和設定，要針對政策問題中的實質性內涵，針對產生問題的根本原因，而不是針對問題的表象。實現該目標，會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從而從根本上消除采購政策問題產生的環境，以增強采購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在政策目標體系中要緊緊抓住主要目標，全力以赴地加以實現。任何時候都不要為追求次要目標，而放棄了主要目標。只有抓住了主要目標，才能帶動次要目標。
（三）可替代性弱的目標優先。從公共政策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來看，很多社會問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屬于多因一果，或者與其他問題密切聯系在一起，并不能指望出臺一項政策就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比如，環境的惡化是一個歷史的、復雜的問題，我們不能僅僅只依靠或者主要依靠政府采購政策來解決。要選擇最優的政策去解決所對應的社會問題，避免一個政策涉及到了方方面的問題，可是一個問題都解決不好。
（四）公眾關注程度高、要求強烈的目標優先。公共政策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服務公眾。政府采購政策的落實、采購政策的目標的實現，不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單方行為，它與目標群體和社會大眾的態度有著直接的關系。所以必須使公眾對政府采購政策了解、認同。
經濟性目標和調控性目標的都以政府采購的規模效應為基礎，規模效應是聯結政府采購各項政策目標的紐帶和橋梁。政府是市場中最大的消費者，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采購的規模一般可以達到GDP的10%，財政收入的30%。這種消費規模不僅量大而且質優，表現在政府雄厚的財政資金和優良的信用，對供應商的給付有保障且批次成交量大，需求穩定性強。政府采購如此大的規模優勢使得節約資金的效果極其顯著，也使得它完全有能力引導市場中其它主體的行為，從而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
擴大政府采購的范圍和規模，是節約資金防止腐敗的基礎，也是其它調控性目標得以實現的基礎。規模是實現效率的基礎，有規模才能發揮更大的效益，節約更多的資金。范圍是實現政策功能的條件，只有擴大了范圍，政府采購調控經濟才有更廣闊的空間。
采購物美價廉的貨物、工程和服務，最大程度的滿足采購人的需求，節約財政資金，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是政府采購政策的基本目標。在實現這一基本目標的過程中，勢必對政府采購政策的規范化程度和科學性程度進行改進，這樣就會推進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實現政府管理的創新；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無意識”地涉及到調控性目標。只要進行采購活動，就會涉及到國內的還是國外的供應商，產品是不是環境友好型的，是不是節能等一系列問題。通過明確和制定調控性目標來規范和引導采購活動，使得政府采購有意識的對這些社會領域加以影響，配合實現政府的總體的長遠的政策目標。
采購國貨，推動技術創新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符合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其難點在于國貨和技術創新產品的認定?，F在國內的認證體系還不健全，財政部會同科技部、商務部正在對有關國貨和技術創新產品界定的標準進行研究。只要相應的基礎性的制度一出臺，政府采購國貨和技術創新產品就可以進入實質性階段。
政府采購政策支持中小企業的目的在于扶持中小企業，促進就業。與稅收優惠、金融支持等政策相比，政府采購政策的效果沒有其它政策明顯。利用政府采購政策，支持少數民族地區和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樣一種傾斜對市場的扭曲較大、政策成本高；它不是支持少數民族地區和經濟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好的工具。轉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其它政策工具的效果都比政府采購政策的效果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