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7 15:56:08
序論：在您撰寫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管理學;農業;經濟管理;學科
經濟技術的發展也同時帶動了農業科技的進步，針對農業管理而言，它又屬于一門涉及多個學科的復雜性強的工作，基于農業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社會對于農業經濟要求更高。因此，農業經濟管理在充分融合管理學科發展的內容基礎上，才能使更多科學技術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從而進一步為農業經濟更好地服務。
1以農業經濟管理促進農業生產
1．1促進農業生產的合理化
對此要求將經濟學與管理學有機結合起來，并通過對農業經濟管理進行生產銷售和農業市場分析來指導農業生產，進而科學研究農業產品的流通以及市場的銜接，從細節之間為農業生產提供決策依據，實現農業生產的多元化?；谵r業經濟管理實現農業生產的同時，并能實現農業學科自身的成熟及豐富，進而達到助推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的根本目的。
1．2徹底實現“三農”矛盾問題的正確處理
“三農”問題是當前比較突出的首要問題，怎樣結合農業、農村及農民實現此三者的協調發展，推進農業建設的城市化和現代化，是目前農業經濟建設管理發展過程中需要重視的首要問題?；诖耍仨氁赞r業經濟理論當作主要支點，迎合區域內農業市場生產的特點，進一步分析農業市場化、現代化和專業化之間的關系，并予以正確處理。再者，通過加速農業生產組織體系及運行模式的優化和發展，正確對待處理“三農”問題，徹底實現農民管理、合作經營以及股份制管理的綜合實施，推動農業管理邁向多元化。
2以政策研究帶動農業經濟應用
2．1發揮出大規模的農業發展模式的應用價值
基于學科建設的基礎上特別注重怎樣使農業經營發展在既定的規定下更加規范化，屬于一項基礎性的內容。對此要求制定出科學有效的農業經濟扶貧政策，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為其提供足夠的資料，同時結合農民主體與社會參與的科學性分配，促成市場運作當中的新格局，不斷對農業管理中深加工、銷售和物流間的指導管理進行完善，從而行成一個科學合理的農業生產管理經營產業鏈，借助政策來帶動農業經濟管理的進步，推動整體行業的發展［1］。
2．2決策支持助推農業經濟發展
當前有很多附屬機構都在為農業經濟管理提供各種決策支持，包括國務院辦事處、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經理研究司等，它的參與更加傾向于對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業與農民收入、扶貧開發等諸多問題的調查。
3引入可持續發展，促進學科科學進步
3．1側重環境問題，可持續促進學科進步
基于學科建設的具體要求，需要進一步深刻融入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理念，并且在農業規模的適度控制以及對先進的農業技術的應用當中，推進農業經濟的社會轉型，引導農業經濟學科的管理工作不斷向著更加高層次的方向前進。
農業的生產要素主要有農業土地、水資源、農業信息、農業勞動力、農業資本及農業技術進步，其中，農業土地和農業勞動力又是最基本的要素。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各地就自發地開展了一系列土地流轉的創新實踐以克服分散經營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無法適應現代農業市場化、規模化、信息化等發展要求的缺陷。盡管全國各地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已基本建立，農村土地流轉中介組織開始發揮作用，但農村土地流轉的市場化程度仍然不高，尚未形成一套統一的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定價體系。由于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中介服務組織不發達，尚未成為提供市場信息的主要力量；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不僅覆蓋面小、信息量少、還具體時滯性；而政府提供的農村土地流轉信息則渠道狹窄，發揮的作用有限。面對過高的搜尋成本和信息費用，農戶更傾向于在熟人之間或村集體內部進行土地流轉，這使得土地流轉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此，《農業經濟學》應該增加農業土地的分類及其標準的介紹，并對我國不同等級農業土地的數量及其變化趨勢進行描述，以便學生更全面了解我國農業土地的現狀、趨勢及存在的問題，并將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培育作為重點，詳細分析各個市場主體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明確土地經營權的內容及邊界。水資源直接影響農業生產的灌溉和產量，水資源的匱乏還會改變農業土地的形態，使水田變成旱地，間接地影響農產品種植的品種與結構，這一問題隨著我國水資源的污染與匱乏變得越來越嚴重?！掇r業經濟學》應該重視這個問題，并對這一現象進行統計描述和經濟分析。信息是有價值的，農業信息對農業具有廣泛的影響。農業生產的總供給是否能與總需求相匹配、涉農交易能否順利、涉農微觀個體能否找到更有盈利潛力的產品、更合適的交易伙伴來獲取盈利都取決于農業信息的掌握，《農業經濟學》應該增加農業信息市場的介紹，并對我國目前農業信息的使用現狀進行分析?！掇r業經濟學》不只要介紹農業勞動力流動的一般理論，還應該對我國農業勞動力流動的新趨勢進行深入的分析。農民分化就是近年來我國農村社會出現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新現象，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業勞動力的規模、質量和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種改變將會對糧食生產、農村土地制度安排產生重大的影響，農業勞動力的分化將是影響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農業經濟學》應該增加我國農業勞動力分化的內容，并對我國農業勞動力分化的主要途徑及其影響進行深入分析。在農業資本方面，應充分重視外國資本及農村金融的作用，外國資本特別是跨國公司在種子的培育、銷售環節的控制力對我國的農業安全造成了重大影響，這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一個重要問題。農村金融市場的不斷創新將有利于緩解個體農戶及農業企業的融資困難，將會促進整個農業生產的優化升級。農業技術進步是《農業經濟學》持續關注的問題，應列舉具體的農業技術進步內容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一個農業新品種的推廣、一次農業經濟管理的革新具體帶來了農業生產及其經濟效益的多少改變，可以用具體數據展示農業技術進步的力量。
二、農業組織形式的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建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伴而生，它是農業生產分工、分業不斷深化的產物，是農村改革、農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民在不斷分化，農村土地在不斷減少，傳統的家庭經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農業家庭經營的效率也一直是制約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大障礙，現實迫切地需要農業組織形式領域的創新與變革，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將是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一個中心任務。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具有市場化、專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的基本特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方式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家庭經營，包括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二是合作經營，包括專業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是公司制經營，包括龍頭企業、專業服務公司。不同經營主體在不同領域和環節的發揮著各自的優勢和作用，種養業生產環節比較適宜采取家庭經營的方式，未來培育的重點將是種養專業戶、家庭農場等規模經營戶；農資采購、農產品銷售和農業生產環節則比較適合采用合作經營的方式，未來培育的重點將是農民合作社和其他各類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農產品加工、物流環節更適合采取公司制經營，重點是做大、做強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業經濟學》應該進一步規范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的概念和標準，為實踐發展指明方向。隨著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將會成為專業戶、龍頭企業、農業技術服務部門之外的又一重要的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并將逐步由政府推動型向農民自發組織轉變。黨的“十”明確指出要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之路還在不斷的探索中，國外的經驗固然可以借鑒，但更多地應該依靠國內的實踐及創新不斷完善，《農業經濟學》應該用數據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現狀進行具體的描述，對存在的問題及成功的案例進行深入地分析，而不僅僅局限于基本理論和原則的介紹。隨著農業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以及新的農業經營組織———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的迅速興起，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成為人才培育的當務之急，各農業院校應該重點面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經營者、合作社帶頭人、農民經紀人、農機手和植保員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設置專門的學科，以滿足培養熟悉農村、農業的專業化人才的要求。農業職業經理人將會是未來農村及農業發展的重要資源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重要載體。農業職業經理人通過對農產品市場的供給、需求、技術革新、農業政策等信息的充分掌握，為農業生產和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提供有效及時的服務，提高整個農業生產的效率。
三、農產品市場發展及價格系形成機制的新動向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我國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將逐漸與世界接軌，國家干預將逐漸讓位于市場供求決定。農產品市場的核心問題是農產品價格的形成，而農產品的定價權問題又是農產品價格形成的核心，誰掌握了定價權，誰就控制了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雖然農產品的價格由生產成本決定并受到供求的影響，但是國際農產品期貨市場對國際農產品的定價具有重要影響。農產品的定價權除了受到一國農產品生產或消費占該種農產品的世界生產或消費總量的份額的影響，還與該國在世界農產品期貨市場上的影響有關，一國生產或消費的市場占有率并不完全與其對該種農產品價格的控制程度相匹配。《農業經濟學》應該通過世界主要農產品期貨市場的分布與地位來深入分析國際主要的農產品定價權的歸屬。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分析我國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上的地位與爭取更大定價權益的發展方向。在農產品運銷方面，《農業經濟學》應該重點分析過路費、運銷渠道的長短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以具體的數據說明過路費等交易成本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程度，并從具體案例出發深入剖析運銷渠道造成售價與生產成本脫節的原因。食品安全問題是農產品市場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食品安全突發事件的頻繁發生給我國食品安全的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國政府2013年成立了專門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這一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究竟能多大程度改善食品安全問題還有待檢驗?！掇r業經濟學》應該從經濟學的視角深入分析影響食品安全問題的各個微觀行為主體的行為，為完善宏觀管理找到突破口。糧食問題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糧食市場是最重要的農產品市場，糧食安全也是近年來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問題。這一問題包含豐富的內涵，耕地的保護、農業的種植結構、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等問題是影響糧食市場的重要問題，《農業經濟學》應該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四、農民收入與消費結構變化的新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持續增長，收入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顯著提高，隨著農業經營實際成本和機會成本的增加，農業經營收入比重下降，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農村土地的流轉，部分地區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大幅增加，農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地區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黨的“十”和“十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隨著農民收入總量的增加與結構的變化，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生活消費支出比重持續下降，服務性支出比重持續上升，累積性消費特征非常明顯，尤其體現在居住改善和婚嫁支出，將汽車作為婚嫁品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了。制約農民消費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可支配收入的數量及其性質，但是消費環境對農民消費的制約越來越凸顯，尤其是對農民的服務性支出制約作用明顯?！掇r業經濟學》應持續關注農民收入與消費結構的變化，這是關系農村穩定與發展的重大問題。
五、其他領域的新動向
關鍵詞：農業生產 價格波動 風險
農產品價格的周期性波動是經濟學中最有趣的現象之一。農產品在本質上屬于一個經濟的再生產的過程，而這個過程需要建立在對自然的再生產的基礎之上，因此農業生產者首先要承受起自然不可控風險，其次還要接受市場經濟的不斷考驗。[1]目前我國正在不斷深入發展農業的市場化進程，全方位地引入市場的機制，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農產品的生產及銷售過程就有了很多的不可控因素，這就對農業生產者提出了新的課題。如何有效地應對周期性波動以及回避市場風險，是值得農業生產者學習的地方。
一、對我國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分析
跟隨著市場經濟的進程，在農產品市場經濟中的市場風險已經對農業生產提出了較大的難題。唯一不同的是，因為農產品之間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同，因此不同種類的農產品承受的市場風險都是不一樣的。比如像水稻、棉花、小麥和玉米等有較小需求彈性的農產品，這些產品都受著國家的價格保護，因此它們的價格不會因為市場的波動而發生太大的改變;但是對于像豬肉、水果和苗木等非基本的而且有著較大的需求彈性的農產品，國家沒有對他們進行價格保護，因此大部分農戶都會因為市場變化而受到較大的影響[2]。
農產品發生周期性波動的原因可以概括為：生產成本，也就是農戶在農產品加工的過程中的投入，具體包括了化肥、種子、飼料、豬圈、苗圃的管護等。如果農產品本身的價格保持不變，而成產的成本去增高的時候，農民只能減少農產品的生產，對市場的供給變少了，最終農產品的價格就上漲了。由此可見，農業的生產成本直接影響著農產品的價格;如果貨幣的供給量超過了正常的需求水平，就會出現“較多的貨幣追求較少的農產品”，這就容易導致農產品價格的增長。這是因為剩余資金越多意味著投機倒把的可能性越大，作為商品的農產品價格也就容易產生波動。一般情況下，大宗農產品因為其儲量大、產量大、受政府保護等原因，價格會比較的穩定;而小宗的農產品比如生豬肉、水果、苗木等，因為其本身易于保存，就容易變成游資的投機對象，因此小宗農產品的價格就容易產生較大的波動;流通的成本。和其他的商品一樣，農產品在賣到消費者手中之前，都經過了運輸、加工等各個過程，農產品的價格也在一個個的環節中慢慢地累加。經銷商在對農產品進行收購的時候往往把價格壓的很低，而逐步的把價格加在流通的環節上，因此農產品在收購時價格往往不高，但是賣到消費者的時候價格卻增漲了數倍;自然災害的影響。農業生產過程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非自然環境莫屬了，如果自然環境突然出現洪水、干旱等惡習條件，農產品的產量必定飛速下降而生產成本必定急劇上升，這都會導致農產品出現價格的上漲。
二、基于蛛網理論分析農產品的市場風險
“蛛網理論”是一種分析動態均衡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由荷蘭經濟學家楊?丁博根、意大利經濟學家白托?里齊和美國經濟學家亨利?舒爾同于20世紀30年代提出，在1934年由英國經濟學家尼拉古斯?卡多命名[3]。根據農產品的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的關系，它的實際產量和實際價格就會產生動態的變化并且在直角坐標系中產生圍繞著某一個均衡點而進行的運動，由此產生的形狀就像一張蜘蛛網，因此就被稱作為蛛網理論。根據運動情況屬性的不同，蛛網模型又可以細分成收斂型、發散型、封閉型蛛網。
一般來說，風險可以看成是實際情況與預期情況發生了偏離，偏離越大就說明風險越大，反之亦然，經濟學家認為農產品的市場供給數量和市場初始產量的偏離導致了農產品在市場經濟中存在風險。以蛛網模型的三種模型為例，不管是哪種類型的蛛網，風險的存在以及大小都是由與均衡點的偏離程度決定的。對于收斂型的蛛網來說，農產品的市場供給數量長期情況下會和需求數量保持一種平衡的狀態。但是如果突然發生了突況的干擾，比如出現惡性自然環境，農產品的產量就會偏離那個供求的均衡點，于是這種農產品的風險就此產生，而且還會導致風險繼續影響到下一周期。我們再來看發散型的蛛網，在這種模型中市場供給數量以及價格的波動一般都會增大，隨之變大的就是所面臨的市場的風險，除非一種情況，那就是農產品的初始產量和市場的供求均衡點恰好互相匹配。最后再看封閉型的蛛網，在這個模型中農產品的價格和供給的數量一般都會發生對等的波動，其中波動的幅度由初始產量偏離相對應的均衡點的程度決定。偏離點就像物理計算中的誤差，我們可以通過努力地實踐或者調整，盡量減小風險的大小，但是不是完全地讓風險消失，這是因為生活和市場經濟永遠處于一種動態的發展和變化之中。
蛛網效應存在于市場經濟中，也就必然存在于農產品市場中。遺憾的是在我國的農產品市場經濟中存在著比西方發達國家更為突出的蛛網效應，不得不承認這是因為我國的農民目前素質還是偏低，另一方面在我國的農產品市場中極度缺乏有效并且對稱的市場信息，農民因此不能科學地判斷市場風險，而這又是在所難免的。現如今我國涉及農業信息的網站有數以萬計，但是大部分網站都存在著缺乏對農產品市場的有效預測和指導，這就導致了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存在較大的盲目性，市場風險也就很難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農業從業者的出路
如今農產品市場已經完全進入到了市場經濟的范疇，農民在種植作物水果、培植苗圃的同時，還要面對市場的風險，這就對新時期的農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筆者基于對我國農產品市場現狀，對農業從業者提出以下建議。
不斷地加強市場經濟的意識，將農業生產升級到產業化的道路，并盡可能地克服大市場和小規模的生產之間存在的矛盾。在這同時，要有計劃的著手發展設施種植，不只是種植蔬菜，也包括種植糧食作物，在經濟條件允許的前提下，創立自己的品牌基地，并根據市場的需求以及自然氣候條件，加大設施種植的建設，通過反季作物補充淡季的需求、露天生產和設施生產相補充配合，從而達到縮小市場風險的需要。建立了品牌基地并進行規模生產的農民，要實行品牌戰略，大力發展多種不同種類的農作物的生產，以滿足不同層次的消費需要。
結合實際情況建立風險調整的體系。在進行集中和連片種植的大宗農產品基地里，更多的發展一些農產品加工以及出口的企業;大型農產品生產的鄉鎮要做好對天氣情況的預測工作，并建立惡劣天氣應急預案，一旦出現了惡劣天氣，要盡可能的盡早告知所有的農民，讓農民能夠有效的建立起應對措施。
農民要加強自身的學習能力的提高，通過不斷的學習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和素質。農民要提高素質，農業生產者要學習營銷等知識，積極主動應對市場風險。各個農產品生產基地或者村鎮應該建立起屬于自己的營銷團隊，通過不斷的進行培訓和學習，建立起健全的營銷體系和運營體系，只有這樣農民的應急能力才能得到根本提高，才能更好的適應市場經濟的考驗。
除了農業從業者本身需要努力之外，我們的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也需要向農產品市場伸出援手，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更好的保護農產品市場，幫助農業生產者有效的應對價格周期性波動，提高農民的市場競爭力，促進他們的的增產、增收。
重視發展現代化農業，提高農產品的生產能力。這是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穩定農產品價格的一項重要措施。提高農業生產中各要素的綜合投入，可以相對穩定的實現提高農產品的生產水平。
降低農產品在流通過程中的成本。有數據顯示，我國在農產品的流通環節中產生的損耗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都超過了1000億元，其中的原因上文已經闡述過，因此加強對農產品流通過程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可以加大“農超對接”模式的建設，也就是讓更多的農民直接與商家直接進行合作，直接向菜市場或者超市提供農產品，這樣就省下了中間冗雜的流通環節，節約了成本。
政府部門要對產業進行積極科學地引導，在政策方針方面積極傾斜，幫助農業生產者更好的應對產品在市場經濟風險波動。
四、結束語
農產品價格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穩定的農產品價格會緩解市場經濟發展的壓力、提高農業生產者的幸福指數。農業生產者需要不斷地給自己充電，提高自己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更有效的規避市場的風險并提高自己能競爭力。政府部門也要加強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在制度建設上加大對農業生產的傾斜，幫助農民增產、增收。
參考文獻：
[1]王超，鮑鋒.新一輪農產品價格波動的成因及對策[J].經濟縱橫，2011（4）：38-41
的分析。而厘清這些問題對于正確選擇農民經濟合作的內容、堅定落實“統分結合”的農村經營體制、通過政府主導推動我國目前的農民經濟合作都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在農業生產環節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相對合理性
從歷史學的認知方式來看,19世紀中期以來,東西方國家的農民經濟合作都鮮有在種植生產環節進行的,家庭經營形式在現代農業階段種植生產過程中長期延存的事實本身就已經證明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相對的合理性。的確,任何理論都需要放在歷史運動的實踐過程中去驗證,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內在本質聯系,那就必須從多維度進行邏輯分析。和工業以及農業養殖業相比,農業種植生產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農業種植生產不宜采取大規模集體同質勞動,相反,家庭生產組織形式更具有相對的合理性。
首先,農作物生產發育的季節性、周期性、時序性,決定了農業生產過程中同一時期內作業具有單一性特征,因此使整個生產過程都可由同一勞動者連續完成。正如亞當·斯密所注意到的:“紡紗工和織布工,幾乎都是個別的兩個人,但鋤耕、耙掘、播種和收割,卻常由一個人兼作……”[1](P362)而且,我們還注意到:不僅是手工工具時代,即便是到現代化大機器時代,農業生產工具也多由個人操作;即便是大型農業機械也不過二人共同協作,所以,在現代農業階段,不論是較大種植規模的歐美家庭農場,還是較小種植規模的亞洲兼業農戶,種植生產過程大都仍是一至二個人完成。在法國,自20世紀60年代起,“所有的農場都越來越朝著以兩個農業勞動者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轉變:丈夫和妻子,或者父親和兒子”[2](P284)。
其次,農業生產過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從而使家庭或個體分散勞動得以進行。農業生產的投入可概括為三大類:土地、勞動、資金。資金投入又可再分解為兩個亞類:第一類為機械動力性質的資金投入品,像各類農用機械,其功能在于改善農地作業的物理過程,它的實質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勞動;第二類投入屬于農業生化性質的資金投入品,如化肥、農藥、良種和農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變農地生產過程的生化性質,其實質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勞動和農業生化類資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產過程中的分散勞動,唯有機械類資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為生產要素和工具,可以通過合作購買、分散使用,也可以通過家庭經營形式的型塑,去適應家庭規模經營。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積狹小的國家,大多發展起小型機械,或者推出租賃式機械服務項目等。因此,可以說,機械類資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農業生產要素的這種可分性特征,從勞動的客觀對象上和物質條件上決定了它和個體家庭分散勞動經營形式的統一。
再次,農業種植生產具有勞動場域廣闊性、勞動活動非定位性等特征,極不適宜把勞動者強制集中在一起進行固定性的勞動,而適宜進行個體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動。家庭生產組織形式解決了農業種植活動中監督難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經濟活動中普遍存在一個交易費用問題;任何一種經濟組織都存在一個管理、監督問題,而且,“共同體的擴大,還將增加協調生產決策和分配共同體產品的費用”[3](P38、P93)。解讀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可以使我們避免對大規模勞動組織的盲目崇拜。以此為視角觀察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就可以發現:家庭組織形式適應了農業種植生產的分散勞動,能夠解決勞動過程監督難、管理成本高的問題。
在農業種植生產過程中,尤其是在傳統農業、手工勞動形態下,勞動監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在農業種植生產中勞動的質量對產業影響巨大,這就要求勞動者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極大的勞動熱情進行勞動的有效投人,而農業生產恰恰只有在家庭農業生產形式下勞動者才蘊含著極高的勞動欲望,才能夠實現無監督的激勵。這是因為:
第一,家庭生產組織形式使勞動者能夠占有一定的生產手段以及由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從而得以獨立、自主地進行生產。生產手段以及生產資料是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是人們從事物質資料生產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在農業生產中,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以 及由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就意味著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統一,意味著勞動者的獨立、自由、自主。勞動者對生產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勞動者擁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條件,尤其是農業生產資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復使用價值,如果被勞動者占有使用,就會使勞動者積極地去提高土地的質量和使用價值,并進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時,由勞動者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就意
味著勞動者擁有決策權、靈活處置權、自由行動權,從而使勞動者能夠主動、負責、自律性很高地進行適宜性勞動。
第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對應關系以及勞動產品的個人處分權,一定條件下,能夠較好地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勞動的熱情來自于對成果的預期以及對應的報酬獲利。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形式能夠使勞動者明確地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并從中得到獎懲,因此,為追求勞動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農業家庭經營者都煥發出極大的勞動熱情。
第三,個體小家庭內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機會主義產生的根源。農業家庭生產形式以個體家庭為勞動成果歸屬單位,應合了家庭私有制產生以來,個體小家庭占有財富的社會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婦二人為養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標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勞動監督成本幾乎為零。在當今世界上已進入現代農業的各個國家,都呈現出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
是伴隨著現代農業生產手段的應用,反而使務農的家庭規模變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國農村普遍存在著獨生兒子在結婚成家后和尚未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分家單過的情況,絕大多數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兩口之家,只有一對夫妻構成。導致此種狀況的原因無外乎兩個方面:~是現代化生產手段的應用,大大降低了勞動量和勞動強度,使尚未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在兒子結婚成家后能夠獨立地進行生產;二是一對對夫妻之間必然呈現內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車”行為。
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很強的彈性和張力
長期以來,學界對生產規模較小的農戶,不論生產手段和生產目的、內容,均習慣稱之為“小農經濟”。其實,“小農經濟”、“小農”、“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各自有著不同的內涵?！靶∞r經濟”概念來自于馬克思、恩格斯的闡述,并由此成為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經濟范疇。在馬克思那里,“小農經濟”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農,后來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農”之中?！靶∞r經濟”的主要特征是:規模狹小,孤立分散、生產手段簡單落后、自足自給等。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只賦予小農經濟以自然經濟的屬性。正是基于這些特征和屬性界定,人們在論及小農經濟時,往往帶著輕蔑的貶低口吻。而“小農”應該是指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規模生產,雖然規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經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復合性質的經濟,還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質的經濟,這就有了學界的“自然小農”、“商品小農”之說。近代以來,中西方都大量存在著商品小農,在擁有現代生產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條件方面的原因,在亞洲各國仍然盛行著小規模的家庭農業。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概念屬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疇,它可以是小規模的“小農”,也可是較大規模的“大農”,還可能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所以,肯定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相對合理性絕不等于肯定“小農經濟”的相對合理性,即便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歷史主義觀點肯定過具有自然經濟屬性的“小農經濟”的歷史作用。
通過我們對歷史發展和長期實踐的觀察思考,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較為準確的認識判斷:家庭經營形式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作為農業生產活動內容的承載工具,可以是為滿足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自然經濟,也可能是商品小農;家庭經濟在傳統農業階段是小規模的自然經濟或商品經濟,但在現代農業階段,它也可以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但絕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規模的。由于農業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適宜于農業初級產品生產過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歷史時期容納不同的生產手段,為著不同的生產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實現有機統一。
第一,家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農業生產活動內容的承載工具,可以是為滿足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自然經濟,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復合性質的經濟,還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質的經濟。這種雙重性質的小農經濟也存在于 中國封建社會乃至近現代各個時期。近代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交換的擴大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各種商品農戶普遍發展。權且不論西歐,就中國近代以來農村各地都相繼出現農產品專業化生產的趨勢,形成區域性的、專業生產農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我國新時期商品市場經濟時代背景下,農村已廣泛全面發展起了農戶商品經濟。
第二,家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可以容納不同的生產力,更不排斥先進的生產手段。從中世紀的鐵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機械化工具,再到現代機械化工具、良種、化肥、農藥等一切現代科技手段的應用,農戶組織形式表現出巨大的張力,吸納著一切先進的生產要素,豐富著自身的內涵,使其由傳統小農向現代農業經營者及家庭農場轉化。
第三,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實現有機銜接,不拘泥于生產資料私有制。“農戶作為一種組織方式,其作用在于通過一定的激勵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它本身并沒有‘公’或‘私’的社會屬性,可以以不同的所有制為基礎,其屬性取決于其借以發展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及其所依附的經濟體制的社會屬性?！盓43(P46)
【摘 要 題】農村改革與發展
【關 鍵 詞】小農經濟/公共產品供給/二元結構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農經濟：“二元均衡”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動趨勢
西方制度經濟理論指出，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導致不同的制度績效。因此，以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經濟效率時，必須考察特定的產權安排背景。事實上，在經營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國傳統農業所體現出來的特點，與其特有的土地產權制度有著極強的相關性。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為一種不可抑制和逆轉的必然趨勢。兼并者為了從土地資源中獲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擴大土地規模的激勵。在一定的技術生產條件下，他會選擇能夠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結合比例，這與資本主義中企業家行為選擇存在著相似之處，就是以最佳的規模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大土地所有者會根據土地占有的多少，規模的大?。俣夹g條件是一定的），來決定租佃或雇傭勞動者的多寡，吸納或滲出農業勞動者，產生如傅筑夫將中國的土地兼并與英國的圈地運動比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農業無產者，使中國的租佃關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夠對租稅進行極端索取，對農民殘酷剝削，農民只有以此作為交換才能與土地相結合，從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鳥一樣無拘無束的無產者”。［1］
這些農業無產者失去生產資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納，就產生了極大的生存危機。由于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城市工商業不夠發達，農業中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沒有渠道滲出，游離在生產領域邊緣，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和威脅統治者生存的一個群體。因此，國家就必須擔負起安置流民的責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將國有土地平均分割，給無地農民經營。這就是均田制，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一種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義的土地制度安排。國家將國有土地平均分配給他的編戶齊民，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穩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稅來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政局穩定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當國家使土地承擔起這種農業失業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時，對于人地結合的比例是否為一定技術前提下的最佳規模，可能考慮的就會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馬克思在論述這種小農經濟時說：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2］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不斷擴大的應用。［3］據此，長期在我國史學界就有觀點認為，這是我國傳統農業社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不能發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對現代化進程的阻礙。
近年來開始出現其他角度的分析，認為這樣的經營特點造成了高效的農業，對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繁榮作出了貢獻。趙岡就認為家庭農場是農業生產較合適的經營方式。一來是農業生產所要求的最佳規模不大，二來因農業生產的特性決定的：首先，農業生產工作的監督很難，因此監督費用會比其他產業部門高很多。其次，農業生產周期長，農業耕作的各個環節工作質量無法按規定的標準來逐一檢查，各環節步驟質量的好壞，只能從最后收成的好壞多寡體現。這樣一來，家庭農場因依靠家庭成員而具有可靠的激勵機制，比大規模農業生產要有較大的優勢。這種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經營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發形成的經營方式。國家在為了安置個體家庭分配土地給無地農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襲了這種經營方式。對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將土地租給佃農，尤其是土地規模大時，也同樣體現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經營的特點來。雖然在后期土地經營中出現了雇傭制，但是根據考證對于租佃制或雇傭制的選擇中，雇傭制的替代與土地所有者性質與其土地規模大小雖有一定的相關性，更重要的卻是來源于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認為在中國，土地兼并導致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伴隨的是經營規模的不斷縮小，經營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經濟學家稱之為中國農業經營的“過密化”。這種特色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能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是依靠國家的支持實現的，這種支持一方面體現在國家通過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穩定保持土地產權結構和經營方式上，另一方面，在農業領域中國家主動承擔起了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水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職能，也成為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興旺發達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給與小農經濟的保障
1.傳統農業中的技術創新和信息傳播
前文論及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的合法化對農業產生的影響，首先是產生出大量的與土地相脫離的“自由人”。這些人的存在會對政權的穩定帶來嚴重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也還難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產品養活過剩人口。因此，一方面為了保證國家政權的穩定安全，“授田與民”來達到“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的目的，另一方面為了能從產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稅收入，統治者對于能夠提高授田農戶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產量的技術創新和推廣十分重視。為此，各朝統治者都不遺余力地鼓勵推廣使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新的工具，通過提高土地單位面積的產量來增加總的產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礎上，推廣農業技術和指導農業生產成為了歷朝歷代統治者責無旁貸的職能。
反觀中國農業社會經濟史，農業技術的發明、使用和推廣都深深打上了國家行為的烙印。早在漢武帝的時候，就曾在全國范圍內由政府倡導新技術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廣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區田制），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國推動農業生產方法的轉變，從而在短期內普及了新的技術，并迅速提高了農業產量，使中國農業生產就此走上精耕細作的道路。
國家以完備的層級官僚體制為依托，承擔起技術創新和推廣的主要責任，在客觀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場形成的自發力量。以至于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封建地主政權雖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現的東方專制國家，但在實行重農政策，保護小農經濟時，卻類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干預下的幾次重要的農業耕作工具的發展推廣使用，先進的耕作方法傳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圍之廣，足以證明這種方式對于市場自發形成的傳播機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證的是，在我國傳統農業技術創新和傳播中，最活躍的行為主體是統治者在各區域中對農業生產負責的人，某些朝代稱之為農官。據史料記載，很多當時先進的生產工具、耕作技術的創新也多是來源于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集農業生產者、技術使用者和租稅收入執行者于一身，既有農業生產的實踐經驗，又兼有國家賦予的提高生產率的職責，是當時最具有創新動力和創新能力，以及傳播動力和傳播能力的行為主體。固然有提高國家收入的意圖，但這種模式對于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增長有很高的貢獻率。這也可以看作是國家為了換取收入而向在國有土地上勞動者提供的一種服務。
隨著國家經濟控制權力被削弱和侵蝕，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這種技術創新和傳播的信息體系也因之解體了。因此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后期，農業生產技術方面再沒有發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對原有技術體系的細化和完善。相較于國家主導型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機制而言，這一階段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值的提高，更多地體現了市場化導向的特征。
2.基本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
小農經濟細微的生產組織和廣泛的地理分布不僅帶來了農業生產上技術變革的麻煩，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設施及運輸倉儲等方面產生了先天供給不足的缺陷。對于自然條件不穩定、不平衡的農業大國，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保障穩定的農業產出和防止因天災引起的農業波動，統治者以其所獲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會提供必須的服務。這類服務的特征是必須有龐大的資金支持，有序的協作、計劃和組織，復雜的技術和相應的大規模的勞動投入，這是國家機器所擁有和擅長的能力，可以憑借整個國家掌握的資源和權力作為支撐。
固然小農個體都可以意識到這類物品的供給對其再生產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質決定，組織一個系統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組織費用、談判、磨擦等等）足以破滅任何一個自發的小農組織下的雄心壯志。因此在初期，這類物品的供給是完全依賴國家意志來實現的。尤其是在各朝發展農業的初期，中央集權的力量最為強大時，往往伴隨著大規模、大投資的水利系統工程的進行。從漢武帝至三國期間，各政權都曾普遍興修水利。這有助于我們觀測國家在對經濟資源控制力比較，對其“編戶齊民”的授田者的經濟效率既承擔后果（獲取所有權收益租金與稅收）又負有責任（經濟增長和社會安定）時，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設施等有穩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長的現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給是以大規模、大系統、大協作、大投入的方式組織起來的，這樣的國家供給部分替代了農戶個體可能需要的投入。對于經濟能力弱小、缺乏應對危機和風險能力的小型家庭農場，提供了較高層次的生產保障，使他們比較容易在現實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下生存。這樣小規模、家庭經營、簡單協作、小投入的生產方式與大規模、系統組織、高度分工協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給相配合，宏觀上減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類供給而帶來的農業生產風險和經濟波動，提高了農業整體產出效率和生產水平；微觀上為小型家庭農業的存在和延續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農階層的迅速分化，使小規模的家庭農場在兼并和自由買賣的威脅下，有可能維持最低限度的再生產，降低了自耕農階層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國家機器上精密先進極具現代生產經營特點的系統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細小的家庭農耕方式的簡單生產單位；不同于劉易斯二元經濟中兩部門的劃分和兩者間存在的巨大勢差和隔離，他們都統一在中央集權的農業經濟體系中。這兩個規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生產的高效率，維護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
與技術擴散的特征相類似，我們可看到隨著國家所有的土地的削減，國家“授田于民”的能力喪失，以及由此產生的財政收入的銳減，在傳統農業社會后期（宋后），由政府規劃實施的大型的農田水利設施寥寥無幾。后期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設施的修復與改善。這一時期可數的較大規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災人禍的背景下被動實施的，而且往往因為對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礙而受到相關利益階層、豪強貴族的阻撓，最終半途而廢。對原有水利設施的修修補補就成為這一階段水利建設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和水利環境的破壞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與國家權力向地方權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財力資源各方面的轉移和分化直接相關。同國家追求的經濟目標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強對地方農業經濟發展的責任和自身利益極其關注，使區域性、小范圍的水利設施建設既成為必要又成為可能。但與此同時，由于私有權（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強化和國家控制力的減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強任意兼并和圈圍，個體農民自筑騰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為零亂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統始終未得到有效的改變。
這種由于缺乏統一規劃、混亂無序導致的農業基礎設施的破壞，用現代經濟學觀點可以解釋為“個體理性導致的集體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場失靈”。徐浩在解釋為何中國華北農業由先進變為落后，在清代農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停滯和下降趨勢時，認為農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農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災害，使農民生命財產被破壞，是對農村宏觀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打擊，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農業水平下降，糧食單位產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廬舍難保，水利未興，耕鑿何賴，試觀歷年以來土地之肥瘠，煙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貧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無過于此?！保? ］但我們也不能小視在這一過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資興起的意義，這是當國家財力有限卻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時，逐漸發展出的一種公私合作的權宜之計。它以給予合作投資個體某種優惠政策為前提，同時投資個體往往也是當地土地所有大戶，當這種合作觸犯到其自身利益時，工程往往就會半途而廢。
由于國家勢力的變動和土地所有權結構的變動，這種“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漸縮小的趨勢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隨著這種小農經濟中個體農業經營和國家保障的“二元結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體現并加劇了傳統農業經濟及其經營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現代農業技術和生產方式所替代。
參考文獻
［1］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是“十二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然選擇。雖然與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相比，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內涵更為豐富。在農業自然資源剛性約束不斷增強、農業勞動力日益緊缺的形勢下，促進農業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依然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路徑。而農業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實質就是通過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不斷提升農業集約化水平的農業發展過程，簡稱農業集約化發展。因而，深入剖析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在機理及其制約因素，對于正確認識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于科學制定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相關政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有關農業集約化發展的研究，很早就受到了學者的關注，但長期局限于古典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經營觀。而從近期研究成果看，學者們對農業集約化發展現狀進行了評價、揭示了農業集約化發展中存在問題、提出了農業集約化發展的路徑及相關政策建議［1－5］。但這些研究側重的是各種經驗分析，而對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在機理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思考。本文借鑒新古典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從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涵出發，在揭示農業集約化發展內在機理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分析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制約因素，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涵分析。
由于農業集約化發展是以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為基礎、以農業集約化水平不斷提升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發展過程。因而，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的概念以及農業集約化水平的衡量標準的界定，是理解農業集約化發展內涵的前提。而從西方經濟學的經典著作中可以發現，對此存在2種不同的理解。
1。古典經濟學的理解。
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稅賦原理》一書中率先對農業集約化經營與粗放式經營的概念進行了辨析。他認為：同量資本和勞動投入在不同的土地上，就屬于“粗放”的農業耕種方式；而等量資本和勞動投入在同一塊土地上，就屬于“集約”的農業耕種方式［6］。隨后，馬克思以及德國農業經營學派代表人物布林克曼繼承了李嘉圖的觀點 ，并認為農業集約化經營就是“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資本或者勞動力”的經營方式［7－8］；據此，農業集約化水平便可以用單位土地面積的資本和勞動力投入量來衡量；而農業集約化發展便可以視為通過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資本或勞動力要素，以不斷提升土地利用率的農業發展過程。
2。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解。
與古典經濟學家把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增加視為經濟增長的核心過程不同的是，以Solow、Swan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9－10］。正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西奧多·W·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要引入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而引入新生產要素的過程實際就是農業技術的變化［11］。由此可見，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解，農業集約化經營就是通過采用現代農業技術來降低土地、勞動力等傳統農業生產要素投入，以全面提高農業生產率的經營方式。農業集約化水平便主要體現農業生產率上，可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等指標來衡量。農業集約化發展便可以視為通過廣泛采用現代農業技術，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率的農業發展過程。
盡管，古典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發展觀仍然具有現實指導意義，而且仍然被當前許多文獻所沿用；但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發展觀更能反映現代農業的發展趨勢，而且也被許多重要決策文件所認可。
二、農 業 集 約 化 發 展 的 內 在 機理分析。
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農業集約化發展是以采用現代農業技術的集約化經營活動為基礎，以農業生產率或集約化水平不斷提升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發展過程。對農業集約化發展的研究，便可從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與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兩個互相關聯的層面展開。這二者的內在聯系是：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是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的前提和基礎；農業集約化水平的提升是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不斷擴散、集約化經營效率不斷改進的結果。
1。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分析。
（1）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的誘因。根據速水佑次郎等的誘致性農業技術變遷理論，可以假設農業生產經營單位是以戶或家庭為主（以下統稱為農戶）［12］。如果某些農產品的市場需求量增加并引發其價格上漲，那么農戶為了獲取更多的農產品銷售收入，必將擴大該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規模。但是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在生產技術不變的情況下，只能靠增加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而隨著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將導致這些生產要素變得更為稀缺，從而反映在要素市場上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這無疑會促使生產經營成本的快速增加。
因此，為了降低生產經營成本，獲取更多的農產品銷售利潤，農戶會主動尋求可以減少稀缺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現代農業生產技術。也即是說，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增長和農業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變化，將通過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的價格，誘導農戶采用節約稀缺生產 要素的現代農業技 術 從 事 集 約 化 經營活動。
（2）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的實現。在農戶經營為主的前提假設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便不具備工業企業那樣的自主研發或創新能力，他們從事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所需的現代農業技術就只能夠通過外部獲取。而農業公共科研部門正是承擔了農業技術的研發任務，農資廠商則負責將農業技術轉化為可以被農戶使用的農業生產物質資料。當農產品市場需求或農業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變化誘導農戶去尋求資源節約型農業技術時，農戶便將這種需求反映給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和農資廠商。這些機構在接收到農戶技術需求信息后，便據此開展技術研發和農資生產活動，并最終將所取得的相關成果通過農業技術市場或農資市場提供給農戶。由此，農戶集約化經營所需的現代農業技術便可以獲取，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便得以實現。也即是說，農業集約化經營得以實現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農戶、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和農資廠商三者之間的合作互動過程。
2。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機理分析。
由于農業集約化水平的提升是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不斷擴散、集約化經營效率不斷改進的結果。因此，對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機理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以下2個方面：
（1）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機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主要表現為采用現代農業技術的農戶數量的增加。Bass研究指出，技術擴散活動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基于大眾傳媒的外部因素；二是基于已采納者與未采納者之間信息交流的內部因素［13］。就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而言，這種外部影響因素主要來自相關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可以從公共利益出發，通過多種路徑對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產生積極外部影響。比如：政府農業技術推廣部門通過各種農技推廣培訓活動；政府財政部門通過財政補貼方式激勵農戶采用現代農業技術；政府的公共傳媒通過電視、廣播、網絡等多種渠道對采用現代農業技術進行宣傳等。而農業集約化經活動擴散的內部影響因素，主要來自農業生產經營者之間相互模仿、相互感染。其傳播網絡與傳染病感染網絡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可以用傳染病模型對其擴散機理進行理論解釋［14］。根據傳染病模型把某地區農戶劃分為2類，即“感染個體”（已采用技術者）和“易感個體”（未采用技術者）。
在“感染個體”的示范帶動下，“易感個體”對于現代農業技術會逐步由觀望向模仿采用轉變，繼而成為“感染個體”再對其他“易感個體”產生影響。
（2）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改進機理。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就是采用現代農業技術后，農戶實際農業產出與該技術的理論產出的對比。通常而言，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農戶的實際農業產出會低于理論產出。但是，農戶可以通過對該技術的不斷學習，最終到達熟練并有效利用該技術，從而促進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改進。而舒爾茨認為，對農戶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是農戶能夠熟練并有效利用現代農業技術的關鍵。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農戶學會使用農業技術的時間就越短，其集約化經營效率就越高。
Lucas在吸收阿羅“干中學”理論和舒爾茨人力資本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以人力資本積累為核心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他認為，人力資本積累主要來自2個方面，一是通過正規教育獲取的人力資本；二是通過“干中學”獲取的人力資本。而且相對于前者而言，“干中學”獲取的人力 資本 更加重 要［15］。
Foster等則進一步論述了通過“干中學”積累的人力資本對農業技術變化所產生的影響。他們認為，農戶在從事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人力資本積累主要來自2個方面：一是自身的“干中學”；二是與他人學習交流的“干中學”
［16］。由此可見，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為農戶在集約化經營過程中，通過自身以及農戶間的“干中學”促進了自身人力資本水平的不斷提升。
三、我國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制約因素分析。
1。農業集約化經營中的制約因素分析。
（1）農產品市場需求受限、價格信號失靈難以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產生誘導。農產品市場需求增長是農業生產者采用現代農業技術從事農業集約化經營的重要誘因。我國農產品市場需求主要受到以下2個方面的限制：一是農產品本身缺乏需求彈性，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對農產品的消費可能出現下降。比如《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顯示，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糧食消費分別由2000年的82。3kg／人、250。2 kg／人，下 降 到 了2010年 的81。5 kg／人、181。4kg／人。二是根據阿林·楊格分工水平決定市場規模的思想，農村勞動力的非有效轉移，將制約工農產業之間分工水平，從而對農產品市場需求增長形成限制［17］。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難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與工資待遇，致使其不得不在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之間徘徊。對于這部分農民工而言，其對農產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靠自身的農業生產自給解決，而不是通過市場需求實現，進而對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增長形成制約。
農產品市場需求增長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的誘導作用主要是通過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信號實現的。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工業資本的積累長期依賴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雖然，近年來國家提出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戰略。但是整個經濟發展已經對廉價農產品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一旦農產品價格上漲將可能導致全面的通貨膨脹。
由于對上述問題的擔憂，國家在對農產品價格在進行保護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這就使得農產品市場價格難以反映真實的市場需求，價格信號由此失靈，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的誘導作用便由此降低。
（2）農戶與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及農資廠商間缺乏有效互動阻礙了農業集約化經營的實現。農業公共科研部門與農戶的互動缺乏與之相適應的激勵機制。由于現行科研評價制度的缺陷，農業公共科研部門技術研發活動對農戶農業生產實際的關注度降低，而對于發表高級別科研論文、申請高級別科研課題的關注度提高。在這種激勵機制下，農業公共科研部門研究成果與農業生產實際存在嚴重的脫節。即一方面存在大量的科研成果難以有效轉化，另一方面農戶對農業技術的需求得不到滿足，農戶的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也就難以實現。
農資廠商與農戶的互動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當前農資廠商在經營過程中把賺取利潤放在首要位置，卻忽視自身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導致對農業生產經營者的服務不到位。農資廠商的市場競爭手段，除了普遍意義上的廣告宣傳外，更多是采用低價劣質策略，而不是靠提升服務質量。由此一方面導致了農業生產者在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中經常受到欺詐而利益受損；另一方面由于農資廠商對農業生產者缺乏必要的技術指導服務，致使農業生產者難以有效掌握新的農業生產技術，進而對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實現形成制約。
2。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中的制約因素分析。
（1）產業集聚度低、合作組織功能弱化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農業產業集聚度低、生產分散強，增加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難度。
雖然，現有文獻利用省域層面的數據的研究表明，我國農業產業集 聚 度 由1981年 的0。41提 高 到 了2008年的0。66［18］。然而，由于地理條件的差異，對于以丘陵山區地形為主的中西部地區而言，省域層面的農業產業集聚度可能并不能代表其農業生產的集中性。這是因為，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即使省域層面的農業產業集聚度提高，但是省域內部由于地理條件的制約，以及土地流轉存在的障礙，農業生產的分散性仍然較強。農業產業集聚度較低、生產分散性強，無疑會增加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成本，進而對其形成制約。
農民合作組織技術服務功能弱化，不利于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公共部門的技術推廣、財政扶持、媒體宣傳等行為，另一方面則依賴于農業生產經營者之間的相互“感染”。而農民合作組織的蓬勃發展，為農業生產經營者間的相互“感染”提供了很好的載體和平臺。然而，現有研究表明，農民合作組織更多的是為農戶提供農產品市場信息服務，以農業技術服務相對欠缺且服務內容單一，難以滿足農戶的差異化需求［19］。由于農民合作組織技術服務職能的弱化，農戶從事集約化經營活動的相互“感染率”會下降，進而對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形成制約。
（2）農業基礎設施落后、人力資本不足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提升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重要保障。這是因為農業生產使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結合，現代農業技術能夠有效發揮作用需要一定的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與之相適應。近年來，雖然國家對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強度不斷增加，但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
比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資比重較大，而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投入不足；建設性投資比重較大，而農業基礎設施后續維護投入不足。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農業生產急需的農業基礎設施缺乏，或者農業基礎設施不能正常發揮其作用。在農業基礎設施比較欠缺或無法發揮作用的情形下，現代農業技術的使用效果會受到削弱，即相對理論產出而言農戶采用技術的實際產出會更低，從而制約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
人力資本投資是農戶熟練掌握現代農業技術提升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內在要求。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農業部門比較效益較低會損害農戶在農業生產領域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這主要表現在2個方面：一是通過接受正規教育提升人力資本的農業勞動力在比較利益的誘導下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產業部門，導致農業人力資本存量縮減；二是各級地方政府對通過非正規教育提升農業勞動力人力資本重視程度不夠，不利于農業生產經營者人力資本的長期積累。在農業人力資本存量不斷縮減和有效積累不足的情形下，農業生產經營者對現代農業技術熟練掌握并有效使用的難度增加，進而制約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農業集約化發展就是通過采用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集約化經營活動，而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率或農業集約化水平的農業發展過程。農產品市場需求變化和農業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變化可以誘發農戶開展集約化經營活動，而農戶、農業公共科研部門以及農資企業之間的有效互動又為集約化經營活動的實現提供了保障。隨著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不斷擴散和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不斷改進，農業集約化水平將得以提升，進而促使農業集約化發展。然而，就我國農業集約化發展而言，農產品市場需求受限、價格信號失靈難以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產生誘導；農戶與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及農資廠商間缺乏有效互動阻礙了農業集約化經營的實現；產業集聚度低、合作組織功能弱化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農業基礎設施落后、人力資本不足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在推動我國農業集約化發展的過程中，可以得到的政策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切實保護農民工利益促進農業勞動力有效轉移，進而提升農產品市場需求量；并逐步建立農產品價格穩定增長機制，使其能客觀反映農產品市場需求狀況。二是完善農業公共科研部門激勵機制，支持發展民間農業科研組織，促進農戶與農業科研部門有效互動；增強對農資廠商的社會責任監督，嚴厲打擊各種坑農害農行為，提升其對農戶的服務職能。
三是優化省域范圍內的農產品種植布局，提高生產業集聚和專業化程度，增強農民合作組織的技術服務職能，為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創造條件。
四是優化農業基礎設施公共投資結構，增強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和后續維護的投資支出，積極探索民間資本投資機制；建立有效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機制，增強對農戶的職業技術培訓，鼓勵吸引城鎮居民到農村創業，從而提升農業部門人力資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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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自然資源 可持續利用 觀點
農業自然資源,主要是指一切可供農業生產和農業經濟活動所需的自然界存在的物質和能量。它是相對于農業生產的社會資源(如勞動力、資本等)而提出的,并與其一同構成農業生產和經濟活動的兩大物質基礎,即農業資源。對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研究,主要有以下觀點。
1.農業自然資源區劃觀
農業自然資源區劃,就是從區域的角度深入揭示自然資源的區域分布特征、資源利用的空間結構、資源開發利用的潛力和限制因素,從而引導并實現農業自然資源持續利用的空間優化。
事實上,農業自然資源區劃觀點主要是根據比較優勢原理,尤其是稟賦比較優勢理論而提出的。比較優勢原理起源于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后經李嘉圖的發展而形成。再后來,赫克歇爾和俄林進一步發展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總結成稟賦比較優勢說。該學說認為,不同的商品生產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比例,而不同國家或地區擁有不同的生產要素;各國或地區如能集中于生產并出口其相對比較豐富的生產要素所加工的商品,進口自己相對比較稀缺的生產要素所加工的商品,必然會有比較利益的產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資源的合理區劃以實現比較優勢,主要就是體現在各地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外移和消費者選擇集的擴張(以交換的可能性為前提),從而實現有限自然資源利用的社會福利的增加。
我國地大物博,農業自然資源總量豐富,但分布及不平衡,而人們的需求卻是多樣的。因此,單純依靠各地自己的生產以滿足當地人們多樣化的需求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需要進行各地區間的協調。而實施農業自然資源區劃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生產的合理地域分工,則是達到區域間協調以滿足人們多樣化需求的有效途徑。在自然資源區劃觀的指導下,羅其友等人(1999)根據資源分布特征,在構建分區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用聚類分析的方法,將我國農業基本資源可持續利用分為了四個一級區和十四個二級區,并具體分析了各區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模式。這種劃分在當時反映了我國資源的地理分布和利用特征,具有相當的科學合理性。但是,時隔六七年,隨著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不斷利用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以上這種分區的合理性已經降低,因此有必要結合目前需要及未來發展趨勢重新進行農業自然資源的區劃。另外,區劃只是反映了資源的空間分布特征和為區域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提供了一定依據,但要實現資源的持續利用還應該根據各區內具體的資源特征制定科學合理的開發利用方案。
2.自然資源和環境“閾值”觀
為了描述的方便,此處借用生物經濟學中的“經濟閾值”概念(Stern et al.提出)而使用了“閾值”一詞。一般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是自然資源存量的“臨界值”和環境 “容量”兩個更專業的術語。資源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自然資源從不同角度可以有多種分類。按照資源的可更新(可再生)能力可分為可更新資源與可枯竭資源?！伴撝怠庇^認為,無論是可更新資源還是可枯竭資源,都存在著一個存量上的“臨界值”,對其利用超過這個“臨界值”,則資源就會絕對減少以至完全消失;如果利用率控制在“臨界值”允許的范圍內,則可以實現資源持續不斷的利用。這一“臨界值”對于可更新資源來說,就是維持其自身再生產的最低數量(如生物資源的最低種群數量);對于可枯竭資源而言,則是其潛在儲量被探明和開采的可能性概率或者其可替代資源開發的可能性概率。
對于環境,其“閾值”則是針對其承載能力提出的。環境經濟學認為,環境作為一種資源,本身在向經濟過程提供投入的同時也具有吸納經濟活動的最終產物(即廢物)的功能。經濟活動向環境排放廢物,也就是對環境資源的利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環境對廢物的吸納能力和其提供資源的能力也有一個最大限度,如果超過這一限度,環境就被破壞(表現為環境惡化、生態失衡)。因此,對于環境的利用同樣不能超過其最大承載能力或環境“容量”。
當前農業自然資源利用過度(如地下水超采)、農業環境破壞嚴峻(如化肥、農藥污染)的形勢,要求我們對資源環境的開發利用不可忽視其“閾值”約束。目前實施的一些環境標準(如各種污染排放標準)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具體資源的“閾值”標準似乎還比較少見,這應該是今后的一項重要工作。尤其在當前人們的資源環保意識還不夠強、僅以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情況下,科學合理地確定出自然資源的“閾值”和環境的最大承載“容量”并強制實施這一標準,或許可以暫時抑制住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破壞。此外,還要說明的是,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利用,并不是指簡單的將開發利用率控制在“閾值”許可范圍內即可,還需要考慮經濟效益。也即是說,要在不損害自然資源自我更新能力和不超過替代資源開發能力的前提下,實現自然資源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配置。
3.資源有效利用技術對策觀
人類對農業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開發利用,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技術水平下進行的。某一時期的科學技術水平決定了此時的資源利用方式和生產手段,從而影響并決定了該時期的資源利用狀況。近代農業和現代農業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由于科學技術水平低下導致生產方式落后,農業生產力水平不高與人口的急劇膨脹和人類需求的持續增加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從而引發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經營,最終導致了資源與環境的破壞。技術論觀點認為,要解決資源短缺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人與自然的和諧,主要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
技術進步對農業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作用機理主要體現在:(1)技術進步能提高人類利用農業自然資源的效率和能力。一方面,技術進步可以優化各種農業自然資源在生產利用過程中的結合方式(改變生產函數),使人們通過既定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大的產出,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節約了資源。表現在等產量曲線上就是,技術進步會使等產量曲線向坐標原點方向移動,表明生產等量的產品只需較少的投入;而表現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就是,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移動,表明以前不能生產的點而現在可以生產(見圖1)。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不斷擴大資源的范疇。技術進步通過改變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改變生產方式),使以往人們難以利用的或不知其用途的農業自然資源逐漸被發現和利用,從而突破了資源供給的限制。(2)技術進步可以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進而影響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技術進步本身是各種人力資本積累的結果,是由勞動者實現的;反過來,技術進步也可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因為技術進步引起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從而要求使用和掌握這些生產工具的勞動者接受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素質。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體現為技能、技術工藝操作水平的提高,認識資源環境的能力及改善、治理環境的技術水平的提高,從而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產生影響。此外,技術進步還會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從而影響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4.結構調整觀
簡單的說,結構調整是對事件或者任務的主次、輕重緩急程度根據實際需要并結合限制條件進行的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重新安排。將結構調整的觀點應用于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活動,就是要按照市場導向、效益和效率、比較優勢等原則,結合一國或地區的農業資源狀況和技術水平,對農業生產和農業經濟活動進行的統籌安排,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的協調發展和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根據調整內容和范圍,可以分為以下主要類型: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結構調整、農業區域結構調整。
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是指對農村經濟構成中第一、二、三次產業的合理配置,是針對廣義的農業而言,對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進行的合理安排。農業結構調整包括農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和種植業內部結構的調整,主要是就狹義的農業而言,是指對種植業內部糧食作物、經濟作物、油料作物等的生產比例以及各作物品種安排的調整;農業區域結構調整是從農業生產的空間布局而言的,農業具有鮮明的區域經濟特點,發展農業必須依據各地區地理位置、區域資源和環境、人口素質、市場狀況、區域文化科技狀況等來綜合考慮、綜合安排,這是實現區域資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基礎。
目前,區域間農業結構和農業內部結構趨同,是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要特征,也是有限的農業自然資源利用效率不高、農產品供給結構性過剩、農業比較利益低下、農民增收困難等問題的主要原因。李曉明認為,新一輪的農業結構調整應堅持以下原則:市場導向原則,效益優先原則,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原則,科教興農原則,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原則,政府合理引導、扶持與農民自愿相結合原則。具體實踐中,首先要發揮地區比較優勢,調整農業生產布局,東部地區要注重發展高科技農業和出口創匯農業,中部地區繼續發揮糧食生產的優勢,西部地區抓住大開發的機遇因地制宜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和節水農業;其次,根據市場需求調整農產品結構,提高農產品質量,要注重農產品的優質化和專用化,以增強市場競爭力;再次,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二、三產業,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傊?結構調整的目的就是要將有限的資源用于最需要的生產中,以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產生最大的社會福利。
5.結束語
5.1 對于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觀點,還有諸如自然資源價值論與“資產化管理”觀、循環經濟論、資源保護論等,因其內容與這里所討論的幾種觀點本質上并沒有太多區別,因而沒有一一列舉。同樣要說明的是,關于本文的幾種觀點,并沒有見有關文獻明確提出,但它們實際上卻體現于眾多的資源利用研究中,出于更好探討資源持續利用的目的,我們將其進行了總結并概括為以上論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