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01 04:30:27
序論：在您撰寫消費支出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政府消費支出;PPS抽樣;簡單隨機抽樣
一、引言
國民經濟核算中，政府消費是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價格向用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一起構成總消費，是一國最終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加政府消費支出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中國經濟發展存在嚴重的內需不足問題，必須把立足點放到依靠內需上來。政府首先應加大自身消費支出。政府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高其消費能力;培育成熟的消費環境等，這不僅是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也是對于現實經濟運行格局的一種強烈的支持保證。當社會個人與家庭的消費相對不足而沒有集中起足夠消費力量的格局下，關注政府消費支出，由政府等宏觀管理部門主動地、適度地放松對消費支出的限制，是必需的政策選擇。
在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涉及政府消費核算的主要有三處:一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二是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部分;三是收入分配及支出賬戶。對我國政府消費支出的估計方法進行研究，可以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提供一些參考。本文通過對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不等概率抽樣和簡單隨機抽樣，分別抽取15個、10個省市作為研究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同時對兩種方法進行比較分析。
二、PPS抽樣表述
(一)PPS抽樣的基本內涵。不等概率抽樣是指在抽取樣本前給總體的每一個單元賦予一定的被抽中概率。不等概率抽樣分為有放回與不放回兩種情況。在有放回的不等概率抽樣中，最常用的是按總體單元的規模大小來確定抽選的概率。設總體中第i個單元的規模度量為Mi，總體的總規模度量為M=M，則該單元的抽選概率為Z=，這種不等概率抽樣稱作按與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抽樣，簡稱PPS抽樣。
(二)PPS抽樣實施方法。PPS抽樣方法有:累積總和法、拉希里方法、規模累積等距抽選的方法、分裂法等，本文主要采用規模累積等距抽選的方法。
規模累積等距抽選方法的表述:設總體單元數為N，其規模度量分別為M1，M2，…，MN，將規模度量按代碼法進行累積，直至M=M。若抽取樣本容量為n，則先求等距抽樣的間隔K=，然后在1～K之間隨機等概率抽取一個數，假設為r，則r所在的單元代碼區間相應的單元即為被抽中的單元。以后每隔K個度量值，即r+K，r+2K，r+3K，…，r+(n-1)K等數字所在的單元代碼區間的相應單元，即為被抽中的單元。
三、PPS抽樣實證分析
選取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2007年政府消費支出額數據。
(一)總體總量的估計
1、以2007年政府消費支出額作為規模Mi，并進行累計，得表1。(表1)
將M0=M=3824111除以樣本量n=15，得抽樣間隔K==254940.73。在1～K之間抽一隨機數，假設R=175745，處于北京的代碼范圍，因此北京作為抽中的樣本。其余樣本代碼為:175745+254940.73=430685.73，430685.73+254940.73=685626.46，940567.19，1195507.92，
1450448.65，1705389.38，1960330.11，2215270.84，2470211.57，2725152.3，2980093.03，3235033.76，3489974.49，3744915.22，分別是:河北、遼寧、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南、廣東、海南、貴州、新疆。
2、這15個省市的被抽選概率為Zi=，分別為:北京0.0534，河北0.0514，遼寧0.0303，黑龍江0.0321，江蘇0.0912，浙江0.0613，安徽0.0197，江西0.0195，山東0.0967，河南0.0526，湖南0.0359，廣東0.0861，海南0.0049，貴州0.0137，新疆0.0240，用這15個樣本省市來估計2008年的政府消費支出，采用漢森-赫維茨估計量，得:
==×(++…+)=4505720.155
故，估計推斷這31個省市的政府消費支出額為4505720.155百萬元。
3、抽樣的方差:
()=-
=[(4955307.048-4505720.155)2+
(4268315.491-505720.155)2+…+(4481807.397
-450720.155)2]=5597070249.9182
4、置信度為95%的置信區間為:
±Z，即:
4505720.155±2
=4505720.155±149627.1399
即:4356093.015～4655347.295。2008年這31個省市的實際政府消費支出為4564495百萬元，位于置信區間之內。
(二)總體均值的估計
1、==×4505720.155≈145345.8115(百萬元)
2、方差的估計式:
()=-=×5597070249.9182≈5824214.6201
所以，總體均值的抽樣標準誤為:
=2413.3410
3、置信度為95%的置信區間為:
±Z即:
145345.8115±2×2413.3410
即:140519.1295～150172.4935。2008年平均每個省市的實際政府消費支出為147241.7742百萬元，位于置信區間之內。
四、簡單隨機抽樣實證分析
簡單隨機抽樣又稱純隨機抽樣:設有限總體總有N個單元，從中抽取容量為n個單元的樣本，使得每一個可能的樣本都有相同的概率被抽中。具體應用到本文中的政府消費支出，把這31個省市按1～31排列，在EXCEL中生成一組n=10的隨機數:15、30、4、10、8、27、16、9、12、21。即被抽選的省市為:山東、寧夏、山西、江蘇、黑龍江、陜西、河南、上海、安徽、海南。
(一)總體均值的估計
1、==y=×(448602+19400+…+22631)=174053.9
即2008年平均每個省市的政府消費支出為174053.9百萬元。
2、抽樣方差
()=s=(1-)(y-)=×(1-)××217461902374.9=1636810017.88
抽樣標準誤:=40457.5088
(二)總體總量的估計
=N=31×174053.9=5395670.9
()=N(y)
=31×163680017.88
=1572974427178.44
=
=1254182.7726
五、結論
通過對全國各地區政府消費支出的PPS抽樣估計，2008年全國各地區政府消費支出位于置信區間之內，并且通過PPS抽樣和簡單隨機抽樣的實證分析對比，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不論是總量估計還是均值估計，PPS抽樣的方差都要小于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差，PPS抽樣要明顯優于簡單隨機抽樣。由此可見，不等概率抽樣雖然在實施方面較簡單隨機抽樣復雜，但是對差異總體較大的總體單元進行抽樣估計會更為精確有效。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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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內外對于農民消費支出問題研究有很多，本文主要基于需求層次理論視角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許多學者認為影響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他們研究成果的理論借鑒為農民消費支出問題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支撐。本文通過對遼寧地區農民收入調查結果，基于需求層次理論視角下對農民消費支出問題做一個探討，把不同收入類型的農民對應不同的需求層次。
關鍵詞 農民 消費支出 需求層次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也稱作“基本需求層次理論”，由亞伯拉罕•馬斯洛于1943年在《人類激勵理論》論文中所提出，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排列。
本研究為了更全面的了解農村居民不同收入層次，對遼寧省部分農民的收入消費支出情況做了入戶調查，并設計了入戶調查問卷。在問卷設計中，在農戶抽樣上考慮盡可能覆蓋全面不同收入的農戶。本研究在遼寧省共調查300個農戶，共發放調查問卷300份，有效問卷290份，問卷有效率為96.7%。通過對300戶農戶的調查中把家庭收入分為3萬元以下、3-5萬元、5-10萬元、10萬元以上四個部分，不同收入的農戶對消費支出的理解不同，需求層次也表現出很大的不同。
生理需求是人類維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對以下事物的需求：呼吸，水，食物等，生理需要是推動人們行動最首要的動力。安全需求是人類要求對以下事物的需求：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資源所有性，財產所有性等。馬斯洛認為，只有這些最基本的需要滿足到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為新的激勵因素?，F在社會中大多數農民在這兩個層次的需求都得到滿足，吃的飽穿得暖，生活和諧是人們最基礎的生存條件。在調查過程中，不同收入的農民對這兩個層次的需求差異表現不明顯。社交需求包括友情、交情等，人人都希望得到相互的關系和照顧，在調查中發現家庭收入四個部分對這個層次需求程度不同，家庭收入10萬元以上的農戶社交活動相對頻繁，而家庭收入3萬元以下的農戶相對社交活動較少，這些社交活動中涉及的消費支出包括休閑娛樂、人情往來等?？傮w而言，不同家庭收入農戶在這三個層次的需求中表現出的消費支出差異不是很明顯，因為現階段農村居民的消費領域仍較為狹窄，這三個層次的消費需求都是生活最基本的消費支出方面，所以為了做進一步研究，我們要繼續分析其它兩個需求層次。
尊重需求包括有能力、有信心的個人尊重，也包括有地位，有自信，收到別人的尊重。在調查結果中顯示。家庭收入越多的農戶在尊重需求方面表現的越明顯，收入10萬元以上的農戶在分配消費支出時幫助其他農戶一起致富，或者購買私家車，修建更好的房屋，擔任領導干部等，這類農戶希望自己有穩定的社會地位，要求個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會的承認。當然，收入相對較少的其它三類農戶更多的消費支出表現在購買食品，家庭設備，儲蓄等，其中家庭收入在5-10萬元的農戶傾向于追求更多的尊重，提高生活質量，達到更高層次的需求。
在四個部分不同家庭收入的農戶中，表現差異最明顯的就是自我實現的需求，這是最高層次的需要，它是指實現個人理想、抱負，發揮個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達到自我實現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解決問題能力增強，自覺性提高，完成與自己的能力相稱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例如收入多的農戶會創辦自己的企業，帶動其它三個部分農戶共同發展，各自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馬斯洛認為，一個國家多數人的需要層次結構，是同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科技發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關的，在農村居民中這個觀點同樣適用。
不同家庭收入的農村居民在消費支出過程中存在不同的層次需求，為了引導農村居民不斷提高生活質量，追求更高的需求層次，我們應該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加強農村居民對層次需求的理解。
首先，通過政府公益性培訓，引導農村居民更新消費觀念，加深農村居民對需求層次的理解，讓農村居民不但得到尊重需求，更要達到自我實現。
其次，企業研發適合農村市場的產品，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讓農村居民獲得更多可以支配的現金收入，在消費支出過程中慢慢的從低層次的需求向高層次的需求邁進。
關鍵詞：公務員；職務消費；制度規范；貨幣化改革
Abstract：Post-relatedconsumptionisthecostforthegovernment’snormaloperation.Likeadouble-edgedsword，theconsumptionisgoodforthesoundrunningofthesocietyifproperlymanaged.Ifnot，itmayleadtothegreatlossoffinancialfund.Thus，thereformationofthepost-relatedconsumptionsystemwaitsnotime.Toeffectivelyconstraintheconsumptionofpublicservants，sothattheadministrativecostcanbeloweredwhileefficiencyimproved，thereformationneedssystemization，monetizationandstandardization.
Keywords：publicservants；post-relatedconsumption；reformation；monetarizationreform
職務消費是指公務人員為履行公務所必需的、適度的消費，包括招待費、差旅費、交通費、通訊費等，它構成政府運行成本的主要部分，是維持政府機構正常運轉所必需的費用支出。但是，職務消費與權力緊密相關，對職務消費的范圍及標準既無允許的規范，又無約束的規定，往往會導致行為主體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使得必要的消費供給不足、腐敗現象普遍存在。要保證財政資源的使用不偏離公共利益，就必須將職務消費納入制度化、貨幣化、規范化的軌道。
一、當前公務員職務消費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
1.職務消費不透明、不規范，滋生腐敗
職務消費中的腐敗是腐敗最集中、最常見的表現。由于對職務消費的范圍、標準等基本問題缺乏明確的規定，使得實際工作中缺乏合理、規范的制度性約束，形成了“職務消費是一個筐，什么都往里裝”的局面。制度剛性的缺失和消費的不透明又使得假公濟私的個人消費、過度的職務消費以及故意的奢侈浪費層出不窮。與貪污、受賄等其他的腐敗行為相比，職務消費中的腐敗有其自身的特點，它幾乎天天在人民大眾面前發生，很容易導致民心的流失。
2.職務消費管理口徑不一，隨意性大，并呈擴大化趨勢，加重了政府財政負擔
職務消費的主要資金來源是預算外資金，由于我國對職務消費的管理口徑不一，存在很大的地域、部門差異，隨意性較大，因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職務消費項目越來越多。另外，“實報實銷”的財務報銷制度使得公務員只要有合法的票據，就可以由政府為其“埋單”，這些行為必然會加重政府負擔，導致行政經費的過快增長和財政資金的嚴重浪費。
3.供給制和實物分配制廣泛存在，導致了高行政成本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公務員職務消費及福利待遇由政府大包大攬：其住房、用車、通訊工具等實行實物配給，差旅費、招待費等采取“實報實銷”的財務報銷制度。當前的職務消費制度雖然進行了試點改革，卻依然沒有實現全面貨幣化分配，大部分地區繼續實行實物供應，并且對供應對象也缺乏嚴格的控制。1995年，全國行政事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為11%，如今已經達19%～20%了。2006年，31個省市自治區的行政事業支出超出財政支出部分，高達5780多億元[1]。
4.監督主體不合理，有效監督少
公務員既是職務消費政策制定者，又是職務消費政策執行者，并且是最后的受益者[2]。行為主體的一致性使得監督過程中暴露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由于上級“鞭長莫及”難以監督、同級“怕惹非議”不愿監督、下級“怕穿小鞋”不敢監督，最終導致內部監督失靈；另一方面，由于公務員職務消費在制度上缺乏透明性，使得公眾和輿論等外部監督獲得信息的渠道不暢通，獲得的信息量也不對稱而難以實行監督。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職務消費制度難以達到節約資金、防治腐敗的目的。
二、公務員職務消費制度中存在問題的成因分析
1.缺乏完善的公務員薪酬制度
目前職務消費的諸多問題與薪酬制度的不合理有著直接聯系。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低工資的薪酬制度，雖然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給公務員加過幾次薪，但由于幅度不大，公務員工資偏低的狀況并沒能得到根本的改觀，與其社會地位、工作需要和工作強度難以匹配。在這種情況下，職務消費就變相成為公務員工資的補充。由于我國缺乏公務員工資加福利的薪酬體系，各種津貼和補助游離于工資之外，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也缺乏統一的標準，較低的工資以及不規范、不透明的各種補貼又加大了公務員的實際收入差距，刺激了部分官員的腐敗行為?？梢哉f，低工資是造成當前職務消費混亂、公私不分的根本原因。
2.制度建設方面的缺失
①預算約束的缺失。硬性的預算約束的缺失，是導致職務消費異化最根本的原因。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政預算制度，預算沒有細化，執行標準不一，只重投入、不重產出，必然導致不計行政成本，不講行政效率。近年來，我國對預算制度進行了多次改革，但是實際執行中隨意性大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預算難以從經濟根源上規約職務消費。目前，我國的預算制度還未完善，還存在大量的預算外資金，預算的法律效應也不強，沒有任何約束力。
②職務消費范圍界定模糊。由于職務消費與公務員所擁有的權力有直接關系，有人據此把職務消費同權力消費等同起來，認為只要與手中權力沾邊的消費，都可以找公家報銷。有一些消費雖然與權力沾邊，卻介于職務消費和非職務消費之間，這種消費既不違反職務消費的規定，卻又超出職務消費的范圍。比如，一些無明確目的的會議被安排在高檔賓館甚至是旅游度假區，有些領導為了彰顯自己的權力空間，提高接待的檔次并且擴大邀請的范圍。正是由于職務消費的范圍規定不明晰，導致職務消費惡性膨脹。
③職務消費制度在執行中大打折扣。我國現行的職務消費制度在設計的時候就不合理，缺乏系統、全面的研究，執行起來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有些制度規定脫離實際，缺乏可行性，造成職務消費在制度和執行上嚴重脫節，比如差旅費制度；其二，公務員既是職務消費制度的制定者，又是職務消費的直接受益者，很難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擾，執行起來難以真正到位。
④對職務消費違規行為處罰不力。由于目前對大吃大喝、公車私用、公款旅游等職務消費中出現的問題難以量化，對職務消費違法違紀行為尚無明確的規定，鮮有人因為職務消費而受到制裁。低風險及消費“攀比”效應的廣泛存在，很容易促使一些公務人員不必擔心后果地過著奢侈的生活。
3.政府機構臃腫，人員嚴重超編
目前，我國依然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機構設置框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其弊端已經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機構臃腫、人員嚴重超編，特別是直接為領導干部服務的人員日益增多。2005年8月10日，安徽省出臺《關于加強對領導干部身邊工作人員管理監督的暫行規定》，取消了省轄市、縣(市、區)領導干部的專職秘書配備。兩年前，四川省也做出了類似的規定，但是改革的阻力很大。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還沒有進行此項改革，不僅市縣級領導有專職秘書，就連一些鄉鎮干部也普遍有秘書跟班。自1982年以來，國家雖然先后對政府行政體制進行了五次較大的調整，但政府機構人員膨脹問題依然十分嚴重。人越多，官越多；官越多，事越多；事越多，又刺激人更多，如此，陷入帕金森定式。官多，必然導致與此相關的職務消費過度膨脹[3]。
三、公務員職務消費制度改革的思路
要徹底清除公務員職務消費中出現的問題，就必須進行改革，將其納入制度化、規范化、貨幣化軌道，用制度來規范、約束職務消費行為；同時，根據職務消費項目的具體特點，將部分職務消費貨幣化，從制度根源、經濟根源上規約職務消費。
1.加強思想建設，強化職業自律
推行公務員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首先要解決公務員思想認識上的種種問題，引導其破除利己思想，樹立行政成本意識，強化職業自律；同時，加強公務員對腐敗的認識，提高其思想覺悟，從而實現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
2.加強制度建設，規范職務消費行為
①實現公務員職務消費制度化。這就要求按照政府運行規律和市場經濟規律，逐步建立起一套機制完善、運作規范、措施得力的管理制度，徹底清除職務消費“灰箱”，降低公務成本，提高行政經費利用率。為此，要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壓縮職務消費的范圍，嚴格區分個人消費與公務消費。職務消費應該主要限于在職人員的公務消費，要堅決杜絕私人消費由政府“埋單”的現象。
其次，分類制定職務消費標準。職務消費標準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一成不變，要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部門的工作需要，承認不同地區同級別職務消費差異的合理性，分級、分類核定地方政府職務消費標準，從而達到既能滿足公務員的正常公務消費，又能降低公務成本、提高政府行政經費利用率的目的。同時，為了保證標準的有效執行，制定消費標準的單位必須是獨立于執行標準單位、個人之外的“第三方”[4]。
再次，改革公務員的薪酬制度。職務消費惡性膨脹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國公務員的法定工資較低。借鑒西方公務員薪酬制度的經驗，公務員工資應該包括滿足其生活方面的支出以及履行公務的必要支出。在財力支持的條件下，應給有消費需求的職位設立一定的金額，并將其納入公務員薪酬之內，其職務消費部分結余歸己超支自付。同時，要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定不同的工資標準，允許合理的工資差距。通過逐步提高公務員的工資，使其工資水平略高于社會平均收入水平。
最后，充分利用市場的調節機制。配合建設有限政府和節約型政府的要求，政府要將市場能做的還給市場去做，政府只做市場不想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政府機關的一些行政服務能推向市場的應當交由市場去做，例如：公車可以通過成立汽車租賃公司來提供服務，取消專職司機隊伍；機關后勤服務也可以進行社會招標。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職務消費的范圍和耗費自然就會有所下降。
②實行部分職務消費貨幣化。職務消費的貨幣化改革，主要是對職務消費中票據報銷部分進行的改革，在管理方式上實行核定標準，包干到人；在支付方式上，實行貨幣化[5]。
將職務消費全部貨幣化是不現實的，很多指標難以量化衡量，要避免出現“泛貨幣化”的傾向。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可將易量化的職務消費(如交通費、通訊費等)以貨幣的形式直接發放給公務員，超支自付、節余歸己，以強化其成本和效率意識。有的用貨幣化的方法就不合適，比如差旅費，對此只能依靠建立嚴密的職務消費報批制度。
③硬化預算約束。職務消費主要來自于預算外資金，職務消費問題存在的主要根源在于預算的軟約束，因此，抑制職務消費問題最根本的措施是預算制度的有力約束。具體來說，在預算的編制層面上，要做到全面、及時、合理，加大預算外資金的清理力度，所有的職務消費都要用預算內資金支出；在預算的執行層面上，要使廣大公務員認識到預算的本質就是法律，一旦被批準，就不能隨意更改，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違反預算即是違法。
3.加大監督處罰力度，維護制度的權威性
職務消費中出現的腐敗問題，與監督處罰不力、政務透明度不高有直接的關系。進行職務消費制度改革，就必須將政府的公務活動置于“陽光”下，接受外部的監督。
①實行政務公開，提高公眾的參與度。由于政府政務不透明、公開程度不高，公眾對公務員職務消費最基本的知情權都得不到滿足，更談不上監督。而且我國現行的制度安排缺乏必要的保障機制，公眾揭發官員腐敗的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激勵和保護，公眾參與度比較低。建立職務消費公示制度，定期公布政府行政經費使用信息，有利于職務消費透明化、公開化，把領導干部職務消費行為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降低職務消費腐敗的發生率。
②以外部監督為主，嚴懲違法違紀。由“內部人”制定改革規則容易導致職務消費貨幣化程度過高，從而引發“變相腐敗”：一方面享受職務消費補貼，另一方面又暗中報銷費用，因此，必須加強對改革過程的監督檢查。內部監督的失靈啟示我們將監督的重心轉移到依靠外部監督上來，形成以紀檢、監察、司法、輿論、公眾等組成的外部監督合力。對于官員的違法違紀行為，要暢通渠道，鼓勵群眾舉報、媒體曝光；紀檢監察機關要通過開展專項檢查，及時查處違紀人員；司法機關要對職務消費中的違法違紀行為加大懲治力度，切實維護制度的嚴肅性。
4.加快各項配套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職務消費制度改革的順利實施，需要精簡機構、預防轉嫁消費、完善考評機制等相關措施保駕護航。
①進一步推進機構改革。臃腫的機構、超編的人員必然導致政府財政不堪重負。為了切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公務員職務消費改革必須配合機構改革才能有效進行。合理規定職務消費適用人群的范圍及額度，遏止“公共地悲劇”。在保證行政作為的前提下，改革最終要達到減人、減事、優化職務消費結構的目的。
②建立轉嫁消費的預防機制。當前進行的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并沒有全面鋪開，只是在少數地區的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搞試點，改革還沒有深入到垂直部門和企業，這就為部分官員利用職權轉嫁改革的成本提供了機會。由于目前尚未對此有明確的懲罰措施，出現問題處理起來很棘手，因此，必須針對這種行為豎立起“警戒線”。
③完善公務員績效考評機制。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必須與完善公務員績效考評機制相結合，防止因職務消費緊縮導致公務員行政不作為，影響政府行政效率。要將是否利用職務消費搞腐敗、是否在職務消費中奢侈浪費作為考核公務員廉潔自律情況的重要內容和晉升的重要依據。對于那些拿了補貼不好好履行職責的，要有專門的懲罰辦法，將異化的公共權力重新引導到“公共”的大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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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計專業會計類課程會計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學生的基本財務素質，讓他們“懂會計”而不是“做會計”，能看懂會計信息、并使用會計信息。這樣他們就需要熟悉國家相關財經稅收法規及政策，銀行結算方式，會計報表的分析，理財與投資的知識。會計老師要會同各專業老師進行認真研究討論，確定好符合非會計專業的教學內容，有重點結合專業實際，合理安排教學內容和教學課時，授課老師做到因教學對象不同、專業不同而對授課內容有所增減，進行因材施教，因專業施教，相關學校與相關專業還可以經常搞一些教研與調研活動，主動聯系企業，從而達到對非會計專業的基礎會計教學目的和要求。
2整合教學內容，重視教材的選擇
為滿足非會計類專業對“基礎會計”課程教學目標的需要，必須調整“基礎會計”及相關知識的教學內容。鼓勵編寫結合各專業特點的校本教材，需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減少會計理論教學，增加會計業務知識的教學。具體包括以下三個部分：第一：會計基礎知識
1）會計核算原則
此部分介紹會計核算的基本原理，是學習會計的基礎，是會計的語言一定要掌握，才能理解和學會使用會計的思維去理解會計。
2）會計基本等式
會計有兩個基本等式，由其根據權責發生制引出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的編制原理，區別在收付實現制下的現金流量表的理解。
3）會計核算方法
會計核算方法就是科目、帳戶和帳簿。在此不需要介紹很詳細如何進行會計核算，只是介紹其基本使用方法就可以了。第二：銀行支付結算方法重點介紹同城的支票、銀行本票的結算方式。一般介紹異地的銀行匯票、托收承付、匯兌的結算方法，以及票據的認知和使用。任何企業在實際工作中都會與銀行打交道，通過實訓讓學生了解各種票據在企業與銀行間的流動和使用方法。第三：稅收籌劃著重介紹三大流轉稅：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的籌劃與交納。特別要介紹營改增的內容。一般介紹所得稅和其他的常用稅種。第四：會計報表分析
1）會計報表結構
介紹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現金流量表三大主要報表的結構和側重點。強調權責發生制與收付實現制下如何理解這三大報表。
2）會計報表常用分析方法
那就是比較分析方法和主要比率法。從而了解企業的償債能力、變現能力等指標。
3改進教學方法，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
如果教師對會計知識與非會計專業的內在聯系認識不清，不同的專業采用同一個教案，放一放同一個PPT,對教學對象所學專業內容，如國際貿易、電子商務、物流管理、市場營銷、商務英語、等不同專業缺乏必要的了解，就難以把握會計對于各種專業的作用，只能就會計論會計，直接損害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新性。除了必要的課堂講授外，建立以學生為主體、教學方法靈活多樣、教學手段與時俱進、培養途徑開放的全新的教學模式，理論聯系實際，強化實踐性教學。本文以銀行支付結算方法為例，談談這個章節的教學過程。
1）教學目標
了解銀行七種支付方法的使用和異同
2）同城使用的支付方法
支票、銀行本票異地使用的支付方法：銀行匯票、托收承付、匯兌同城異地均可使用的方法：商業匯票、委托收款通過演示教學方式，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制作生動活潑，直觀的教學課件，講述銀行支付結算方法，注意事項。
3）分組實訓
將一個班級的學生分成七個小組，每個小組分發一種銀行結算票據，對學習中的問題隨時展開討論，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團隊協作精神，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
4）交流總結
每組成員將每個結算票據的結算方法進行演示和介紹，教師需要點評學生的實訓情況，指出各組討論分析結論中的優缺點，最后總結歸納正確的結論。以組為單位進行評分，由小組成員分享，計入平時考核成績。
4優化教學評價，全面反映學習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凱恩斯主義在西方許多國家大行其道。凱恩斯主義流行的結果之一就是政府支出不斷攀升和政府規模不斷擴大。這促成了學者們對政府支出是否影響和如何影響居民消費問題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我國學者則是自21世紀以來才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目前國內外學界在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問題上主要形成了三派觀點：（1）擠出說。這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增加會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或者說，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2）擠入說。與前一種觀點相反，這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增加會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入效應，或者說，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是一種互補關系。（3）不相關或不確定說。這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變化與居民消費變化之間沒有相關性或具有不確定性。所謂不確定性是指，在某些條件下，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是互補的；但是在另一些條件下，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則是替代的。
1．國外學者的研究。貝利（M．J．Bailey）在其《國民收入與價格水平》一書中最先研究了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的關系，他通過對三部門國民收入決定模型的經驗檢驗證明二者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即政府支出會部分擠出居民消費支出。［1］巴羅（R．J．Barro，1981）認為，政府支出增加將通過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兩條渠道擠出私人消費，并且，暫時性的政府支出比持久性的政府支出產生更大的對私人消費的擠出效應。［2］科孟迪（R．C．Kormendi，1983）根據美國的經驗數據估計出政府支出替代私人消費的系數約為0．2。［3］阿喬（AlanAschauer，1985）以霍爾（Ro－Hall，1978）的最優化消費模型和由此推導出的歐拉方程為基礎，構造了一個帶有輔助方程的消費方程，并用美國的經驗數據估計出政府支出對私人消費替代程度的區間為［0．23，0．42］。［4］埃姆德（S．Ahmed，1986）用跨期替代模型證明英國的政府支出擠出了居民消費。［5］阿瑪諾和威簡托（R．Amano＆T．Wirjanto，1997）估計了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跨期替代彈性和期內替代彈性，發現美國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存在替代關系，且期內替代彈性為0．9。［6］霍（T．W．Ho，2001）通過對24個OECD國家1981—1997年的面板數據計量分析發現，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呈現顯著的替代關系，替代系數為0．5387。［7］埃斯惕威和桑切斯－勞皮斯（V．Esteve＆J．Sanchis－Llopis，2005）根據持久收入假說和1960—2003年的西班牙統計數據分析發現，西班牙的政府消費性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存在Edgeworth－Pareto意義上的替代關系。［8］但是另一些研究者發現，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之間是一種互補關系，政府支出增加不是擠出而是擠入私人消費?？ɡ梗℅．Karras，1994）將政府支出函數直接引入了消費者的目標效用函數，應用30個國家1950—1987年的數據對消費的歐拉方程進行了計量分析，結果顯示從總體上來說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是一種互補關系，即政府支出可以擠入私人消費，并且這種互補關系與政府規模呈反比關系。［9］奈伊和霍（C．C．Nieh＆T．W．Ho，2006）運用面板協整方法和1981—2000年的數據估計了23個OECD國家和地區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的期內替代彈性和跨期替代彈性，其結論是，從總體上看，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是互補的。布朗和韋爾斯（A．Brown＆G．Wells，2008）將面板協整方法運用于分析澳大利亞6個州的經驗數據，其結論是澳大利亞的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呈現互補關系。［11］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使用標準的隨機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者往往得出政府支出①沖擊會擠出私人消費的判斷，而一些使用向量自回歸（VAR）技術的經驗研究得出的結論卻是，政府支出沖擊通常會擠入私人消費。但是，有些學者又認為，政府支出擠入私人消費的結論可能是由于VAR技術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還有一些學者發現，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或不相關的。阿瑪諾和威簡托（R．Amano＆T．Wirjanto，1994）沿著霍爾（Rob－ertE．Hall）模型最優化的思路分析了1953—1993年加拿大政府支出對私人消費的影響，但在對歐拉方程進行計量分析時考慮了時間序列數據的協整和非協整兩種情況，結果發現，在協整的假設下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是互補的，但是在非協整的假設下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則是替代的。［12］阿瑪諾和威簡托（R．Amano＆T．Wirjanto，1998）依據持久收入假說構建了一個嵌入了替代彈性不變函數的跨期替代彈性的效用函數，其結論是：當跨期替代彈性（對于跨期替代彈性的效用函數來說）大于、小于、等于期內替代彈性（對于替代彈性不變的效用函數來說）時，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呈現Edge－worth－Pareto意義上的互補、替代、不相關的關系。他們還進一步使用1953—1994年美國的季度數據估計出這兩個替代彈性系數都約等于1．56，這意味著美國的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在Edgeworth－Pareto意義上是不相關的。［13］克旺（Y．K．Kwan，2006）將協整方法用來分析東亞9個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發現，在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之間存在互補關系，而其他7個國家或地區的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不過替代程度大小不同。
2．國內學者的研究。我國學者對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的研究始于1998年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以后。國內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結論也是莫衷一是。財政部辦公廳課題組（2001）認為，關于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有人認為它們具有某種替代關系，這需要具體分析。從財政支出結構看，某些種類的政府支出例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支出的替代品；但其他一些支出諸如交通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其他許多公共支出可能既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又是互補品。［15］胡東書（2002）使用2000年以前中國的時間序列數據所做的回歸分析表明，政府支出變動與居民消費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二者之間從整體上看是互補關系而不是替代關系，政府支出增加對居民消費的作用是擠入的而不是擠出的。［16］謝建國和陳漓高（2002）通過建立一個居民消費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國的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認為在短期內，中國政府可能通過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總需求，但在長期均衡時政府支出完全擠占了消費支出。［17］黃頤琳（2005）通過構建實際的經濟周期（RBC）模型，利用隨機動態一般均衡（DSGE）方法對中國經濟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改革開放后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18］李廣眾（2005）在消費者最優選擇歐拉方程基礎上推導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模型，然后對全國、城鎮和農村的樣本進行估計，結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表現為互補關系。［19］張治覺和吳定玉（2007）利用可變參數模型對我國1978—2004年的數據進行了動態分析，結果表明，從總體上分析，在大多數年份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引致效應；從結構上分析，政府投資性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從1998年開始，政府消費性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政府轉移性支出在大多數年份對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申琳和馬丹（2007）對1978—2005年我國政府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兩個渠道（消費傾斜渠道和資源撤銷渠道）進行了經驗分析，發現我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過消費傾斜渠道促使人均居民消費上升，通過資源撤銷渠道使得人均居民消費下降；綜合來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過兩種渠道最終導致人均居民消費下降，即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存在長期替代關系。楚爾鳴和魯旭（2008）通過構建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90—2005年我國27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相關數據進行面板協整檢驗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發現中國地方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呈現較弱的互補關系。楊子暉等人（2009）通過面板協整分析發現，中國政府消費支出與私人消費成互補關系。陳創練（2010）所做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我國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呈互補關系。但是，他又指出，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的互補程度可能受政府支出規模的影響。比如，隨著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政府將減少與居民消費呈互補關系的公共物品（如國防支出）的提供，而增加與居民消費呈替代關系的公共服務（如科學教育衛生事業支出和學校午餐等）的供給。［24］胡蓉等人（2011）利用我國城鄉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費、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數據，通過建立協整方程和誤差修正模型對政府支出如何影響居民消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政府支出在短期內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而在長期則具有擠出效應。由上我們看到，我國學者主要是從總量上研究政府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或把政府支出劃分為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再分別研究這兩類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只有石柱鮮等人（2005）等少數幾篇文章嘗試從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或財政支出分類上分別考察這些政府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在這個專題研究上，研究者大多把居民消費函數看做是線性的，把函數關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確定的。不少研究者得出的結論與直覺或事實明顯相悖，例如，有的文章認為，政府消費性支出增加會促進居民消費；還有的文章認為，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正相關；也有的文章認為，政府支出增加對居民消費沒有影響；還有一些研究者把政府（財政）支出等同于政府消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示我們，對中國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需求的關系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可行的研究路徑可能是要改變模型方法選擇。
二、中國政府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初步分析
筆者認為，從總量上研究中國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可能過于綜合，過于籠統，無法反映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真實效應。因為我國政府支出既包括政府消費支出，也包括政府投資支出，還包括轉移支出和民生支出，這些不同性質的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應該是不同的，并且某些支出可能對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影響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試圖從政府支出的不同分類上來考察它們分別對城鄉居民消費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2007年我國國家統計局對財政支出項目分類進行了重大調整，由原來的5類27個項目調整為22個項目，不再按功能性質分類。1978年到2006年，我國政府財政支出按其功能性質劃分為5大類：經濟建設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國防費支出、行政管理費支出和其他支出。圖2顯示的是1978—2006年我國政府的5大類支出分別在政府財政支出總額中所占比例的變化?？梢钥闯?，從1978年到2006年，經濟建設費支出占比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社會文教費支出占比呈現先上升后平穩的趨勢；國防費占比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行政管理費支出占比和其他支出占比都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政府支出結構的變化從一個側面映射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變化趨勢，經濟建設的任務越來越多地由企業和個人承擔，國家對經濟建設的直接干預不斷減少，這就導致了經濟建設費支出占比大幅度下降。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社會文教費支出占比不斷提高。行政管理費支出占比上升較快反映了我國政府規模擴張較快，公部門控制和消費的資源過多。這5大類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應當是不同的。經濟建設費支出。這類支出是國家用于生產性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財政支出，它們主要形成物資資本和公共物品，如鐵路、公路、機場、水利、電力、環境保護等。這類支出在短期可能會排擠居民消費，但是在長期可能會促進居民消費。經濟建設費支出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對企業和個人征收的稅收，并且這類支出代表政府配置資源的規模，因此它在短期內可能會排擠居民消費。
在長期，這類支出可能會促進居民消費。例如，交通便捷會促進居民出行和旅游消費，電力供給有了保障會促進居民購買和消費家用電器。從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看，政府通過經濟建設費支出來配置資源的規模必須適度，不宜過大，否則會擠占市場和居民消費。社會文教事業費支出。這是國家用于科學研究、文化、教育、衛生、出版、廣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等方面的事業費支出。這類支出主要是形成人力資本和民生工程，它有助于提高社會及其成員的科學文化素養和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社會福利水平。這類支出應當會促進居民消費。顯而易見，政府投資九年制義務教育，提供教育、文化、體育、醫療衛生設施，必然會促進居民在教育、文化、體育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消費。國防費。這是國家用于國防建設的各種經費支出。國防是一個國家最大和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是防止企業和個人遭受外來侵略和掠奪的保障。因此，國防費支出雖然可能會擠占居民收入和消費，但是一個強大和穩固的國防會大大降低國民生存、發展、生產、消費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行政管理費。這是一種社會消費性支出，主要用于國家各級權力機關、行政管理機關和外事機構行使其職能所需要的開支，包括人員經費支出和公用性經費支出。在我國行政管理費支出中，直接用于行政人員開支的費用約占50％上下。近幾年受詬病較多的“三公”經費就是行政管理費中的一大部分。在行政管理費支出中，一部分是政府為企業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這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但是在我國的行政管理費支出中，相當一部分是政府行政人員的純粹性消費，這部分支出與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沒有什么相關性。一個公務員使用公款消費得越多越好，不意味著他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就越高，反而有可能會降低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其他支出。這包括政府財政年初預留的預備費，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地震捐贈支出，彩票發行銷售機構業務費安排的支出，等等。這類支出很可能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是中性的或影響不大。
三、基于可加模型的經驗研究
筆者在文獻綜述部分提到過，在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問題上，我國一些研究者得出的結論與直覺或事實明顯不符，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研究者把居民消費函數看做是線性的，把函數關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確定的。本文嘗試改變這種經驗研究方法，使用可加模型來進行研究。1．可加模型簡介?？杉幽Ｐ停╝dditivemodels）是非參數統計分析中很重要的模型之一，它是線性模型的推廣。與線性模型相比，可加模型具有以下特點：（1）假設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未知；函數關系根據數據本身而得到。相比線性模型這更符合變量之間的實際關系要求。（2）對于因變量的分布沒有限制，估計的結果具有穩健性。與線性模型要求因變量服從某個分布相比，可加模型更為合理。因為因變量是否服從某種分布實際上很難驗證。雖然計量經濟學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檢驗服從分布的方法，但是嚴格來說，它們往往是檢驗其不服從某種分布，很難檢驗出服從某種分布。因為它們的原假設是服從某種分布。不拒絕原假設不等于接受原假設，這是兩個概念。分析政府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可加模型具有先天優勢。政府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是一個靜態過程，應該是一個動態過程；也可以說隨著政府支出的變化，它們對居民消費的邊際效應也是變化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另外，計量經濟學分析中通常假定模型中變量之間的關系是線性關系，但是這些線性關系是在很強的假設下得到的，而實際經濟活動中的變量之間關系呈線性關系的極少，絕大多數都是非線性的。因為影響變量的因素很多，在實際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受到主觀和客觀原因的制約，或為了研究的簡化和方便，不可能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所以很強的假設易于構建模型和得出結論，但是很難符合實際和刻畫變量之間的實際關系。2．可加模型應用。（1）數據來源與選取。
由于國家統計局在2007年對政府財政支出統計口徑進行了重大調整，使得2007年前后的數據不可比，所以本文選取的是1978—2006年的政府支出數據，這些數據均來自1979—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1978—2006年按照功能和性質我國政府財政支出劃分為五大類：經濟建設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國防費支出、行政管理費支出和其他支出。下面我們將分析1978—2006年政府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①。為了消除數量級的影響，將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另外，為了方便，我們作如下記號：x1為經濟建設費，x2為社會文教費，x3為國防費，x4為行政管理費，y1為農村居民消費，y2為城鎮居民消費。（2）政府支出結構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影響分析。根據（1．1），政府支出結構與農村消費需求的可加模型為。從圖3可以看出：（1）政府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在一定范圍內是有促進作用的，但當經濟建設費支出超過該范圍便會出現阻礙作用。（2）社會文教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促進了農村居民消費的增加。下圖②顯示，隨著社會文教費支出的增加，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也在增加。（3）國防費支出和行政管理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即這兩類支出擠占了一部分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下圖③和圖④顯示這兩類支出增加導致了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減少。從圖4可以看出：（1）財政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對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在一定范圍內是有促進作用的，但當經濟建設費支出超過該范圍便會出現阻礙作用。（2）社會文教費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促進了城鎮居民消費的增加。下圖②顯示，隨著社會文教費支出的增加，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也在增加。（3）國防費支出在一定范圍內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具有促進作用，但超出這一范圍其影響變小。（4）行政管理費支出降低了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下圖④顯示這類支出增加導致了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減少。（4）比較政府支出結構對農村、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綜合起來看，政府財政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和行政管理費支出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幾乎是一樣的。但國防費支出的影響不同。國防費支出對農村居民的消費有一定的阻礙作用，而對城鎮居民在一定范圍內有促進作用。我們認為，這個結果符合實際，許多軍用設施和軍民兩用設施位于城鎮，農村則很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當然，這個差異也可能是由于城鄉居民對國防保障帶來的安全性的認知程度不同，這種認知程度不同可能導致城鄉居民消費函數中的不確定性的大小不同。（5）模型效果評價。為了評價模型，我們引入MSE（均方誤差）、MAE（平均絕對誤差）和MAPE（平均絕對百分誤差）指標。從表1可以看出這三個誤差指標都比較小。在應用可加模型時，如果MAPE＜10，模型預測的精確度就較高，而我們現在得到的MAPE小于0．5，可見我們使用的可加模型的效果非常好。［32］模型的擬合結果如圖5和圖6所示。從兩個擬合圖看，模型的效果也很好。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一)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制財政民生支出，即財政支出用于民生領域的開支。雖然對于民生支出沒有統一的界定，但是根據基本公共服務的界定，財政民生支出的內容主要包括: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支出。從理論上說，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制可以描述為:政府財政民生支出和居民消費之間是互補關系，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即政府財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會引起居民消費的同方向增加，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的提振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增加收入方面，教育、醫療衛生等民生支出通過提高居民的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個人獲得持久收入的能力，從而增加居民的消費能力。而社會保障支出類民生支出則可以通過收入再分配，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其減少消費預算約束，增加當期消費;其次，在減少支出方面，政府民生支出可以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社保等民生類公共服務的供給，減少居民未來大額剛性支出的預期，改善居民消費環境，從而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
(二)近年來湖南省財政民生支出情況由于財政支出的統計口徑在06－07年前后的變化較大，因此選取了2007－2012年湖南省分項財政民生支出的數據。在湖南省五項財政民生支出中，占比最高的是教育支出，其次是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環境保護支出?？傮w上來看，五項支出的比例比較穩定，近年來沒有特別大的波動，民生投入增加比較明顯的是醫療衛生支出，由2007年的4．36%顯著提高到了2011年的7．29%。
(三)近十年來湖南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1．居民消費水平逐步提高，但速度較慢2012年全省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14609元和5870元，比1992年增加12503元和5144元。但湖南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的年均增長都低于人均GDP年均增速。2．居民消費率和消費貢獻率雙雙持續走低最終消費是由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組成1992年湖南居民消費占到最終消費的90%，2000年下降到78%，之后下降趨勢不變，2012年居民消費占76．4%。居民消費占比逐年下降。同期政府消費占比逐年提高。湖南省的經濟增長模式基本屬于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雙驅動型。2000年以前湖南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消費，平均消費率達到70%以上。2000年以后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基礎設施和擴大再生產的需求不斷加大，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顯現。2000－2012年湖南投資率連續13年攀升，從2000年29．5%的提高到2012年的56．4%，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從2000年23．1%上升到2012年62．7%;消費率則從2000年69．6%下降為2012年的45．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00年68．7%下降為2012年39．8%。
二、湖南省財政民生支出與城鄉居民消費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1．指標選取(1)因變量(Y):Y1表示城鎮居民人均消費;Y2表示農村居民人均消費(2)自變量(G)為人均財政民生支出。由于財政民生支出的項目較多，選取湖南省財政民生支出占比排在前三位的項目進行分析，包括:人均教育支出(G1);人均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G2);人均醫療衛生支出(G3)(3)控制變量(I):I1表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2表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數據來源選用的變量: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財政民生支出(含人均教育、人均社會保障和就業、人均醫療衛生支出)數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數據均來源于《湖南統計年鑒》(1992－2012年度)。
(二)模型構建與計量分析1．平穩性檢驗本文將所有變量取自然對數，然后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被分析序列的平穩性，即是否存在單位根及其個數。對滯后階數的確定主要依據AIC、SC準則，由Eviews軟件自動選擇。ADF單位根檢驗的具體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各序列的一階差分均為單整，符合協整條件。2．協整檢驗對于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只有存在協整關系時，變量之間才會有穩定對應的函數關系。常用的協整檢驗方法有恩格爾———格蘭杰兩步法(AGE檢驗)和Johansen協整檢驗。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logy1)與人均財政民生支出(logg1、logg2、logg3)以及(3)控制變量(lo-gi1、logi2)之間的協整檢驗關系見表3，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logy1)與人均財政民生支出(logg1、logg2、logg3)以及(3)控制變量(logi1、logi2)之間的協整檢驗關系見表4。由表3、表4可知，logy1、logy2分別與logg1、logg2、logg3以及logi1、logi2在5%顯著水平上存在4個協整關系。3．回歸結果運用OLS方法對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分別與人均財政民生支出與控制變量的關系，進行回歸，得到表5、表6。
三、結論與建議
以上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湖南省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的消費的影響效果在城鎮和農村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針對城鎮地區:第一，財政社會保障和醫療投入對促進消費均有積極的效果，這表明，城鎮地區財政對社會保障和醫療的投入，讓居民省下了用于養老、就業、醫療等的開支，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讓居民減少了后顧之憂，增加了消費;第二，財政教育投入沒有提振城鎮居民消費，對居民消費有一定的“擠出效應”。針對農村地區:第一，財政社會保障投入對居民消費提振有較為積極的效果，這表明，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如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支出的增加，解決了農村居民的后顧之憂，節省了用于這些項目的開支，切實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第二，財政醫療衛生投入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未能提振居民消費。原因可能是城鎮居民對疾病認識程度更高，即便是小的發燒感冒也會去尋求醫療服務，減少健康損失，而在農村地區情況則完全不同，醫療支出費用占據了農民可支配收入的較大比例，農民內心抵觸患病就醫，無論如何都盡可能降低醫療費用支出，因此，即使政府加大對醫療衛生的投入，農民也不會認為他們省下了醫療的開支，從而增加消費;第三，與城鎮一樣，財政教育投入在農村依然沒有提振城鎮居民消費，對居民消費有一定的“擠出效應”。
長期以來，研究我國政府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相關文獻基本上都參考Tsung-WuHo（2001）［4］和謝建國等（2002）［17］等人的方法。即假設消費者的個人消費函數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私人消費，一部分是政府支出。本文采用消費者最優選擇理論［17］研究政府財政支出結構、規模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說明本文采用的數據主要來自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經網，其中rjxf為以人均實際居民消費度量的居民消費支出，rjsr為人均實際收入，ybgg為各省人均一般財政服務支出，ggaq為各省人均財政安全支出，wj為各省人均文教支出，shbz為各省人均社會保障的支出，ylws為各省人均醫療衛生支出，hjbh為各省人均環境保護支出，cxsq為各省人均城鄉事務支出，nlsw為各省人均農林水務支出，qtzc為各省人均其他支出。
（二）模型估計首先選擇模型種類，分為混合數據模型，采用POLS估計；固定效應模型，采用固定效應（組內）估計量；隨機效應模型，采用混合效應（GLS）估計量。第一步是Ftest（表1），檢驗固定效應和混合數據模型，零假設為混合模型。一般來說，p值小于0.05，我們拒絕零假設，p值大于0.1，則接受零假設。如果p值在0.05到0.1之間，則需要進一步斟酌。p值為0.0000<0.05，表示拒絕零假設，也就是拒絕混合模型，應該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第二步是BP檢驗，在隨機效應和混合數據模型之間。零假設為混合模型，根據p值來判斷。如上，p值為0.0000<0.05，拒絕零假設，接受隨機效應。很顯然，p值為0.0000<0.05，拒絕零假設，也就是我們應該采用固定效應。第三步，檢查是否存在序列相關性和異方差性和截面相關性（表4）。結果顯示，三種都存在。為了得出更穩定的結果，可以用FGLS修正。
（三）結果說明由表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四項通過顯著性檢驗，分別是人均收入（邊際消費彈性為1.277）、文教支出（邊際消費彈性為0.111）、社會保障支出（邊際消費彈性為0.157）、城鄉社區支出（邊際消費彈性為-0.058）、農林水務支出（邊際消費彈性為0.216）?？梢钥闯鋈司杖雽用裣M起擠入作用，文教、城鄉水務和醫療衛生支出也對居民消費起擠入作用，而農林水務支出則是擠出了居民消費。第一，人均收入擠入了居民消費，在1%的水平顯著。人均收入每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將上升1.277個百分點。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消費的最主要來源就是收入，一旦居民收入增加，那么可供支出的錢就增加了，自然會刺激居民增加開支來提高生活水平，從而提升了消費支出。第二，文教支出擠入了居民消費，在5%的水平顯著。文教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將上升0.111個百分點。隨著政府越來越重視教育，加大教育的支出力度，其實也引導居民加大重視，增加教育投入，比如政府多建學校，擴大招生規模，讓更多的學生上大學，這就加大了開支，教育支出也是屬于居民消費的一部分。第三，社會保障支出擠入了居民消費，在1%的水平顯著。社保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將上升0.157個百分點。隨著醫療技術提升，看病成本提高，國家增加社保的支出，則會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居民身上的負擔，自然會留出有一部分錢可以用于消費。第四，城鄉社區支出擠入了居民消費，城鄉社區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將上升0.058個百分點。這方面可以理解為政府在社區方面增大了支出，相當于給予了居民補貼，完善社區基礎配置等，生活環境變好了，正如廣場舞，就是因為有一個好的大的廣場，居民在鍛煉器具、服飾等方面的支出就會增加。第五，農林水務支出擠出了居民消費，在1%的水平顯著。農林水務支出每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將下降0.216個百分點。國家增加農林水務方面的支出，使得農林水方面的投資效益被看好，居民增加了對農林方面的投資，因此較少了消費支出。
三、相關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