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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勞動教育勞動過程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制造業 工資水平 比較優勢
自改革開放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以來，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呈現迅速增長的勢頭，市場份額逐年攀升，到2009年出口總額已經達到了12016.7億美元，超越德國成為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國。我國的對外出口的比較優勢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充裕的勞動力資源，出口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手段。而近幾年我國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普遍上漲，這將會使企業的投資和利潤受到壓縮，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步喪失。當面臨工資水平持續上漲時，是否會導致我國的競爭力降低，我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發生轉變呢？本文基于此展開研究。
文獻綜述
國內有很多文獻對比較優勢進行了研究。申琳和馬丹（2007）認為自1995 年以后只有制成品具有比較優勢，而農業原材料、食品、燃料、礦物和金屬等均不具有比較優勢；蔡 （2007）認為如果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生產要素稟賦變化的自然結果，則不僅不會削弱競爭力，反而通過推動增長方式的轉變，可以提高長期競爭力和增長的可持續性；蘇汾和胡昭玲（2008）認為我國出口產品比較優勢結構呈優化發展的趨勢，高技術含量產業比中、低技術含量產業的變化情況呈現出更快的提升速度， 但我國的總體比較優勢結構與達到質變水平尚有差距；吳侃（2009）認為應該通過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充分發揮最低工資政策的作用，轉變企業價格競爭手段，增加我國制造業競爭優勢。
工資對比較優勢影響的機制分析
（一）投入產出方法
本文借鑒任若恩（2006）的投入產出方法，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計算了工資變動對價格的影響。假設現行的勞動者報酬可以反映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消耗值，在給定商品生產稅凈額與營業盈余率之后，就可以計算出各種商品的價格為：
pj= aij pi+adj +avj +atj +amj
（ j =1，2，…，n） （1）
表示為矩陣形式，則有：
（2）
（3）
其中，A為直接消耗系數矩陣，D為固定資產折舊系數，V為勞動報酬系數，T為稅利系數，M為營業盈余系數。
本文利用我國2007年投入產出表進行了初步測算。假設除工資變化外，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以及各部門產品生產中各種消耗均不變，在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消耗固定的前提下，工資的變化將引起各部門產品成本變化，并使價格隨之變動。由（3）式計算工資變化引起的價格變動，有：
P+ΔP=[（I-A）-1]T×（D+V +ΔV+T+M） （4）
利用2007年投入產出表，假設當所有42個部門工資均上漲10%的情況下，計算各部門產品價格的變化情況。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出，工資上漲對不同部門產品價格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受工資上漲影響較大的部門集中在農業及服務業中，而建筑業和制造業等部門受到工資上漲的影響相對較小。而在我國出口總額中，制造業作為主要出口組成，其行業工資與進口國相比，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
（二）比較優勢的測算
本文采用市場占有率法（MS）來衡量我國的比較優勢。市場占有率是衡量比較優勢的最直觀的顯性指標，通過產品的市場份額反映一國某產業競爭力或比較優勢的變化。常用的評價指標為產品的世界市場占有率。具體公式為：
MSi=Xi /Wi （5）
其中，Xi為該國i類產品的出口額，Wi為世界i類產品出口總額。一般說來，MS值越高，表明該產品所處的行業比較優勢越強，反之則越弱。表2為我國2000-2008年我國主要制造業部門產品的市場占有率變化情況。
由表2可以看到，從2000年至2008年，表中各行業的產品世界占有率都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其中，紡織服裝業一直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市場占有率相對較穩定；辦公電信設備等產品的世界市場占有率在2001年之后有快速的上升勢頭，這也與我國作為電子通信設備零部件生產裝配的主要國家狀況相一致；農產品、礦物燃料、醫藥化學品等行業的市場占有率相對較低。通過各行業間的橫向比較，可以發現，我國世界市場占有率較高的行業仍然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仍然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為了進一步衡量不同資本投入下工資變動對比較優勢的影響，根據人均資本投入的差異將制造業分為資本密集型部門和勞動密集型部門，并重點研究目前我國具有較強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部門的變化情況。
（三）面板數據分析
本文將影響我國出口比較優勢指數的回歸方程設計如下：
MSi= c +β1WAGEi +β2WLCi +β3STi +β4SEi +β5 FIi +μ （6）
其中，MS表示行業的貿易競爭指數；WAGE表示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WLC表示單位產品勞動成本，且有WLC=W/Y，其中W為行業總的工資費用或勞動力成本，Y表示行業總產值；ST表示行業的科技投入，用科技活動內部經費支出與該行業工業增加值之比表示；SE表示行業中企業的平均規模，用工業增加值與該行業的企業總數之比表示；FI表示三資企業產品銷售收入占該行業全部銷售收入的比重。由于相關數據可得性問題，本文設計年份為2003年至2009年。其中貿易競爭指數由UNCOMTRADE數據庫整理計算得到，其他變量數據由2004至2010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整理得到。由于在統計年鑒中具體的行業劃分有所變動，本文最終選擇了制造業中的27個主要部門進行分析。
為了進一步衡量不同資本投入下工資變動對比較優勢的影響，根據人均資本投入的差異將制造業分為資本密集型部門和勞動密集型部門，并重點研究目前我國具有較強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部門的變化情況。
根據Hausman檢驗驗證，本文適合采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并且運用Eviews6.0對資產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分別回歸，為了保證結果的穩定性，我們將WLC指標分別加入到兩個模型中，如果加入前后其他指標的系數變化不大，那么表明模型具有穩定性。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發現工資對比較優勢有一定的正效應，工資上漲并沒有減弱我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單位產品勞動成本與比較優勢呈負相關關系，表明單位產品勞動成本的上升會削弱產品的貿易競爭力，當勞動生產率的上漲速度大于單位勞動成本的上漲速度時，單位產品勞動成本下降，會導致比較優勢的提高。此外，通過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對我國制造業比較優勢具有推動作用；企業平均規模表現出與比較優勢之間的負相關關系。近年來由沿海到內陸大量中小型企業的開設與發展，打破了之前國有大型企業的全面壟斷，因此企業平均規模增長并不是十分明顯；外資投入對比較優勢有較明顯的正效應，表明外商投資促進了我國比較優勢的提高。
結論
關鍵詞：美勞活動；探索；發現
新《綱要》中重點指出美勞的目標在于能初步讓幼兒感受并喜愛環境、生活和藝術的美；喜歡參加藝術活動，并能大膽地表現出自己的情感和體驗；能用自己喜歡的方式進行藝術表現活動。
美勞活動滲透于主題教學活動之中，主題教學活動可以來自幼兒園教材中，也可以來自幼兒的生活和感興趣的活動。根據預設與生成相結合的結果，確定主題活動內容。如在“愛祖國”的主題中，我們設計了美勞活動：制作臉譜扇子、裝飾青花瓷盤子等。根據幼兒的生活經驗，使其動手操作，發揮想象，盡量能把平時的經驗積累在畫面中表現出來，激發幼兒對美術的審美力、表現欲。在“新年來到了”這一主題中，設計了剪紙漂亮的窗花、剪影人等活動，幼兒特別感興趣，而且在活動的過程中盡量留給想象的空間和選擇的余地，發揮幼兒的創造潛能，把這些活動以美勞形式表現出來，形成生動完整的成品和畫面，使幼兒感受到成功的喜悅。使美勞活動與主題教學活動有機結合。
教師在美勞教學活動中積極引導，可有效促進幼兒創造性的發展。教師只有在幼兒創造過程中進行指導，才有可能貼近每個幼兒的實際，指導到點子上。如繪畫臉譜，利用幻燈片欣賞，讓幼兒欣賞京劇中人物的變化，再觀察臉譜的對稱性和花紋的色彩美，從而使幼兒產生靈感，進一步激發幼兒創作的欲望。另外，在教學過程中，遵循幼兒自發創造的原則，在充分喚醒幼兒潛意識創造力的同時，也滲透著理性的指導，充分體現了教師在活動中指導的重要性。
美勞活動是促進家園共育的一個很好的平臺，是聯系家園互動關系的紐帶。無論是班級環境的創設，還是親子活動，都能充分體現出在家園互動中促進幼兒發展的理念，同時美勞活動還有利于充分調動家長資源。請家長與幼兒收集有關的資料，如：照片、圖片及美術作品，使幼兒的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產生聯系，使直接經驗得到升華，為最終的創作做好鋪墊后，再組織幼兒進行美勞活動，使幼兒能活靈活現地創作不同的作品。在創作中充分體驗美勞活動帶來的快樂。
新《綱要》“以人為本”的理念中，將環境布置融入美勞課程活動中，活動的環境由幼兒來參與創設，讓幼兒體會到“我們的活動室，我和老師一起設計，一起布置”的主人翁的成就感；在平時的美勞教學中，幼兒創作出的作品各具特色，同時把創作出來的作品布置到活動室和走廊讓大家欣賞，讓幼兒體會參與布置的過程，體會成功的快樂。許多美工作品都是班級環境布置的最佳選擇，既美觀了環境，同時，也直觀而形象地起到了向家長匯報教學成果的作用。
關鍵詞：城市化；地區差異；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F24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國科學院的《2012年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內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達51.3%。我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也顯示著我國城市化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從1979～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實現從18%～51%的快速增長，僅用30多年的時間便基本實現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歷史上是僅有的。然而，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存在極大的地區差異，主要表現在東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遠高于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東、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分別為53.7%、42.1%、36%，到2011年末，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約為60%，而西部省份如貴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發展必然進一步加大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協調區域間城市化進程，防止區域間城市化差距進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進程的地區差異
城市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的過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勞動力從鄉村向城市的流動則構成了城市化的主要來源。勞動力流動主要從三個方面促進城市化的發展：第一，對GDP的貢獻。流入城鎮的勞動力與城市的資本結合，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第二，勞動力流動是工業化發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已經構成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勞動力流動促進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動沖擊了城市的計劃福利體制，補充了城市勞動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勞動成本，提高了城市勞動生產率，增加了城市職工的流動性。如果按照戶籍人口計算中國城市化率，2005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僅為27.7%，遠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記所測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勞動力流動又是中國城市化的獨特方式。目前，雖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億多農民工大部分還沒有實現市民化，但這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特點，不能因為農民工還沒有進入城市社保體系就將他們剔除在城市化進程外。這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標志，否則很難解釋中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稱為毛城市化率，這樣既肯定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口增長的共性，也反映了還有一部分人沒有納入城市社保體系的特性。
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呈現出不均衡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向東部發達地區輸出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在外出農民工來源構成中，中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比重接近70%；按輸入地分，東部地區吸納外出農民工占比為65.4%，中部地區占比為17.6%，西部地區占比為16.7%?？梢?，人力資本的流向主要是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9076萬人，在中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477萬人，在西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940萬人。從以上統計數據可看出，大量的勞動力涌向了東部地區，這一方面促使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時也拉大了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差距。
二、勞動力流動規律與中國城市化發展新階段的判斷
經濟學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流動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很少的人口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第二階段，大量的人口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第三階段，人口流動的數量有所減少；第四階段，人口流動的數量大大減少直到第五階段人口流動消失，即城市化達到最大程度。在整個過程中，人口流動呈現倒U型的曲線。根據世界城市化發展的規律，一個國家的城市化在每個階段的速度往往呈現“兩頭低、中間高”的特點。在城市化進程中，20%以前為起步階段，發展緩慢；20%～50%為加速階段，速度遞增；50%～60%為基本實現階段，速度逐步放緩；60%～80%為高度發達階段，每年的增長微乎其微。這樣，城市化進程表現出一個“s”型（諾塞姆曲線）階段演進規律。
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速度與城市化發展的階段是一一對應的。在城市化起步階段，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流動較少；進入城市化的加速階段后，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動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發達的階段，人口流動也逐漸消失。
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已經達51.3%，根據世界城市化發展規律，過去那種快速突進式的城市化進程不會一直延續，即城市化水平達到50%后會有所放緩。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過剩的勞動力正在逐漸減少。通過把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預測結合起來觀察，從2004年開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持續低于非農產業勞動力需求量。同時，從2004年開始，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現象，意味著內地勞動力開始選擇性地在沿海和內地間務工。2010年以來，農村外出務工人數雖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經趨緩。中西部地區由于收入增速明顯快于東部地區，農村居民跨地區轉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顯。盡管目前對我國是否達到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有爭論，但由我國的國情決定，可以用“劉易斯拐點”這個概念，即以時期數代替時點數，以說明和概括農村勞動力供應所出現的上述緊張現象的本質。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已進入“劉易斯拐點”時期，這意味著過去那種大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浪潮，將演變為在一個龐大存量基礎上的細水長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國城市化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在此階段，城市化進程的速度將有所放緩，但城市化的質量會有所提高。
三、勞動力回流的成因
從曾經的“東南飛”，到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回流，導致部分時期的農民工“返鄉潮”，還可以從以下幾個原因進行探討。一是農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東部地區的消費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區，物價的逐年上漲使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成本逐漸提高，這將促使他們遷移至中西部欠發達、生活成本低的地區。二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我國制造業受到較大沖擊，作為吸納外來務工人員的主力軍，國際金融危機對制造業的影響直接導致大量農民工失去工作，從而不得不選擇返回中西部地區。據統計，我國1.3億農民工中有2000萬人因國際金融危機失業返鄉。三是國家對農業的扶持。近年來，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使農民農業收入逐步提高，大量農民返鄉務農。
四、我國區域間城市化進程的差異將會縮小
首先，東部沿海地區開發空間約束越來越大，城市發展可利用的空間在減少，土地要素資源價格大幅上升，基礎設施及城市配套建設空間近乎飽和。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城市化仍然處于加速階段，對基礎設施建設、市政工程建設都會吸引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隨勞動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場的擴大，將有大量產業從東部沿海地區遷移到中西部地區，這將進一步帶動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為導致城市化地區差異的主要原因，勞動力回流使東部地區城市化進程減慢的同時，必然進一步促進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國家將從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傾斜，這將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本到中西部地區，進而會加速中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進程地區差異的縮小，不僅有利于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也有利于我國區域間非均衡增長向均衡增長過渡。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從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之間的理論關系出發，討論了目前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地區差異的現狀，并根據勞動力流動規律及我國的現實情況，分析認為我國目前城市化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進一步討論了目前勞動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來中國城市化進程地區差異將有所縮小。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關于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要求指出，充分發揮不同地區比較優勢，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深化區域合作，推進區域良性互動發展，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而勞動力作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引導其合理流動不僅有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也有利于縮小區域間城市化進程的差距。因此，應抓住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契機，逐步向中西部轉移東部地區的邊緣產業，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進而調整勞動力流動方向。與此同時，沿海地區出現勞動力成本提高的趨勢，我國呈現工業經濟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長期以來，我國沿海地區以加工制造業著稱，但隨著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逐漸消失，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很難尋找到新的利潤空間，并且這種以勞動密集型為基礎的產業劣勢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暴露無遺，因此企業轉型以及產業升級成為企業和產業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而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為這種調整提供了廣大的市場，從而形成我國國內產業升級的雁陣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區接納并吸收了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就會形成新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流動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區，從而有利于縮小區域的經濟發展差異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差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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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盛來運，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的經濟學分析[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
[3]蔡舫.中國經濟面臨的轉折及其對發展和改革的挑戰[J]，中國社會科學，2007（3）：4-12。
關鍵詞：受教育程度；勞動力市場；職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5）09C-0006-05
一、問題的提出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各國以教育促進就業為前提，發展本國教育事業。當前，我國教育投入持續增長，在經濟新常態下提升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是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人力資本提升通常有兩種途徑：其一，通過學校教育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其二，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勞動力，實現自身創新發展。[1]人力資本理論、符號篩選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相繼表明，教育與人力資本提升、勞動力市場選擇具有交互關系，勞動者受教育水平與人力資本呈正比，進而提高勞動邊際生產率，勞動力市場通過文憑篩選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動者進入不同的勞動力市場。[2]研究表明，勞動者所處行業和職業是其就業狀況的重要指標[3]，受教育程度影響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行業、職業分布。
教育與勞動者行業的關系主要表現為：第一，各行業在職工選聘時，通常對其受教育程度和類型有要求。第二，受教育程度影響勞動者所處行業的工資水平，人力資本是行業內職工工資差異的主要原因，其與行業性質共同構成勞動力市場行業分割。[4]第三，教育影響行業代際繼承性，受過高等教育的子女，其行業的代際開放性高于受中等和初級教育的子女。
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后，所從事的職業受多種因素影響，受教育程度是其中的影響因素之一。[5]Spence在闡述篩選理論時指出，教育的最大功能是通過學歷對求職者進行篩選，將求職者按教育水平的差異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崗位。市場職位匹配理論認為，與勞動者人力資本相匹配的職位將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以此才能使投資教育的勞動者獲得該崗位的比較優勢。[6]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從普通職員到管理者是常見的職業發展通道，內部升遷給勞動者突破職業的等級限制提供了可能，但通常會受到資歷、學歷的影響。
教育可以增加勞動者人力資本，以此成為健全勞動力市場的途徑之一。本文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的數據，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不同行業、職業的分布情況，將富有創新性的勞動力市場與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相聯系，以此作為促進教育事業發展的數據支撐。在現階段各類教育中，職業教育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為勞動者個體配備進入勞動力市場所需要的專業技能方面承擔重要責任。為此，培養與未來勞動力市場相適應的人才，是健全勞動力市場、提高職業教育實效的共同要求。
二、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與行業、
職業的數據分析
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年至2009年我國就業勞動人口數量由7.5億增長到7.8億，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由57.9%增加到58.4%。根據2004年、2009年的數據，可以初步了解我國勞動力市場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行業分布以及職業分布的變化。根據2009年數據，分析我國勞動力市場各行業中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在職業分布上呈現的分層現象。此外，結合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相關數據，可以發現我國勞動者整體受教育水平與OECD國家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差異。
（一）我國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及與OECD國家比較
2009年我國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就業人口占比79.8%，與2004年相比，有較大提升。小學學歷及以下的比例下降，這表明我國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在縱向上有一定提升。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勞動者中，高中、大學?？茖W歷的勞動者比例呈下降趨勢，總比例由2004年的18.4%減少到17.5%，大學本科、研究生學歷的勞動者則增加0.5個百分點。2004年到2009年，我國低學歷（小學及以下）的勞動者比例在下降，高學歷（大學本科及以上）的勞動者比例在增加。小學及以下學歷的勞動者所占比例仍較大，受教育水平高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份額極低，2009年大學?？萍耙陨系膭趧诱邇H占7.4%。
隨著國家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國際比較研究成為勞動力市場研究的必然趨勢。據2011年OECD的統計數據，25-64歲的勞動力中，中等教育程度以下占25%，中等教育程度占44%，高等教育程度占32%。同時，報告中顯示，我國中等教育程度以下的勞動力為78%，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比例為22%，我國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遠低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7]OECD國家認為，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技能（high-skilled）勞動者的充足供給，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與他們被雇傭的可能性呈正相關。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教育程度低的勞動者的國際競爭力將明顯不足，其在行業、職業上的分布將對我國社會轉型期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帶來挑戰。
（二）我國勞動者的行業構成和職業結構
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統計的19個行業中（如圖1），吸納勞動力最多的行業為制造業，其次分別為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從數量上看，勞動者在這些行業中均呈增長之勢。在縱向上增幅最大的為租賃和服務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呈負增長的行業為農林牧漁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三大行業。有學者將行業分為四大類別：第一類為農林牧漁業；第二類為采礦建筑、住宿餐飲、批發零售、制造、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第三類為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租賃和商務服務，文化、體育和娛樂，房地產，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第四類為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教育，金融。[8]從現有數據來看，我國就業人員集中于第二類，而第三類的從業人員規模相對較小。
2004年、2009年勞動者的職業結構發生一定變化（如圖2）。具體而言，單位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等職業的勞動者所占比例呈下降趨勢，而農林牧漁業生產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及有關人員所占比例呈上升趨勢。數據表明，在這幾年我國勞動力向第一、第二產業轉移較為明顯，生產、操作類初級職業就業人口所占比例大，而專業技術等高級職業就業人口所占比例小。
（三）受教育程度對勞動者行業、職業的影響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所進入的行業具有差異。以2009年初中學歷勞動者為例，初中學歷的勞動者在多數行業（建筑、采礦、住宿和餐飲、制造業等行業）占比大（如圖3），由于制造業吸納的勞動者人數最多，因此可判斷初中學歷的勞動者主要集中于制造行業中。同時，教育、金融業的初中學歷勞動者比例低。兩相比較，一方面表明初中學歷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從事的行業差別較大；另一方面，部分行業對勞動者的最低受教育程度有要求。除初中學歷具有這一特征外，大學?？茖W歷的勞動者在行業分布中同樣存在這一現象，大學?？频膭趧诱咴趪H組織、金融業、教育行業占比高，而在其他行業則有明顯降低。與以上兩個學歷不同的是，高中學歷的勞動者顯示較強的普適性，除農林牧漁、建筑業的高中學歷勞動者占比較小外，其余行業中的高中學歷勞動者占比相差?。ɑ咎幱谕磺€周圍）。而小學以下和研究生學歷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各行業的比例均較低，這與其在勞動力市場的總人數占比低有關。對勞動者綜合素質要求較高的行業，如金融、教育、科學研究行業，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占比大，以大學?？茷橹?。
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對勞動者職業分布同樣具有影響，基本形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職業分層（如圖4）。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所從事的職業具有明顯的分層現象，表現為受教育程度高的勞動者趨向于從事不同領域專業技術職業，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勞動者趨向于從事農林牧漁生產。而高中水平的勞動者，與其在行業中的普適性相一致，在各職業中所占比例相對較為均衡。
從事相同職業的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單位負責人從業者主要為中等教育及以上的勞動者，其中，單位負責人尤以高中學歷比重最大（36.7%），專業技術人員以大學?？票壤疃啵?9.1%），而商業和服務業、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則以初中學歷為主，分別占比53.1%和61.2%，農林牧漁水利的生產工作則主要由初中及以下學歷（94.1%）的就業人口構成。
綜上可見，目前我國勞動力的整體受教育程度偏低。行業分布上，大多數勞動力集中在制造業、教育行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行業；職業結構中，以農林牧漁水利生產人員居多，這表明我國還有大量勞動力滯留在傳統的農林牧漁行業，難以實現轉移。此外，受教育程度影響勞動者所處的行業和職業。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勞動者在職業分布中具有較高的一致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已初步形成職業分層。另一方面，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行業、職業）中所占的比重過小，培養專業技術人才的大學?？迫瞬泡敵霾痪?，對第二、第三類行業的人才供給不充足，影響我國未來行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三、健全我國勞動力市場與職業教育的發展
（一）以繼續教育為導向提高在職勞動力素質
我國勞動力市場中，中等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占多數，需要通過教育提高在職人員的技能和素質。調查數據顯示，接受過中等教育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希望通過接受多層次的教育獲得知識增長和學歷提升，非傳統高等教育將成為他們繼續教育的主要場所。[9]一方面，國家應鼓勵各行各業形成勞動者從業的基本規范，規范職業資格認證制度，確保勞動者從業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加強校企合作，形成企業參與學校教育教學和職業學校為企業服務的新常態。職業學校應承擔社會責任，加強與企業的合作，通過公益講座為企業員工提供提升職業素養的通道，為在職員工提供適合的在崗培訓，幫助其形成正確的職業觀和符合自身實際的職業發展規劃。建立勞動者繼續教育的綠色通道，通過學費資助等形式，鼓勵在職勞動力通過職業教育提升學歷水平。此外，還應為中等學歷水平的流動人口進入大學?？铺峁┍憬莸耐緩?。
（二）建立與勞動力市場相適應的職業教育結構
新世紀以來，“以省為主”的省域高等教育發展呈擴大態勢，一定程度上符合省內經濟社會發展對受教育程度高的專門勞動力的需求。[10]為提高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適應性，首先，應加強勞動力市場動態監測，形成區域勞動力市場對人才層次、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等方面的需求信息，關注勞動力市場的未來趨勢。其次，優化本地區的職業教育層次結構，結合區域產業升級和人民需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中等、高等職業教育。[11]最后，優化職業教育專業結構，職業院校應以缺口行業為專業設置導向，提高對勞動力市場的敏感度，提供適銷對路的人才。
（三）形成勞動力市場導向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
當前，為適應各行業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職業教育應轉變人才培養模式。首先，高等職業院校應重視勞動力市場需求導向，加強產學研合作，提高教學實踐水平和創業教育實效。[12]其次，促進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課程開發，提高職業院校課程設置的科學性。最后，在勞動力市場中提升勞動者素質是人才培養的一大途徑，需要打破行業、職業的壟斷和分割，通過不同崗位的實習，增加未來勞動者在行業實習中獲得的邊際收益，提高不同行業、職業的適應性。增加正規就業的靈活性和非正規就業的穩定性，鼓勵人才自我雇傭，職業院校應為其創設包容的環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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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社會保障；勞動力比較優勢
一、我們追求的是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嗎?
(一)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再討論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以來，較長時間對如下觀點取得了共識：目前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適宜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這方面的討論又熱烈起來，有戰略理論層面的爭論，有產業結構角度的探討，有從人口學視野的分析(左學金，2000)，有國際貿易利益-方面的闡述。大多認為，中國到2015年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低成本比較優勢將逐漸消失；實施統一的社會保障將削弱我國國際競爭力。實際上，這些討論較多的是基于勞動力供給數量的絕對比較優勢，沒有深入分析和重視合理社會保障基礎上的基于勞動力就業狀況及其質量的相對勞動力比較優勢。
林毅夫、孫希芳(2003)對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做了進一步闡釋與發展，并特別突出地強調：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有利于要素稟賦結構的較快提升，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相對豐裕度提高，也將促進產業與技術結構升級；比較優勢的發揮需要內生于發展戰略的制度結構相支撐，特別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中政府要維護市場的競爭性、規則性(林毅夫、孫希芳，2003)。他們認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在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與物質資本相輔相成，對于政府在人力資本投資上的作為涉及不多，基本主張政府實施適應性的比較優勢戰略。在實踐中，政府在落實比較優勢戰略中對人力資本的提升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尤其體現在社會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會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資本投資性質。
以楊小凱(2001)為代表的超邊際經濟學貿易理論，對政府實施比較優勢戰略也有深入的論述，向國成、韓紹鳳(2005)將此理論總結為綜合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個經濟主體的比較優勢受技術效率、資源稟賦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向國成，韓紹風，2005)。比較而言，綜合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主張是創造性比較優勢戰略，依據理論可知政府可以通過社會保障等市場制度內生出技術優勢和交易效率優勢，以此強化并與外生稟賦比較優勢結合，形成有競爭力生命力的綜合比較優勢。經濟主體的市場競爭力取決于察賦比較優勢、技術比較優勢、交易比較優勢等多個因素的綜合比較優勢。在經濟發展上，不僅只“聽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較優勢)，更要“盡人事”(即致力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這是綜合比較優勢理論“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諦(楊小凱、張永生，2001)。一個國家雖然具有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稟賦優勢，但當勞動的技術比較劣勢和交易效率比較劣勢足以抵消其稟賦優勢時，該國家就不一定生產和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就有可能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所取代，被排斥在國際或地區分工之外。就我國而言，勞動力比較優勢不僅取決于勞動力供給的絕對數量比較優勢，更要取決于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工業化就業性轉移(即市場交易效率比較優勢)，和勞動力的質量提升，或者說就是勞動就業中相對于工資成本的勞動效率提高(即勞動的技術比較優勢)，后二者直接與社會保障等市場制度密切相關。而我國的社會保障沒有充分考慮到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潛在優勢的發展變化，正可能面臨著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說，當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挖掘與升華的關鍵所在。
(二)我們追求的是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嗎?
企業對社會保障負有一定的責任，弱化社會保障的確對企業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節約勞動力成本，但勞動的生產技術性效率受到制約，勞動力市場交易效率也會下降；而健全的社會保障將給勞動力提供教育、培訓、醫療保健等，保證勞動的高效率和技術創新，并促進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們是追求單純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還是高素質勞動力的綜合比較優勢呢?我們先來認真分析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實際效果，再看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發展的效應。
目前，中國勞動力每小時工資約是0.5美元，而在美國約是16美元，在墨西哥約是4美元。表面上看，勞動力“價廉”對吸引外國投資者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質優”沒有持續性制度保障，實際上只能產生惡性循環的后果：勞動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資，必然失去許多技術培訓和再教育的機會，生活保障低，技術人力缺乏，進而導致產品技術落后，國際競爭力衰弱。勞動力的低價格最終會與技術等級的低層次接近，在發達國家通過高工資集中優勢產業，成為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制造中心的時候，我國的低價格策略只能不斷把淘汰工廠吸引進來。如果“垃圾產業”在中國越來越多，形成規模性集中，導致產業工人生活的長期貧困化。應該說，這是落后的勞動力絕對比較優勢，不是我們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對勞動力比較優勢。
如果僅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僅從供求關系上講，中國的勞動力必然價格較低。但是我們知道，勞動力價格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它既包括勞動力自身再生產的需要，也包括勞動力自身發展的需要；既取決于經濟因素、市場供求，也取決于社會因素。隨著社會的進步，勞動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們發展要求以人為本，社會責任標準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勞動力價格較高并非完全是其勞動生產率高和再生產成本的表現，在更大程度上是社會發展水平的表現。正是社會的發展要求給予勞動者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多的閑暇時間等，而不僅僅限于勞動力自身的再生產(張勁文，2005)。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飛速，而一些外資企業中相當部分勞動者的收入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相應地提高，其發展、工作和生存條件也沒有隨著社會責任標準的強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機會、發展的潛力在許多條件下也被無形中剝奪。
在國際貿易領域，中國貿易受到的負面影響也非常突出。根據公開的統計資料，2004年1月～10月，中國進出口加工貿易累積4371.5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47％，這意味著中國處于全球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加工貿易有零關稅的優勢，但由于缺乏品牌價值和基于高素質勞動力的創新內涵，加工貿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貿易占據中國貿易半壁江山的境況影響了整體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國貿易的競爭力。在國際貿易分工中，長期依靠簡單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雖然依舊能獲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長時期將會面臨貿易結構的不穩定以及貿易條件的惡化，出現總是落后于人
的絕對“比較優勢”陷阱。一些單純依靠低勞動力工資成本的地區產業層次相對較低，產業升級也很不理想。
2004年開始出現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民工荒”，也為中國仰仗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的增長道路敲響警鐘?！懊窆せ摹笔寝r民工對沒有社會保障的低于市場工資水平企業的一種拋棄或反抗的現象，反映出他們對社會保障的強烈追求。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重要問題在于勞動力廉價中的社會責任缺失，我們的主要任務在于促進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升華。
二、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互動關系發展及我國存在的問題
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揮與升華要通過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影響而實現。對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的理論研究最早隱含于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理論。庇古福利經濟學為社會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互動在其中有間接論述。他認為最佳效率的生產要素(含勞動要素)配置，可以帶來國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時，他主張以社會保障等均等化政策來增加社會公平，效率與公平的有機協調可以達到社會福利最優狀態。凱恩斯主張采取轉移支付形式，實行社會保障，增加社會福利設施，刺激有效需求，帶動勞動力市場發展，實現充分就業，其理論為制定經濟和社會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論依據。新經濟增長理論(舒爾茨、盧卡斯等人)也特別強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一些人力資本投資項目屬于社會保障的范疇。阿馬蒂亞?森(A?Sen 1992)主張“能力”中心觀，他認為，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來自個人能力的培養，在設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時，不僅要解決貧困階層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賦能”，即以教育、培訓等形式賦予他們發展的機會。聯合國也倡導“發展型社會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們可以判斷，“賦能”政策的實施將改進和提升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率與質量，實現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良性互動。
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層面來看，現在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度過了為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期勞動力市場服務，即發揮扶助貧弱、互濟難關、培養人力資本等功能的階段(王誠，2004)，紛紛開始市場化或強調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條道路”，主張“社會投資”型福利政策。我們必須注意到，社會保障市場化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一定的社會公平，而“一定的社會公平”正是20世紀40～60年代實行的全面社會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對政府失靈或者政府過度干預的一種糾正，“帕累托改進”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會公平為基本假設的基礎上。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預與支持，國家不僅可以保證社會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發揮與社會經濟發展，還可以逐步促進市場機制的發育與成熟。二戰后各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恢復與繁榮發展，也進一步完善了市場經濟運行體制。特別是日本，它作為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其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轉移的發展經驗值得我們借鑒。1947年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為54.2％，是典型的傳統產業型國家。此時，日本強化了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村勞動力“跳躍式”非農化轉移政策，1950年社會保障水平就達到歐美國家平均水平，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國民的人均GDP僅有905美元，與歐美國家差距懸殊；1975年，日本社會保障水平緩緩上升到17.7％，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為13.9％，國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國家之間比較，如表1所示)。日本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持續了70多年，應該說他們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我國在轉型改革與進一步的開放中，要堅持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潛力挖掘與升華，這是由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要求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所決定的。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良性互動將有利于實現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挖掘與升華，但是當前二者關系割裂，沒有很好地實現互動，更遠未達到良性的程度。
問題一方面直接取決于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長期以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流動性差；同時社會保障改革嚴重滯后，城鎮基本保障還沒有解決，農村社會保障更是困難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加劇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落后又進一步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我國改革后較長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務是為國有企業改革保駕護航，重視城市主要勞動力市場建設，而忽視了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城市次要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致使城鄉勞動力市場嚴重分割。進城農民工與在鄉農民的社會保障喪失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大障礙。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勞動力流動性受到阻礙，造成勞動力資源嚴重的非優化不合理配置，市場交易效率低下，影響到國民產值的創造與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而也限制了經濟福利的增進與社會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總量大約有5億人，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為3.3億人。根據現有的資源狀況，農業部門僅能容納1.4億左右的勞動力，農村潛在的富余勞動力總量達到1.8億人以上，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的壓力很大，即使從事非農生產的1.7億農民工因為大多沒有社會保障，就業也極不穩定?？梢娫诩涌旃I化、城市化進程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任務仍然非常艱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二者之間的傳導中介固化、互動機制失靈。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城鎮化和農村工業化等傳導中介沒有能夠有效結合中國比較優勢，進而充分發揮應有的雙向傳導推動功能。比如，城鎮化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而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工業經濟發展的一種基本手段，它是城鄉勞動力市場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傳導中介。但許多地方政府在城鎮化問題上出現了誤區，沒有充分發揮城鎮化作為傳導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動機制無法有效形成。農村工業化作為城鎮化發展的補充，也是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適用的社會保障將有利于鼓勵和保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逐步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而我國農村工業化還處于起步階段，激勵與補貼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針對性。對于農村人力資本投資這一傳導中介更是長期忽視，沒有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導致城鄉市場分割、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村青壯年或通過特定的社會流動渠道定居城市，或進城打工，大大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農村為其城市化的青壯年提供了撫養、教育等相關人力資本費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農村資源凝結成人力資本的形式向城市轉移的過程。而這些人城市化以后實際上給農村帶來的是極不對稱的回報，農村收益遠遠低于城市，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應該以各種方式大力補償農村、支持農村發展。
如果對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繼續忽視傳導中介與城鄉
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障互動機制的建設，長此以往可能制約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揮，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為國有企業改革保駕護航的任務已經基本結束，現在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全面為城鄉勞動力市場服務的時候了。建立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發展或激活傳導中介雙向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可以進一步增強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也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三、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互動機制及提升勞動力比較優勢的路徑
發達國家經驗告訴我們，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镜慕逃?、培訓與衛生醫療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彌補勞動力市場失靈，提高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與市場交易效率。同時，成熟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需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務，也為社會保障的發展提供物質支持。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有利于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提高市場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勵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創新積極性。由此可見，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良性互動將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技術創新，推動城鄉勞動力合理流動，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與市場交易效率。這樣，勞動力資源稟賦的外生比較優勢，結合內生的人力資本與技術優勢和市場交易效率優勢，形成厚實強勁的綜合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將得到充分發揮與升華，進而持續增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我國需要強化社會保障的供給，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一方面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增強內生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完善勞動力市場促進交易效率的提高。這樣，在勞動力稟賦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我國就可以更好地實施比較優勢戰略，強化綜合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力豐富，勞動力素質結構也是多層次的，政府應當高度重視教育、培訓、衛生醫療等社會保障的投入。這一方面有利于持續高質高效為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輸送健康的一般勞動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勞動力資源優勢轉化成為適合現代知識經濟發展需要的具有較高知識與技能的知識型勞動力，以為經濟結構的提升創造充分的人力資源優勢。
中國比較優勢的根本在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這不僅可以體現在勞動力資源豐富上，同時可以體現在勞動力質量上，二者相對應的產業層次不一樣，前者主要是簡單粗加工型的勞動密集產業，后者主要是強調一定技術、質量型的勞動密集產業。由此可以發現提升人力資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國比較優勢的進一步挖掘與升華，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可持續的健康的經濟增長，是我國日后長遠發展的前途所在。從這個視角可以理解通過社會保障“賦能”增加人力資本積累，不會削弱我國比較優勢與國家競爭力，相反可以產生“質優”性正相關效應。以完善社會保障挖掘與升華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路徑實現的優越性，至少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有利于農村勞動力持續穩定高質高效的供給，挖掘勞動力比較優勢。社會保障通過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等傳導中介，有利于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一方面促進農村勞動力持續穩定高質高效的非農化轉移，抑制城市初級勞動力市場上工資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國工業制造品在世界貿易領域里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還有利于發揮城市的聚集效應，保證消費總量的穩定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持續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2)有利于人力資本的提升，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升華。加強與完善人力資本性質的社會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訓與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勞動力文化、技術等綜合素質，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勞動力比較優勢就可以保持，人力資本性質的社會保障的積極效應遠大于成本方面的負面影響。這樣，不僅在簡單加工型的傳統產業上勞動力比較優勢得到進一步體現，而且在新型的強調技術與創新的產業上勞動力比較優勢得到深化與升華。
一、讓學生動動“嘴”
現在，學校的勞動教育非常被動，一方面，學校認識到勞動教育的重要性，也結合學?；顒娱_展一些有價值、有意義的勞動，但是家長不領情、不配合;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對學校教育的“應試化”非常反感，甚至認為學校變相地弱化勞動教育。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根源在于勞動教育僅僅是教師在“動嘴”，學生只是被動地參與。
勞動教育不能只是國家的號召、學校的事宜、教師的教育，而應真正地走進學生的內心世界，讓勞動教育成為學生自覺的教育行為。因此，學校開展勞動教育，要主動地挖掘學生資源，讓學生成為勞動教育宣傳大軍，為勞動教育鼓與呼。
教師要學會善于發動學生參與到勞動教育中去。平時，不但組織學生學習《憫農》之類珍惜糧食、尊重勞動的學科知識，更應組織學生走進社區、農村，主動參與到勞動教育宣傳中。無疑，這樣“動嘴”的活動，比單純的說教教育效果好多了。
二、讓學生動動“手”
勞動教育不讓、少讓學生“動手”，這看似悖論，卻是我們勞動教育的現狀。學生缺乏足量的勞動教育，甚至不知道還有勞動教育。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學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勞動教育需要動手，這存在著些許安全隱患，還有什么比安全問題更讓學校揪心的呢？于是，能不舉行的勞動活動就不舉行、能不開展的勞動教育就不開展;另一方面家庭也有一些顯性的責任，主要是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吃力受苦。
勞動教育就是讓學生在參與勞動過程中真切地感受到勞動的光榮、偉大，進而產生熱愛勞動、喜歡勞動的良好品質。因此，學校要學會放手，放手讓學生動手實踐。當然，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學校要做好周密的安排，做到有預案、有保障，以萬無一失的活動安排去達到勞動教育的目的。
三、讓學生動動“腦”
有這么一種觀點：世界是懶人創造的。這說明反省的重要性。勞動教育也是如此。我們不但要教育學生愛勞動、會勞動，更要教育他們思勞動。學會反思勞動的有效性，想出更好、更有效的勞動方法來。因此，要激勵、鼓勵學生“動腦”，學會以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好的效益達到勞動教育的教育目的。
有一種觀點，勞動教育僅僅是勞動，不需要動腦，其實，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勞動教育不僅僅需要“動手”，更需要動腦。勞動教育不僅讓學生在勞動中身體素質得到提升，更要讓學生在勞動過程中心理素質得到發展，其對勞動的認識更深刻、更深入。我們要讓學生在勞動的過程中學會從另一個角度看勞動，即想出“快、好、省”的辦法來，做一回勞動的“懶人”。
四、讓學生動動“腳”
現在，一些學校的勞動教育其實就是校園勞動教育，停留在大掃除這一老掉牙的活動上;不敢帶學生去野外、社區開展經常性、系統性的勞動教育。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勞動教育如果僅局限于校內，這樣的勞動教育是不完善的，其效果也是不完美的。因此，學校的勞動教育應大膽地鼓勵學生走出校園、走進社區。
勞動教育不僅僅是一隅之地的勞動教育，而應將目光投向整個社會，讓學生的腳踏出校園，走入社會，以大社會辦大教育的視野，去統籌勞動教育，讓社會發揮其應有的教育責任，這才是勞動教育的真正價值所在。
五、讓學生動動“眼”
勞動教育并不是簡單、簡化的粗活，其實，它也是需要細致地策劃、實施的。勞動教育需要一定的步驟去實施。因此，引導學生有效地觀察很重要。學校在開展勞動教育時，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細致、細心的觀察能力、創新能力，讓學生開眼界，看到社會七彩繽紛的一面。真正的勞動教育，不是脫離社會現實的閉門造車式的教育，相反，它會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緊跟時代前進步伐的新型教育。
六、讓學生動動“耳”
勞動教育需要借鑒前人、他人的經驗，在勞動教育中讓學生動動“耳”，聽聽他人的技巧、技術。學校組織勞動教育，應該向學生講清楚勞動實踐活動的目的、意義所在，提高學生參與勞動教育的積極性。就勞動教育自身而言，讓學生在勞動過程中接受勞動思想教育，這比任何形式學科教育的效果要好。
幼兒年齡雖小，但身心發展的水平已具備了參加勞動的條件。再加上幼兒好奇、好動、好模仿，在正確的教育影響下，他們會很樂意參加各種力所能及的勞動。然而，由于社會、家庭和幼兒園條件限制等諸多因素的困擾，幼兒勞動教育得不到全面實施，致使幼兒缺乏為他人、為集體勞動的意識，不懂得尊重別人的勞動，生活自理能力較差。
一、現狀分析
1.勞動教育的觀念
教師認為勞動不是幼兒的主導活動，比較注重幼兒知識的傳授、智力的開發，對幼兒勞動教育的觀念不足。許多家長認為時代不同了，教育孩子珍惜勞動果實已經過時了。他們認為孩子年齡小，勞動教育為時過早，而不注意幼兒勞動習慣的培養。
2.幼兒勞動的內容較少
幼兒勞動包括諸多方面，如自理、為他人服務等。在家里，有的家長工作忙，嫌孩子動手能力差、動作慢而耽誤時間，包辦代替太多，幼兒沒有動手鍛煉的機會。同時，也剝奪了幼兒積累生活經驗的機會。家庭和幼兒園勞動教育脫節，多以成人勞動代替幼兒勞動教育，使勞動教育得不到實施。
3.幼兒勞動教育的方法較單一
幼兒的勞動教育在內容、形式上過于簡單，主要是教師在教學后進行品德教育的一種總結性談話，采取的一般方法是“說教法”。而幼兒沒有勞動實踐的親身體驗，教育也空洞無力，教育意義并不深刻?，F在多數家長希望孩子聰明、學習好，孩子要什么，家長就給什么，并不注重幼兒的勞動教育。對于幼兒自發的勞動，家長不能正確引導，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幼兒勞動的積極性，影響了勞動習慣的培養。
由于教師和家庭對幼兒勞動教育的觀念不正確、教育方法不適當，幼兒勞動教育的內容和要求不能全面發展和實施。表現在幼兒身上：幼兒生活自理能力差，不會自己穿脫衣服，系鞋帶需要教師幫助，上廁所后不能很好地整理自己衣服等；幼兒勞動意識差，家長經常包辦代替，使幼兒誤認為事事都由家長做，如搬椅子、收拾整理玩具等；幼兒對玩具圖書不知道愛惜，不懂得珍惜別人的勞動成果。
二、正確認識對幼兒的勞動教育
1.加強成人對幼兒勞動教育的認識
首先，教師要轉變勞動教育的觀念，克服以往重教育、輕勞動的思想，要認識到幼兒勞動教育是幼兒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把幼兒勞動教育滲透到一日生活中，使幼兒勞動教育充分實施和發展。
筆者和家長及時溝通，幫助家長了解、認識到幼兒勞動的重要性。與家長交流，使家長認識到在家里培養幼兒勞動習慣的重要性，要處處為幼兒創設勞動的條件，調動幼兒的積極性，培養幼兒的獨立生活能力。要與幼兒家長經常交流、溝通，共同協作，讓幼兒學會勞動，在豐富的勞動中培養他們的勞動技能。
2.使勞動教育得到落實
在幼兒園里參加集體勞動，可以培養幼兒的責任心，增強幼兒的集體觀念，從小培養幼兒熱愛集體、團結友愛的好習慣。在餐巾擺放活動中，幼兒都爭先恐后地說：“老師，今天我要擺毛巾?！痹趨⑴c生活勞動、不斷走向獨立的過程中，幼兒體驗到勞動的艱辛和快樂，從中獲得了一些知識和勞動技能。
筆者利用一日活動，教育幼兒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組織一些游戲活動。如：在“看看誰能干，誰的本領大”的活動中，筆者對幼兒進行自理能力的培養。教師告訴他們：“我們要比賽穿衣服，看看誰能干?！钡阶詈?，幼兒興趣可高了：“老師老師，你看我穿得多整齊！”“我把扣子扣好了，還沒有錯呢！”在勞動過程中，教師要了解每個幼兒的發展水平，而不是觀察幼兒“是否需要幫忙”。
三、運用靈活多樣的教育方法
1.講解法
創設情境，增強教師語言講解的感染力，利用各種方法、談話、故事等對幼兒進行教育，使幼兒從中學習，增強勞動的意識。
2.示范法
教師和家長可以示范方法，教給幼兒自我服務和其他的勞動方法和技巧，供幼兒直接模仿和學習。
3.實踐法
要達到勞動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就要讓幼兒親自參加力所能及的全面勞動，使幼兒親身體驗勞動過程的辛苦，親眼目睹自己的勞動成果。讓幼兒感到勞動的快樂，有利于培養其勞動習慣。
4.正面教育與個別指導相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