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5 1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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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在市場經濟格局中，大眾、企業和政府是參與經濟運行的三大經濟主體。行業自律實施的手段、方式和機制的變化反映了同類交易者所在行業的組織程度和結構的變化，反映了由交易者、行業協會和政府之間作用關系構成的行業治理結構的變化。
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現實經濟活動中，市場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分析信用問題，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這里運用市場主體、自律主體、行為主體三個層面提出了信用問題治理思路。
一、市場主體的合理構建
在市場經濟格局中，大眾、企業和政府是參與經濟運行的三大經濟主體。經濟主體行為變遷與宏觀經濟調控，就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筆者引用余斌對我國經濟結構的四點研究結論，可以旁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是經濟主體的和諧上對我們的指導意義：首先，消費預期穩定，消費行為漸趨合理化。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穩定，政府同時加快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各地區先后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中央和地方增加了“低?！鳖A算支出，大大減輕了經濟體制改革對居民預期產生的負面影響，消費行為漸趨合理。
其次，居民收入水平已接近消費需求快速擴張的“門檻”，以住房和汽車消費為主的消費結構升級，將在相當長時期內帶動消費需求的持續快速擴張。
再次，消費領域的進一步拓展，為消費需求提供了新的增長空間。近年來，以文化、教育、旅游、娛樂、體育和醫療保健支出為主的非商品性消費，在城鄉消費支出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隨著溫飽問題的完全解決和小康建設的推進，這種發展趨勢會日益明顯。
上述消費主體研究，它包含了這樣兩個層面。一是在經濟運行機制重塑方面，實現在社會主義制度原則下，用市場機制對原有計劃機制的主要置換，真正確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和主導地位；二是在經濟主體角色轉換方面，國家將由經濟活動的運動員轉任裁判員，企業則逐步從政府的附屬地位走出來，成為市場主體。如果說在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中，經濟體制轉變的標志，是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話，那么，經濟行為方式根本轉變的目標就是經濟自律。
二、市場主體的自律精神
在市場諸多主體中，行為主體，比如“職業管理”，可以健全企業主體與員工勞動主體的社會職業勞動體系，可以提高企業的整體水準，使其自覺形成一個介于政府管制框架和社會監督氛圍之間的職業體系以盡可能減少來自市場的不合理壓力。主體自律行為是建立在企業個體、員工、產業的合理體系，而不是簡單對社會責任的認識和理解上，在實踐中具有職業主體性、行業普適性和現實強制性。
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當然也就要求企業同時必須成為職業自律主體。在市場主體發育方面，現在已經不僅僅是單個企業的競爭能力問題了，而是市場主體的組織行為嚴重缺失。缺少市場主體的組織性自律，無行規行矩，企業難免競相壓價，無序競爭，一旦經濟出現景氣指標，哪個行業有利可圖，大家蜂擁而上，地方政府再推波助瀾，難免過熱。而缺乏行業自律，政府面對眾多分散的企業進行調控，按下葫蘆浮起瓢，顧此失彼。
三、行為主體的風險體系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運行實現了計劃機制向市場機制的轉型，市場發揮了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并初步實現了國內經濟運行市場化、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一體化，但是，目前的市場機制還不成熟、不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還有改善的空間。其核心問題就是市場的集聚化與行業的板塊化，在選擇資源配置的機制和取徑都是不同的。
以寧波紡織服裝行業再造為例，大量的中小企業迅速崛起，催生了以雅戈爾、維科、杉杉、羅蒙為龍頭的規模擴張模式成為地方產業集聚的市場主體。但是，隨著規模擴張，產業集聚開始帶動地方經濟板塊形成，這些龍頭企業迅速介入地方板塊，在地方發展的社會資源上占有優先地位，于是，企業開始在地方機制下占領各種地方資源。這種占有開始使得企業具有了社會權利的形態，股份制，開始成為這種形態的一種機制，將所有制社會化，寧波的紡織服裝行業再造開始啟動社會機制，政府，已經介入到這種機制中去，甚至決定了企業的資源分配份額。
這種機制創新體現在股份制后的行業化發展機制。負責的企業已經轉變了自己的角色，他們認識到自己從最大的盈利者轉為最大的占有者，那么，這種占有就使得行業分化與國際接軌，開發新產品。行業的驅動使得企業沖破資本壟斷的私有制，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實際上是經濟運行的組織化、自治化程度如何提高的問題。從美英日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行業經驗,以及中國迄今為止的政府與各行業企業之間關系的變化來看，行業實施的手段、方式和機制的變化反映了同類交易者所在行業的組織程度和結構的變化，反映了由交易者、行業協會和政府之間作用關系構成的行業治理結構的變化。
參考文獻：
經濟停滯常態化是當代資本主義典型特征
記 者：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具有周期性這一典型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體現得并不典型，您如何看待這一情況？
何自力：傳統的經濟危機表現為生產相對過剩引發的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具有明顯的周期性，19世紀時大都以10年為一個周期，20世紀前半期則演變為5年左右一個周期。經濟危機的周期通常包括危機、蕭條、復蘇和繁榮四個階段，一次危機經歷四個階段后會進入一個新的危機周期，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遂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典型特征。
從邏輯上講，如果經濟危機可以永遠周期性地發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每發生一次經濟危機，都可以期待其會走出蕭條，經過復蘇而走向繁榮，資本主義經濟可以在危機與繁榮的循環交替中永遠存在下去。事實證明這個邏輯并不存在。自上世紀70年代走上去工業化軌道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形態逐漸發生變化，這就是生產過剩性危機演變為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與之相伴的經濟波動和停滯失去了周期性，周期的各個階段的特征也越來越不明顯，經濟的持續停滯成為常態。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呈現常態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轉變的重要標志。深刻認識這一轉變的表現和成因，對于深刻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正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科學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的主要表現
記 者：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何自力：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停滯成為常態，其表現如下：
去工業化導致西方國家喪失物質生產能力。產業結構從早期的制造業占居支配地位發展到高度服務化，加工制造業趨于萎縮，大部分普通消費品、日用品、工業制成品等在西方國家已不生產，消費品需求主要靠進口來滿足，外貿赤字迅速擴大，產業競爭力嚴重衰竭。
福利制度難以為繼。隨著去工業化和經濟衰退的加劇，福利保障越來越缺乏足夠的財力做支撐，福利水平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高福利已名存實亡，勞資矛盾和沖突不斷激化，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政治動蕩不斷加劇。
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危機頻發。金融自由化使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資本憑借對資金供給的控制而支配實體經濟成為金融寡頭，通過形形的金融衍生工具巧取豪奪，財富以驚人的速度膨脹，結果是虛擬經濟的發展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嚴重脫節，最終金融危機爆發，經濟陷入全面衰退。
服務業難以支撐經濟繁榮。制造業衰退，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緩慢，是目前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一國經濟的基石說到底是滿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質生產活動，孤立的服務業不可能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制造業萎縮了，服務業必然緊隨其后而萎縮，整個國家的經濟將迅速陷入衰退且不可逆轉。
政府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公共開支難以為繼。產業空心化和制造業衰落以及資本家逃稅行為，使政府通過增大公共開支來支持福利制度變得非常困難，被迫舉債以維持公共開支，結果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目前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在經濟持續衰退的背景下，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墜下。
經濟持續下行，復蘇和新的繁榮遙遙無期。金融危機期間，西方各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挽救遭受重創的經濟，但成效甚微。目前西方國家投資疲弱，消費不振，出口乏力，通貨緊縮嚴重，經濟增速低迷。
失業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機導致嚴重失業，2013年9月美國的失業率為7.2%，青少年失業率為21%，黑人失業率12.9%，西語裔為9%。目前，歐元區17國失業率為10%以上。
中產階級分化，橄欖型階級結構轉變為金字塔型結構，階級對抗加劇。美國過去20年來的貧富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如今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社會近40%的財富，而底層80%的家庭只擁有全國16%的財富。隨著中產階級的沒落和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會仿佛回到了財富占有極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階級結構重新表現為窮人和富人兩大集團的對立。
政治體制病入膏肓，政府運作效率十分低下，難以應對經濟和社會危機。西方政治哲學對政府的作用采取不信任的態度，政府僅僅被看作保護私人財產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守夜人”，否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必要調節和干預。在實踐中，當社會出現重大經濟或社會危機需要政府出面干預時，激烈的黨派紛爭嚴重限制了政府的干預能力，致使政府缺位和難以發揮作用，任憑危機不斷惡化。美國是典型例子。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具有客觀必然性
記 者：您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何自力：受幾個深層次因素的影響，工業資本主義衰落直至陷入停滯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有其必然性。
一是以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偏重市場調節，輕視必要的政府干預，這與其實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有密切關系。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私人資本在市場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私人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具有對抗性。私人資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利潤，它構成了私人資本從事所有經濟活動的唯一動機和目標，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特征，即資本利益至上。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私人資本最愿意接受的市場競爭秩序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對任何限制和約束其謀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行為的制度安排，本能地予以抵制，拒絕承擔任何以犧牲私人資本利益為代價的社會義務和責任，反對政府基于維護社會利益而對私人資本利益進行的干預和調控。
當代資本主義是生產高度社會化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密切聯系，企業與社會高度融合，國內與國際聯為一體。但是，高度社會化的經濟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使得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具有不可調和性。例如在就業問題上，機器替代勞動與保持充分就業就是一個突出矛盾。對政府來講，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必須實現高水平的就業，而對私人資本來講，利潤最大化是唯一的追求目標，為此，私人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不斷用新的技術、新的機器代替工人，以期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做給資本家帶來了豐厚利潤，卻給社會帶來了失業人口不斷增大的問題。資產階級政府為制止失業人口不斷增大，需要對資本家用機器替代勞動的行為進行干預和限制，這必然遭到資本家的抵制。他們要么用手投票，通過選舉政治把自己的人推到國家立法機構，讓這些人維護自己的利益；要么用腳投票，將產業轉移到別的國家，最終將失業問題甩給政府?？梢姡灰接兄拼嬖?，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是得不到根本解決的，由此導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經濟發展陷入停滯.
二是以權力制衡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力量強大而政府地位弱小，與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密切關系。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安排中，立法是基礎，司法是保證，行政只是立法和司法的從屬和執行機構。表面上看，社會各種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立法決策，決策過程顯示出民主性，但事實上，真正能夠影響決策的只是少數財力雄厚的利益集團，決策最終體現的是少數利益集團的意志和要求。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政府是行政機構，基本職能是落實議會批準和通過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由于政府行政職能受到立法機構的嚴格制約，而立法機構又控制在少數利益集團的手中，體現少數人的意志和要求，因此，政府在本質上只是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西方的多黨制與三權分立制度相適應，主要任務是隔幾年為政府機構選擇一個掌門人，哪個政黨能夠執掌政府權力，就看哪個政黨能夠代表大資本利益集團的意志和要求，或者看大資本利益集團支持哪個政黨，愿意為哪個政黨捐出巨額競選經費。西方國家最有勢力的利益集團既操縱議會的立法過程，又控制政府行政部門首腦的選舉，政治體制淪為利益集團的馴服工具。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實踐中，私人資本利益集團占有社會資源，綁架公共權力，不允許政府過多干預和限制自己的權力。在這套制度中，不同黨派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私利在立法機構激烈爭斗，相互掣肘和拆臺，很難就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達成一致，決策效率極端低下，致使作為執行機構的政府難以有效發揮職能，很難及時應對、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重大問題和矛盾。
三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是流行于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發展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發表的一系列論著中闡述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為代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宣揚個人高于社會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將個人自由視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反對公有制，極力主張全盤私有化；倡導經濟自由主義，迷信市場自行調節，斷言市場機制可以有效地實現資源配置；反對國家干預，認為國家干預只會扭曲資源配置，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大行其道，在該思潮的影響下，西方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強化市場調節，削弱國家干預的政策措施，遂使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向更加偏向市場主導的方向轉變。這種模式對私人資本的經濟行為缺乏有力約束，對宏觀經濟波動和失衡狀態缺乏有效調控，對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難以積極化解，導致經濟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關鍵詞】資本市場 經濟結構轉型 助推
作為金融深化的主生力量，資本市場建設的深度與廣度對經濟增長可謂意義重大。而目前，中國債務性融資目前依然高度依賴產品信貸，這種融資結構無法滿足多元化的融資需求，因此，中國金融結構轉型助推經濟結構轉型，關鍵是要加快建設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滿足多方面的需求，而這對于產業并購重組和資金配置都極其重要?；诖?，筆者將對多層次資本市場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助推這一問題展開探討分析。
一、多層次資本市場助推經濟結構轉型的作用機理
首先，經濟結構轉型需要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政府投資和對外出口，主要表現為過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高強度投入，而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推進，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地位不利，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供需平衡不斷惡化，低成本優勢不復存在，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在外需嚴重萎縮之下，中國采取了諸如4萬億的更大規模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但這樣的后果是嚴重的通脹和銀行信貸的大規模緊縮導致大量的企業倒閉，改革發展已經證實，這種依靠有計劃的大規模投資而不是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經濟增長不符合市場規律，迫切需要進行經濟結構轉型，將經濟增長轉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向依靠一二三產業協同帶動，轉向依靠科技進步、勞動力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而優化經濟結構、提升投資效率則是轉型的重中之重和難點。投資結構很大程度決定經濟結構，因此，經濟結構轉型必須從調整優化投資結構著手，而多層次的資本結構是引導儲蓄投資的重要渠道，更是優化投資結構的重要抓手，所以經濟結構調整需要多層次的資本市場。
其次，多層次資本市場能夠有力助推經濟結構轉型。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主要的資本來源是依靠銀行信貸、股票市場融資、債券市場融資和FDI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多層次多工具的資本市場體系。從總量來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能夠通過“儲蓄-投資”渠道產生總量資本積累效應；從存量來看，存量資金間的配置能夠影響經濟結構轉型，這樣，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一方面能夠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減緩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的外生沖擊；另一方面，不同性質的資本市場還能起到互補，如股票市場與銀行信貸的互補，通常，銀行信貸具有典型逆周期調控作用，即經濟增長時信貸供給會增加，而經濟衰退時信貸供給會減少，而資本市場則是標準的順周期資本供給市場，當經濟發生周期性波動時，銀行信貸可與資本市場相互替代、補充，緩解經濟的波動。特別是隨著中國金融深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資本的不斷積累，目前，債券市場、FDI等都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同層次資本市場的存在，在促進經濟增長過程中起到了異質性的不同作用。當前，證券市場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中扮演重要的媒介作用，特別是在創業板市場推出后，包括相當部分的第三產業的新型中小企業能夠在股票市場上市融資，社會資本在財富示范效應的帶動下進一步鼓勵了其參與投資，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轉型提供資金支持，促進產業發展，在最重要的產業結構調整優化過程中，資本市場以其籌資、促進經濟要素合理流動、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作用，在經濟結構轉型中起到了強大的助推動力。
二、進一步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對經濟結構轉型助推作用的對策建議
如上所述，多層次資本結構對經濟結構轉型的助推作用毋庸置疑，當前，筆者認為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突破口就是要進一步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作用，著重從以下方面“發力”：
（一）積極創新銀行業務
當前我國經濟結構轉型，急需要銀行加快研究分析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信息和市場，主動融入培育戰略新興產業的國家戰略之中，積極創新銀行業務：一是要盡快建立專業研究團隊，通過新興產業數據搜集、信息整理分析研判，提高銀行信貸投放和授信額度判斷，加強規范貸款項目管理，科學放貸。二要創新科技銀行業務，有效結合資本和科技，這是銀行支持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金融創新，銀行應研究建立獨立的科技銀行或成立承擔科技銀行功能的業務部門，一方面與創業風險投資機構積極溝通合作，另一方面國家要適當放松金融機構參股戰略新興產業，同時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積極推進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控制風險的同時加大鼓勵科技銀行為初創和成長的戰略新興產業提供融資貸款。
（二）加快發展股票市場
經過近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基本建立了一多層次的股票市場體系，包括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在內的藍籌股主板市場；包括為“五新三高”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和資本運營平臺的中小企業板；包括為創業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和資本運作平臺的創業板及場外交易市場（OTC），如新三板市場等。截至2015年8月14日，上交所上市公司1071家，股票市價總值約為324851.13億元，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1729家，股票市價總值約為224，812.82億元，中小企業板有上市公司767家，股票市價總值約為9，723，592，796，352元，創業板有上市公司484家，股票市價總值約為4，812，581，369，146元。隨著股票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對經濟增長的資本積累渠道作用逐步顯現，有研究表明，規模不斷擴大的股票市場與信貸資本間的“備用輪胎”效應越來越顯著。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但政府卻大量吸收利用FDI，FDI對股票市場融資形成的擠出效應充分暴露了國內金融市場不健全，儲蓄-投資轉換效率低下，特別是FDI對第二產業，如初級交工制造產業的側重發展投資，也與當前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產業結構轉變的趨勢不相符，因此，需要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直接融資渠道作用，為經濟結構轉型注入動力：一是進一步推進主板大型戰略新興產業上市公司整體上市，擴大證券市場供給規模，提高戰略新興產業股票市值規模，為這些產業的長遠發展和證券市場的平穩運行創造條件。二是逐步深化中小企業板建設，鼓勵部分戰略新興產業企業在中小企業板上市，并建立適合中小企業特點的并購、再融資和股權激勵制度安排，優化中小企業產業結構。三是大力發展完善創業板建設。在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要歷史關口，創業板要發揮好推動戰略新興產業成長的渠道功能，就需要不斷發展完善，建立市場化的篩選機制，加強信息披露和監管要求，規范創業板上市法人公司的治理結構，引導創業企業長遠發展。四是綜合考慮投資者偏好、監管、法律法規等擴容新三板，推進OTC發展，為高科技成長型企業提供股權流動平臺，滿足融資需求，從而促進三板市場的健康發展為主板和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提供上市儲備資源。
（三）擴大深化債券市場
我國自1981年恢復國債發行，目前債券市場的深度、廣度都獲得較大拓展，形成了銀行間市場、交易所市場和商業銀行柜臺市場三基本子市場在內的統一分層市場體系，也是企業直接融資的主要渠道，其占比甚至超過股票市場維持較高水平，2014年債券融資在直接融資中的比重為67%，發行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的企業達到1024家，較2001年增長二百多倍。有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企業債券凈融資9286億元，債券市場對社會融資規模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合計為39%。但是有研究表明，當前我國債券市場還處于初期的先天發展不足階段，與經濟發展的關聯度較低，債券市場應當與股票市場一起成為助推經濟結構轉型發展的重要金融中介，發揮其資本積累的內生作用、提升效率，因此，我國要擴大深化債券市場，一要鼓勵戰略新興產業企業發行企業債券，針對一些特定技術項目、資金用途較為明確的企業發行債券，如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信息技術產業等更易獲得機構投資的親來，在配合企業發展戰略，合理控制融資節奏的同時是不錯的融資選擇。二是要穩步推進中小企業結合債券發行，鼓勵經營績效好、成長速度快的多家中小企業聯合發行公司債券或債權信托基金，提高融資成功率。三是要進一步推進包括利率市場化等在內的國內金融改革，只有通過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短期拆借市場利率和長期債券市場收益率的利率市場化的實現，才能真正不斷深化發展我國的債券市場，發揮更大的助推作用。
三、小結
多層次資本市場助推經濟結構轉型除以上具體的積極創新銀行業務、加快發展股票市場
、擴大深化債券市場外，還要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市場化運行機制，從確立企業的市場投資主體地位、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健全監管等方面為其努力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政府還應圍繞促進資本市場與經濟結構轉型實現良性互動的配套政策，包括工商、稅務、財政等方面進行研究，為經濟結構的成功轉型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王曉芳.中國金融發展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一、對監管者缺乏監管的證券監管博弈分析
證券監管博弈模型的博弈雙方是證券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從證券監管的實踐來看，證券監管者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證券業協會或者證券交易商協會，還可以是證券交易所或者別的什么機構。不過幾乎各國的證券監管都是由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和證券交易所共同完成。我國采取的也是這種模式: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派出機構代表政府進行強制性監管，證券交易所和證券業協會等自律性組織進行自主監管。至于被監管者，籠統的說就是整個證券市場，即證券市場的參與者以及他們在證券市場上的活動和行為。不過絕大多數國家都把證券監管的直接對象定位于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具體包括發行各種證券的籌資者(政府、企業)、投資各種證券的投資者(政府、企業、個人)、為證券發行和證券投資提供各種服務的中介機構(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所、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證券托管公司、證券投資咨詢公司、證券律師、會計師和評估師)，以及為證券發行和證券投資提供各種融資、融券業務的機構和個人。
實施證券監管對于監管者是有成本的，即監管者的行政成本。為了實施監管，監管者需要設立監管部門來專門負責制定和實施有關條例和細則(如證券發行審核、證券稽查等)，這一過程中自然需要耗費人力、物力以及監管人員進行知識更新所必需的時間和精力，并且監管越嚴格行政成本越高，為了分析方便，假設監管者只有兩種純策略選擇，分別為低成本(low cost)的普通監管(監管成本為cl)和高成本(high cost)的嚴格監管(監管成本為ch.chcl) 。
實施證券監管對于被監管者也是有成本的，即被監管者的奉行成本。被監管者為了遵守或者符合有關監管規定不得不承擔額外成本，如為按照規定保留記錄而雇傭專人的費用、提供辦公設施和材料的費用、聘請專門中介機構的費用等，只不過這種奉行成本以抵減收益的形式存在。在利益的驅使下，被監管者有可能為了增加收益(包括一非法收人)、降低成本(包括奉行成本)而進行違規操作。所以假設被監管者的純策略選擇是遵紀守法或違規操作。若遵紀守法則可穩定獲得收益凡(已扣除了證券監管的奉行成本);若違規操作且未被查處，則可獲得超額收益(違法所得或降低的奉行成本)r ( reward )，但若被查處則不但要沒收非法所得，而且還會被處以罰款，此時的罰沒總成本為p( punishment )。進一步假定，在被監管者出現違規行為的情況下，低成本的普通監管是查不出來的，而一旦監管部門采用高成本的嚴格監管，就一定能予以查處并處以罰款。
基于前述假設，考慮到證券市場上博弈雙方得益信息的可獲得性，建立證券市場上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并用矩陣形式示如表1。
利用劃線法可以很容易地找出該博弈的純策略納什均衡:監管者實施普通監管，被監管者進行違規操作。最終結果是:監管者雖然付出了一定的監管成本卻毫無作用;一部分被監管者違規操作獲得了超額收益但卻使其它的證券參與者遭受損失。顯然，這是一個低效率的組合，只會加重證券市場的不規范性，違背了實施證券監管的初衷。
二、對監管者實施監管的證券監管博弈
若我們對證券監管部門實施監管，那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呢?這里讓我們進一步假設，如果監管者通過嚴格監管查處了被監管者的違規行為，就會得到一定的鼓勵b(bonus)，這種鼓勵既可以表現為物質獎勵(比如來自違規者的罰款，用以增加辦公經費)，也可以表現為社會公眾對其褒揚帶來的精神鼓勵，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如果監管者為了節省成本(或偷懶)只進行了普通監管而導致被監管者的違規操作得以成功，則要對其施以一定的懲罰f(fine)，這種懲罰可以是行政上的、法律上的或是經濟上的。如此一來，上述博弈模型就發生了較大變化，新的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陣如表2。
仍然利用劃線法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當對監管者的監管力度較大、使得對其的鼓勵與懲罰的量化絕對值之和大于監管者實施普通監管和嚴格監管的成本差時(即f+b>c-c})，該博弈不存在純策略納什均衡，從而避免了(普通監管，違規操作)這種低效率策略組合的出現。這種情形下，博弈雙方都將在博弈中采取混合策略，即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各自以一定的概率隨機選擇嚴格監管或是違規操作。讓我們定義: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遨纖二幾登三尋多籠罐熟:弓多雀諾態咬乏導鑄泉錄名室圣聆多石殺漣返絡題透漢蛋定召磚羅亨惡璧三兮概率為r，進行普通監管的概率為(1-r);被監管者選擇違規操作的概率為e，遵紀守法的概率為(1-e)。
給定e，監管者選擇普通監管r=0和嚴格監管二1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即，若被監管者違規的概率小于(c‑-c,)/(f+b)，監管者會選擇普通監管;若被監管者違規的概率大于(c‑-c洲(f+b)，則監管者選擇嚴格監管;若被監管者違規的概率等于(c‑-c,)/(f+b)，監管者就隨機地選擇普通監管或者是嚴格監管。
給定r被監管者選擇遵紀守法e=o和違規操作e=i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即，若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小于r/(r+p)，被監管者的最優選擇為違規;若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大于r/(r+p)，被監管者的最優選擇為遵紀守法;若監管者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等于r/(r十p)，被監管者則可能違規也可能遵紀守法。
因此，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是:r=r/ (r+p).e=(c,}c,)/(f+b)即，監管者以r/(r+p)的概率進行嚴格監管，被監管者以(c‑c,)/(f+b)的概率選擇違規也可以解釋為，市場上大量的被監管者中(c,}-c}/(f十b)比例的被監管者選擇違規，(f+b-c‑+c,)/(f+b)比例的被監管者選擇遵紀守法;監管者隨機地對r/(r+p)比例的被監管者進行高成本的嚴格監管，而對剩余的被監管者則僅采取普通監管。
三、結論
自主性。市場經濟是一種自主經濟。具有經營自主性的企業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前提。
平等性。市場經濟是平等的經濟，它只承認等價交換，不承認任何超市場的特權。在商品交換中通行的平等關系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則。
競爭性。市場經濟是竟爭經濟。競爭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因而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機會和風險是并存的。
開放性。市場經濟是開放性經濟。企業為了獲取利潤。實現產品的價值，會不遺余力地開拓市場。開放性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本性。
［關鍵詞］地方自主性；中央維度；市場維度；社會維度
［中圖分類號］D8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0137-02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開啟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到如今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政治制度的轉變基本完成,在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轉變過程中,各地方政府面對中央和上級政府的放權,結合當地實際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情況采取了不同的發展途徑和模式來處理與中央、與市場及與社會的關系,以加快本地的發展,表現出了充分的地方自主性。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對各地區域經濟的發展、市場體系的完善、社會公平的實現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地方政府這一角色在地方發展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1 地方自主性概念的界定
自主性最早是與國家連用來研究國家自主性的,最早提出國家自主性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在批判黑格爾的國家理論時指出國家的階級屬性,認為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就體現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國家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國家形式上總是獨立于社會各階級之外,并努力增進共同體的共同利益。繼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有很多學者都開始對國家自主性進行研究,美國著名學者尼科斯•波朗查斯認為國家自主性表現在國家相對于統治階級利益的自主性,指出“國家對階級斗爭領域的關系,特別是其針對權力集團和派別的相對自主性,并擴大到針對權力集團的同盟和支持力量的相對自主性”。國內很多學者受國家自主性概念的啟發,提出了政府自主性。筆者認為，地方自主性是指地方政府根據地方實際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狀況,出于地方發展或者其他目標,在處理與中央和上級政府關系、與當地市場和社會關系時,表現出來的對于上級和中央、市場各微觀經濟主體和社會各種利益需求團體的相對獨立性與超脫性,在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履行政府職能、管理地方事務時表現出來的獨立性與能動性。當然這種獨立性和能動性可以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也可以是消極意義,對地方發展以及公平實現起阻礙作用。 鑒于地方自主性發揮時所對應的三個對象――中央、市場和社會,可以把地方自主性分為兩個大的維度：即縱向和橫向維度,縱向自主性側重于研究地方政府對國家意志和國家自主性的獨立；橫向自主性則體現在地方政府相對于市場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獨立性,相對于社會各利益團體,尤其是強勢利益團體的獨立性。實際上,研究地方政府縱向維度的自主性可以揭示出地方自主性產生的根源,而橫向維度的自主性則更多的是地方自主性發揮的表現。為此,筆者通過總結溫州和中山兩個市級政府,結合地方政府事權和公共服務來進行研究。
2 地方自主性與中央關系的維度
地方自主性與中央關系上的體現就在于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的自然條件、政治經濟環境、文化特征來對待中央的法規、政策、指令等。確切來講,這體現在地方政府是否能結合當地情況,在中央政府面前保持其相對獨立性、能動性。
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帶來的自主性擴張的動力機制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的發揮是通過地方政府特定的行為邏輯來實現的。地方自主性在與中央關系維度上的行為邏輯,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當中央政府的政策指令對地方有利,中央下達的任務與地方利益一致時,地方政府顯然是用足中央政策,利用中央政策提供的機遇,汲取更多有利于地方發展的資源,在完成中央政府任務指標時,同時也促進了地方發展,實現了地方利益和官員政績。比如，中山市政府,中山市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惠者,中山市政府充分運用中央賦予沿海開放城市、珠江三角洲開放區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各項政策,實行以外資為主、經濟結構以“三資”企業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外匯平衡并有結余的政策。中山市從改革開放之初就以發展“三來一補”為跳板,以吸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并不斷鼓勵企業進行科技創新,增強了自身的出口創匯能力,到1990年時,中山的外貿出口總值就達到了1.9億元之多,高于東莞南海,也將近是順德的兩倍。
第二種情況是,中央政策對當地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不是十分明顯,甚至有時由于中央對地方的情況不甚了解,制定的政策可能成為地方發展的阻力,這時地方若能發揮好自主性,同樣也能促進地方的發展。改革開放初期,溫州市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都相當薄弱,在地理位置并無優勢的情況下，深知地方人民迫切擺脫貧窮,創業之心強烈的溫州市政府,頂住層層壓力,溫州市政府往往利用中央政策的模糊性,出臺比中央政策更為寬松的地方性政策,以營造出最為寬松的區域發展政策環境,保護當地私營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溫州市政府在體制轉型之初的種種大膽發揮自主性的行為,就不會有今天難得的“溫州模式”和“浙江模式”了。
由此,可以看出要想使地方經濟充分發展,中央應盡量減少對地方的干預。而在地方經濟和公共管理方面,中央應充分放權給地方,從而調動起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3 地方自主性與市場關系維度
地方自主性在處理與市場關系時的發揮,是地方自主性的在橫向層面的重要體現。這主要涉及,地方政府在經濟體制轉型以來,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時,能否獨立于市場微觀經濟主體,不被微觀利益主體所“俘獲”,制定市場規則,監督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完善整個市場體系。當然地方政府在處理與市場關系,完善市場體系時,根據地方發展的現實情況,自主性發揮的行為邏輯也有所不同,這里的差異不僅表現在不同政府之間,也表現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上。
3.1 不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發揮
僅在政府處理與微觀經濟主體的關系時,就能看出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如何發揮自主性。溫州市政府最顯著的特征仍然是其長期貫徹的“無為”政策,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大多其他地方政府致力于執行中央政策――搞活國有經濟,或大力扶植鄉鎮機體企業發展,發揮政府在資源配置和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導型甚至支配性作用時,溫州市由于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基礎都薄弱,政府并沒有像其他政府一樣廣泛地介入微觀經濟過程。在1978年以前,溫州市沒有一家大型的全民企業,中小企業也只有百余家,且技術條件落后。當年11.12億元的工業產值中,“國有”企業只貢獻了35.6%。
而與溫州模式對應的“蘇南模式”中,地方政府一直扮演“強政府”、“有為”的角色。由于蘇南地區毗鄰上海,地理位置比溫州優越,而在計劃經濟時代,蘇南地區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資源條件,形成了良好的集體經濟基礎,地方政府的資源控制能力較強。
中山市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主要體現在政府在促進企業集群效應的發展中。中山市政府立足于地方經濟發展,積極制定產業政策,提高良好的公共服務,促進科技創新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從而形成了“一鎮一業,一村一品”的集群效應。中山市政府積極引導企業與各高校、科研所合作,用科技來推動當地企業發展。2004年財政一般預算內科學研究支出總額為1.4億元,科技三項費用1.39億元,合計2.79億元,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6.4%。在政府的積極引導下,中山形成了“一鎮一業”的局面：小欖――中國五金制品產業基地；古鎮――中國燈飾之都；沙溪――休閑服裝基地；大涌――中國最大的紅木家具生產基地。
3.2 市場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表現
地方政府在市場發展的不同階段,所應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時期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表現形式。以溫州為例,溫州市政府在處理與市場關系的自主性體現在溫州市市場體系發育的各個階段。
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市場體系發育的初期,這為溫州市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時期溫州市地方政府的“無為”傾向主要體現在溫州市根據溫州的情況理性地對待中央政策。溫州由于資源比較匱乏,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基礎薄弱,以及溫州自古以來形成的濃厚的商業氣息和商業文化,考慮到溫州人民傳達給政府的迫切想要通過經商致富的信息,溫州市政府并沒有像其他地方政府那樣一味執行中央政策,搞活國有經濟、扶植鄉鎮企業,甚至廣泛地介入微觀經濟過程,而是對個體私營經濟采取了寬容、默許的政策。正是溫州市政府的這種“一毛不拔”的管理模式才孕育出今天的“溫州模式”。20世紀八九十年代,溫州先后突破當時政策或法規的框架,做了不少實事,如中國首批個體工商執照的發放、首個關于個體私營企業的地方性法規的出臺等。
在市場體系發育的中期階段,溫州市地方政府主要扮演市場規范角色。主要表現在地方政府開始充分發揮自身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為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最有利的政策支持。主動為個體私營經濟“松綁放權”,在注冊登記、用地、部門服務等方面,給予與公有制企業一視同仁的待遇。
在現階段,溫州市地方政府主要是通過完善自己的服務角色,通過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來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典型的是結合一、二輪審批制度改革,減少行政審批項目,不斷充實、完善市便民服務中心內容。此外,溫州在公共服務方面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實現公共服務市場化過渡,且其市場化程度在全國始終處于領先水平。
由上可知,在處理與市場關系時,即使是同一地方政府在市場發展的不同階段其角色都是不同的,地方政府應積極發揮自主性,為微觀經濟主體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促進和完善市場體系。
4 地方自主性與社會關系維度
關于地方政府自主性與社會關系維度,體現在地方政府在地方壟斷企業、私營企業、利益集團、行業協會等的影響下仍然保持自身的獨立性與能動性,以公共利益為重,秉承公平與公正的原則,管理社會事務,處理與社會各行為主體的關系。
具體來說,地方政府是通過制定各種公共政策來實現資源配置、調節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及矛盾。因此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可以通過政府出臺的各地方公共政策來體現。而公共政策的出臺大致可分為問題的提出、各種備選方案的提出、政府在與各社會力量的博弈中選擇出最后的方案以作為將被執行的公共政策。在這幾個步驟中政府的自主性都會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干擾。在問題的提出階段,強勢群體基于自身的利益擴張,運用行賄、“用腳投票”、對政府施壓等手段反而使處于次級需要的公共問題得以提上政府議程。在問題提出,形成政府議程以后,強勢群體也可以運用手中的各種資源,或對政府施加各種壓力,使最終出臺的政策對他們有利,而有時甚至以損害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他們的利益。
溫州市政府在處理與社會的關系中一直保持了較好的自主性。這與長期以來,溫州以私營企業發展較充分,形成了可以相互制衡的資本力量有關,而不像其他私營經濟發展不健全,或者存在一個或少數幾個寡頭組織的地區。因此,溫州市政府一直可以保持較好的自主性,而少受各橫向社會勢力的擺布。
中山市與溫州市不同,溫州市的民營經濟和個體家庭經濟的發展,使溫州的貧富差距比中山市要小。中山市由于長期發展外向型經濟,城鄉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為此中山市政府在縮小城鄉差距,提供社會保障方面作出了不斷的努力。經過不斷調整完善,中山市已建成一個覆蓋城鄉、管理規范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保障對象包括了城鄉困難居(村)民、困難在職人員、下崗人員、退休人員等,實現了動態管理下的應保盡保,低保覆蓋率達到100%,全市參保達349.4萬人次。到2006年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55元,增長9%。此外,由2009年開始,中山市政府開始了全面的電子政務的建設,進行電子政務改革,以便進一步暢通群眾的利益表達機制。同時,使政府能在透明化的壓力下,保持自身相對于強勢資本勢力的相對獨立性,調動市民社會自我管理的積極性,實現地方政府的自主性。
由此可見,溫州市和中山市政府都在加強自身相對于社會的自主性,通過發展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升電子政府水平等措施,不斷暢通群眾利益表達渠道,提高群眾參與管理的意識,實現政策的公平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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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德理.非均衡格局中的地方自主性――對海南經濟特區(1998―2002)發展的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社會發生了廣泛而深刻變革。如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推進思想道德的進步,是思想道德建設的一個新課題。本文就談一談市場經濟對思想道德的影響。
市場經濟是一柄雙刃劍,它對思想道德既有促進作用,也會在一些方面帶來消極影響。市場經濟對思想道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為:
一、有助于形成符合時展要求的新觀念、新意識
市場經濟是一種自主性經濟,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有充分的自,它們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市場經濟的這種自主性特點,有利于增強人們的主體意識、自強自立觀念。其次,市場經濟是一種平等性經濟,所有進入市場的商品當事人都是平等的,他們僅僅是作為賣者或買者而存在,買賣雙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權,市場中的任何交易都應該是公開、公平和公正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平等性特點,有利于增強人們的民主意識、平等觀念。再次,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性經濟,市場的運作過程始終充滿著激烈的競爭,市場規律、競爭規律時時刻刻在影響著所有參與市場交易活動的當事人,盈利而發展壯大,虧損而萎縮破產,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市場經濟的這種競爭性特點,有利于增強人們的質量意識、效率意識、服務意識、風險意識,促進時間觀念、效益觀念、信譽觀念、科技觀念、人才觀念、管理觀念、創新觀念的形成。最后,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性經濟,它不僅向國內開放,而且向國外開放。市場經濟的這種開放性特點,有利于增強人們的競爭意識、開放意識、開拓創新意識、民族自強意識。
二、有助于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倫理觀、消費觀等各種觀念的綜合體現。一定的生活方式總是由一定的生產方式所決定,并與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民族心理和習俗以及人們的知識水平、生活態度、審美觀念相聯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不斷進步,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不斷豐富多彩,使得那些愚昧落后、封閉保守的生活方式受到沖擊和洗滌,許多同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先進科學技術相適應的工作、學習、休閑、娛樂、消費等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得以確立和強化。目前,勞動致富的思想觀念、開拓進取的時代精神、團結互助的人際關系、文明開放的交往方式、樂觀向上的生活情趣、勤儉節約的消費方式,已成為我國人民生活方式中的主旋律。
三、有助于增強人們的社會主義信念
信念是一定社會中人們所遵循的與目標、理想相關的行為準則,是人們對自己行為的是非、善惡進行自我評價的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每個人憑借自己的信念,以確定自己行為的方向,獨立地判斷行為的是非曲直,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于增強人們的社會主義信念。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不僅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可以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更充分地展示出來,增強社會主義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使經濟和社會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人們從這些成就中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希望。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充滿了信心,堅持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支持和擁護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發揮出了巨大的熱情和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的紅旗在中國的大地上高高飄揚,使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市場經濟對我們思想道德建設提出了挑戰:
一是市場經濟的重利性,易誘發唯利是圖的拜金主義思想
市場經濟承認各個獨立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各個經濟主體也以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為目標。沒有這一點,任何行為就失去了動力,市場經濟的高效率也難以實現。重視物質利益,喚醒了人們的利益意識,推動著經濟不斷發展。但這種重利性原則也強化了人們對利益的斤斤計較,甚至誘發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思想。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作為財富的象征,使得一些人產生了盲目推崇和依賴貨幣的心理,成為貨幣的奴隸。在他們身上,不是人支配著貨幣,而是貨幣支配著人。一些人為了金錢,敢于踐踏一切道德原則,甚至鋌而走險,觸犯刑律。在某些場合,人與人的關系被簡化為裸的金錢關系,人的尊嚴、良心、肉體都成商品,成了可以用來換取錢財的東西。在唯利是圖、見利忘義,“一切向錢看”的思想支配下,一些人把“前途”看成為“錢圖”,說什么“前途、前途、有錢就圖”;把“理想”看成為“利想”,說什么“理想、理想,有利就想”。走私、、販毒、造假、腐敗等丑惡現象沉渣泛起,不少人在物欲的驅使下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二是市場經濟的自主性,容易誘發小團體主義和損人利己的思想
市場經濟的自主性,可以充分調動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自主、自立意識。但也要看到,這種自主性也往往使得一些企業和個人把經濟活動僅僅當作是一種純個體行為,一種純經濟行為,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把自己與他人、與社會對立起來,社會責任感和義務感淪喪。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假冒偽劣、弄虛作假、詐騙、行賄以及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都是利己主義、小團體主義的具體表現。
三是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容易誘發權錢交易、權權交易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