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理論論文

序論：在您撰寫經濟學理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1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經濟學理論論文:近代英國經濟學理論下的國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國的國民教育思想，主要見于經濟學理論中。威廉·配第第一個提出了國家應撥款發展教育的觀點。之后，亞當·斯密以勞動分工論為邏輯起點，論述了強制教育的必要性；馬爾薩斯則從教育與貧困的關系著手，揭示了國家之于教育不可脫卸的責任；倡導功利主義的穆勒父子、劍橋學派創始人馬歇爾也分別提出了發展國民教育的主張。這些國民教育思想對英國國民教育體制的形成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英國；經濟學理論；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系指國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為本國公民辦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學校教育，一般指小學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國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來已久，古希臘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長的中世紀里，在教會的控制下，教育成為慈善事業。而近代國民教育思想的產生則與宗教改革和民族國家的興起緊密相關。隨著國家權力的增強和民族意識的強化，教育領域也開始發生重大轉變。國家管理教育的呼聲日高。由于近代各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發展背景的差異，國民教育思想也呈現出迥異的特點。迥異于法德，英國近代的國民教育思想更多從經濟變化和發展的角度，強調國家應承擔起開辦國民教育的重任，最早體現于經濟學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先后提出國家應發展教育的主張。其后，在經濟學界引發了熱烈討論。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馬歇爾等經濟學家自陳己見，論述國民教育之利，對英國國民教育體制的形成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國漢普郡一個小業主家庭。由于家境貧寒，14歲起便不得不外出謀生。先后做過水手、家庭教師、醫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學授予醫學博士學位。1651年起任愛爾蘭總督亨利·克倫威爾的侍從醫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愛爾蘭土地分配總監。1658年當選為愛爾蘭國會議員。因其《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政治算術》、《愛爾蘭的政治解剖》、《略論貨幣》、《關于促進學問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議》等著作而蜚聲世界。馬克思對之尤為推崇，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1。威廉·配第不僅在經濟思想上對后世影響深遠，還在英國近代第一個提出了國家應該撥款發展教育的主張。

在威廉·配第看來，社會問題以及經濟問題都是可以數字、重量、尺度來衡量的，其對教育問題的分析也是以這種方法論為基礎和指導的。他主張要對全國進行必要的教育調查，從而確定教育機構的類型、數量、生源、專業設置等，然后確定具體措施。并從經濟學角度提出了發展教育的理由。認為，財富的最后源泉，終歸是土地和勞動。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的生產物是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科技和勞動者的素質才是最終的決定條件。在此基礎上，他強調教育不僅應為國家政治和經濟發展服務，而且堅持認為，教育是國家的、公共的事物，國家的公共經費除“軍事費”、行政官吏俸祿而外，“公共經費的第三項，就是為拯救人的靈魂，啟導他們的良知所需的經費”。2這些經費的受益者顯然是宗教組織，而宗教組織在其時正承擔教育的主要職責。故雖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詞，卻是把興教育看作國家的基本義務。他特別強調指出：“也許有人認為這種經費是關于另一個世界的，……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逃避人類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證據的罪行、捏造證詞、曲解法律的意義等等行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們就會認為有必要繳納一種公共經費，用以使人們通曉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惡的意念與企圖，而且更能看到隱秘的行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對在人世只能加以輕微懲處的邪行作永恒的懲罰?！?為此，他主張，“現在擔任這種公務的人所拿到的俸祿，也必須相應的優厚。不僅如此，即使在這人世的生活中，他們也必須具備能夠用某種報酬來吸引世人的資力”。4期待國家尊師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為可貴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國家不僅應加強對宗教組織的資助，還要承擔“各種學校以及大學，特別是當它們教給上面那些人誦讀、寫作和算術的時候所需的經費”5。認為，“學?；驅W院這些機構，目前大多數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獻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為追求他們私人目的而花費金錢和時間的場所。但是，如果它們的目的是在于給最優秀而有天資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幫助，使其從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運行規律，那無疑是一種善舉。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所需經費也應當算是公共經費?！?國家對這些學?；驅W院的撥款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

威廉·配第從國家發展的需要出發，以經濟學的視角，提出教育是國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經費應列為國家公共經費開支，反映了其睿智和遠見卓識，也代表了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要求。遺憾的是，他對教育的價值問題，并未做深入論述。在探索資本主義經濟范疇的內在聯系，深入研究資產階級制度的隱秘結構中，英國歷史上另一位卓越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國民財富、提高勞動生產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與經濟的內在關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

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蘇格蘭一個海關職員家庭。14歲便入格拉斯哥學習，三年后被推舉到牛津大學。畢業后先后在愛丁堡大學、格拉斯哥大學任教。1764年，他辭去教授職務，充任布克萊希公爵的私人教師，陪同公爵去歐洲大陸旅行長達兩年，考察了法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并結交了大批法國知名人士，對其思想影響頗大。1767年，他回到故鄉專心于寫作。幾近十年之功終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亦稱《國富論》）。此書一經問世便引起歐洲各國重視。馬克思甚至評價：“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它所包括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國富論》雖始終圍繞如何促進國家財富的增長這一主題展開，卻對國民教育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堅持認為，國家必須明確自己所承擔的基本職能，應提供面向全體國民特別是勞動階級的教育，并提出了強制性教育的觀點。這為義務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勞動分工論是亞當·斯密整個經濟理論的邏輯起點，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論前提。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以及社會各個企業和各個部門的生產者之間的分工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國民財富的同時，斯密也承認，分工也對人的智力發展產生了極大傷害，故產生了國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個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數單純的操作，……沒有機會來發揮他的智力或運用他的發明才能來尋找解除困難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習慣，而變成最愚鈍最無知的人?！?所以，“政府如不費點力量加以防止，勞動貧民，即大多數人民，就必然會陷入這種狀態?！?而“在自由國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對政府行動所持的友好意見”，10“這般人民有了教育，國家可受益不淺呢。在無知的國民間，狂熱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擾亂。一般下級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會受狂熱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識的人，常比無知識而愚笨的人，更知禮節，更守秩序?！?1

為此，他繼承了威廉·配第的國家職能觀，堅持將教育經費列入國家的基本開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為在文明的社會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國家的注意”12。斯密認為，僅靠社會力量是難以實現教育目標的，國家應在各教區各地方，設立教育兒童的學校，負擔教師的部分薪酬并為鼓勵學業優良卻家境貧寒的兒童提供獎賞。斯密還認為，國家應有相應的制度以強制全體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確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種職業團體或獲得某種職業資格前，必須接受國家的考試或鑒定。這種強制教育的思想觸及近代國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時代獨樹一幟，影響深遠。其觀點自然也引發頗大爭議。亞當·斯密之后，眾多的經濟學家們圍繞國民教育展開了激烈討論。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馬歇爾等都提出了發展國民教育的主張。

二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國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他早年在劍橋大學學習神學和哲學。1798年發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東印度公司聘請，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學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經濟學教授，并相繼出版《地租的性質與發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經濟學原理》（1820年）等政治經濟學著作，奠定了英國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爾薩斯的思想雖然頗多爭議，卻是旗幟鮮明地贊成政府干預教育的著名經濟學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馬爾薩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天然地不相等，而偉大的自然法則卻必須不斷使它們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認為，這便是阻礙社會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難”。13為避免社會沖突和其它惡劣后果，必須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長?；诖丝紤]，馬爾薩斯對當時英國的濟貧法制度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從總體來看，實施濟貧法給社會帶來的利益遠遠彌補不了其所導致的社會損失。當時所實施的救濟制度表現出一種削弱儲蓄的傾向，并容易導致對社會負責行為的損害。為此，他建議不再向窮人撥付救濟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種土地、建立儲蓄制度外，還應推行教育計劃，使窮人真正認識到其貧困的真實原因，并掌握改變自身生活境遇與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知識與技能。

他毫不客氣地批評英國政府已經“在窮人身上濫花巨額資金……但在他們的教育上，……卻嚴重匱乏。它無疑是民族的極大恥辱，把下層人民階級的教育僅僅留給了一些‘星期日學?！?。14而政府推脫責任的做法造成了嚴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養國家所需人才。馬爾薩斯堅持認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無疑問是政府的責任，是任何其他機構都代替不了的。一個政府如果沒有教導它的公民，應當把其幸?；蛲纯嗟闹饕矫嫜鲑囉谧陨?，那么說明這個政府沒有實現其目標，不能為他們自己思考，社會的受教育成員就無法作出正確的決定。由此馬爾薩斯強調，任何社會體最終由分享其資源的人們的數量決定，教育，尤其“突出強調下層階級的真正狀態的一般說明……如果受人口原則影響一樣”15是社會健全的關鍵。馬爾薩斯寫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這個政府能臻于完美?！?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們從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獲得的一切好處。沒有教育，確實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無缺的?！?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勵社會的下層階級養成謹慎習慣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馬爾薩斯從教育和貧困的關系的角度論述了開展國民教育的重要性。通過發展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來最終擺脫貧困的觀點在英國掀起了不小的波瀾。其后的另一位經濟學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他在1813年1月的“愛丁堡觀察”雜志上提出：“如果他們的教育委托給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個人，——我們只能說，雖然我們尚未想到危險性的大小，但使嫻熟的讀和寫教授給全體人民仍然大有益處，我們應當愿意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險，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種獲得的進程?！?9顯然，這位功利主義大師愿意為國家提供基礎教育而犧牲他的聯想原則思想。他評價說，初等教育對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對任何政府把它改變為惡性教育幾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深受他的影響，對英國國民教育體制的形成影響尤大。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國著名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功利主義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發表了《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應用》。其在作為英國下議院議員的三年任期內，曾就教育改革在議會中作過許多重要講演，呼吁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勞動人民習慣的兩種方法之一。他認為，自由放任有許多例外，尤其不適用于初等教育?！皬脑瓌t說，就應該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規定父母在法律上負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職責。因為兒童的父母或撫養他們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兒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卻未能這樣做。他認為這些父母或撫養者既沒有盡到對孩子本身的職責，也沒有盡到一個社會成員的職責。他指出，一般社會成員也會因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嚴重損害。認為，“民間教育的數量現在是遠遠不夠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將是遠遠不夠的，而其質量雖然顯示了某種改進的趨向，但現在除極少數情況外，卻很差，而且一般說來是糟糕透頂的，簡直是徒有虛名?！?1所以，“政府有義務彌補這一缺陷，資助初等教育，以使窮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夠免費或以微不足道的費用接受初等教育?！?2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又認為，“一般說來，如果國內不乏有資格能在政府維護之下舉辦教育事業的人士，只要法律規定實行強迫教育，國家又支付貧寒子弟的助學金，以保證辦學不致得不到報酬，那么，他們就會能夠也會情愿根據自愿原則辦出一種同樣良好的教育的?！?3也就是說，國家只要決心要求每個兒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幫助家境比較困難的兒童支付學費，對完全無人負擔的兒童代付全部入學費用，就足夠了，并不必自己去操辦。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折衷主義的調和論教育觀是他整個經濟調和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穆勒看來，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實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確立的“填補空缺”——以公辦學校填補教會學校之不足——原則，就和這種思想緊密相關。其后，劍橋學派創始人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則吸取前人成果，以生產費用論為立足點闡述了國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讀書，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講師，1885-1908年任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爾大學學院院長。1891年任皇家勞工委員會委員。其政治經濟學學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同庸俗學派論點的折衷混合物。企圖把生產費用理論和所謂邊際效用論結合起來。其劍橋學派的經濟理論被視為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正宗。以《經濟學原理》一書而享譽世界，并著有《工業經濟學》，《經濟學精義》，《工業和商業》等。其中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對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并概括為資本積累和投資、科學技術和企業組織、教育、規模經濟等幾個方面，指出了發展國民教育的價值。

馬歇爾認為，“資本大部分是由知識和組織構成的——知識是我們最有力的生產力．它使我們能夠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滿足我們的欲望”。24由于科學的發展及其在農業中的運用，差不多阻止了報酬遞減的傾向。故發展改良教育，培養熟練的有技術的丁人．對于財富的增長也具有重要作用。雖然有許多種類的工作，沒有知識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學科，除了對雇主、工頭以及比較少數的技術工人之外，沒有什么直接用處。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動；使其養成善于研究的習慣；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為聰明、更為敏捷和更為可靠。而且馬歇爾還特別指出，手工勞動階級的人數，比其他一切階級加在一起多許多倍，所以，一個國家中所生下來的最優秀的天才，一半以上會屬于勞動階級。對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級工作而置之不問，實在是一種最有害于國家財富增長的浪費。所以，把公私資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僅以它的直接結果來衡量。教育僅僅當作是一種投資，使大多數人有比他們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機會，也將是非常有利的。因為，依靠這個手段，許多原來會默默無聞而死的人就能獲得發揮他們的潛在能力所需要的開端。而且，他進一步指出，一個偉大的工業天才的經濟價值，足以抵償整個城市的教育費用，而且在許多年中為大多數人舉辦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費用，如果能培養出像牛頓或達爾文、莎士比亞或貝多芬那樣的人，就足以得到補償了。主張國家投資教育的思想可見一斑。

當我們考察近代以來英國教育思想的發展軌跡時，不難發現，居支配地位的莫過于“紳士教育”的倡導者洛克、“性格形成論”的創造者歐文和“知識價值論”者斯賓塞了。但當法德等國的學者們在激辯國民教育之必要性時，英國豈能無動于衷？與歐洲他國不同的是，英國國民教育思想閃現于睿智的經濟學家頭腦中。從而在教育國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鑄就了自己別具一格的特點。遺憾的是，經濟學家們多半只是希望國家能對教育投資，幫助無力支付學費的孩子完成學業，并不要求國家對教育的嚴格管理。即使主張強制教育的亞當·斯密也強烈反對國家過分干預，僅法律規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動的先導。英國國民教育制度建立的遲緩也就不足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個議會教育撥款法案的通過，1870年才頒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義務教育制的確立則到20世紀初，中等教育的國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經濟學理論論文:解讀莫里斯 多布經濟學理論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經濟理論主要涉及勞動價值、剩余價值、經濟危機、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等問題,具有深刻的理論見解和極強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在他的經濟危機理論體系中,更是較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資本主義內部的深層誘因:消費不足、結構不成比例和利潤率下降。在“后危機”時期,重讀莫里斯·多布的經濟理論,審視經濟波動后的中國經濟脈絡,保持適度的謹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并優化政府經濟職能是當下之中國在經濟領域內的重點改革方向。

關鍵詞:莫里斯·多布;經濟學理論;經濟危機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為中心爆發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波動。時至今日,金融危機的陰影已漸漸散去,經濟復蘇的苗頭已日趨明顯,全球貿易量亦開始了新一輪的上升。然而,在當下“后危機”時期,保持適度的謹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現實,回眸歷史,此時重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著作,仍能從這些經典中,感受到先賢們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紀英國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較為全面的誘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經濟學理論觀點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國倫敦郊區的一個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國勞工運動,并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919年進入劍橋大學學習經濟學,1922年獲得劍橋大學文學士學位,在年底時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英國共產黨,后來一直是該黨的主要理論家之一。1924年以《論資本主義企業的歷史和理論》的學位論文,獲得倫敦經濟學院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到劍橋大學并長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劍橋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學的保羅·巴蘭是二次世界大戰前僅有的兩位在西方主要大學里從事教育工作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可以說他對于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在英國的擴展,起到了“創榛辟莽、前驅先路”式的推動和貢獻。

在其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1937),在該著作中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論、經濟危機理論、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等問題,且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他指出,經濟研究不能僅只是看到市場的淺表,更應該將隱身于市場淺表層之后的人與人間深層的、基本的社會關系,納入研究視野當中。并且企圖通過理論銜接,來消融、縫合馬克思和李嘉圖之間的理論分歧,試圖形成一套條理扎實的馬克思—李嘉圖主義經濟體系,使馬克思和李嘉圖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論,分析方法以及預想藍圖在重建的經濟思想體系中得以充分體現。這顯示了莫里斯·多布對馬克思一些經濟理論的透徹認識和堅決支持。為當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西方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極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經濟學研究,1946年出版《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研究》一書。該書探討了導致封建制度危機及瓦解的封建生產的“運動規律”,駁斥了那種認為不斷發展的交換和貿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論點。該理論的分析坐標界定在,對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內在因素的強調上。正所謂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莫里斯·多布認為,封建主義的崩潰必須溯源于它本身內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義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隨著統治階級對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長。久而久之,隨著這種境況的發展,就必然導致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封建主義衰弱、“原始積累”發展、“自由的”勞動者集團壯大,進而強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著資本主義也就產生了。這部著作,亦決定了其他學者在后來發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問題。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還有《論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1955),當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西方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問題的論戰中,表達其既反對否定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具有可能性與現實性的觀點,也反對 “市場社會主義”觀點的一系列論文?！墩摻洕鲩L和計劃》(1960),在文中提出了經濟計劃和重工業的發展在改變不發達國家經濟現狀中的重要作用?！渡鐣髁x計劃若干問題》(1970),其間探討了市場與計劃的關系以及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耗資料的生產之間的適當平衡的問題?！秮啴敗に姑芤詠淼膬r值理論和分配理論》(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該書以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脈絡為切入點,去探尋李嘉圖、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價值和分配理論。嘗試著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觀點,重新去考察經濟思想史上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演化過程及其實質。以及耗費五年時間協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機會、有途徑去糾正其他經濟學家對李嘉圖理論的一些普遍的誤解,從而將李嘉圖理論,以一種較為客觀的面貌、持續地運用到自己的經濟思想體系當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

莫里斯·多布畢生從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最突出的命題,毫無疑問是勞動價值論。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其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思考和詮釋,同樣具有極強的理論穿透力和現實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來,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過程和性質的分析,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運用于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當我們著眼于宏觀經濟層面來觀察,也定會發現莫里斯·多布對經濟危機理論亦是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其理論大廈之框架主要包含這樣三個方面的問題:消費不足、結構不成比例、利潤率下降。

1.消費不足。20世紀30年代中期,源于當時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推崇和呼吁,影響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以致他們習慣于把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解釋成“消費不足”的理論。而莫里斯·多布則是從一開始,就不贊成這種過于簡單地將“大眾消費不足”界定為引起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他主張對經濟危機和“消費不足”兩者之間的理論關系作出更為嚴格的分析和區分。對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達了,馬克思從來沒有認為,“消費不足”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但同時,也指出馬克思亦從來沒有認為,對利潤的實現具有重要杠桿作用的消費,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費能同勞動生產率一樣按比例的增長……勞動生產率和消費之間的沖突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個方面,是在這個制度的周期性崩潰中表現出來的矛盾的一個因素。然而,它僅僅是危機的一個方面;馬克思明確地認為,生產領域中的矛盾才是……這一問題的本質?！?[1] 另外,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基于資本品部類的資本品更換周期和自主的技術進步,也是會為消費品部類產品的需求滯后提供了強大的“抵消效應”。因此,離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強調消費因素的重要性,過于強調“消費不足”在引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作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結構不成比例。對于資本積累,莫里斯·多布經過認真、嚴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資本主義無計劃的生產和交換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經濟不穩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資本主義生產的深處”。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是為了社會利益。同樣,資本家天性中的趨利本能,亦促使他們在對其剩余價值資本化的選擇上利字當先,更多的傾斜于回報較高的領域。那么,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狀態下,進行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勢必會呈現出無政府狀態,其后果就是導致社會的產業結構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過對《資本論》的研究和考證,延續了馬克思的相關論點,即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不發生危機是須有一些必要條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撐,可是要滿足這些基本條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極其不可能的。進而,莫里斯·多布認為,經濟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的。

3.利潤率下降。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是通過其對總利潤量(利潤總和)的影響,進而導致普遍的危機——即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會逐漸削弱投資的刺激,而隨著資本積累的下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負效應就逐漸的開始超過正效應,直到在某一階段利潤總和出現停滯。那么,危機也就在這一階段開始出現了,雖然,表現形式要受具體制度和社會因素的制約。但其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壞,經濟波動,最后走向危機的驅動力量。

而在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利潤率趨向下降的關系問題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簡單的維護了馬克思的觀點,“去盡力運用馬克思本人對‘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資本要素的跌價、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進口廉價的原材料?！盵2]更是把這種理念,放置到觀察資本主義“一般運動”的內在機能之高度,闡釋了關于資本有機構成是否存在一個上升趨勢而使剩余價值率上升、利潤率下降的問題。對三者之間在經濟效果上的影響與作用關系,其提出了兩個看法:第一,剩余價值率的上升存在著一個由工作日長度所決定的上限問題;第二,不能機械的由馬克思的范疇,來固執的推定是否會發生利潤率的下降(資本有機構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經濟危機理論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在貿易全球化的今天,經濟危機的輻射已呈現出跨越和觸動所有社會形態的趨向。即危機的發生地與波及地,并不是簡單的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而都是整個危機鏈條的組成部分。況且,現在很多時候,經濟危機已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經濟現象,而是被看作市場經濟的“生理現象”。自然,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也是存在著發生經濟危機的現實可能性。那么在應對、化解其過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經濟政策的背后,必然都會一些共通的經濟理論作支撐。在此歷史背景之下,審視莫里斯·多布的經濟危機理論,從中我們仍可獲得,抵御、消退“經濟危機病菌”的能量。

1.調整產業結構。在感慨和贊賞三十多年來,中國著力推進的市場化、全球化和現代化改革所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改革所付出的代價。是否能以逐漸“規范化”的改革模式來取代現有的、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法”改革[3],在經濟一體化越來越緊密的背景下,更具現實意義。

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國家根據資源稟賦、區位優勢、國際競爭等因素,不斷優化生產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過程。那么,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不能根據新的情況及時和正確地調整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就會受到資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縛,產業結構就會阻礙經濟增長。相反,若能根據新的情況,及時和正確地調(下轉170頁)(上接40頁)整產業結構,就會釋放出經濟增長的潛能和空間,進而通過改善資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對此,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從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環中跳出來,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過這一調整后,會使我們的經濟提升建立在結構優化的健康基礎之上,大大的增強我們應對經濟波動的免疫力。

2.擴大內需。在出口、投資、內需這三股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強韌動力中,內需的影響力和作用力越來越突出?；诖?我們刺激內需的政策要以更為基礎的、普遍的消費需求為重點。唯有這樣,我們的經濟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軌道上良好運營。

而消費需求的擴大,是要以綜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層次的予以輔助。第一,充分就業。這是個世界性的難題,更是以擴大內需為手段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性環節。只有確保勞動者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內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會保障。中國是個高儲蓄率的國家,因而要降低儲蓄率,擴大內需,必須解決居民的后顧之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三,城鄉一體化。只有讓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充分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實現城鄉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國的“內需框架”更大更堅強。

3.優化政府經濟職能。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墒?市場經濟本身并非是萬能的,它潛伏著先天缺陷、存在著失靈區域。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過程中,既要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又要恰當引入政府監管。

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能應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維護市場信用和秩序,為市場活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產品并通過轉移支付實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會公平。第三,運用宏觀經濟政策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穩定、平抑經濟波動,防止通脹和通縮以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實現充分就業。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從市場機制的基礎要素和基本原則之平臺上,用好那只懸在市場上空的政府監管之“看得見的手”,才能使中國通向更成熟、更規范,更富有創新精神的市場體制之路。

經濟學理論論文:試論再思發展經濟學理論

摘要:人類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普遍性特征，人們的期望增加超過了社會滿足期望的能力幾乎是一條人類行為的規律。如我們所知道的，現代性的一個偉大的理智轉折就是用進步的觀念取代了社會變遷的周期性的觀點。人類進步被設定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證實的；它同時還被設定為總是有條件的，并且也是連續的。

關鍵詞: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發展

正文：解釋經濟發展的最著名理論是經濟自由主義、經典馬克思主義和不發達學說。經濟自由主義和經典馬克思主義都贊成世界經濟二元論，他們把世界經濟的發展看作為經濟增長從發達國家向傳統經濟國家轉移的過程；欠發達國家被納入到擴大中的世界經濟里，通過貿易技術和投資的流動，從傳統經濟改造為現代化經濟。

一、自由主義對經濟發展的觀點

按照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世界經濟是經濟發展中的有益因素，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過貿易、國際援助和外國投資，欠發達國家經濟獲得了出口市場、資金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影響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國經濟的有效組織。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來說，經濟發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會對市場體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礙，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許多要素已從世界經濟中發達的中心地帶擴散到外圍的欠發達國家，這種擴散的速度和方向取決于下面一些因素：經濟要素的國際流動；對外貿易的數量、條件和構成；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從長期看，市場力量的運行會使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經濟水平、實際工資和要素價格趨向同等；而經濟發展的基本障礙在于欠發達國家內部：僅能維持溫飽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太大，技術教育不足，儲蓄傾向低下，財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這些障礙消除，市場開始有效地運行，那么一國經濟就會開始擺脫落后狀態。

阿瑟?劉易斯認為，假如一國的經濟具備三個簡單的成分——足夠的雨量、中等教育體系和敏銳的政府——就可以發展。問題不在于窮國為什么窮，而是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所說的，為什么若干國家已經克服了發展的障礙，改造了自己，并且通過適應變化中的經濟條件使自己富裕起來。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樹的國家使市場的發展不受政治干預的妨礙。政治腐敗、寄生性社會結構和官僚結構、偏向城市和奉行經濟民族主義孕育了不適當的公共政策。

二、經典馬克思主義對經濟發展的觀點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是世界范圍的一種動態性、擴張型經濟進程；通過帝國主義擴張，它最終會包容整個世界，使所有社會采用它的商品生產方式。而當社會過渡和資本積累的任務完成后，資本主義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將讓位于它的繼承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

當馬克思把注意力從歐洲大陸轉向亞洲、中東和其他地方時，他發覺他的理論不適用于歐洲以外的國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階段，而且，這些文明社會似乎缺乏社會變革的內部機制。馬克思認為，它們在歷史上是停滯的，沒有能力向前發展；盡管帝國主義是邪惡的，馬克思認為它也是一種進步力量。

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是它發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發展；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擴張時播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發達理論的觀點

所有不發達理論的實質性內容是：國際資本主義經濟井然有序地運轉著，使欠發達國家經濟畸形和得不到發展。黑非洲、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在經濟上和技術上繼續處于依附地位；他們繼續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換取工業品，許多國家已遭受到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滲透。這些國家中有一些不是進入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而是實際上在食品、資金和現代技術方面增加了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發達理論把這種形勢歸咎于外部世界經濟，而不是歸咎欠發達國家本身。

一個正在建立中的神話不是一個可驗證的命題，它是一種傳說，一種歷史哲學，是尋求提供一種框架。如果我們要想取得有意義的進步，那么我們必須把主導性的神話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開地檢驗這些神話，而不是把它們藏匿于一種非實在的、科學性的掩飾之后。

關于現代世界的基本傳說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經建立起來了。這個基本的傳說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歐洲曾是封建社會，處在黑暗的歲月。絕大部分人使農民。絕大部分農民受擁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統治。通過一些進步，中間階層出現了，并成為市民。新觀念出現或者再現了。經濟生產在擴大，科學技術在繁榮。最后，這一切帶來了一場“工業革命”。伴隨著巨大的經濟變化的是政治變化。資產階級在進步的擴展中、在自由的氛圍中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了貴族統治。所有這一切變化是一起來的，然而它卻不是在每個地方同時發生的。一些國家較其他國家率先實現了發展。長期跑在前面的英國是受寵的候選者；世界經濟中受英國霸權的保護得以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國家較為“落后”或欠發達。但是，既然給定了這一基本的樂觀主義態度，那么就沒有必要絕望，因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進步的民族，就能夠品嘗到同樣的進步果實。

留意19世紀知識界的幾大爭論，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這些爭論包括：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爭論等等。所有各方都將上述基本傳說作為可信賴的事情予以接受；他們僅僅是出于政治行動的考慮，才對這個精心組織的神話及其各種涵義有所爭論。自由主義者是那些對作為人類自由使者的中產階級的崛起表示慶祝的人，他們提倡將人類進步的福利擴展到那些被認為是落后的群體和國家中去。保守主義者是那些對貴族統治的衰落表示遺憾的人，他們爭辯的是個人主義不等于自由，只不過是對巧取豪奪的一種許可。自由可在傳統和權威的復原中找到。馬克思主義也相信中產階級的崛起和貴族統治的衰落。他們贊同自由主義關于資產階級是人類自由的使者，但同時也論證了，如保守主義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的自由是對巧取豪奪的一種許可。

當我們談到一個歷史系統中的危機，不是指系統內的一個危機性困難，而是指系統的結構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僅有的可能的結果就是系統的消亡。什么是這個歷史系統危機的結構淵源？概括地說，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擠壓、政治擠壓和意識形態擠壓。

經濟擠壓可以還原到作為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的兩大基本矛盾。其一為：一面是每位業主竭力通過減少成本，使競爭極大化來獲得利潤；另一方面則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個擴張和競爭的世界經濟中實現利潤的不可能性。第二個矛盾是由生產的無政府主義所引起的，其結果是對于一個給定的、作為競爭者的業主，其投資往往陷入他或他作為一個階級成員的對立方向上。當然，兩個矛盾是直接相關的。

經濟擠壓必然也要產生一種政治擠壓，將在不論是國家間的還是國內的上層中產生激烈的內在矛盾。這種局面還被如下的事實所惡化，即因為“在上層”分配的增加，那么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強烈的懇請者會進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來分享世界的剩余價值。

如果像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主導意識形態所宣稱的那樣，差別的鴻溝已消除是真實的，那么，大家就很難理解世界上還存在什么反體制運動的群眾基礎。人們關注的事實是：增長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結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經濟學理論論文:發展經濟學理論發展縱覽

摘 要 現代經濟發展理論，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二戰后，伴隨著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如何從不同的研究對象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用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成為經濟學界的一大任務。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

關鍵詞 發展經濟學 發展中國家 經濟發展

發展經濟學是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研究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指導的一門新興學科。其發展歷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經濟發展思想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早期有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創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從事農業的人數伴隨著經濟的增長比起從事工業的人數會相對的減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題”。亞當斯密對社會財富和產出的嚴格界定和針對性的提出經濟增長的前景等，這些都可以視作發展經濟學發展的肇始。

二、奠基、發展與興起

雖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200多年，但是發展經濟學真正受重視卻是二戰以后。1948年對于發展經濟學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哈羅德和多馬提出將短期的、靜態的凱恩斯經濟周期學說長期化、動態化為經濟增長模式，被人們認為開當代經濟發展理論的先河，是發展經濟學的第一個里程碑。

三、演變階段

自上個世紀40年代以來，就主流發展演變階段來說，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惟資本化、惟計劃化和惟工業化。在這一階段，發展中國家發現發達國家擁有的最大共同點是普遍實現了工業化，因此眾多發展中國家將實現工業化作為提高商品勞務生產水平、改變在國際分工貿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階段，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為上一階段極力推行工業化，忽視農業發展導致在這一時期部分負面效應顯現。上階段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將全部身心傾注于工業化的問題，所以“絕對貧困”問題未受到重視。這一階段，“人類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這一看法被廣泛接受。

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隨著美國里根政府的上臺和英國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執掌政府，新古典主義和倡導自由市場經濟力量的經濟理論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這種背景下，前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問題可以歸咎于不完善的市場結構和不當的價格政策，過于活躍的政府干預和死板的計劃經濟政策等。

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世紀末。伴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當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產力極大地提高。然而，發展中國家雖然縱向相比獲得了很大的進步，可是橫向與發達國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術方面表現的尤為明顯。

第五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在這一階段，又出現了對上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為指導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改革和發展中遭受嚴重失敗而使得新自由主義備受質疑。

四、體系形成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蘇聯解體這一標志著市場經濟完勝的事件，發展經濟學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觀論調。然而，經濟問題的出現總是促使經濟學家去探尋問題的解決之道。在這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的外部環境以及學術領域發生了以下幾個變化：

首先，人們對于經濟發展的態度和看法發生了改變。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后，人們開始反思在以前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對于傳統的將經濟增長作為衡量發展的唯一標志，人們進行了徹底的反思和評判。這時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沙掷m發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滿足當代人的發展，同時也要不損害后代人發展的能力。這種發展是建立在經濟、生態環境和社會持續能力的基礎上，旨在追求長期永續的發展。

其次，新制度經濟學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人們原有的發展觀中極度強調市場經濟的作用，不顧一切追求高的經濟發展速度。然而事與愿違，那些片面追求高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末也遭遇了經濟發展停滯或不盡理想的境地。這時，部分經濟學家提出鑒于經濟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經濟中不光存在著政府失靈、計劃失靈的問題，同樣還會出現市場失靈的問題。以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強調一切依靠市場來解決問題的思路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的制度實際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規則、規則發揮作用時的特

點，以及在執行過程中人們相互作用的行為規范。

再次，內生增長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的應用。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正是有這些新理論的指導，廣大發展中國家又找到了一條新的發展路徑與方法。這些新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的運用，標志著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成熟?？v觀整個發展經濟經濟學發展史會發現，在發展經濟學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將發展經濟學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應用。

如今無論是理論發展，還是分析方法，發展經濟學都有著進步和發展。理論方面如競爭性均衡的經濟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等；應用方法和分析技術方面，如均衡方法、經濟計算和平衡分析及實證研究等。發展經濟學至此已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學科，同時也變成了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進行指導和研究的科學。

經濟學理論論文:經濟憲法學——憲法學與經濟學理論交融的歷史啟迪

內容摘要：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憲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場體制的孕育成長需要憲政制度的協調配合。將視野局限于政治憲法、過于注重定性分析的傳統憲法學理論顯然不能適應經濟建設與憲政建設同步發展的要求。在西方學術界，正式將經濟學和法學結合起來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紀20年代的制度經濟學；到70年代美國法學家波斯納吸收經濟學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創立了法律經濟學；從憲法的角度研究經濟發展，把經濟學與憲法學聯系起來研究，則始于以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仡檻椃▽W與經濟學理論交融的歷史，有助于憲法學關注經濟憲法，借鑒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憲法問題，實況憲法學研究領域的拓展與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經濟憲法學。

關 鍵 詞：憲法學，經濟憲法，經濟學

經濟學關注政治、法律問題，法學注重相關經濟因素，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學術傳統。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緊密關聯，學科理論高度綜合化的條件下，總結法學、憲法學與經濟學理論交融的歷史過程，對于更新憲法學理論與方法，實現經濟憲法學理論創新，是很有意義的。

一、法學與經濟學交匯中的憲法理論

把政治、法律和經濟聯系起來思考的最初嘗試，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亞當。斯密率先結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經濟發展，從而開創了古典政治經濟學［1］。美國實用主義法學家霍爾姆斯大法官在19世紀末曾預言：未來的法律屬于研究統計學和經濟學的人們［2］。這些早期探索已經昭示著法學、憲法學與經濟學交融的前景。

在法學與經濟學相互融合的過程中，經濟學家在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當了理論先導。法學家則提供陣地扮演了組織者的角色，并將兩個學科的結合引向系統化。

（一）舊制度經濟學的領域拓展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全面暴露了市場體制的缺陷，動搖了人們對“看不見的手”的信念。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使經濟活動與法律事務的關系更加密切，經濟學開始向法學滲透，形成了以美國經濟學家康芒斯等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主張“法制居先于經濟”，明確地將財產權和法律制度納入經濟學范圍，憲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視?？得⑺拐J為，法院對經濟利益沖突的調節“系根據憲法上關于合法程序、保護財產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這幾方面的條款來行動的”，制度經濟學試圖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經濟學里面，或能配合美國司法機構所采取的這種根據憲法的路線”[3].制度經濟學雖然通過把憲法和法律納入經濟學范圍實現了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與經濟的結合顯得隨意而松散，憲法問題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更新

根據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經濟學方法的任務。是由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學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與經濟學雜志》發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提出后來被稱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場交易是無成本的，則權利的界定對經濟效率沒有影響；但事實上市場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權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響經濟制度的運行的效率[4].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費用為理論基礎，以財產權為邏輯起點，全面考察制度安排與資源配置效率的關系，為對法律制度進行經濟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更新了經濟學研究方法。該學派對憲法與政治已有一些探討，以道格拉斯。諾斯和哈羅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諾斯在研究制度變遷時十分注重作為基本制度規則的憲法，認為憲法的“目的是通過界定產權和強權控制的基本結構使統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標是：建立財富與收入分配方式；為競爭界定一個保護體制；設立執法體制的框架以減少經濟部門中的交易費用。諾斯指出：“離開產權，人們很難對國家作出有效的分析?！盵6]他運用產權理淪研究國家，提出了“新古典國家理論”，認為國家決定產權結構，因而應對產權結構造成的經濟增長、衰退或停滯負責。國家有三個特征：一是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護”和“服務”作為交換；二是為使收入最大化而為每個不同的集團設置不同的產權；三是面對其他國家或國內潛在統治者的競爭。因而國家有雙重目的，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使社會總產值最大化以增加國家稅收。這兩個目的之間的矛盾、沖突和對抗，就成為國家興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當政治競爭的功能完好無缺時，個人對從事政治活動的偏好不再與民主制度有較大的關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選人情況需要信息費用，投票者個人不能決定政治結果，因而不愿進行政治投資。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數人有權力去影響政治結果”［8］。這就為政黨、政治投機、利益集團和政治壟斷提供了一種解釋。但新制度經濟學忽視法律的自身價值，把研究的側重點放在財產法、契約法和侵權法方面，對憲法的研究顯得粗略。正如美國國際開發署經濟政策與制度發展問題專家諾曼。尼稱爾森所說：“憲法秩序還是制度分析中關于運行改進的對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塊?！保?］

（三）法律經濟學對憲法的經濟分析

與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幾乎同時出現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直接導源于實用主義法學，其重要傾向之一就是“強調經濟學”［10］。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為法律專業的學生開設經濟學課程，聘請經濟學家執教。1958年，經濟學家迪萊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創辦《法與經濟學雜志》，從而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學家們在法學與經濟學的交叉領域并無很大的理論建樹。 1973年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波斯納的巨著《法律的經濟分析》問世，才從根本上改變了局面，標志著法學與經濟學進入了全面系統化的雙向融合階段。波斯納的經濟分析不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財產法、契約法、侵權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調節市場、商業組織與金融市場、收入與財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憲法和聯邦制也成為經濟分析的對象，從而形成了法律經濟學的龐大體系。

在對憲法所作的經濟分析中。波斯納認為：“憲法解釋比一般法規的解釋更靈活這條原則，表明變更憲法的成本要高于變更一般法規的成本?！保?1］憲法在州與聯邦之間、聯邦政府內部分權，是為了提高改變憲法條文的成本，而對個人權利的憲法保護與此不同，是為了增加剝奪權利的成本。在談及普選制、代議制和分權制時，波斯納認為，對任何群體選舉權的剝奪都會引起該群體的財富向選舉中實力強大的集團再分配，選舉權的普及將增加財富再分配的難度；由于昂貴的信息費用使民眾通過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決策，代議制可以節省信息費用：“分權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對國家強制性權力的壟斷”［12］，這種壟斷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壟斷形式。此外，波斯納還就經濟正當程序、聯邦制的經濟屬性、種族歧視、思想市場等憲法問題作了專章闡釋，頗有新意。

以波斯納為代表的法律經濟學對憲法問題的分析雖然比新制度經濟學更加具體深入，但仍談不上全面、系統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納以財富最大化目標和效率價值取代憲法的其他重要價值，因而據此得出了一些錯誤的結論。如在種族歧視問題上，波斯納針對著名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提出，法院應該要求南部各州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經費作為保留學校種族隔離的條件。從而把種族歧視視為可以通過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為了少數人的利益運用其經濟和政治權力損害公眾？“［13］

對此，公共選擇派的答案有兩個：其一是從政治上回歸18、19世紀的立憲主義立場。布坎南聲稱，自己的理論是“18、19世紀傳統智慧精華部分的表達和再現［14］”。公共選擇以社會契約論和個人主義為政治信條。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個人權利的憲法價值觀，認為憲法須適應民主的要求，民主應有憲法保障。其二是，從經濟上復興亞當。斯密倡導收支平衡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把“限權政府”的要求重點放在限制政府經濟權力方面。布坎南批評凱恩斯主義把家庭肆意揮霍的愚蠢行為當作國家理財的明智之舉，主張國家和家庭一樣需要節儉和量入為出［15］。因此。公共選擇學派主張制約政府征稅、財政和貨幣方面的權力，實行預算平衡。

公共選擇自60年代出現以來，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實踐和理論影響。自70年代開始，布坎南等人親身參與倡導、草擬和討論憲法修改建議，展開了憲法改革運動，在部分州獲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預算與限制征稅的憲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續的支持，通過了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審查并被提交國會兩院審議。該草案雖然于1982年秋被國會否決，但它在公眾中的影響仍然長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請召集制憲會議，考慮限制政府的財政支出。從理論上看。新制度經濟學，法律經濟學的憲法與政治分析乃至一般憲法學和政治學理論，都受到公共；選擇的影響，正統的西方經濟學家也不得不承認它的地位。應當承認，公共選擇學派對憲法價值的重視、對憲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對集體行動的研究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一定的實際意義。但在運用理性經濟人假定和主觀價值論時則走向極端，甚至把公平稅賦與個人或群體脫離共同體的自由聯系起來，則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具有高度的綜合交叉性，包括了財政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和憲法學等諸多學科，在內容上相互交錯，并沒有一個完整、系統而一致的“憲法經濟學”體系。

三、挑戰與回應：走向經濟憲法學

經濟學在憲法領域的開拓和滲透，法學對經濟學方法的吸納，已經對傳統憲法學理論形成挑戰。憲法學不得不面對挑戰。創新理論，走向經濟憲法學。

（一）憲法學對經濟研究的初步嘗試

有人考證，“經濟憲法”問題是由德國憲法學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國、法國、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經濟憲法”已經成為學者們公認的憲法學范疇，并受到專門的研究，經濟憲法學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國，憲法學理論一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馬克思主義對憲法和法律的基本觀點就是經濟的觀點，對憲法的經濟研究本應成為我國憲法理論的優勢，但遺憾的是，馬克思主義對憲法的經濟觀被教條化。憲法的經濟研究長期不受重視。直到1992年以后，憲法學界才對憲法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財產權的憲法保護、恢復罷工自由等與經濟關系最為密切的憲法問題進行探討，有的學者還提出了經濟憲法的概念，開始運用經濟學方法研究憲政和公民權利保障［17］。這些探索顯然是很有價值的，但還只是初步嘗試，總的說來，表現出泛泛而論甚于深入具體思考，感性認識多于理性分析的弱點，尚未進入拓展研究領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階段。

（二）經濟憲法學：憲法學的視角轉換、領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確估價并利用經濟學與憲法學各自的相對優勢。經濟學面對生產、交換和分配領域內普遍存在的數量關系，成功地將數學工具運用于人類行為與制度分析，因而“獲得了其他社會科學無與倫比的技術上的優勢”［18］。經濟學利用這種優勢完善了實證分析方法。構造許多理論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擴張、滲透和入侵，人們形象地稱之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有趣的是，“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在部分法學家身上表現得比經濟學家明顯得多。這些法學家不僅全面采信經濟學，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義概念，試圖把傳統的法律概念從法學中剔除掉，波斯納代表了這一極端。另一方面，“不少傳統的法學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經濟學家的工作，卻又因之忐忑不安。他們常常還沒有弄懂經濟的方法就試圖反駁經濟方法”［19］。著名法學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經濟分析的另一極端，［20］他的“法律帝國”與波斯納的“經濟帝國主義”適成對照。

筆者認為，對經濟學在技術與方法上的優勢視而不見。簡單拒絕它們對憲法的分析價值，或者全面采信經濟學來替代憲法學，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憲法學喪失自己的陣地，失去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力；后者忽視憲法價值，終將削弱憲法對社會經濟關系的調節能力。因此，經濟憲法學應當正視經濟學在研究方法和技術上的優勢，并予以吸收和采納，使憲法學面向憲政建設、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實踐，研究社會經濟關系的憲法調整，擺脫單純的條文注釋和把目光盯在書面憲法上的局限性。同時，憲法作為根本法，是法律價值的集中體現，系統地確認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權等法律的基本價值，憲法學在對這些價值的規范研究方面具有優勢。應繼續拓展和深化這種研究，弘揚憲法的理想?？梢哉f，經濟憲法學就是要在堅持憲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憲法學的視角從書面憲法向現實憲法轉變。

其次，拓展憲法學的研究領域，在市場、個人與國家的動態關系中把握憲法。憲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場與民主的聯系，從多方面估量，乃是一個驚人的歷史事實［21］。 同樣，平等、自由、人權、法治既不是個人主觀愿望的結果，也不是來自政府掌權者的恩賜，而是內生于市場的價值機制、競爭機制的供求規律之中。不理解市場經濟與憲法的關系，就不能理解市場，也不能理解憲法。

布坎南曾把當代社會面臨的挑戰說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經濟方面的挑戰，是不全面的。美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為中肯，他說：“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經濟性的，而大部分經濟亦是政治性的。［22］傳統憲法學理論把憲法視為公法，憲法學眼中只有政治憲法，應當說是片面的。事實上，憲法不僅授予并制約公共權利，同時也確認、保障并限制私人權利，我們只能把憲法視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經濟學把政治、憲法作為自己研究領域的同時，憲法學也應向經濟方面拓展。研究市場關系、市場機制及其對憲法的影響，形成經濟憲法的理論。

再次，更新憲法學的研究方法。傳統憲法學的研究方法單一而片面，只講定性分析和規范分析，忽視定量分析和實證分析，定性分析被簡化為揭示憲法的階級性，規范分析被局限于憲法條文注釋，因而難以說明復雜的憲法現象。

經濟憲法學應繼承和發展憲法學的現有研究方法，同時采納經濟學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與技術。定性分析應從憲法多層次的屬性著眼，說明憲法的經濟屬性以及經濟屬性與法律屬性和政治屬性的關系，階級性只是政治屬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憲法領域也存在著大量的數量關系，選舉制度、個人與集體、重大利益與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進行定量分析。經濟憲法學應從經濟學中借鑒定量分析的方法與技巧。在運用規范分析方法時，應摒棄簡單的條文注釋。在對憲法現象進行價值判斷時，必須把憲法價值與市場經濟的機制聯系起來分析。同時。憲法具有特定的經濟功能，能夠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憲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要運用實證分析方法來說明。實證方法不等于實證主義，實證主義思潮的勢頭在當代已開始衰退。但實證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喪失其運用價值。此外，經濟憲法學應廣泛運用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資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應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經濟學基本方法。以及效率價值，全面研究憲法及其與經濟的關系，著重考察經濟制度、經濟權利和經濟權力等經濟憲法現象。

總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依法治國，必須注重憲政建設，在理論上“注重對憲法進行經濟學論證或者說對經濟進行憲法學論證”［23］。經濟學與憲法學對各自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們之間的相互滲透、交叉與融合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經濟憲法學的產生乃是這一歷史過程的邏輯結果，是憲法學對經濟學挑戰的積極回應。

經濟學理論論文:基于“行為經濟學理論”的旅游者行為分析

摘 要：傳統的旅游者行為分析方法，主要是進行定性的分析，將各個因素進行框架分析，而對旅游者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深度不夠。借助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和分析方法，從旅游者的心理活動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變量分析，應用前景理論和心理賬戶分析旅游者行為，充分考慮了情境因素和體驗因素，使得關于旅游者的行為分析更加細化和接近現實生活。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旅游者行為；前景理論；心理賬戶

所謂旅游者行為，是在旅游者意識支配下產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動的外在表現。而旅游者行為貫穿整個旅游活動的全過程，反映了旅游者購買和消費旅游產品的心理過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確分析和預測旅游者行為，必須對旅游者的心理活動進行相應的分析。

旅游者行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所決定的，要受到許多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為時，必須充分考慮影響旅游者心理的各種因素及其各自的影響程度。傳統分析方法過度強調旅游者的理性，對于一些旅游者行為的解釋不準確。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決策過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體驗因素，關注對旅游者心理變量的分析[2]。

一、傳統的旅游者行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傳統旅游者行為的分析方法

1.國外的旅游者行為分析方法

國外傳統的旅游者行為分析的理論是建立在實證主義和后實證主義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學和人類行為合理性范式的實證主義的模型。這種方法到目前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頓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這些模型是將旅游者的行為過程進行概括，繪制行為流程圖，從而將概念框架簡化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為模型。

2.國內的旅游者行為分析方法

國內旅游地理學學者對旅游者行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環境、最大效益原則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響旅游者決策行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運用普雷德的旅游者決策矩陣分析了城市居民對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機會和可達機會[5]；利用旅行距離決策模式分析了中國城市居民到訪率在空間上的分割[6]。

國內旅游經濟學學者認為，旅游者行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為的刺激—反應模式。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為在各種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過程，產生一定反應行為的全過程，并應用無差異曲線及預算線，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進行分析和比較旅游者行為[1]。

（二）傳統旅游者行為分析方法的缺陷

傳統旅游者行為分析模型是進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難以論證一些諸如情緒和感覺的作用等重要問題，只能進行影響旅游者行為因素種類和影響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確具體因素影響旅游者行為的程度。而且傳統分析方法認為影響旅游者作出決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這些問題使得我們需要引入一種更注意情景因素和體驗因素的觀點，不僅要關注對旅游者心理變量的分析，而且還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樣形成認知、情感判斷、意圖、實踐和游后評價。

二、行為經濟學及其行為分析方法介紹

（一）行為經濟學的基本思想

行為經濟學是以人類行為作為基本研究對象的經濟理論， 借助心理學的分析方法，它對個體和群體的經濟行為特征進行規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試驗、調查等方法以現實為基礎來構造理論，在對主流經濟學的假設現實化的基礎上提出人的行為的非理性，通過實證方法驗證傳統理論的有效性，同時建立能夠正確描述人類行為的研究框架和經驗定律[7]。

（二）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論

前景理論認為，在人們的選擇過程中存在兩個階段：初始階段描繪和刻畫行動，結果和可能性，隨后是評價階段。在決策的描繪和刻畫階段，人們會運用各種各樣的編輯方式來簡化問題，合并事件或結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賬戶

按照經濟規則，金錢不會被貼上標簽，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賬戶中，金錢卻被歸于不同的賬戶類別，不同類的賬戶不能互相替代[10]。所謂心理賬戶就是人們在心理無意識地把財富劃歸不同的賬戶進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賬戶有不同的記賬方式和心理運算規則。由于心理賬戶的存在，使人們在行為決策時常常偏離基本的“經濟人”理性原則。

心理賬戶對人們的決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賬戶的影響，人們在決策時，常常在心理上為各種活動劃出一個名義界限，雖然界限是名義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間的內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決策與沉沒成本歸于同一賬戶時，人們就會考慮沉沒成本[10]。

心理賬戶提供了一種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為的時候，要充分考慮情境因素。

三、行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為分析中的應用

（一）應用前景理論分析旅游者行為

旅游者在進行旅游之前，會對這次旅游有一個預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進行決策的描繪和刻畫階段，這個預期的期望值就構成了前景理論中的參照點。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資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響，每個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樣的，因此各自的參照點的選擇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決策的描繪和刻畫階段中，會分析和比較幾個備選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預期的期望值進行比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個目的地作為最后的旅游選擇。例如，兩個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歡自然風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溝的選擇比較中，九寨溝就是對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選擇。而小王喜歡城市景點和購物，則香港對于小王來說是更好的選擇。

在旅游結束后，即評價階段，每個旅游者的真實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將其感受與參照點相比較，可以準確地得出其價值函數是獲利還是損失，算出其感受程度，進行定量分析和橫向比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為小李更喜歡自然風光，因此就對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風光給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對于他的參照點，他贏利了，因此他對這次旅游評價很高。小王卻樂于城市景色和喜歡購物，對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過程中安排的購物活動不是太貴就是物品沒吸引力，她沒買到合適的商品，相對于她的參照點，她虧損了，所以她對這次旅游評價不好。這就充分地解釋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對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應用心理賬戶分析旅游者行為

旅游者作出旅游決策時，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認為，來自不同心理賬戶的收入，對其作出旅游決策的影響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賬戶的邊際消費傾向是不同的，這將影響旅游者所作的決策。在實際研究中，應考慮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使研究更貼近實際。

心理賬戶導致了人們在評估收益和損失時，是依據相對值而不是絕對值。假設游客小張準備游覽一個景點，他花30元錢買了票，沒馬上進去，而是去買飲料了，等他回來準備進景區時，發現票掉了，他會再買一張票進去嗎？此時，小張有很大可能就不會再買一張票了。而假設小張是在到景點門口的時候，發現自己剛剛掉了30元錢，他還會買票嗎？此時小張是有很大可能會買票的。這是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下，買第二張門票的30元錢與第一張票的30元，被記入同一賬戶，這導致成本變成60元，多數人認為成本超過預算太多變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種情況下，現金的損失沒有被記入游覽賬戶，而記入另外一個賬戶，因此，只是導致多數人認為自己窮了一點，而不會感覺到看風景的成本過高。

四、結論與討論

在研究旅游者行為這一問題中，利用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充分考慮了旅游者在決策過程中和旅游后評價過程中的體驗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有效地結合起來，將旅游者的理性趨利性和價值感受性統一于正常個體當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細化，有助于解釋旅游者行為中的復雜現象，使結論更加貼近現實生活。

由于行為經濟學本身的發展還不充分，理論和研究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在研究中還有各方面的問題，利用這一分析方法解釋旅游者的行為得出的結論還應該再進行檢驗。行為經濟學方法中的主觀的因素過多，進行重復實驗也不好掌握，利用這一方法得出的結論的解釋力度有欠缺。

總之，借助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分析方法，對旅游者的行為研究是一個促進，為旅游者的行為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視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隨著行為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完善，用其來對旅游者行為的解釋必將更加準確。

經濟學理論論文:經濟憲法學——憲法學與經濟學理論交融的歷史啟迪

內容摘要：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憲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場體制的孕育成長需要憲政制度的協調配合。將視野局限于政治憲法、過于注重定性分析的傳統憲法學理論顯然不能適應經濟建設與憲政建設同步發展的要求。在西方學術界，正式將經濟學和法學結合起來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紀20年代的制度經濟學；到70年代美國法學家波斯納吸收經濟學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創立了法律經濟學；從憲法的角度研究經濟發展，把經濟學與憲法學聯系起來研究，則始于以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仡檻椃▽W與經濟學理論交融的歷史，有助于憲法學關注經濟憲法，借鑒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憲法問題，實況憲法學研究領域的拓展與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經濟憲法學。

關 鍵 詞：憲法學，經濟憲法，經濟學

經濟學關注政治、法律問題，法學注重相關經濟因素，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學術傳統。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緊密關聯，學科理論高度綜合化的條件下，總結法學、憲法學與經濟學理論交融的歷史過程，對于更新憲法學理論與方法，實現經濟憲法學理論創新，是很有意義的。

一、法學與經濟學交匯中的憲法理論

把政治、法律和經濟聯系起來思考的最初嘗試，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亞當。斯密率先結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經濟發展，從而開創了古典政治經濟學［1］。美國實用主義法學家霍爾姆斯大法官在19世紀末曾預言：未來的法律屬于研究統計學和經濟學的人們［2］。這些早期探索已經昭示著法學、憲法學與經濟學交融的前景。

在法學與經濟學相互融合的過程中，經濟學家在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當了理論先導。法學家則提供陣地扮演了組織者的角色，并將兩個學科的結合引向系統化。

（一）舊制度經濟學的領域拓展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全面暴露了市場體制的缺陷，動搖了人們對“看不見的手”的信念。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使經濟活動與法律事務的關系更加密切，經濟學開始向法學滲透，形成了以美國經濟學家康芒斯等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主張“法制居先于經濟”，明確地將財產權和法律制度納入經濟學范圍，憲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視?？得⑺拐J為，法院對經濟利益沖突的調節“系根據憲法上關于合法程序、保護財產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這幾方面的條款來行動的”，制度經濟學試圖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經濟學里面，或能配合美國司法機構所采取的這種根據憲法的路線”[3].制度經濟學雖然通過把憲法和法律納入經濟學范圍實現了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與經濟的結合顯得隨意而松散，憲法問題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更新

根據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經濟學方法的任務。是由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學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與經濟學雜志》發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提出后來被稱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場交易是無成本的，則權利的界定對經濟效率沒有影響；但事實上市場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權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響經濟制度的運行的效率[4].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費用為理論基礎，以財產權為邏輯起點，全面考察制度安排與資源配置效率的關系，為對法律制度進行經濟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更新了經濟學研究方法。該學派對憲法與政治已有一些探討，以道格拉斯。諾斯和哈羅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諾斯在研究制度變遷時十分注重作為基本制度規則的憲法，認為憲法的“目的是通過界定產權和強權控制的基本結構使統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標是：建立財富與收入分配方式；為競爭界定一個保護體制；設立執法體制的框架以減少經濟部門中的交易費用。諾斯指出：“離開產權，人們很難對國家作出有效的分析?！盵6]他運用產權理淪研究國家，提出了“新古典國家理論”，認為國家決定產權結構，因而應對產權結構造成的經濟增長、衰退或停滯負責。國家有三個特征：一是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護”和“服務”作為交換；二是為使收入最大化而為每個不同的集團設置不同的產權；三是面對其他國家或國內潛在統治者的競爭。因而國家有雙重目的，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使社會總產值最大化以增加國家稅收。這兩個目的之間的矛盾、沖突和對抗，就成為國家興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當政治競爭的功能完好無缺時，個人對從事政治活動的偏好不再與民主制度有較大的關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選人情況需要信息費用，投票者個人不能決定政治結果，因而不愿進行政治投資。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數人有權力去影響政治結果”［8］。這就為政黨、政治投機、利益集團和政治壟斷提供了一種解釋。但新制度經濟學忽視法律的自身價值，把研究的側重點放在財產法、契約法和侵權法方面，對憲法的研究顯得粗略。正如美國國際開發署經濟政策與制度發展問題專家諾曼。尼稱爾森所說：“憲法秩序還是制度分析中關于運行改進的對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塊?！保?］

（三）法律經濟學對憲法的經濟分析

與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幾乎同時出現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直接導源于實用主義法學，其重要傾向之一就是“強調經濟學”［10］。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為法律專業的學生開設經濟學課程，聘請經濟學家執教。1958年，經濟學家迪萊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創辦《法與經濟學雜志》，從而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學家們在法學與經濟學的交叉領域并無很大的理論建樹。 1973年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波斯納的巨著《法律的經濟分析》問世，才從根本上改變了局面，標志著法學與經濟學進入了全面系統化的雙向融合階段。波斯納的經濟分析不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財產法、契約法、侵權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調節市場、商業組織與金融市場、收入與財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憲法和聯邦制也成為經濟分析的對象，從而形成了法律經濟學的龐大體系。

在對憲法所作的經濟分析中。波斯納認為：“憲法解釋比一般法規的解釋更靈活這條原則，表明變更憲法的成本要高于變更一般法規的成本?！保?1］憲法在州與聯邦之間、聯邦政府內部分權，是為了提高改變憲法條文的成本，而對個人權利的憲法保護與此不同，是為了增加剝奪權利的成本。在談及普選制、代議制和分權制時，波斯納認為，對任何群體選舉權的剝奪都會引起該群體的財富向選舉中實力強大的集團再分配，選舉權的普及將增加財富再分配的難度；由于昂貴的信息費用使民眾通過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決策，代議制可以節省信息費用：“分權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對國家強制性權力的壟斷”［12］，這種壟斷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壟斷形式。此外，波斯納還就經濟正當程序、聯邦制的經濟屬性、種族歧視、思想市場等憲法問題作了專章闡釋，頗有新意。

以波斯納為代表的法律經濟學對憲法問題的分析雖然比新制度經濟學更加具體深入，但仍談不上全面、系統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納以財富最大化目標和效率價值取代憲法的其他重要價值，因而據此得出了一些錯誤的結論。如在種族歧視問題上，波斯納針對著名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提出，法院應該要求南部各州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經費作為保留學校種族隔離的條件。從而把種族歧視視為可以通過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為了少數人的利益運用其經濟和政治權力損害公眾？“［13］

對此，公共選擇派的答案有兩個：其一是從政治上回歸18、19世紀的立憲主義立場。布坎南聲稱，自己的理論是“18、19世紀傳統智慧精華部分的表達和再現［14］”。公共選擇以社會契約論和個人主義為政治信條。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個人權利的憲法價值觀，認為憲法須適應民主的要求，民主應有憲法保障。其二是，從經濟上復興亞當。斯密倡導收支平衡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把“限權政府”的要求重點放在限制政府經濟權力方面。布坎南批評凱恩斯主義把家庭肆意揮霍的愚蠢行為當作國家理財的明智之舉，主張國家和家庭一樣需要節儉和量入為出［15］。因此。公共選擇學派主張制約政府征稅、財政和貨幣方面的權力，實行預算平衡。

公共選擇自60年代出現以來，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實踐和理論影響。自70年代開始，布坎南等人親身參與倡導、草擬和討論憲法修改建議，展開了憲法改革運動，在部分州獲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預算與限制征稅的憲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續的支持，通過了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審查并被提交國會兩院審議。該草案雖然于1982年秋被國會否決，但它在公眾中的影響仍然長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請召集制憲會議，考慮限制政府的財政支出。從理論上看。新制度經濟學，法律經濟學的憲法與政治分析乃至一般憲法學和政治學理論，都受到公共；選擇的影響，正統的西方經濟學家也不得不承認它的地位。應當承認，公共選擇學派對憲法價值的重視、對憲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對集體行動的研究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一定的實際意義。但在運用理性經濟人假定和主觀價值論時則走向極端，甚至把公平稅賦與個人或群體脫離共同體的自由聯系起來，則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具有高度的綜合交叉性，包括了財政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和憲法學等諸多學科，在內容上相互交錯，并沒有一個完整、系統而一致的“憲法經濟學”體系。

三、挑戰與回應：走向經濟憲法學

經濟學在憲法領域的開拓和滲透，法學對經濟學方法的吸納，已經對傳統憲法學理論形成挑戰。憲法學不得不面對挑戰。創新理論，走向經濟憲法學。

（一）憲法學對經濟研究的初步嘗試

有人考證，“經濟憲法”問題是由德國憲法學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國、法國、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經濟憲法”已經成為學者們公認的憲法學范疇，并受到專門的研究，經濟憲法學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國，憲法學理論一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馬克思主義對憲法和法律的基本觀點就是經濟的觀點，對憲法的經濟研究本應成為我國憲法理論的優勢，但遺憾的是，馬克思主義對憲法的經濟觀被教條化。憲法的經濟研究長期不受重視。直到1992年以后，憲法學界才對憲法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財產權的憲法保護、恢復罷工自由等與經濟關系最為密切的憲法問題進行探討，有的學者還提出了經濟憲法的概念，開始運用經濟學方法研究憲政和公民權利保障［17］。這些探索顯然是很有價值的，但還只是初步嘗試，總的說來，表現出泛泛而論甚于深入具體思考，感性認識多于理性分析的弱點，尚未進入拓展研究領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階段。

（二）經濟憲法學：憲法學的視角轉換、領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確估價并利用經濟學與憲法學各自的相對優勢。經濟學面對生產、交換和分配領域內普遍存在的數量關系，成功地將數學工具運用于人類行為與制度分析，因而“獲得了其他社會科學無與倫比的技術上的優勢”［18］。經濟學利用這種優勢完善了實證分析方法。構造許多理論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擴張、滲透和入侵，人們形象地稱之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有趣的是，“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在部分法學家身上表現得比經濟學家明顯得多。這些法學家不僅全面采信經濟學，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義概念，試圖把傳統的法律概念從法學中剔除掉，波斯納代表了這一極端。另一方面，“不少傳統的法學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經濟學家的工作，卻又因之忐忑不安。他們常常還沒有弄懂經濟的方法就試圖反駁經濟方法”［19］。著名法學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經濟分析的另一極端，［20］他的“法律帝國”與波斯納的“經濟帝國主義”適成對照。

筆者認為，對經濟學在技術與方法上的優勢視而不見。簡單拒絕它們對憲法的分析價值，或者全面采信經濟學來替代憲法學，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憲法學喪失自己的陣地，失去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力；后者忽視憲法價值，終將削弱憲法對社會經濟關系的調節能力。因此，經濟憲法學應當正視經濟學在研究方法和技術上的優勢，并予以吸收和采納，使憲法學面向憲政建設、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實踐，研究社會經濟關系的憲法調整，擺脫單純的條文注釋和把目光盯在書面憲法上的局限性。同時，憲法作為根本法，是法律價值的集中體現，系統地確認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權等法律的基本價值，憲法學在對這些價值的規范研究方面具有優勢。應繼續拓展和深化這種研究，弘揚憲法的理想?？梢哉f，經濟憲法學就是要在堅持憲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憲法學的視角從書面憲法向現實憲法轉變。

其次，拓展憲法學的研究領域，在市場、個人與國家的動態關系中把握憲法。憲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場與民主的聯系，從多方面估量，乃是一個驚人的歷史事實［21］。 同樣，平等、自由、人權、法治既不是個人主觀愿望的結果，也不是來自政府掌權者的恩賜，而是內生于市場的價值機制、競爭機制的供求規律之中。不理解市場經濟與憲法的關系，就不能理解市場，也不能理解憲法。

布坎南曾把當代社會面臨的挑戰說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經濟方面的挑戰，是不全面的。美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為中肯，他說：“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經濟性的，而大部分經濟亦是政治性的。［22］傳統憲法學理論把憲法視為公法，憲法學眼中只有政治憲法，應當說是片面的。事實上，憲法不僅授予并制約公共權利，同時也確認、保障并限制私人權利，我們只能把憲法視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經濟學把政治、憲法作為自己研究領域的同時，憲法學也應向經濟方面拓展。研究市場關系、市場機制及其對憲法的影響，形成經濟憲法的理論。

再次，更新憲法學的研究方法。傳統憲法學的研究方法單一而片面，只講定性分析和規范分析，忽視定量分析和實證分析，定性分析被簡化為揭示憲法的階級性，規范分析被局限于憲法條文注釋，因而難以說明復雜的憲法現象。

經濟憲法學應繼承和發展憲法學的現有研究方法，同時采納經濟學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與技術。定性分析應從憲法多層次的屬性著眼，說明憲法的經濟屬性以及經濟屬性與法律屬性和政治屬性的關系，階級性只是政治屬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憲法領域也存在著大量的數量關系，選舉制度、個人與集體、重大利益與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進行定量分析。經濟憲法學應從經濟學中借鑒定量分析的方法與技巧。在運用規范分析方法時，應摒棄簡單的條文注釋。在對憲法現象進行價值判斷時，必須把憲法價值與市場經濟的機制聯系起來分析。同時。憲法具有特定的經濟功能，能夠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憲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要運用實證分析方法來說明。實證方法不等于實證主義，實證主義思潮的勢頭在當代已開始衰退。但實證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喪失其運用價值。此外，經濟憲法學應廣泛運用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資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應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經濟學基本方法。以及效率價值，全面研究憲法及其與經濟的關系，著重考察經濟制度、經濟權利和經濟權力等經濟憲法現象。

總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依法治國，必須注重憲政建設，在理論上“注重對憲法進行經濟學論證或者說對經濟進行憲法學論證”［23］。經濟學與憲法學對各自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們之間的相互滲透、交叉與融合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經濟憲法學的產生乃是這一歷史過程的邏輯結果，是憲法學對經濟學挑戰的積極回應。

經濟學理論論文: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和當代代表

內容提要:國際政治經濟學是近年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最重要內容之一。本文以吉爾平的分類,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大理論流派理論來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論特點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三大理論的分野在于:在政治與經濟關系上誰是決定性的,分析的對象是國家、個人還是階級,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本質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內在沖突性)。文中對目前三大理論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論,如吉爾平、克岑斯坦,約瑟夫·奈、基歐漢、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論進行了一定的介紹。

關鍵詞: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

隨著人類經濟活動拓展到民族國家之外,經濟活動的主體從個人發展到民族國家與跨國的經濟和社會組織,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已經不再是民族國家之內的問題,而是一種國際的政治經濟現象。對這一問題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

傳統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從一般的政治經濟學中發展而來,都是力求探討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和聯系,并吸納一般政治經濟學的眾多理論與研究方法。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所關注范圍更大,“盡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國際行為體(國家、全球公司、國際組織、社會運動等等)間的活動”①。國際政治經濟學又不完全拘泥于國際與國內的界限,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國家內部的政治和經濟活動也可能影響到國際間的政治與經濟關系,國際政治經濟活動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產生作用。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行為主體主要是民族國家體系內的國家等國際行為體而不是個人,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有著不同于傳統意義上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

國際政治經濟學融合了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眾多內容,但它不是兩者的簡單結合,而是在兩者基礎上的新綜合。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國際經濟學與國際政治學的交叉學科,它主要是研究國際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但其中的政治、經濟因素不同于國際政治或經濟中的純國際政治或經濟因素,還包括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自60年代末出現后,近年來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由于這一學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論來源的多樣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觀又有微觀,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最新的發展還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論分類較為多樣。但目前最為人們廣泛引用的是吉爾平的分類,即:民族主義(也稱重商主義、現實主義或國家主義)、自由主義(也稱全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①。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一部分,吉爾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分類應該說是以國際關系理論分類為基礎的,與國際關系理論主流分類相一致②,具有相對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內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為主要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因而這一分類也有一些自己的特點。

一、民族主義理論傳統及其當代代表

1 理論淵源。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理論是諸流派中最具歷史傳統的理論。從政治經濟學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紀以來的重商主義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馬基雅維里等人確立的政治現實主義傳統(這一思想傳統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論及③,這里不再贅述)。另外,韋伯的國家社會學中的許多思想也是民族主義理論重要來源之一。重商主義傳統　古典重商主義是最早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進行研究的思潮和向當權者提供的政策建議。古典重商主義者如博丹、柯爾培、托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質正如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所歸納的那樣,是使所有經濟活動服從于當權者的國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義者吸收了如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認為正式的權威如果不能節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結果將是殘酷的“天然狀態”。因此,必須用公共權威來使個人利益轉化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義是順應建立現代世俗國家要求的。因而在歐洲新型民族國家初創的一百年間它得到了普遍采納。但由于它對財富認識上的缺限和在實踐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紀,受亞當·斯密等人嚴厲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時重商主義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紀初前后,重商主義思想又以一種經過改造的面貌出現。漢密爾頓和李斯特是代表。兩人都主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論述貿易保護主義的必要性的。漢密爾頓把國家的經濟建設與年輕美利堅的生存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強調經濟活動的布局與國家的生存息息相關。為此國家必須要“擁有一切必需的供應品”①。這種“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思想的雛形不久又影響了李斯特。李斯特不僅從政治還從經濟上較科學地闡述了其重商主義思想。首先他認為自由主義論點是一種靜態和短視的學說,忽視了長期的和動態的比較優勢和經濟利益。其次,李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者漠視了國家具有不同于個人這樣的經濟主體的利益特殊性,國家所處的現實環境和它的歷史發展程度決定了國家間的對外經濟政策也不可能也不應該一致②。漢密爾頓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義思想在西方學術界(主要是經濟學)并不占主導地位,但在國家的決策者中卻有著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后起的工業國。

經濟學家維納對重商主義這種帶有強烈經濟民族主義色彩的理論總結如下:財富對國家來說是實力的基礎,不論為了防衛還是為了侵略;實力是國家獲取財富并使之成為必要和有價值的手段;財富和實力是國家的兩個根本目標,從長遠看兩者是統一的,但在某些時機為了長遠的經濟繁榮,國家有必要作出某種經濟犧牲③。韋伯的國家社會學對國際政治經濟民族主義理論的影響　韋伯的國家社會學中也體現了一定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盡管韋伯不否認市場的效能和社會階級的力量,但國家在韋伯思考的政治經濟關系中處于中心地位。他認為政治與經濟存在著互動關系,在領土范圍內合法強制手段的壟斷使那些當權者具有對敵對社會力量的明顯優勢;所以,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既能支配市場又能控制社會階級,而現代國家的發展依賴于相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市場不能脫離國家而存在,國家產生于市場,經濟過程又不能遠離社會與政治的過程,而是兩者相互關聯和相互依賴,兩者的關系是一種復雜的、歷史的具體結合④。韋伯的政治經濟思想與以往的重商主義在兩個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認為民族主義是經濟活動的推動力量,經濟國際化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化與外化;第二,把經濟活動放入到一個社會和政治是某種限制性或決定性因素和環境中來分析的。另外,韋伯的“理性”現代官僚的概念對國家經濟利益的決定對后來的民族主義理論微觀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2 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民族主義理論的特點和代表。

特點　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理論雖繼承了16世紀以來的重商主義傳統和政治現實主義傳統。但當今民族主義理論的根基是已經演進的并更加系統化的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他們認為國家對權力與財富的執著追求來源于人的政治動物本性(這一觀點最早來自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摩根索在其《國家間政治》中把它作為國際權力斗爭的最終決定因素)或者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哈斯是較早論證了這一點的,后來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將此作為國際政治結構理論基礎)。因此,民族主義論者強調國際關系的動力來自于這種國家的政治動物本能或國際政治的獨特結構,這也自然地反映到國家經濟關系之中。所以,他們認為國際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是政治環境和政治結構決定經濟關系,或更簡單地說是政治決定經濟。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論者是從以下三個假設來思考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第一,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主要行為者和分析對象。主權國家是其行為的最高判斷權威;其他行為者服從于主權國家,它們之間的相互交往的基礎受制于國家權威。同樣,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也服從這一法則。第二,民族國家是權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權力對國家來說既是目的又是實現其他目的手段。這是國家的政治動物本性或國際政治結構的自助性決定的。第三,民族國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則行事,但這種收益不是絕對收益而是相對收益。因此,由于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國家之間對權力與財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義者認為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系是一種互為消長的“零和游戲”,具有相互沖突性①。此外,民族主義論者還認為國際權力分配格局是決定國際經濟關系形式和狀態的因素。由于民族主義論者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基礎來思考國際經濟,他們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發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觀態度的,強調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現狀維護和管理。

在民族主義理論中有兩種研究角度。一種強調國際關系權力分配格局或國際政治結構是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基礎,它與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理論的聯系較為密切,是一種宏觀的研究;其理論核心是所謂的“霸權穩定論”②。這種研究具有濃厚的實證主義和歷史循環論的特點。另一種重視國內的官僚制度、政治體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關系對國家對外經濟關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學和行政學中的理論影響,如被稱為“官僚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受到兩方面理論的影響,一是韋伯的“理性”現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國組織理論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種研究可稱為微觀研究。這兩種研究并不是完全沒有聯系的,只是各有側重,宏觀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國內政治因素作用,微觀研究中也是以國際政治結構為前提的。宏觀理論的主要代表有吉爾平、克拉斯納等,微觀理論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觀理論多從國內政治特點來分析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往往帶有比較政治經濟學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觀理論中,吉爾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堪稱宏觀國際政治經濟學民族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在此書中,吉爾平從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規則出發,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是一種動態的循環過程,國際權力政治的現實決定了國家間在國際政治經濟競爭中總是追求“相對領先”,由于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后起的經濟強國必然要利用發展起來的經濟力量要求獲得政治上相應的權力,而衰微的強國必然利用舊的制度權力竭力阻止新興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崛起,維持其原來的政治經濟特權,這種新舊勢力的較量最終可能是戰爭,結果是建立新的權力分配格局和新國際經濟體制,這種現象周而復始推動國際關系的發展④。

在微觀理論中,克岑斯坦的《權力與充裕之間》是較有影響的一本書。書中通過對6個工業化國家國內結構的解釋來試圖彌補宏觀理論過多注重國際和跨國因素而較少觸及國內因素的缺限?？酸固拐J為在面對世界經濟的共同挑戰中,民族國家的內部結構是產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離開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國際相互依存與政治戰略的關系,國際環境和國內結構共同作用決定著國家的經濟對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如霸權衰落時,國內的政治結構在決定國家的對外經濟戰略上顯得尤為突出①。

二、自由主義理論淵源與當代代表

1 理論淵源。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講是國際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經濟解釋。它是從經濟的角度解釋國家間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論主要來源于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凱恩斯的政治經濟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　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鼻祖當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斯密從個人理性出發,認為以絕對成本差異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擾下將最終導致個人和社會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會的和諧,從而增進國家的實力和國家間的和平。因此,自由貿易是人類理性的最佳選擇,經濟不應該受政治機器的干預②。在亞當·斯密之后,李嘉圖、穆勒等人發展并改進了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李嘉圖以相對成本法則來代替絕對成本法則,這使自由貿易理論更適用于一般的條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學的和整體性的,把政治經濟學放在一個道義的和歷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圖把理論注意力縮小,但使理論更具說服力,把經濟問題和政治與社會問題更明顯地分開并提出更為精煉的解釋;雖然亞當·斯密的研究主體是個體,但李嘉圖比亞當·斯密更明確地為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建立了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礎,使之可以應用于各種條件下的個體,如國內經濟中個人、集團和國際經濟中的民族國家經濟,并為后來的經濟學一直所沿用。

盡管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在其理論中用其自由經濟理論來詳細闡述國際政治經濟的關系,但從其理論的內在涵義中可以看出其國際政治經濟觀:經濟自由主義相信貿易與經濟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為分工貿易下的國家間經濟關系是一種“雙贏”的游戲,并由此產生了一種國家間相互依存的互惠權利,有助于鞏固國家間的合作關系,從而對國際間的政治和平與穩定起促進作用③。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影響　凱恩斯與馬克思一樣,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存在著失衡,并且這種失衡是市場力量所不能解決的,必須依靠政治力量。這不僅在國內政治經濟中有著重要意義,對國際政治經濟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凱恩斯又一次把“純經濟學”帶回了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凱恩斯認為,優先考慮充分就業在一個開放的經濟條件下,既受國際經濟的影響又影響國際經濟。實現充分就業方法之一是擴大出口,但各國都以擴大出口來解決就業問題就又回到了重商主義的道路。如何解決競爭與國際和平這一矛盾,凱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中各國在貿易上采取“以鄰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經濟惡果后,提出了以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來解決這一問題。這樣,凱恩斯在國際經濟領域中從某種意義上引入了經濟宏觀管理和協調的思想,他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結構下,建立類似政府在國內經濟中所起作用的國際制度是在競爭中促進合作有效途徑。這一思想對7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相互依存理論有著很大的影響。

2 當代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特點及其代表。

特點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思維上與國際關系中的理性主義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但他們更重視與這一狀態并存的還有有序的國際交往;強調國際關系中各國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規范對國際社會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帶來的和諧性。因為這是人的內在的理性本質使然,人的這種內在理性本質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則,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時發揮其固有的群體秉性①。自由主義理論正是從經濟上闡述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較優勢法則。自由主義理論按照這一法則,認為國家間的經濟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依存關系在總體上對民族國家的“自治”有著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國家間經濟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狀態可以促使各國在經濟競爭中尋求政策的協調,良化競爭,而不是回到重商主義的“以鄰為壑”的相互殘殺之中。這種協調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證和促進,如當今世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等。因此,自由主義者在國家與市場的矛盾關系問題上,更多地傾向于市場的力量,認為國際經濟交往與相互依存關系的存在可以改造傳統的權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國際政治的沖突性,發展國家間的經濟交往是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徑。這種經濟決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觀點是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本質。

自由主義理論也是從三個基本假設出發的。第一,個人是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主要出發點和行為角色,盡管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會經濟活動的目的最終要歸結到個人。第二,個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權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為個人這種功利是主觀自我滿足的最高價值水平,是“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弊相較取其輕”的選擇的絕對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義者的相對利益的領先。第三,個體間的這種利益機會成本間的選擇是促進彼此間合作的重要手段,因為這種條件下的經濟交往不再是一種“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戲”,而是一種“雙贏”的互利。另外,自由主義論者盡管認為國家力量在經濟生活中應越少越好,否則會干擾市場的作用和回報,但也主張國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來為維護市場的自由競爭創造必要的條件,或阻止市場失?、?。因此,自由主義論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發展是持樂觀態度。因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國家的利益認定不是現實主義者的權力增加,經濟交往的結果是彼此經濟和福利的增進,進而對國際關系的和諧有積極的作用。

自由主義理論內部在具體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點。一種是宏觀的自由主義觀點,強調世界經濟的發展對國際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觀理論中有極端主義的觀點,認為民族國家在世界經濟一體過程中已經讓位于市場,國家主權受到了一些巨治結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中正在逐步過時,并將其權力轉讓給更能適應新的國際環境的跨國組織,聲稱技術和市場的發展使經濟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國際政治現實主義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論。另一種是微觀理論,它把研究的側重點放在了國際經濟關系對國內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對國家內部政治關系的作用上。這種研究也同樣具有一定的比較政治經濟研究的色彩。但與宏觀理論(應該說宏觀理論中也有對國內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點是國際政治特征)相比,影響力較小。

自由主義理論與其他兩個理論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以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義理論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相互依存理論。這一領域進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庫珀。他于60年代末所寫的《相互依存的經濟學:大西洋共同體的經濟政策》是依存理論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這一概念普及化。庫珀在此書中認為技術進步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經濟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傳統的比較成本的差異似乎正在消失,貿易利益明顯地來自競爭優勢;而且全球經濟一體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場的均衡,在常規的周期內,未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較之以往可能更加頻繁,而且規模更大,鑒于此,庫珀采納了凱恩斯的經濟合作思想,提出國際政策協調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實現各國經濟目標的途徑,重商主義既會引發失敗的競爭又為目前的國際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凱恩斯一樣,較少考量國際政治條件是否能促進還是阻礙國際協調,只是假設各國領導應從功利“理性”出發摒棄自私政策,進行政策的協調。

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權力與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論中最具影響作品之一。他們認為當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現實已經使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現實主義解釋部分失效,應該用一種新的、更全面的理論來補充或替代現實主義理論。這一理論就是他們稱之為“復雜相互依存理論”的理論。這是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理論,但卻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現實對國際權力政治的改造。在書中,奈和基歐漢認為現實主義理論的三大假設在相互依存的條件下已經不再絕對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條件下,傳統的一元化領導不可能有效,需要國家間多層次政策協調,使各國特別是弱國都認同國際制度的合法性③。奈與基歐漢此書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理論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對后來的相互依存理論研究起了極大的影響。但它也存在這兩個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關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國際制度的建立和維護論述不夠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歐漢所寫的《霸權之后》,就是對國際制度的建立和維護進行進一步深入論證的專著。此書是較典型地采用科學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論論證了自私者之間從理性出發也可以在競爭中的進行合作,并認為合作的程度取決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樣這一著作對南北關系也關注很少。

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及其當代的研究

1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政治經濟學觀。

以政治經濟學對國際關系進行研究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這一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盡管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一些觀點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觀作為這一流派研究的理論指南并沒有很大的變化,而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結論如剩余價值理論也一直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學研究中重要基礎。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的理論　盡管馬克思沒有對國際層面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進行過系統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成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對剩余價值的無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會政治結果是:社會再生產的不斷破壞和貧困人口的加劇。另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也是外向擴展性的,隨著商品和資本的輸出,資本主義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時也帶來了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不對稱的依賴關系和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統治,并且促進了世界性的階級聯系和發展了世界性階級對抗的政治結構,這種階級結構關系使馬克思呼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推翻資本主義,而且這種革命的物質條件也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準備好了。

列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列寧的政治經濟學觀應該是一種真正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它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上并結合了當時世界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現狀建立起來的,其中吸收了羅莎·盧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觀。列寧的理論集中地體現在《帝國主義論》這部著作中。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列寧從資本主義壟斷時期的五大政治經濟特征出發論證了其對外政治經濟擴張的必然性,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各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它們在國際上或暫時進行妥協或進行爭奪經濟資源的戰爭;無產階級可以在戰爭中從最薄弱的資本主義環節奪權,進而實現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為資本主義社會這時不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社會生活中已經腐朽和沒落。列寧的理論在很長時期一直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研究的主導理論。

2 戰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②。

特點　當代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盡管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一些問題上存在著不同見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觀點上仍然與經典作家保持著一致。如: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財富的兩極分化,并且否認個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必然的導致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樣自由主義的觀點,相信資本主義體系作為一個具有內在沖突的體系應該也必然地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因此,盡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問題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否定舊制度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合理性,要改造這一體系,建立新體系的革命性沒有變化。從具體上講,戰后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以下幾點體現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仍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占主導地位仍是經濟決定政治。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上,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質決定了資本的擴張性和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格局,這種經濟格局又決定著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和分析單位是階級,或者資本和勞動。中心與外圍的世界經濟結構劃分就表現了國際階級劃分色彩。第三,他們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階級的行為是為了本階級物質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質決定了在世界范圍內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不可能是一種和諧的關系,而且在經濟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是“零和”的①。

戰后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集中反映在三個領域:一是對第三世界的貧困和持續不發達的研究;二是對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研究;三是對不斷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人運動命運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論”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學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馬克思主義觀政治經濟學學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理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葛蘭西學派”為代表。第三方面的內容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人的權利和對資本流動的反應與斗爭策略的研究。最后這一內容的研究不如前二個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圍的影響(所以下面不做介紹)。戰后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觀為主,除“依附理論”和西方工人運動研究中有些對具體國家和地區的個案研究外,絕大多數都是側重整體研究。

代表性觀點　西方發達國家資本輸出并沒有導致不發達國家工業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論”研究的起點。1957年保羅·巴蘭在其《增長政治經濟學》中首先提出這一問題,并認為:資本從亞非拉地區榨取剩余價值后,并沒有把剩余價值用于開發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發達國家,從而造成這些地區的發展停滯③。在這位“依附論之父”的觀點基礎上,其他學者后來進一步提出各種“依附理論”④。其中現在較有影響是卡多佐的理論。70年代起,隨著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針對這一現象,卡多佐認為:在一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所謂的“歷史結構”條件時,即外來資本、本國資本和本國的政治統治處于一種相互有利的關系狀態下,外來資本引入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但這種發展不同于早期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而是一種聯系性的依附發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體系論”關注的是世界范圍內政治經濟結構。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鄧也是“世界體系論”有影響的學者,他認為:世界體系是由兩個互補的亞體系(世界經濟體系和以軍事力量平衡為特征的政治體系)所構成,盡管經濟體系對政治體系有著決定性影響,但政治體系為世界市場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國家間的均勢阻止了單一國家擁有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來改變國際生產和交換,而資本的積累過程是導致國際政治體系長期力量平衡的關鍵,盡管經濟不平衡發展有時有利于一些國家,但長期而言這種優勢是暫時的,因為技術的全球擴散給其他國家提供了新的機會,這樣經濟動力防止了一個國家成為永久的世界帝國,從而維護了具有競爭關系的國際體系③。

在“葛蘭西學派”中,羅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較有影響的代表。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和“社會力量、國家與世界秩序”等論著都常為有關國際政治和國際政治經濟學論著所引用?？伎怂沟膰H政治經濟思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先驅———葛蘭西理論的影響。葛蘭西對民族社會構成(尤其是對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國家和市民社會(實質是政治經濟學)分析和對領導權(hegemony霸權)基礎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國際領域中④?？伎怂拐J為:歷史結構是行為框架,特定的歷史結構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質和制度三種力量組合而成,這三種力量相互作用影響著社會集團的行為,決定著國家的結構和世界秩序;并且社會力量、國家與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世界霸權是一種世界秩序的相對穩定狀態,它是建立在物質力量,普遍的公眾對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內在結合基礎上的⑤。

經濟學理論論文:西方主流白癡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遲暮

西方主流白癡經濟學理論源遠流長，筆者嘗試從中華文化的“整體協調”角度，并結合中國的經濟現實來重新解讀之。筆者所指稱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不限于一個時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為“極端和激進學派”之外的、一切曾經在西方占據過主流地位的經濟理論樣式，這些理論在本質上都是從“個人至上”的角度和不變的精英主義立場出發的。

一、 經濟發展過程的資源基礎

迄今為止，所以經濟發展過程的歷史，都是對自然資源利用規模擴大的歷史。而且可以預料，在“物質不滅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仍然是資源利用規模擴大和資源耗竭速度加快的過程。

迄今為止，經濟發展對資源利用，還停留在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大規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賴礦物能源。中國的可再生資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國工業產值的71.3%是來自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國總人口為6.73億，消耗能源59.96億噸標準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這一年中國的消費總量為13億噸，人均能源消費量1083公斤，約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國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為突出。

在當今世界上，一國對資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資源數量越巨大，則其經濟發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對資源利用數量越少，其經濟發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準就貧窮。1995年，中國人均消耗能源按標準煤計算為1055公斤，美國的相應數字是11312公斤，與此相對應中國就窮而美國是世界頭號富國。如果以中國龐大的人口達到美加兩國的水平，則相當于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超過原來數量的十倍達到130億噸以上，該年度世界能源總供應量117億噸不夠中國一個國家之用。富裕和現代化不是不需要資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國精英主義者所宣稱的---是“優良制度”的結果和巧婦的“無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遲暮

自從“邊際革命”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日益脫離經濟資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過程，日益成為一種經濟數據的解釋學，所關注的中心話題是諸如多和少、增加和減少、總量和增量等等。雖然把資源稀缺性作為一個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資源的經濟流轉過程，尤其是誰能獲得和依據什么獲得稀缺資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滿足這個關鍵問題。

發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所謂“科學性”日益被證偽，其作為精英主義意識形態的功能卻日益彰顯。當代所有的重大社會經濟問題，如環境生態、人口壓力、資源枯竭、貧富分化等等，都無緣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視野，不能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重點研究對象。因為這些問題都涉及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深入分析和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足以顛覆西方主流經濟學大廈的基礎。

中國人均資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壓力大，資源分配的部分傾斜就足以導致對弱勢階層基本的生存條件的破壞，因此西方白癡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經濟現實面前尤其經不起檢驗。目前中國的三農問題，實質上就是中國“人與自然關系緊張”的最集中的體現，這個問題的解決只有在“整體協調”的層面上來解決，沒有任何修修補補的局部措施能夠奏效，這在西方“個人至上”的精英主義經濟學立場上沒有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

下面試圖解讀中國精英主義經濟學宣傳家們的一些理論基石：

1、 “經濟人”在現實中的存在范圍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流轉過程中，卻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訴諸常識和感覺。例如作為西方經濟學分析的基石“經濟人假定”，中國高人就把資本家追逐利潤與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類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屬性的本能和從屬于社會屬性的經濟人假說蓄意混淆起來，為資本家的行為方式尋找普遍意義的注解。正是在這樣的本質問題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心虛和反人道本質，因為正當的行為和正義的事業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詞的。

在社會現實中，最適合成為經濟人的是學校里的學生，因為每個學生都面臨在一個競爭的社會里尋找自己位置的問題，學習已經被界說和接受為個人在社會上立足的唯一途徑，因此學習顯然就是為了將來的個人利益的投資，因此學習對學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經濟人目標也會是最重要的經濟人選擇目標。而且學習具有天然的平等適合于個人努力的性質，不受工藝分工和等級關系的制約，具備最理想的經濟人成立條件。因此經濟人假說下的學生學習應該都是竭盡所能地努力，為將來在社會上揚名立萬、追利逐益做鋪墊。但是實際中學生努力學習的比例甚至稱不上很高，這只有一個原因：即學生在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時是違反經濟人假定的。因為在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是“協調人”，即個人的行為除了基于經濟利益（理性）之外，還要為許多非經濟目標所制約。一個學生可能樂于花時間去享受戀愛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較舒服的某種方式來處理生活和學習的關系，學習目標在許多目標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學生的行為方式最終就是在多個目標的相互協調和中和的實踐結果。

在西方經濟生活的實際中，真正的經濟人只有在資本主義興起時代，當時的資本家階層是比較接近所謂的經濟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國公司才是符合經濟人假說的法律實體。經濟人從來不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假說，以后也一樣永遠不會有改變，把個人原子化或機械化的努力過程在西方持續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效，恐怕永遠都不會取得完全成功。

2、 競爭和市場帶來效率的謊言

競爭和市場能夠帶來效率，最終能夠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結果上有利于所有人，從而具有結果公平的性質。競爭和市場發揮作用的前提被認為是私有產權的絕對化，所以其等價命題是私有制將最后有利于所有人，從而把私有制作為追求“結果公平”的不可動搖的過程和手段，過程和手段高于結果，這就是西方白癡經濟學理論的邏輯。

作為一個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證，精英們樂于證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場和競爭規律發揮作用，從而不利于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癡經濟學理論那里，中國產品幾十年一貫制就是技術落后，缺乏技術進步動力的結果，而不與低水平的消費尚未被充分滿足的現實發生聯系；要求產品高檔和現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階層的消費主義而是全民（包括窮人）的需要，在精英主義者那里，根據理論需要窮人永遠是做白日夢好高務遠的階層，不滿足“人是理性的”這個基本經濟學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將如何被滿足而只知道越先進越好，這與精英階層的消費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從自己的生活現實出發選擇“有比無好”。中國人均產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經濟學精英們說唯一的原因是企業效率不高，而完全不與中國經濟底子薄和人均資源少的現實發生聯系。

3、 個人激勵決定作用的謊言

在西方白癡經濟學理論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勵手段就是與其勞動相對應的報酬，除此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可以整合社會前進的價值了。但是與精英主義者斷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國20年的觀念變化和嚴重的社會行為失范，恰恰證明了一個真理---在實際中沒有道德自覺精神的個人是無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與此相聯系，現代的知識精英愿意把科學文化知識說成是唯一重要的東西，是求生謀職和回饋社會的基礎。實際上知識如何任用取決于個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為善也可以用來為惡，駕御知識任用方向的只能是個人的主動選擇。由于一個人的創造力有限，同時他的破壞力卻要高出數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監督一個人的行動往往十個人還不一定管用，因此社會監督并沒有一個在低成本上實現的方法，無論是民主還是法制都沒有低成本實現方法，所以個人行為不能不主要歸結于個人的自主選擇，道德的重要性是無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個鐵律是：必須要取得多數人的主動認同。否則管理是無法進行下去的，因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標落空。個人的報酬只是個人生存和發展的一個基本要求，物質激勵措施在利益關系互為消長的前提下不僅難以確立合適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證個人對管理目標的認同，認同的建立決不是一個激勵措施所能夠解決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進行真誠的協調和讓步。無限制地高估激勵作用最終是服務于一個理論目標就是---抨擊集體主義精神，為私有化正名和開道。中國革命艱難困苦的成功歷程，恰恰說明了物質激勵因素作用的荒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結果就是---以被物質充分激勵的精英階層的徹底垮臺而告終，中國的精英階層理應從這樣的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而不是試圖忘記血的教訓或者想方設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狀況是精英階層自己認識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優勢還沒有用完的時候，就應該開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這樣一種結局，學會并真誠地與弱勢階層做好利益協調，向弱勢階層的基本生存利益讓步就是向精英階層自己的長遠利益讓步。

三、 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熱門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臺灣長大，在美國芝家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在北大任教授。據稱“可能是在國際經濟學界最知名的中國經濟學家”，據稱“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學的經濟學研究方法”。

1、 所謂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和技術創新理論

在壟斷價格的盤剝之下，打破技術壟斷的價值有多大？技術能力僅僅靠購買專利就能夠獲得？開發的投入與技術能力的形成，加上壟斷價格被打破的價值幾何？

“如果從成本的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技術變遷靠引進技術與靠發明來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較的。引進技術最貴的方式就是買專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過是原來人家發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們買了專利，一定是成功的專利才買。這樣算起來的話，如果靠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變遷的話，這個成本與自己做RND來比的話，連百分之一都不到?！薄凹俣ㄕf我們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美國對我們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國不愿意把他們最先進的技術轉移給我們。到那時候的話，我們人均收入美國的一半，我們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2.5倍，假如說美國拿出2％的國民生產總值來搞RND的話，我們也拿出我們自己國民生產總值的2％來搞RND的話，我們RND的規模是他的2.5倍。你創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時候我們技術創新的速度比他還快?！卑凑樟忠惴虿┦康恼f法，今天的美國還是相當情愿地把技術轉讓給中國的，而不是在執行技術封鎖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是靠什么支撐的，如果是靠技術支撐的話，那么他們為什么要傻到培養競爭者，以至于喪失壟斷地位、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要西方企業發揚雷鋒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當牧師，到西方去傳經送寶。建議林博士還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學機構供職比較好，這樣才能夠造就“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條件。

“關于技術變遷研究，我的兩個貢獻是：（1）對拉坦－－速水假設做了擴展，證明了誘導技術變遷的主要動因是要素的相對邊際生產率，由于要素的邊際生產率不受要素市場的影響，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場受到限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其它發展中國家，技術變遷的方向仍然會受到資源相對稀缺程度變化的誘導，這一工作大大擴展了誘發性制度變遷假說所適用的范圍。（2）在資源稟賦決定的技術變遷理論中引入市場規模，即當技術類型相同時，技術變遷將首先發生在市場規模比較大的技術中，這是因為如果一個技術的市場規模比較大，那么技術創新的收益也就比較大，這就會使更多的資源被用于該項技術的研究，因而這項技術的創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較大?！备鶕袊氖袌鲆幠?，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計，不知道還有沒有發展技術的必要空間。不過我個人還是非常贊同林博士的這一高見，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所以勞動力節約型技術不能占據優先發展地位；中國人均資源短缺，所以中國應該優先發展資源節約型技術；中國資源分配應該首先向多數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傾斜，高檔消費品不能在社會生產資源分配中占據優先地位。

“一個就是各種投入要素的積累。比如說勞動力的增加，自然資源的增加，資本的增加。如果這些能增加的話，經濟就能增加。當然我們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如果覺得土地太少，還可以到國外拿個殖民地，現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勞動力會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勞動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較慢的。一般來講，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資本積累速度是不是快。這是第一點。第二個，如果你有同樣的土地，同樣的勞動力，同樣的資本，如果你能夠改變生產結構，把這些要素從一個生產率比較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比較高的部門的話，那這樣經濟也可以增長，所以第二個是經濟結構轉移。第三個是技術變遷、技術創新。同樣的勞動力，同樣的資本，同樣的生產結構，假如我能用比較好的生產技術的話，那么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會比較快。所以，我們要看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潛力，其實只要看這三方面。但這三方面當中，最重要是技術創新。因為如果技術不創新的話。我們讀經濟的人都知道，技術不創新的話，不斷積累資本就會面臨所謂邊際效益遞減。在這樣的狀況下，到了一個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資本也不能增加生產，也不能增加產出。所以，這樣的狀況下，積累的積極性就很低，資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資本增加的速度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技術變遷的速度。同樣的情形也在生產結構中。假如說技術不變化的話，就不會有新的產業部門，而且在同一個產業部門里面，也就不會有生產力比較高的環節。要看一個國家產業結構變遷的可能性，其實主要看技術變遷速度是不是快。歸結起來，如果我們要了解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潛力，最重要的就是看這個國家技術變遷，技術創新的潛力有多大?！币驗橐呀浻龅劫Y源短缺，已經是土地報酬下降而且農業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據林毅夫博士的高見，中國農民是不是還有必要繼續種田。

“所謂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是指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具有自己的比較優勢（資源上的或經濟上的），借助于發展這種優勢，就可以追求到一種持續、穩定、快速的經濟發展。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經濟發展比較成功的國家和地區采用的就是這種戰略。我國近10年來的改革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是因為在產業發展上較好利用了我們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源——勞動力。他說，改革與曾推行多年的‘趕超戰略’相配套的宏觀運行機制，使我們的經濟發展能夠盡快進入充分利用比較資源優勢的良性循環，應該成為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笔澜缡袌龅膭趧恿γ芗彤a品永遠不會供過于求，或者說在中國勞動力充分轉移之前是不會破壞市場均衡條件的，否則的話供應的增加會導致收益的實際下降，因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據什么斷定這一前提可以成立，現實的情形是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一頭撞上了“西墻”，受到西方國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補貼”和“反傾銷”管制。而且西方發達國家早就聲稱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所謂的“敏感型產品”，認為對國內就業沖擊很大，與西方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充分就業---相沖突，早就簽署了諸如“多種纖維協定”之類的戒律，對中國最具有競爭力的紡織品和服裝進行出口數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樣的高招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使得“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得以執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來我國農村改革陷入停滯狀態，農業上問題叢生，農民負擔十分沉重。他認為要解決中國的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特別是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差距越拉越大的問題，必須既有利于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又不能增加國家的負擔，用多給不發達地區補貼和把發達地區的財力轉移到不發達地區的辦法都不合適，應該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推進農村改革，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他認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后，其比較優勢及其產業結構隨著資金積累和勞動力價格的提高而發生變化。有了全國統一的大市場，這個地區就會將它的部分產品市場讓給其它地區，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東部資金、技術相對豐富，重點發展資金較密集的產業；中部土地資源相對豐富，重點發展農業；西部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重點發展礦業、畜牧業。東部缺地，糧食生產成本高，有了統一市場，自然會增加對中部地區的糧食需求，糧食價格就會上升，使中部農民得到增產增收的好處；東部地區經濟越發達，對西部資源的需求就會越大，隨著資源產品的價格上升，西部地區人民的收入也會上升。這樣一來，東部的發展將成為中西部發展的動力，東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統一市場中共同發展?！币驗橹袊r業成本高居不下，根據林毅夫博士的推演，這是需要貿易保護的條件下的一種發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實際上是堅決主張自由貿易以便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的，林博士的鋪子既出售“無堅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實在是了不起。

2、 農業問題是勞動投入不足？

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勞動力過剩的經濟學意義是勞動的邊際產出為零。中國在1978年農村人口已經突破8億出現嚴重的勞動力過剩，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憑什么斷定有效勞動投入的增加，是農業產出增加的決定性原因的。

“傳統的農業合作社理論認為集體生產中社員得到的激勵很高；而經驗觀察則表明，改革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下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很低，我認為這是由于傳統模型忽略了集體生產中對勞動監督的必要性和監督的成本。在《中國農業家庭責任制改革的理論與經驗研究》一文中，我把勞動監督和監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發現在生產隊中，社員勞動的積極性同監督的準確程度和監督的難易程度密切相關，監督越準確、越容易，則社員勞動的積極性就越高。而在農業生產中，由于對勞動的監督非常困難，監督的準確程度很低，結果當時的分配制度實際上導致了平均主義，因而對勞動的激勵低下，從而扼殺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導致了傳統農村經濟體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種與農業生產過程相適應的生產機制，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這樣一種制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優越性在于農民為自己生產，因而生產的積極性也就高。進而我用經驗資料檢驗了上述理論模型，經驗結果與理論預期基本一致?！?

在時代不到30年的時間里，中國農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億畝梯田的基礎上，又新修了2億畝梯田，并使中國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萬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國農業抵抗水旱災害的能力大為提高，農業生產條件出現根本進步，并一舉扭轉了在歷史上延續了近800年的“南糧北運”態勢。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國處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過，哈爾濱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漢南京于1931年，廣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沒有被淹過。黃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間，潰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潰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經有50年沒有潰口了，根據西方白癡經濟學理論生發出來的“林氏理論”，這樣的成就竟然是中國億萬農民在毫無積極性和消極怠工的條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員退社的自由被剝奪，結果社員無法懲罰他人的偷懶行為，‘自我實施’的合約不能得以維持，導致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這次危機?！备鶕质侠碚?，只要是不影響農民的積極性，就永遠不會發生饑荒?？墒歉鶕v史記載，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間，中國發生過比較大的水災1096次，比較大的旱災1056次，都是平均兩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災，在旱災的中心地帶人口餓死比例高達80%，由于沒有統計數字，詳細的餓死人數永遠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餓死者相望于道”的記載，少的也有十多條，而且越到北方地區這樣的記載就越多，根據林氏理論哪個時代的農民積極性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因為他們的收益與自己的勞動成果是完全掛鉤的---在繳完地租和國家稅負之后完全歸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說饑荒的年景不要說窮鄉僻壤，就是諢名“十里洋場”的上海這樣的現代化都市，哪一年沒有“路倒”哪一年不餓死人。

中國處于季風氣候的控制下，水旱災害比較頻繁，分散的小農無法集結足夠的力量來應付和改善這樣的自然條件，只有以集體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時代的農業體制下，農民被嚴密地組織起來，能夠實現力量動員來進行大規模地改善農業條件的努力，而且在集體經濟條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協調和成本分攤上也相對容易得多，實現管理目標得成本也極為低下，這才是中國農業條件改善在30年內超過3000年積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們常常說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是在精英主義的有色眼鏡之下，才是真的沒有什么事實可言。不過妖魔化社會主義的成就，明顯是呼應了“歷史終結”的著名論斷，與“新自由主義”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據實用主義“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論，“林氏理論”明顯也具備成為真理的條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與中國人沒有關系。

3、 監督困難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僅僅因為監督困難就斷言管理制度需要變更，那么除了小國寡民的時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應該存在的經濟制度了，精英主義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說道“關于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我認為，由于農業生產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對農業勞動的監督十分困難，一個農業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員間達成一種‘自我實施’的協議，在此協議下，每個成員承諾提供同他為自己勞動時一樣大的努力，但這種自我實施的合約只有在重復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維持，而一個合作社的性質是重復性博弈還是一次性博弈，取決于社員是否擁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員退社的自由被剝奪，結果社員無法懲罰他人的偷懶行為，‘自我實施’的合約不能得以維持，導致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這次危機?！?

根據筆者所見到的資料，日本企業中比較具有敬業精神的員工大約不到1/3，另外有1/3的員工能夠在管理之下順利完成作業任務，另外還有1/3的人是始終比較消極的。這樣的企業就已經是非常好和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根據林毅夫博士的說法，中國農民是基于“絕對公平”原則才能組織的，否則他們必定會因為“無法懲罰他人的偷懶行為，‘自我實施’的合約不能得以維持，導致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惡性發展到糧食極度短缺并大量餓死的地步。

“傳統的農業合作社理論認為集體生產中社員得到的激勵很高；而經驗觀察則表明，改革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下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很低，我認為這是由于傳統模型忽略了集體生產中對勞動監督的必要性和監督的成本。在《中國農業家庭責任制改革的理論與經驗研究》一文中，我把勞動監督和監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發現在生產隊中，社員勞動的積極性同監督的準確程度和監督的難易程度密切相關，監督越準確、越容易，則社員勞動的積極性就越高。而，結果當時的分配制度實際上導致了平均主義，因而對勞動的激勵低下，從而扼殺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導致了傳統農村經濟體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種與農業生產過程相適應的生產機制，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這樣一種制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優越性在于農民為自己生產，因而生產的積極性也就高。進而我用經驗資料檢驗了上述理論模型，經驗結果與理論預期基本一致?！比绻霸谵r業生產中，由于對勞動的監督非常困難，監督的準確程度很低”，那么世界還有什么行業監督是不困難的，從而監督的準確程度是很高的？農業勞動監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業的監督成本和效率能夠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夠隨心所欲地得出和證明這樣的結論，試問天下還有什么結論是林博士不能證明的！

作為社會學上一個公認的結論，農村社員由于長期共處在一個穩定的社區環境里，個體比較注重以長期考慮來調節自己的行為，非常注重自己在鄉里的聲譽，在調節相互關系時，無經濟成本的輿論監督對個人行為的約束是最為有效的。只有在遠離這樣的社區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才開始脫離自律，轉而以他律為主要約束條件。這是在城市和工商業機構的個人行為模式，與農村社區個體行為模式構成根本區別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業機構里，人們開始主要依賴法律和契約來調整相互關系，輿論調節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監督的成本急劇上升。

4、 西方白癡經濟學中國人的主要特征

作為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特點，中國對西方白癡經濟學的信奉者，都是自覺和不自覺的精英主義者。在學術特征上主要表現是：對歐美日的了解遠遠多于對中國的了解，對純粹理論的興趣遠遠多于對經濟現實的興趣，對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比對照現實應用來檢驗更為看重?？偠灾?，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識形態工作者的一切優點和長處，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種“有說服力的說法”，為精英主義化的制度建立和維護其穩定而“忘我”工作。經濟學方面的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按照明顯的梯度理論分布，在國內的高人主要是抨擊“舊體制障礙”，香港高人張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則直接訴求“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不行”。

這些人精英主義經濟學宣傳家不是經濟學家，而是精英主義意識形態工作者。因為中國人對“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標準，能夠在人類智慧發展歷程中占據一席之地的，才能稱為“家”；在時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三條標準，“家”成為代表理智與良知相統一的一個指標，是對知識精英擺脫精英主義慣性傾向平民主義的獎掖，從而具有褒揚和接納的雙重涵義。

美國白人民兵小布什稱中國是“競爭對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對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極受歡迎，號稱是“在中國以外最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國有關機構的青睞，“目前，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商會等海外民間機構相繼給予中心資助，一些國內企業也提出了捐贈意愿。林毅夫為籌集資金及招攬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為止已籌得資金近百萬美元?！备鶕鞣饺说恼f法，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國相關機構當然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欣賞原產臺灣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敗者，絕對沒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為一個共有的特點是具有高度的自覺性和計劃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國外，充其量會成為一名教授、學院派學者，而在國內卻可能成為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產生影響的人物，并有機會成為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薄暗亲鳛橐粋€學者，從影響層面來說，我想在北京大學影響會大得多?！绷忠惴虻哪苣筒皇菦]有代價的，不過不由他本人來承受而已。至于說到“有機會成為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我個人的想法是中國一定會產生那種人，中華學術的復興也一定能夠為全人類做出應有的貢獻，并在人類智慧發展歷程中占據相應的地位，但是我決不相信這樣的大師級人物會在“炒別人的剩飯”過程中產生，“炒別人剩飯”的人永遠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為大宗師的。

四、 中國在西方經濟思想指導下的發展過程回顧

在最近20年內，中國的發展戰略指定和經濟活動進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經濟學思想指導下完成的。對這個過程中的一些關鍵問題進行簡單回顧，能夠獲得一些有益的啟迪。

1、 資源報酬遞減所發生成本如何攤平

中國農業以7%的耕地養活22%的人口，在土地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下，中國達到世界人均糧食產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產70%的糧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帶的國家，這只是增加土地生產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顯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資源的短缺，資源開發的成本也一定會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石油開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東高出5倍。中國鐵礦石95%以上是貧鐵礦，而且伴生共生礦多，選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國的資源，改而進口，那么世界資源市場的供求平衡關系迅速被打破，在價格急劇上升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在沒有壟斷地位的情況下，如果進行成本順利轉嫁？還有資源長距離輸送成本如何在競爭性價格中被補償？

所有的精英主義經濟學宣傳家們，都對此一根本問題視而不見，裝聾作啞。

2、 工業技術的邊緣化

中國工業無法獲取正常利潤，低水平重復是一種典型的技術邊緣化的生存狀態，與依托技術壟斷形成的市場優勢地位的西方跨國公司形成鮮明的對比。對于中國企業在邊緣化生存狀態下的處境，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們，一貫是予以極度蔑視加極度污蔑，并以此作為制度不行的證據。

在邊緣化狀態下生存的企業，是無法實現工業化的社會目標的，因為這樣的企業其產品在市場上既不可能獲得壟斷利潤，甚至不可能獲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運營方式”中苦苦掙扎。筆者曾經反復指出，“低成本運營方式”是中華文化的三大思想淵源之一，正因為確有如此根據，那些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反而底氣十足地宣稱，是“中華落后文化”妨礙了企業經營思想的進步，而不是中國企業被人為推進“低成本運營方式”的困境，這種倒果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義者的主要法寶之一。

我國國有企業建立明顯帶有“備戰備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沒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強”的戰備觀念下的產物。中國企業規模小競爭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極端精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種中國人什么都不行，企業技術落后和管理觀念陳舊，而是企業當時所服務的目標與今天的和平時期有根本不同。把這樣的企業盲目按照所謂的“國際標準”完全推入市場，再加上舊負擔與政策性稅負不均，結果在短短的10年之內，國內市場上就發生明顯的政策選擇效應，國企市場份額急劇下降，喪失生存能力。而在國際市場的表現上，問題就表現得更為突出。中國企業規模小，多數沒有國際市場經營能力，只能成為跨國公司的轉包工廠。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燈具生產商荷蘭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銷等手段，極力壓低中國國內燈具工廠的產品出廠價格，利用中國工廠的成本優勢打敗歐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歐盟提起針對以前的中國供貨方的反傾銷訴訟，試圖以此把中國競爭者趕出歐洲，制造自己的優勢地位，追求壟斷利潤。陷入這種邊緣化生存狀態的企業，不僅僅有國有企業，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區的私營企業。

正是由于中國企業規模小沒有獨立的國際營銷能力，實際上無法實現我們的工業發展目標。盲目發展所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最后是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為作為跨國公司的轉包工廠，為跨國公司建立壟斷地位撮取高額壟斷利潤服務。實際上由于談判地位的不對等，產品出廠定價完全由外方控制，經營結果不僅沒有正常的利潤，而且對工人也無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條件，在免稅政策的關照下對國家也沒有履行相應的納稅義務，投資者也無法實現正常的資本積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遠沒有安身立命的機會，主要還不是因為資本家的貪婪，而是所服務的企業本身處于國際分工的邊緣，企業、個人包括國家（不能不執行免稅政策），都不能從這些企業乃至行業興起中獲利，雖然這些外向型行業的總產值規模已經極其巨大。

中國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獲得收益的卻是西方的跨國公司，完全無法體現我們的民族發展目標，最后由于跨國公司的叛賣行為，國家和社會還要承受工廠關門工人失業的后果，再接再厲發揚雷鋒精神，為跨國公司擦屁股。這樣的后果卻被精英主義者當做成就來吹噓，天底下有比這更荒唐的笑話奇談嗎？這就是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發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們對未來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當然這樣的依附性經濟還是有必要的，順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國每年的外企利潤匯出為幾十億美元，到今天已經達到200億美元之巨，再過5-10年就可能達到500-1000億美元的數字，如果沒有這樣的血汗工廠，中國拿什么來支付外企的利潤呢？

3、 門檻價格對國民生產總值的縮減作用

目前，外資企業在國內采用各種方式排除市場競爭者，追求壟斷地位和壟斷價格。壟斷價格與競爭性價格不同，具有一種穩定不變的特征---成為一種門檻價格，這種門檻價格依據的是企業自身的最大利潤和理想的市場份額，不與市場的潛在需求和發展的普及化目標相聯系，排除和消減了市場的潛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數人最后具有消費能力的可能，成為國民生產總值達到潛在水平的決定性障礙，兼且與社會發展目標背道而馳。

聯合利華公司旗下的和路雪，進入上海冰淇淋市場后，因為做不過本地工廠，所以索性出高價收購了那家工廠，以消滅競爭者，在獲得壟斷地位后，再以壟斷高價在消費者身上把收購成本撈回來。美國百威和法國達能在收購武漢的中德和東啤后，武漢市場啤酒的加權批發價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競爭維持或明或暗的壟斷價格同盟（即卡特爾），其結果是消費者利益受到巨大損害，中國就是這樣成為跨國公司“發洋財”的樂土。

在1995年，廣州寶潔公司的利潤率高達50%，而且是在巨額廣告投放，在管理、市場營銷、人員高薪等這一切大手大腳政策下的成果。這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競爭力和成本優勢所能夠解釋的，這是地地道道的壟斷地位帶來的壟斷利潤，是以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實現的，這是違反保護消費者權利的公平交易法則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國家法律嚴厲管制的價格不法行為，也理所當然應該受到中國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成功，不是因為技術先進，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費，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腳下的成功，這是韓非所說的“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說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資金實力上的優勢發揮?？鐕灸軌蚣凶銐虻馁Y金來排除競爭者，無論排除競爭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時間多久，它們都有能力籌集足夠的資金耐心等候競爭對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壟斷優勢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費者身上撈回當初的“競爭排除成本”，坐收壟斷利潤。中國的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們不是不清楚這些，但是他們與這些企業具有天然的利益聯系，他們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國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經為可口可樂公司充當吹鼓手，費心研究“可口可樂給中國帶來了什么”這一類高級高薪問題。

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營成功，是以中國競爭者消失和中國消費者利益受損，國家經濟規模達不到潛在規模為外在條件的。

4、 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失敗

1987年的“國際大循環”理論，就是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演示版，今天這個戰略的實施結果是一頭撞上了“西墻”。中國耗費大量的土地、資本和人力資源，結果是促使國際市場上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的持續下降，拉開了國際市場原本就存在的壟斷價格和競爭性價格的鴻溝，極大地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和不利于發展中國家。下文還將涉及這一問題。

五、 在人與自然相協調的基礎上創建中國的適度發展經濟理論

全人類最終都需要走與自然相協調的發展之路，中國必須第一個走這一道路，因為中國最缺乏資源的支持，同時技術的掌握和使用已經迅速逼近自然資源所能夠容許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癡經濟學理論，不僅回避人與自然在整體上應該保持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問題，而且刻意回避人與人關系的協調問題。一味地張揚個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編造“私惡即公利”的謊言，為精英主義制造社會分化尋找借口和說辭。以管理困難來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必要性與可能性，諱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經濟人”前提下，社會管理沒有根本出路的事實，以管理困難來反對非精英主義經濟制度，是一種典型的“因噎廢食”的邏輯。

1、 社會管理沒有根本出路

社會管理是沒有根本出路的，人們必須長期不斷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動與他人的利益相協調，以求避免最壞的社會局面出現。其中精英階層具有第一責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動地向弱勢階層協調和讓步，以追求社會整合的實現，并在社會整合的基礎上開展社會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會目標認同，在認同的基礎降低管理的困難和成本。

管理的無奈在于：在社會財產私有制的態勢下，要調和分異(分離和異化)的利益主體去為一個非平等的目標努力。叢林法則導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則還是叢林法則，都很難予以消滅。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謂終極的和先進的模式，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同一信條，這是一條在“必然王國”里沒有盡頭的回環往復之路。美國管理大師哈羅德-孔茨提到“管理學的叢林”，管理不僅是處在他所說的學術學理的叢林之中，而且在現實里，也確實還處在一個看不到出路的叢林里。學術畢竟不能不反映現實，而現實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學術世界里。

管理是推動人們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終需要有結果來檢驗，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錯，“朝三暮四”的必要性顯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標卻是文明演進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管理手法和藝術可能收效于一時，卻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國農民的諺語所言“按下葫蘆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學大師，十個就有九個出自美國，并不是美國特別喜歡標新立異和無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問題需要新答案。這樣的新問題永遠不會被窮盡，代表的是體制內的異化主體對管理目標不認同的意志力量，這是一個對管理目標和手段的永恒挑戰，是所謂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脫，也許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頭，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覺時代。除了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理想之路，我個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畢竟，有誰能夠把道德自律、克己與相互關懷的人類理性精神，進行條分縷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與經濟利益和司法威懾建立起掛鉤關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會成本來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誰又能為人類自己掌握這樣的公正天平。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老子》一書，開宗明義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蓖庠诘娜藶榈闹贫群头?，無論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過人們的自覺遵守來起作用，僅僅依靠外在的監督和管理手段來應付，其成本必定是社會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頓道德失律的監督成本就知道了。誠如老子所言，對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產生正是在氏族社會解體后，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出現深刻分化后的權宜手段，國家暴力機關的產生正是出于強制管理的需要，國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會管理沒有根本出路的真實寫照。

今天歐美日的企業環境，遠遠比中國好，是因為技術壟斷地位決定的資源壟斷地位所帶來的，全世界的資源對歐美日來說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歐美日社會比較富裕，人均購買力強市場容量也大，成功機會多，所以有比較普遍接受游戲規則的愿意。中國企業正道成功的機會少，普遍有“穿墻打洞”的沖動，筆者在企業工作多年，見過許多港臺老板素質極低但是卻成功，也見過國內人士創業的艱辛和困難，到頭來卻是灰頭灰臉，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夠，確實是成功的機會太少。中國企業要實現資本積累和發展過程，不僅外部競爭環境差而且自身實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輔導和保護，最致命的是沒有良好的金融體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權力。腐敗和權錢交易決不是一個單純的體制問題。而且政治權力和金錢的結合確實也是民主的一種經典過程，這一點無須諱言。

實際上在西方企業管理上存在一種“偽道德效應”，即在經濟成長迅速的時代，在資源優先集中的少數地區，多數人都能夠享受到發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種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階層利益的協調也比較容易。這在實際上是以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來緩和人與人之間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區與外圍關系的利益輸送的擴大化，來彌合中心地區的深刻社會階層分裂。反過來，在蕭條時期，就必然引發以鄰為壑的舉動，1930年代的大蕭條，就引發金融戰和貿易戰，最后發展為世界大戰，這一段歷史所有的精英主義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國社會上精英們與民眾協調差，主流媒體長期妖魔化農民，就是因為資源有限利益不夠分的緣故，既沒有人與自然關系相緩和的出路，也沒有外圍地區可以轉移矛盾。所以中國精英面臨著空前的自覺協調使命，否則一味地鼓吹精英主義化聽任目前的趨勢發展是非常危險的，實際上就是走老蔣“制造革命形勢”的老路。

2、 超越訴求現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義預設立場

由于技術的進步，今天人們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用人力來營造居住和生存環境，以空前舒服的狀態生活，達到一個前人所難以想象的富裕和發達程度。但是這種生存環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資源為營造和運行代價的，發達的程度越高每單位個人所消耗的資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資源所能夠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F代化觀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們欲望應該得到技術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滿足的正當性?，F代化觀念本身就是“感覺第一”的消費主義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義的肯定性前提，這個前提符合人們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與自然是否應該協調，人與人要不要和諧相處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是一種價值而不是科學，是一種無須證據和證明的基于人類欲望和感覺的價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議制民主”，代議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農民，只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們，代議制民主無疑是要求廣大民眾對精英主義政治制度的各種施政策略進行“票決”，對何種不同利益集團的精英主義執政集團進行選擇，而永遠不可能依仗票數優勢選擇出那樣的平民主義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進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變革，所以民主不過是精英階層需要的對精英主義制度的合理性進行全民追認的政治形式。所以現代化和民主的預設立場并不難予以解讀，這種預設立場在國際關系上是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不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廣精英主義制度，而且精英們將會在這個制度中對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予以優先確認。

其實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F實，僅僅是獨特的案例并沒有普遍意義，僅僅是因為中國精英們的主觀意愿，才被說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是以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的貧困為條件的，否則維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質資源支持的基數，遠遠超過地球所能夠應付的極限，西方七國1995年人口為6.8億，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總量的51%，富裕和發達不可能不以物質資源的消耗為基礎，畢竟“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恒”規律還不能被突破。也許可以這么說，適度發展是“中國困境”的唯一解決方案，在中國精英階層“超英趕美”現代化的熱望下，自然沒有留給中國人任何機會。實際上也沒有給世界上大多數人口以任何實現富裕和發達的機會，因為“只有一個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是基于在地球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就是建立在壟斷價格的基礎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國際市場上以競爭性價格出售產品，則是一個不能動搖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這樣的國際貿易體系中，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才得以維持，正如前聯合國秘書長所言“發達以不發達為基礎，少數人富裕以多數人窮困為條件”?，F代化在資源制約之下，永遠只是一部分人的價值，缺乏普及到全人類的物質基礎，是精英主義者所能夠實現的夢想，這個夢想以破壞多數人的基本生存條件為前提。所以現代化這個無須證明的價值，是徹頭徹尾的精英主義價值。

從來也沒有一個時代象今天這樣，把技術進步無限制地用來建立和維護少數人獨占資源的優勢地位，多數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術進步的受益范圍之外。這是西方以叢林法則為基礎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與生俱來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傷。這不僅導致人與人之間不可協調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與自然的空前矛盾，這在根本上違反了中華文化的協調準則。而且這兩大矛盾的惡性發展，還導致對資源的爭奪和對技術進步的封鎖。西方文化在其本質上是一種“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這種工具理性在資本主義興起時代，曾經是加速技術進步的主要動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說是蕩然無存。戰后世界在美國的主導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大量用來進行軍備競賽和建立并運行足以毀滅全人類的威懾力量，追求技術進步的目標竟然主要不是為人本身受益而進行。

由于計算機和智能技術的進步，富人將有可能不依賴于剝削窮人的勞動成果而過活，所以“兩極分化”的和平共處也已經受到質疑和挑戰。因為在工農業剪刀差時代，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和索取還是有限的，在壟斷利潤時代，西方為了造就“偽道德效應”成立的條件，對資源的索取已經危及自身的生存環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沖突論”甚囂塵上，核戰爭和歷史上曾經被西方人廣泛采用的種族滅絕政策，越來越走近人們的視野，是不應該感到奇怪的，美國的TMD和NMD計劃就是為此做準備的。姑且不論美國在技術上有沒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沒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單是這樣的“最后的瘋狂”計劃，就應該引起全人類的良知反省了。

3、 確立適度發展理論

全人類最終都必須放棄征服自然的狂想，實現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在與自然資源相適應的基礎之上來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與自然和諧相處，必須放棄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少，尤其缺乏實現富裕和發達的資源條件，大概必須在全人類中第一個放棄富裕發達的夢想，率先采用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適度發展”之路。

“適度發展”的概念與可持續發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續發展的思路是一種對自然資源有限性的一種被動體認，只涉及人與自然的被動適應關系。而適度發展則不僅是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主動選擇，而且也需要在社會上克制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明確在適度發展戰略中，富裕和有優勢的階層具有第一責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終需要以“人與人的主動協調發展”保證“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時另外一部分人窮得叮當響的情況下，還能搞成什么“適度發展”實現什么“人與自然的主動協調”。

適度發展戰略的落實，需要適度產品和適度技術與之相適應。中國最近20年盲目的與國際接軌和向洋人看齊，實際結果就是在社會上帶來消費層次和就業上的鴻溝，促進和擴大了兩極分化和畸形發展，社會整合和協調程度下降社會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縣城整體趨于破產，工業向大城市集中，全國工業向沿海集中的趨勢非常明顯，而且上海明顯又有那種“十里洋場”的味道，重新獲得西方壟斷大企業占領中國市場的跳板地位。

改革開放一個最重要的預想政策后果，就是會帶動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并提升中國的自主技術能力，從而實現現代化。在二十年后，我們不能不遺憾地看到，西方跨國公司正是依靠技術壟斷地位才獲取壟斷利潤的，所以關鍵技術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會轉移的，而且由于中國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義，一味地以增加產值帶來稅源為主要目的，實際上連產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目標都無法堅持，更何談爭取真正的技術能力關注。最明顯的是天津摩托羅拉公司，雖然曾經許諾在中國銷售額達到多少以后，將在中國投產芯片工廠，今天銷售額早已超出數倍，芯片工廠仍然連影子都沒有。所以在中國政府和外資企業的互動中，是外資企業實現了自己的目標，而我們的政策目標完全落空了。

在中國的時代，曾經確立了一些“適度發展”的主要原則，如反對兩極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發展（地區平衡），注重適用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非高科技的適度技術），注重技術工人的培養，在工業產品結構上注重大多數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適度產品戰略），刻意減少利益糾葛（公有制是一個得力的制度安排）增進整個社會發展的可協調性等等。不過這些都成為后來改革開放的對象，被錯誤地認為是妨礙現代化和進步的舊體制因素。實際上在時代后期中國實行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是人類在資源的壓力之下，第一次與自然的主動妥協，在人口規模上進行自覺控制以與自然相適應。

中國自然資源不足，改善民眾基本生存條件實現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資源增長上想辦法，這個辦法在時代曾經大力推行，就是減少自然災害的影響增強土地的生產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經不多，需要使用大規模的調水工程，來解決水資源和土地資源不匹配的現實，因為有增產潛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這需要建設規模龐大的調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盡可能實施礦產資源節約的政策，如加強農村的秸桿還田減少化肥使用，有意識地抑制個人的資源密集型消費如小車消費等等。

所以適度發展是基于道德主義這個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是從整體協調出發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叢林法則和精英主義的。適度發展具有三個層次上的意義：第一個層次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需要采取適度產品和適度技術方針，高檔消費品和節約人力型技術不能占據優先地位，這是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在第二個層次上追求“人與人關系的協調”，要求精英階層承擔實現社會整合的第一責任，放棄無限制地追求優勢地位的努力，這是政治問題；第三個層次是“中國與外國關系的協調”，由于中國能夠在適度發展上實現社會各階層的協調整合，因此必然能夠達到孫子所說的“上下同欲者勝”的境界，在貫徹國家戰略意志上能夠實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無形資源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改善國家的安全態勢。這實際上就是同志所主張的“人民戰爭”成立的先決條件，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可以采取“國土防御”戰略，以收斂的態勢來應付外來的政治和軍事壓力，來解決今天美國戰略東移以后，中國所承受的戰略壓力加大的問題，這是國防和外交問題。

不僅中國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發達，其他的人口大國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種指望，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也一樣無法建立起資源利用上的優勢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價值”終歸不過是少數人的價值，本質上是“白人種族主義”的一個變種，對這種普世價值的接受和模仿導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經濟上使西方獲得以競爭低價格購買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品的好處；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競爭態勢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樹立第三世界對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由于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分裂統治基礎弱化，將無力應付西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給推行新殖民主義提供可乘之機。時代中國人選擇的道路，才真正能夠對世界人口的大多數提供有益的借鑒。最近20年中國對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教訓比經驗更寶貴更深刻---微觀經驗特殊案例不能用來指導絕大多數人前進。是經驗和教訓共同促進了人們認識的提高。

正是因為不可逾越的自然資源限制和現實要求，所以不論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圖，還是中國古人“人定勝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沒有根據的。人類最終必須回到和自然和諧相處，為此人們也必須協調好人與人的關系。由于中國的人口基數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場也沒有西方擴張時期那樣的地位，所以中華民族在全人類中，也許必須第一個主動放棄西方的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走適度發展之路。有中華民族榜樣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并沒有別的現實可行道路，最終也會走適度發展之路，在絕大多數人口選擇適度發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義者就會被空前孤立，所以中華文化的未來一片光明。那些奴隸販子和鴉片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終主動放棄叢林法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經濟學理論論文:淺談構建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建議

淺談構建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建議

一　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和研究現狀

關于“可持續發展”的普遍認可的定義是在1987年42屆聯大“環境與發展會議”上提出的，即“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的發展”。筆者認為，可持續發展可被定義為“既滿足包括人類物種在內的當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損害未來生物圈滿足需要的能力的發展”，這樣才能把發展的觀念與理論拓寬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從代內延伸到代際，達到全方位的“時空”的有機統一。這是可持續發展本應體現的本質內涵，是可持續發展的真諦。

在國際上，有關“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國著名的生態經濟學家、研究環境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專家赫爾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1996），戴利先生在該書中強調指出：“可持續發展的整個理念就是經濟子系統的增長規模絕對不能超出生態系統可以永久持續或支撐的容納范圍”，該論點準確地揭示了生態可持續性這個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問題。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另一本分析可持續發展經濟的重要著作為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管理學和環境科學教授羅伯特·艾爾斯于1998年所著的《轉折點——增長范式的終結》。

在國內，有關“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賈華強先生所著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導論》（知識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華先生所著的《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由劉思華先生主編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銀興主編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0年10月）等。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說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體系正式產生的標志。

二　存在的問題

自從可持續發展理論提出以來，國內外理論界就進行了熱烈地研討，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邏輯思辨的角度，缺乏實施層次的研究。從經濟學角度的研究情況來看，雖然也出現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個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缺乏一個統一的理論基礎，沒有抓住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問題。

此外還存在包括定義不規范、內涵的模糊等方面的問題。

三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框架構建的建議

（一）區分三類不同的經濟發展成本

“由于生態環境問題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問題，因而可持續發展的實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下，要圍繞著發展成本的最小化這一理論基礎來減少經濟發展的代價，在這一過程中要區分資源成本、環境成本和生態成本三類不同的經濟發展成本。由于生態成本是由代際累積和轉移而形成，難以像環境問題那樣可以通過對責任主體進行征稅來予以補償。所以在可持續發展的實施過程中，應當把重點放在生態成本的降低上，通過實施系統管理，建立和實施生態經濟制度，把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相對接，把經濟增長方式與生態系統相對接，把技術選擇與生態系統相對接，通過實施生態經濟制度來降低生態成本。

（二）強化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安排

生態環境問題是由人的行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勵與約束性可以對人的行為起到規范作用。因此，強化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安排，發揮制度的激勵與約束作用以解決生態問題及代與代之間的生態成本累積和轉移，從而降低經濟發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強化應從正式制度安排與非正式制度安排兩方面著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著眼于三方面：一是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在資源利用中引入價格機制，通過市場機制作用的有效發揮來合理利用資源；二是加強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一方面維護市場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規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強制性地促使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去保護生態環境；三是完善市場制度，建立健全資源環境市場，為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創造條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強觀念的轉變和倫理道德的建設，樹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環境等多項指標的協同來衡量經濟發展。同時改變傳統的對待自然的態度，“在保護自然、尊重自然，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過程中來實現經濟發展”。

（三）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機制。

加強政策引導，促進可持續發展從理論向實踐的轉變。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是按照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以減免、補償、鼓勵、優先等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鼓勵經濟主體保護環境，并對環境破壞行為起到約束的經濟政策?？沙掷m發展是一種包括經濟發展、能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內容的新發展觀?？沙掷m發展的實施意味著一國經濟模式的轉變，而這種轉變需要通過政策機制的引導來實現，要通過政策的引導和協調作用來促進可持續發展。

經濟學理論論文:熊彼特以來的演化經濟學理論發展綜述

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分支出現。熊彼特開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先河，他把創新看作經濟變化過程的本質，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他的很多觀點都與同時期的其他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數年內，他對其他經濟學家觀點的有見地的評論被記住，但是他自己的觀點卻被人們遺忘。直到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放緩，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視起來：演化經濟學領域內的專業文獻逐漸增多；一個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專業團體——國際熊彼特協會成立；1991年專業期刊——《演化經濟學雜志》問世等等。這一系列現象表明，演化經濟學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將回顧自熊彼特以來演化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力爭重現演化經濟學的發展軌跡，以期對未來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論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歷史學和新古典主義學派的復合體。他是一個多元方法論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夠解決不同的問題。他從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動態觀，從經濟歷史學了解到歷史的特殊性（關于技術、產業、制度等），從新古典主義學派那里學習了微觀基礎方法，即通過個體的相互作用來解釋演化。演化經濟學能夠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支出現，要歸功于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 技術競爭

熊彼特深受馬克思的動態觀的影響，同時借鑒了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的演化是由企業之間的技術競爭驅動的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企業保持競爭力的主要途徑是引進新的、更有效的機器來提高勞動生產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術的企業競爭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敗的企業將無利可圖，最終退出市場。這意味著資本積累和生產力提高將會齊頭并進?！毙鼙颂夭捎昧诉@一觀點，并使其成為他解釋動態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認為：“這種類型的競爭是資本主義競爭的本質，它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競爭，而是新產品、新技術、新原料、新組織類型的競爭，它并沒有消減企業利潤和組織新企業出現，而是決定了它們的基礎和活力” (schumpeter,1943)。顯而易見，熊彼特通過引入一個更加廣泛的創新概念擴展了馬克思的觀點。除了馬克思提到的新機器（即工藝創新），熊彼特的觀點中還包括了新產品開發、原料或中間產品的新類型、新市場建立、商業組織的新形式出現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認為，創新和模仿之間的相互作用影響著經濟增長。一個成功的創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隨，這意味出現該創新的產業在一段時間內將迅速成長，同時對相關領域也會產生影響，一個創新很可能會誘導其他創新出現(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時也指出，這種集群增長遲早要放緩，直到下一個成功創新的出現。屆時將會出現集群循環發展的趨勢，這種循環模式可能會導致“商業周期”長度的不同。

（二）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通過發展創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論，熊彼特脫離了馬克思。他提出了創新的定義，他認為創新是現存資源、設備等等的“新組合”(schumpeter,1934)。這種“組合”被他貼上了“企業家職能”的標簽。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到，執行“企業家職能”非常艱巨，因為現有的知識、習慣、信念必須發生作用，“慣例”之外的每一步都異常困難(schumpeter,1934)。根據熊彼特的觀點，個人、團體、社會層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創新成為一項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問題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執行。熊彼特認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中將這種“特殊品質”與企業家聯系在一起。在資本主義社會，創業的成功是與經濟回報相聯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獲得豐厚的回報。他還指出了成功企業家的心理屬性，例如“建立一個私人王國的夢想”、“建立屬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戰斗的沖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強”最終“獲得快樂”等等。他認為其中隱含的意義就是，在創業原則上，受其他“社會安排”的影響要比受其所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影響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這一點已經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圍，但是“并非無法解決，至少可以在給定的時間和地點，通過對創業心理的詳細觀察來得出結論”。

20世紀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學的創業史跨學科研究中心。這期間，他在論文里提出了關于資本主義演化中企業家職能的宏觀的、歷史的觀點：“企業家職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現，尤其是單個的自然人。每一個社會環境都有滿足企業家職能的方法……其次，企業家職能往往是充滿著合作的。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以下觀點顯然非常重要：沒有個人的聯合就不可能造就企業的個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較熊彼特早期的觀點，該觀點顯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卻沒有像發展單個企業家精神理論那樣發展聯合企業家精神理論。相反，他提出在經濟演化過程中，理解企業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歷史和理論方法相結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樣?！霸敿毨鄯e分析歷史案例是揭示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這為理論家們提供了戰略假定和驅逐口號”(schumpeter,1947/1989)。從他堅持理論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

（三）資本主義演化：從競爭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經常被攻擊為典型的“贊頌”企業家個人。盡管他極力否認，但是他在這些著作中確實主要強調了企業家個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企業家精神”和大企業的組織創新。熊彼特建議，應該對兩種資本主義制度加以區分，即“競爭的”和“托拉斯的”資本主義，前者反映了傳統的企業家領導動態，他在早期著作中進行了分析；后者則指的是一個新興的體系，創新主要是受到“大企業”的照顧，在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schumpeter,1939)。盡管他經常呼吁歷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沒有對創新如何在大企業中開展進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資本主義的這種演化可能會影響政治和宏觀經濟的性質，同時他的觀點在維持和發展民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認為大企業對于競爭來說是一種威脅，例如，他在《商業周期》一書中指出，盡管經濟份額往往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大企業中，但是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家企業強大到在一個國家內稱霸。他進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業的世界里，也不斷地有新企業上位，舊企業退出。創新仍然主要出現在‘年輕’企業中。與此同時，‘老’企業普遍顯示出一個癥狀，我們委婉地稱之為保守主義?！币虼?，在熊彼特的觀點中，是期望企業之間的技術競爭能夠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

（四）熊彼特的貢獻

熊彼特是公認的最具影響力的演化經濟學家。通過運用古典政治經濟學，他把演化的視角引入到技術、組織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運用早期新古典主義分析方法來進行微觀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發展了創新的概念，他認為創新在經濟和社會變遷中起著重要作用，是專門的個體與“一切如?！钡亩栊陨鐣h境之間的斗爭。在競爭理論中他認為，競爭不僅從時間上看是一個動態過程，而且從內部結構上看也是一個演進的動態過程，從內容上看則是一個創新的競爭過程。熊彼特的這種關于競爭的分析，將創新內生化于經濟增長中，把經濟增長過程描述為一種動態的非均衡過程，這成為了演化經濟學的一個主題。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視了一個現象，即創新在其他團體和組織中是不斷擴散的，這意味著創新理論必須包括組織層面，盡管熊彼特后來承認了這一點，并且強調有必要對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業家精神進行系統的研究，但是沒有進行過多的糾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個缺點是，他忽視了持續學習（小創新）對經濟和社會變革的作用。

二、應用領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幾十年，曾經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的低谷。經濟學家們逐漸采納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數學平衡的方法，但是發現該方法對理解經濟演化的價值并不大。盡管幾乎沒有人明確表示在做演化基礎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卻很快出現在應用研究中。演化經濟學應用研究的重點集中在觀察事物的發展變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技術、增長和貿易的動態

20世紀60年代，一些學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發現，國際貿易的實際模式似乎偏離了預測的均衡，而正是創新不斷地破壞了這種均衡。這些學者認為，現有的國際貿易模式不是某種特定的自然或人為資產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圍內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之間的互動。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大量的實證研究都在關注創新、技術擴散、各部門和各產業之間的貿易。

對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開始于蘇塞克斯大學的科學政策研究中心（spru），這個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領導。隨后的幾十年中，科學政策研究中心（spru）試圖對技術、增長和貿易動態(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開展更全面的理論研究，同時基于研發和專利統計方面的數據開展實證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義的創新，認為創新是經濟變革的推動力。創新被視為專業化模式、貿易和經濟運行之間的長期差異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關的“傳統”因素被降級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為只具有短期性質。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應用研究大受歡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強烈的“演化”味道。經濟史學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歐洲經濟追趕過程時提出，對于先驅者，增長應該被看作是內源性與路徑依賴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對于后來者，為了適應這一動態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經濟方面有所改變。在他看來，政治和經濟的追趕對企業來說要求是非常高的。這種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贊同，包括abramovitz的關于跨國增長的長期運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內生增長和“轉型”過程及配置資源的能力（投資）等等。還有一種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凱恩斯主義的味道，該研究主要用國際市場的需求和收入彈性來衡量一個國家的進出口增長。但是，kaldor(1981)指出，這種彈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和適應能力需要重點考慮。

雖然這些學者多次強調了創新，他們建立的模型和實證研究卻并沒有明確地將創新（或研發）包含在內。為了糾正這一錯誤，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個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實證模型，包含了創新、模仿以及其他與經濟增長相關的商業性技術開發。他認為這個模型是非線性的，“社會能力”低的落后國家有“被困”的風險。另外，學者們也在嘗試運用交叉學科進行研究，不斷地提出創新、增長和貿易方面的新見解。

（二）技術和體制變革之間的長波互動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表現為一系列的“工業革命”，特別是技術和體制變革之間的互動作用。他認為重要的創新不是隨機發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時間段內和特定的經濟部門中，這通常會引起一個不連續的“長波”增長模式。這個觀點當時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但在隨后的幾十年未受到關注。然而，隨著20世紀70年代大蕭條來臨，該理論再次流行起來。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術—創新克服大蕭條的僵局》中，采用了與熊彼特一樣的觀點，即根本性創新會以集群形式出現，它們會引起長期的持續增長。同時，mensch還指出，由于對新事物的抵觸增強，主導產業進一步增長的潛力漸漸缺失，隨之整體增長放緩，最終，蕭條出現了。蕭條的影響之一是削弱了公眾信任舊格局反對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認為，這種對西方經濟歷史的解釋與創新活動中觀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這種解釋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質疑。盡管這些學者承認創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現的，并且發生在繁榮和衰退期，他們批評mensch研究中隱含的假設因果關系，認為對經濟影響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創新，而是創新擴散，其往往會推遲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關社會發生變化。freeman等學者還特別強調了系統創新的視角，創新擴散過程不再被視為一個被動的、機械的過程，而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影響過程。

在創新過程中，技術很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并且誘發其他相關的創新。這種“技術系統”并不一定導致“長波”，但如果一個系統非常大，持續時間長，或者幾個不同系統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導致長波。perez建議(1983,1985)，用演化的視角來解釋這種幾個系統共同發生作用，這一觀點得到了廣泛關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設是一個關鍵“因素”的出現，以普遍適用及成本迅速下降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許多經濟部門，從而產生廣泛影響。

通過不斷的試驗和糾錯，管理和組織新技術的“常規”方式出現了。perez使用術語“新技術風格”或者“新技術經濟范式”來形容這些管理和組織經濟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組織風格，很可能與現有經濟活動的組織和管理方法相沖突，這可能會大大延遲新關鍵因素的擴散，減緩經濟增長。因此，freeman等(2001)建議，從科學、技術、經濟、文化、政治五個不同體系之間的相互作用來分析資本主義的演化，每個體系都有自己的動態，這為相關的一系列問題研究鋪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學者的研究為演化經濟學做出了重要貢獻。首先，它開辟了創新的系統研究，并且將其應用到歷史進程中，使人們對技術體系更新換代的動態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嘗試將技術動態與社會、組織和制度特點聯系起來，盡管熊彼特傾向于將這些作為約束條件。freeman指出，社會、組織和制度因素實際上使創新成為可能，并且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隨時間變化的。最后，創新系統方法為創新政策和技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個理解創新系統間差異及識別政策影響行為者的有利工具。

（三）創新系統

20世紀80年代，隨著學者們對“長波”研究的興趣逐漸消退，很多學者開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創新過程和技術擴散都有很強的系統性特征”的觀點，同時，熊彼特提出的“創新的特點是累積效應和路徑依賴”(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濃厚興趣。通過創新應用領域的研究發現(kline和rosenberg,1986)，創新過程的各個階段傾向于形成一個具有反饋回路的網絡（而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系列關于創新擴散、社會、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統性關系研究開始出現。盡管一些社會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關的，但是在實際研究中多數與國家或區域緊密關聯。因此，將社會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進行整合，創新擴散的維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見，這類文獻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將技術和該技術領域的動態演化聯系起來。這些文獻重點關注國家層面的“國家創新系統”，將其定義為“公共制度的網絡，內部各部門之間相互作用，對創新進行開始、引進、修改和擴散”(freeman,1987)。在實踐層面，這些研究大多針對一個特定的國家，確定和描述影響r&d和創新的行為主體、機構和制度。不過，根據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個使用“國家創新系統”一詞的學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觀的觀點，并且重點強調了r&d的國家參與行為。相比較而言，lundvall的觀點則更加“微觀”，主要研究“學習”是如何在經濟系統內發生的。盡管熊彼特提出創新應該被視為一個不同來源的新知識的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則認為沒有理由只強調“大創新”，“小”的根本性創新的積累作用同樣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強調執行新組合的人和經濟環境的反饋，lundvall則特別強調了不同組合中各種知識的作用。lundvall認為，這些知識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企業和其周圍環境之間，特別是客戶與供應商之間的互動。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觀點，一個經濟系統的特點就是企業、客戶及供應商之間的密集程度和持久關系。

為什么這些創新系統是國家性的呢？lundvall給出了至少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歷史性的。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的演變是隨著時間緩慢進行的，如果一個國家的主要工業和企業由于歷史的原因緊密結合在一起，就像很多發達國家那樣，那么該國創新動態具有國家性的概率會很高。第二個理由與文化、語言和制度等因素有關。這些因素方便了企業與其周圍環境之間的互動，所以對學習有積極的影響。雖然有很多國家的實例能夠驗證這兩點，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國家由于歷史的原因與相鄰國家的經濟連結成一體，還有些國家可能是多語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個聯邦結構，在體制和政策上允許相當大的差異等等。顯而易見，創新是否具有國家性是由國家的“一體化”程度決定的。實際上，fagerberg(1995)在這種“一體化”方面作過研究，發現各國在這個方面有顯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歐國家非常適合這一理論，但是一些歐洲國家（特別是澳大利亞、法國和英國）卻不適合。

這就引出了如何定義系統邊界的問題。事實上一些學者指出，系統邊界不能假定為遵循國家邊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學者們普遍認為創新系統的領域會因技術領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學者們更傾向于使用“技術系統”這一概念，將其定義為“一個特殊的經濟或產業領域的主體間相互作用的動態網絡，在一個特定的制度基礎下，參與一代技術的推廣和使用?！彼麄兊难芯扛訌娬{行為主體的“經濟競爭力”，經濟競爭力是“稀缺資源的不公分布”，關鍵取決于擴大“經濟機會集”的能力，發揮將已有網絡轉變為一個全面的“技術系統”的潛能。他們認為，這樣的系統經常會具有空間維度，有時是國家的，但經常是區域的。

創新系統的研究快速發展并產生了很大影響，顛覆了“創新線性模型”（基于“生產函數”的研究），成為政策制定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擁有了更加全面的視角，將研究重點放在（創新）系統內各種商、組織、機構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以及經濟系統將新技術應用能力和各種行為主體整合創建新技術時的交互能力方面。盡管有這些優點，創新系統的研究只是理論假設和實證總結的混合體，尚未形成理論或方法，在系統實證工作方面還未得到充分的發展?？梢哉f，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對系統如何工作進行更加精確的理論分析。一個可能的方法就是與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論進行學科交叉，這正是下文中將要詳細介紹的內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經濟演化模型的嘗試要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們在1982年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進行了總結，這部書是演化理論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與熊彼特研究的共同點是將技術競爭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業將利潤用于新技術或設備的再投資，成功者將獲得高額利潤回報，并且比其他企業發展得快，而那些失敗者將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與熊彼特有著重要的區別。第一，nelson和winter認清了生物演化理論和他們自己的演化理論之間的區別，公開反對將生物學分析用于他們自己的理論，或者是用于建立一個適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般演化理論。而熊彼特則試圖將自然科學理論運用到經濟學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礎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對企業行為更加詳細的理論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許企業行為（戰略）及行業特點的多樣化，允許企業技術活動及實際活動產出之間存在明顯差距（他們認為其中存在很大的隨機因素）。最后，他們淡化了經濟演化中主要間斷點的重要性，盡管熊彼特認為這點很重要?？梢哉f，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漸進”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認知基礎：“有界性”或“程序性”

為了建立研究的微觀基礎，nelson和winter接受了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理論的觀點，認為人類根本無法預料行動的所有可能結果，這個世界太復雜，信息量過大，人類的認知能力（甚至大型計算機）太有限。按照該觀點，人類實際能夠做的就是選擇簡單的并且要求較低的決策類型，采用所謂的“滿意度”的行為?！皾M意度”行為即只要一個行為規則導致了令人滿意的結果，行為主體就將堅持這個規則，直至行為主體開始尋找其他出路。

這個方法已經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們的《企業行為理論》一書中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企業內部的決策。alchian(1950)在他的經典論文《不確定性，演化和經濟理論》中研究了企業之間的競爭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觀點，將“有界性”視角應用于企業的行為分析。一般來說，nelson和winter往往將企業（或組織）看作是相當“保守”（抵制變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業假定遵守既定的規則（或“日?；顒印保?。日?；顒記Q定行為（與環境沖擊聯系在一起），這是遺傳的，也是可選擇的。不過，盡管nelson和winter強調了慣性，日常規則仍然可能改變。根據cyert和march(1963)的觀點，nelson和winter（1982）試圖引入一個規則的層次體系，其中較高層次的規則控制較低層次的規則，并采用了“搜尋”和“規則引導”、“規則變化過程”等術語(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盡管大多數企業滿足于他們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業還是無時不刻地尋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規則。尋找的結果是不確定的，并不能保證找到比原來更加有效的規則。相比之下，只有發現更大的優勢，企業才可能應用新的規則。企業通過兩種不同的方式尋找，從退出（創新）中開發新規則或者應用已有的規則（模仿）。創新比模仿需求更強烈，同時也更有價值。這兩種方式下都存在搜尋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d費用，成本隨著搜尋難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個更好的規則取決于企業r&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尋成本。

企業在搜尋過程中的投入取決于搜尋規則的特點、企業的能力、以及投資的意愿。企業的搜尋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利潤，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設這些投資來自于企業的留利。大企業能夠比小企業投入更多的r&d資金，因此能夠找到更好的規則。大企業能夠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規則，因為他們有較高的生產量（新規則可以應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認為大企業更有優勢。為了抵消這一趨勢，他們假設，大企業（更具市場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潤指標。最終大企業會“遏制”小企業的發展。winter提出保持競爭的另一種方法是，允許“外界”的企業進入。同時，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過模擬動態研究得到了更好的發展。其中用了很多關鍵的參數來反映不同國家、工業、企業和時期內的不同假設；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擬數列，其中一個使用solow（1957）的數據來研究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能夠很好地校準及重現歷史數據。

nelson和winter為演化經濟學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運用“慣例”、“搜尋”、“演化環境”、“創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義理論的概念體系，把經濟的演化過程描述為一個“慣例的”學習過程。

第二，對企業行為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別是企業內部知識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顒?、技巧、“組織記憶”、隱性及顯性知識，這些是學術界公認的貢獻；同時，也對他們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三，nelson和winter對模型進行了改進，通過主要的分析方法闡釋了演化的核心機制：演化動態的核心是規則，選擇過程會提高群體的平均能力，即使沒有新的注入，既定環境中行為主體的表現會同樣優秀。這導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動態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釋了不同類型的“制度”的產業或部門之間的動態。在《技術制度變遷中的熊彼特式的競爭》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個新視角，即解釋熊彼特的“企業家精神”及“慣例”兩種創新模式之間的區別。將這兩種區別模式化時，winter允許新企業的進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識）以及企業創新戰略的（小的，適應性的）轉變。他提出，這兩種制度之間的差異是外部和內部技術（或知識）哪個起主要作用的差異。前者（導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業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產業集中和進入壁壘）“規則”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種形式擴展考慮了創新的要素，例如產品創新、需求、勞動力市場、某些生產部門、優質資本、金融部門、學習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新的研究框架，納入了產品創新和需求。繼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資。dosi和orsenigi(1988)將“干中學”來補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尋過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關于創新和學習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饋意見的基礎上允許企業改變他們的r&d戰略。這表現為連續的“發展階段”，以不同的市場結構組合、r&d強度和增長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強調了投資時機（優質資本）對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演化結果通常是不確定的，可能出現很多不同的結果，最后實現哪種結果（被選擇）取決于具體的情況（包括初始條件）。特別是如arthur (1994)所說，收益增加時，初始條件中無論是r&d投資差異、干中學，還是外部網絡等因素，均可以導致長期結果的差異。任何技術、企業開始時得到的初步優勢，收益增加時，這些優勢也隨之而逐步增強，而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企業就有可能被邊緣化或逐出市場。即使技術、位置較佳的企業也有可能會發生失去競爭優勢，被逐出市場的結果。因此，即使收益遞增，也無法確定市場力量“選擇”方案在任何意義上是不是“最佳”的。

雖然arthur用來證明其觀點的一些實例被證實是有爭議的，但他的一個正確的觀點是，強調了收益增加時的多個平衡點、初始條件和歷史條件的重要性，最優性觀點一般不會在演化經濟學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觀點，只要不存在變化，行為主體“將永遠持續一個特定（最優—次優）的行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說，不需過多解釋可能“鎖定”的一個特定路徑以及這種路徑依賴過程如何變化。

（四）演化模型的貢獻

經濟演化模型有什么貢獻呢？雖然經濟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但是20世紀70年代經濟演化模型才開始出現。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是一個里程碑。在隨后的幾年中，該領域的文獻有了新的增長。但是，盡管這一領域的研究出現在美國主流經濟學期刊上，該領域的學者們還是認為，他們的工作難以被主流經濟學接受。因此，結果就是演化模型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盡管對主流的、核心的經濟學家們來說（尤其在美國）并不受歡迎。但是，這些經濟演化模型文獻幫助澄清了演化的幾個問題。

第一，明確了演化研究的重點是理解經濟現象的“種群思想”。它有別于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旨在通過推斷整個群體內的“代表性行為主體”的特點，來了解宏觀現象。演化經濟學包含了多種多樣的社會和經濟互動的行為?？梢哉f，我們觀察到的很多經濟現象可能會比參考所謂的“代表性行為主體”的特點，更好地幫助理解這種互動的進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經濟演化多樣性的重要作用。該領域內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樣性是演化模型增長的來源。但是，選擇降低了多樣性。因此，除非系統內有新的多樣性注入，（內生）增長將會消失，系統將趨于靜止狀態。這在本質上是對“鎖定”和“路徑依賴”等備受爭議的現象的解釋。如果沒有新變化，或者選擇變得“太強大”，建立變化則“太弱”，該系統將被鎖定到特定的路徑或狀態。因此，新變化即創新的建立對經濟的演化絕對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與新變化密切相關的問題，即行為主體如何思考、學習和行動。nelson和winter最早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作出了貢獻。他們運用“過程合理性”和“行為滿意度”，從最初研究個人行為，到研究整個企業的行為。企業的行為，包括搜尋新的或改進的規則，以及基于慣例的規則。并且按照他們的說法，企業行為的慣例理論實際上是為解釋產業演化服務的。但是，這些有目的的行為是否會因為內部成員的懷疑，而存在對“規則打破者”的偏見？在這種情況下，新變化的一個重要資源可能被忽視。這將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個重要課題。

四、結束語

本文以演化經濟學的發展脈絡為主線，對熊彼特以來的演化理論發展過程中較為重要的文獻作了回顧。演化經濟學與居于主流地位的經濟學之間既是相互競爭的關系，也是相互補充的關系。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演化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個論點：第一，認為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是經濟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過程具有國家性特點；第三，規律性創新的作用，即一個重要的創新打開了“機會”之窗，并導致了創新集群的產生，與之相關的是演化過程中學習的重要作用，以及創新環境在誘導、改進和選擇創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為主體在演化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盡管演化經濟學仍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科，但是近幾年的發展趨勢已表明，演化經濟學理論已經成為分析復雜經濟現象的重要方法，動態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認可，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經濟學理論論文:有關產業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探討

一、關于產業組織理論歷史

我們所研究的產業組織它的基本內容是西方產業經濟理論基礎性理論內容。它的歷史可以起源于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其著名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場競爭理論，其次的重要理論就是勞動分工。我們可以看到理論的提出都是研究競爭的體制我們作為市場主體的競爭經行為，這個理論對現代的經濟學組織理論的產生、發展都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也為理論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這個理論中它進一步論證了結構對市場行為、主題績效的關鍵作用，故而我們通常意義上稱之為結構主義學派。與此同時我們發現產業組織理論也在進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產業決策之中逐漸發揮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論本身存在的問題，其弊端也逐漸在社會實踐中日漸顯現，這就是很多專家、學者越來越持批判態度。持不同意見者認為，理論并沒有重視企業之于市場結構的反作用力，與此同時理論研究中過于的靜態、單一的研究方法也飽受批評。這就是要求我們的理論研究工作者進一步豐富完善理論內容，針對理論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論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視企業行為的研究，這就是這一批的研究者獲得了行為主義學派或廠商主義學派的頭銜。隨著學者對于這一理論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論逐漸的完善，逐漸成長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且在實踐中得以檢驗。

二、理論的產生及其發展歷程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產業經濟學的定義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產業之間的關系以及演化的規律。我們的研究主要分為：首先我們探討的是廣義上來研究產業間的關系；其次從狹義的產業概念出發研究產業之間的關系。在這里我們提出了三個產業的劃分，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在三產業理論的研究中我們需要著重研究的是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g．g．clark），在對眾多國家的三產業發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終得出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之間分布和轉移的規律性，這就是我們確認的關于產業的理論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開始在工業經濟中開展理論研究。其理論主要集結在《工業化的階段和類型》論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劃分

消費資料產業、資本資料產業和其他產業，在這個基礎之上通過研究得出結論消費資料產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產業凈產值的比例會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不斷下降，與此同時通過研究還得出結論消費資料產業比重逐步減少，資本資料產業比重逐步上升。這一理論更加深入的闡釋了產業理論，更加深入地解釋了產業中的關系。豐富和發展了西方經濟學的產業理論。

三、產業布局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我們最開始對專門論述所產生的布局問題的理論，都是把農業區位論和韋伯工業區位論為最經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區位論。古典區位論其實一直處于單一的立足于企業或者是單一的立足與企業中心，古典區位論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運費的理念，古典區位論不對市場的銷售量的問題和消費因素而考慮，所以我們通常將這種區位論稱之為西方區位理論的成本學派。我們由于社會的變化市場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生產成果的不斷提高，使得第二與第三產業的不斷的提高，逐漸的將農業給取代了，從而第二和第三產業會逐步的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部門，與此同時我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交通運輸與網絡的迅速發展，運輸不會在是對我國生產造成一定的影響，反而市場的銷售量等問題卻成為我們產業能否成為我們產業盈利與生存的主要關鍵問題。我國現代隨著社會的發展區位理論逐漸的將古典區位理論的弊端逐漸改進為近代區位理論市場學派，由于古典區位理論一直是處于單一的立足于企業或者是單一的立足于工廠當中，從而我們將古典區位理論轉變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區的理論。由于我們必須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運費我們才能滿足市場的發展和市場的最大需求。

四、產業政策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通過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可以得知長夜經濟理論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對產業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他就是產業政策理論。在沒有產生政策概念之前我們對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實踐已經有了一定的理論，但是產業政策的概念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產生的結論。

五、結語

我們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全球經濟迅速的變化，產業經濟學理論作為新興的科學我們可以廣泛的應用創新，產業經濟學理論有這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在傳統意義上完整的產業的控制權并不復存在，這也是各國所關注的最現實的問題。因而產業安全概論體系的形成是與產業經濟學理論息息相關的最新創新與發展。

經濟學理論論文:教育經濟學理論研究文獻綜述

教育經濟學研究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前蘇聯，其理論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爾茨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所創立的人力資本理論基礎之上。人力資本理論之后由貝克爾及丹尼森等學者進一步發展， 成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進入到20世紀70年代，由于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人力資本論受到質疑，涌現出新的理論流派。當跨入新時期，伴隨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教育的不斷普及， 各種全新的理論不斷涌現。本文將對教育經濟學主要的理論發展做一個全面的綜述。

一、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緣起和雛形

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具有一定的學科體系結構，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傳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學技術得到迅速發展并被廣泛應用于生產力，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促進了世界范圍內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日益認識到掌握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關鍵。從而激發了人們對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漸成為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為教育經濟學的產生提供了客觀條件。另一方面，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解開了剩余因子之謎，論證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刺激經濟增長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計量經濟學的發展也促進了教育經濟學的誕生。

20世紀20年代，教育經濟學以獨立學科的形式最早出現在前蘇聯，它創建的標志是前蘇聯著名經濟學家斯特魯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發表的《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這是世界上最早用數量統計的方法闡述教育的國民經濟意義的論文，被稱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經濟學論文。論文系統地研究了年齡、工齡、教育程度對勞動技能的影響。斯特魯米林認為年齡、工齡和教育程度均影響勞動技能的高低；論證了教育程度與勞動技能成正相關。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經濟學的論文是美國學者約翰·沃爾什（j.r. walsh）于1935年發表在美國《經濟學季刊》上的《人力的資本觀》，它被認為是西方國家研究教育經濟學的第一篇論文。沃爾什主要從學生達到可以入大學的年齡算起，認為只有大學教育及其他專業教育才具有資本的特征。大學教育和專業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價，償還代價之后可以帶來利潤或經濟效應。[1]

到20世紀60年代，教育經濟學在西方才真正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這一期間，美國的舒爾茨、貝克爾、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資本理論為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的西方教育經濟學成為主流派。舒爾茨（t.w. schultz）在《人力資本投資》、《教育的經濟價值》、《對人投資的思考》等系列論文中對人力資本理論進行了深化和系統化。其基本理論可概括為重視人力資本投資，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的重要源泉。他認為教育投資的最大特點是對人的勞動質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從量的方面去判斷，即把人的勞動看作是教育裝備的結果。勞動的教育裝備率高，勞動生產率也就高，從而增強創造收入的能力。

與舒爾茨的宏觀視野不一樣的，加里·貝克爾（g.s. becker）著眼于人力資本理論微觀領域的研究，并用具體數字計算和實證研究論證了不同教育等級之間的收益率差別。他認為個人通過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資本積蓄，由此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得到較高收入。

除了舒爾茨和貝克爾外，推動人力資本理論發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愛德華·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國經濟增長的資料和我們的選擇》。他把教育因素視為人力資本因素的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經濟增長多因素分析法”，細致地計算了教育的經濟價值。他的主要貢獻在于具體的計算方法上更加細致和精確。

至此，西方國家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從創立起就強調了教育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重要關聯性，經濟要發展就要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毫無疑問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視教育投資。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人力資本理論是教育經濟學產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論來源。

1962年英國倫敦布魯諾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約翰·維澤（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學科命名的專著《教育經濟學》，系統地闡述了教育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標志著教育經濟學的產生。1963年，國際經濟學學會召開了第一次教育國際學術會議——教育經濟學專題學術討論會。會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體系結構的《教育經濟學選集》，這次會議的召開以及論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視為教育經濟學學科誕生的標志性事件。這樣，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新的交叉學科，在世界各地學術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關注。[2]

二、教育經濟學研究的初步發展

進入20世紀70年代，教育經濟學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學習和借鑒西方的研究成果，有關教育經濟學的著作及論文層出不窮。但此時的西方國家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蕭條。國家在教育上的投資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不景氣的經濟狀況與教育的不斷擴張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人力資本理論表現出了“失靈”，催生出了各種反人力資本理論的新理論，重新評估教育的經濟價值，使教育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影響比較大的理論主要有三種：篩選假設理論，勞動市場劃分理論，社會化理論。

1.篩選假設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提出的視教育為一種篩選裝置，以幫助雇主識別不同能力的求職者，將他們安置到不同職業崗位上的理論。創始人是邁克爾·斯賓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賓塞發表了《就業市場信號》一文，論述了教育作為就業市場上的生產力信號，以及如何發射信號。形成了嚴格的信號理論，也標志著篩選理論的建立。篩選理論對人力資本理論宣稱的教育能夠提高生產率大膽提出了質疑，極端地假設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資本， 只是作為一種篩選裝置篩選出生產能力較高的人。[3]

盡管篩選假設理論否認了人力資本，但它與人力資本理論并不相反。實際上它指出了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另外一條途徑：促進社會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篩選理論讓人們認清了一個被忽視的事實，即教育的篩選作用無論是給個人還是給社會都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所以，篩選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正是對人力資本理論的補充。

2.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經濟學的推動下，許多經濟學家將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勞動力市場研究，形成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著眼點是教育與工資問題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爾（peter b. doeringer），邁克爾·皮奧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教育程度與工資水平成正比例關系是有條件的；勞動市場存在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和體系是為勞動力市場提供人力， 而人力資本理論把本來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閉等級性的市場抽象地視為完全統一的競爭性市場， 基本前提就不正確。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就業分配上， 在于它決定一個人在何種市場上能謀求職位。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理論的教育程度與工資水平的正相關性成立，而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述命題不成立。[4]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并不否認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資本理論最大的區別在于它除了將教育作為影響收入的一個重要內生變量之外，還將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態度因素等作為內生變量?？梢?，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人力資本理論的補充和完善。

3.社會化理論（socialization theory）。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創始人是薩繆·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鮑爾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教育改革與經濟生活的矛盾》引起強烈反響。他們認為教育的經濟價值源于教育的社會功能。教育的社會功能遠比教育提高知識技能對經濟的影響更重要，而勞動者的表現則源自自身擁有的非知識化的個性特征（即非認知能力）。而教育的經濟功能便是通過各種教育途徑和手段使學生社會化，使不同的學生形成經濟結構所需要的各種個性特征。[5]

總的來看，以上三種主要理論表面上都是對人力資本論的挑戰甚至是反對，事實上，都是從其它側面強調了教育會帶來經濟效益的增長，不管是對個人還是社會。某種程度上是對人力資本論的多角度的補充與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視了教育的相對獨立性和與經濟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帶有片面性，為教育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空間。

三、新時期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隨著教育的不斷普及，對教育經濟學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現出各種新理論。比如：關注人本文化的社會資本理論、基于新制度經濟的教育產權理論。

1.社會資本理論。第一個對社會資本進行系統分析的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會科學研究》雜志上發表了題為《社會資本隨筆》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國學者詹姆斯·科爾曼和羅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會資本理論并將其作為人力資本理論基礎上的理論發展加以闡述。社會資本理論尚無統一定義， 但一般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 通過民眾自由地將個體人力資本進行橫向的社會組合而生成的能夠促進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社會關系結構和社會心理結構。社會資本理論從群體人力資本角度研究社會經濟， 更注重一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人際關系。社會資本理論研究方法彌補了人力資本理論研究方法的不足之處：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會地位；其次，從微觀層面為主的分析擴展到宏觀層面；第三，社會資本理論直接把無形資本因素（社會心理）關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進個人與社會的共同進步，不僅只是提高人力資本存量，也通過提高對社會關系的認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規范和合理的組織結構等社會資本存量，從而達到提高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經濟學不能僅僅局限于人力資本的范疇，更應該通過社會資本來凝集人力資本，達到人力資本組合的帕累托最優。

2.教育產權理論。隨著新制度經濟學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國外學者很快將其方法的普適性運用到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分析之中。如美國學者亨利·漢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發現營利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的邏輯是相同的，學校這類非營利性組織的非營利性實質是為了減少組織運行成本和交易費用的一種制度安排。新制度經濟學對教育經濟學領域的運用基本有兩個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經濟學作為一種新的視角，繼而作為一種方法來分析教育中的問題；二是從新制度經濟學中挖掘出與教育活動不同層面之間的聯系。教育經濟學中關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運用制度變遷理論作為解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與結構調整的理論基礎。關于第二個方面的研究則是將產權理論引入教育領域，對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問題進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產權的概念及有關問題的探討。

新制度經濟學對教育經濟學的貢獻在于教育制度的變遷與教育制度的創新。通過制度變遷理論可以解釋我國高等教育體制乏力的根源， 從而為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管理體制改革與結構調整提供理論基礎。事實證明，明確提出教育產權應該說是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巨大飛躍。

四、總結

綜上所述，教育經濟學的研究一直是在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基礎之上不斷推進。起初有過強烈的反對之音，從而催生出了篩選假設理論，勞動市場劃分理論，社會化理論?？此剖菍θ肆Y本理論的質疑，實質上是一種補充。新時期的學者調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資本理論引申到了社會資本理論和教育產權理論，使得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更加符合實際需要，豐富了研究的視角。筆者認為，反觀21世紀的學界，研究成果沒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對以前的理論反復探討。這門學科的下一步發展需要創見性的突破，才能為現在越來越復雜的教育領域提供新的指導。

經濟學理論論文:行為經濟學理論的延伸及借鑒

[摘要]行為經濟學由于對傳統經濟學的基礎提出了挑戰,在興起之后就一直受到關注,頻頻被用于解釋相關的現實問題。有鑒于此,本文就從介紹行為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及主要觀點出發,進而論述行為經濟學的相關延伸理論,并展示了行為經濟學被借鑒來解釋現實中一些傳統經濟無法合理解釋的問題。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 理論延伸 行為金融

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假設及相關原理與現實的偏離,催生了行為經濟學這一新興分支學科,有力地推動了當代經濟學的發展。行為經濟學對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產出等標準經濟理論內容構成了挑戰,近年來行為經濟學在市場競爭行為、勞動經濟和金融等領域獲得廣泛應用,有利于解釋很多復雜的社會現象。

一、行為經濟學發展歷程的回顧及其主要觀點綜述

行為經濟學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它對傳統經濟學的基礎,即假設人的行為準則是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戰。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人類對外在事物的認識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則舍棄了,并把其簡化為一個個的點或一條條的線。人也成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這種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優美的理論大廈無法通過檢驗科學的方法來檢驗與研究人的內在本性,也無法觀察到現實中人的經濟行為,因此更無法來解釋許多人的經濟行為之謎。這種局面到20世紀90年代才得以轉變。萊布森等美國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種名為“行為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經濟學提出了質疑和挑戰。

行為經濟學是一門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標準經濟學理論的科學。行為經濟學嘗試對非理性行為進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經濟學的界限及視域,在現實人的基礎上發展了主流學派的經濟人概念。行為論者并沒有拋棄主流理論,而是贊同其注重理性的,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但是,他們堅持對這一理論加以修正。他們認為,經濟人也對具有偏見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毀滅的行為和種種其它人類缺陷和長處做出反應。行為經濟學理論還關注公平、互惠和社會地位等許多其他方面,因此,行為經濟學試圖對傳統假定進行修正。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馬修?拉賓(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為經濟學家阿莫斯?特維爾斯基(amos tvesky)是行為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富有創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概括來講,行為經濟學主要就是:預期效用理論;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離理性的特征分析這三類代表性觀點。

二、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延伸范圍及領域

行為經濟學之所以盛行,不是因為其敢于對傳統經濟學提出挑戰,更因為是行為經濟學能夠自圓其說,其一些假設和理論觀點能夠更好地解釋現實,能讓大多數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為經濟學在現實中的理論主要延伸到以下領域:

1.當今市場競爭行為的心理特征

標準經濟理論描繪的市場供求關系和價格需求規律的適應條件非常有限和嚴格。而向當今全球市場新格局和競爭合作新特點,許多高新技術產品、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產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產品,以及電信市場、網絡產品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和文化產業等,引起了消費選擇行為新的變化,頻頻表現出明顯的偏離價格需求規律的現象:降低價格未必能保住市場占有率,屢屢奏效的一些非價格競爭策略和手段越來越受到重視,尤其是在中國市場供應和秩序、收入和社會則富分布、消費觀念和習性、生產力和科技創新水平處于相對落后和低下的情況下,消費選擇行為與標準的理論描述相距就史遠。無論是消費行為、企業經營行為和投資行為等,市場競爭行為選擇中心理因素的影響特征非常明顯。

2.勞動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業——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業率和工作變動時的摩擦失業)?原有理論對此給出了一個“公認”的理由,假定工資是在市場出清水平上預先給定的,以此為標準若勞動力過量供應,就會造成失業。但工資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還是剛性的呢?為什么有人頻頻跳槽,而另一些人則愿意終生廝守一個單位?這些不是能用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簡單解釋的?！坝行ЧべY理論”、阿克洛夫(2001)的“交換禮物”等都試圖給出合理的解釋。理論和實踐似乎證明了在工資和努力水平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并且在長期內是很穩定的。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實中勞動力市場并不是簡單地遵從工資水平提高、勞動力供應增加這一規律。如出租汽車司機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來決定工作時間的長短;老師讓一些學生參與科研課題,學生們不會僅根據報酬或津貼的高低做決定;幼兒園制定罰款制度是為了讓父母親及時地接孩子,但結果是適得其反。這些是因為當工資與價格變化的行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時,標準經濟理論中的價格交換效應就應予以修正。因為勞動者對勞動與休閑的價值判斷是因人、因行業、因時點不同而異的。另外,行為經濟學還研究指出,承擔風險、經營管理等活動也是一種類型的付出和勞動。

3.行為金融學

行為經濟學在金融投資領域的應用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在金融學中,有效市場假設的作用是奠基性和舉足輕重的。資產定價的標準均衡模型假定投資者僅僅關心資產風險,并利用公共信息盡可能準確地預測股票收益。這些假設在某些時候確實能做出確切的預測,但當價格變化的自相關性近似為0時,證券市場上卻出現大量異?，F象。這些不規則現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設的資產投資者的“行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論應運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學中一個重要的異?，F象是“股票收益之謎”:股票的平均回報要比債券收益高得多,為什么高收益對應高風險,并沒有令人信服的實證研究支持這一理論。為了說明其中的緣由,行為經濟學假定投資者具有損失規避的行為偏好,這能更合理解釋風險與收益之間的對應關系。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還發現經驗不足的經紀人的反應如何遲滯,而長期操盤手的反應為何又過于敏感。行為經濟學還通過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實例來研究資本市場規模問題,關于個體股票交易行為的數據表明,部分投資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會導致股票市場規模的極度膨脹,股票市場上的許多現象都與投資者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有直接的聯系。

行為金融學的迅速發展,是由于金融理論把“寶”都壓在“有效市場假設”上了:投資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夠觀察和利用歷史資料。有人曾將有效市場假設美譽為:社會科學中認識最完善的一種規律性,然而,股票價格波動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內在的真實情況。行為經濟學發現了一種基于人心理活動的過度反應效應,客觀、深入地研究一系列異?，F象,有助于用事實更精確地檢驗市場有效性假設。當然,從發展的眼光來看,行為經濟學也迫切希望盡可能地減少心理學的內容,正在努力探討用一種統一的方式來解釋金融市場上的異?，F象。

三、行為經濟學在實際中的應用

1.民工短缺的行為經濟學分析

沿海地區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神話,引起了企業界和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理論界紛紛對此問題發表看法,并對民工短缺的成因進行了分析綜觀這些分析,人多是運用市場、結構、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沒有涉及民工的心理與理性,民工是該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時,不能完全不考慮主體對勞動力市場的相關要素以及勞動環境的認知而采取的相應的經濟行為。

經濟學理論論文:改革開放與經濟學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理論取得了重大創新和發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的實踐為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進了思想解放，營造了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快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的進程，最重要的是改革開放進程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成為理論創新的思想保證和強大動力。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寶貴經驗是：解放思想是先導，堅持方向不動搖，堅持創新不止步，關鍵是要建設一支高水平的理論研究隊伍。時代和實踐的發展無止境，改革開放實踐呼喚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創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進一步突破，必須繼續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解放思想，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充分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繼續加強隊伍建設。

關鍵詞：改革開放經濟學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一場偉大革命，創新是經濟學理論發展的靈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不僅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而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又為改革開放開辟了道路，提供了強有力地支持。本文擬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作簡要回顧，并對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創新進行展望。

一、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理論的新進展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實踐的發展，我國經濟學理論實現了一系列重大創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些創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個主要方面：

(一)關于改革方向、目標、道路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強調“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是“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推動力”的同時，曾經論及社會主義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主義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钡?，對于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特別是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改革，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確的回答。

以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寶貴成就和經驗，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奠定了基礎，但也沒有解決社會主義如何進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論問題。

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革命。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理論實現了一系列創新和完善，這些理論不僅包括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質、目標，而且包括改革開放的內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體系，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學說。

(二)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發展一般規律和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得出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論斷，但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么，他們只是作了一些原則性的預測。列寧在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不僅肯定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如公有制、按勞分配和人民政權等，而且根據俄國的實踐，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特征的進一步認識，如：實行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合作經濟；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具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建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對于未來社會主義究竟怎樣，列寧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他認為，社會主義將來是個什么樣子，什么時候達到完備的形式，這些只有未來建設者才能具體描述。

改革開放前，我國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經歷過反復的過程，有重大的進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誤。我們曾經肯定社會主義就是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率，因此致力于生產力發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極大的改善；曾經肯定要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所以使生產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力發展。但是，我們也曾經過分強調生產關系的變革而忽視發展生產力，過分強調生產資料越公越好而脫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過分強調經濟增長而忽視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開放的實踐，不僅使我們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意味著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且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同時認識到，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要求。這些認識反映在經濟理論上包括三個相互聯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進社會和諧，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根本手段。很顯然，這些理論是在實踐基礎上的重大創新，使馬克思主義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在原有的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

(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社會主義發展要不要劃分階段、如何劃分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從其產生、發展到成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除了要經過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外，還要經過兩個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列寧曾依據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實踐，指出在向共產主義前進的過程中會出現若干重要階段，并提出了“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完全的社會主義”等概念。但是，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構想，當時還缺乏足夠的實踐經驗來做出科學的概括。所以，面對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列寧不拘泥于已有的結論，而是主張“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

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國對國情問題進行了探討，成功地渡過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一些寶貴經驗，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彎路，在某個特殊時期，甚至脫離國情，超越發展階段，實行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政策和措施，給社會主義的發展造成嚴重的危害。在幾十年社會主義探索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們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范疇，并作出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這是依據我國的基本國情提出來的。我們講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在我國生產力水平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階段，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就我國的社會性質來看，它已經足社會主義社會，因此，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這與過渡時期有著本質的區別。第二，就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成熟程度來看，它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我們必須認清這一點，決不能超越這個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這兩層含義是相輔相成的。社會主義是基本前提，初級階段是發展程度。我國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是對長期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確立，初步解決了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所面臨的新課題，為進一步科學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奠定了基礎，為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據。

(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提出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決定，我國不可能實行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而必須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時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鄙鐣髁x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確立，指明了現階段中國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質和特點，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論基礎。

(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理論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基礎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理論，主要包括：一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原則；三是堅持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既反對平均主義，又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五是鼓勵一部分地區和個人靠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個人要幫助后富的地區和個人，最終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的成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理論，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對調動勞動者積極性，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許多關于商品經濟的分析，這些分析如果拋開資本主義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許多一般規律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預測未來社會時，曾以在發達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為前提，設想社會根據需要，有計劃地調節生產，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后來有人把經典作家的這種對特定前提下的預測變成教條，不管現實社會主義的條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從而嚴重束縛了社會主義活力的發揮。

社會主義建設幾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須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了這樣的認識為基礎，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相容的問題、計劃和市場都是資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論也都取得了突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也隨著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這些，打破了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桎梏，使馬克思主義關于商品經濟的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新的發展和創新，成為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指導理論。

(七)社會主義微觀經濟理論

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長時期內，企業是政府行政機關的附屬物，不是獨立的法人。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企業沒有生產經營的自主權，也就沒有足夠的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和活力。改革開放的實踐探索，使我們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個人和農戶家庭都是微觀經濟主體，同時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企業理論和企業改革理論，包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獨立的法人，擁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生產經營權；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深化壟斷企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推進集體企業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推進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破除體制障礙，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社會主義微觀經濟理論的形成，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微觀經濟理論，為我國的企業改革提供了理論指導。

(八)經濟發展理論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是關于發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開放中，我國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發展思想的同時，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集中廣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國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想?？茖W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它明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發展、為什么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賦予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和實踐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發展問題上的集中體現。

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形成了實現科學發展的一系列理論，包括：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理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理論；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理論；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理論；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等。這些理論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導和保證。

(九)開放理論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國際分工和世界貿易的一些論述，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開放奠定了理論基礎，但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的相當長時間內，由于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的封鎖，也由于當時缺乏經驗，所以我國的對外開放遇到很大困難，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對外開放逐步擴大，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系列對外開放理論，包括：一是統籌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二是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客觀進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三是轉變貿易方式，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國際經濟風險；四是要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在這種對外開放理論的指導下，我國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十)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理論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有豐富的宏觀經濟理論，如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有計劃發展理論等等。我國在改革開放前的長時間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也積累了寶貴的綜合平衡等宏觀管理經驗。這些理論和經驗都是進行國民經濟宏觀管理的寶貴財富。但是對于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如何管理，則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繼承馬克思主義理論，借鑒西方經濟理論，并將這些理論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創新形成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宏觀經濟理論，包括：計劃與市場關系理論，國民經濟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經濟分析理論，國民經濟結構分析理論，宏觀調控模式、目標、手段理論，政府職能及其轉變理論等。這些理論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理論，為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和保證。

二、改革開放的實踐是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論進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開放的實踐為經濟理論創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動力

經濟學理論本質上是實踐的理論，實踐是理論創新和發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廣大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提出了強烈的需求，為經濟學的創新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源泉，推動了經濟學理論的不斷創新。同時，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在推動了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同時，為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三十年來，我國gdp以年均將近10％的速度增長，總量由1978年的3645.2億元增長到2007年的246619億元，躍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長到2007年的1378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長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儲蓄存款余額2007年達到172534億元，是1978年的819倍。農村貧困人口從兩億五千多萬減少到兩千多萬，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生產力的發展不僅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使之豐富多彩，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為認識世界提供了手段。計算機的廣泛應用，信息經濟的發展，網絡的出現，為人類認識瞬息萬變的經濟社會提供了條件。此外，改革開放的實踐還不斷檢驗已經形成的理論，使實踐證明不符合實際的理論不斷遭到淘汰或矯正，使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論不斷地得到完善和發展。

(二)改革開放促進了思想解放，營造了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理論的創新需要優良的學術環境。改革開放是一場空前的思想解放，經濟學理論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開放的實踐，感受改革開放的脈搏，跟蹤改革開放的步伐，總結新經驗，研究新問題。而整個社會在改革開放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爭鳴的氛圍，為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了良好的學術環境。經濟學理論創新是一種復雜的創造性的勞動。全社會尊重這樣的勞動，努力營造生動活潑、求真務實的學術環境，提倡不同學術觀點、學術流派的爭鳴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評與反批評。這種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學術氛圍，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學工作者的積極性，使他們的創造性迸發出來，成為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生力軍。

(三)改革開放加快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和借鑒國外經濟學的進程

經濟學是科學，而科學揭示的真理是沒有國界的。隨著中國經濟日益開放、融入世界經濟，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也日益引起世界的關注，大批的中國學者登上世界各國的講壇，進行學術交流，使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在交流中得到傳播和發展。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使國外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也日益廣泛，這為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極大的可能。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吸收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的一切優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繼承、吸收人類19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合理成分的基礎上，總結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和工人階級斗爭實踐，創造了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中國經濟學理論，也在認真借鑒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理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理論、蘇東國家的經濟理論研究取得的進展，得到進一步創新和發展。

(四)改革開放加快并深化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根本思想保證和強大動力

改革開放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深化的過程，在改革開放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繼思想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偉大成果，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學理論創新一方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作出貢獻，另一方面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這就保證了經濟學理論創新既能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而不誤入歧途，又使經濟學理論創新具有科學的方法論指導。這是經濟學理論創新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濟學理論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導。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的先導，也是理論創新的先導。只有不斷解放思想，才能不斷推動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進而實現經濟學理論的創新。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理論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創新無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又進一步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深化和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實踐證明，解放思想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寶，也是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強大思想武器。過去三十年我們堅持不斷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和經濟學理論創新的豐碩成果，今后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實現經濟學理論的不斷創新，一定要繼續不斷解放思想。

第二，堅持方向不動搖。就改革開放而言，堅持方向不動搖，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動搖，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經濟學理論創新而言，堅持方向不動搖，就是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改革開放服務的方向不動搖。積三十年之經驗，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必須在任何情況下堅持方向不動搖，在改革順利的情況下，堅持方向不動搖，在改革遇到困難、發生問題時尤其要堅持方向不動搖。堅持方向不動搖，要反對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當遇到困難和問題時就懷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動搖深化改革的決心，甚至試圖把改革拉向后轉；另一種傾向是，只強調堅持改革方向而忽視改革遇到的問題，甚至以堅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視和解決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問題。經濟學理論要始終不渝地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出謀劃策，提供科學的支持和指導。

第三，堅持創新不止步。創新是理論進步的靈魂，創新無止境。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理滄取得的突破和進展無不是創新的結果。要創新就要堅持科學研究無禁區，學術爭鳴要鼓勵；要創新就要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重視對國情、世情的調查研究，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尊重人民的創造精神；要創新就要妥善處理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充分借鑒人類文明成果的關系，既堅持正確的導向，又大膽吸收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先進經驗；要創新就要倡導科學嚴謹的學風，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第四，關鍵是要建設一支高水平高素質的理論研究隊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理論創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數量宏大、素質較高的理論隊伍。這支隊伍總體而言，擁護改革開放、擁護社會主義，具有較廣闊的視野、較淵博的專業知識和高尚的敬業精神，是值得信賴的隊伍。今后經濟學理論創新，還必須繼續加強隊伍建設，充分發揮這支隊伍的作用。

三、改革開放實踐呼喚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創新

實踐的發展是無止境的，理論的創新也不應該停止在一個水平上。毋庸諱言的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我們仍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和問題。這些挑戰和問題有的來自國際的，有的來自國內的。在國內的這些問題中，有的屬于由改革開放的深化觸及到的一些深層次矛盾，有的則是具有階段性特征的問題。不管哪些問題的克服和解決，都呼喚著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創新。在當前，經濟學應該著力研究和創新的主要領域及問題有：

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問題研究。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科學發展觀的經濟學闡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科學發展的理論研究；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機制問題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經濟學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研究將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研究。包括：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模式研究；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研究；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研究；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研究；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道路及其經驗教訓，也是經濟學理論創新義不容辭的責任。三是深化改革開放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研究。包括：今后中長期深化改革開放戰略研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經濟制度和健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研究；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研究；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府監管體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等。四是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改善民生問題研究。包括：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研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研究；區域均衡發展和區域競爭問題研究；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研究；擴大就業的理論和對策研究；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理論和政策研究；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理論與對策研究等。五是開放進程中抵御世界各種危機影響維護國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研究；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與中國經濟金融安全研究；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理論和對策研究；靈活審慎的宏觀調控政策研究；對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進一步評析和研究；全球經濟調整與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開放條件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研究等。六是中外經濟史重大問題研究和中外經濟思想史重大問題研究。

要實現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就需要：

一是繼續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之所以必須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因為，我們要進一步創新的經濟學理論，必須是對實踐有指導作用，能夠引領實踐健康發展的理論，而這樣的理論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總結，并在實踐中受到檢驗和發展。書本的知識，前人的經驗和理論成果是重要的，沒有這些知識和理論，一切從頭開始，也很難實現進一步創新，但這些知識和理論只是已有的理論，它可以為我們進一步創新經濟學理論提供基礎和借鑒，但卻代替不了理論的進一步創新。所以歸根結底，理論的進一步創新只能源于實踐并隨實踐的發展而深化。

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一切從實際出發，首先是要進一步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我國有自己特殊的歷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國情、特殊的經濟制度，只有對這些“特殊”吃準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國正在進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開放和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目標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只有投身這樣的實踐并善于不斷從這樣的偉大實踐中吸取營養，才可能總結出偉大的理論，實現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創新。而這一點，幾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所無法比擬的。中國的經濟學工作者，處于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家，得天獨厚，應該為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創新作出世界性的貢獻?；诖?，我們應該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別人后頭跑，甚至妄自菲薄。當然，強調首先是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并不排斥從世界的實際出發。我們處于一個開放的時代，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是世界發展的潮流，在這樣的時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國，所以一切從實際出發，也要從世界的實際出發。

二是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要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因為這是已為實踐證明非走不可的必經之路，舍此不能達到我們預定的目標。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多年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帶領全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沒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否則馬克思主義不能發展，中國的問題也不能有效解決。這就是我們為什么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理所在。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指導，聯系國際國內的實際，去觀察和分析問題。我們要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總結過去，客觀地分析現實，努力實現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創新。要堅持和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對教條主義，另一方面，也要反對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教條主義是本本主義，照本宣科，簡單地、機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義只做表面文章，這只能使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實用主義則往往斷章取義，為己所用，給馬克思主義附加一些不正確的東西，甚至肢解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強調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要認認真真、老老實實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在分析解決實際問題中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

三是繼續充分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繼續充分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不僅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而且善于吸取人類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開放性。在今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并存、競爭、合作的條件下，我們更應該善于充分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經濟學的文明成果，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

當前，一個客觀事實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發育程度、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程度比我們高，綜合國力比我們強。西方經濟學作為對這種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理論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學的對我們有用的成分，也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有分析地借鑒這些科學的成分，為我所用，對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益的。當然，必須明確，西方經濟學有其非科學性，主要是：將資本主義作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實際情況和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將市場看作是萬能的已為實踐證明是不正確的；排斥和否定對經濟的干預也是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正因為西方經濟學有這些非科學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在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時候，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有取有舍，有用有棄，而決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繼續加強隊伍建設。要堅持高標準，按照政治強、業務精、作風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學貫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論家，造就一批理論功底扎實、勇于開拓創新的學科帶頭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強、政治和業務素質良好、銳意進取的青年理論骨干。關鍵措施是要高度重視對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建立能夠使優秀人才脫穎而出、人盡其才的良好機制，形成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良好氛圍。

試論鄧小平經濟思想主題內容及其對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論文關鍵詞：鄧小平經濟思想；經濟體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論文摘要：鄧小平經濟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極其重要組成部分，對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從整體上把握這一思想主要層面。本文從理論、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提出鄧小平經濟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系及其規律的研究。揭示了鄧小平經濟思想包含了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三個層面及其內在聯系，對我們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中國怎樣建設、鞏固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提供了理論依據。

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作為我們黨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而鄧小平經濟思想是鄧小平理論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鄧小平經濟思想正是在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時代課題，及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問題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理論觀點。展示了這些理論觀點的聯系及其體系，同時也把社會主義經濟學推到新的發展階段。

一、從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的歷史發展中，科學地理解和把握鄧小平經濟思想的主題

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科學探索，起始于l9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紀70年代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進一步拓展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研究的理論視野，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對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如何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以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不失時機地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強調向蘇聯學習，基本上按蘇聯既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形成由國家集中統一領導的計劃經濟運行模式。到1956年春，經過經濟建設的實踐，以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已經察覺到蘇聯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蘇聯為戒，正確學習蘇聯的經驗。一是蘇聯的辦法中的許多是錯誤的，已經給蘇聯經濟發展造成危害，這些東西我們不要學；二是即使蘇聯對的東西，也有許多不合乎中國實際，不能生搬硬套。由此開始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在實踐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論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現在在1956年4月撰寫的《論十大關系》和1957年6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論觀點。但是，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擾，并沒有沿著正確思路繼續下去，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遭到了如“”這樣的嚴重挫折，特別是“”，更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與實踐遭到災難性的破壞。

20世紀70年代未以后，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自身經濟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態勢和矛盾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學的判斷，科學地探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和發展的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從而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史上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解決了象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一系列基本問題。

二、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討，是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基礎性內容，這一探討深化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本質及其特征的理論

鄧小平經濟思想的主題，決定了它在理論上的主體內容，可以概括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三個層面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

第一，對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內容的分析

總結我國建國以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分析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鄧小平認為，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所制結構只能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并存共同發展。為了堅持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的主體地位，并發揮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鄧小平還從理論上闡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有關系，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兼容性；結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對公有制在現實經濟中的實現形式作了探索；強調選擇承包制、租賃制、股份制等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是有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體現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基本要求的。

第二，對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制度的基本內容分析

依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并從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出發，鄧小平堅持認為，按勞分配同公有制一樣，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內容，它們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原則”。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結構相適應，鄧小平對社會主義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經濟方式并存的結構作了探討。他還對按勞分配實現過程中，體現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關系作了理論的與實踐的探索，提出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時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和“兩個大局”思想，“兩個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富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一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第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的概括

認識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和現實的前提，鄧小平以他對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長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據現時代世界與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實際，把社會主義本質高度概括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睂ι鐣髁x本質的新概括，揭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與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的內聯系，極大地豐富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視野。

三、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探討，構成鄧小平經濟思想中最富有創造性的理論層面，展示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的新課題和新領域

經濟體制是一定經濟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和管理形式。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理論分析，集中體現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學論述

黨的十一屆中全會召開不久，鄧小平指出，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改革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問題，對這一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作了充分的估計，他認為“為了有效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認真解決各種經濟體制問題，這也是一種很大規模的很復雜的調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鄧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認為原有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國家運用指令性計劃，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財、物資源，權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動都在計劃規定的范圍內運行。這一經濟體制雖然也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經濟杠桿的作用，并且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逐步開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④等，為此，“如果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當時，鄧小平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我們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三方面的問題”。

第二，對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創造性的探索

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最初十年實踐的反思中，鄧小平強調創造良好的環境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提出與當時所開展的治理整頓相關的經濟體制目標模式，只能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當經濟體制改革進人全面深化階段時，鄧小平審時度勢，在總結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及時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對人們在改革中一直非常關注的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他把計劃、市場經濟機制同社會經濟制度“剝離”開來，把計劃和市場都看作經濟手段，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他又從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論述了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關系，說明兩者是有機統一的。這一理論從根本上破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基本制度的傳統觀念，診治了我們在市場和市場經濟問題上常犯的“恐資病”，為我們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極為重要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四、對經濟運行及其機制的探討，構成了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內容，拓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視野

人類社會經濟形態足一個在一定的經濟作用下運行和發展的有機整體。經濟運行機制簡稱經濟機制。它是一定經濟肌體內各種構成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制約關系及這種關系對經濟的調節功能，通過經濟運行機制系統自動而穩定的運轉，推動社會經濟正常發展，調節社會資源的有效分配。鄧小平非常重視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研究，對社會主義發展不同時期如何運用計劃和市場的運行機制，以及運用計劃和市場的經濟運行機制的重要性等問題作了深入的論述。他認為，“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點”計劃和市場作為經濟運行的機制，運用得適當，就可以提高社會生產力，更為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越性?！拔覀冞^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決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鄧小平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分析，首先表現他對保持中央權威問題的論述上。他明確指出，中央權威是指中央領導集體的權威，保持中央權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說話算數；掌握足夠的財力是保持中央權威的物質前提，科學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權威的重要基礎。其次，表現在他探討了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在宏觀經濟運行中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他認為，政府職能必須由直接調控為主轉向間接調控為主．由微觀調控轉向宏觀調控，由搞項目審批、分錢、分物轉向利用經濟手段搞規劃、協調、監督和服務，政府機構必須由臃腫重疊轉變為精干、高效，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市場機制才得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才得以充分發揮和體現。再次，表現他分析宏觀經濟運行中的調節手段，如財政調整手段、金融調節手段、法律調節手段、行政調節手段等。此外，鄧小平還對國民經濟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間的關系，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發展戰略問題，以及我國的對外開放等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

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分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農業生產方式作了“兩個飛躍”的概括。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诙€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第二，在國有工業企業管理方式的變革上提出了“要來個革命”的思想。在企業體制改革的不同時期，鄧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強以“責任制”為特點的企業管理方式．實行以“承包制”為特點的企業管理方式，以及以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為落腳點的企業管理方式。第三，對發展企業所需要的技術和人才問題作了較為深刻的論述。鄧小平強調發展企業所需要的技術可以采取“引進”的辦法，對引進的技術不能只是“學會”，還必須“創新”。使企業擁有更高的技術水平。同時，先進的技術要有先進的管理方法，發展企業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養”，對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必須是在“很好地使用”中進行培養。

五、對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整體關系和過程的研究，構成鄧小平經濟思想的主體內容，展示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廣闊前景

以往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較多地注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而忽視或輕視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研究。這種研究取向的產生，一方面與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對象理解的偏誤有關，往往把對生產關系的研究誤解成僅僅是對基本經濟制度特征的研究，對經濟體制、對經濟運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范圍之外；另一方面也與長期存在的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模式有關，現實中單一經濟體制模式窒息了對這一體制及其運行研究的活力，從而使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脫離了生動的，豐富多彩的經濟實踐。鄧小平在形成和發展其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過程中，果斷地摒棄了社會主義經濟學專注于經濟制度研究的偏誤，使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由對經濟制度的研究擴展到對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運行及其內在的聯系的研究范圍。這不僅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新見解，而且也是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條件。

在經濟關系整體中，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運行三個層面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鄧小平既注重對三個層面的統一性的研究。在現實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經濟制度決定著經濟體制的基本性質和職能，經濟體制則遵循并實現著經濟制度給定的基本經濟關系，作為經濟制度的具體存在形式。鄧小平在論述發展經濟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必要性的同時，也看到了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的統一性。他認為，我們既要看到改革經濟體制的目的就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也要看到：“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經濟體制只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具體存在形式，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經濟運行也是在一定經濟制度下發揮作用的，一定的經濟制度同樣會存在不同的經濟運行機制。鄧小平在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分析中，既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計劃機制、市場機制、競爭機制、價格機制作了分析，也對計劃機制、市場機制與經濟制度之間的關系作了較為透徹的分析，使人們從計劃、市場等同于經濟制度的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在經濟體制與經濟運行機制的關系上，鄧小平強調了我國原有經濟體制的“缺點在于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從而說明一定的經濟體制中總是存在著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對經濟運行機制進行選擇或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