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8:13
序論：在您撰寫數學思想發展史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美術史論，審美培養，課程整合
美術史課程是師范院校美術教育專業開設的一門專業必修課，作為一種美術專業理論知識，是師范院校美術教學的一項重要任務。美術史學習可以拓展學生的美術專業知識，豐富學生的視覺審美經驗，提高他們的美術欣賞水平。教學經驗告訴我們：師范生的美術史知識越豐富，對美術史學習方法掌握的越靈活，畢業后從事美術欣賞教學的專業素質就比較好。反之亦然。
一直以來，國內外的美術教育者，都從觀念和意識上一致肯定美術史學習對美術欣賞能力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具有不容質疑的價值。目前我國大多數學校的美術史教學中，中國美術史和外國美術史是分別進行的，目的是深入了解和學習美術以加強對自身區域文化的重視，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普通高校美術專業的課程設置借鑒了專業美術院校，卻忽視了培養目標的不同。
筆者通過調查問卷和訪談的方法，了解到大多數學生在中國美術史的學習上，對知識時間段上的對接不是很清晰，只有約43%的學生能夠正確回答中國隋唐時期相對應的知識?？梢妼W生對美術史的整體時間概念掌握缼乏一個清晰的認識，中國美術史課程大多開設在大一這一學年，大一學生思想單純活躍，興趣愛好廣泛，可塑性較強，對老師講授的內容有一種新鮮感，渴求知識?？萍颊撐?。但由于思想不牢固，缺乏深入學習的自覺性和創新精神，知識積累不足不好進入研究狀態，所學內容不易串聯，教師在知識點講解上應當注重史話內容的聯系性，以適應現代學生的學習特點。
1 注重美術發展史講授的傳統教學思路。
所有的人類文明、文化無一不是經過歷代的沿襲發展而來的，中國繪畫更是有深遠的歷史，從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也是我國最早的原始繪畫）到唐代的人物畫再到宋代繪畫的鼎盛時期，再到今天中華民族百花爭艷的繪畫局面都繼承著歷代繪畫的精髓?？萍?a href="http://www.xahuabang.com/haowen/32154.html" target="_blank">論文。作為教師總是以把知識傳給學生為天職，這一點無可厚非。我們設想一下，我們的儲存量有多少，我們的知識有沒有更新。曾經有個教育學家說，我們教師不能給自己定位成一桶水，把水流給學生，因為這一桶水是有限的，水干了呢，所以他倡導教師一方面要給學生灌溉，更重要的是帶領學生找水源。在美術史講解過程中，注重介紹美術史中不同時期，不同民族由于社會背景、風俗不同而導致的藝術審美觀念和藝術追求演變發展走向，為了提高學生的藝術修養，多提倡“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思想指導下吸取藝術養料，把握時代精神提高審美素質。在傳統美術教學中，教師習慣用的是按時間順序講解美術發展過程，以美術的發展的史況作為重點進行講授，如在講解到春秋戰國時期，讓學生試著畫一畫《采桑宴樂戰紋壺》，感受一下上面的剪影式構圖，還可以說一說圖中所表現的內容，既有助于對作品的理解，又可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這種方法可以將繪畫發展演變過程中的理論內容演繹的淋漓盡致，而且講的更加詳細、更加有助于學生理解這一時期的史論內容。
2 注重培養鑒賞能力的教學思路
很多學生對于美術史論課有一個誤區，認為史論課只是要了解一些名家作品，而對生活中的美卻視而不見，不懂得藝術來源于生活，更重要的是服務于生活?？萍颊撐?。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紛呈的審美現象，以其經論精妙絕倫的姿態，給人們帶來審美的享受，諸如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等，都在顯露出個人對藝術審美的追求。美術史課中教師往往一講到底，這樣會造成教師很投入而學生默然的尷尬局面，然而學生的學習活動不是一個被動接受的過程，而是一個主動參與的過程只有學生主體主動積極參與才能調動學生自身的創造性潛能。教師時刻以學生為主體，從學生的興趣入手，不斷探索與自省，全方位的設計課堂教學的過程。要與學生共同上網查閱資料，挖掘作品中的故事題材，每一個欣賞內容都可以用生動形象的故事來渲染。如韓熙載的《夜宴圖》可以配與舒緩的音樂，調動學生的情緒，以簡練的語言講述韓熙載是在怎樣的情形下創作出這幅作品，以及作者是以何種方式表現出自己當時的心情的。使學生對中外美術作品及其豐富的古代文化和藝術遺產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引導學生去理解領會和感動藝術的美。老師也要因人而異，充分調動學生的內因，變“要我學為我要學”。覺得上美術史論課是一種美的享受，而不是可有可無的課程。而美術史論課時一種直覺的審視力，這種審視力需要理論知識的支撐，是對美術語言本身的理解以及豐富的情感經驗和對獨特價值的領悟。藝術作品對于學生來說往往是離他們的生活經驗較遠的，他們有更多的“沒見過”、“看不懂”，更不要說的是理解其精髓，感受其魅力了。因此，我們要做的是讓學生對這些藝術作品產生審美認同。
在許多教師看來，美術評論應該是評論家的事，似乎與學生無關，其實不然，在講授課程過程中，學生對于某一個時代、某一幅作品都有一種自己初步的印象和感覺。而作為教師如何抓住學生的最初感覺，可以做為深入分析作品的起點，積極引導學生對具體的美術作品進行欣賞，再如在講解油畫作品《開國大典》時，我要求學生仔細地觀察作品，用語言簡單的描述自己看了作品以后的心理感受，課堂呈現一片活躍熱烈的氣氛。在充分的肯定了學生的回答后，趁機簡單地介紹畫家的生平和創作這幅畫的時代背景，然后引導學生對作品進行深層次的分析，學生們不知不覺中感受到了一堂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課，同時也獲得了美的享受，實踐證明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學生增強了對理解新事物的自信心。對美術作品做深入完整的把握，結合審美感受的理性分析，才能達到深刻地把握作品的內涵和意義。創新教育是以培養人的創造意識，創造能力和創新精神為基本價值取向的教育實踐。美術課程應特別重視對學生個性與創新精神的培養，采取多種辦法。使學生具有將創新新觀念轉化為具體成果的能力。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積極設生動和諧的氛圍，鼓勵學生展開想象的翅膀，發揮創新的潛能，做到敢想、敢說、敢做、敢畫，教師要充分發揮教學激勵的功能，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
美術史論教學是高等美術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美術史論教學承擔著提升美術類學生藝術理論素養、增強藝術鑒賞能力、開拓藝術思維、推動基本技能發展等重要任務。美術史論教學是提高美術類學生藝術素養、人文素養和綜合能力的有效途徑，也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深入實施素質教育的要求。人的行動總是受一定的情感支配，人的情感對人生實踐具有重要意義，情感的開發與升華，只有通過情感的作用，美育不同于別的教育就在于它是一種自由的形態，通過寓教于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使人的心靈得以凈化，當下是一個信息充斥、資源共享的時代，面對空前發達的信息渠道，學生們被動或主動地面對古今中外五花八門的文化現象時，常常會有些迷茫和無措。因而希望能夠通過課堂上尤其是文化味和藝術氛圍濃厚的美術史課得到一些深入的學習。在教師的正確引導下，獲得更多更有用的信息，更多更直接地提高審美能力，讓我們易于為發掘學生的創造潛能，弘揚人的主體精神，促進學生個性和詼諧的發展、努力培養創新型人才而盡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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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變》作者簡介
阿納尼亞斯?查爾斯?利特爾頓（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1886-1974年）是美國著名的會計學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當代會計學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頗豐，其思想對現代會計思想的發展、會計歷史研究的深化、會計實務的完善等方面有著巨大影響。從20世紀20-70年代，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學術生涯中，利特爾頓先后在專業期刊上發表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單獨或同他人合著專著多部。他的代表作主要有：《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1933），與威廉?A?佩頓合著的《公司會計準則緒論》（1940），《會計理論結構》（1953），與B?S?耶梅合作主編的《會計史論文集》（1956）和《會計學論文集》（1961），與V?K?齊默爾曼合著《會計理論：連續性和變革》（1962），與M?穆里茨合編的《會計學優秀論文集》（1965）等。在其豐厚的學術成果中，有四部代表作在世界各國會計學界廣為流傳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第一部著作是《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這本書使利特爾頓成為當之無愧的會計史研究領域的權威，他也因此著作而得到會計界的承認。第二部著作是《公司會計準則緒論》，這本書為當時“公認會計原則”的制訂和執行提供了最具權威性的理論依據。該書作為美國會計師協會（AAA）的第3號“專題研究報告”于1940年首次出版后，對現代會計理論以及會計準則的制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先后歷經15次修改出版，該書奠定了現代會計準則的理論基礎與架構，被認為是美國傳統會計實務所依據的基本理論的最清晰說明。第三部著作是《會計理論結構》，該書是會計學術界第一次完整論述會計理論體系和結構的專著，它的出版標志著會計從一門方法發展成為一門科學，利特爾頓對會計理論的貢獻，也因此書而達到巔峰。直到現在，《會計理論結構》仍然被譽為是那個時代對會計理論發展最有貢獻意義的文獻。第四部著作是《會計理論：繼承與創新》，這部書主要揉合了《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和《會計理論結構》的思想，并將會計科學放在一個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討論。以簿記理論為基礎構建由會計思想、會計理論與會計方法等有機結合的具有良好邏輯的會計學體系是他所有著作的一個重要特征。
利特爾頓的學術成果豐碩，他對當代會計理論、公認會計原則等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學界公認利特爾頓是世界級的會計大師，更是會計理論的重要構建者。
二、《演變》基本結構
《演變》文章結構簡潔清晰，富有邏輯性，以不同時期的典型日記賬分錄為例，按照時間順序圍繞日記賬的演變這一主題展開了細致的論述。利特爾頓認為，從日記賬的發展過程來看，日記賬先后經歷了4個階段：（1）日記賬未出現前，需要將交易事項在兩個相關的賬戶中完整地記錄下來；（2）1430年到1550年期間，使用具有高度專業技術形式的分錄將交易事項記錄在分類賬中；（3）在之后的一個漫長的時間里（即1550年到1600年左右），日記賬分錄需要或多或少地記錄交易事項；（4）現代時期，日記賬的主要焦點集中在如何用技術性形式準確分類會計主體?！堆葑儭芬晃闹饕獙?5-17世紀期間的日記賬演變過程進行了研究，針對日記賬的斷代史進行了研究。
從整個行文邏輯上來看，《演變》一文可以劃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部分，第二部分為15-16世紀典型的日記賬分錄（包括第一種類型的日記賬和第二類的日記賬分錄），第三部分為十七世紀之后的日記賬分錄，第四部分為總結。
在引言部分，作者論述了日記賬是記賬過程中的一項重要技術，是將經濟交易事項的非技術報表形式轉換為一種技術性報表的中間記錄環節。但就當時的情況來看，當時美國日記賬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且在未來日記賬可能會逐漸消失，因為日記賬不是記賬過程中的必要環節。在對日記賬的現狀和未來趨勢進行簡單的預期之后，利特爾頓在文章中提出了探索日記賬起源的想法。
《演變》一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紹了15-16世紀典型的日記賬分錄。這個時期的日記賬分錄有兩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日記賬分錄的特點是：不論采用何種語言，所有這些典型日記賬分錄都采用“By A . to B .”的形式來編制。這些分錄所表達的含義不是很清晰，因此在理解這種類型的分錄時就需要對其進行推理判斷。在原文例子中所使用的介詞“per”和“a”分別表示債務人和債權人，而且債權人總是寫在債務人之后。這種類型的日記賬分錄只是展示了“per”和“a”的用法，沒有說明這兩個介詞的特殊含義，也沒有說明“per”和“a”是怎樣分別與“債務人”和“債權人”聯系起來的。同一時期德國的日記賬分錄時間雖然遲于意大利的日記賬分錄，但是它所采用的編制形式也是類似的，都具有技術性。雖然這樣的日記賬分錄比較難以理解，但還是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將這種日記賬分錄重新整合構建成易于理解的分錄。利特爾頓還認為可以從德國的分類賬發展來理解德國的日記賬，因為日記賬是在分類賬之后產生的，而且現在的日記賬在記錄發生的交易事項時也會很自然地使用分類賬中的專業短語。日記賬分錄的左方記載借方賬戶和屬于其他相關賬戶的相反的或是解釋性的分錄，其右方記載貸方賬戶和屬于其他相關賬戶的相反的或是解釋性的分錄。日記賬分錄的這種技術形式明確地表現了整個業務的兩個不同方向并且已經體現了在當前的分類賬實踐中的使用情況。
第二類日記賬分錄與第一類日記賬分錄幾乎是同時存在。第二類日記賬分錄的形式與第一類日記賬不是一模一樣的，在某種程度上，它更接近于現代的形式。根據措辭的不同，第二類日記賬分錄可以產生三種意思相近但有細微變化的方式，分別是：（1）A是債務人，B是債權人；（2）A是B的債務人；（3）A欠了B的錢。第一類日記賬分錄的形式可能是來源于分類賬分錄的措辭，才導致使用英文分類賬分錄中借方的“to”和貸方的“by”，而第二類日記賬分錄可能是在記錄個人賬戶交易事項的日記簿基礎上自然地發展起來的。很顯然，它比第一類日記賬分錄更能說是現代日記賬分錄的前身。
第三部分介紹了17世紀之后的日記賬分錄演變。17世紀的日記賬分錄在措辭上有了一些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并沒有什么意義。但隨后，在19世紀中期稍早的時候，出現了更明顯的變化，日記賬分錄又重新使用了技術性形式來編制，但與之前在1550年被棄用的技術性形式“By A ，to B ”又有所不同，專業術語幾乎完全被使用了。一筆交易的借方和貸方被分成兩個單獨的列表，貸方科目的名稱則是低于借方科目名稱。有時“Dr”被留存，有時則是被省略了；但是“to”作為借方的標志被保留了下來。后來連“to”也被棄用了，借貸方的差別可以單純地根據詞語和數據的位置來判別。文中列舉了一個18世紀日記賬編制的例子“John Doe is debtor $1000 to Stock”，這表明日記賬記錄的主體必須要有兩個，但是并不強制要求明確這兩個主體。隨后日記賬的編制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編制時不僅要求反映兩個明顯不同的事實，而且每個事實都要根據它的名字和借、貸方的特點來填寫。日記賬分錄的發展也改變了簿記的結構，要求每個事實都要根據它的名字和借、貸方的特點來填寫?，F代日記賬的編制過程讓人認為需要編制的是貸方分錄，而不是債務人或債務人，也就是說“會計主體”不是最重要的。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總結部分。利特爾頓認為日記賬的演化過程沒有停止也將不會停止，也正因為不斷進化的過程使得會計記錄向更深的技術細節發展。日記賬分錄本身也省略了原始分錄中許多輔助的交易記錄?，F代會計遇到了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要學好記賬比以前更難。記賬已經成為真正的技術，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登記程序。
《演變》一文中利特爾頓采用歸納法對會計史進行研究，并從中總結出一套系統的會計思想體系。文中列舉了大量的不同時期的日記賬分錄，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不同時期日記賬分錄的特點和編制方式。日記賬分錄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變化也體現了事物不斷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日記賬分錄的演變過程是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的，而且還會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而不斷變化。利特爾頓是享譽全世界會計大師，他的會計信條是：相對準確的會計信息會逐漸逼近要求。日記賬分錄的演變過程正符合這一規則。會計產生的原因在于客觀經濟發展的需求，而作為會計技術的日記賬的演變同樣也遵循這樣的規律。
三、《演變》主要理論貢獻
會計活動始于遠古時代。但是直到1494年意大利數學家盧卡?帕喬利在其出版的《數學大全》一書中才系統介紹了復式簿記，正是這一部分篇章，成為了最早出版的論述15世紀復式簿記發展的總結性文獻，集中反映了至15世紀末期為止威尼斯的先進簿記方法，從而有力地推動了西式簿記的傳播和發展，同時也開啟了將會計作為學術進行研究的歷史進程。但是，從16世紀到20世紀漫長的幾百年間，會計史研究并沒有得到快速的發展。直到1933年，利特爾頓教授的名著《20世紀以前的會計發展》的發表，會計史研究才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從此會計史研究步入蓬勃發展時期。
《演變》早于《20世紀以前的會計發展》發表，是對日記賬發展歷史過程中的幾種典型分錄進行研究的一個代表性作品?！堆葑儭芬晃耐ㄟ^對日記賬演變過程的研究，指出時展是會計發展的驅動因素，會計是一門反映時代變化和需要的科學。同時，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是相互聯系且密不可分的，早期的會計實務促使了會計理論的形成，而會計理論又反過來指導會計實務，這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
利特爾頓對會計歷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作為其會計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演變》體現了一個會計學者對待客觀歷史的態度。利特爾頓特別強調要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對待會計研究。同時，利特爾頓也以嚴謹的治學方式對待會計問題，他的作品也展現了非常強的邏輯性思維和分析性思維的特征。
四、《演變》對我國會計科學理論研究啟示
我國的會計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時代，那時人們已用“刻石記數”和“結繩記事”等方法來反映數量及其他收支。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會計技術也在不斷的進步。我國會計的記賬方法也從原始的計量、記錄方法發展到中式的單式收付簿記方法，再從單式收付簿記法發展到不完全的復式收付賬法直至發展到相對成熟的復式記賬法，我國的薄記方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變遷過程。郭道揚教授曾經寫道：“人類社會的會計發展既不可能超越某一歷史階段會計所處的歷史環境，產生超前的會計思想與會計行為，但也決不可以聽任落后的會計思想在新的歷史階段繼續起支配作用?！彼砸獙嬍愤M行研究，把握其發展規律，以便更好地發揮會計的職能，這正是研究會計史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歷史展示了會計發展的脈絡，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經濟環境，就更加有利于理解會計、研究會計和發展會計。
我國對于會計史的研究尤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表現為對會計史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的內容缺乏系統。目前所能看到的近代會計史研究的成果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出現，當時只有一些學者發表了少量的相關研究論文，例如馮抑堂的“吾國古代會計之研究”，林道俊的“中國古代政府會計制度之演進研究”，潘序倫的“會計學發達史”、“我國會計學術與會計職業之回顧與前瞻”、“中華民國三十年度結賬程序述要”等。之后至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會計史的研究幾乎停滯，研究成果極為少見。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會計史的研究才得到了蓬勃發展，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郭道揚教授著的《中國會計史稿》（上、下），高治宇著的《中國會計發展簡史》、李寶震和王建忠合著的《中國會計簡史》、趙友良著的《中國古代會計審計史》等。
會計史研究對于會計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會計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會計理論與實務的根基及演變路徑，有助于總結經驗，正確認識會計發展規律，科學的把握和預測會計學科的發展方向。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會計史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就整體而言，我國對會計史的研究仍需全面提高。我國今后會計史的研究重點需要加強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會計史研究的系統性。雖然理論界對會計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整體，研究方向多是局限在某個專業領域，并沒有構成完整意義上的會計史學。二是加強會計史研究高素質人才的培養。會計史的研究不僅需要對歷史較為熟悉，而且需要精通會計理論和實務，同時還需要具備閱讀國外文獻的能力，對研究人員的綜合素質要求比較高。因此，要使會計史研究系統化、全面化，培養更多的高素質研究人才是當務之急。
[本文系郭道揚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會計通史系列問題研究》（編號：11&ZD145）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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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皮錫瑞；《經學歷史》；研究
皮錫瑞（1850-1908），湖南善化（今長沙市）人。字鹿門，一字麓云。清末著名今文經學家?！督泴W歷史》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此書對經學及其歷史作了簡要、清楚的介紹與評價，內容涉及經學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種流派和代表人物。現代經學史家周予同先生又為此書作了詳細、精當的注釋，舉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詞僻義，均一一引征文獻、詳加闡發，為原書增色不少。
此書成為普及性極高的一部著作，對其的研究雖然并談不上如火如荼，但稍加留意，還是有不少學者關注于此。主要吳仰湘、馬少甫、張國華、潘斌等人，并且，這些人當中也不乏對皮錫瑞或《經學歷史》進行過綜述性的研究，但可能尚存有可補缺指出。檢索并研讀近十年來的論文研究，筆者認為，對《經學歷史》的研究，大致可從以下幾方面概括論述。
一、對該書作者的研究
該書既出自皮錫瑞之手，則必然要考察作者的諸多方面，不僅包括了個人的獨特經歷，也必然要關涉到個人所處的社會大環境。所以，對作者的研究也就包括了不止單一方面的內容。
1.生平
周予同在其《經學歷史》注釋本的序言中對皮錫瑞的傳述只寥寥數筆帶過，并說：“我很慚愧，我所得皮氏的生平，僅僅簡略如。他的生卒、他的師友、他的學術的傳授，我竟無法查考。我曾輾轉地詢問過幾位湖南的學者，但不是沒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對此，吳仰湘的解答是，1938年，皮錫瑞之孫皮名振繼發表《皮鹿門先生傳略》（附有詳盡的《皮鹿門先生著述總目》）之后，接著又出版了《皮鹿門年譜》。此書大致描繪出皮錫瑞生平和學術的粗糙輪廓，為后人了解和研究皮錫瑞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吳仰湘認為此說可信性已極高。關于皮氏的生平，諸位學者之間也便不存在有多大的出入。潘斌《皮錫瑞經學研究綜述》即言“吳仰湘先生所著《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一書對皮錫瑞的生平多有研究”。
2.思想
對作者思想的研究，多是由《經學歷史》一書中探析而來的，既有學術思想，又有政治思想（變法思想），此工作做的較為出色的可謂是馬少甫和吳仰湘二人?！捌な蠈W術思想中‘通經致用’與實學考據的并存，反映在《經學歷史》中便是書中雖能客觀如實地敘述經學在傳統社會中發展演變的表現，但對經學發展過程中許多重大環節的卻有偏頗?！?馬少甫把《經學歷史》與皮氏本人相統一而論，是對皮氏思想進行解讀的做好方法，并且，他的這種觀點在他的其他著作或論文中也總是多有涉及。吳仰湘對此的研究也更多地是綜述了前人的成果，張舜徽特別推崇皮氏的“通人之學”，說：“我們認真考慮到皮氏學術成就的全貌，實是通學門庭，在許多問題上，能見其大，能觀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專治今文家言的經師，那就太縮小他的作用了。他在清末，實是一位極其博通的學者，論其造詣，遠遠超過了王闿運和王先謙?！?另外，楊向奎也認為皮氏的治學態度極其嚴謹“皮氏說較謹嚴”。
關于皮錫瑞的政治變法思想，學者們都在各自的學術研究中多有論述，在此鑒于重點在于《經學歷史》一書的研究，故略去對皮氏政治變法思想的闡述。
二、對文本本身的研究
1.編纂體例
對《經學歷史》編纂體例做出比較的多研究的當屬馬少甫和張國華，二人在此問題上并無太大的出入。并且，查看對此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們都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即肯定皮錫瑞著《經學歷史》在其編纂體例上的開創性，“該書不僅從時間的跨度和內容的廣度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經學史的編纂特點，且吸收了西方史學的章節體體例，將經學在傳統社會的發展史用一主題思想貫穿起來，從而成為第一部完整意義的經學史，并對近代的經學史研究產生一定的影響?！瘪R少甫認為，《經學歷史》的體例區別于以往的任何一種，非傳記體，非書志體
，非學案體，這是《經學歷史》在編纂上最大德不同，具有極大的開創意義。眾多者也承認此說。
例如，1936年，馬宗霍作《中國經學史》，馬氏在自序明謂：“晚世有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始自具裁斷”，肯定了皮氏在經學史研究的首創之功，體例上，馬氏在書中史論結合，在章節體已走向普及的時期（馬氏書成于1936年），仍然與皮氏之書的形式無大改動，足見馬氏是在糾正皮氏，同時也看出其受皮氏影響之深。
2.校對糾誤
在近十年內，對《經學歷史》的校對糾誤工作雖為不多，但還是有的，這與皮著、周注的嚴謹治學態度有關，但若仔細推敲的話，可能錯誤還是難免的。在此方面做出一定貢獻的有宋立林、王亞婷等人。宋立林指責皮氏門戶之見，“如對三國王肅，皮氏即大加鞭撻，將之與劉欲并稱為“經學之大蠢”，指責其偽造群書諸注，所論似甚痛暢。近因研究《孔子家語》，重讀此書，居然發現皮氏在此卻出現低級謬誤，而周注更錯上加錯。讀之愕然。”由此可見，具有對經典的質疑精神非常重要。
再者，王亞婷在吳仰湘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對《經學歷史》的較為全面的一次點校糾誤工作，包含了斷句之誤、?？敝?、分段之失及可據初稿本補正的部分。其針對周注本的點校，提出了具體可行的修改意見。
三、對文本內容及相關延伸的研究
1.具體內容及對其評價
在《經學歷史》的具體內容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對此書中關于中國經學史分期的問題及對此書內容的評價問題。馬少甫特備推崇皮氏在《經學歷史》一書中的觀點和看法，并據此規定《經學歷史》乃“第一部完整意義上的中國經學史著作”。
吳仰湘從《經學歷史》的實際內容出發，通過具體的分析得出“《經學歷史》并非經學史著作的結論”，“《經學歷史》的‘十個時代’一直被學術界視為皮錫瑞所分中國經學史的‘十期’，并因此將《經學歷史》視作中國第一部經學史著作。然而細讀《經學歷史》，可見書中分十個時代所作的論述，并非是對經學史的分期與評述，而是著力宣揚‘尊孔’、‘崇經’的思想，體現出皮錫瑞‘信古’、‘崇漢’、‘主鄭’的經學取向。”
吳仰湘的論述也借助了其他學者的評論：周予同“就史學說，他這本書就不免有宣傳的嫌疑了”；楊向奎則反對此說，認為皮氏的思想具有時代的特點，無可厚非；云則比較客觀冷靜地對皮氏《經學歷史》做出了評述。他認為，皮錫瑞還是用比較簡單明了的文字論述了中國經學史的大致脈絡，勾勒了經血發展、演變的主線，特別是對經學史“十期”的劃分，“這種思維方式和劃分階段的方法，顯然得力于公羊樸素進化觀和西方進化論。盡管皮氏的劃分和概括未必十分恰當，但畢竟第一次做到了按照經學發生、發展、演變的過程，分析其階段性特點，把它視為其中包含有進化嬗變之理的客觀研究對象，并且提出了自成系統、自有見地的看法，因而明顯地具有學術近代化的特征。”此對《經學歷史》之內容和評價可謂是較為可取的。
2.特點
《經學歷史》一書，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結構上，其最大的特點莫過于其會通性、宏觀性。這里的“通”，包括時間跨度、內容的廣度，同時也指皮氏寫作思想的一致性。皮錫瑞以前的歷代學者，他們對經學的論述都還稱不上一部“經學史”，他們也沒有用“經學歷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確意識。在《經學歷史》一書中，皮氏從孔子刪定六經述起，以儒家經典在春秋時期的流傳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為終結，對前經學時期以及經學獨尊以后的各個階段都有涉及，與經學發展始終的軌跡基本吻合，反映了經學從始到終的全部歷程，既是對傳統經學史的發展，又是經學發展的一個全過程的總結。因此，從時間跨度來講，《經學歷史》一書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國經學史。
另外，《經學歷史》一書的另一個較為明顯的特點還表現在該書的編纂體例上。此點在以上部分已略有提及?！督泴W歷史》在述論經學發展的過程時，將經學史劃分為十個時期。每個時期的標目實際上也就是該時段的特點。在講述每一時段的經學發展時，皮氏從制度、經籍、人物等幾個方面展開論述，皮氏中間還插有皮氏之評論，夾敘夾議，“史”“論”結合，這種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經學發展過程中“面”上的表現，又注重“整體”與“局部”的統一。
最后，寫作特點上，《經學
歷史》一書表現出了作者個人強烈的主觀情感色彩?！捌な想m然學出今文，門戶之陋習固不可免”③；吳仰湘在其論文著作中也多次指出皮錫瑞著《經學歷史》時所表現出的濃郁的個人評判特點。并且，學人們在研習《經學歷史》時基本上都能夠注意到這點，而是自己站在較為客觀的立場之上。
四、對未來研究的期望及建議
此項研究多數學者沒有明確主要地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只有較少的學人對此提出了具體的期望和建議。吳仰湘認為目前對皮氏《經學歷史》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欠缺較多，提出在以后的研究上期望能夠向系統化、全面化、深刻化的方向努力。
馬少甫認為應將其置于時代的背景下，“《經學歷史》作為時代的產物，它在反映皮錫瑞的治學觀的同時也折射出了某些時代的特征。將<《經學歷史》置于時代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自能從中透視出‘皮錫瑞式’的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面臨千古未遇的大變局時價值取向、治學路徑，這樣，《經學歷史》便有了其超越自身的‘坐標’的意義”。
就目前來看，對《經學歷史》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總的來說還是存在著許多不足指出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要努力從更多的層面、更廣的角度、更深的維度去對其形成系統的不斷改進、并聯系當下的深入研究。
注釋：
①周予同，《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載上?！睹耔I》第九卷第一號，1928年.
②潘斌.皮錫瑞經學研究綜述[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2）
③馬少甫.《經學歷史》與皮錫瑞學術思想初探[j].北方叢刊，2006（4）.
④張舜微.皮錫端[a].清儒學記（卷七）[m].齊魯書社，1991：358-364.
⑤楊向奎.鹿門學案[a].清儒學案新編（卷四）[m].齊魯書社，1994：341.
⑥馬少甫.皮錫瑞《經學歷史》編纂特點[j].史學史研究，2003（2）.
⑦宋立林.皮著、周注《經學歷史》糾誤[j].文獻季刊，2008（1）.
⑧吳仰湘.皮錫瑞《經學歷史》并非經學史著作[j].史學月刊，2007（3）
⑨吳仰湘.大陸皮錫瑞研究述評[j].船山學刊，2005（2）.
⑩云.中國近代經學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348-365.
⑾張國華.讀皮錫瑞《經學歷史》[j].華夏文化，2004（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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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皮名振.皮鹿門年譜[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
[4]朱維靜，周予同.經學歷史論著選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楊向奎.鹿門學案·清儒學案新編（卷四）[m].濟南：齊魯書社，1994.
[6]云.中國近代經學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7]吳仰湘.大陸皮錫瑞研究述評[j].長沙：船山學刊，2005（2）.
[8]馬少甫.皮錫瑞《經學歷史》編纂特點[j].史學史研究，2003（2）.
關鍵詞：文學教育 理性缺失 科學思維方法 應用價值
文學教育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區別，廣義的是指以文學為手段在家庭、學校與社會中所進行的教育，狹義的文學教育是指以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為核心、以課堂教學為主要載體、對受教育者所進行的審美、思想、學識與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屬于狹義文學教育范疇，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是培養新世紀優秀教師的重要方式，是提高未來的中小學教師素質的有效途徑，因而，師范院校文學教育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是影響文學教育實踐過程及其效果的關鍵因素。
一、新世紀文學教育研究現狀與文學教育問題反思
21世紀初期，隨著中小學與高校教學改革的深入開展，“文學教育”成為諸多學者和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關注的對象，近十年來，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論文與專著有近2000篇（部），這些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關于文學教育的基礎理論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平原《文學史、文學教育與文學讀本》（《河北學刊》，2013） 、魯定元《文學教育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與溫儒敏《語文課改與文學教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等。這些研究對文學教育的內涵、性質做了深入的探討，明確了文學教育的基本范疇，即以文學作品（文學“讀本”）為核心，以哲學、歷史與社會學知識為拓展，將審美教育、思想學識教育以及道德品質教育與文學教育相結合，以培養人格健全、思想獨立、學識系統的現代人才作為文學教育的主要目標。
二是對文學教育內容的研究。研究著重探討了文學教育中的西方文學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學教育）、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以及古代文學教育的內容與方式，總結了中美文學教育、傳統與現當代文學教育的差異。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嬌，邵秀芳《西方文學教育的經驗分析及其啟示》（《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學教育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與趙煥亭《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學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
三是對不同教育階段文學教育實踐的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盧建紅，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王立昌《中學文學教育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與朱自強《小學語文文學教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2001）等。這類科研成果針對不同教育階段（大中小學與高校）的文學教育的內容、特征及其功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強調了高校的文學教育對于語文教師文學素養的形成以及對理工專業學生創新思維的培育的重要作用。
四是對文學教育功能的研究。認為文學教育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與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與人格養成教育，其次，文學教育還具有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與心理健康的功能。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紅，劉連梅《文學教育與大學生德育之我見》（《語文建設》，2013）、阿茹漢《文學教育對學生綜合素質及道德情操的影響》（《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與葉杰琳《如何通過文學教育幫助大學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首都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等。
五是對文學教育現狀的反思。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紅兵《中國文學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魯樞元，趙玉平《文學教育與教育生態》（《語文教學與研究（教研天地）》，2011）、龍軍《對當前“文學教育”的一點反思》（《名作欣賞》，2013）、楊邦俊《回歸真正的文學教育》（《語文建設》，2009）、傅書華《時代病癥：文學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與于曉泉《文學教育的反思及對策》（《語文建設》，2013）等。此外，還有少量成果是關于兒童文學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開放以來河南高校兒童文學教育的經驗與現狀》（《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張心科《清末民國兒童文學教育發展史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等。
國內外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闡釋了文學教育的內涵、功能與范疇進，揭示了中小學與高等學校尤其是師范院校開展文學教育的重要意義，并對文學教育的現狀進行了總結與反思，為進一步研究文學教育的相關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有益的借鑒。但是縱觀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師范院校文學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較為缺乏，尤其是對文學教育效果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討論。少數研究者關注了文學教育方法的問題，如趙煒，馮宇，尹樹萍《立體多維教學模式在外國文學教育中的應用》（《芒種》，2012）、張心科《接受美學與中學文學教育》（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任樹民《教師教育專業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文學教育芻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等。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的文學教育實踐本身缺乏對方法的注重，文學教育往往止于藝術欣賞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學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論欠缺，這一現狀要求我們在強調文學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時，也要注重對文學教育的實施者（主要是教師）的理性思維能力和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
二、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價值
科學思維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總結的觀察實驗方法、數學方法、假說方法、邏輯方法（包括分類法、歸納法、演繹法、分析法、綜合法、抽象和具體、歷史和邏輯）等近代思維方法，也包括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以來形成的類比、轉換與外推思維方法、溯因與預見思維方法、創造性思維方法（包括聯想與想象、直覺與靈感、逆向思維、悖論思維）等現代思維方法，它是人類進行一切科學研究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所運用的科學思維方法。運用科學思維方法、在實踐中培養科學人的思維，是人類感性能力與理性能力平衡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對于偏重感性體驗的文學教育來說，運用科學思維方法、養成科學思維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1.為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培養奠定基礎。
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對于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的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優秀的中小學教師又是發展基礎教育、提高全民素質的關鍵因素。強調文學教育方法的科學性與系統性是文學教育實踐的重要內容，通過科學思維方法的理性與文學教育的感性互補，可以塑造出感性體驗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具有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重視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研究與應用對推動教育改革、培養21世紀復合型人才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領域的應用，也有利于將課堂教學與學生的哲學思考、歷史體悟與實踐相結合，為師范生的課外自學與學術研究以及論文寫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
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情況、存在的問題以及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積極作用，就要以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為出發點，根據文學教育實踐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應用及其效果的調查統計，探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與意義。研究文學教育的內涵與功能，反思文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可以揭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迫切性與重要性。探討科學思維方法的內涵與特征，研究其對文學教育系統化與學理化的建構功能，對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科學思維方法的應用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總結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實踐經驗，以具體的課堂教學實踐、課外閱讀延展、畢業論文與學術論文寫作為例證，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對文學教育縱深化發展的作用，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對于培養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實踐價值，才能進一步揭示科學思維方法在文理貫通的學識培育、理性與感性融合的人格教養上的關鍵地位。
3.彌補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的不足。
文學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文學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響了文學教育的效果，決定了文學教育的價值?？茖W思維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強文學教育的學理性、邏輯性，也可以培養受教育者的科學思維方法，彌補以往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所帶來的不足。對于師范院校的學生而言，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礎教學與文學教育中將這一方法傳遞給中小學生，為培養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懷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紀新型高素質人才奠定堅實的基礎。
掌握科學思維方法是培養21世紀新型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對于師范院校而言，培養具有健全人格與高超教學教育能力的優秀教育者是其本職追求，而如何使師范院校的學生成長為感性與理性全面發展的未來教師，是師范院校教育實踐成功與否的關鍵。文學教育作為素質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師范院校學生學識的培育、人格的培養與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將學生的思維方式通過感性鑒賞的途徑進入到理性分析的領域，這一過程必須要以科學的思維方法作為指導。感悟性的文學教育必須理性的分析與歸納上升為感性體驗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藝術教育，才能真正達到文學教育的目的，才能建構高素質人才的健全人格、心理與學識素養，為中國教育培養更多具有優秀教師，為中國社會培養和輸送更多全面發展的綜合型人才。
一、新世紀文學教育研究現狀與文學教育問題反思
21世紀初期，隨著中小學與高校教學改革的深入開展，“文學教育”成為諸多學者和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關注的對象，近十年來，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論文與專著有近2000篇（部），這些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關于文學教育的基礎理論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平原《文學史、文學教育與文學讀本》(《河北學刊》，2013)、魯定元《文學教育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與溫儒敏《語文課改與文學教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等。這些研究對文學教育的內涵、性質做了深入的探討，明確了文學教育的基本范疇，即以文學作品(文學“讀本”)為核心，以哲學、歷史與社會學知識為拓展，將審美教育、思想學識教育以及道德品質教育與文學教育相結合，以培養人格健全、思想獨立、學識系統的現代人才作為文學教育的主要目標。二是對文學教育內容的研究。研究著重探討了文學教育中的西方文學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學教育）、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以及古代文學教育的內容與方式，總結了中美文學教育、傳統與現當代文學教育的差異。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嬌，邵秀芳《西方文學教育的經驗分析及其啟示》(《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學教育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與趙煥亭《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學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三是對不同教育階段文學教育實踐的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盧建紅，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王立昌《中學文學教育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與朱自強《小學語文文學教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2001)等。這類科研成果針對不同教育階段（大中小學與高校）的文學教育的內容、特征及其功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強調了高校的文學教育對于語文教師文學素養的形成以及對理工專業學生創新思維的培育的重要作用。四是對文學教育功能的研究。認為文學教育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與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與人格養成教育，其次，文學教育還具有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與心理健康的功能。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紅，劉連梅《文學教育與大學生德育之我見》(《語文建設》,2013）、阿茹漢《文學教育對學生綜合素質及道德情操的影響》(《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與葉杰琳《如何通過文學教育幫助大學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首都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等。
五是對文學教育現狀的反思。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紅兵《中國文學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魯樞元，趙玉平《文學教育與教育生態》(《語文教學與研究(教研天地)》，2011）、龍軍《對當前“文學教育”的一點反思》(《名作欣賞》，2013）、楊邦俊《回歸真正的文學教育》(《語文建設》，2009）、傅書華《時代病癥：文學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與于曉泉《文學教育的反思及對策》(《語文建設》，2013)等。此外，還有少量成果是關于兒童文學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開放以來河南高校兒童文學教育的經驗與現狀》(《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張心科《清末民國兒童文學教育發展史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等。國內外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闡釋了文學教育的內涵、功能與范疇進，揭示了中小學與高等學校尤其是師范院校開展文學教育的重要意義，并對文學教育的現狀進行了總結與反思，為進一步研究文學教育的相關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有益的借鑒。但是縱觀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師范院校文學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較為缺乏，尤其是對文學教育效果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討論。少數研究者關注了文學教育方法的問題，如趙煒，馮宇，尹樹萍《立體多維教學模式在外國文學教育中的應用》(《芒種》，2012）、張心科《接受美學與中學文學教育》(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任樹民《教師教育專業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文學教育芻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等。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的文學教育實踐本身缺乏對方法的注重，文學教育往往止于藝術欣賞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學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論欠缺，這一現狀要求我們在強調文學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時，也要注重對文學教育的實施者（主要是教師）的理性思維能力和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
二、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價值
科學思維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總結的觀察實驗方法、數學方法、假說方法、邏輯方法（包括分類法、歸納法、演繹法、分析法、綜合法、抽象和具體、歷史和邏輯）等近代思維方法，也包括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以來形成的類比、轉換與外推思維方法、溯因與預見思維方法、創造性思維方法（包括聯想與想象、直覺與靈感、逆向思維、悖論思維）等現代思維方法，它是人類進行一切科學研究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所運用的科學思維方法。運用科學思維方法、在實踐中培養科學人的思維，是人類感性能力與理性能力平衡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對于偏重感性體驗的文學教育來說，運用科學思維方法、養成科學思維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1.為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培養奠定基礎。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對于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的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優秀的中小學教師又是發展基礎教育、提高全民素質的關鍵因素。強調文學教育方法的科學性與系統性是文學教育實踐的重要內容，通過科學思維方法的理性與文學教育的感性互補，可以塑造出感性體驗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具有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重視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研究與應用對推動教育改革、培養21世紀復合型人才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領域的應用，也有利于將課堂教學與學生的哲學思考、歷史體悟與實踐相結合，為師范生的課外自學與學術研究以及論文寫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情況、存在的問題以及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積極作用，就要以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為出發點，根據文學教育實踐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應用及其效果的調查統計，探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與意義。研究文學教育的內涵與功能，反思文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可以揭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迫切性與重要性。探討科學思維方法的內涵與特征，研究其對文學教育系統化與學理化的建構功能，對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科學思維方法的應用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總結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實踐經驗，以具體的課堂教學實踐、課外閱讀延展、畢業論文與學術論文寫作為例證，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對文學教育縱深化發展的作用，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對于培養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實踐價值，才能進一步揭示科學思維方法在文理貫通的學識培育、理性與感性融合的人格教養上的關鍵地位。
3.彌補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的不足。文學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文學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響了文學教育的效果，決定了文學教育的價值?？茖W思維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強文學教育的學理性、邏輯性，也可以培養受教育者的科學思維方法，彌補以往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所帶來的不足。對于師范院校的學生而言，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礎教學與文學教育中將這一方法傳遞給中小學生，為培養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懷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紀新型高素質人才奠定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歷史教科書 性別問題 女性 性別公平化
教科書是學生學習的重要材料和指針，教科書在傳授知識要點的同時，也傳遞著與內容相應的價值觀，它在學生性別角色的形成過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歷史教學和純史學是不同的，歷史教育考慮更多的是選取哪些史料作為實現教育目標的教學內容，所以只要能更好地實現教育目標，教科書內容可以有選擇上的彈性。
婦女歷史地位的低下、婦女史料的缺乏并不等于現代的歷史教科書不能給婦女史料以應有的地位。對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之評價是建立在當今社會性別公平化標準之上的，而性別公平化的社會標準并不等同于兩性對自我角色的滿意感。另外，糾正現有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傾向問題并不是一味地提高女性在歷史教科書中的“出場率”，而是要將歷史女性的形象真實全面地展現出來，不僅讓學習者看到女性在歷史中的進步作用與正面意義，還要看到女性所遭受的痛苦、女性的不足與進步等，從而讓學習者真正體會男女歷史人物的地位與作用。以傳統關點來看，歷史女性的總體形象并不像男性那樣豐富多彩、轟轟烈烈，但女性這半邊天在我國這個有著悠久男尊女卑歷史的國家里的奮斗歷程與所獲感悟是素質教育很好的素材，也就是說，從基礎教育階段的歷史教科書開始探尋性別問題，所帶來的將遠不止是歷史教科書編撰方面的進步。
1、國外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研究。
20世紀40年代西方學界就開始對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給予關注，在此后的研究中，人們發現古今中外的教科書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男尊女卑”的性別偏見，它們傳遞的是男性在歷史上的功過是非以及男權社會意識形態。而且國內外專家學者發現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已然成為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普遍性問題。以性別為視角，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進行性別分析，在西方社會已成為一個頗具特色的研究范疇，它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對千百年來習以為常的性別問題和性別觀念的變革上，而且體現為一種全新看待歷史、社會、文化甚至知識傳統的性別視角的出現。
2、大陸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研究。
后，對婦女問題投入了較大的關注，并從法律上規定了“男女平等”，這自然是好事情，但同時也使人們被表象迷惑，忽視了實際存在的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所以，大陸對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的關注確實比國外遲了許多，而且也不及其來得熱衷與深邃。大陸對教科書中性別問題進行了審視。專家有崔建氏、張德、朱曉斌和曾天山等人，相關論著從多個角度對教科書的性別問題進行了審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譬如，曾天山在作了從古至今、從中國到西方五個國家教科書的大跨度研究后指出，歷史教科書強調了男子的文治武功，而女性則難占一席之地；在分析了原因之后，曾先生還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但是他們的研究大多主要以分析語文教科書中的性別偏見為基礎展開的。2l世紀的今天，在中國大陸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研究日漸興盛起來。
余艷曾以中國古代史部分為例探討教科書中的性別政治意識形態問題。通過對六套教科書和一套教參的分析查閱后得出，只有符合傳統男性標準的極少數女性被寫進歷史教科書，而她們往往有比較大的局限性和不足；教科書中的女性難以獲得與男性同樣的社會生存環境，她們只是附庸和犧牲品，登上政治舞臺的女性甚至被異化或淪入身敗名裂、遺臭萬年的境地。王玉民在《挖掘歷史教材中的女性材料培養高中女生女性角色意識》一文中指出，要還教材中“妖魔化”女性以本來面目，重建歷史真實，從而努力做到客觀評價教材中的反面或從政治角度定義為負面的女性；教師還要豐富教材中杰出女性的材料，并開設以女性內容為主的擴展型課程。朱煜和龔奇柱均在撰文評價“川教版”初中歷史新教材時充分肯定了其增加女性活動內容一舉，認為其體現了性別平等的新理念。
除以上這些專家學者外，還有很多學者在談及歷史教科書及歷史教學問題時也或多或少提及女性問題，如北京大學的史春風老師、北京師范大學的韓雪老師等。這些學者來自不同的學科，有著不同的知識背景，對中學歷史教科書進行著多視角的解讀與檢視，對正值新課程改革的歷史教育而言，這無疑是件大好事。但是現在國內關于教科書中的性別研究大多選取語文、數學、英語等課本作為研究對象，關于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之系統研究還處于基本空白狀態；另外，對歷史教科書中的性別問題之零散、片段式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定性研究。
歷史教科書中對兩性人物呈現的差異不僅表現為數量的不同，還體現在對人物形象的選擇和再現問題上。而通過后者，人們可以發現教科書是否因性別的不同而對社會貢獻的多樣化有不同的描述；在展示積極的社會貢獻方面是否因性別而有所不同；在敘述典范人物例子時，有無平均分配給兩性等等。教科書在這些問題上的體現往往可以給歷史教科書內容的性別分析帶來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教科書人物的品質特征，就是指教科書中出現的男性和女性所具有的思想、認識和品性。眾多研究表明，學習者往往會認同和模仿同性人物在書本中的表現，所以歷史教科書中的男女分別具有怎樣的品質，對青少年的成長成才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如果教科書對某一性別的人物品質展示呈現明顯的傾向性，這不僅會影響同性學習者的性別認同，而且也會限制另一性別學習者的角色歸屬和社會地位的確定，從而形成性別刻板印象，甚至會導致極度的性別優越或自暴自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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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學家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 ]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 ]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 ]；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 ]，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 ]；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薄吨芤住?、《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缎⒔洝吩唬河锰熘?，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墩撜Z》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彼掇r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 ]。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笨梢姡芯酷t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 ]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 ]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盵 ]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守硵低ê趿邤敌泻醵偎氖?。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 ]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盵 ]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盵 ]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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