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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政府采購，尋租支付矩陣，演化穩定策略
一．引言
我國政府采購自1996年試點運行至今，采購制度不斷健全，采購規模不斷擴大，社會影響力不斷增強。與此同時，我國學術界對政府采購也做了一定的研究，但筆者認為，目前國內文獻大多都是定性研究而且深度不夠，僅少數學者運用博弈理論對政府采購作經濟學分析，如張雷寶(2002)對政府采購監管作了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分析；彭文兵等(2003)通過收益矩陣博弈分析了政府采購中尋租的形成過程及其外溢效應；王宏（2006）通過雙層次互動進化博弈模型研究政府采購制度的變遷，王宏（2007）還用靜態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采購監督制度優化；后小仙（2007）對監管部門、采購方、供應商三方進行博弈分析，構建了反尋租目標體系。但這些論證只是從靜態的角度，在完全理性人的假設下進行博弈
分析。本文嘗試在有限理性的假設下，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采用動態演化博弈方法分析政府采購中監管部門和采購方的行為選擇，強調動態性，找出影響博弈雙方行為策略選擇的變量，并據分析結論提出相應對策。
二．政府采購尋租監管的三方模型
我國《政府采購法》規定，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政府采購本是政府利用公共權力管理社會經濟的一種方式，但由于委托機制、監督體制、經濟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存在權利干預經濟、監管缺失等情形經濟論文，這些將會產生權力尋租。政府采購中的尋租包括設租與尋租，實際上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1]。政府采購中的設租是指采購方利用權力對采購全過程進行控制，人為設置障礙，進而營造獲得非生產性利潤的環境與條件；政府采購中的尋租是指供應商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獲得供應特權以占有租金的活動[2]。政府采購的尋租行為導致政府開支擴大，納稅人負擔加重；導致行業壟斷，阻礙技術創新；影響供應商之間的公平競爭，導致尋租供應商與非尋租供應商之間的利益失衡，導致市場競爭秩序的紊亂；滋生集體腐敗乃至行業腐敗[2]論文下載。
政府采購在具體實施中會涉及多方行為主體，下面以監管部門、供應商、采購方這三方設立博弈模型，模型的假設如下：
1．假設監管部門不與采購方和供應商尋租，供應商和采購方可以選擇尋租和不尋租兩種行為策略。
2．假設采購方接受委托購買一批商品A，A的市場價值為V；實際的采購價格為Y；供應商行賄金額為R；監管部門的稽查成本為C；監管部門證實違規成功的概率為p，證實違規失敗的概率：（1-p），其中證實違規成功情況下監管部門對采購方的處罰為KR，對供應商的處罰為L(Y-V)，其中K、L為懲罰系數；一般情況下Y-V-R>0。
3．各博弈主體的收益分別是[3]：
(1)采購方和供應商進行尋租活動，監管部門不稽查，則采購方、供應商、監管部門的支付分別為： R，Y-V-R，-(Y-V)，供應商的行賄成本或采購人員收益R和尋租者收益（Y-V）獨立于模型之外,本文假設R,（Y-V）為固定值。
(2)采購方和供應商進行尋租活動，監管部門稽查，但不成功，則采購方、供應商、監管部門的支付分別為： R，Y-V-R，-(Y-V)-C。
(3)采購方和供應商進行尋租活動，監管部門稽查，且成功，對采購方收益R處以K倍罰款，對尋租者收益Y-V處以L倍罰款，則三者支付分別為：-(K-1)R，-(L-1)(Y-V)-R，KR+L(Y-V)-C。
(4)采購方和供應商不進行尋租活動，監管部門不稽查，三者支付分別為0，0，0。
(5)采購方和供應商不進行尋租活動，監管部門稽查，三者支付分別為0，0經濟論文，-C。
在上述假設之下，采購方、供應商、監管部門三方的支付矩陣如表1所示：
表1 采購方、供應商、監管部門三方的支付矩陣
監管部門稽查
監管部門不稽查
證實違規成功p
證實違規失敗 1-p
尋租
采購方
-(K-1)R
R
R
供應商
-(L-1)(Y-V)-R
Y-V-R
Y-V-R
監管部門
KR+L(Y-V)-C
-(Y-V)-C
-(Y-V)
不尋租
采購方
供應商
監管部門
關鍵詞創意經濟消費轉型技術革新產業系統集成
第四屆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于2009年11月29日圓滿落幕。文博會上，國家《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中重點發展的影視制作、出版發行、演藝娛樂、數字內容和動漫等重點行業以大量的創新成果。突出展現了強勁而蓬勃的發展勢頭，反映出中國文化創意產業進入加快發展期的新面貌、新商機、新趨勢，彰顯出文化創意產業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文化創意產業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費時代的精神文化娛樂需求為基礎，以高科技技術手段為支撐，以網絡等新傳播方式為主導，以文化藝術與經濟的全面結合為特征的跨國、跨行業、跨部門、跨領域重組或創建的新型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是全球化過程中制造業充分發展、服務業不斷壯大及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結果，是繼技術、管理和資本后又一新的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要素，被譽為“世界上最后一個產生經濟奇跡的機會”。
本文擬運用系統理論與方法，綜合產業經濟學、新聞傳播學、傳媒經濟學等多學科知識，剖析創意經濟的演化歷程，探討和揭示如何運用科學、合理和有效的舉措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從而促進國家和區域經濟增長。
一、創意經濟的演化動力
從創意經濟的演化歷程看，推進創意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增長、消費轉型與技術革新。
1需求增長
文化消費需求的增長是推動創意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必然伴隨著文化消費的比重越來越大、精神生活的要求越來越高。文化消費需求的增長通過催生文化產品的供給能力，不斷推動著創意經濟向更高階段發展。
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目前已進入文化消費的快速增長期，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需求總量日益增大，需求質量不斷提高，消費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的特征更加明顯，熱切呼喚更多高品位、高質量的優秀文化產品，期盼更加優質、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文化服務。
2008年，中國人均GDP為3266，8美元，突破3000美元大關。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將加快，居民消費結構也將明顯變化，其中物質消費比重逐漸減少，精神文化消費比重逐漸增加。2007年，全國城鄉居民文化消費總量為6325.34億元，人均文化消費478.72元，占收入比重5.65％，占總消費比重7.64％。據估算，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文化消費總量突破7000億元。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文化消費并沒有因為經濟下滑而萎縮，反而因為文化產品消費“不消耗物質形態”的特有優勢呈現出快速增長的勢頭。
人們快速增長的文化消費需求，為創意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強大的動力，同時也對文化創新能力和創新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無論是文化產品的內容還是形式，都要求以新的內涵來提升、新的形式來表現、新的手段來傳播。
2，消費轉型
長久以來，農耕經濟和農耕文明潛移默化下的中國文化消費中，消費者呈現出順從、保守和趨同的特點。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消費理念逐步發生變化，消費的自主選擇意識增強，消費行為日趨個性化。美國學者戴維·劉易斯和達瑞恩，布里格在著作《新消費者理念》中指出，“舊消費者更可能成為追隨者而非領導者，他們會較晚地接受一種新產品或服務，因為他們覺得追隨市場主流購買比獨自做出購買決定更令人輕松和放心?！倍孪M者則更傾向主動嘗試新產品和服務，他們會試著去發現。
文化消費向個性化趨勢轉型促進了創意經濟的涌現。文化創意產業的產生和推廣，則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發展特征和人們的個性化消費需求。
首先，表現在消費品——節目內容的個性化。人們能夠根據自身的興趣偏好對節目內容進行自主選擇、自由地發表意見且與傳者進行信息交流，必然要求相關文化業態具有龐大的節目內容庫，這一功能目前在手機電視、IPTV、網絡電視、移動電視等新興媒體中均已實現。
其次，表現在消費時機——時空的個性化。不僅能夠自主選擇節目內容，還能自由選擇消費的時間地點，是人們對文化消費提出的新要求。從目前涌現的業態看，手機電視將電視移動化，網絡電視將電視雙向化、智能化，移動電視也在無限地填塞人們消費中的時間與空間縫隙。
再次，表現在消費手段——媒介形式的個性化。人們能夠根據自身對媒體的熟悉程度和偏好選擇媒介形式，無疑將大大增加人們對文化消費的興趣。創意產業通常所具備的多媒體融合功能，即集文字、圖形、圖像、動畫、聲音、視頻于一體，則在很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這一需求。
3技術革新
技術革新是推動創意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人類歷史上，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發明、攝影照相技術的出現、廣播與電視的普及，都曾給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帶來深刻變化。而現代傳播科技如通訊衛星、激光技術、網絡技術、數字技術等的采用，更使文化產業獲得空前廣闊的發展空間。進人2l世紀以來，數字信息技術與文化產業加快融合，新型創意業態不斷涌現。
回顧近現代文化產業的興起和發展，能夠清晰地看出技術革新對文化產業的推動作用。通過梳理出版業、音像業、電視業、電影業、網絡文化產業等發展過程中相關產品產生的時間脈絡，結合熊彼特等人的技術長波論，尤芬、胡惠林(2007)指出文化產業產品發明、創新涌現的幾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類文化產業逐漸發端；第二個和第三個高峰是20世紀50年代及70～80年代，文化產業各行業出現關鍵性的技術、產品突破與創新。他們認為：“文化產業發展長波周期受經濟長波推動形成，從根本上來說，受科學技術的推動形成。也就是說，科技不僅推動經濟波動起伏發展，同時也推動了文化產業的波動起伏發展?！?/p>
創意經濟業態的培育和創新，主要依托技術革新，特別是先進適用性技術的普及。當前數字化技術創造了很多切合時代特征的新型創意業態，主要顯現為一系列頗具競爭力的網絡文化產品。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國網民規模達到2.98億人，普及率達到22.6％，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寬帶網民規模達到2.7億人，占網民總體的90.6％；手機上網網民規模達到11760萬人，較上年增長133％。調查顯示，2008年中國的網絡新聞得到快速發展，網絡新聞的使用率較上年提升近5個百分點，網絡新聞用戶達到23400萬人?；ヂ摼W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輿論宣傳陣地。
科學技術運用到文化生產的過程，是文化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高的過程，也是科學技術不斷創新的過程。技術革新不僅改變文化產業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而且帶來文化產品形式的不斷更新和豐富。毋庸置疑，隨著現代科技水平的不斷發展，新型創意業態還將不斷涌現。
二、創意經濟的演化路徑
“系統深化”與“系統廣化”是系統經濟學中“系統化”概念的延伸與推廣，分別反映經濟系統內部各經濟元之間關系及其關系轉化的兩個不同方面。所謂系統化，是指趨向形成經濟系統的過程。具體地，系統深化指的是經濟系統內部各經濟元之間關系不斷加強的過程；而系統廣化則是指系統和外界環境之間聯系范圍不斷拓寬的過程。創意經濟的演化歷程在演化路徑上，遵循系統深化與系統廣化的內在規律。
1系統深化：產業鏈、價值鏈延伸
系統深化反映了經濟系統內部各經濟元之間關系不斷加強的過程。系統深化的自然結果就是專業化經營，專業化經營是經濟系統內部各經濟元之間關系不斷強化而形成的。創意產業系統在形成過程中相伴而生的產業鏈、價值鏈延伸現象，從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關系的變動情況看，反映了系統深化的過程。
首先，創意產業系統在形成過程中產業鏈、價值鏈上節點的數量不斷增加，反映了創意產業系統不斷細化，經濟主體不斷豐富的過程。以廣播電視業為例。分工結構和模塊化結構促使廣播電視產業價值鏈不斷分化出制作、播出、廣告、衍生服務等多個節點和環節，并且隨著分工結構和模塊化結構的發展，這些節點和環節產生進一步的派生和細化，從而形成多元化、多層次的連續、復合價值鏈條。在這一價值鏈條上，新節點或新環節的產生往往意味著新行業(子系統)的產生或生產迂回程度的加強，也即“新的中間產品的出現，初始投入與最終產出之間的鏈條拉長”。產業鏈或價值鏈的延伸或拉長必然導致經濟系統內部構成元素的復雜化，從而增進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的內在關聯。由此來看，創意產業系統形成過程中產業鏈、價值鏈上節點的豐富和細化過程，也就對應了系統深化的過程。
其次，創意產業系統在形成過程中產業鏈、價值鏈上各節點之間的相互關系不斷加耦，反映了創意產業系統各子系統之間的經濟關系不斷加強的過程。一般而言，經濟元之間相互關系的加耦和解耦是系統深化的兩個相反方向。簡單地說，加耦表示元素之間關系的增強；解耦表示元素之間關系的減弱。對創意產業系統而言，形成的過程必然導致經濟主體即參與系統的子系統之間相互聯系的加強，這也正是系統深化的題中之義。
2系統廣化：跨媒體、跨區域、跨行業擴張
與系統深化相對應，系統廣化是指系統與外界環境之間聯系范圍不斷拓寬的過程。從本質上說，系統廣化促進了經濟系統潛在關系的顯化以及與經濟系統具有聯系的外部環境范圍的不斷擴大，從而能夠進一步導致經濟系統規模的擴大。在系統廣化過程中。相關的經濟元通過借用或整合外部資源，不斷地提高自身的資源位水平。在創意經濟發展過程中，跨業型業態也即創意產業系統內部不同子系統或創意部門與其他部門開展合作競爭形成的新型業態，或稱跨媒體、跨區域、跨行業擴張，反映了創意產業系統內部資源以及系統內部與外部資源的整合過程，也即系統廣化過程。在該過程中，創意產業系統與外界環境之間的聯系范圍不斷拓寬，內部子系統或創意產業系統與其他行業系統的潛在經濟關系不斷顯化，創意產業規模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參與其中的各經濟主體通過價值鏈接、資源互補等多種方式，實現了雙贏或多贏的目標。
三、創意經濟的演化趨勢
創意經濟具有不同于工業經濟特征的運行規則，由此衍生出企業間的新型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產業系統集成性質。產業系統集成是信息時代產業結構的新本質，是繼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產業集群后出現的新型產業組織形態。
1創意經濟的運行特征蘊含產業系統集成的特質
以系統觀為視角，創意產業系統所具有的開放性、非線性、非平衡和漲落等自組織特征，將自然地導致“系統經濟性”，即經濟組織以經濟系統的方式從事經濟活動。由系統經濟性所帶來的經濟效應稱為“系統經濟效應”。系統經濟效應更加符合系統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公理要求，即廣義代價趨于最小可能值(世界最經濟原理)、社會福利水平趨于最大可能值(社會福利原理)以及持續發展水平不減(持續發展原理)。從效益的角度講，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在以非信息運行平臺為主導的工業經濟時代，單一經濟主體或者通過大批量的專業化生產獲得“規模經濟性”效果?；蛘咄ㄟ^拓展產品經營范圍實行多角化經營獲得“范圍經濟性”的效果。而在信息網絡化社會中，分屬于不同經營領域的復數市場主體通過信息網絡異業聯手、協同合作，開發新產品，可以更迅速地滿足不斷變動的多方面消費需求，獲得更大的經濟效果。日本學者宮澤健一最先從企業組織角度對此進行了探討，并把這種“復數主體通過網絡聯結產生的經濟性”稱為“聯結經濟性”，或稱為“復合效應”。
不難看出，聯結經濟性是系統經濟性的特例，是系統經濟性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產業系統集成的實質就是在技術集成和業務集成基礎上，由更多的信息、知識、技術、人才、資本等資源進行跨時空整合，從而產生巨大的系統經濟效應和經濟增長效應的過程。
2產業系統集成概述
“集成”一般可理解為聚集，還可理解為融合、綜合、一體化，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一個創造性的整合過程，其核心思想是系統化。嚴格來說，“集成”指在一定的集成環境和條件下，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集成單元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的過程。集成后所形成的有機整體并不是集成單元之間的簡單疊加或堆積，而是按一定的集成方式和模式進行的構造和組合，其目的在于更大程度地提高集成體的整體功能，適應環境的要求，從而更加有效地實現系統經濟效應和集成體的目標。
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視角。這些視角指導我們避開細枝末節,把注意力引向關鍵的、核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通?；谌椈炯僭O: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下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用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經濟學就是要探討在個人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為出發點,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比如價格、市場供求因素等)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料,卻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第二,經濟學提供了多個參照系。參照系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經濟學也不例外。這些參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這樣,分析經濟問題時就有可比性。比如討論資源配置和價格問題時,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就是一個參照系;討論產權和法的作用時,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參照系的建立對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動作用。第三,經濟學采用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比如:供需曲線圖象模型,它以數量和價格分別為橫、縱軸,提供了一個非常方便和多樣化的分析工具。經濟學家用這一工具來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場資源配置、市場扭曲、市場失靈等問題和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效果。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復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
二、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包括統計學)作為分析工具,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前沿論文都包含數學或計量模型。從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看,這并不難理解,因為參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發展通常都要借助數學。但是,在部分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基于唯數主義的數學化傾向,這種傾向偏離了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視角,不僅不能為非西方世界的經濟學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經濟學家內部也頗存異議。因此,我們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待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
(一)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從理論研究角度,借助數學模型有三個優勢:第一,數學語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這使得經濟學的推理與分析過程呈現出數理邏輯的嚴謹性。例如,邊際效應價值實際上是在對效用函數進行測定的基礎上,運用一系列聯立方程組推導的結果。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理論,也是運用聯立方程組對生產和交換均達到最優配置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闡述。第二,數學方法使經濟學擁有了一個統一的語話體系,并進而使經濟學的發展具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讓后人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繼續開拓,也使得在深層次上發現似乎不相關的結構之間的關聯變成可能。西方經濟學就是在這一共同的話語體系下獲得長足的發展。第三,數學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備的確定性與精確性。數學推導具有數理上的邏輯性,運用數學模型討論經濟問題,學術爭議便可以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或不同意對方前提假設;或找出對方論證錯誤;或是發現修改原模型假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經濟學理解上的歧義,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發生的毫無意義的爭論,因此,從整體上有利與提高經濟學家工作的效率。從實證研究角度看,使用數學和統計方法的優勢也比較明顯:其一是以經濟理論的數學模型為基礎可以發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計量經濟模型;其二是證據的數量化使得實證研究具有系統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復雜的統計方法可以讓研究者從已有的數據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運用數學和統計方法進行經濟學研究可以把實證分析建立在理論基礎上,并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說和估計參數的數值。這就可以減少經驗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別確定它在經濟意義下的顯著程度。
(二)經濟學數學化的誤區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更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學不是數學。首先,經濟學并不是一些數學模型和概念的簡單匯集,經濟學家的工作也不是開拓數學理論前沿,而是運用這些理論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和理解經濟行為和現象。經濟學發展的關鍵絕不在于其對數學的運用是否精通,而是取決于經濟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深度。比如經濟學家應用統計回歸方法,不僅關心變量的估計值和變量間的相關性,更關心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模型假定對預測的影響以及計量結果背后的經濟含義,這是計量經濟學不同于數學或統計學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必須從經濟學獨有的研究視角出發,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一種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許多經濟學雜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數學模型,是否采用計量分析,如果論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組代數符號的話,那么,該論文便會自動被視為毫無價值而遭拒絕。這種作法排除了其他解決問題的思路,使運用其他研究方法解決經濟問題的個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這種過分數學化的趨勢,標志著經濟學在逐漸失去其作為社會科學應有的特征(如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批判性,對人和人之間生產關系的揭示,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揭示,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直覺性感悟等),標志著經濟學在唯科學主義道路上走過了頭,以至于逐漸喪失了對活生生的人的關注與分析,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標志著經濟學分析工具的貧乏與單一。因此,我們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名經濟學家的水平,我們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的標準。同時,經濟學中的過度數學化傾向還表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把數學當作經濟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顧條件地加以運用。這種運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運用,導致了經濟研究的資源誤置。經濟學研究人類的生產、消費和分配的社會經濟活動,而人類活動受道德、歷史和社會的諸多因素影響,許多環節之間都有或明或暗的聯系,這使得經濟活動變得相當復雜,如果用數學變量來表示,那么必將形成一個極端龐大而又難以處理的數理模型,這就給使用帶來了困難。而心理學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一些情況下人的決策與模型中的嚴峻假定有系統性偏差,修改某些有關數理模型條件下市場中人的經濟行為,將得出很多與已有的理論不同的結論。要想使嚴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須要不斷的放松假定,加進新的變量,這樣做會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直到超出數學能力所限,使得數學方法的運用陷入死循環。必須承認,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許多無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對經濟現象的數量分析而忽視數學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將必然會陷入“數字游戲”的怪圈。事實證明,單純使用數學工具解決經濟問題具有明顯的局限性。超級秘書網
三、運用經濟學分析工具的幾點建議
應該說,在經濟學中系統地運用數學方法是不應受到過多指責的,但是,任何方法的運用都需要遵循適度的原則,過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經濟學是一門以現實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對理論的現實性非常關注。一方面,所有的經濟學理論最終都要接受現實的檢驗;另一方面,新理論的創立和舊理論的發展也要受現實的啟發。包括數學在內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脫離這一范疇而孤立存在。經濟學過度數學化使經濟學家在研究問題時不自覺地接受了數學家的價值取向,把經濟學變為基于一系列超現實抽象假定的科學,實際上忽視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特征。因此,解決經濟問題必須考慮到經濟學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困難,是可控實驗的不可行性和用經驗數據直接檢驗結論的有限性,必須摒棄以主觀局限的數學推導進行客觀經濟規律探索的方法論。第二,經濟理論是描述一個理性的人如何在給定的條件下做出選擇,以達到其目標最大化的過程,而選擇結果便是理論所要解釋的現象。因此,一個經濟理論能否解釋現實的關鍵就在于模型中限制當事人選擇的給定假設條件是否合適。所謂合適,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條件要盡可能地具有“普適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稟賦決定了一個經濟中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是社會中任何經濟決策都必須考慮到的條件,因此,要素稟賦是一個非?！耙话恪钡臈l件,以發展目標和要素稟賦的矛盾來解釋計劃體制的產生,也就有了較強的“普適性”。運用要素稟賦理論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采用了類似的計劃體制以及為什么我國的社會性質未變,而改革后卻從計劃體制轉型到市場體制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將經濟理論的探討建立在經濟運行各個環節之間普遍聯系的基礎上。第三,從經濟學引入數學以后100多年的歷史來看,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數學的確顯示出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優越性,我們應該不斷加強經濟學數學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應用領域,進一步發揮其在經濟理論研究和實踐中的作用。在繼承和發揚傳統數學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學習和應用最新的數學分析方法,如博奕論方法、對策論方法、模糊數學方法、非線性系統方法等,使數量分析由單變量向多變量發展,由單目標向多目標發展,并且大力拓展計算機等相關技術領域,提高數學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第四,經濟現象本質上一種社會現象,其發展受到許多無法量化的因素制約,這要求我們進行經濟研究的時候必然要經過一個定性到定量的分析過程。如果舍棄那些不可定量卻對經濟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生硬地把經濟現象抽象到數學模型當中,就會歪曲經濟事物的本來面目,影響結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強數學工具運用的同時,我們絕不能局限于數學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數學化,簡單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為經濟學之所以逐漸被主流經濟學接受,正是因為它合理運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將通常的理性假設的情況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單純的依靠嚴峻假設下的數學模型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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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商業銀行信貸管理機制、企業自身情況等諸多因素困擾，醴陵煙花鞭炮企業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一)抵押擔保物普遍不足，承貸能力較弱
醴陵市多數煙花鞭炮行業企業均為中小微企業或個體工商戶，企業生產發展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向金融機構借貸沒有充足的擔保抵押。新建企業多數沒有辦理土地證，或雖然辦理了部分土地證，但是建廠房用地多為山坡丘陵地，價值低、變現難，解決不了抵押擔保問題，難以與當地金融機構建立信貸關系。
(二)商業銀行信貸管理體制約束，企業獲貸難度大
受商業銀行信貸管理體制的約束，醴陵當地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對煙花鞭炮企業發放貸款門檻高，而煙花鞭炮企業規模小，財務信息不規范，難以獲取商業銀行的授權授信。目前，各行普遍的放貸模式是以個人資產作抵押發放煙花鞭炮業個人生產經營貸款，這就直接限制了貸款總量，不能滿足企業的有效信貸需求。
(三)擔保、評估、登記費用過高，增大了借貸成本
煙花鞭炮企業向銀行貸款，辦理抵押登記跟貸款合同走，每借一次貸款就要評估、登記一次，評估費率為貸款額的0.4%、登記費率為0.5%。另外如果由融資性擔保公司提供擔保要支付貸款金額2%－4%的擔保費用，直接加大了企業借貸成本，綜合融資成本達到12%－15%，企業難以承受如此高的融資成本。
二、醴陵滬農商村鎮銀行支持煙花鞭炮產業發展模式和成效
醴陵村行充分利用自身貼近市場、決策鏈條短、機制靈活、全部信貸資金投向縣域的特點，依托主發起行服務“三農”和中小企業的傳統經驗優勢，優化信貸流程、創新信貸產品，有效支持了當地煙花鞭炮產業發展。成立一年多以來，先后為40余家小微煙花鞭炮生產企業，20余家花炮原材料及花炮機械生產企業共計輸血近8000萬元，且一直保持零不良和收貸收息兩個百分之百的良好記錄。
(一)加強銀政合作，搭建平臺有效緩解小微煙花鞭炮企業融資難問題
為了加大對當地特色支柱產業的信貸支持，有效化解小微花炮企業融資難題，醴陵村行非常注重發揮政府的行政推動和項目推介作用，積極深化銀政戰略協作。先后與醴陵市花炮局、南橋鎮政府、白兔潭鎮政府、浦口鎮政府等經濟主管部門及花炮主產區政府簽訂了信貸融資協議，召開了由花炮局、鄉鎮政府和推薦企業共同參加的融資推介會并逐一落實貸款協議。一方面村行為地方政府支柱產業發展提供融資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利用行政手段規范企業經營生產模式，打造當地良好信用環境，防范村行信貸風險。如來自南橋鎮的3家企業迫切需要融資，但是由于企業缺乏銀行業認可的抵押物，很難獲取銀行融資，村行與南橋鎮政府搭建了銀政戰略協作平臺后，政府配合村行核實了該三家企業的誠信狀況、生產規模、納稅等重要信息，并承諾在貸款存續期持續對三家企業的經營生產進行監管和規范，村行通過“聯保貸款”的形式為三家企業授信300萬元，極大地緩解了3家企業的短期資金周轉緊張問題。通過以上模式的復制推廣，醴陵村行在助推當地花炮產業發展上卓有成效。2013年煙花主產區南橋鎮政府授予醴陵村行“支持產業發展先進單位”稱號。
(二)“信貸工廠”模式鋪就小微煙花鞭炮企業融資綠色通道
針對醴陵市小微企業蓬勃發展和小微企業貸款“短、小、頻、急”的需求特點，醴陵村行率先在同業中建立了小微企業“信貸工廠”運作模式———強化銀行內部中后臺業務的集中化處理，將小微企業貸款業務受理、評級授信、信貸審批、信貸放款、貸款回收等業務環節融為一體，并按照“專業化、標準化、規范化”的要求，為小微企業客戶提供一站式高效率服務。特別針對當地產業集群化較高的煙花鞭炮產業的小微企業貸款在程序上實行“三減”:一是減少流程。將小微企業貸款十余道工序落實到5個崗位，并實行AB角管理，流水操作。二是減少環節。加強內部前后臺銜接，在審批上實行限時審批，并為急需客戶建立“綠色通道”。同時，擴大低風險信貸業務審批權限，進一步縮短決策鏈條。三是減少操作。對已貸款客戶，通過基礎資料比對參考，簡化企業申報材料內容;對優質客戶，采取跟蹤式操作，提前組織授信，減少企業貸款等待時間;對意向性目標客戶，超前介入，建立資料庫減少不必要的調查時間。通過這“三減”縮短小微企業貸款時間，大大提高貸款業務辦理效率，符合授信準入的小微企業貸款一周左右就可以資金入賬。這一“輕裝”行為，讓許多中小微企業嘗到甜頭。煙花生產私營業主劉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受益人，以前在其他銀行申請一筆貸款，層層審批，還要陪著往株洲市區跑審批，費時又費力。而如今，他通過醴陵村行的小微“信貸工廠”，在一周內獲得了120萬元的個人助業貸款，為其經營企業解了燃眉之急。
(三)金融服務“專業、精細”，為小微煙花鞭炮企業量身定制融資產品
根據醴陵小微企業特點，醴陵村行以煙花鞭炮生產銷售企業為核心，按產業鏈配備標準化產品，不斷進行產品創新。一是對煙花鞭炮原材料、造紙、印刷、包裝、花炮機械生產等上游生產企業特別分散、規模普遍微小的特點，配備個人經營性聯保貸款、以個人資產為抵押的個人經營性貸款以及“惠眾卡”等產品。二是對規模較小的煙花鞭炮生產銷售小微企業，以廠房抵押及全額保險、適當引入擔保公司擔保的方式提供流動資金貸款、個人經營性貸款等產品。三是結合當地集群產業特點，對規模相對較大的煙花鞭炮生產中小企業，篩選自有經營實體、證照，非關聯關系的，互相對各自經營情況及人品熟悉，且業務無沖突，經營情況較好的，不能提供有效不動產抵押的生產企業，采取以聯保的方式予以融資支持。通過制定專門的“個人生產經營聯保貸款管理辦法”，對聯保體的基本要素條件，授信要素、流程等予以規定，對聯保體成員的開戶情況、保證金支付等均以明確，大大提高煙花鞭炮企業的融資效果與效率。
三、進一步加大煙花鞭炮產業金融支持的工作建議
如何更好地、從根本上解決醴陵煙花鞭炮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仍然需要政府和相關部門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提供相應的政策保障。
(一)建立湖南省、市、縣三級多層次信用擔保體系
醴陵沒有一家政府背景的擔保公司，現有信用擔保服務機構遠不能滿足擔保需求。加上醴陵市煙花鞭炮企業水平參差不齊，且抵押物不規范，抗風險能力差等原因，金融機構對其信貸支持十分有限。建議建立以政府出資為主的信用擔保機構，按照“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規范管理”的原則，建立省、市、縣三級多層次信用擔保體系，提高擔保體系運營效率，為煙花鞭炮企業獲取銀行貸款提供信用支持。在必要時行使行政措施，利用安全生產許可等措施，確保擔保工作的順利開展，最大限度地降低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
(二)探索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確權和抵押貸款業務，為小微煙花鞭炮企業拓寬融資擔保渠道
建議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盡快出臺關于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確權和抵押貸款業務的相關指導意見，并做好相關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建設、土地經營權爭議仲裁、貸款損失保障或補償機制等配套工作。另外，商業銀行特別是涉農金融機構也盡早謀劃，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根據政府指導意見開展相關業務。
(三)加快行業結構調整，組建地方煙花鞭炮集團
煙花鞭炮行業的特點是:規模越大，安全風險越小，經營效益越高。醴陵市煙花鞭炮行業要發揮集群效應，走“規?；?、集約化”道路，形成規模效應應對市場競爭，從而更好地獲取銀行信貸支持。同時，地方政府要提高企業準入門檻，調整企業結構，促進煙花鞭炮主產區鄉鎮建立集團公司，提高市場競爭力。
(四)優化金融環境，提供和諧發展環境
不論是招商引資，還是爭取金融業擴大信貸投資，必須有一個好的金融信用環境。建議地方政府利用工商、稅務、安全生產許可等手段，對逃廢債企業進行制裁，讓逃廢債企業無法生存，通過打造“誠信醴陵”，促進煙花鞭炮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
(五)設立煙花鞭炮產業基金，促進其走上“安全”、“環?！笨沙掷m發展之路
雖然棉花這種植物從古代起就為西域綠洲的居民所熟悉，他們又是從其近東的鄰居那里獲得這一切的。棉花絲毫未引起古代漢人的注意，他們的衣著方式受絲與麻這一對基本對襯物支配。絲綢這種珍貴的織物出自蠶對桑葉的加工，當時就已經被比定為一種植物產品。它僅限于供貴族和上流社會的人穿戴，從而確保了它的一種特殊地位。與生產或制造絲線有關的所有技術操作(養蠶、采摘供幼蟲食用的桑葉、繅絲、紡紗和織綢布)均屬于“女紅”的范疇。從儀禮觀點來看，這是非常明確的。紡織絲綢是于座落在封閉院落中的作坊里完成的，對綢匹要實施非常嚴格的質量監控。平民百姓只能僅滿足于比較粗糙的纖維織物，諸如線麻或芝麻，其加工和紡織相反卻屬于可以由男子完成的“農”或“工”的勞動范疇。因此，用于制造麻布的粗纖維屬于一種不受法規條律控制的農村手工業之范疇。這些織物并不被計算在由古代社會稽核家們制訂的“標準預算”之中，因為這些稽核們首先將農民視為谷物種植者。但這并不妨礙它們很早就進入了商品流通系統，這種特征便意味著纖維植物是做為“經濟作物”而種植的，以供應自給自足的手工業生產活動?？脊艑W家們已經發掘到了一件被斷代為后漢的文書，其中提到了商販包裹中的麻布的存在，這些商販能在不同程度上自由地往來并于市場上銷售他們的產品。相反，我們只掌握很少一點有關使用動物原料做為制作衣服的原料的資料，諸如褐布和毛皮等。
織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紀左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也就是當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稱的土地制度建立時，將它們納入到一種直到那時尚僅僅由糧食和貸幣組成的財稅收入的范疇中。我們沒有必要在此于有關確定使“糧民”獲得可耕地的程序問題上過分耽擱了，同時也無須在需要知道這些條例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確實落實的棘手問題上長篇大論了。反之，最重要的卻是要強調從此之后被接受交納第三種稅(調)的布帛那幾近于貨幣的地位，這里確實是指生絲綢帛，但同樣也有諸如線麻和芝麻那樣的粗纖維織物。除了暫時分配給農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們還會分到種植紡織原料的田，根據地區不同而分別稱作“桑田”或“麻田”，它們形成了“永業田”。養蠶業當時在比當代要遼闊得多的土地上實施，因為它明顯能大大升值。線麻和苧麻的較粗纖維僅僅在那些已證明無法生產絲綢的地區才做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織物來納稅，同樣也獲得了官方事實上的承認，它們從此之后被確定了一種法定的價格。在家庭基本經營內部，種植糧食作物、紡織纖維和織物生產的結合，使中世紀的中國農民變成了“農民一手工業者”，這與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農民一牧民則大相徑庭。但我還必須指出，當時是植樹才使農民的所有權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則很難提供明確答案的問題，則涉及到了中世紀農村社會內部的性別地位問題。一方面，如果大家還記得養蠶女工在其中嬉戲的野生桑林與耕田距離較遠的話，那么在耕田中種植桑樹的新技術則將養蠶業與谷物種植業更為密切地聯系起來了，可能有助于將女子們置于一種更為直接的社會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與紡織業有關的生產活動在古代就已經變成了在性別間進行勞動分工的對象，它們被人深信不疑地視為女性勞動。這就導致女子們獲得了對男子們的某種經濟平等地位，她們在一種布匹幾乎具有貨幣地位的經濟中成了織物獨有的生產者。
中世紀的中國人絕非是對棉花一無所知，他們可能從漢代起，在后來成為絲綢之路的道路沿途進行開拓的第一階段時，就已經發現了棉花。他們后來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進香的機會，與南亞和東南亞的關系日趨密切起來時，又在這些地區重新發現了棉花。由于經常往來于唐朝那國際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東南港口的胡族駱駝隊商人販運的貨物，棉織品傳到了中國。這些布匹織物被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珍異物，可以達到很高的價格。但在仍是高質量的絲綢大批流向西方的時代，這些布絕不會引起消費者們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這種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種成功，但棉織品的首次風靡只能斷代為宋元兩朝。當時生絲的生產和絲綢的制造又縮退到了某些地區，而這些地區在這段時間內又變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由棉逐漸取代麻的過程首先應被重新置于一種廣泛的經濟和體制的背景中。正如陳鐘毅和趙同于其《中國棉業史》中所指出的那樣，麻被取代的過程大致開始于北宋時代，當時的中國人口首次突破l億大關，而進入了一個人口增長達幾個百分點的階段?？紤]到人均耕地擁有量的減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種的水稻以及推廣雙季稻，糧食產量不斷增加。這樣一來，農民們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種植谷物以及他們更喜歡的油麻品種。相反，其用途僅限于生產纖維的苧麻卻開始衰落。因此，從麻向棉(一種直到當時始終在荒蕪得難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種植的植物)的過渡。在早期的一段時間內，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將之改造為糧田。因此，對于一個已經是人口集密的農民階級來說，棉花的種植從此之后將代表著一次實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農業的機會，因為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棉田收獲的棉花纖維數量要明顯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纖維量。最后，棉花的種植可以使人不必去憂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態條件的限制。因為在漚麻勞作時，泡制麻桿則必須在炎熱的氣候中進行，同時還必須擁有活水。由此而產生了移植棉花的頗有意義的可能性。做為一種當年生植物，棉花適應了北方比較干旱的地區。
這種或然性在許多方面都是新穎的，明顯受到了出自近期演變的啟發。在這種演變之中，經濟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種將重點放在糧食自足上的農業政策的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這種比較不會使研究當代農業問題的經濟專家們感到驚訝。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釋這種形勢的復雜性，因為它似乎是低估了與農具有關的各種技術狀況。棉花在中國社會中獲得成功的緩慢程度，確實應與涉及到加工紡織纖維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關。兩種操作技巧顯得特別棘手：脫棉籽殼和紡紗。因棉纖維要比中國女子(由她們完成主要任務)所習慣的那種纖維短得多。意味深長的是，我們發現了加工棉花工藝的兩條主要傳播渠道：“南路”自東南亞起，經云南和海南島；“西路”則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傳播的重要時代恰恰相當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藝借鑒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黃道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傳播棉花加工工藝的“神話”傳說，可以被視為由賜婚于當地內附政權的漢公主在西域和吐蕃傳播絲綢以及與繅絲織錦的故事記述(無疑也是神話般的)之對襯。有關黃道婆的故事，在傳播一種“外來”工藝方面很明確，她是種植和紡織棉花的倡導者，可能是從海南島黎族那里學到其技術的。黎族是一個接近于東南亞的“南島人”的土著集團。
然而，我們應該指出，與蠶絲和線麻的加工相反，對棉花纖維的加工僅僅需要有一種輕巧的工具，而當時的紡麻則是以紡車來完成的，甚至有時要裝上葉輪并以水力傳動。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津津樂道地將這種方法比定為工業化之前的機械化的初始。彈棉花纖維時使用的器械相反卻要簡單得多，一般僅由一人操縱。軋棉機主要是由兩根木輥子或鐵輥子組成，安裝在一個木框中，其中的一個輥子固定而另一個則要由一根手柄轉動，專門彈棉花纖維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裝在木架上的具有彈性的木桿，甚至還固定在操縱者背部的腰帶上。帶有一根或兩根軸的紡車以腳踏而傳動，窄織布機則分別帶有或者根本沒有梭子。此時，頗有意義的是，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器械在數世紀期間從未發生過變化。與這些機器頗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為已斷代為自元至明的多部農技論著的插圖中了。這些設備一直使用到20世紀中葉。雖然棉織品的生產是一種要比做為養蠶或種麻業之特征發達得多的勞動社會分工化的對象，但我們也只能說它僅有很少的專業特征。相反，在紡紗方面，生產率確實很低。吳承明估計，平均需要4天的勞動才可以紡織一匹約3平方米左右的標準布匹，平均需要結成一組的兩個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勞動。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縮絨)只運用于上乘質量的棉紡品，形成了一種“工業”勞動，于此當然是使用了該詞的現代之前的意義。這兩種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專業工人在動用資本的專業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別是由用來采購縮絨的巨石的資金，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達兩噸并代表著一種真正的投資。
有關加工棉花的手工業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導致我們更傾向于注意另外一種真正是社會制度的因素，它們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們的注意。由我根據吳承明輯錄的各種記述而復原的那些地圖清楚地說明：一方面是優質棉織品的生產集中到了少數地區，另一方面是絲綢和棉織品的生產中心之間的互補性。這種專業分工絕非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自主經濟機制的產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對“調”(布帛稅)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樣，生絲和絲綢的生產地域從唐代后半葉起就開始收縮，最終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獨厚的地區，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廣東(珠江)三角洲等地。我們由此便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大部分省份從此之后就只能生產“劣質”的紗或布了，無論是指絲線還是麻布都一樣。明初的稅制改革沉重地打擊了蘇州和松江諸府，因為這些府曾因在中國東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對手張士誠而獲罪。由于這一事實，松江地區植棉業的發展，被普遍地與該府的沉重稅務負擔聯系起來了，或者至少是與允許將部分稅收改用棉花交納的做法聯系起來了。明朝政府一舉賦予了這種紡織纖維一種與絲綢并駕齊驅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將涉及到棉織品所獲得的成功，它做為一種擺脫了在高貴紡織品絲綢與僅供窮人使用的由麻或苧麻紡織成的布匹之間平分天下的織物。眾所周知，粗棉布特別受到農民的喜愛，尤其是在夏季悶熱而潮濕時更以其輕薄而受青睞，在冬季嚴寒時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鐘情；它們以其莫列頓雙面絨呢(Mole—tonne)服裝的形式出現，既比傳統的褐布(毛織布)舒適便利，又比皮襖價格便宜。同時，細棉布的出現可能形成了絲綢的一種取代物，原則上嚴格地供上層階級的成員享用。然而，我們饒有興味地針對這一問題而指出，中國在很長時間以來就奠定了其絲綢手工業和瓷器的優勢，這是該國維持著幾乎是一種壟斷性的出口產品，其生產程序(至少在瓷器問題上是這樣的)始終嚴加保密。中國人在18世紀期間已開始發展出口“印花棉布”(細棉布，原產印度，在中國則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稱)，以至于中國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廣州的商人便通過西方貿易公司(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而開始進口數額巨大的印度纖維和紗。
此時棉花這種作物遠非僅供應地方市場并向農民提供現款的經濟作物。雖然繼19世紀的歷史大轉折時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國土上變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勞動可能會確保五分之二的家庭獲得額外收入，其纖維可以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著。但卻存在著一種地理性的專業化生產，同時在或致力于種植或從事紡紗織布的兩種地區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差別。大家都會發現，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植棉能確保一種比種植糧食作物高數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種植于包括長江三角洲不適宜種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區，其種植區沿一個圓形弓帶延伸，從京城地區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東北端、山東與河南省，甚至還到達長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與湖南)。于此同時，來自西域的棉花逐漸地征服了中國西北邊睡的綠洲，特別是黃河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
如果大家參閱吳承明的復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則形成了帝國經濟經營業務的第2個分支，面對當時只占國內貨幣收入7％的養蠶業來說，相差甚遠。這位作家認為，在前夕，棉布的總產量已增至3．15億匹布，也就是說每個居民占約3/4匹布。然而，當養蠶業成為一種主要是轉向市場的生產行業時，與棉花的生產和加工有關的業務卻首先在于滿足個人的需要。大部分農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縫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脫皮和彈花一般都是由流動勞工就地完成的。他們攜帶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門服務。紡紗以及有時還可能包括織布在內的勞動，同樣也于村莊中就地完成，它們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勞動力。各種年齡的人混雜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當地利用窄織機織布，所生產的3/4的棉紗都供當地農民消費，大部分農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經商，而僅僅是出售他們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線的形式出售。這第2種選擇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吳承明的論著中統計到的l0個主要織布中心之一周圍的家庭。對于以布的形式而獲得的產品，唯有質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躋身于國家級市場。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產品半數的數量，也就是說可能有1．5億匹布出自江南織造廠，那里的松江、常熟和無錫的三大中心(圍繞著本身卻在致力于絲綢生產的蘇州)形成了豪華手工業企業的一條帶狀地區。在中國民族經濟的軸心之一，以及與世界經濟建立了直接聯系的極少數地區之一蘇州，集中了漿布車間，當時的主要紡織品批發商均居住在那里。我們還將指出，所有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單一棉花種植區附近。在吳承明著作中已經考證清楚的其它7個中心，則分布在最新發展的棉花種植區之間。它們在當時只具有一種區域性的意義。然而，那里存在著來自北方和中原地區棉紗的大量流通，其最終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諳省組成的，那里本來都不適宜種植棉花，但卻擁有紡織勞動的大量熟練勞力，其經濟越來越轉向世界市場。從18世紀末開始，廣州地區便開始擺脫國內的流通渠道而儲備(可能是很便宜地)進口的印度棉花，它們是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聯系并從事“從印度到印度”的貿易船舶運載而來的?？偠灾?，我們的這位作家始終認為，在之前的數十年間，與棉花有關的交易始終占有對外巨額貿易1/2的份額，這與絲綢和茶葉相比較，則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多年來，數倍增加的工程，清楚地證明了棉花的手工產品(土布)是一種非常強的抗磨損的產品，從而導致史學家們思考這種生產模式的有效性。據此認為，中國于簽訂的翌日，遂向西方貿易開放，可能會引起家庭手工業的破產并促使農村社會的解體，于是便加速了該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關系。在18世紀時，中國仍以先進的經濟強國的面目出現，既出口其侈奢手工業的成品(絲綢、瓷器、漆器和細棉織品)，又出口它幾乎擁有壟斷權的物品(如茶葉或生絲)。它同時又僅僅進口有限數量的“異國”舶來品，以進口白銀而結算其外貿。中國在20世紀時，在其移民地區的范圍內失去了貿易平衡，于是便出口原料和進口成品。有關棉花的研究導致我們使這種景象變得多姿多彩了。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廣州的商人從18世紀末起就已經開始進口印度棉花，利用了出自運輸費用的價格差。通過海路進口外國纖維，要比以江河小艇沿湘江和贛江逆流而上地運輸中國棉花更為便宜一些。毫無疑問，在國門開放之后，商業潮流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反向流動。因為19世紀的統計數字確實向我們清楚地表明，出口原棉，進口制成品、棉紗和棉織品。曼徹斯特的工業家們早在1830年就生產普通的棉織品，其效益要比中國的手工業主們好得多，所以他們自認為以其商品充斥中國市場處于很有利的地位。然而，如果大家注意由陳鐘毅和趙岡提出的論證的話，那么其演變實際上要更為復雜得多。與英國人的期待相反，1840年之后的中國在數十年中繼續進口印度棉花和出口棉織品，這種形勢僅僅從1880年起才開始顛倒過來。在此以后和在尚未因此而出現古老潮流之枯竭的時代，中國的對外貿易趨向于接近印度的殖民地模式，其特點是棉花纖維生產過剩、出口原棉等與進口棉紗和棉紡品的重大發展相聯系，從而彌補了當地棉紡品生產的逆差。這種新的局面卻僅僅持續了20一30年。從20世紀的轉折時期起，更具體地說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期間)，中國利用國內外資本而取得了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以至于該國在1930年左右又重新變成了一個棉花進口國和棉紗出口國，而外國棉紡品的進口商業都崩潰了。
關鍵詞：合同市場內生社會化聯合計劃
一般地，人是有意識的動物，計劃就是人類活動的本性?；蛘哒f，自發性必將向計劃性發展，自發性只是人類意識和計劃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這意味著，從長遠看，傳統的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它的盲目自發的市場調節－－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具有過渡性質?？偟膩砜?，人的活動，包括經濟活動是有目的的，計劃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從這一角度來分析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們將得到新的啟發。例如，我們就會發現，自發調節的商品市場經濟（經典的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上原來是很短暫的現象，它不過是從自然經濟向社會化計劃經濟發展的中介或過程。商品市場關系的確與私有制有著內在聯系，因此，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向社會聯合計劃經濟的轉變，私有制和商品價值關系也日益解體，出現了一種超越商品經濟的“訂貨經濟”。等等。
一、市場既是經濟調節機制，也是一種基本的制度形式
過去，人們是將計劃看作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而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F在，人們普遍同意計劃和市場不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即兩者都是經濟調節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認為，這個問題并未就此簡單地解決了。一般來說，計劃指主體的有意識的控制，而市場是一種自發調節，反映了有關主體的不自覺狀態。從這一點來看，在有限范圍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是一種計劃經濟。但是，原始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和奴隸、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其實是有重大區別的。因為，前者的計劃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而后者的計劃實際上只反映了少數統治者的意志和行動。另外，自然經濟中的計劃控制的范圍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種計劃經濟，通常所說的計劃經濟是指現代國家的計劃控制。盡管如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至今的國家計劃仍然還只是少數人的意志的直接體現，雖說大多數普通市場主體的意見也可以供少數人作決策時參考，但決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動權在少數人手里，廣大市場主體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計劃決策者。這就是說，與原始社會相類似的能夠直接體現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計劃還沒有出現過。這也意味著，國家計劃經濟中包含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依附關系。所以，我認為，傳統國家計劃是封建關系的現代形式，即使是國有制基礎上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果它在社會生活中直接居統治地位，也難免演變成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所有制”（孫冶方語）和“計劃統治”。
以賣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雖然每個生產者是自主決策的，但在生產者不能把握產品能否賣出去的情況下，就只能聽憑客觀經濟規律的擺布，即由市場調節。在這里，人與人的關系以物為中介，直接依附關系不存在了，政治與經濟分離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場無疑反映了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經濟關系形式。從這一角度看，市場是有利于人的自由發展的一種經濟制度形式。
由此觀之，經典的計劃經濟和經典的市場經濟所反映的生產關系性質和類型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直接的依附關系，則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平等的自由聯合關系，計劃與市場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
但是，計劃和市場本身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有一個發展過程。從歷史發生學上看，分工－商品生產－私有制是一個有著內在聯系的互動鏈條。馬克思認為，分工是商品生產產生的原因，而商品生產的發展又極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展，從而使原始共同體日益解體，私有制得以產生和發展，最終則是以機器大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大分工和徹底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出現。從這一點看，如果我們不是表面地、錯誤地將私有制看作僅僅是人對物的占有關系，而是將它的本質看作是復雜的生產關系體系的話，那么，就應該看到傳統商品市場與私有制、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確是有內在聯系的，更具體地說，私有制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發達體系。
可以這樣認為，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看，市場意味著某種平等關系的建立，而從具體的意義上來看，作為經典市場經濟的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本質上所包含的是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資本在市場中追逐獲得平均利潤，而資產階級的國家則維護著這種私有制——資本的共同利益）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要求在所有的勞動者（他們同時也是所有者）之間建立平等協作關系。由此看來，市場作為一種基本的經濟調節機制，同時也是一種比所有制更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平等關系。我們不難看到，現代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經典的市場經濟。如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按合同組織生產，各行各業的主要壟斷者發展了新型的資本聯合關系，實際上從市場中已內生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聯合計劃”［1］，從市場角度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它更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巨大破壞作用，為生產力和人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二、現代市場的社會化計劃性突出表現為訂貨系統日益發達
二戰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再未出現大的危機，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出現了超越傳統商品市場調節的新型計劃控制的結果，這種新型計劃是以眾多企業的自主聯合決策為基礎的，我稱之為“社會聯合計劃”。我們知道，經典的商品生產中，一般是在優勢資源的基礎上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形成產品優勢并在競爭中獲勝，是資源導向型。早期階段基本上是賣方市場，生產出來的產品要賣出去還不會有什么太大的問題。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豐富，賣方市場逐漸向買方市場轉移，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的風險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資源導向型的經典商品生產出現了危機。最終，危機迫使廠商改變生產經營策略，一開始就將需求和市場放到戰略高度來考慮，生產程序變成了先“跑市場”，簽訂各種合同，再根據市場和訂貨情況組織生產經營和決定進一步的新選項目、投資和資源開發活動。所以，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導向的。例如，寶鋼的生產計劃95%以上都有合同和銷售方向，而且生產組織的節奏由過去的半年一次訂貨、按季度考核合同，縮短為雙月訂貨，按月組織生產，更能適應市場的變化。這種變化可稱之為經濟合同化[2]。
與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節都放長假，促進“假日經濟”，擴大內需。一開始，全國各大旅游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場面，忙煞苦煞也樂煞。而“國慶”節也放長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區作好了接待的充分準備，卻出現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區。原因是人們的預期國慶節也火爆，許多人不堪忍受擁擠的旅行之苦，放棄了湊熱鬧趕假期旅游的計劃。這也說明企業缺乏市場調研憑主觀經驗決策的不可靠，是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國家旅游局決定出面搞一個信息預報系統。同時坦言，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最終來說，還得靠企業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發達國家，企業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務，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時間，什么路線，乘哪一次車轉哪一次車，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間房和在坐哪一個座吃飯等等一些細節，都是預訂好了的，這樣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務。因此，服務產品也具有“訂貨生產”的形式了。
再如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的發展。一般認為，期貨交易并不涉及到實際貨物的所有權轉讓，而是轉讓與這種所有權有關的價格變化的風險。它被看成是期貨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認為，期貨交易遠不只是轉移風險，而且降低風險。因為標準化合同的交易過程也是參加交易的眾多廠商在共同修改和調整它們的生產經營計劃及它們的復雜關系的過程，而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它們相互之間的復雜關系的調整過程中相應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調整。表面上看，宏觀計劃的這種調整過程是自發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決策，在進行模擬計算，則具有事先的預見性，從而大大降低了整個經濟運行的風險。如果限制投機者的參與，期貨交易降低風險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對于個別廠商來說，在商品價格變動時做套期保值交易（對沖交易），平衡價格偏差和轉移價格風險。生產者能通過期貨市場穩定其原材料的來源和價格。而就國民經濟整體來說，在期貨市場交易中，所有的交易價格都是由買賣雙方公開競價來決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機會在其現有的供給或需求的情況下，以其認為最適當的價格來成交。因此期貨交易反映出許多買賣雙方對目前、三個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關系和價格走勢的綜合觀點，也反映了一種真正社會化的計劃調節過程。從世界范圍內期貨市場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利用期貨市場作套期保值的生產者的收入比不這樣做的人更穩定。他們既不獲得最高利潤，也不獲得最低利潤。期貨市場為其提供了穩定的收入，而且使他們能減少銷售成本而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從宏觀上看，則是整個經濟體系更加有序和平穩，有利于避免破壞性的嚴重經濟波動和危機。
三、企業成為社會化計劃的基本主體與合同市場
從經濟計劃本身來看，它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原來，國民經濟計劃，即所謂總量平衡、比例、結構、協調發展等等內容，并不是一種獨立于勞動者和企業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眾多勞動者和企業相互之間復雜的聯系總和之中，而一當他或他們進行相互談判、協商并聯合作出決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將其合作關系正式確定下來之后，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也就相應落實下來了。而這樣的計劃，顯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實地收集到各種經濟信息，作出的聯合計劃也更能兼顧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修改的聯合計劃。這意味著，在經濟合同化的發展中，眾多的企業日益成了經濟計劃的主體，而且，市場本身（一切經濟主體互為市場，這是大市場；而作為專門場所的市場則可稱之為小市場）日益成了眾多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協調、簽訂和修改合同的場所，在這里，期貨市場則可看作是企業相互交換合同從而調整經濟計劃的場所、體制。由此可見，現代市場經濟已發展成為一種以眾多企業的自主決策為基礎的、通過面向市場的經濟合同來實現的新型社會聯合計劃。
顯然，經濟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產直接社會化的程度，也是經濟計劃化的程度，我們應該轉變“計劃觀”。傳統的計劃觀是以傳統的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的唯一主體是國家，計劃的方式和過程是由國家計劃部門收集各種經濟信息進行處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統一安排。這種計劃體系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不至于出現嚴重問題，在一定時期，甚至它能集中調度有限的寶貴資源而發揮出最佳效率。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及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來了。因為這種統一計劃難以很好兼顧、協調不同勞動者和不同企業之間方方面面的具體情況、特殊要求和利益，國家計劃就難免逐漸變成脫離復雜多樣的客觀經濟聯系的主觀命令。實施“抓大放小”戰略后，國家直接干預企業的領域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真要搞好國民經濟計劃，就不能單靠國家，還要依靠廣大的勞動者和企業。因此，傳統的計劃觀和計劃方式就不適應了，而要樹立新的計劃觀和采用新的計劃方式，這種新的計劃觀以勞動者（聯合勞動者）和企業（勞動者最基本的自主聯合體形式）為重要的計劃主體，把勞動者、企業相互之間直接的協商、談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計劃的過程，把他們或它們相互之間簽訂的合同的總和看作計劃的基本形式和計劃的落實，而把交換合同的期貨市場等看作是社會計劃的調整過程與機制。特別是，當我們最終確立以非國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時[3]，也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以社會化企業為主體的計劃觀。
為方便廣大勞動者和企業作為聯合主體共同制定聯合計劃，就必須為他們直接面對面進行協商、談判、簽訂合同和制定各自開放性的企業計劃創造條件。我認為，一是要大力發展互聯網，從長遠來看，這上點是極為重要的，是經濟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設置專門場所，全面建立一種合同市場[4]——眾多經濟主體（主要是企業）共同制定社會聯合計劃的市場體系。近年層出不窮的各種形式的“洽談會”、“博覽會”和所謂“文化藝術搭臺、經貿唱戲”的這節那節”，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場的初級形態或雛形，相當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著自然自發性，位置不固定，開放時間短和周期長（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幾天）等局限性，遠遠不能適應越來越多的企業相互選擇和優選直接發展合作關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國家要進行干預和加強管理，不僅要統一規劃和布局，好好選育一些條件好的“會”、“節”開辟為位置固定、長期開放的合同市場；而且，要盡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級層次和不同專業分工特點的合同市場體系，為計劃轉型提供條件。同時，國家對企業等經濟主體所簽訂的合同可以進行規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業有占多大比例的產供銷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許組織重大項目的投資開發和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否則，可責令暫停生產經營或轉產等。在此，國家的直接干預是明確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據是企業所簽訂的合同是否達標。當然，不同部門、行業和生產的特點的企業，應區別對待，制定不同的標準。
如果這種合同市場是一種合同生產市場的話，那么期貨、期權市場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場。
我們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有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正向社會聯合的新型計劃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趨向，才能自覺地建立以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系或以市場聯合計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型計劃經濟體系。我認為，這種聯合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主體和基礎，其中，大公司對市場的控制是一個核心，抓起來的國有企業那一塊，則基本上仍可在傳統計劃系統范圍內操作，它將是計劃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個層次的基礎上，有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戰略計劃。實際上，大量的中小企業、壟斷性大企業、國有企業和國家四類主體是各有其活動范圍和適應范圍，各司其職，則較好的維護國民經濟的良好運行。四、社會化計劃經濟（訂貨市場經濟）中的文品生產、價值淡化和企業市場化
由于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直接協作關系也就得到發展，于是，反映人與人之間間接協作關系的傳統商品價值關系也必然出現消解的趨勢和因素，新的生產關系則日益發展起來，不過它不是傳統計劃經濟中的那種產品生產，也不是傳統市場經濟中的那種經濟商品。
在這種訂貨生產形式中，價值形式或價格的經典含義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只具有計量各種直接勞動的作用和性質，特別是日益重要的創造性勞動，由于它不存在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對其貢獻仍需用價值或價格來衡量，這實際上是一種預期價值［5］。企業活動不僅是一種產品的交易，也是一種文化交流、傳播和知識創新活動（內生增長理論更強調這一點），表達出人的感情、企業的商譽和創新能力，因此，經典的商品就被包裝和提升為一種“文化品”，商品生產也就轉化為“文品生產”。文品生產是按合同訂貨來組織生產的，形成一種具有社會化計劃性質的訂貨市場經濟。
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價格不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相反，各種非價格因素，特別是相互合作關系－－合作時間的長短、合作的規模和程度以及信譽－－等等因素，日益產生重要的影響。價格是可協商的合作價格，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分享合作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對于那些大公司來說，對市場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們對市場價格起著領導和示范作用，獲得比較穩定的和較高的收益，這有利于它們保持較高的投入和技術進步，也有利于市場的穩定，并有利于保證其他中小企業從可能爆發的惡性價格競爭中擺脫出來。
在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與商品生產相比，“文品生產”不只是內涵上的變化，也是社會關系性質上的變化。這就是傳統價值關系的淡化。不少論者對“勞動價值論”表示懷疑，有的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效應價值論”，或者將生產勞動推廣為所謂“社會勞動價值論”，以之補充、修正甚至替代勞動價值論。在我看來，這些觀點并無新意，多是重彈歷史老調。其錯誤在于，它不知道商品價值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也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價值關系已經淡化、趨向解體的事實，而是企圖將其永恒化。相應地，也就不知道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重復勞動價值論）本來是一種歷史理論這一根本性質。所以，我認為，正確的說法是，勞動價值論所反映的客觀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在這種關系趨向解體的現代經濟條件下，反映這種關系的勞動價值論也趨向于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但這并不能否定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是科學的、正確的，存在什么理論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補充或修正。正如關于原始社會的理論一樣，原始社會已經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已經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有關原始社會的理論存在局限性、是錯誤的，而只能說它是一種反映歷史存在的歷史理論（當然，對原始社會的認識可以深化，會有改變，這是另一個問題）。
許多人在批判市場經濟、市場調節的缺陷時，其實也是針對傳統商品市場及其“事后調節”的；而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合同化”及與其相聯系的“事先調節”的事實。這種情況反映了理論研究的落后性。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因素的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現代企業組織結構發生新的變革，這就是“企業的市場化”。如西方新出現的所謂“企業重組”。企業重組將過去那種建立在部門職能分工基礎上的等級化組織結構日重構成以任務作業流程為基礎的靈活性更強的扁平化網絡結構。在這種新的企業組織結構中，任何部門、單元甚至勞動者個人均可直接參與市場合作，簽訂合同，根據合同組織項目小組（組織者成為“項目經理”），聯合企業內外有關部門和人員，負責與該項目有關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這意味著企業內部通過相互協商、談判和進行相應的“經濟核算”來實現協作的可能性和機會增加了，有的企業甚至在企業內部設置自己的勞動力市場、物資采購市場、信息技術市場，企業也市場化了，或者說企業管理出現了模擬市場運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鋼，實行“模擬市場價格、成本否決”的管理改革，即意味著在車間、工段、班組甚至在勞動者個人之間進行市場化的等量勞動相交換關系的核算，也反映出類似的變化趨勢。
一方面是市場聯合化、計劃化，另方面是企業內部關系靈活化、市場化，企業和市場的界限也就相對化、淡化了，這正是現代企業和現代市場發展的特征，也是社會化的公有化和聯合計劃的共同演進過程的反映。
總之，隨著現代市場經濟中直接合作關系、經濟合同化及事先調節因素等等的增長，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價值規律作用的變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價值形式或價格來對種種特殊勞動及其所創造的使用價值的質與量的評價和計量絕對市場價值化，從而正確對待一切有益勞動和勞動者，特別是不斷發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產勞動（科學勞動、教育勞動和社會管理勞動等）。另方面，還應認識到價格、完全的自由價格并不存在，價格形成日益具有聯合計劃價格（基于預期價值）的性質，具有“預期均衡”的性質。
注釋：
1朱正國：市場經濟——計劃化商品經濟階段，亞太經濟時報1996年8月6日；
2同上：應建立社會主義“合同市場”，廣西教育學院學報1996（3）；
3同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新論，南方經濟，1996（10）；另見：產權結構重心轉移和社會主義勞動股，學術研究，1996（6）。
（一）經濟全球化的涵義
對經濟全球化的涵義，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現在還沒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國家、組織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客觀存在，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同。經濟全球化最一般的含義，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擴張和全球化聯系，是資本、資源、信息、貿易的全球共享與優化組合。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就是指商品和服務交易、資本流動、技術信息傳播、消費和生產活動等，在全球范圍內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的經濟態勢。
（二）經濟全球化的實質
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全面推進和空前大發展，因此，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世界經濟的全球市場化。也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生產的國際化，它使人類社會從“國際貿易”時代進入“國際生產”時代，經濟全球化就是生產的全球化。還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
應當說，經濟全球化是一種有著多方面和多層次內涵的復雜社會經濟現象。一方面，它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是商品和生產跨越國界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又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全球擴展有密切的聯系。當前的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全球擴展的產物。從生產力發展角度看，經濟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產業等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統特別是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新的全球化進程正在實現。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到目前為止，經濟全球化確實又是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同時并進。作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經濟全球化有促進和符合社會生產發展的歷史進步性。但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的擴張，它又有利于發達國家維持世界經濟的舊秩序。經濟全球化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競爭機會。
由于發達國家是全球經濟自由化的主要推動者和全球化“游戲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在科技革命推動基礎上，在西方發達國家推動下的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不存在談判的機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場競爭來決定，而這樣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機理及特征
（一）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機理
1.現代信息技術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有著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這就是代表當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術。信息技術的進步，降低了企業的遠距離控制成本。對于一個現代企業來說，其經濟的活躍程度，表現為企業的經濟活動半徑，是與其所有權控制的成本呈負相關關系的。遠距離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與因特網的誕生，使這種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從理論上來講，對于任何有能力進行全球擴張的企業，它的活動范圍都可以達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消除了經濟全球化的體制障礙。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趨同態勢是明顯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經濟體制轉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的進一步自由化。從20世紀中期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先后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但當時的情況是，不僅缺少外部資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鑒的國際經驗，最終導致了改革的失敗。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條是由于實行改革和開放并舉的戰略。而且，在改革中促開放，在開放中促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幾十年，采取不同的對外開放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說明了問題。
3.微觀經濟主體的趨利動機，是促使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動因。商品與要素價格在全球不同地區的差異，被人們稱之為“區位優勢”。區位優勢的客觀存在，為企業在全球范疇內的“套利”活動提供了空間。于是，便有了對外投資、技術轉讓以及企業生產過程的分解與全球配置。在這種微觀主體世界范圍內的套利活動中，跨國公司逐漸扮演了主角。這是因為跨國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使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其獨有的知識產權、技術訣竅、管理戰略以及資金實力：一方面，利用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的生產要素，將產品銷售到價格更高的市場上進行套利；另一方面，將巨額剩余資本轉向資本稀缺、投資回報率高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本套利。而內部化優勢，又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將生產和銷售活動按照最有利的區位優勢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將每一個分支機構及其所聯系的企業在職能專門化的情況下，組成一個一體化的網絡，通過在世界各地的生產、銷售等活動而服務于母公司的發展戰略。這樣做的結果是，國際范圍的分工與協作實際上變成了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與協作。當跨國公司利用優勢而大舉進行全球性套利活動的時候，其客觀的效應便是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發展。
（二）經濟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場經濟為特征。世界除個別國家外，都在為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而努力，這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統一的經濟體制基礎。
2.新一輪科技信息革命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術基礎。新的信息技術革命使世界縮小成為“地球村”，使商品和資本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流動。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術基礎上的產業成長和產業轉移速度加快。
3.現代經濟全球化是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三種資本形態完備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已走過了兩個階段：商業資本全球化和借貸資本全球化。二戰后其基本特點是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產業資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資本投資市場，并進一步帶動了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經濟全球化其實就是上述三種資本形態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產全球化繼續發展的同時，無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來勢更加迅猛。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僅從貿易轉向直接投資，而且進一步轉向間接投資和對地產、信息、金融業的直接投資。金融一體化加快了資本轉移，活躍了金融經濟，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5.經濟全球化是在國際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將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擴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貧富分化、環境退化等嚴重問題。
三、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和規則安排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和規則安排，既不同于過去的單極霸主制，又沒有達到對稱制的要求，可視為發達國家霸主制，表現在：
1.全球經濟的游戲規則，仍然以發達國家的利益為核心，許多制度安排未將發展中國家考慮進去，如80年代關于國際流動資本風險監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國集團。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從根本上說，是由各國的力量對比決定的。這樣，在世界范圍內，國際規則的形成過程變成了發達國家集團同發展中國家的相互博弈過程。發達國家通過七國首腦會議（后八國首腦會議）或歐盟這樣的組織在其內部形成共同的規則，并憑借實力優勢，將它們共同的內部規則延伸為世界通行的規則，主導著國際制度。
2.國際組織在促進各國經濟聯系加強的同時，并沒有找到一條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模式。因此，傳統國際經濟組織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斷下降，要求它們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面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調控已顯力不從心。WTO的產生，使人們看到了一線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做法，將人為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的風險。
3.全球一體化程度低于區域一體化程度，并且區域間一體化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統一的、一體化的規則。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較，它們駕馭經濟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應更快，它們的政策選擇為發展中國家所模仿。但因兩類國家制度建設上的差異，造成同樣的政策選擇，其效果卻存在極大差異。
4.全球經濟一體化規則，最終影響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這種分配規則是否合理、公平，要考慮到資源的初始配置情況。然而，作為這一規則的主要倡導者——發達國家，很少考慮到由歷史原因造成的資源配置初始狀況的不平等，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這種初始不平等。
四、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毋庸置疑，經濟全球化并不代表每個國家都能從中受益，它取決于國際制度和規則，因為制度和規則決定了經濟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擔。在現行的國際制度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作為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經濟全球化給他們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
（一）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的影響
在西方化的國際規則體系和國際體制下，西方發達國家可以極大地發揮其優勢而將其劣勢保護起來，從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擔更少的成本。
1.國際通行的制度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規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其國內規則的特點，不存在與國外規則的嚴重沖突。這樣，當發達國家的企業、政府及其他經濟主體在世界市場上開展活動時，就不會面臨規則的沖突及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無需承擔過多的制度變遷成本，減少交易成本，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取更多的利益。
2.因為主導著國際制度，發達國家可以使其他國家承擔更多的來自內外制度沖突的不確定性和成本，從而轉嫁成本，規避風險。
3.發達國家通過國際制度、規則極大地發揮了其優勢和保護其劣勢。世貿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后，發達國家可以利用其主導的世貿規則，打開別國的金融市場、服務市場等。而對于紡織服裝這一發展中國家具有傳統優勢的領域，卻給予發達國家十年的時間以消除“多種纖維協定”的配額。
4.世界經濟中的“集權”效應（財富自分配的效應）。無論是金融投資還是商品的生產、推銷、全球化，都意味著把決策權上繳給超大規模的跨國公司、跨國銀行、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業和機構。而跨國公司的擴張又造成了壟斷競爭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國公司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額的1/3，而跨國公司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額又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3。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估計，約70%的國際技術支付是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世界上主要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價格，基本上是由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控制的。他們往往通過控制產量從而使自己產品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如微軟公司對視窗產品價格的影響。由于發達國家所具有各種優勢，使得發達國家能夠從全球化中獲得遠比發展中國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確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和潛在的巨大機會；另一方面，它們不得不接受發達國家主導國際制度和規則的現狀，從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中處于不利地位。這是因為：
1.國內制度尚不穩定，尚在變革之中，沒有現成的可以駕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就要承擔重多的制度變遷成本。
2.發達國家對國際制度的主導，使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多的內外制度沖突的不確定性，從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經濟中生產過剩效應的影響。從供給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使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傳統制成品的生產行列中來，從而造成該類產品供給的急劇增加；從需求方面看，隨著世界經濟步入信息經濟時代，人們對傳統制成品的需求不斷下降，其收入彈性已呈遞減趨勢。結果，傳統制成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現全球性的生產過剩效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會惡化，貿易利益也會隨之流失。
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形成非對稱的沖擊效應，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要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的利益，就要實行動態比較優勢戰略。如在增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同時，盡快扶持高科技產業的出口與對外投資，調整產業結構，提升本國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要積極參加多邊組織和國際組織，竭力擴大本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五、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已經逐步融入到世界經濟之中。但是，由于中國總體上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同處在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國內體制改革不到位和經濟上存在結構性問題，因此經濟全球化浪潮給中國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不利的沖擊。
（一）體制沖擊
中國現行的體制與全球化所要求的結構調整是不相適應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中國地方分割的市場體系與經濟全球化是不相適應的。其次，在微觀層次上，由于國有企業數量過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機制和創新機制，也使得中國的經濟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剛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國的企業制度尚不夠自由，奇高的開業費用（包括貨幣的與時間的），限制了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脫穎而出，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要解決體制上的問題，關鍵在于政府要下決心退出市場活動，真正實現政府、市場與企業之間的社會分工。
（二）貿易沖擊
貿易沖擊來源于一種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濟結構。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就具有這樣的特征。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經濟：一方面，是東部沿海較為發達的城市化、工業化經濟；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較落后的、以農業為主的鄉村經濟。在這種二元的經濟結構下，一般而言，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受二元經濟結構的制約，中國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生產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勞動成本相對較高的沿海發達地區，這就大大降低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針對來自于經濟全球化的貿易沖擊，中國需要通過開發中西部來實現產業梯度大轉移。借助于產業的梯度轉移，東部可以參加更高層次的國際分工，并且因為其成本遠低于發達國家而具有競爭力。與此同時，那些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的傳統產業也會因為成本的降低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
（三）儲備沖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