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0:05
序論：在您撰寫海洋文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根據海洋文化旅游產品應具備的條件和應遵循的設計原則，以相關學者的理論研究為基礎，運用綜合歸納法，從文化載體、文化內容、文化精神和文化價值四個維度，將影響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的眾多因素進行歸納，確定了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的評價體系［9］。如表1所示，本文構建的海洋文化旅游產品評價體系包含總目標層、評價綜合層、評價項目層和評價因子層4個層次，13個評價項目指標，共包含36個評價因子指標。文化載體作為體現文化旅游產品文化內涵的物質形式，具有豐富的藝術表達手段，將其分解為新穎性、觀賞性和體驗性3個評價項目層。其中，新穎性包括地方性、民族性、稀缺程度和可替代性4個評價因子;觀賞性包括優美度、新奇度和和諧度3個評價因子;體驗性包括趣味性、參與度和多樣性3個評價因子。文化內容作為文化旅游產品的各種不同的文化載體所承載的文化主題，可以分解為真實性、積極性和廣泛性3個評價項目層。其中，真實性包括歷史記載、文化淵源和廣為人知3個評價因子;積極性包括增長見識、開拓視野和凈化心靈3個評價因子;廣泛性知名度、美譽度和市場占有率3個評價因子。文化精神作為文化旅游產品通過文化載體對文化內容的演繹所期望體現的精神境界或價值觀念，可以分解為道德性、激勵性、先進性和融合性4個評價項目層。其中，道德性包括言行習慣、公德意識和法規意識3個評價因子;激勵性包括振奮人心和陶冶情操2個評價因子;先進性包括與時俱進和符合心理需求程度2個評價因子;融合性包括地方融合性和中外融合性2個評價因子。文化價值作為文化旅游產品的文化傳承作用和市場價值，可以分解為傳承性、教化性和資源價值3個評價項目層。其中，傳承性包括文化傳承、可持續性和文化創新3個評價因子;教化性包括人生觀和價值觀2個評價因子;資源價值包括文化保護、文化積累和市場前景3個評價因子。
二、評價因子權重的確定
為確定文化旅游產品的評價體系各層次評價因子的權重，首先，請文化資本與旅游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和學者、旅游產品的經營管理者以及游客，采用1～9標度法，對位于同一層次的各因子間相對于其上一層次的評價因子的相對重要性進行問卷評分，并構建海洋文化旅游產品判斷矩陣;然后，用數學方法得出每個層次判斷矩陣中各因子的權重;最后，通過各層次權重的組合，得到全部因子相對于目標的權重)。問卷調查期間從2012年4月到9月，共計發放調查問卷290份，收回調查問卷226份(回收率77.93%)，其中有效問卷179份(有效率79.20%)。具體的評價因子權重如表1所示:在文化載體、文化內容、文化精神和文化價值四個因素中，文化載體的權重為0.0318，文化內容的權重為0.1230，文化精神的權重為0.3689，文化價值的權重為0.4763。這說明在文化資本的四層次模型中，由于文化載體、文化內容、文化精神和文化價值四個因素之間的由表及里關系，使得其重要性也依次遞增。因此，文化價值作為文化資本的核心是至關重要的。
(一)文化載體各構成要素的權重
在文化載體的權重層中，新穎性和觀賞性的權重都是0.1390，而體驗性的權重是0.7221。數據表明在文化載體的構成因素中，體驗性是最重要的。這意味著在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的設計上一定要強化體驗性，這是使得文化能夠真正成為海洋文化旅游產品之靈魂的關鍵。具體的，在新穎性的權重層中，地方性的權重是0.0521，民族性的權重是0.1563，稀缺程度的權重是0.7812，地方性的權重是0.0104。數據表明在新穎性的構成因素中，按其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稀缺程度、民族性、地方性和可替代性。在觀賞性的權重層中，優美度的權重是0.6923，新奇度的權重是0.0769，和諧度的權重是0.2308。數據表明在觀賞性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優美度。在體驗性的權重層中，體驗性的權重是0.0759，參與度的權重是0.8483，多樣性的權重是0.0759。數據表明在體驗性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參與度。
(二)文化內容各構成要素的權重
在文化內容的權重層中，真實性的權重是0.2308，積極性的權重是0.6923，廣泛性的權重是0.0769。數據表明在文化載體的構成因素中，積極性是最重要的。這意味著在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的設計的文化主題的定位上要強化積極性。具體的，在真實性的權重層中，歷史記載的權重是0.0428，文化淵源的權重是0.1284，廣為人知的權重是0.8288。數據表明在真實性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廣為人知。在積極性的權重層中，增長見識的權重是0.2561，開拓視野的權重是0.2878，凈化心靈的權重是0.4561。數據表明在積極性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凈化心靈。在廣泛性的權重層中，知名度的權重是0.4561，美譽度的權重是0．4561，市場占有率的權重是0.0878。數據表明在廣泛性的構成因素中，知名度和美譽度居于同樣重要的地位。
(三)文化精神各構成要素的權重
在文化精神的權重層中，道德性的權重是0.2768，激勵性的權重是0.302，先進性的權重是0.2653，融合性的權重是0.1559。數據表明在文化精神的構成因素中，激勵性是最重要的、之后依次是道德性、先進性和融合性。具體的，在道德性的權重層中，言行習慣的權重是0.0769，公德意識的權重是0.6923，法規意識的權重是0.2308。數據表明在道德性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公德意識。在激勵性的權重層中，振奮人心的權重是0.2500，陶冶情操的權重是0.7500。數據表明在激勵性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陶冶情操。在先進性的權重層中，與時俱進的權重是0.2052，符合心理需求程度的權重是0.7948。數據表明在先進性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符合心理需求程度。在融合性的權重層中，地區融合性(國內)的權重是0.7500，中外融合性的權重是0.2500。數據表明在融合性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地區融合性。
(四)文化價值各構成要素的權重
在文化價值的權重層中，傳承性和教化性的權重是0.4561，而資源價值的權重是0.0878。這說明在基于文化資本的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的開發中，文化的傳承和教化意義是至關重要的，是根本。具體的，在傳承性的權重層中，文化傳承的權重是0.4561，可持續性的權重是0.4561，文化創新的權重是0.0878。數據表明在傳承性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傳承與可持續性。在教化性的權重層中，人生觀的權重是0.5000，價值觀的權重是0.5000。數據表明在教化性的構成因素中，人生觀和價值觀同樣重要。在資源價值的權重層中，文化保護的權重是0.7548，文化積累的權重是0.1949，市場前景的權重是0.0503。數據表明在資源價值的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保護。
三、綜合評價模型的構建
海洋文化旅游產品評價指標體系中的每一個單項指標，都是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狀況不同方面或側面的反映，為了對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狀況進行綜合評價，下面以多目標線性加權法為基礎，結合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的實際狀況，構建了綜合評價模型。具體的函數表達式為:E=∑n1k=1Bk·∑n2j=1Ckj·∑n3i=1(Dji·Pi{[]})×10．其中，E代表海洋文化旅游產品評價的綜合得分值;Bk表示評價綜合層k的權重;Ckj表示評價綜合層k中評價項目j的權重;Dji表示評價項目j中評價因子i的權重;Pi表示評價因子i的評分;n1表示評價綜合層中評價指標的數目;n2表示評價項目層評價指標的數目;n3表示評價因子層中評價指標的數目。由于綜合評價模型的滿分是50分，所以，可據具體得分將海洋文化旅游產品劃分為五個評價等級:得分如果高于40，為I級;得分如果在30到40之間，為Ⅱ級;得分如果在20到30之間，屬Ⅲ級;得分如果在10到20之間，屬Ⅳ級;得分如果低于10份，屬Ⅴ級。
四、對蓬萊市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的定量評價
一、海洋文化與海洋文化旅游
人類的生命與海洋息息相關，人類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文化是屬于濱海地區的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世代生活在沿海地區時，借助海洋從事政治、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等活動，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是在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海洋特色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教育科技和文化藝術。海洋歷史、海洋考古、海洋宗教、海洋軍事、海洋民俗、海洋漁業、海洋生物、海洋美食、海洋信仰等與海洋有關的人文景觀都屬于海洋文化的范疇。海洋旅游是人們在海洋進行的活動，并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是海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開發海洋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海洋旅游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以海洋為依托，為滿足人們愉悅需求而進行的旅游、休閑、度假活動。海洋文化旅游是海洋旅游產品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海洋文化為主要吸引物，為旅游者提供觀光、度假、科普、教育等需求的海洋旅游產品形式。
二、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發展現狀與存在問題
（一）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發展現狀特征
1.海洋文化旅游資源比較豐富。廣東是我國的海洋大省，岸線漫長，不僅擁有廣闊的海洋空間優勢，還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廣東21個地級市中，有14個濱海城市，大陸海岸線長4100多公里，居中國沿海各省區之首。不僅如此，廣東海島眾多，面積500平方米以上的島嶼就有759個；全省可供開發的濱海沙灘有174處，沙灘總長572公里；水深200米以內大陸架海洋國土17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廣東省的陸地面積。廣東海灘資源豐富且分布較廣，漁業資源產量大、種類多、品質優良。廣東沿海擁有眾多的優良港口資源，包括廣州港、深圳港和湛江港等。生態景觀紅樹林分布廣、面積大，另外還有中國惟一的大陸緣型珊瑚礁。廣東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發祥地，是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最長、港口最多、航線最廣的省份。南海海上絲綢之路連接了許多古海港遺址，它們遍布整個廣東沿海地區。除此以外，海洋非物質文化資源也比較豐富，例如潮人文化、雷州半島文化、疍民文化等。由此可見，廣東發展海洋文化產業的資源優勢明顯，潛力巨大。
2.海洋文化旅游產品漸成體系。廣東各地通過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內涵，開發出一系列海洋文化旅游產品。一是利用其豐富的海島旅游資源，著力打造湛江東海島、茂名放雞島、汕頭南澳島等自然文化觀光旅游景區；二是培育了以海洋為主題的節慶、會展品牌，如珠海沙灘音樂節、湛江東海島人龍沙灘旅游文化節、湛江海鮮美食節等；三是開發了一系列海洋文化旅游項目，其中包括具有濃郁廣東地方特色的民俗戲曲和廣東方言特色的民間漁歌，以及舉辦濱海地區休閑體育比賽、創作海洋文化特色影視作品，如《大清海戰》《南海潮》等。因此，廣東省海洋文化旅游產品日益豐富，體系也逐漸完善，這不僅拓寬了廣東省海洋文化的研究領域，也促進了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
3.海洋文化旅游產業初具規模。目前，廣東開發建設了一系列現代海洋文化旅游景區，這些景區環境清新優雅，設施完備齊全，服務水平優良，能夠滿足游客休閑度假的多樣化和個性化需求，是國內外游客理想的度假目的地?；葜莺I溫泉旅游度假區將海洋文化與溫泉文化有機融合，創造出全新的溫泉養生文化。同時，廣東將海洋文化旅游產業引入市場機制，積極爭取舉辦國際國內體育賽事，擴大濱海體育的社會效應，積極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吸引了國內外游客到廣東濱海度假區域休閑療養、養身健體，使廣東的海洋文化體育產業逐漸成為全國的知名品牌。
（二）廣東海洋文化旅游存在的主要問題
1.海洋文化旅游開發理念相對滯后。海洋與廣東省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沿海地區的一種特色海洋文化。然而，廣東人對海洋文化的旅游價值認識不夠充分，海洋文化意識落后于浙江、山東等海洋旅游發展先進的省份，與世界海洋旅游發展的整體水平尚有差距。另外，海洋文化與海洋旅游的融合度不高也是缺少海洋文化深度挖掘的體現，嚴格來說，海洋旅游與海洋文化的融合并不是旅游產品和文化產品的簡單疊加，而是在旅游產品中能體現出獨特的海洋文化元素，把海洋旅游要素與海洋文化資源有機融合并相互滲透。但是，廣東目前的海洋旅游活動中文化要素植入的太少，許多濱海旅游景點缺乏文化背景的渲染與支撐，一些涉海節慶與會展商業味道濃重，文化含量偏低，海洋文化旅游品質有待提升。
2.海洋文化旅游產品體系不夠完善。從產品結構形態來看，旅游產品類型比較單一，仍以基本層次的觀光旅游產品為主，而提高層次的度假旅游以及專門層次的會展商務、科學考察、文化交流等旅游產品的比重相對較低。廣東海洋旅游產品結構中傳統的海洋觀光旅游比重較高，濱海休閑度假、海洋節事旅游、海島影視旅游、海洋民俗旅游等產品比例較小，創意性海洋旅游產品和體驗性海洋旅游產品的開發上力度不夠，產品附加值低。從產品開發層次來看，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產品開發主要針對低端的基本消費群體，消費水平高、附加值大的養生、醫療、保健、康體、美食、購物等休閑度假衍生產品相對缺乏。
3.海洋文化旅游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海洋文化旅游管理體制不盡完善，海洋文化旅游相關政策法規不夠健全，海洋文化旅游配套服務設施不夠完備。海洋文化旅游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安全保障服務體系、交通便捷服務體系、惠民便民服務體系、行政服務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海洋文化旅游公共服務的現代化和人性化水平有待提高。此外，海洋文化旅游規劃不夠科學，開發行為不太合理，海洋文化旅游資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濱海旅游環境受到威脅。
三、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發展策略分析
（一）重視海洋文化宣傳,增強海洋文化旅游意識
積極開展海洋文化宣傳，培養社會公民關注海洋、熱愛海洋的人文情懷，不斷提高廣東民眾海洋開發意識和海洋文化素養。通過出臺文件、媒體宣傳、課題講座等方式強調海洋文化開發的重要性。積極推進海洋文化創新，大力弘揚海洋文化精神，加強海洋文化的傳播力度，營造良好的海洋文化氛圍。在海洋文化資源挖掘方面，對海洋文化資源進行整合，逐步開發具有創新意識的海洋文化產品,以滿足游客的精神需求。重點挖掘漁家民俗文化和休閑漁業文化，大力發展漁村游、漁家樂，讓游客體驗漁民生活，感受淳樸風情。舉辦涉海慶典活動，旅游搭臺，文化唱戲，以旅游節慶活動促海洋文化發展。積極研發涉海工藝品，開發特色海洋文化旅游商品。利用嶺南民俗尤其是疍民文化資源，舉辦海洋文化演藝節目，提升海洋文化旅游的體驗層次，達到海洋文化資源的充分利用。
（二）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健全海洋文化旅游體制
廣東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內涵，制定海洋文化產業政策。政府有關部門應采取相關措施，加大海洋文化旅游財政支持，設立海洋文化旅游專項資金，對海洋文化旅游企業予以優惠政策，推動海洋文化旅游可持續發展。廣東可以出臺《廣東省海洋文化開發總體規劃》，對海洋文化進行統籌規劃，確定明確的目標，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利用廣東與港澳相鄰的區位優勢，通過政策調控引導，促進廣東和港澳的合作，塑造“魅力海洋，歡樂廣東”的海洋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大力推進粵港澳游艇自由行，完善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旅游合作機制，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線路。在總體規劃的指導下有序進行海洋文化開發，打造以藍色海洋、綠色海島、金色沙灘、紅色歷史文化、白色珍珠工藝品、銀色魚類飲食文化產業為主線的、絢麗多彩的海洋文化旅游產業鏈。
（三）整合海洋文化資源，規劃海洋文化旅游布局
整合海洋文化旅游資源,挖掘海洋文化資源潛力與價值，準確定位旅游功能，建立海洋文化旅游發展集群，推動海洋文化旅游集聚發展。例如，陽江市擁有豐富的海洋節慶與民俗風情，可以根據各自特點將其進行融合，在開漁節上增加風箏、賽龍舟、唱山歌等表演，進一步創新和豐富《南海1號“船說”》等海洋歷史文化題材故事。以碧海、藍天為背景，以海水、沙灘為舞臺，以當地漁（農）民生產生活用品為道具，以音樂、舞蹈形式和宏大的場面來展現陽江海洋文化和風土人情，打造出陽江版的“印象劉三姐”，提升陽江市海洋文化資源之間的融合度，完善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結構。湛江市可以將海鮮美食節、湛江珍珠節、湛江海濱酒吧歡樂節等節慶活動整合起來，實現海洋節慶文化與海洋飲食文化的融合。通過科學規劃海洋文化旅游產業布局，實現廣東海洋文化資源的有機整合，促進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的轉型升級。
（四）完善旅游產品體系，塑造海洋文化旅游品牌
廣東要塑造海洋文化品牌，為了更好滿足客源市場的需求，既要完善對原有產品的設計，又要加大對創新體驗性旅游項目的投入，構建多元化海洋文化旅游產品體系。如海洋主題公園之旅、海洋民俗風情之旅、海洋美食文化之旅、海洋生態環保之旅等。加強對高品位、高質量旅游項目的引進和建設，突出娛樂性、趣味性、參與性、文化性。汕頭南澳島、汕尾紅海灣、惠州巽寮灣、深圳小梅沙、珠海海島群、江門上下川島、陽江海陵島、茂名放雞島、湛江東海島等景區可以加強區域合作，塑造統一品牌，建設品位高、吸引力強、效益好的海洋文化旅游精品。在海洋旅游線路的設計上，要堅持市場導向原則、突出主題原則、合理搭配原則。市場導向原則即適應旅游市場需求，最大限度地滿足旅游者的需要；突出主題原則即依靠廣東海洋特色文化資源的深入挖掘，形成自己的主題與特色；合理搭配原則即充分考慮來粵游客的個性化需求，合理安排游覽順序與節奏，科學設計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的完美路線。
（五）開展海洋旅游教育，完善海洋人才培訓機制
關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據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細分為經濟社會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非常豐富。早在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該叢書成為研究亞洲各國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寶貴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創辦了《海交史研究》，成為國內該領域唯一的全國性純學術刊物，發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論文。鄭和研究也成為學術熱點之一。
對外經貿交流方面，近年來涌現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對明初封建專制的強化與實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貢貿易關系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論述;①王慕民從區域史的角度出發，對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與日本、朝鮮等國的交往、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探討;②陳炎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生、發展及由此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展開了充分的研究探討;③此外部分學者從海外貿易的視角出發，對海禁政策下我國對外貿易的狀況進行了綜合性的研究論述。④宋正海則從科技文化發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為系列叢書，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開始至2007年陸續出版了《海洋與中國叢書》，從海洋觀、漁業、漁民、信仰、貿易、經濟、海港、移民等領域闡述了海洋與中國、世界的關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關系，對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早。在二戰前便開始進行朱印船貿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開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國別史的約束，在歷史研究中導入對外關系、地域研究、周邊海域的視點。②1990年代以來，超越國家范疇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學界的青睞，成為學術研究的主流?！皷|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內的亞洲海域整體成為研究對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熱潮。在海上貿易體系方面，濱下武志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④以西方近代化體系的視角考察東亞內部的體系，指出亞洲區域內各地通過朝貢體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內在聯系。之后日本學者提出了“亞洲間貿易圈”概念，⑤強調近代世界體系中亞洲的相對獨立性和近代東亞地區網絡重構等問題。在東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觀體系研究外，基于區域視角的研究也較為豐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時代的東海海域世界為研究對象，對以中國帆船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論述，指出這種以跨越海洋為條件的文化交流是東亞航海史上的一筆重要財富。⑥此外還有關于朝貢、貿易、倭寇、華僑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關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擺脫了過去傳統的以陸路視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從海域的視角反觀各大陸之間的交流，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值得借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還沒有完全超越意識領域中的“國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確立日本國家文化認同。對包括中國、韓國在內的周邊地區進行調查和比較研究，也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盡管海域研究的視角擴大到整個亞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為中心展開。通過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識地淡化中國在東海海域的影響力，以便突出日本在東海海域的主導地位。這就無法正確把握以海域為中心的東海海域文化交流的歷史。韓國在歷史上與中國有著相似的遭遇，經歷了從海上貿易強國到閉關鎖國、空島再到海洋開發的歷程。從1990年代開始，韓國學界關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發點包含著將閉塞、消極的韓國史認識轉換為開放、進取的韓國史認識的目的。⑨因此韓國海洋史研究主要著眼于韓國國內，以國別史的形式進行。海洋史研究批評過去以陸地史觀觀察社會的片面性，強調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視角重新認識韓國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韓國海洋史》、姜鳳龍《刻在海里的韓國史》等?，伂姠炘诤Ｉ腺Q易方面，曾經主導東亞海上貿易的新羅時期商人張保皋的事跡成為研究的中心，進行多次中韓國際學術會議，并出版有科普、學術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與高麗的貿易及商人的性格問題、海上交通航線、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較為活躍。①韓國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從研究的內容來看，主要側重于重新探討與海洋有關的歷史事件、貿易活動、英雄人物，重塑與海洋有關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過以海洋史為中心的韓國史的重塑，突出韓國在東亞地區的歷史地位，以史為鑒，實現海上強國之夢。曾經活躍于東海海域壟斷海上貿易的張保皋自然而然成為韓國海洋史研究的重點之一。由于這種定位，導致韓國海洋史研究在強調海洋史的國際性、開放性、外向性，擴大人們對韓國史視野的同時，其研究內容卻局限在一國史觀的框架內，無法從東海海域的視角反觀韓國海洋史。出于對傳統一國史觀的反思，中日韓三國海洋史研究導入海洋的視角，在擴大研究范圍的同時，試圖突破一國史觀的界限，重新認識歷史。亞洲貿易圈等基于海洋視角的理論，擴大了人們觀察歷史的視野，有助于我們擺脫西方史觀的約束，重新認識亞洲歷史。從海洋反觀東亞歷史的視角，需要得到進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還未能擺脫一國史觀的影響，“國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動向
中國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義:海洋文化，是有關海洋的文化，是人類緣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化生活內涵。海洋文化的本質，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系及其產物。②韓國學者則從空間概念出發提出了更加細化的海洋?島嶼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關注海的空間性的概念，島嶼文化是關注島或島的空間性的概念，另外還有海陸相交的濱海地區的沿岸文化。這些概念都是與海有關的文化，在空間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據議論的具體對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學者則指出東海海域內各地居民擁有共同的東?；鶎游幕?，提出東亞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學者所給出的定義和概念出發點不同，但都是圍繞著海洋與人的生活展開的。海洋文化是人類在適應海洋環境過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與物的往來、漁業文化、海洋信仰、價值觀等多方面內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僅需要宏觀領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還需要海洋人類學、水中考古、生態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國內關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從文化交流和民間信仰、民俗角度進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論著主要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編的《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系列叢書目前已出版6卷，從東北亞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討中國海洋文化;關注地區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島海洋文化論》等;⑤中韓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專著與論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間信仰研究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眾多研究成果。如《中國民間海洋信仰與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與海神崇拜、媽祖信仰與流傳、祭海習俗、儀式與傳統、祭海文化資源、多元性與綜合利用等多方面內容。區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出版有反映東海、山東、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媽祖信仰為中心，發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關于東亞海神比較、地方海洋民間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為一個海島國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為文化研究的熱點之一?！稄暮Ｉ峡吹降娜毡疚幕?、《海與列島文化》等研究關注海與日本文化的密切關系，從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側重的是作為海洋文化主體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與親族組織、社會結構、民間信仰等人類學研究方法同樣在漁村田野調查中得到重視和應用。此外，考察漁民社會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類學自1970年代以來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漁業技術、信仰傳承、漁民三個領域，內容細分為魚類分布、漁撈組織、漁業權、漁村、漁民信仰、漁業打撈方法、漁具、漁村民俗等方面的調查與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豐富。⑥韓國海洋文化研究中較為活躍的是以島嶼為中心的研究。研究內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態、漁業等方面。韓國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韓國漁村，在對漁村進行民俗調查的基礎上進行民俗學方面的論述。⑦個案研究以民俗信仰為中心展開，研究內容主要關注作為共同體信仰的民間信仰形態、作用等問題。⑧木浦大學島嶼文化研究院從2001年起出版島嶼海洋學術叢書，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專著，內容涵蓋了漁撈、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為最具代表性的韓國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韓國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學術雜志有濟州島大學的《耽羅文化》和木浦大學的《島嶼文化》。中日韓三國以民俗、民間信仰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過實地田野調查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資料。在傳統的漁業生產、生活方式及漁村日益消失的情況下，有必要進一步進行搶救性的調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日韓兩國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較早，早在1970年代開始進行學術交流與調查比較研究。日韓比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與信仰的相似之處。漁撈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漁撈信仰為中心展開，包括船神信仰、海島堂祭等方面的內容。瑏瑠此外韓國西南海域、濟州島與日本沖繩地區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學界重視，成為比較研究的熱點之一，出版有眾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韓比較研究主要是以觀音信仰、媽祖信仰為中心展開，探討海神信仰在東海海域的交流與傳播問題。②在中日、中韓比較研究中，日韓學界往往以舟山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舟山作為東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為中日韓學者開展共同調查研究、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的典型研究對象。③對舟山地區的關注，反映出其在東亞海洋文化交流與傳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體現在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與文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國大陸先進文化與東海海洋文化接觸與交流的中間節點。隨著比較研究的深入，日本學界提出了東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為推進中日韓三國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視角。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組織“東方地中?；鶎游幕芯俊?2011－2012年)項目，組成由中日韓三國學者構成的共同研究隊伍，對中國泉州—廈門—臺海地區、日本沖繩—九州地區、韓國全羅道—濟州島地區的民俗與信仰進行人類學、民俗學方面的比較研究。在探討東海海域相通的基層文化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三、東海海洋文化的再認識
隨著中日韓三國東海海域研究與交流的深入開展，區域研究與比較研究的理念成為學界的共識。東海海域研究視角也從傳統的由大陸觀察海洋的視角，轉向立足于東海海域，從海域反觀沿岸國家與地區的文化交流的視角。研究視角的轉換，需要對東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體、文化傳播與共有等方面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以便能夠較為客觀地看待東海海洋文化。第一，東海海域的定位問題。在封建王朝時期，從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慮，東海海域是一個邊緣地帶，中央權力對東海海域往往鞭長莫及，權力無法到達海域的島嶼部。于是從山東半島南下到朝鮮半島、濟州島、日本群島、沖繩群島、臺灣島，再到浙江省的東海海域的島嶼部形成了所謂“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權力的薄弱與海路交往，使東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鏈接起來的相互關聯的整體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阻礙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國家政治權利滲透到東海各島嶼，民族國家意識得到增強，國民文化逐步取代了傳統地域文化的主導位置。東海海域相互關聯的整體世界隨著中央權力的加強而被分割隸屬于各個民族國家范疇之內。第二，交流主體問題。海域交流的主體是包括海商、無國界邊民在內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之外，應重視這些處在社會基層的民眾的社會史，全面理解東海海域的文化交流與文化資源。以明代東海海域的交流情況來看，明朝在東亞社會占據絕對的優勢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實施導致海域交流的邊緣化。正常的貿易關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權的打壓，轉向走私貿易。走私貿易在各地地方勢力的保護下得到了繁榮發展。來自中國、琉球、日本、朝鮮、葡萄牙、荷蘭等地的邊民活躍在東海海域，成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體。第三，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海域世界通過大海將各地聯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網絡。寬松自由的政治環境，使東海海域各個島嶼在文化傳承上具有相對的自律性。豐富的外來文化隨著海路交通網絡持續流入，并與當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東海海域居民共有著關于海的基本知識(如海流、季風、魚群走向等)，①在民間信仰、海上共同作業、勞動分工、生活習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諸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除了以海為生的生態知識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與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來自各地、操持著不同語言的海域民眾是通過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進行交流與溝通的。這一點對海洋文化研究，促進當代東亞地區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在傳統東海海域世界，中國大陸的先進文化不斷通過海路傳播到東海海域世界，在與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過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濃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視角
1、運用新材料進行品質提升設計
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和發展，許多新型材料應用而生，如智能材料、復合材料、能源材料、超導材料、磁性材料、納米材料、電子信息材料、先進陶瓷材料、生態環境材料等，這些新型材料為現代產品設計提供了廣闊的設計空間。以貝瓷材料為例，它是利用海洋生物貝殼粉研制的，先經過1380度的高溫燒制而成白瓷，再彩繪上釉經過第二次高溫燒制而成。貝瓷成品具有質地輕巧、細密堅硬、晶瑩透亮、無毒無害、永不褪色的優點，為綠色健康高檔瓷種之一。依據這種貝瓷新型環保材料和海洋生物形象可設計成各種首飾，如海豚、海星、魚等不同造型的胸墜、耳墜，螃蟹等不同造型的戒指，海鰻等不同造型的手鐲等。也可設計成各式海洋生物造型的擺件，或將海洋文化紋飾圖案應用到日常用品之中，如水母環保節能臺燈、海螺煙灰缸、魚型筆筒、珊瑚鏤空果盤等。貝瓷以其特有的優秀品質并結合海洋生物造型設計定會得到受眾人群的青睞（圖1）。
2、運用新工藝進行創新設計
海洋文化產品的工藝要達到精美、細致的程度，必須要在制作的技法上和設備上下大功夫。從設計學的角度看，設計師即使有最絕妙的方案，離開可行性的生產技術也只是海市蜃樓。因此，技術要素是將設計構想變為產品實體的關鍵的因素。日新月異的現代科學技術為設計師提供了設計新海洋文化產品的可能條件，文化旅游產品設計也使得許多的技術成果轉化為集體的產品。有了先進尖端的精密儀器平臺，才能將設計師奇思妙想的創意充分地表現出來。這里以兩種新工藝為例為海洋文化旅游產品設計提供新思路。如激光水晶內雕技術是目前國際上最先進、最流行的玻璃內雕刻加工方法。它是使脈沖強激光在玻璃體內部聚焦，產生微米量級大小的汽化爆裂點，通過計算器控制爆裂點在玻璃體內的空間位置，構成絢麗多姿的立體圖像。應用此技術可模擬出奇妙的海洋世界或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再如3D打印技術，它是一種以數字模型文件為基礎，運用粉末狀金屬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過逐層打印的方式來構造物體的技術。它無需機械加工或任何模具，就能直接從計算機圖形數據中生成任何形狀的零件，把這種工藝技術應用到海洋產品開發設計中不僅能縮短研發設計時間，而且能更好地生產出主題鮮明、造型優美、別致、精美的海洋文化旅游工藝品。
3、運用新科技進行創新設計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新產品的開發科學技術是基礎。在海洋文化產品設計過程中應盡可能地將科學技術中的遙控技術、光電技術、軟件技術、智能技術、超導體技術等運用到海洋產品開發設計中。如仿貝殼造型設計成的小夜燈，在夜晚來臨時，按動觸摸開關，貝殼的上半殼隨即開啟，殼內內置圓形的LED燈也隨之亮起，整個造型似一顆夜明珠與貝殼交相呼應，唯美、漂亮，為臥室增添了浪漫而溫馨的氣氛。這種美妙的效果是觸摸感應等新技術與海洋生物可愛的造型的完美結合而生成的。
二、挖掘海洋文化內涵
連云港地處黃海之濱、東夷之地，歷史悠久（古東夷時期至明清時期），文化深厚（在這些朝代中以海洋為母體演繹出諸如徐福文化、孔子文化、海州文化、淮鹽文化、淮海戲藝術等燦爛悠久并極具特色的海洋文化體系）。海洋旅游產品承載和展現了沿海城市連云特的地域、歷史、人文等元素，蘊含了文化價值、審美價值、實用價值、收藏價值、時尚價值等內涵，是旅游經歷的最佳見證。連云港的海洋旅游產品要創新思路，大膽地將這些本土悠久的海洋文化通過視覺語言的提煉，形成代表連云特文化的圖形符號并與現代產品完美地融合，形成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旅游產品。例如一款孔子望海的案頭擺件，以孔子和他的兩個學生在2000多年前海州城南的一座小山上登山看海的情景為題材，這個擺件很好地詮釋了連云港深厚的海洋歷史文化。
1、海洋文化產品的改良設計
改良設計是產品研發和更新換代的普遍方法。改良設計是在原有產品的基礎上進行部分創新設計。把連云港海洋文化和海洋生物通過各種線條、形狀、色彩來轉化為具有深刻內涵的視覺文化符號，再將這些文化圖案符號嫁接到相關的旅游產品設計中，這不僅為旅游產品增加了形式美感，同時也增添了濃濃的海洋文化內涵。例如在造型美觀的一套茶具上，將設計好的海洋圖案紋飾添加到茶杯的外表，一款融藝術性和海洋文化元素的旅游產品就應用而生。如法炮制，將代表海洋文化和海洋生物的紋飾圖案應用到旅游產品上如太陽傘、太陽帽、游泳圈、游泳衣、拖鞋、浴巾、T桖、游泳帽等。
2、海洋文化產品的創新設計
海洋生物經過長期的生存環境變遷，也在不斷進化自己的形態去適應周圍的生活，可以說身體形態已經達到完美的程度，這些完美的形態也為我們產品形態設計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將這些完美的形態與現代產品的外形充分地結合，將會產生形態美觀、功能合理的優秀的產品。海洋生物具有的飄逸、運動、流線的特點，為現代產品開發設計提供了很好的創意源泉。仿生設計豐富了產品的形式語言，提高了產品的親和力和藝術感。設計師通過對海洋生物的分析與研究,將海洋生物元素融入到產品設計中，使得產品不僅具有熱烈溫情的感性之美，又具有科學實用的功能性，滿足現代人對產品的需求（圖3）。
三、以人為本的產品開發設計
1.1填補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的研究空白
在悠久的時空長河中，海洋體育文化不僅契合在海洋文化的成長、變遷、轉型以及現代化等過程，形成并傳播自身的文化特質，也在體育歷史和文化發展、交流中具有獨特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海洋體育文化具有文化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上的重要理論價值。通過查閱和分析現有資料，研究海洋體育文化的學術文獻僅有9篇，也沒有檢索到以海洋體育文化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研究的數量和質量遠遠落后于海洋體育的發展。而且，關于海洋體育文化的研究多屬于靜態的理論分析，鮮有從文化的變遷、傳播、沖突、重構等動態視角上的研究。對海洋體育文化的這種研究狀況既不符合海洋體育在體育發展中的重要位置，也難以體現海洋體育文化在休閑時代中的社會需求。因此，研究海洋體育文化的變遷規律，能夠填補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研究的空白。
1.2有利于更好的傳承海洋體育文化，推動體育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海洋體育運動，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海洋體育文化。隨著社會生產力、地理環境的不斷變遷，海洋體育文化經過不斷的傳播、碰撞、沖突、調適、融合，形成了具有鮮明文化符號和要素、獨特文化特質和功能的體育文化?，F代海洋體育文化的轉型發展和現代化，需要切實傳承傳統海洋體育文化?；谶@一追求，我們需要沿著歷史與地理的時空，在縱向維度上追尋海洋體育文化演進的脈絡，深描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的特點，在橫向維度上剖析海洋體育文化與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系統的互動關系，掌握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的動力機制，從而有利于把握海洋體育文化發展趨勢，駕馭海洋體育文化變遷的規律，更好的傳承海洋體育文化，奠定海洋體育文化向現代化發展的基礎。同時，在當今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我們的體育文化亦應百花齊放。海洋體育文化是體育文化中具有鮮明特色的開放型文化，這種海洋文明產生的文化與農耕文明、大河文明產生的體育文化恰好可以互相借鑒、相得益彰。因此，海洋體育文化更好的傳承和發展、壯大和完善，不僅可以發揮海洋體育文化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以及塑造人的價值，還可以在體育文化中彰顯來自海洋特質的文化特色，推動體育文化多樣性的持續發展。
1.3對促進現代海洋體育運動的健康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海洋體育立足萬里海疆，以身體活動融入海洋自然和社會環境，為人們提供挑戰自我、娛樂休閑、強身健體等方面的需求，這促進了海洋體育的快速發展。作為人類創造的獨特運動，海洋體育無論是從當下發展模式，還是制定未來的發展戰略，都不能忽視文化因素在海洋體育持續發展中的作用?，F實中一些濱海地區盲目開發海洋體育資源，機械設計一些諸如應時應景的海洋體育主題公園，刻板推出了海洋體育品牌。但由于缺少了文化環境的營造和文化價值的引導，缺乏海洋文化機制的支持和推動，急功近利，后勁不足，往往造成人財物的浪費，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時展機遇。因此，通過研究海洋體育文化的變遷，能夠了解海洋體育的發展特點，全面認識海洋體育與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互動機制，掌握海洋體育傳播的方式和方法。這對于推動海洋體育，繁榮海洋體育文化，推動海洋體育與海洋體育文化的聯通和互動，促進現代海洋體育運動健康持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結語
文化是一個歷史范疇，因時而異，即文化的時代性。大陸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種文化隨著時代變化可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也有的被保留下來，或融合、滲透在新誕生的文化之中，構成文化層次結構，如同地層古生物一樣，層層積壓，呈現文化縱向剖面。眾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嶺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港澳被英國、葡萄牙統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區大量滲入、傳播，與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為特質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為底層文化沉淀下來，形成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疊加現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層，本土文化在下層。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歸以后，內地文化更多地進入港澳。這一文化層次，是港澳新歷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強烈的時代性。港澳文化的層次結構說明了文化概念的動態性。這恰如著名史地學家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指出的“：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边@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內。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題，古代海洋文化以海產捕撈、海涂圍墾和海上航行、海上貿易為主，到了近現代，海上貿易成為海洋文化一項最主要內容。我國在唐宋時代，海上貿易很興旺，明初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冊的大事，只是明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海上貿易萎縮，海洋文化發展大受打擊，與西方國家比較，相形見絀。當代，開發海洋已成為一項規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產業，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個最高發展水平。同文化的時代差異一樣，文化還有地域差異，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環境不同而產生的。譚其驤教授也同樣指出“：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中國文化?！盵1]基于此，近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國地域文化叢書，把全國劃分為24種地域文化，即為文化地域差異的反映。誠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點，如渤海海洋文化、黃海海洋文化、東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質和風格。但海水是流動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個整體，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來，這決定海洋文化相對大陸文化具有較多的共同之處。一般說來，凡是臨近海洋的地區，海洋文化都應為當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也有例外。山東古代漁鹽業很發達，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切斷了與海洋聯系，到明中葉，山東人甚至不吃魚，海洋經濟式微，海洋文化大為萎縮，山東這時不屬海洋文化區域[2]。而在同樣“海禁”背景下，廣州仍維持一口對外通商地位，嶺南沿海百姓仍冒險出海，從事海事活動，海洋經濟和文化從未斷層，嶺南也就屬海洋文化區域。
二、我國海洋文化研究現狀
近年，“文化熱”在我國方興未艾，海洋文化實際上也是一種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視，在開發海洋、發展海洋產業熱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廣東省炎黃文化研究會主持過五次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出版海洋文化論集，不少學者提出“時代呼喚開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這片呼吁聲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繼涌現，據《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資料，1979年以來，發表在各類期刊上海洋文化論文226篇。專門性學術著作也漸見問世，如曲金良主編《海洋文化概論》[4]、宋正海著《東方藍色文化——中國海洋文化傳統》[5]、徐曉望著《媽祖的子民——閩臺海洋文化研究》[6]。但這些論著，不但數量少，而且內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學和考古學、歷史學范圍，包括我國海洋文明起源，海洋歷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權益、海洋文學藝術[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漁業史、外貿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問題。而從文化地理，甚至范圍更廣一點人文地理學視野出發，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論著，可謂鳳毛麟角。檢索美國“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統收入1861－2007年約170萬篇高校博碩論文，也未見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論文，可以說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領域，還是一片荊棘叢生的處女地，有待她們的哥倫布們來開墾。
三、海洋文化研究內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對象是海洋，這個占地球表面70％面積的最大地域單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自己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里邊，但是，大海卻挾持著人類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從事貿易必須要有勇氣，智慧必須和勇敢結合在一起。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各國所沒有的?！盵9]雖然黑格爾在這里否定了亞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對海洋文化和大陸文化的區別、海洋文化的本質和內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來，這個論斷被人們反復引用，特別是海洋環境對海洋文化產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業性，已成為不刊之論。從這個文化視角來觀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內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海洋文化賴以產生的歷史地理基礎
恩格斯說“：如果地球是某種逐漸生成的東西，那么它現在的地質的、地理的、氣候的狀況，它的植物和動物，也一定是某種逐漸生成的東西。它一定不僅有在空間中互相鄰近的歷史，而且還有時間上前后相繼的歷史?！盵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與任何一個區域文化面貌一樣，總是由多種多樣的元素長期作用形成的。這包括了自然、政治、歷史、技術、經濟、心理等元素的特定歷史過程的產物。創造海洋文化的主體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陸，所以海洋文化必須以大陸為依托而產生，由此決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須同時研究大陸環境，而不僅僅是研究海洋環境。大陸與海洋環境的統一或者綜合，加之它們各自歷史過程，共同構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歷史的地理基礎。
（二）作為海洋文化經濟基礎的理論總結
舉凡人類涉及海洋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屬海洋文化的經濟基礎。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業、海洋礦業、海洋工業、海洋手工業、海洋漁業、海洋種植業等[11]。海洋文化是在這些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但這些經濟基礎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這些經濟基礎的科技成果，是在這些基礎上產生的理論總結、規律性升華、更多的具有理性層面的原理、價值等，而不囿于這些產業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為一項產業，涉及海洋經濟眾多領域，但從海洋文化立場，只研究與之相關密切的造船技術、航海技術、導航技術，以及航線、港口的技術進步水平，反映某個時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別于海洋交通經濟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貨流結構、經濟獲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與它有聯系，但不能取代和混為一談，否則海洋文化覆蓋范圍過廣、外延過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內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會結構和景觀
創造海洋文化的主體是社會人類群體，包括農、漁、商、工、軍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會結構。他們各有自己的職業、行為、性格等，成為海洋文化景觀重要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為田”，從事海產采集、捕撈或圍墾海涂為田，是海洋農業文化主體；在海上漂泊，以舟楫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為一個特殊群落，生產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開，婚姻、習俗等都異于陸上居民，文化景觀自成一體。嶺南商幫集團，既浪跡天涯，遍設會館于神州大地，也“以海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為最富冒險、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區別于我國徽商和晉商。南海中有些海島長期為“海盜”盤踞，其中不少是失地農民，無以為生，飄泊島上，靠打劫往來商船為生。他們桀驁不馴，敢與官府對抗，引導得當，可成為反封建、反殖民主義的堅強力量，同樣是海洋文化一個載體。舉凡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們的社會分層、家庭、家族構成、文化稟賦、生活習俗等文化景觀，無不彰顯著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與地理環境關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內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觀
海洋精神文化即狹義海洋文化，包括人類對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話、信仰、宗教、戲劇、藝術、歌謠、舞蹈等，它們都與海洋文化的傳承有密切關系。例如華僑作為海洋文化一個特殊群體向海外漂泊、開拓，使中華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在海外弘揚、綿延、傳播，為中國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積極貢獻。故華僑文化的語言、建筑、風習、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觀也屬海洋文化范疇。又如南海神、媽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為沿海地區一種風俗活動，其景觀研究是海洋風俗地理一個重要內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與空間分布
海洋茫無際崖，人類活動多處于漂流、自由狀態，不易約束。海洋生活的這種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規范。翻開海洋史，海盜出沒，劫掠客商之事時有所聞。毋論古代或近代，實際上在原始資本積累時期，歐洲殖民主義者在亞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為，多為海盜行為，幾無法律可言。隨著海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地位日益凸顯，尤其是海底油氣資源的發現和開采，海洋權益爭端成為當今世界不安的一個根源。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和后來的實施，特別是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劃分，使臨海國家在海洋權益上的矛盾和爭端日趨復雜尖銳，所以臨海國家自定海洋法規與國際海洋法規之間的不整合，更需要通過平等協調方法解決。我國海洋法制的建設嚴重滯后于大陸法制建設，也同時面臨著與國際海洋法的對接等問題，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擺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濤，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風。不少志書都說生活在海邊的古越人好斗輕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間也拳腳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區村斗之多，在中國是罕見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趕來助斗，往往釀成幾千人手持兇器，你死我活的大廝殺。造成嚴重傷亡的村斗，在歷史上例不勝舉?！盵12]這種現象在沿海地區帶有普遍性，其深層根源仍是法律意識薄弱，無視或蔑視法律所致。無論何種海洋制度，它們的實施都有一定空間范圍，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專屬經濟區，從制度文化而言，即屬功能文化區，有確定邊界；某種商品進出口也有規定流通地區，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區，實際是一種功能文化區，為海洋文化地理主題之一。
（六）海洋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
在海洋文化發展的長河中，留下許多寶貴的海洋文化資源，既有物質形態，也有非物質形態，都蘊含有豐富的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等價值，可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學史、海洋文學史、海洋藝術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區域開發、海洋觀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項海洋開發事業提供決策上重要參考。例如已在南海陽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號”的綜合研究，就有非同尋常的科學價值。前些年發現珠海高欄島寶境灣摩崖石刻，保留了許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動文化信息，有待人們破譯。珠三角經濟起飛，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崛起，港澳經濟領先、法制觀念深入人心等許多人文社會現象，都需要從它們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們的發展規劃，更需要從它們海洋文化寶庫中借鑒經驗和教訓。至海洋風光之勝，海洋魅力之強，更是發展海上旅游、振興海洋產業的有力杠桿。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潛力非常巨大、實用價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應用研究一個重要領域。
（七）海洋文化區域分異
海洋雖然是一個整體，不像大陸那樣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觀不一，區域差異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陸不同，特別是各海區所屬人類對海洋認識、開發利用歷史早晚、方式方法、創造物質財富形態、景觀有異，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們的空間結構與地區分布問題。要弄清海洋文化現象這些空間分布特點和規律，必須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異研究，即劃分海洋文化區。海洋文化區綜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環境、歷史過程、景觀特色、海洋文化傳播和海洋生態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間上組合表現，應視為海洋文化區域研究的高峰和終結，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義。例如南海周邊臨海居民分為廣府、福佬、客家民系，他們對海洋依賴、開發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較大差異，有論者認為可以劃分為粵東、珠江口、粵西南、海南島、北部灣、南海諸島六個海洋文化區。透視這種分區，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區特點和地域分異規律，不但具有重要學術意義，而且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也提供了決策上重要參考。近年珠三角經濟崛起全國，并成為全球產業轉移一個中心，其中一個強大因素即為珠三角擁有嶺南文化海洋性最大優勢，故能在地區競爭中遙遙領先，且立于不敗之地?；诖?，海洋文化區域分異研究，無論對南海還是其他海區，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長期的研究任務。
四、海洋文化特質與海洋環境關系
文化史專家馮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價值，經由符號這一介質在傳播中的實現過程，而這種實現過程包括外在文化產品的創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盵13]簡而言之，文化特質是指文化的價值，它一方面體現了自然界在人類創造文化過程中的作用和變化，另一方面也蘊含了人類自身性質、內在特點及其變化，是兩者緊密關聯和互動的產物。文化特質的這一界定，用于大陸文化，是大陸自然資源和環境對文化產生的參與，另外更為重要的是人類在其中的能動作用，最后制造出來的文化產品，體現了自然和人類活動的統一。而海洋是沒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據此認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現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陸而產生，無論大陸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環境和資源特點，這不能不影響到海洋文化同樣有地域個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較，前者畢竟是第一位的。廣西民族大學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歸結為外向性、開放性、冒險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來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德融和，變通在我?！边€應加上一個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這些特質與海洋環境關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個不可或缺內容。
（一）外向性
作為海洋文化載體或介質，海水永遠處于無休止的運動中，處于從不間斷的流動中。人類必須適應海洋這種屬性和環境來進行創造海洋文化活動。因海水不停頓地在一個海區與另一個海區之間交換，具有穩定的外向運動特點，所以海洋文化也從它產生的海區或大海邊緣向外傳播。特別是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海洋是人類往來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發生，這比大陸要容易得多，這也決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質。古代孤懸海外的海南島，不但沿島居民生活資仰于海洋，而且深處五指山區的黎人，也以輸出檳榔、椰子為經濟來源。宋人王象之在《輿地紀勝•瓊州》指出“：瓊人以檳榔為命，歲過閩廣者不知其幾千百萬也。又市舶門曰‘：非檳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睓壚莆幕С至撕Ｄ辖洕l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個范例。
（二）開放性
海洋是一個大系統，這個系統下的某個海區、海島、海灣、海峽、海岸帶等都是它的子系統，不但在這些大小系統內不斷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以維持各自生存、運動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陸之間，也發生同樣的過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產生，這就決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開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這種開放性，海洋文化的結構、功能、景觀等才不斷得到調整，其文化勢能、動能得以消長，產生勢位差，形成文化運動，即文化交流，產生文化區域效應，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海洋文化這種開放性，是它優越于大陸文化特質之一。日本是個資源貧乏的島國，完全依賴海外資源、技術等發展起來，海洋文化為其立國之本。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臺灣、韓國）或為海島、或為半島，同樣敞開自己的大門，吸納四海各種資源，充實、壯大自己，在世界經濟版圖上贏得一席之地。
（三）冒險性
海洋風波險惡，變幻莫測，歷被視為畏途。宋代坡過瓊州海峽，“艤舟將濟，股栗魂喪”[16]，直到海上交通頗為發達的明代，據正德《瓊臺志•雜事》說，進入海南的人“稍有識者，當少知避”，瓊州海峽仍是一道巨大障礙。近現代航海技術進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許多風險。在這種海洋環境下創造的海洋文化，冒險性是它的一個顯著特征。明清時期，海上走私貿易十分興旺，實際上這些商人集團不少是海盜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裝自保，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掠奪。史稱明嘉靖年間“閩廣徽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無財力者則聯夷肆劫”[17]。以后，“自外夷通商以來，商船大半歇業，前之受雇于訪商者，多以衣食無資，流而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險性，就是指海上活動要有冒險心態，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的價值觀，以及敢于面對大海、挑戰大海的大無畏精神。研究這種冒險性產生地理環境、社會基礎、景觀特色等，構成海洋文化地理一個必要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談到西方海洋文化，實際就是海上貿易，說中國沒有海洋文化，沒有分享海洋賦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貿易。這種悖論，雖不足取，但也說明，海上貿易確是海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內涵。海上貿易不僅發生在沿海，而且穿過海洋腹地，抵達遠方港口，是最富于商業性、冒險性的活動，因而是海洋文化一個不可或缺的研究內容。嶺南人自古以來，從物質形態到精神形態都充分表現出對商品的價值取向。廣州是中國歷史上歷時最長外貿中心，唐代有著名“廣州通海夷道”，宋代與40多個、元代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商，明清時形成近乎全民經商狂熱。屈大均《廣東新語•事語•食語》說廣東“無官不賈，且又無賈不官”，“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儒從商者為數眾多”，“而官之賈日多，遍于山海之間，或坐或行，近而廣（東）之十郡，遠而東西二洋，無不有也”。近年改革開放，廣東商品經濟大放異彩，一方面是“廣貨”節節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嶺北人南下，形成“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時代潮流，將各種地域文化帶進廣東，使廣東文化景觀非常豐富多彩，即為嶺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當代一種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贝蠛Ｏ嗷贤ɑ蚺c江河對接，接受多種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質。嶺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緣于南海海洋環境，主要還有假道南海傳播而來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榮，形成一種復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內地許多地域文化。當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獨有的，許多地域文化都有這種特性，但海洋的寬廣無涯、強大親和力等環境性質，卻是大陸難以相比的，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個背景，也是這種交流的一種結果，都與它們的海洋文化環境息息相關。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萬物的自然屬性，且不停地流動、交換。海洋這種作用可以將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處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夠相互容忍、自由地發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狀態，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嶺南文化發展史上，絕少出現因文化特質差異而發生重大沖突、對抗事件。自明末西風東漸以降從西方傳進被北方一些人喻為“奇技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開放傳進新鮮事物，無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陸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顯、強化了它們的排他性，結果由文化沖突導致政治、軍事沖突。中東地區近年暴力事件不斷，從深層根源來說，與文化的排他性不無關系。實際上，海洋文化這些特質，都是一個整體，相互之間不但可以溝通，而且相互影響。上述外向性與開放性的關系如此，多元性與包容性的關系也一樣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業貿易為主流，商品生產和流通具有強烈的外向性和擴張性，目的是追逐利潤，由此必須要有勇氣、有膽識、有謀略去挑戰大海，渡過驚濤駭浪，航行到利潤所在一切地方，為此，也必然要承擔風險，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險性與生俱來。在商業貿易背景下，商品價值觀念、交換觀念、競爭觀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為海洋民族最為本質的一個文化個性。
五、結語
宋朝與高麗朝之間的海上航路，是中韓兩國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發展，宋麗海上航線先后經過由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蓬萊）至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航線變遷為宋明州（今浙江寧波）到高麗的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航線。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體現了兩國物質貿易的繁盛，也承載著兩國人文往來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關鍵詞]
海上絲綢之路；宋麗海上航線；海洋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G1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簡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韓國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延邊大學朝鮮半島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韓關系與絲綢之路區域史；2魏珊，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東亞國際關系。（廣州510275）
宋朝與高麗朝之間的海上航路，是中韓兩國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展。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簡稱海絲路或MSR），迄今為止雖然中外學術界對其概念和內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認為其內涵應該是指從中國東南部沿海港口出發，然后向東北亞延伸至朝鮮半島，接著沿朝鮮半島西海岸南下、后經日本博多灣、九州以及西南諸島、琉球群島地區的東北亞航線和中國東南沿海繼續向西南方向延伸，經過中南半島南下后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然后抵達紅海、最終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線。因此，宋麗海上航線和兩國海洋經濟文化的交流，毫無疑問構成了中韓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內容。目前，中外學術界對宋麗海上航路與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學術界的主要代表有陳高華、宋、吳泰、楊渭生、王文楚、陳炎、祁慶富等學人；分別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麗貿易中的貢獻》，載《中韓關系史論文集》，時事出版社1979年版；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陳高華、吳泰《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書局1996年版。而國外的主要代表性學者有韓國東亞大學的金庠基、高麗大學的李鎮漢、金渭顯、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學者內藤h輔、森平雅彥等先生，他們撰寫了一系列研究宋麗海上航路與海洋經濟文化交流的論著。本文擬在學界先賢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就宋麗海上航路與海洋文化交流等問題加以論述。
一、宋麗海上航路的演變和發展
宋麗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變化，與兩國的政治外交關系和遼宋麗三國關系密切相關。因而，宋麗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前、后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960-1071年），宋麗海上航線的內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東蓬萊）到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的航線。918年，泰封部將王建殺弓裔自立，建立高麗王朝，之后與中國五代十國的后唐、后晉、后漢和后周政權均維持著朝貢關系，利用朝鮮半島西北海岸的翁津與中國山東半島的登州展開交往，從而維持其與中國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麗與宋的交往同樣也是利用此條航線，據《宋史?高麗傳》載：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方物，并謝賜經及御制。二月，遣秘書丞、直史館陳靖、秘書丞劉式為使，加治檢校太師，仍降詔存問軍吏耆老。靖等自東牟趣八角?？?，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水工，即登舟，自芝岡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陸。行百六十里，抵高麗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閻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國。治迎使于郊，盡藩臣禮。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還。遺以襲衣、金帶、金銀器數百兩、布三萬余端，附表稱謝?！盵1]（14040）通過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時期的登州，郡名東牟，為現今山東的蓬萊縣；八角?？?，為現今山東福山縣西北的八角鎮；芝岡島，為現今山東煙臺北芝罘島，其距離登州約20公里。高麗人歸國，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復命，治遣使元證衍送之。證衍至安香浦口，值風損船，溺所赍物。詔登州給證衍文據遣還，仍賜治衣段二百匹、銀器二百兩、羊五十口?！盵1]（14042）安香浦，距離登州10公里左右，其雖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給發文據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間以前宋人出使高麗，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趩⒑?，并由登州管轄。高麗翁津，也就是現在朝鮮海州西南的翁津；閻州，是現在朝鮮的延安，高麗時代稱為鹽州；白州，是現在朝鮮的白川。據《宋史》記載：“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寧）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闋。從之?！盵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來，登州一直是與高麗通航往來海上航線的起點，《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載：“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鎮?？谥喂偈?，以待高麗、女真使者?！盵2]（1918）宋仁宗時也說：“新羅、高麗諸國，往年入貢，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還?！盵3]（3829）因此，自高麗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這段航線不僅是宋麗海上交通時利用的主要航線，也是唐朝與新羅時期進行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線，同時還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來的主要航線。另外，密州板橋鎮至高麗的航線是此段航線的支線，即由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出港到高麗翁津口后登陸，據《長編》記載：元豐六年（1083年），入內供奉官、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閣馮景為高麗國信使，“令排辦修補過河船及按視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問之得二處海道并可l船至高麗，比明州實近便?！盵4]又據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自中國適高句麗，唯明州道經此，若自登州、板橋以濟，則可以避之?！盵5]（121）故密州通高麗之港口，實為板橋鎮，元v三年（1088年）改板橋鎮為膠西縣，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遼麗兩國恢復朝貢關系，在這之前由于戰爭的關系兩國處于敵對狀態，朝貢關系也一度中斷。1020年后，遼麗關系進入了一個相對持久穩定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1125年遼國滅亡。在這一時期，遼麗兩國使節的往來頻繁密切，高麗通過以下名義遣使遼國，比如四季問候、謝橫宣、謝冊封、謝恩、進貢、賀正、賀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遼國則主要通過吊慰、告哀、橫宣、冊封、賀生辰、來祭、來詔、起復等名義，如此之后，遼麗兩國朝貢體制終于全面確立起來，并且構成了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基礎。因為遼麗之間關系的改善，使得高麗先前結盟宋朝以牽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時已經顯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麗顯宗十三年），高麗決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號，“復行契丹年號”，并且在高麗顯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遼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穎等前往宋“貢金器、銀廚、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斷絕了對宋的朝貢，“其后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間開始，宋麗兩國由于斷絕邦交，兩國航路基本上亦處于斷絕的狀態。迄1071年（宋熙寧四年），由于宋朝“聯麗制遼”政策的再度實施，宋麗邦交得以恢復，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也進入了后一階段。
后一階段（1072-1279年），宋麗之間的海上航線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寧波）到高麗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的航線。關于航路改變的原因，學術界已多有論及，主要是北宋從國家安保立場，以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盵6]故宋朝在慶歷年間，特下詔實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萊州進而與遼國經商貿易，故登州通高麗海道亦漸廢棄。直至宋熙寧四
年（1071年），宋恢復邦交，宋出使高麗的海上航路改為明州往返，蓋亦由于高麗之請求，《宋史?高麗傳》載：“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闕。從之?！盵1]（14046）而宋朝冊封出使高麗和宋商赴高麗貿易，則規定由明州往返。其具體航線，在《高麗史》、《高麗史節要》以及《宋史》、《宋會要輯稿》等史籍中所載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以下簡稱《高麗圖經》），其卷34 至39《海道門》對宋麗海上航路進行了十分系統、明確的記載，為研究宋麗海上航路和高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宋麗關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國學者王文楚、祁慶富等教授對《高麗圖經》做了較為深入的考證外，近年來，日本九州大學東洋史學科森平雅彥教授結合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對宋麗海上航路進行了考證、復原。宋麗航路自明州出發，到達定海（今鎮?？h）后、經過虎頭山（今鎮?？h招寶山東北的虎蹲山），向東航行到達昌國縣（今定?？h）的沈家門、梅岑（宋代又稱補陀洛迦山，即為現在的普陀山）。從這里出海后，進入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即從現在浙江沿海、長江以北到淮河入?？跒辄S水洋，黑水洋
也稱黑水溝，即淮河入?？谝詵|、山東半島以東、以南的洋面。
，
經夾界山
又稱古五嶼，“華夷以此為界限”，現在的五嶼西南為小黑山島，島南是中韓兩國的領海分界處，也就是中國與高麗的海上分界線。
，
過白山而至高麗。據王文楚先生考訂，白山即為現在大黑山島東南面的蕎麥島，并謂徐兢《高麗圖經》記載有誤，王氏謂“《高麗圖經》記載，先過白山，后至黑山，同書又記載徐兢等歸國，‘早過黑山，次過白山，’則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島東南有蕎麥島，恰為航路所經行，蓋是?！陡啕悎D經?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東南’，與海路途徑不符，當誤，或為‘白山在黑山之東南’之誤?！盵7]（37）然而，中國學者祁慶富和日本學者藤田明良均認為，白山為黑山島西北之紅島，日本學者森平雅彥經過實地勘察后亦認為徐兢記載之“白山”，當為今之紅島，朝鮮時代亦稱紅衣島，其距黑山島西北約十八公里，海岸線為高聳的斷崖所環繞，其恰如徐兢所謂“連亙如城”，其斷崖顯露的硅巖、砂巖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雖然注意到《高麗圖經》有關黑山和白山的途徑航程，但是卻忽略了其“白山”條謂：“是日午后，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亙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后風作，舟行甚快?！盵5]（75）而蕎麥島，不過為周圍一公里左右圓錐狀的小島，顯然與其狀如城垣的白山島不符，故徐兢使團先經過白山島，后抵達黑山島的往返記載無誤，而王氏實誤矣；使團由白山所抵達的黑山，也就是現在韓國的大黑山島，是宋麗時期海上絲路南路的樞紐，也是船舶往來停歇的地方；經過黑山島，沿群山列島海岸向北，抵達紫燕島
即現在韓國京畿道廣州境內，處于首爾東南方向，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考證為現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島。參見[日]津田左右吉《關于元代高麗西北境之混亂》，《朝鮮歷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達急水門水道，進入禮成港，在碧瀾亭登上陸地后，再由陸路抵達高麗的都城開城。碧瀾亭，位于現在開城西禮成江東岸，船舶在這里停舟靠岸登上陸地，前往開城。從宋神宗熙寧后直到南宋，宋麗之間的海上航路都是經過此段路線，如果能夠順著季風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達。
另外，宋麗海上絲路南路航線的泉州港，也是宋朝與高麗貿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羅拯傳》寫道：“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盵8]（10646）蘇軾亦謂：“切問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敝袊鴮W者陳高華先生曾經就《高麗史》的記載，歸納出北宋時期泉州海商往返高麗的史料，達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黃謹（為“慎”之誤）還充當了宋麗恢復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麗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黃慎來見……遣慎等來傳天子之意，”[9]熙寧二年（1069年），黃慎等由高麗返宋，“其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本朝商人黃真、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詔接通好……今以公狀附真、萬西還?！盵1]（14046）由于宋朝規定：諸赴高麗、日本貿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給予公憑發解啟航，即“凡中國之賈高麗與日本，諸番之至中國者，惟慶元得受而遣焉?！睉c元，即北宋之明州，據《宋史?地理志》載，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為慶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麗貿易，顯然違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轄之規定，以致蘇軾不得不奏請云：“元豐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扎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藩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盵10]（459）然而，根據陳高華先生統計，《高麗史》明確記載明州商人不過三起，數量上遠低于泉商十五起，蓋“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眾?！盵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盵12]（448）徐戩，泉州海商，蘇軾說他：其“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盵10]（459）又謂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戩“于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寶、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五人赍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梨?！盵11]（445）蘇軾讓他從明州回國，但是“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12]故而將壽介等“發往泉州，附舡歸國?！盵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雖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麗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認民間海商由泉州赴高麗貿易者亦多。不過，由泉州出港，駛往高麗禮成港的航路，應該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著明州往高麗的航路往返。南宋時，由于海外貿易發達，泉州成為了北上連接明州和高麗，向西連接廣州、粵東，從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樞紐，東南亞、印度洋以西等地區的商舶常常往來于此。不過，與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來?？康母劭?，在與高麗海上往來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麗海上絲綢之路往來中，增進了兩國人文典籍的交流。高麗使臣于海上來華，通常會進行大量的求書、購書活動，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賜予高麗《大藏經》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賜予高麗使節《密藏詮》、《逍遙詠》和《蓮花心輪》等佛經。淳化四年（993年），應高麗之請，賜儒家《九經》于高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麗使郭元辭歸，真宗應其所請，再賜予《九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以及《圣惠方》、諸子、歷日、御制詩、《國朝登科記》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麗使來賀哲宗即位，哲宗應其所請賜予《文苑英華》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麗進奉使尹等乞賜《太平御覽》等書，哲宗詔曰：“所乞《太平御覽》，并《神醫普救方》，見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闕給賜?！盵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高麗使王r、吳延寵回國，宋徽宗又賜高麗國王《太平御覽》一千卷。除宋朝廷賜予外，高麗使節還被允許自行前往書肆購書。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詔國子監許賣《九經》以及其它經史子集諸書給高麗使節。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高麗使求買《大藏經》、《華嚴經》各一部，詔從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顧蘇軾反對，允許高麗使購買《冊府元龜》以歸。宋麗典籍交流還體現在高麗大量高僧、留學生以及宋朝商販于宋朝購買書籍以獻于高麗國王，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高麗博士任老成從宋朝購買了《大廟堂圖》一鋪并記一卷，《社稷堂圖》一鋪并記一卷，《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以為高麗營造有關廟堂之參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麗時獻給高麗國王圖書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戩等二十八人至高麗獻《新注華嚴經》版，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獻《太平御覽》，高麗獎勵其白金六十斤。
隨著儒家經典和《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書大量輸入高麗；高麗也有諸多書籍傳入宋朝，如高麗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麗國書籍多好本，特命館伴將所求書目錄授予高麗使李資義，囑其“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14]故次年（1092年），高麗使即獻《黃帝針經》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說苑》，由高麗獻出后才得以補全完整；還有已經失傳的《周易占》、《黃帝針經》等古籍，也是通過高麗重新輸入到宋朝。加強了兩國以書籍為載體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麗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構成了宋朝與高麗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國《大藏經》之交流、僧侶的往來和中國科舉制度、儒佛道三教教義對高麗佛教的影響等。其中《大藏經》等佛教典籍的互贈和交流影響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戩，其“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
《東坡奏議》卷六。按，《續通鑒長》卷四三五引蘇軾奏議，稱：“泉州商人徐戩。
而高僧人文往來，則主要是高麗僧人諦觀、義通以及高麗王子義天到宋朝的訪問交流，其中諦觀、義通為中國天臺宗的復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對天臺宗相關典籍的回歸起到了重要作用，高麗僧義通也被后人尊其為天臺宗的第十六祖。高麗王子義天是在宋哲宗時期來到中國的，他遍訪名山古剎，帶來的大量華嚴宗典籍彌補了中國華嚴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見，拜杭州慧因寺的凈源法師為師學習華嚴宗，對華嚴宗的復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義天還請天竺寺的從諫法師講解天臺教觀之道，其回國時，帶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經書一千多卷，在高麗弘揚天臺宗、華嚴宗，提倡“教觀兼修”，主持高麗國清寺，創立高麗的天臺宗，并拜從諫為初祖。因此宋麗兩國高僧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文化交流，極大地豐富了兩國人文文化交流的內涵。
此外，隨著兩國人文往來和科舉制度傳入高麗，高麗除科舉取士外，還實行僧侶的科舉考試制度，稱為僧科制度。僧科有預備試和正式試之分，預備試主要在各山門或宗派內進行，預備試合格才能參加國家正式大選。大選也有禪宗選和教宗選之分，禪宗大選一般是在廣明寺的禪宗僧侶中進行，教宗大選則于王輪寺在各教宗僧侶中進行。如果禪、教大選合格，就授予初級法階大選，然后按照如下法階晉升：禪宗法階：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大禪師；教宗法階：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首座-僧統。而高麗時代的僧職主要是僧钅錄司，僧钅錄司有左右兩銜，兩銜各有都僧錄，下設副僧錄、僧正，都僧錄掌管一切佛教活動，其淵源顯然是受到宋朝科舉制度的影響。
隨著宋朝儒佛道三教傳入高麗和宋麗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國的儒佛道思想對高麗的佛學思想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麗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臺宗的創立。高麗太祖以佛教立國，但是，佛教內部的宗派矛盾不斷，尤其是以海印寺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兩派水火不容，相互攻擊。為了解決佛教內部的門戶之爭，從宋朝回國的義天大師提出了“教禪合一”、“教觀兼修”的主張，義天認為：佛有教禪二法，但兩者各有偏執，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內心觀照；禪法則強調內心作用而無視外部修煉，故“學教之人多棄內而外求，習禪之人好忘緣而內蕁2⑽偏執，俱滯一邊，其猶爭兔角之長短，斗空花之濃淡?！盵15]（452）因此，義天提出“教禪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禪宗的關系上，義天主張教宗融攝禪宗，并對“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禪法頗有微詞，其提出禪宗本義是“籍教習禪”而非“離教習禪?！逼鋵?，義天的“教觀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創，而是深受中國華嚴宗高僧圭峰、晉水和清涼大師的影響，華嚴宗即主張“教禪一致”，尤其是清涼大師認為：華嚴宗“法界緣起”與天臺宗的“三諦圓融說”相互契合，并認為華嚴宗靠經典義理解悟、洞徹法界，與禪宗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解悟過程是一致的，因而華嚴宗與禪宗是相通的。義天大師不僅與上述晉水（凈源大師）相互往來切磋佛法，而且，對華嚴宗經典頗多研究。在儒佛道的關系上，義天十分重視三教合一，尤其是對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揚。其主張“得釋門遍于五時，儒典通乎六籍，包羅大小，通觀尊卑，雖設教有殊，而崇孝無別?！盵15]（452）這些思想顯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響。此外，十二世紀末期，鄭仲夫、崔忠獻等武臣之亂，高麗教宗勢力受到重大打擊，1205年，高麗改吉祥寺為曹溪山修禪寺，高僧知訥以《金剛經》、《六祖壇經》為本創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張“教禪不二”，但與義天主張“教主禪從”不同，而是強調“禪主教從”，在具體修行方面，主張“定慧雙修”，從而將“漸悟”和“頓悟”統一起來。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覺禪師的影響，知訥融合儒家的忠義，提出禪宗的“忠義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異而實同?！睆亩w現出三教融合和諸宗匯通的傾向，此與中國佛教的儒釋道三教合一，顯然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宋與高麗海上航路的發展，可以說是中韓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演變的重要階段，宋麗海上航線先后經過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蓬萊）沿岸至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航線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寧波）至高麗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航線的變遷，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為宋代對高麗海上貿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體現了宋代海上對外貿易的發達，而且也體現了宋麗兩國物質貿易的繁盛，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絲綢、瓷器、茶葉等貿易品和高麗其他土特產品的交流，也承載著兩國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脫脫：《宋史?高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點校本。
[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零五），神宗元豐六年六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
[6]蘇軾：《東坡奏議?登州詔還以水軍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7]王文楚：《兩宋和高麗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8]脫脫：《宋史?羅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
[9][韓]鄭麟趾：《高麗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鮮古書刊行會本。
[10]蘇軾：《東坡奏議?乞禁商旅過外國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1]蘇軾：《東坡奏議?論高麗進奉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2]蘇軾：《東坡奏議?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零二），神宗元豐三年正月辛巳條，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