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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社區治理的困境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7-0021-02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逐步開始了“村改居”的工作，它是城市化下一種新的社區模式，不同于城市社區居民治理的模式。
一、“村改居”社區的興起及其特點
“村改居”工作興起于21世紀初，是中國城鎮化過程中所特有的現象。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0%，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推進了“村改居”的工作。在經濟發達地區，農村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在經濟結構上基本擺脫了傳統第一產業的束縛。再者，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農村的產業結構和生活方式在城鎮化的進程中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卷入城市化的洪流中，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城鎮化率從2000年的32.6%增長到了2012年的52.6%。北京的城鎮化發展尤為迅速，城鎮化率增加近20個百分點，除北京與天津外，其他省份城鎮化發展也處于加速階段，從1995年到2008年，福建、江蘇、浙江三省城鎮人口比重均增加25個百分點以上[1]。城鎮化的迅猛發展，使得一些省市“村改居”工作發展迅速，如膠州灣海底隧道建設擠占土地導致4個村村民的集中安置，直接由農村村落成為城市社區。濟南市到2004年底，“村改居”數量就已經達到了102個，占城市社區居委會總數的25%[2]。
“村改居”的興起主要是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推動，這一城市化下的產物，有自身的特點。第一，社區居委會職能的逐漸轉變。城鎮化的發展，原來的村委會一夜之間掛起了社區居委會的牌子，但并不意味著成為城市居民委員會，它是邁入純城市社區建制的過渡階段。原來的村委會工作重心在經濟上，村主任總把修道路，挖井種樹等事情的處理狀況放在工作的第一位，而把一些公共事務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F在“村改居”的社區居委會，逐漸進行從發展經濟到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轉變，如社區共建，社區注重聯系居民，按時發放居民社會保障補助。模仿城市居民組織選舉，積極發展社區聯系居民的機制，定期社區黨員走入貧困家庭，進行一定的扶持。再者，社區居委會面臨“村改居”后原來農村集體財產的安置，社區居民的就業以及權益保障等問題，從現實來看，這些問題涉及了原來村民直接的利益，處理這些問題更加的棘手?！按甯木印焙蟮纳鐓^居委會面臨新的考驗。第二，居民與居委會關系的逐漸轉變。相比從前，村委會由于對“有關集體土地的使用、鄉村事務的管理、征繳稅費及鄉村整體發展的決策，都與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3]?？梢钥闯?，村民和村委會之間相互聯系更頻繁，村民對村委會更具有依賴性?！按甯木印焙?，由于社區居委會職能的逐漸轉變，更多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環境衛生，文藝活動，計劃生育等事務上來，社區與居民的經濟利益關系削弱，并且社會保障的社會化，使居民與社會有了更多的聯系，居民對居委會的聯系逐漸稀松，依賴性變小。
二、“村改居”社區治理的困境
（一）社區居委會行政化色彩偏重
“村改居”社區是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的過渡階段，這些社區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村改居”社區被納入城市居委會后，管理體制行政科層化，居委會人員的任職條件等都由街道確定，很多事情唯街道辦馬首是瞻。以前村委會財政由集體經濟承擔，但是進入城市轉制以后，由街道撥付，并且經費減少，造成社區有事時經費拿不來的困境，還要向街道上級部門申請經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區對街道的依賴。第二，工作方式行政化，命令化。政府的職能部門經常把任務推給街道，但“下任務不下權”、“下事情不下錢”[4]。以前的村委會基本出面協調本村的大小事務，基本顧忌到每個人的利益，但是在城市中，社區轉變了角色，充當了服務者的角色，上級政府職能部門把任務委派給街道，街道下放任務，把社區作為自己的派出機構，社區成了上級部門的“一條腿”，把引導變成了指導。社區疲于應付上級任務，而忘記了自己服務的功能。
（二）居民參與不足，社區自治能力不強
現在“村改居”社區治理中，行政化效應仍然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社區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意識淡薄，社區動員能力不足，弱化了社區自治的能力。撤村后，雖然村民在戶籍身份上變為城市居民，卻因為缺少新的聯系紐帶而出現疏離化的傾向，這樣更加需要新的組織載體對其進行服務和管理。同時，外村人及外地人口作為城市新的人口群體，打破了原來農村的“半熟人”社會。這些社區居民離開了原來的村落，脫離了原來的村委會的管理，對現在的社區缺乏認同感。多數村民進入城市后，有事還是會找原來的村干部，很多村民“居”在社區中，而非“生活”在社區中。在心理上還沒有完全接受現有的“村改居”社區治理模式。當問到你關心社區的事情嗎？大多村民認為沒什么事情找社區干什么，平時也很少關心社區的事情，社區工作人員有事叫就去，沒事就不去社區。大多數“村改居”的居民政治的參與意識強烈，可是政治參與行為不高。除此之外，“社區治理是基層多元利益主體進行集體行動和選擇的過程，社區治理需要協調多方的利益與關系，現代社區分化為功能各異的各類現代社會組織，與傳統社區相比具有高度的分化性?！盵5]受主客觀影響，“村改居”社區居民對現有社區共同利益關心較少，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社區的很多活動都是由賦閑在家的老年人參加，年輕人都忙于工作，社區成立的一些協會或者興趣小組都是和老年人有關，對于年輕人來說，社區由于經費等問題，難以開展活動吸引年輕人的眼球。社區由于參與主體的局限性，再加上居民參與意識不強，導致社區自治能力不強。
（三）社區自治組織發展相對緩慢
當前“村改居”社區自組織的發展面臨一些困境?！按甯木印焙蟮木用裰饕稍瓉淼氖У剞r民組成，39.7%的調查對象文化程度是在“初中及以下”，有29.3%的調查對象文化程度為“高中（中專、中技）[6]，這些居民大多是年歲較大的老人，文化程度普遍低，對于社區規章制度也不是很了解，缺乏參與社區事務的前提和動力，目前是阻礙社區自組織發展的主要障礙。大多數“村改居”居民在受訪中談到，社區的事務自己也搞不懂，按章辦事就行。再者，“村改居”后，大量外來人口涌入社區，對社區事務關注度不高?！按甯木印钡纳鐓^居民發展自組織也只是局限于有共同愛好的一群人，他們組織興趣協會，文化活動，但這些自組織沒有制定相關的組織制度，人員編排，主要是靠熟人社會間的情感維系，情感的維系具有很大的易變性，如果情感有所波動，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成員對組織的參與。
三、解決“村改居”社區困境的路徑
（一）逐步理清“村改居”社區居民委員會與政府的關系
當前，許多城市社區和街道辦事處的關系處于被領導和領導的一種關系，“村改居”社區效仿城市社區的運行機制，直接承擔上級指派的任務。按照“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的原則，理順政府與社區的關系。社區居委會協助，配合上級政府管理社區事務，不是一級行政機關，其主要的職能是行使社區居民賦予的自治權，為社區居民服務，應進一步理順基層政府、街道辦事處和社區的關系，可以嘗試在基層政府與社區之間建立一種委托―“式契約關系[7]。政府作為上級領導，對社區事務應該是給予指導、協調、動員、監督的功能，在財力物力上給予相應的財政支持，而不是參與干涉社區事務。社區居委會作為其人，按照上級指示完成各項工作，以此有效地推進兩者平等合作的關系，除此之外，社區作為自治的載體，應該改良方法，廣開渠道，積極配合，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創造好的條件，并且讓居民感受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甜頭，關乎社區重大事件時，可以召開居民聽證會，制定相關制度來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使居民參與到社區管理之中。社區居委會不再是上級政府的“一條腿”，而是幫助上級政府更好地進行基層治理。
（二）建立社區居民參與的制度規范，逐漸完善居民自治
隨著我國基層民主的發展，黨和政府越來越重視居民參與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參與方式，參與對象等，加快建設“村改居”居民參與的建設，在“村改居”后，需要建立社區居民參與的長效機制，必須用制度來明確不同參與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再者，方便提供便捷的參與渠道，各個“村改居”社區根據本社區的實際狀況，制定詳細的參與程序，讓居民一目了然。
“實行居民自治，制度建設是根本”[8]。也就是說要加強居民自治的制度保障，居民可以直接或者間接進行居委會選舉，居民會議主要進行決策議事，由居民集體討論的自治章程為主作為民主管理制度，準時無誤地公布社區重大事務，向居民公開的民主監督制度。這樣做，可以使居民有了制度的保證，也給居民自治提供了一個標準。在對“村改居”的居民進行采訪時，居民們認為居民有權力選舉居委會班子，對此他們表示很滿意，對于整個選舉過程，大多數居民認為選舉過程還是比較公正的，認為通過選舉可以選出好的領導。
（三）發展社區自組織
“國家太大，社會成員之間不可能建立面對面協調機制，社區較小，居民之間可以而且事實上存在面對面協調機制；市場信奉‘沒有免費的午餐’，市場不信眼淚，而社區提倡鄰里互助，關愛弱勢群體?！庇纱丝磥?，社區自組織是國家和市場的補充，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社區自組織優于“被組織”，在自組織環境下，社區居民的生活關聯度，熟悉程度都比較高，它內在的規范能夠讓居民無形的自組織起來，降低了社區治理的成本。如何實現社區治理目標的實現，需要社區外力的支持，同樣也需要社區居民自組織對社區內部事務的整合配置，從而實現社區的“善治”。目前，“村改居”社區最主要的自組織是社區居委會。許多居民自發組織形式多樣的協會，可以不僅豐富生活，而且為社區居民之間的交往提供了一個平臺。社區自組織和社區治理的目標是相一致的，發展社區自組織，是為社區治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大力培育發展社區自組織是衡量社區治理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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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過渡型社區;社區治理;主體分析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28-0120-02
社會治理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城市化進程中形成的“過渡型社區”是根據政府的需求、自上而下地通過行政手段推動建立起來的，其成立基礎、運行資源和日常運作均受到政府的全面制約，加上政府職能部門對基層的管控意識強于服務意識，社區自治的理念和制度還遠未形成，對這類新型社區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過渡型社區的形成
城市化是指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社會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型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等非農產業為主的現代城市型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一般來說，城市化是由工業化來推進的，工業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是工業化的載體，對工業化也有反作用。城市化如能適應工業化發展的要求，則會推動工業化的加速推進。在我國，由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的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化和工業化出現了不同步現象。一方面在大城市農民工現象大量存在，他們在產業方式上脫離農業實現了非農化，而身份仍舊是農民。另一方面在中小城市，地方政府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追求高速的城市化，不斷擴大城市規模，將城市近郊的農民變為市民，形成了大量的“過渡型社區”。
本文的“過渡型社區”是指農村拆遷集中安置社區，在空間形態和文化特質上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過渡形態的社區。為了城市空間發展和擴張的需要，城市發展需要大量土地，地方政府在城鄉接合部通過征地開發的方式，形成了一大批失地農民。為節約失地農民的安置成本，政府一般采取統一規劃修建安置點的辦法，用較少的土地和空間集聚大量的失地農民。過渡型社區在空間形態上具有了城市社區特征，但其居民在生活狀態、文化認同方面仍保留了農村社區的特征，形成了傳統與現代、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對立和沖突的現象，無疑給這類社區的治理帶來了挑戰，資金和資源的缺乏使治理問題更趨嚴峻。
二、過渡型社區治理的困境
過渡型社區脫胎于傳統農村村落，基于血緣、地緣基礎上形成的關系已經打破，無法回去?；谄跫s、信任基礎上的關系網絡尚未完全建立。居民在被動城市化基礎上形成的過渡型社區，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背景下，社區治理面臨著困境和挑戰。
（一）資源依賴性
地方政府在作為過渡型社區建設的組織者和推動者，在基礎設施建設、管理機構搭建、政策法規的制定等工作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使社區的軟硬件設施得以完善充實，為過渡型社區向成熟的城市社區演進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但是，過渡型社區建立后的管理問題仍然值得關注，過渡型社區的居民是被動進入城市社區的，他們習慣于生活的低成本化，對于公共設施維護和管理，搭便車現象比較普遍，居民不愿對設施維護、環境衛生、社會治安等進行投入。同時，在城鄉二元結構社會背景下，農民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土地是他們生活的保障主要來源。失去土地對于那些缺乏非農技能的居民，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出租房屋維持。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相對較高，無法實現非農就業的居民收入可能僅僅能夠維持生活，有的甚至可能面臨生活水平下降的風險，對于提升社區服務方面的投入他們根本無力承擔。如果社區公共服務資源長期投入不足，必然導致社區治安狀況惡化、衛生環境差的現象出現，過渡型社區很可能淪為貧民區。
（二）自治組織不健全
社區居委會作為社區建設的主要承載著，在社區治理中被賦予了多重角色：國家人、社區庇護者和服務提供者。在原來村委會轉變而來的過渡型社區居委會在組織功能方面，已不能滿足城市社區發展的需要。主要表現在：一是服務對象上，村委會是按照戶籍管理原則形成的，僅對集體經濟組織內居民負責，為其提供服務。過渡性社區是在集中進行回遷安置基礎上形成的，原來的村民可能被安置到了本社區以外的其他社區，有的社區則是安置了多個其他不同社區的居民，出現了大量“人戶分離”社區。筆者在調查中就發現，一個住宅小區里有兩個社區居委會相鄰辦公的現象，不僅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也很難給轄區居民提供高水平的服務。另外，過渡型社區中大量的流動人口長期被排斥在服務對象之外，必然給社區治理帶來不利影響。二是服務內容方面，村委會同時是集體經濟組織，其服務內容主要是為農業發展提供服務，其工作重心是溝渠疏通、塘壩維護，村民之間利益沖突的協調。過渡性社區形成后，農業集體經濟已經解體，居民的服務需求主要體現在生活服務上，如社區環境衛生、社區公共設施維護、社區治安等。過渡型社區居委會的組織結構重建、功能轉型已成為社區實現良好治理的迫切需要。
（三）社區認同度不高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認為：“社區是聚居在一定范圍內的人所組成的生活共同體?！本用竦纳鐓^認同和凝聚力對社區治理和社區發展至關重要，是衡量社區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過渡型社區居民對社區認同度不高，筆者在走訪中發現，大多數過渡性社區居民并不把自己當成是城市居民。過渡性社區典型地生活著兩類居民：一類是失地農民。他們是由傳統的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轉變而來，由于過渡性社區是在政府推動下形成的，并非居民自愿選擇的結果，存在著居民自我認知失調現象，居民賴以生存的土地雖然被征收，但是他們對自己的認知仍然是農民。對所居住生活的社區在感情和心理上缺乏認同感，這嚴重制約了社區的發展。另一類是流動人口。過渡型社區位置離工業區相對較近，公共設施相對完善，房租成本相對較低，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來此租住，這里已成為“流動人口”集中居住區。在大多數過渡型社區，其居住的外來人口數量已遠超過本地人，有的甚至數倍于原住居民。但是，在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下，流動人口往往被排斥在社區服務之外，他們和原住居民之間的聯系僅限于“房東-租客”關系，難以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圈。在社區治理過程中，如何凝聚社區居民，把社區建設成為一個利益共享、責任共擔、文明共創的區域共同體成為過渡性社區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過渡型社區治理的主體分析
利益相關者一詞源自企業管理中形成的利益相關者理論，用以表示與一個組織的決策有利害或者利益關系的人。組織不僅要考慮投資者的利益訴求，還需要給其他參與者相應的利益維護和行為暗示。這樣才能在不斷溝通互動中形成組織行動的基本契約，進而在治理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實現共同利益，維護組織的秩序，推動組織的發展。過渡型社區是在政府推動下形成的，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居民與社區有著直接的利益關系，政府、居委會、個人在社區治理過程中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沖突，正確認識和對待各自的利益和在社區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擺脫過渡型社區治理困境的前提。
（一）地方政府――資源注入的責任主體
地方政府是過渡型社區建設發起者、推動者和建設者，是人口、治安、組織、黨建、文教、環境等各方面的管理者，同時也是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面對過渡型社區治理資源先天不足的情況，政府應當擔負更多責任，保證過渡型社區治理資源的投入。在我國，大多數地方政府對過渡型社區資源投入是按照戶籍人口數量比例進行資源配置，這顯然已不能適應過渡型社區治理的需要。由于治理資源嚴重不足，大量過渡型社區社會治安差、環境衛生狀況不佳等問題十分突出。作為公共產品提供的主要主體，政府應該將大量的外來人口納入管理范圍，逐步形成按照居住人口數量比例進行公共產品配置的新方式。在當前過渡型社區治理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社區資源投入主體仍然主要是政府。
（二）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的組織者
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是城市基層政權的重要基礎，也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之一，是社區治理的重要主體。過渡型社區居委會都是從原來村委會轉變而來，行政色彩濃厚。這種以管理為取向的社區居委會，需要向以服務為取向轉變。按照一定地域進行重新劃定，對社區居委會進行重新組建。社區居委會可以根據治理需要，將社區居民重新組織起來，把管理權細化到小區、單元、樓棟，還權給小區業委會、單元管理委員會、樓棟自管小組等，使居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同時，也經歷了自我教育的過程。
（三）社區居民――社區參與的核心主體
社區發展本質上是對人的發展，面對人的發展在社區層面上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激發居民的參與社區管理積極性來實現。利益是促使人們走向一致的驅動機制，在共同利益面前，人們更容易團結起來采取一致行動，形成共同的行為準則。在過渡型社區中的公共利益包括在改善居住環境、服務設施等硬件上的功能，也包括在維護治安、秩序和化解矛盾等服務上的作用，它們影響居民的社區成就感和責任感。在調動過渡型社區居民參與積極性上，成都市的經驗十分值得借鑒，政府通過“惠民工程”，使公共財政為社區“民生項目”買單。財政每年拿出一定數額的錢，作為社區公共事務和管理專項資金，解決了社區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專項資金的使用采取“問之于民”方式，開展什么項目由社區居民說了算。通過實施這些直接關系居民切身利益“民生項目”，直接改善了社區居民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通過政府給過渡型社區治理“輸血”的方式，可以增進社區主體間的相互交流，影響和促進社區意識的形成，推動社區的良好治理和社區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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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村寨旅游；社區參與；困境；治理路徑
中圖分類號：F590．75文獻標識碼：C文章編號：0439－8114（2011）11－2354-04
The Dilemma and Governance Path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Ethnic
Village Tourism
LIAO Jun－hua1，2
（1．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Guiyang 550025，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benefi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increas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is the key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thnic village tour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and dilemma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ethnic village tourism， the ways of increas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ethnic village touris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dilemma； governance path
隨著我國西部民族地區旅游業的發展，當地豐富的原生態自然和文化遺產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旅游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云南、貴州、四川、廣西等地相繼以開發民族文化村寨、民族農家樂、生態博物館等多種形式，逐步發展起民族村寨旅游活動，走出了一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旅游發展道路［1］。民族村寨旅游的發展既讓當地社區居民脫貧致富，又很好地傳承和保護了民族文化，產生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文化效應。然而，由于諸多條件的限制，在民族村寨旅游發展過程中，社區參與出現了許多困境，主要表現在居民參與和利益分配問題上?？傮w來看，不同開發模式、不同發展階段下的民族村寨旅游，社區參與不足成為瓶頸性問題［2］，導致民族村寨旅游的深度發展陷入困境，制約了其可持續性。因此，關注社區居民的利益，提高其旅游參與度，是民族村寨旅游和諧發展的關鍵。
1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綜述
國外學者較早地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進行了研究，1985年墨菲首次在旅游研究中引入了社區參與的概念，在《旅游：社區方法》一書中提出了“社區參與”的概念，開始嘗試從社區參與的視角研究和把握旅游。他在該書中闡述了旅游業對社區的影響和社區的旅游參與，探討了如何從社區角度開發和規劃旅游的問題。他的方法強調社區居民參與規劃和決策的制定過程，目的在于通過當地居民的參與規劃，減少居民對旅游的抵觸和沖突，以便更好地參與旅游活動［3］。此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進入20世紀90年代，社區參與旅游的研究進一步增多，國際著名旅游學術刊物《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都開辦了專輯對社區參與旅游進行討論，使相關研究不斷向前推進。1997年6月，世界旅游組織、世界旅游理事會與地球理事會聯合頒布了《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該義程明確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旅游業必須保證社區成員，包括婦女和當地人，都能享受旅游所帶來的益處。這是在旅游業的官方文件中首次明確提出將社區居民作為關懷對象，并把社區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當作旅游業可持續發展過程中一項重要內容和不可缺少的環節。國外社區參與旅游研究在20世紀70~80年代間成為旅游學科的熱點。主要涉及社區參與的類型、社區參與旅游的措施、社區居民與旅游發展的利益關系、社區在旅游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尋求可持續的旅游發展途徑，中國學者開始研究旅游目的地社區參與旅游的問題，在理論與實踐上研究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問題。國內學者目前主要是從社區參與的民主性、內涵性和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障礙、旅游規劃過程、利益公平化、問題解決對策等幾個方面進行了研究［4－8］?？傮w而言，國內關于社區參與旅游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關于社區參與旅游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論和宏觀的研究，缺乏深入細致的實證研究，且多數研究是在西方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反應性的分析，局限于西方的理論分析框架和思路，研究方法比較單一。真正從中國社會文化特點及中國國情出發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比較匱乏。
2社區參與民族村寨旅游的必要性
2．1社區參與是民族村寨旅游和諧發展的必要條件
《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將“可持續旅游發展”明確定義為“在保護和增強未來機會的同時滿足現時旅游者和東道區域的需要”，“可持續旅游產品”是“與當地環境、社區和文化保持一致的產品”?？梢?，考慮社區因素是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之一［5］。社區參與民族村寨旅游，有利于居民獲得相應的利益訴求，以積極的態度支持旅游業的發展，從而促進社區居民與民族村寨旅游的和諧發展。因此，社區參與是民族村寨旅游和諧發展的必要條件。
2．2社區參與是民族村寨居民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徑
旅游業是關聯度強的產業，發展旅游業可以提供大量直接或間接的就業機會，具有較高的乘數效應。在欠發達的民族地區，發展民族村寨旅游，可以增加村民的收入，是脫貧致富的有效途徑。但是，如果發展中有大量外地人進入參與到旅游開發當中，就會使當地部分旅游收入通過工資或商業利潤等方式流出社區，出現旅游漏損現象，使貧困地區成為“旅游飛地”，削弱旅游乘數效應。事實證明，這樣的地區往往是經濟欠發達地區［9］。而社區居民參與旅游開發，可減少外地人進入的機會，從而相應減少旅游漏損，有利于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
2．3社區參與是提高旅游產品質量的關鍵因素
旅游者要獲得滿意的旅游經歷，高質量的旅游產品是關鍵。對旅游者而言，高質量大致可歸結為3個方面：設施的舒適性、體驗的真實性和心理的滿足感［10］。民族地區旅游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旅游資源，對游客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而游客體驗的真實性是旅游產品質量高低的關鍵所在。少數民族居民是民族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承者，他們理解本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和深厚的內涵，知道哪些民族文化可以作為旅游資源開發。社區參與能使旅游開發符合當地的意愿和能力，從而獲得居民的支持，有利于社區居民與民族村寨旅游的和諧發展。民族村寨的居民既是旅游的參與者，其本身又是珍貴的旅游資源，他們參與到旅游服務中，體現了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使游客能體驗到高質量的旅游經歷。因此，社區參與是提高民族村寨旅游產品質量的關鍵因素。
2．4社區參與是旅游資源和環境保護的有力保障
旅游業并非人們所說的無煙工業，在發展過程中也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近些年來，我國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同時也伴隨著相當的負面影響，許多貧困地區的自然環境因發展旅游業而遭到了較大的破壞［11］，民族文化出現漢化、西化和庸俗化的傾向。通過社區參與旅游，村寨居民可從中獲得豐厚的經濟回報，居民逐漸認識到旅游業對他們生存的重要性。而旅游資源和生態環境是旅游業發展的基礎。因此，社區居民會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重視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并且表現在具體行動上。他們在參與旅游規劃時，會對環境質量、游客容量等問題給予關注，并自覺監督旅游企業和旅游者的環保行為。在日常經營過程中，居民會身體力行地努力保護旅游資源和環境，他們還會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旅游者。所有這些舉動對于旅游資源和環境的保護無疑是相當重要的。
3社區參與民族村寨旅游的困境
3．1自身意識淡薄的障礙
由于受中國傳統文化中崇尚權威和官本位等思想的影響，農村居民習慣于接受集權式管理模式，對權勢產生依附心理。由于社會、自然、歷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生活在偏遠落后地區的少數民族居民思想觀念還比較落后，民主意識淡薄，參與意識不強。另外，經濟的落后使少數民族地區的居民首先關心的是生存問題，因為在基本的物質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時，誰也不會對涉及長遠的發展規劃等問題感興趣，更談不上對旅游發展進行投資等活動［4］。村寨居民自身參與意識的淡薄嚴重阻礙了其參與旅游的程度。
3．2相關部門忽視的障礙
在我國旅游開發的實踐中，當地居民的存在往往被忽視，其利益訴求沒有得到滿足。政府或公司在旅游參與中往往是強勢群體，是占主導地位的利益主體。而社區居民是旅游業的相關者，占次要地位。目前，我國政府極力推行的旅游扶貧戰略已經從主觀上增加了社區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因素，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社區居民作為旅游發展的主體的地位還沒有得到體現，而常常是外來投資商成為主體。由于政府相關部門的忽視，當地居民從旅游中得不到相應的利益，他們對發展旅游就不會支持甚至是反對。
3．3體制與機制的障礙
旅游發展機制主要包括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保障機制、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及提高參與能力的培訓機制等。健全的機制是影響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程度的重要因素。在旅游發展過程中，只有完善的參與機制，才能激勵和保證社區居民全面參與旅游活動。然而，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在我國還不成熟，機制有待完善，對于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更是如此。在立法方面，國內還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來規定社區居民應如何參與規劃，以及如何保障社區居民參與規劃的有效性，也沒有社區居民利益保障的相關制度。體制和機制的缺乏導致社區居民在參與旅游上障礙重重。
4提高社區參與度的路徑
4．1建立社區參與的保障機制是前提
在社區主要利益相關者中（旅游企業、政府和社區居民），社區居民處于弱勢地位，利益訴求得不到較好的實現。如果在民族村寨旅游開發過程中過多地依賴市場機制的運作，旅游業對欠發達地區的扶助和發展機會的創造將難以實現，導致社區居民往往被排除在利益主體之外，被邊緣化，達不到社區居民與村寨旅游和諧發展的目的。國內外旅游發展的實踐證明，凡是實行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的國家或地區旅游業就發展快、效益好［12］。因此，在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村寨旅游的過程中，應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建立社區參與的保障機制，完善社區參與自治體系，實現社區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從制度和機制上保障社區居民參與民族村寨旅游，努力提高居民參與旅游的程度，這是提高社區參與程度的前提。
4．2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基礎
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整體落后，發展旅游的資金和技術匱乏，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往往通過招商引資來開發旅游資源，造成旅游資源被開發商控制，從而使社區居民的利益受損，導致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積極性被削弱，降低了他們支持旅游的熱情，甚至產生敵對情緒，影響了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確保居民的利益訴求得到保證，只有這樣才能贏得他們對旅游的了解和支持?？梢詮臑樯鐓^居民提供就業和參與旅游分紅等方面予以考慮。讓居民真正成為社區旅游發展的主人，從利益分配機制上加以保障，促進社區居民和民族村寨旅游的和諧發展。因此，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提高社區參與程度的基礎。
4．3提高居民素質和參與能力是關鍵
大多數民族村寨居民由于長期身處貧困落后地區，文化知識水平有限，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淡薄，參與能力較弱，制約了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深度。因此，應重視對社區居民的培訓和教育，努力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首先，對社區居民進行旅游相關知識教育，讓他們認識旅游，了解旅游業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環境影響，感受到旅游給自己帶來的切身利益，從而激發社區居民參與旅游的興趣和熱情。其次，要讓社區居民全面參與到村寨旅游發展中來，就必須提高他們的管理水平和參與能力。只有這樣居民才能真正成為社區的主人，才能在旅游中獲得應有的利益訴求。努力提高居民素質和參與能力是增強社區參與度的關鍵因素。
4．4借助外部力量推動社區參與是動力
社區居民參與民族村寨旅游除了保障機制、利益分配機制和提高其素質和參與能力外，外部力量的推動是當前民族村寨旅游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少的強大動力。能夠起推動作用的外部力量主要是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也稱為民間組織、社會中介組織或第三部門，它是與政府、營利組織（即企業）相對應的非營利組織，主要致力于社會服務和管理［8］。在民族地區發展村寨旅游的過程中，由于政府和市場作用的局限性，非政府組織活動空間很大。國外的非政府組織在旅游發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目前還缺乏這種非政府組織，這對處于弱勢的民族村寨居民是一種缺憾。因此，在民族村寨社區，要加強非政府組織在旅游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從而促進社區居民參與旅游。借助外部力量推動社區參與是提高社區參與度的強大動力和保障。
5結語
社區參與旅游是民族村寨旅游和諧發展的必要條件。然而，社區參與旅游還面臨諸多困境，尤其是在經濟落后的民族地區，由于居民自身知識水平和素質低下以及體制與機制不完善，其參與旅游的能力還比較弱。因此，需要建立社區參與的保障機制和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借助外部力量推動社區參與，同時采取措施努力提高居民參與村寨旅游發展的能力。只有這樣，民族村寨旅游才能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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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社區；分化；村莊治理；困境；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9-0081-04
基金項目：2011年河北省科技廳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農村社會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與和諧村莊建設對策研究”（1145725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杜勝利（1970-），男，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管理系教授，碩士生導師，南開大學在讀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農村社會發展問題。隨著改革的推進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村社區日益分化，這給村莊治理帶來巨大挑戰。只有不斷創新村莊治理機制,探索村莊治理新模式,才能實現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科學治理與和諧村莊建設。
一、農村社區分化及其特點
1.農村社區的界定。社區是相對獨立的有領導、有組織的地域性社會，是由一定數量、具有共同意識、相同習俗和規范的社會群體結合而成的生活共同體，有著相對獨立的社會管理系統和服務設施。在我國，對農村社區的定位較為復雜，理論界還存在分歧，有的把農村社區定位為行政村或自然村，有的把農村社區定位為村莊、鄉、集鎮或鄉鎮、縣城等。但是，根據我國現有的實踐操作，不論是江西、青島，還是湖北秭歸，都將農村社區定位為自然村，看來不論如何爭論，把農村社區定位為自然村是最有實踐操作性的。因為，中國農村的自然村落是基于血緣、地緣關系而結成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活圈子，是村民聚居的一個基本單元，是村民在以共同擁有土地的基礎上一起生產、生活而形成的擁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的群體。這種形成過程具有自然和歷史的特征，并非是一個人為地、機械地結合在一起的分散的團體，它的這種特征經歷了幾千年歷史的考驗和熏陶。所以，農村社區，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為單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帶周圍零星的小村莊”。[1]
2.農村社區分化的特點。隨著改革的推進和農村社會的發展，由于受資源、環境、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原來同構性的農村社區逐漸分化，這種分化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農村社區類型日益多樣化。從同構性農村社區分離出的多種類型的村莊，形成了水平和模式不同的多類村莊并存和發展的新型農村社會格局。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劉慧根據5大類31個指標，采用多層次空間聚類對全國農村地區進行地域類型劃分，將全國農村社區分為6大類型：現代化農村、發達農村、非農產業發展較快農村、中等發達農村、欠發達農村、不發達農村。[2]北京大學社會分化課題組根據各地鄉村工業化水平及社區集體化程度把農村社區分為4種類型，即高集體化低工業化類型、低集體化低工業化類型、高工業化低集體化類型和高工業化高集體化類型。江麗根據勞動力就業結構、村莊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民收入水平的不同,把農村社區分為經濟發達的工業村、商業村、穩速前進的外出務工村和經濟落后的資源依賴村4種類型。[3]盧福營以非農化的方式和水平為標準進行分類，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的村莊主要有城村、鎮村、工業村和農業村。[4]二是農村社區差距逐步拉大。南京大學師生2006年5月的社會調查報告表明：我國的農村已經不是一個同質化極高的整體，而是出現了明顯的村莊分化，其程度并不亞于城鄉分化。按人均年收入，調查組將我國現階段農村社會分成“三個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村莊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為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村莊，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是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村莊，被劃為“第三世界”。在這項調查中，2005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江蘇省華西村，達到18820元，而陜西省的南泥灣僅為1526元，二者相差了近12倍，[5]由此可見，農村社區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二、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村莊治理面臨的困境
農村社區分化對村莊治理具有雙重影響。判斷社區分化是否有利于村莊治理，進而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其關鍵在于社區分化過程中，村莊治理模式是否越來越制度化、科學
化，落后社區的比重是否越來越小。應當說，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有利于農村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于形成相互競爭的壓力，從而彌補了在工業主義發展相對不足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治理的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從當前我國農村社區分化的狀況來看，分化速度越來越快，分化程度越來越大，已使村莊治理面臨巨大困境。
1.村莊差距的擴大造成社會流動失序，加大了治理難度。村莊分化使人口流動呈現單向性特征，即主要是由不發達村莊流向發達村莊。這種單向的人口流動是一種失序的社會流動，容易滋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村莊治理帶來困難。一方面，對落后村莊而言，一是隨著農村人口持續流出，鄉村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造成了村莊治理的困難。農村遷出的主體是鄉村青年勞力和知識精英，村莊中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這樣的鄉村社會結構變化不但造成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低效，而且還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如老人贍養、兒童教育等問題。二是單向的人口流動造成落后村莊人才流失嚴重，使得原本人才就很短缺的落后村莊人才更加匱乏。這種情況不利于落后村莊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一步拉大了落后村莊與發達村莊的差距。三是單向流動造成了村莊自治弱化。由于大量黨員外出務工，村黨員對村黨支部的監督更加弱化，支部的運作及對村級事務的管理主要取決于少數幾個支部委員；村民外流對村委會的產生和運作也產生了類似的消極影響。此外，由于外出村民多為年輕力壯、素質較高的勞動力，留在家里的勞動力既要處理瑣碎家務，又要負責農活，無暇關注、參與和監督村莊公共事務，致使村莊自治名存實亡。四是人地分離導致村治權力的運作難以達致治理對象。由于戶口在家鄉，流動的農民仍然屬于家鄉的村治對象。而農民流動使得家鄉村治權力難以發揮作用，給鄉村治理帶來了困難。如計劃生育工作難度加大，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由于缺人、缺錢、協調不易等原因實施難度增大。另一方面，對富裕村莊而言，大量的人口流入，給村莊治理帶來了極大壓力。如流入人口的住房、就業、子女教育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同時，由于人口流動的非理性化、盲目性、隨意性，很多流動人口沒有明確的目標，這不可避免地造成流動人口與流入地的不適應。又由于一些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缺乏勞動技能，法紀觀念淡薄，當通過正當途徑難以謀生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易鋌而走險，走上危害社會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從而成為社會秩序的一大隱患，加大了治理難度?；瘯绊懘迩f穩定，增大社會風險。其一，嚴重的農村社區分化會導致落后村莊不穩定。農村社區過度分化會使落后村莊產生相對被剝奪感。社會心理學認為，“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人們沒有獲得他們認為應得之物的心理狀態。當個人將自己的處境與其參照群體中的人相比較并發現自己處于劣勢時，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剝奪。這種剝奪因人們不是與某一絕對的或永恒的標準相比，而是與某一變量相比，因此是相對的，這個變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體，也可以是自己的過去。有時，即使某一群體本身的處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參照群體的改善程度，相對剝奪感也會產生。這種感覺會產生消極情緒，可以表現為憤怒、怨恨或不滿。在現實中，貧富差距問題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根源，是引起低收入村莊“相對剝奪感”的重要原因。一些村莊在改革開放中脫貧致富，而一些村莊發展卻相當遲緩，落后的經濟、文化生活與富裕村莊相比差距明顯，這必然會導致落后村莊人口的大量外流，致使土地無人耕種，礦產無人開采，治安無人管理，人心不穩，并在心理上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引起社會不穩定，從而加大村莊治理難度。其二，嚴重的農村社區分化導致村莊之間隔閡。村莊間的非均衡發展雖可以成為村莊發展的動力，但當村莊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鄰村之間的差距過于明顯時，先進村莊就會產生優越感，落后村莊則極端消極低沉，從而直接加深富裕村莊與貧窮村莊的隔閡。特別是富裕村莊生活參照系的絕對優勢使落后村莊農民內心逐漸產生并積聚起一種強烈的不斷增強的受挫感，當落后村莊面對巨大的地區差距而感到無能為力時，發展動力就會異化為對富裕村莊的嫉恨。不管是富裕村莊對貧窮村莊的鄙視，還是貧窮村莊由于產生“相對剝奪感”而對富裕村莊的仇視，都會加劇人們對貧富分化現實的不滿，進而會影響社區
、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3.農村社區分化對村莊治理模式創新提出了挑戰。一是農村社區分化對國家的村莊治理提出了挑戰。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為政府農村治理制度創新設置了難度。農村社區分化表明村莊自主意識增強，民主覺悟不斷提高，其對國家制度的選擇更加積極和挑剔，要求有更完善的農村治理制度設計來滿足他們的需要，這就對國家的村莊治理體制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農村社區的過度分化導致村莊之間相互適應性越來越小，新生治理制度難以適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治理制度整體性特征缺失而難以推廣。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對政府的農村政治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戰。農村社區分化在本質上表現為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又必然會產生利益沖突。對于國家政治發展來說，農村社區分化就是一個利益整合的過程。所以，國家在如何既能使各分化主體的權力和利益得到保證，又能夠促進社會整體穩定和發展等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如2012年5月8日，河南濮陽慶祖鎮西辛莊村要建“村級市”，[6]希望能夠得到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權力。因此，農村社區分化對國家政治整合的挑戰越來越嚴峻。
二是農村社區分化使鄉鎮政府的村莊治理面臨新的矛盾。隨著農村社區分化，村莊治理模式也在由權力集中逐步向“鄉政村治”模式轉變。鄉鎮政府是國家權力的基層代表，對村莊治理具有直接的影響力。但是，一方面，農村稅費改革后，鄉鎮政府失去了對人、財、物的統一調控權，進而使其統一指揮失效，導致鄉鎮行政能力不足，并逐漸失去了對村莊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使村莊獨立自主能力逐漸增強，民主意識不斷強化，村莊自治越來越深入人心，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鄉鎮政府對村莊治理的控制力，對鄉鎮政府治理的穩定性產生了沖擊。而鄉鎮政府也會在農村社區急劇分化的時候，出于對自身行動合法性基礎的考慮，對村莊治理的控制逐漸減弱。鑒此，鄉鎮政府既要退出領導權，站在法律規定的位置上，又要在動員力和影響力弱化的情況下實現有效的村莊治理，保持農村社會的有序性，這就構成了鄉鎮政府村莊治理的矛盾。
三是農村社區分化成為鄉村自治的障礙。盡管村莊自治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從中國鄉村社會的現實來看，各農村社區分化現象明顯，政治體制環境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不均衡等特征決定了自治模式具體實施上的復雜性。自治本身是一個過程，需要各個方面的條件支持，這些條件不僅包括國家政治統治的情形，更多的則是地方或者社區本身的客觀現實，比如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觀念習俗等。而我國的鄉村社會現實情況十分復雜，當國家試圖以統一標準規劃治理結構或者是落后地區不顧本身的客觀現實而將自己的治理選擇建立在“理想國”上時，原本理想的治理模式反而起不到預期效果。以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為例，一個村莊實施自治，其本身必須能夠提供自治所需要的物質與文化條件，而中國絕大多數的鄉村社區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村莊自治受到了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路徑選擇
我國農村社區分化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村莊治理路徑的選擇也必須符合這樣的現實，既要強調國家宏觀層面的村莊治理，又要重視農村微觀層面的村莊治理，只有加強二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農村社區的合理分化與有效治理，最終實現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1.國家要從宏觀上引導農村社區合理分化。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歷史、社會、文化等原因形成了較大的村莊差距。因此，我國既不能像當今西方國家那樣實行發展后的公平型戰略，也不能像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那樣實行效率型戰略，國家對村莊治理的影響要遵循有限平衡原則，既強調公平，又不能忽略效率。為此，政府要從宏觀上把握和控制農村社區分化問題，引導農村社區充分、有序、合理分化。一是注重經濟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社區發展差異問題。加大區域經濟支持力度，對外出務工村、商品性農業村等發展較慢的村莊給予政策支持，幫助他們發展經濟，縮小村莊之間的發展差距。不斷加大對貧困農村的幫扶力度，通過技術培訓、結對幫扶等方式，幫助貧困村莊發展生產，脫貧致富，縮小村莊之間的貧富差距。二是正確協調流動人口，改善村治水平。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人口管理機制，形成一個公平開放的人口管理機制。不斷調整政策，促進流動農民的政治參與，重視流動人口的
社會資本，鼓勵農民精英參與村莊的治理。還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制度，防止土地荒蕪，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莊內部治理制度的創新。對村莊治理進行制度上的創新，必須考慮憲法選擇原則、村莊操作規則與村莊集體選擇規則的綜合運用，促進村莊治理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政府組織和村莊自治組織要以科學的治理理念，形成普遍認同的治理目標，通過協商與合作，實施對村莊的共同治理。要保障村莊治理者與其地位相適應的參與、決策、執行、管理和監督等權力的實施，并使村莊治理者之間的治理權力適當分離，互相約束，互相制衡。各村莊治理者都應是獨立、平等的主體，是平等、自愿與合作的關系。要保障每一個村莊治理參與者的合法權利，實現它們之間的正常溝通與協調，形成科學、合理、和諧、發展的村莊治理理念與治理制度體系。一是培育多元村莊治理主體。積極培育村莊自治組織，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作用，加強政府部門與村莊自治組織、村民的合作。二是構建多元互動的網絡型政府權力運作方式。改革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方式，建立政府、村莊正式組織、民間組織和村民之間的多元互動運作模式。以村莊共識和認同為基礎，形成充分調動村莊能動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機制。三是為村民參與提供制度保障。增強村民的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健全村莊管理制度與組織體制，為村民參與村莊治理提供制度途徑。四是在治理結構上，改變傳統的治理結構，使村莊內的公共治理和主要資源向村莊集中，突出村莊的主體作用。五是在治理主體上，村委會要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作用，積極主動地參與公共治理，村莊中的其他自治組織和普通村民也將參與治理。各治理主體要不斷更新治理觀念，在治理方式上由強化村莊管理轉變為以服務村莊為主，更加注重通過契約和法律手段來履行權利和義務，實現在法律制度框架內的各村莊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六是在治理內容上，劃清鄉鎮政府與村委會在村莊治理中的權責關系，明確村委會在村民自治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其村莊治理功能。[7]
3.不斷探索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新模式。村莊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涉整個社會的變遷和發展，因此，村民治理模式的選擇要結合各個村莊的傳統和實際情況，根據農村社區發展的不同階段，針對地區差異性區別對待，采取相應的治理措施，不應強求同一。
一是先進村莊采取自治型治理模式。先進村莊從整體而言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內部利益結構分化和組織分化越來越充分，農民自治意識和素質不斷提高，這都為農村自治提供了先決條件。村莊自治組織要真正成為村莊治理的主體，真正成為承擔村莊公共事務管理與決策的自治性組織。政府與村莊自治組織共同為村莊提供資源，共同提高村莊吸收社會資源的能力。隨著村莊的民主政治不斷發展，村莊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特征逐漸成為在法律保障下的民主選舉、民主治理以及民主決策。在這種治理模式下，整個村莊成為一種具有一定靈活性的組織體系，在該體系內各種組織組成的資源不斷進行互補同時信息互通。政府通過法律、制度為村莊組織的發展提供保障的同時對其進行監督和管理。
二是中間村莊采取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由于中間村莊自治能力相對較強，村莊自治組織的治理能力和作用體現越來越明顯，尤其是村莊的民主政治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農民民主意識逐步增強，初步具備了一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能力，所以，中間村莊可以實行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是國家政權力量與村莊自我治理力量通過一定的制度體系，共同治理村莊的一種模式。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對村莊進行宏觀和間接的干預，由政府、地方、村莊自治組織以及村民代表共同組成村莊治理機構，村莊以自治為主。政府從宏觀上負責對村莊事務和治理進行科學規劃和指導，確保村莊治理方向的正確及治理理念和制度的先進性。政府通過授權把權力移轉給村莊自治組織，由其履行原本由政府承擔的部分職能。對于村莊治理資源的投入，主要還是以政府投入為主，村莊各自治組織投入為輔，同時鼓勵村民不斷增加對村莊治理資源的自我投入。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的實施是符合中間村莊實際情況的，“這種模式的治理主體由二元（基層政府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轉變為多元（基層政府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村
區組織、其他非營利性組織、轄區單位、農村居民），治理過程由行政控制轉變為民主協商，治理體系由垂直結構轉變為橫向結構，治理關系由依附與庇護關系逐步轉變為信任與互惠關系?！盵7]
三是落后村莊采取國家主導型治理模式。在國家主導型治理模式中，基層政權組織是村莊治理的主體，承擔治理的主要責任；行政手段是配置社會資源的主要手段，基層政權充分組織和協調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并通過有效控制村莊治理資源達到村莊合理治理與村莊和諧發展的目的。同時國家主導還可使科學、有效、合理的村莊治理模式迅速推廣，并在實施過程中得到不斷的校正與創新。落后村莊的經濟發展相對遲緩，自主能力相對不足，民主政治發展相對滯后。在這樣的地區，如果沒有能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獲得經濟和社會的順利發展，并縮小與發達村莊的差距，是非常困難的。為此，此類村莊治理過程中，要強調行政的主動性發揮與村莊自身的能動性創造。另外，落后村莊由于社會結構簡單，人口同質性強，其治理還要依靠風俗、習慣、道德、社會輿論等非正式社會控制，如鄉規民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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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型社區；雙山村；網格化治理
城鎮化進程中，在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的轉型過程中，社區發展也面臨新的困境與挑戰，當下轉型社區基層秩序的重建與家園歸屬感的重塑，需要對這些問題做出理論與實踐意義上的雙重回應，這也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融合理想圖景的有益探索。對此，國內外學界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這也為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奠定了基礎。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于重建轉型社區基層秩序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求突破。首先，倡導活私開公的資源整合，梅爾文?德爾加多（Melvin?Delgado）將公益支持與獨立經營融為一體，重新打造社區服務體系。其次，強調社區的功能定位，沙凱（Sharkey）認為應當將社區建設成為中轉機構，形成政府服務與居民需求的良性對接。最后，將社會組織作為提供社區服務的主要力量，海恩波特（C?Heginbotham）動員由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合作和信用聯盟及草根組織等形成聯盟，為社區真正實現自治再造基礎。
國內學術界從社區網格化模式入手探討轉型社區秩序重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尋求“政府治理”與“社區自治”間的有效契合。田毅鵬教授指出，尋找網格管理與社區治理之間的聯結，調試好國家與民眾間的距離構造，從而實現對基層秩序的重建。二是從具體運作機制的視角探討網格化管理在城市基層秩序中的構建與完善。文軍教授通過探討網格化模式的構建，認為網格化管理模式實現了在城市管理從單一被動到多元聯動的轉變。三是從組織與空間關系的視角出發分析網格化建設的投入效益、資源匹配和最佳規模。劉君德教授認為，通過社區網格化模式可以實現社區服務組織的最優空間布局和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最佳區域設置。
當下社會學界對于基層秩序重建與社區網格化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探索，但仍有以下幾點缺憾。一方面是研究視角的缺憾，以往研究大都在現有的社區運行機制的內部尋求突破，鮮見從網格化模式這一切入點來探討社區轉型社區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研究層次的缺憾，對于轉型社區的研究長期停留在宏觀層次上，當下需要從微觀的層次上來對轉型社區進行扎實的田野調查。
二、轉型社區的困境與網格化模式的應對
本文以c市雙山村為例，針對當下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鄉結合部由村到城的發展而建立起來的社區進行深入研究，展現其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需求，以此為基礎，彌補以往的城鎮化進程及社區治理問題，并嘗試以帶有理論與實踐雙重意義的網格化治理模式為解決轉型社區問題的工具。
（一）城鎮化進程中社區轉型關鍵期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隨著城鎮化的進程，諸多鄉村社區開始邁向城市社區。在這一轉型過程中，C市雙山村有四個方面的問題令人關注。一是村委會社區管理模式向街居社區管理模式轉型過程中的簡單復制，這與城市社區要求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自治宗旨脫節，這需要我們探索社會管理的本土性與科層制兩者的合理融合。二是社區轉型過程中人口結構的復雜變化，外來流動人口需要社區轉換治理思路來應對社區流動性，協調相關政策與社區資源，為外來流動人口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助力。三是在城鎮化進程中社區居民的空間分異，如何促進新建商品小區與回遷小區的溝通與交流，需要社區設計可操作的方案。四是公共精英的缺失，轉型社區的公共事務急需要公共精英的重現培育，這也需要社區在治理過程中尋找可行的方式激活社區能量，打造社區自治的精英基層。
（二）社區網格化治理模式的優勢及其局限性
一方面，社會改革步入深水區，諸多社會問題的出現對社區穩定秩序造成沖擊，尤其是隨著單位制的終結過程，社會原子化動向表現的愈來愈明顯，社區承擔著解決基層秩序不穩定因素的政治使命，這就需要創新社區治理模式，讓社區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的防護網絡。另一方面，隨著網格化治理模式由北京向各大城市的擴散與復制，原本適合臨時性管理的應急手段變成一種長時段制度化與結構化的治理模式，這不僅帶有制度泛化的色彩，更在行政末梢的延伸過程中對基層的自治方式有所影響。而本研究期望通過分析網格化治理模式的優勢及其缺陷，從而為其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型社區的治理提供移植的契合性方案。
（三）創新與超越：網格化治理模式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型社區中的移植
在調查雙山村困境的表征與原因、網格化治理模式的優劣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將探討網格化模式在城鎮化進程中的可行性與可操作性。治理系統與治理問題的對接需要環環相扣的整體性設計，從而為基層實踐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宏觀與微觀的雙重建議。筆者認為對于雙山村的網格化管理與服務應當著重堅強以下六個方面工作。首先是合理劃分網格，結合已有居住邊界，依托原有路網，原則上按照每個網格200戶，人口約600人，將6000人口的雙山村劃分10個網格。其次，明確一名社區工作人員作為網格負責人，由每個網格居民公開選舉，定期巡查，并建立健全網格工作流程，以網格信息庫、基礎臺賬、民情日志等形式，建立有人巡查、有人報告、有人負責、有人解決、有人督查的“五有”工作機制，實現事在網中辦。最后，嚴格考核問責，實行定期考核和通報、評比制度，實行責任倒查。
三、結語
關鍵詞：新媒體 社區治理 微信
一、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的基本情況
2013年呼倫街道率先創建了“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打開了黨群、干群溝通的新途徑，榮獲了“第三屆全國基層黨建創新案例優秀獎”。目前，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由兩部分組成，訂閱號提供組織、技術支撐，微網提供應用信息和服務支撐。
二、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實際中發揮的作用
（一）充分發揮了政務公開的職能。平臺在實際工作中就是堅持向群眾“講實情、說真話、辦實事”，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也避免了虛假信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方便了居民，提升了民主意識和民眾參與熱情，確保公眾有效監督。
（二）充分發揮了匯聚民意的職能。呼倫街道利用平臺試圖探索創新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新機制。如微信平臺收到居民群眾咨詢、反映問題的意見及時回復，變“單向灌輸”為“雙向溝通”。針對轄區企事業單位及居民個人存在的一些常見問題，利用平臺的自動回復系統，及時地、細致地給予解答，搭建了匯集民智新平臺。
（三）充分發揮了便民的職能。平臺在實際工作中將一些社會謠言及時澄清，對居民關心的國家普惠惠民政策及時，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謠言的擴散傳播，避免群眾產生心理恐慌而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做到了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三、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社區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問題
1.傳統治理方式的思維慣性。筆者曾在街道等基層單位工作，經過對公眾平臺的實際運營及創建過程中，明顯可以看出，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的應用還薄弱。微信作為一個獨特的公共空間建構了一種新的社會生活模式，對新媒體的應用重視程度還有待進一步增強。
2.推廣應用滯后?；鶎痈刹渴巧鐣卫淼闹匾黧w，他們還不能完全掌握和運用新媒體，還不能成為新媒體參與社會治理的支持者和推動者，制約了新媒體在基層政務上的運用和發展。
3.運營人才缺乏。雖然以微信等為代表的新媒體平臺在基層政府社會治理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但是懂得新媒體運營的人才缺乏，運營人員缺少必備的知識體系和專業素質，沒有開發能力，只能被動應用，不能適應形勢和民眾需求，成為制約新媒體發展的關鍵。
（二）原因分析
1.新媒體的覆蓋小。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還是一個新鮮事物，而微信正是新媒體產品代表，它的應用在社區居民的認同感上還是問題重重，社區活動、交流方式、情感歸屬、科技自身的問題影響其應用。
2.新媒體的投入不夠。在深化改革時期，對社會建設尤其是對基層社區治理還沒有納到重要位置，使得基層不能適應社會轉型的社區治理方式，對于創新社區治理方式等方面投入也很欠缺，缺乏人、財、物等的投入。
四、完善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應用的對策建議
（一）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搭建平等交流的開放平臺，推動不同主體間實現合作共治。公眾權利的高效有序運行，需要建立公眾利益表達機制，搭建訴求互動表達平臺，通過各方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和認真考慮他人的利益訴求，在平等協商和彼此妥協的基礎上達成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共識①。所以，在社區治理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新媒體搭建交流自治的開放平臺，保證信息的真實和完整，提升決策的可行性，實現共治與善治。
（二）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建立雙向權利運行模式，加強對權利的監督制約。利用新媒體建設的互動、監督平臺能夠較為充分地實現在均等條件下對所有人的開放，使所有利益相關者自由自愿參與進來，并不受任何歧視與阻礙，全天候、全過程、全方位實現有效監督，并通過新媒體傳播的放大效應，形成有效的互相制約機制。
（三）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協調社會利益關系，形成多元沖突、矛盾激化的緩沖地帶。目前社會轉型期，需要健全和蓬勃發展的社會，增強社會的構建需要公共領域的培育，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極大的張力，而“公共領域”充當了這種張力的緩沖地帶②。新媒體參與社區治理對于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不同階層和利益主體之間找到一個平等平臺，運用新媒體表達對社會的態度、觀點與立場，政府通過新媒體利用大數據云計劃，進行處理分析，搜集社情民意。
（四）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不斷開發新媒體推送便民服務功能，創新社區治理服務路徑。群眾希望獲得“一站式”且無間斷24小時、零距離的服務，新媒體為這些期待提供了可能。在社區治理中，互聯網思維與“網絡化基層管理”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發展趨勢③。利用新媒體高效、便捷、傳播網狀等特點，打造為民服務平臺，社區各項業務工作及服務流程，提供各類民生服務。新媒體可以通過一系列專門的、有針對性、細分群眾的服務，對服務對象實現興趣愛好、職業年齡等專業化細分，滿足各類公眾群體的個性化需求，實現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溝通，凝聚共識。
五、結語
本文對呼倫街道運用新媒體參與社區治理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所遇到的問題和解決辦法，以治理理論和調查研究為視角，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和總結，為推進社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供了參考。
注釋：
①金世斌：《公共權力運行中的公共利益悖論及其消解》，《上海城市管理》，2014年第05期，第11-13頁。
②宋瑞霞：《公共領域：國家與社會之間張力的緩沖地帶》，《法制與社會》，2014年第02期，第9頁。
③楊敏、楊玉宏：《“服務D治理D管理”新型P系與社區治理新探索》，《思想戰線》，2013年第3期，第23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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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瑞霞.公共領域：國家與社會之間張力的緩沖地帶[J].法制與社會，2014，（06）.
【關鍵詞】社區治理 利益相關者 集體行動困境 多元合作
一、問題何以出現――集體行動的合作困境
任何時候，只要許多個人共同使用一種稀缺資源，就會造成環境的惡化。正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所說，“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務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事物”。即在集體行動中，人們往往選擇趨利避害，對與自己利益相關或一致的政策做出反應。當許多人有共同的利益時，當他們有一個目的或目標時，個人的無組織行動根本不能促進共同利益，或根本不能充分個人利益。奧爾森從經濟學的個人主義視角出發，首先假定，每個人都是理性人，而理性人的顯著特征就是行為前要進行成本收益的計算和權衡，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為目的。中國古代“三個和尚沒水喝”、“濫竽充數”的故事，俗話中的“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眾口難調”，實際上也是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
二、治理何以失靈――利益相關者的角色迷失
社區的公共事務不是某個家庭某個個人的簡單需求，而是涉及社區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和需求滿足的復雜過程。因此，在利益相關者的復雜博弈中，如何增進共識，消除分歧，使各方主體合作互動，在面對“任何時候只要許多人共同使用一種資源，便會發生環境的退化”的“公地悲劇”時走出困境，建立合作機制保證利益共享。
社區治理行政化傾向是現階段中國社區治理的顯著特征。強國家―弱社會特征的影響下，我國城市社區管理主要是政府主導。政府過度的進入社區自治事務中，存在角色越位，造成社區管理委員會等社區自治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限制其發展。在一些本應由政府解決的問題上，政府存在責任推諉，把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職責推給社區自治組織，而社區自治組織又沒由足夠的承接能力，影響了治理的效率。在社區委員會委員的產生中，存在者低素質者當選的現象。推選出的代表民意的委員沒有經過全體社區成員的投票選舉，大多數委員只是對社區事務熱心的社區居民，專業化程度和素質不高。
三、治理路徑何以選擇――多元主體合作治理
1、從“劃槳”到“掌舵”，轉變政府角色
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好的事。在當前市場經濟的體制下，政府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目前我國社區治理中存在嚴重的行政化傾向，政府將本應由其承擔的職責轉移給社區基層委員會，而基層的承接力不足，資源資金條件有限，造成在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中角色缺位，錯位。構建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制定相關法律規則規定政府在社區事務中的職責，轉變政府由“劃槳”轉為“掌舵”的角色，對社區的良性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2、加強社區自治組織的自治性，提高專業化水平和規則意識
社區自治組織是社區發展的重要支撐，在社區治理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是，目前我國的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還很緩慢并長期存在合法性危機，信任缺失，資金資源缺乏等困境，嚴重影響了社區自治組織在社區治理中作用的發揮。因此，有必要在社區組織內部形成一整套組織運行體系，通過制度規則避免 “搭便車”現象，促進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治理。建立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的良性互動機制。政府提供給社區自治組織其缺乏的資金和資源，改變過去政府直接控制社區的局面，增強社區自治組織的自主性和靈活性，讓社區自治組織成為居民意志表達的代言人。
3、提升參與意識，構建社區居民參與合作機制。
公民個體作為理性人，必然會對參與收益成本進行計算。公民個體投入了時間、精力參與社區事務，能否實現利益訴求，投入成本與預期回報是否成比例，這些都直接影響著公民個體參與的積極性。當公民個體利益與社區公共利益存在沖突時，社區公民較多的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與自己利益有關時，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就高，反之則低。社區公共利益與公民個體利益的矛盾導致部分公民直接選擇“搭便車”，而不是積極主動地去參與。在社區中，應強化社區居民的共同體意識，培養社區居民的公共精神，構建參與合作機制，讓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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