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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為了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而在地區間、產業間、部門間、就業狀態間、企業間、乃至工作間的轉移。勞動力流動，是勞動力商品化的結果，是勞動力追求價值最大化的直接表現。
意義：
1、有利于勞動力市場的充分競爭，利用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
2、還可以說有助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來源：文章屋網 ）
關鍵詞：勞動力流動；成本；收益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4-0163-01
國內對勞動力流動的成本收益的研究起步比較晚，近年來部分學者從理論上分析了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存在的收益與成本，主要是從勞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兩個方面來展開。
1從微觀層面對勞動力流動成本收益的研究
1.1從勞動力流動的個體成本角度
龔莉（2006）認為從流動者個體的角度來看，實施過程中的流動成本包括貨幣成本和非貨幣成本。前者包括流動費用，主要是交通費、搬家費、住宅費、一些政策性收費（包括辦理證照費、計劃生育費等）、尋找工作的信息費用，以及流動時因失業而減少的收入、養老金的損失兩個主要部分；非貨幣成本主要包括勞動力轉移的時間成本（流動和尋找新工作花費的時間）和特定地點的資產放棄（如資歷、放棄客戶、離開家人和朋友、離開熟悉的環境、歧視）所形成的心理成本兩部分?？靶旅瘢?999）認為勞動力流動成本主要包括就業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里成本、風險成本這五個方面。Zhaoyaohui（1999）認為遷移的貨幣成本包括遷移過程中的直接花費，包括遷移過程中交通、住房和食品的支出等，這一成本一般與遷移距離有關。對遷移者來說，更重要的成本是機會成本，機會成本是勞動力若不遷移，從事其他活動能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全部凈收入流。沈衛平（1995）認為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流動的機會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工資率或收入；（2）制度成本，對城市職工主要指工資以外的福利收入，對農民主要指市場準入成本，如農民工進城的就業證卡發放制度等；（3）專業培訓成本；（4）風險成本，指勞動力對流動后未來收益預期不準確，而可能承受的損失；（5）跨區域流動的遷移成本；（6）放棄與獲得閑暇；（7）增加收益的較多機會；（8）非經濟因素，如社會地位、個人愛好或自我價值的實現、生活質量等。
1.2從勞動力流動的個人收益角度
戎建（2008）認為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之間的工資水平存在巨大差異，農民工流動到城市通常能得到更高的收入。遷移的預期收益不僅包括通過獲得非農就業機會而帶來的較高預期收入，而且包括在遷移過程中能力的提高。吳克明，田永坡（2008）從生產效應和配置效應的角度分析了勞動力流動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機制，然后提出了一種剝離教育收益率的計量方法，并利用抽樣調查數據，計量分析了勞動力流動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程度，發現勞動力流動使得教育收益率提高了23%。吳江，肖寄斌（2006）認為一般來說勞動力流動有助于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從而增加勞動力收入，根據估算，勞動力產業間流動造成的收入增長占人均總收入增長的4/10。我國農村勞動力從第一產業流動到城市的第二和第三產業確實增加了我國農民人力資本的存量和收入水平。王軍，由磊明（2003）以人力資本為研究出發點，提出剩余利益的概念，剩余利益可以定義為人們為彌補效用最大化過程中損失的那部分效用而追求的一種有形的補償。他們認為人力資本在模型中只能是提高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增加了勞動者的想象空間，從而增加了要涉及的剩余利益的量值。
2從宏觀層面來分析勞動力流動成本收益
朱云章（2007）指出在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條件下，勞動力流出，一方面通過降低勞動力供給水平提高輸出地的工資水平；另一方面通過輸出勞動力匯款方式的資金回流，也有助于提高輸出地的工資水平。所以根據傳統理論的觀點，在“劉易斯意義”的拐點到來之前，農村勞動力輸出對于輸出地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積極影響。國忠金（2005）認為勞動力的群體流將逐漸融入整個城市的社會發展中，從而形成一個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統一體。同時農村勞動力的融合將更加刺激社會中各種勞動力的工作積極性，從而加快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孟凡友（2003）從政府的角度分析，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中政府付出的主要成本包括政府就業機構的人員經費、公務費、業務費等貨幣成本，非貨幣成本包括因勞動力流動而引起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加等方面。主要收益包括貨幣性收益，即勞動力流動后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而帶來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等；非貨幣收益，包括農村勞動力流動而帶來的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勞動力要素市場的成熟發展等。唐钅廣（2002）認為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結果是企業方面的剩余增加，本地勞動力供給方的剩余減少，增加的福利部分大于減少的部分，當地社會總福利呈現增加的趨勢。
3國內研究不足之處及簡要評價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學者對于勞動力流動的成本收益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某些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識。但是，可以看出以上大部分研究還是只停留在理論方面的規范研究，對于實證研究方面并沒有取得很大的突破。今后的研究可適當展開問卷調查，獲取詳實數據，結合統計學、計量經濟學等經濟研究工具，對數據做出科學分析，為理論研究的結論提供更有力的支撐。
參考文獻
［1］吳克明，田永坡.勞動力流動與教育收益率:理論與實證［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8，（11）.
關鍵詞：產業轉移；農村勞動力流動
本文為教育廳課題（SK2012B184）的階段性成果；院級課題（201202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7月25日
一、產業轉移與農村勞動力流動為解決“三農”問題創造了條件
中西部地區之所以一直擺脫不了“三農”問題的煎熬，根本原因在于工業化水平低。而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剛巧給中西部地區工業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創造了機遇。
（一）農村勞動力流動有利于解決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問題。要解決中西部地區的“三農”問題，首先必須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軍尋找出路，這是由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決定的。
1、農村勞動力流動有利于促進農業發展。農村勞動力流動將使農業生產中過剩的勞動力轉移出來，推動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及農業新技術的應用，促進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也提升了農業人力資本。2005年在農民糧食總播種面積中，機耕面積占60%，機播面積占40%，機收面積占30%，機電灌溉面積占25%，這種大好的形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由于務工收入的增加，導致務農機會成本的增加，所以為節省時間增加務工收入，采用機械化操作迅速完成農業生產便成為必然，同時務工收入的增加也使農民有經濟條件支付機械化操作的成本或者自主選擇購買一定的農業機械化生產工具。
2、農村勞動力流動可以增加農民收入。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最根本原因是追求更高的經濟收入，農民工外出務工大多是迫于經濟的壓力，希望通過外出務工而改變現狀。因此，農村勞動力流動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促進了農村家庭收入的增加。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加速，農民的收入格局也發生了變化：家庭經營收入比重下降，外出務工帶來的工資性收入比重不斷上升。近幾年由農民務工帶來的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如果考慮由于農民工外出接受的新觀念及自身人力資本的提升對家庭經營收入增加的影響，那么農民工流動帶來的收入效應將更大。
很多研究都表明，農村勞動力外出與家庭收入水平之間呈倒U型關系，說明至少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勞動力流動與家庭收入增長正相關，即勞動力流動與家庭貧困狀況之間負相關。
國家統計局2005年的城鄉住戶調查資料也證明，農村勞動力流動和農村家庭貧困之間的負相關確實存在。也就是說，農村勞動力流動對緩解家庭貧困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有遷移人口家庭貧困線人口比無遷移人口家庭低2.2個百分點，低收入比重低3.3個百分點。
（二）產業轉移能夠增強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能力。中西部地區充分利用此次東部產業轉移的機遇，不僅可以擴充當地的就業容量，而且會經由一系列的傳遞擴散機制，增強整個地區的產業競爭力，促進地區經濟的繁榮發展。具體而言，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將直接增加轉移產業的生產能力，擴大該產業的規模和市場份額，進而帶動整個地區經濟的發展；產業轉移往往伴隨著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擴散，中西部地區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本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和創造力；現階段的產業轉移出現集群轉移的趨勢，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便可以積極引導相關產業在區域上集中，形成新的產業集群，促進規模經濟效益的實現。同時，中西部地區原有的產業因相關產業的承接也可能面臨更優的發展條件?？偠灾?，中西部通過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能夠促進當地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增強自身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能力，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奠定物質基礎。
二、產業轉移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區域間的產業轉移和承接，對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將是一個互利雙贏的選擇。不僅會促進東部地區產業轉型和升級，而且對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也有積極的作用。
（一）產業轉移促進東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時至今日，東部各省的經濟結構仍然以傳統的加工制造業為主，大多數企業仍然實行粗放經營的生產方式，技術水平低，但這種依靠壓低勞動力成本保持競爭力的粗放型發展模式終究會走到終點。東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是適應經濟規律的要求。
1、產業轉移為優勢產業發展騰出了資源。受諸多因素綜合影響，沿海地區一些企業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力下降，企業生存面臨困境。而東部沿海地區需要轉移出去的大多是資源密集型的、資源投入產出比低的產業，這有利于解決資源稀缺對當地經濟發展的限制。如此能集中資源發展高端產業，為產業轉型升級釋放足夠的空間。例如家具制造、服裝鞋帽制造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占用了廣東25%的土地資源，但僅創造了8%的國內生產總值。如果將這類產業或者其中對資源占有率高的制造環節轉出珠三角，就可以緩解經濟發展對資源、能源的過度消耗，可以將有限的資源用到高附加值產業的生產中，用同樣的資源創造出更多的價值，使資源得到最優使用。
2、產業轉移為優勢產業發展釋放了環境容量。經濟發展過程中與環境的協調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環境容量對現代經濟的發展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東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是非?？斓?，但過去經濟的高速發展卻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調查發現，環境問題普遍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諸如城市規模急劇膨脹，環境容量超負荷等。環境因素已經成為東部地區經濟社會繼續發展的制約因素?？傊?，東部地區繼續發展的環境空間已十分有限，甚至已經到達極限，而中西部地區開發強度較小，環境容量相對寬裕。因此，東部地區一些環境依賴型的產業可以適度轉移到中西部，以為優勢產業的進入和發展釋放環境空間。
3、產業轉移可以減輕東部地區的人口壓力。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正由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東部地區的大規模集聚，吸引了全國各地大量的勞動力。廣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用工約1，400萬人，占流動就業總人數的65%。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人口約12，000萬，而跨省流動的農民工人數近5，000萬，東部沿海地區是他們主要的流向。東部沿海地區的很多地方，外地流入人口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本地人口，對東部沿海地區的環境和社會發展都帶來諸多問題。所以，東部省份將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其中的制造環節轉移出去，可以降低人口壓力，提高人口平均素質，為發展高技術產業創造條件。
（二）產業轉移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近年來，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中西部地區面臨著良好的政策環境，而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又為中西部地區實現區域經濟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契機，為中西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可行的方略。
1、技術擴散效應。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技術水平較中西部地區先進，雖然轉移出的產業在當地已經喪失了比較優勢，但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可能還是相對先進的產業，產業轉移過程伴隨的生產技術一般也較中西部地區先進，這樣轉移產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便發生作用：促進我國中西部地區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促進中西部地區區域經濟的發展。
2、關聯帶動效應。產業關聯是指產業之間存在的廣泛、復雜而密切的聯系，主要包括前向、后向和旁側關聯。通過產業關聯效應的發揮，東部沿海地區轉入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將帶動當地關聯產業發展，影響中西部地區的各產業發展狀況，間接地對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發揮作用，并促進中西部地區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
3、優勢升級效應。在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中，資源、勞動力密集而技術層次低的傳統產業比重較大，而知識、技術密集型的先進產業比重小。東部沿海地區先進產業的轉入，必然會迅速改變我國中西部地區資源稟賦狀況，推動中西部區域主導產業或支柱產業的形成，為我國中西部地區傳統產業比較優勢的升級創造機會，提升中西部地區比較優勢的層級，改變中西部地區在區域分工中的低地位。
4、結構優化效應。一方面東部相對先進產業的移入，會直接促使中西部地區采用先進技術的行業增加，從而推動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東部相對優勢產業的轉入，將會給中西部地區帶來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它會作為“擴散源”，推動原有的低層次產業實現轉型提高，使整個產業的技術集約化程度提高，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
三、農村勞動力流動有利于推動城市化進程
2005年按照戶籍人口登記計算的我國城市化率為27.7%，而實際城市化率是按照地域常住人口登記的，2005年已達到43%，兩種統計的差別高達15.3個百分點，差額部分即為外來人口。而我國現階段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因此加快城市化進程顯得更為重要。農村勞動力流動對城市化的貢獻越來越大，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勞動力流動對GDP做出了重大貢獻。從農業轉移出去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鎮，與城鎮經濟中的各種資本形式結合，形成巨大的生產力，為經濟快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經濟在1978～1996年間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結構變革的推動，勞動力部門轉移可以解釋16%的GDP增長，改革開放后至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的9.4%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生產率相對較高的工業和服務業貢獻了1%；轉向生產率較高的非國有部門貢獻了另外的0.5%。蔡等經過研究得出1982～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中20.23%得益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如果考慮到勞動力流動推動的制度改革對經濟發展帶來的貢獻，則農村勞動力流動對GDP的貢獻將更大。
（二）農民工是城鎮工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在二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分別占到了58%和52%；在加工制造業和建筑業從業人員中的比例分別達到了68%和80%，農民工是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農民工促進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填補了城市就業中的空白，他們拾遺補缺，從事的行業大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從事的大都是家政、建筑、水暖維修等一些處于職業金字塔底端的職業，形成了很好的分工合作的層次，為城市居民生活的便利做出了很大貢獻。農村勞動力進城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降低了城市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城市勞動生產率，使城市職工的流動性增強，有力沖擊了城鎮企業原來的用工制度，促進了全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
主要參考文獻：
[1]盛來運.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的經濟學分析[J].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關鍵詞】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路徑
一、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提出
從美國和西歐的歷史發展經驗來看，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推進城鄉生產分工，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但托達羅在對戰后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就業進行分析后指出，在戰后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入城市的同時，城市中的失業和就業不足現象也在不斷加劇。這一矛盾現象用已有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無法進行合理解釋。因而他提出，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大量失業現象，新的遷移者很難馬上找到他所期望的高收入職業。遷移者在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初期或者完全失業，或者在“傳統的”或“非正規部門”找到一些臨時性工作。所以，當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在做出遷移決策的時候，必須在獲得高收入職業的可能性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失業或就業不足之間進行權衡。
托達羅假定農業勞動者遷入城市的動機主要決定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差異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這種關系可以表示如下：M=f（d），f’>0。其中，M表示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的數目，d表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f’>0表示人口流動是預期收入差異的增函數。按照托達羅的觀點，現代工業部門的預期收入則等于未來某年的預期實際收入與就業概率的乘積。這樣，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可以表示如下：d=w*π-r。在這里，w表示城市實際工資率，r表示農村平均實際收入，π表示就業概率。在這個前提下，如果w*π>r，農村勞動力就會向城市遷移。當w*π=r時，對農村勞動者來說，到城市去和留在農村預期收入沒有差別，這就意味著城鄉勞動力達到了均衡狀態，從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遷移將停止。不過這只是對尚未遷移的勞動者而言的事前均衡，對于已經遷移到城市的勞動者而言，還有在正規部門就業與在非正規部門謀生的區別。城市非正規部門的勞動者有可能抱著將來在正規部門找到工作的希望繼續留在城市，也有可能失望地回到農村。如果是后一種情況，城市失業率將降低，上面的均衡將被打破，從而引起新的勞動力遷移，直至達到新的均衡。由于城市正規部門的工資wf遠遠高于農村收入水平r，所以，即使失業率u很高，即使在正規部門找不到工作，城市的預期收入w*π仍有可能高于r，吸引著農村勞動者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所在。
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較好地解釋了發展中國家城市失業問題的根源，給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二、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與中國城市化的矛盾
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政策含義就是如何阻止城鄉人口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以解決日益嚴重的城市失業問題。針對發展中國家城鄉就業的實際狀況，托達羅認為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失業問題。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與以往人口流動理論不同的政策建議：一是取消一切人為地造成城鄉實際收入差異的措施；二是積極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業生產力，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把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的解決同農村的發展結合起來，縮小城鄉差別，減少勞動力的鄉—城遷移；三是通過增大勞動流動成本，減少城市就業的預期收入等手段增加勞動力轉移的困難程度。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這幾十年中，曾經采取了諸如現在還存在很多問題的戶籍制度等措施來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不自覺地符合了托達羅模型的建議。但這些政策和措施的實施，卻導致中國城市化進展緩慢，1978年我國城鎮化水平為17.92%，而三十多年后的2011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僅為51.27%。據世界銀行統計，世界高收入國家的城市化率達到75%左右，中等收入國家的城市化率達到60%左右，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嚴重滯后，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問題：農村人口越來越多，相對耕地資源減少；農業的活勞動成本日益上升，多數農產品價格已經高于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田的整合程度很低，農業生產規模太小而不經濟；鄉村工業化帶來分散和大面積的“三廢”污染，并且不能得到集中有效地治理；鄉鎮企業由于基礎設施、市場、交通等制約因素，外部不經濟，而且達不到規模經濟；日益增長和分散居住的人口給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的壓力和破壞等。
近些年來，我國逐步放開戶籍制度，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使城市失業更加普遍。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城鎮二、三產業，還是農村鄉鎮企業，在經歷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后，大多都走上了密集使用資金和技術的道路，勞動力的使用更多地被資金和技術所替代，從而使就業崗位的提供相對下降。按照托達羅的理論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的規模應該要減緩才對，但是在我國，這一步伐卻并未有所停滯。這一狀況只能從中國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進程這一特殊的事實做出解釋。一般來說，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不斷走向城市的過程，它往往與工業化是一種亦步亦趨的關系。然而中國這幾十年來城鎮工業化的步伐并沒有使城市化的發展做相應的跟進，而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進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城市化的速度慢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乃至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二是城鎮人口的比重并未隨著工業生產總值比重的上升而上升。這樣的一種格局，只能意味著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與城鎮人口的生活水平差距在拉大，農村人口必然會向往城鎮良好的公共設施，現代化的生活條件，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當束縛鄉村人口的一些條條框框去除以后，農村人口僅僅本著一種追求更美好更幸福生活的愿望，也會在機會適宜的時候向城鎮涌去。在這樣的“民工潮”的涌動下，“城市病”和“農村病”也相繼發生，這也是中國人口由農村向城鎮流動的特色所在。
三、我國現階段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基本對策
托達羅模型作為解決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論依據，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既要妥善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又不阻礙我國城市化的進程，結合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可以考慮如下建議。
（一）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異
目前巨大的城鄉收入差異，是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主要動力。國家應將鄉村農業經濟的發展提高到與城鎮工業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政策、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給予傾斜，采取各種措施盡快消除人為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取消各種對農民的不合理“攤派”，減輕農民負擔，從而使農民收入提高，城鄉收入差距縮小。
此外，應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加大農業綜合開發的力度，主要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改變過去單純發展種植業的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林、牧、副、漁以及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大力發展“立體農業”和“綠色農業”，拉長農業的產業鏈條，擴大農業內部的勞動力容量。此外，還可通過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把大批過剩勞動力組織去修公路、修水庫、水渠、河堤、江堤，提高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為子孫后代造福。農業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可以吸收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可以穩定農業生產，更好地為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二）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高農村勞動力綜合素質
勞動力素質越高，就業的選擇就越多，機會就越大。對廣大農村剩余勞動力，應當提高其綜合素質，幫助其更好的就業。應當完善農村教育政策，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財政投入，保證農村教育的經費來源。繼續落實九年制義務教育，從整體上提高農村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完善國家資助貧困學生的政策和制度，確保廣大農村適齡青少年尤其是貧困家庭子女順利完成學業。此外，還要從農村教育的實際出發，加快教學內容和教學管理體制改革，大力發展各級各類農村職業教育和農村高等教育，擴大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規模，提升職業教育的辦學層次，提高農村新生勞動者和現實農民的綜合素質和農技應用能力，以適應市場對各種類型的勞動力需求。制定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的總體規劃，組建職業培訓基地，完善職業培訓體系，調動農村勞動力參加培訓的積極性，結合市場需求和輸入地企業的要求，重點加強對農民工對口職業技能培訓和相關法律法規知識培訓，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積累，加強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層次、領域，將沉重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
（三）加大興建小城鎮的力度
小城鎮的建設，對于擴大城鄉交流、帶動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轉移具有深遠的影響。從所有制方面來看，小城鎮一般以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為主體，這樣，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既可以是小城鎮各行各業的業主，也可以是各行各業的打工者，從而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較好的條件。從產業結構來看，由于小城鎮一般地處交通要道，是當地經濟中心、當地和鄰近地區的商品集散地，因此小城鎮具備了發展工、商、服務等行業的良好條件，而這些行業一般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便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較好場所。如果小城鎮得以良好地發展，既能幫助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又可以加快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可謂一舉兩得。
參考文獻：
經過二十余年發展開展，我國經濟已進入總體小康門檻，開始進入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階段，國家經濟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優化，加入WTO后對外開放全面擴大，必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極大機遇。進一步推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該著眼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按照中央提出的“五個統籌”發展的要求，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從開發農村勞動力需求，改善勞動力供給著手，既著眼農業一農村內部潛力挖掘，又積極培育新的轉移載體，努力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安置渠道，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路子。
對策之一：加快城市化進程
一是要堅持大中小城市并舉發展的道路。發展現有城市，擴大現有城市規模，融資便利，資金聚集容易，擴張速度快，具有規模經濟特征，能為農村勞動力進城經商務工提供極大機會，也為城市就業增加崗位。二是要特別重視小城鎮的發展。面臨如此巨大剩余勞動力數量，全部靠發展現有大中城市轉移勞動力，也是不現實的。發展小城鎮，農民融入容易，進入成本低，承擔風險能力強，是原城市體系外新增加的農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有效的載體。而且白紙好畫藍圖。只要突出特色，加強引導，小城鎮發展本身有很強體制創新、規劃創新意義。同時也便于實現城市文明梯度輻射，推動縣域經濟發展，提高農村現代文明水平，實現城鄉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因此小城鎮是個大戰略，是篇大文章。發展小城鎮要長遠規劃，不要急于求成、求大、求全，要集中重點發展縣城的少數中心鎮與發展鄉鎮企業、鄉鎮工業園區，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村第三產業和農村社會文化事業緊密結合起來。三是要對經濟結構實施戰略性調整，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著重加快第三產業發展，擴大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僅是加快國民經濟發展，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及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而且三產業門類，內容豐富，投資少，能廣泛承接各層次勞動就業。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第三產業越來越成為容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產業。
對策之二：要繼續大力推動鄉鎮企業改革和發展
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全部依靠城市工業、城市三產業來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也是不現實的。發展鄉鎮企業是長期穩定的、有序實現大規模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然選擇之一。發展鄉鎮企業要在新的形勢下，改善原有的發展模式。一是要向鄉鎮工業園區集中，與發展小城鎮建設相結合，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以節約土地，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企業發展環境。鄉鎮工業園要在原來基礎上進行長遠規劃，科學調整，有重點開發，從根本上解決原鄉鎮企業“鄉鄉開花，村村冒煙”、分布過散、浪費資源、損害環境的問題。二是重點發展農產品加工業。這樣既有利于滿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變化了的需求，又特別有利于延伸農業產業鏈，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業的效益，實現鄉鎮企業以與城市大工業競爭資源、不具備競爭優勢、與農業農村發展關聯不大的項目向有比較優勢、與農業農村發展關聯較大項目轉移。發達國家實踐證明，農產品加工產業尤其是食品加工業是一個有相當潛力的產業，是現代農業的重要標志。三是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要積極引進與現代企業發展相關的新的要素，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和科技素質，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改變鄉鎮企業產權不清、家族式經營、管理落后、技術陳舊、人才缺乏的狀況。四是要繼續堅持國家政策扶持指導。要明確相關政策鼓勵有關項目、產業、資金、技術向鄉鎮工業園轉移，重新培育鄉鎮企業發展優勢，為高效益、低成本轉移農村勞動力，創造有利的條件。
對策之三：大力發展城鄉勞務經濟
勞務經濟就是有組織向外輸出農村勞動力，以務工為手段，增加農民收入。發展勞務經濟一是要積極開拓國際、國內市場。開拓國際市場，要抓住發達國家勞務需求量大、國際經濟合作一體化發展和我國已經入世的機遇，開展境外勞務輸出，拓展輸出行業。開拓國內市場，要建立地區間勞務協作交流機制，開展多種勞務交流活動，特別是要定期交流地區間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信息。二是要取消不必要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按市場經濟要求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三是要改進勞務輸出工作的組織，推進勞務輸出的產業化建設。探索建立市場化運作、規范化經營的一體化勞務輸出組織。通過以建立培訓機構為輸入系統，職業介紹機構為輸出系統的聯合運作方式，擴大勞務輸出規模，提高勞務輸出的質量。四是要充實農業勞動等部門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管理職能，在國家勞動政策指導下，加強勞動力就業指導、信息服務、市場開拓、勞務中介組織管理、技能培訓、維護農民權益等工作，推動農村勞務經濟健康發展。
對策之四：深挖農業內部潛力
穩定農業發展，最大限度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業內部轉移，或者是最大限度調節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規模，對于經濟社會健康協調發展有著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是要采取最嚴厲措施，加強耕地保護，堅決制止當前亂建開發區，濫占、耕地現象，并高度重視現有水資源合理利用，維持和保護國民經濟發展和農業勞動力就業所需要的基本農業生產資料。二是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在穩定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安全的同時，大力發展蔬菜、水果、花卉和畜牧、水產等其它產業，向農業的廣度進軍。同時積極發展外向型農業，組織農民積極保持和擴大國外農產品市場，達到通過大量出口農產品，從而最大限度實現勞動力農業就業目的。三是要積極適應市場變化，提升傳統農業。我國傳統農業講究精耕細作、物質循環、自然繁育，經過有效提升能夠滿足人民追求農產品安全、風味、特色的需要，也符合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而且傳統農業的最大優勢就是能夠大量吸納農業勞動力，農民有一種技術、資源、經濟上的天然適應性。四是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這也是一種利用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加勞動積累，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有效途徑。
對策之五：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
加快農村教育發展是開發利用農村勞動力資源最根本手段。健全教育體系，一是穩定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擴大高中招生規模和高等教育規模。高中、高校擴招，可以有效推遲勞動力就業年齡，增加國家人力資源積累，更重要的是通過高考上大學可以一勞永逸解決了農村部分勞動力轉移問題，并使農村青年和城市子弟獲得一種制度上的就業平等；二是要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滿足各種產業發展對農村勞動力需要。要建立勞動預備制度，使農村初、高中畢業后不能繼續升造的學生，接受必要的職業教育。要加大改革力度，一方面引導原有中專、大專和社會有關資源積極面對社會，發展職業教育，建立完備初、中、高合理搭配職業教育體系，一方面轉變辦學觀念和辦學模式，建立學校辦學與市場需要更緊密結合機制，使學生畢業后，能夠盡快獲得就業崗位。三是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興辦各類短期、專業性質的勞動力就業學校，積極開發農村勞動力市場，為農村勞動力輸出提供有效教育培訓服務。
對策之六：積極推進相關改革
論文關鍵詞：劉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本質上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其中必然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過程。阿瑟·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表了《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雖然力圖說明的是勞動力在二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但卻在客觀上解釋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原因，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農村一城市人口流動模型之一，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制訂相關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暢轉移是提升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關鍵，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以及流動中的特殊性等問題都關系到勞動力的有效供給能否實現，因而結合我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進行重新解釋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劉易斯模型的簡要介紹和分析
為了簡化分析過程，劉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并存著兩個部門：收入及生產率極低的農業部門和工資水平及勞動生產率都較高的城市現代部門，即存在著城鄉二元經濟；(2)農業部門存在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而資本是稀缺的；(3)城市現代部門只使用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且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該模型認為，由于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業部門的收入水平，農業人口若不受限制就會向城市流動。只要城市部門擴大生產，就可以按現行工資水平雇傭到任何數量的勞動力，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
圖1描述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城市部門流動的過程。橫軸OL量度勞動量，縱軸量度勞動的邊際產品和工資。OA為農業部門的生存收入，OW為城市部門的現行工資水平。劉易斯認為，在這個稍高于農村收入的工資水平上，城市部門的勞動供給是無限的。因此，勞動供給曲線WS是一條水平線。根據假定3，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可變比例規律，對于一筆固定資本額Kn，總有一條特定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與之對應(圖1中的曲線部分)?，F代工業部門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條件就是邊際生產率等于工資。當資本為K1時，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為DIF，資本家將雇傭OL1數量的勞動力，此時利潤最大，城市部門所獲得的總產量為OL1FD1，其中OI1FW為工人的工資，WFD1為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若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資本額將增加到K2，現代工業部門生產的組織就在第二條曲線上進行。在工資不變情況下，資本家獲得全部經濟增長的利潤，其資本由最初的K1積累到K3，如此循環，直到勞動力變得稀缺，工人工資才能得以增加，這時便進入了增長的第二階段，二元經濟也就變成一元經濟，發展中國家便進入工業化階段。
二、結合中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過對模型的分析，可以發現，劉易斯認為城市就業工資高于農業收入，農民就會流向城市，不免過于籠統。事實上，農民也是經濟理性人，貧困的農民對每一個選擇行為都會精心算計。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更多的基于農民收入上的考慮，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農民會仔細權衡利弊后再做出決定。筆者認為，農民決策的依據應該是農民工進城能得到的凈收益與在家務農的凈收益之差，用R來表示，即凈收益R=[城市就業收入一城市就業成本]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工資收入(w)一[工作不滿度(C2)+流動成本(C1)]}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這個差值應該有三種情況：
R>0選擇流人城市
R％0選擇留鄉務農
R=0以上兩種選擇均可
其中，工資收入W表示進城農民工的現金收入或者未進城農民工的預期收入。一般認為，若非生活所迫，人們更傾向于休閑而非工作，所以對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滿傾向，所以將這種不滿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滿度C2包括農民工對工作環境、工作時間長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滿意程度的貨幣表現，可以為正，也可以為負。流動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棄在家務農和務工的機會成本、在外務工時產生的各種直接和間接費用，包括工資收入
的及時結算、人力資本投資、農民進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礙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與親人分離的親情成本，后兩項之和應為城市就業成本。只有凈收益R為正時，未進城的農民才會決定進城，同理，已進城的農民工則會選擇該部門或企業?；谏鲜稣J識，劉易斯模型應該進行一定的修改和補充，具體參見圖2。
如圖2所示，曲線WW1表示城市現代部門的現行工資，即城市就業收入，近年來農民工的名義工資一直沒有明顯的提高，加上物價等因素的影響，其實際工資是呈下降趨勢的，因而曲線WW2是向下傾斜的；曲線AA為農業部門的凈收益曲線，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是逐漸提高的，因此曲線AA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CC為城市就業成本曲線，我國農民工城市就業的現狀是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直觀的表現為農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質量比較差。因此CC同樣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曲線WW與CC相交于M點，M點之后，即城市就業的工資水平低于W時，由于在城市的就業成本大于就業收入，即城市就業凈收益為負，在理性選擇的驅使下，沒有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因此，在城市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農民工工資再不提高將會造成勞動力的絕對短缺。M點之前一定會存在一個臨界點P，在該點上，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等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1 O.P點對應的工資水平為w在P點之前，即城市就業的收入高于Wp時，才有農民工進城務工，因為此時的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才會大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O。至于P點的具置，肯定是在M點之前，利用國民經濟的關于工資及各項成本的數據，通過量化分析可以確定出來，在此的定性分析僅僅是指出P點的存在，從而針對我國的勞動力供給的現狀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改和補充。至于城市就業成本曲線CC的位置，可以根據具體的數據確定，但無論是在曲線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響分析的最終結果。P點是存在的，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相對的，劉易斯模型在中國的應用是有條件的，我們應該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模型。
三、結合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特殊性對劉易斯模型的補充
(一)流向的部門分析
以上對劉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的問題，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門在我國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國作為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存在諸多非正規部門，由于長期的戶籍歧視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識，農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的特定稱謂。城市非正規部門界定為投資規模小、生產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的以私營(個體或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部門，如小工廠、小家庭企業等，其余的有正規編制的政府及事業單位，以及規模大的公司企業等均屬于城市正規部門。由于流出的農民絕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規部門就業，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造成農民工本人難以通過工作獲得知識、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們的部門也難以走上依靠技術進步發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質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質的惡性循環。劉易斯模型沒有對剩余勞動力的流向部門進行具體界定，在應用該模型時，也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細化分析。
(二)由我國勞動力特殊性決定的回流性分析
勞動力要成為商品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勞動者必須具有人身自由，能夠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第二，勞動者必須一無所有，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按照馬克思的這種說法，我國的勞動力又具有本國的特點，大部分的勞動者都能滿足擁有人身自由的條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由人民所有，勞動者掌握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支配權，比如在農村，農民就擁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權，目前的政策還不允許自由轉讓土地，與此同時，我國的一些用人單位也存在著市場化運作、非市場化及半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這就使得我國勞動力呈現出半商品性的特點，勞動力夾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間，可以互相進行相對自由的轉換。這種半商品性決定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與土地有著比較強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納性及我國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農民工很容易發生回流。
關鍵詞：教育；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工作流動；作用力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4）01-004-03
伴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產業升級使得產業所需的文化技術成分日益厚重，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逐步提高。教育對勞動力流動的作用力隨之顯現、形成、深化。在此環境下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和流動顯得尤為重要，當勞動力流動所需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滿足時流動就會受阻。二者之間實際的作用關系錯綜復雜，筆者引入“力”的概念來助于明晰，以“力的三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點作為切人點，初探教育對勞動力工作流動的作用力，只是拋磚引玉，期待學者們的深入研究。
一、教育水平對勞動力工作流動的作用力大小
教育被認為是一種生產、積累和維持人力資本的方式。廣義的教育泛指一切增進人們知識、技能、身體健康以及形成改變人們思想意識的活動，而狹義的教育主要指學校教育，即正規教育。
勞動力流動為勞動者工作崗位和工作地點的更換和轉換，也包括正在求職的失業者的移動。其中，宏觀勞動力流動是指各地區的戶籍流動抑或勞動者地區性的轉移。而本文旨在研究的微觀勞動力工作流動是指雇員從一個工作單位轉換到另一個工作單位，或者說是雇員的雇主發生了改變。按照工作流動的性質，勞動力工作流動可以分為辭職和被解雇。正規教育（即學歷）與勞動力工作流動是一種雙向互動關系，正規教育可以提高勞動力的工作穩定性，而勞動力工作在向上流動中會產生教育需求，當教育需求得不到滿足，工作流動就會受阻。
從表1中可以看出，我國的正規教育與工作穩定性呈正相關。大專及以上學歷換過工作的比率明顯低于大專以下學歷，這多半也是由于工作性質決定，學歷較低的勞動者多以進城務工人員的身份求職，故換過工作的比率更高。同時可以看出大專及以上被辭退的比率最低，行政級別及晉升比率也最高。一方面，初中以上學歷主動跳槽率較高，且初中、高中和大專以上學歷的主動跳槽率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學歷越高，被辭退的比例越小，勞動力流動越少。文盲/半文盲主動跳槽和被辭退的比例也都較小，與其所受教育水平以及所從事的工作性質有關。
在表2的2010年城鎮失業人員比例中，明顯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上學歷失業人員比例呈急速下降趨勢，因為我國已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所以暫不考慮初中以下學歷。
綜上可見，正規教育水平越高，雇員的工作穩定性越強，雇員在勞動力工作流動中的被動性相對減弱。
二、教育在勞動力流動中的作用力方向分析
教育在勞動力流動中的作用力極其明顯。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對改善當前處境的愿望比較強烈，對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更加敏感。同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勞動力市場的回報也更明顯，從遷移中獲得的收益也更大。二者的作用力顯而易見，但作用方向還需探究。
借鑒唐納德博格、朗格辛、羅理和穆勒等人在20世紀50年代末提出的勞動力流動“推一拉”理論來分析，勞動力流動是由來自兩種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結果：一種是促使勞動力流動的力量，即有利于勞動力流動的正面的積極因素；另一種則是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力量，即不利于勞動力流動的負面消極因素。據此，筆者試從推動力和拉動力兩個方向分析影響勞動力工作流動的因素，又分為工作和個人兩個維度，整理見表3。
表3從推動力和拉動力分析了影響勞動力工作流動的因素，眾多因素中教育雖然不一定是主因卻占有很大比例，成為重要作用力。此外，需要補充以下三點：第一，對個人而言，教育水平較低或只接受一般培訓的員工容易在經濟危機或者公司效益減少時被解雇。反之，高學歷可作為一種信號容易被雇主識別，從而成功轉換工作單位和角色，也會得到大于或等于之前的工作報酬。第二，對子女考慮，教育具有地區差異，較低的教育條件和環境不利于子女的長期發展。為了追求更高質量的教育機會不少父母選擇辭職，這一現象在中國尤為突出，自古就有孟母三遷的佳話。由于能夠為子女提供優質的教育而對勞動力工作流動構成巨大拉力，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拉力只對部分家中有學齡子女的勞動力構成拉力。第三，對企業而言，國有企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由于培訓體系完善，對員工進行特殊培訓或長期培訓，員工所學的知識只能在該企業運用，這也極大降低了員工辭職率，減少勞動力的工作流動。比較而言只接受普通培訓或培訓不足的員工在離職人群中占較大比例。
三、教育對勞動力市場的作用力點分析
1 教育能夠增強生產能力，提高人力資本配置能力。西奧多?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通過直接提高個體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了個體的收入，也帶來了溢出的社會效益，也即教育具有很強的生產功能。因為教育、培訓和勞動力流動是形成人力資本的三個主要渠道。教育能增強人的生產能力，進而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勞動生產率越高，收入就越高。人力資本的關鍵性投資在于教育，通過分析“教育投資一勞動生產率―個人收入”之間的關系，證實了教育的經濟價值。
相反，篩選理論承認教育對于勞動力流動的推動力，但否認是教育提高了生產率，認為教育和生產率之間只是一種間接關系。教育只是表示個人能力的一種工具，為雇主選擇、識別高能力的雇員，便于能崗匹配，即承認教育的配置能力。所以，教育程度越高，生產能力和（或）配置能力就越強，勞動收入就越高，更有助于優化勞動力供求市場。但是這一能力的實現也是有條件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在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和限制勞動力流動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收入差距很小甚至顛倒。賴德勝也提出，教育收入功能的發揮程度是有條件的，只有具備相應的條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才能充分增加勞動收入、合理配置人力資本。
2 教育能夠提供篩選信號。首先，篩選理論認為雇主與求職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相遇時，由于并不能直接了解這些人的內在能力和特點，便憑借天生的“標識”（如性別、種族、家庭背景等）和后天獲得的“信號”（如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個人經歷等），特別是通過受教育信息了解求職者的能力，這意味著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容易克服工作流動中的障礙。其次，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為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并且這兩種勞動力市場之間缺乏流動性。處于由小公司組成的收入低、晉升機會少、工作不穩定、易被解雇的次要勞動力市場上的人很難進入到由大公司、政府管理部門等組成的收入高、晉升機會多、就業穩定的主要勞動力市場。而教育是決定求職者進入哪一種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受教育程度越高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概率就越大。瑟羅（Thurow）也認為教育并非單純提高受教育者的勞動生產率，事實上，它還為雇主提供受雇者是否具有可培訓性的信號。因此，教育是一種篩選工具，它能提供有關受雇者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的信息。
3 教育對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弱化具有一定作用。雇主們希望公司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工作應該由受過足夠教育、掌握足夠知識技能的工人擔任，因為這些工人具有可培訓性。因此，外部勞動力市場的工人如果缺乏足夠的教育知識技能，就只能待在次要勞動力市場。Bosanquet和Doeringer的實證研究也表明，雖然勞動力市場分割問題的解決主要依靠政府的人力資源政策，但教育對弱化勞動力市場分割有一定作用，是工人由次要勞動力市場向主要勞動力市場流動的基本條件，因為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夠提高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
4 培訓對勞動力工作流動的作用力點分析。Jacoby曾提到在20世紀初，進步的管理者們開始意識到：勞動簡化存在諸多局限性，培訓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勞動力流動率高和勞動力不穩定意味著對勞動力的更換將帶來額外的培訓投資。因此，雇主開始注重技能培養和降低人員的流動率。加里?貝克爾也認為培訓在形成人力資本中有重要作用，并把在職培訓分為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即現在把培訓根據成本收益分為普通培訓和特殊培訓。普通培訓即培訓所獲得的技能對多個企業同樣有用。特殊培訓即培訓所獲得的技能僅對目前受雇的企業有用。
從普通培訓和特殊培訓兩個角度分析其對勞動力流動會得到不同答案。從特殊培訓出發，較之次要勞動力市場，企業內部的特殊培訓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對雇主和雇員都顯得尤為重要。Bosanquet和Doeringer指出：企業特殊培訓是主要勞動力市場工人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主要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雙方都有動力建立比較穩定的雇傭關系，因為雇主提供較高成本為雇員進行特殊培訓，如果此雇員離開，雇主還得再次對其他雇員進行培訓，所以，雇主不希望經常性地更換雇員；而對于雇員來說，他在公司里接受的培訓僅僅在這家公司有用武之地，所以，雇員也不愿經常性地更換工作。因此，特殊培訓會抑制工作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培訓增加了雇員的通用人力資本，雇員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動了工作流動。
四、啟示
1 以青年教育為核心帶動勞動力生產水平整體發展。正規教育和培訓對勞動力工作流動的作用力相對復雜，對個體、企業、國家作用力的大小有別，關鍵點在于加強對青年的教育。青年是企業未來的脊梁，寄托著國家的希望，青年個體素質的整體提高將帶動科技創新及高新產業的發展。在微觀上促進就業；在中觀上縮小勞動力市場分割，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在宏觀上拉動經濟水平，提升產業發展。歐盟負責就業事務的委員明確指出，歐盟一半失業者因缺乏專業技能而不能適應目前勞動市場的需求?！皻W洲工業圓桌會議”發表的報告也明確表示，現在“雇主需要的是獨立自主、有能力適應不斷變化和不斷迎接新的挑戰的人”。為此，歐洲盧森堡就業問題特別首腦會議曾決定五年內把25歲以下青年失業人員的培訓率從目前的10%提高到20%。對青年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以此作為核心帶動勞動生產力的整體發展不失為有效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