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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20日公布了前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數據，顯示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來GDP增長率連續第六個季度下降。
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國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個百分點。其中一季度增長10.6%，二季度增長10.1%，第三季度增長9%，為4年以來首次降至個位數，經濟增速有加速下滑的勢頭。交通銀行研究報告認為，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導致前三季度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和投資的實際增速下滑?！拔覈鴩窠洕慕Y構正在改善，經濟增長正由依靠外需向內需拉動轉變?！?/p>
對此，興業銀行資金營運中心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9 月份名義消費雖繼續高位加速，但仍未能有效緩沖凈出口和投資增速相對去年同期下降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鑒于房地產持續低迷、未來收入預期悲觀等因素，未來消費將難以繼續保持當前水平。
預期明年增長繼續下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任若恩表示，從第三季度的數據看，下一步下滑速度會加快，因為全世界面臨的衰退風險也比原來預計的要糟糕。任若恩估計，今年全年GDP增長大概在9.5％左右，明年則會繼續下滑。如果按支出法計算，明年的GDP增速可能在8％左右；如果按國家統計局運用的生產法計算，明年下半年GDP的增速可能會降至8.5％左右。
花旗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彭程在分析報告中指出，花旗銀行將2009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從之前的9.4％下調為8.8％。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目標就是“保8”，因而8％的增長率被業內默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底線。不過，任若恩表示，由于國家統計局的計算方法在2004年進行過調整，按目前的計算方法，如果GDP的增長下降為9％，居民和企業面臨的實際痛苦會與1998年時經濟增長下滑至8％相當，因而明年將經濟增長保持在9％以上的速度，非常重要。
不過任若恩認為，從目前的情況看，明年“保9”會很困難，因為從全球環境來看，雖然金融體系的問題大部分已經爆發出來，但是實體經濟的惡化才剛剛開始，實體經濟受影響會有多大，目前還不明確。如果明年9％的增長率保不住，中小企業經營者的日子會很難過，產品賣不出去，又貸不到款，許多企業會破產；普通老百姓則會感覺自己的收入減少，尤其是企業的就業者，收入下降會很明顯，就業也會出現較大的問題，首先受打擊的是農民工。其次由于農產品的價格大幅下滑，農民的收入也會減少。
對于CPI數據，任若恩指出，很明顯，目前通脹已經不是問題，下一步的主要問題可能是出現通縮。任若恩指出，今年年底CPI有望下降至2.5％～3％，今年全年CPI大概在6％～7％，到明年第一季度末、第二季度初，CPI同比可能出現負增長。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分析師諸建芳則認為，明年CPI會大幅回落，個別月份可能會出現負增長，但是全年出現負增長的可能性不大，全年CPI漲幅可能在2％左右，甚至更低?；ㄆ煦y行預期，明年中國的通脹水平可能在2％左右。
宏觀調控轉向“保增長”
從預期的經濟增長形勢來看，宏觀調控轉向迫在眉睫。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向縱深發展，已經影響實體經濟增長，未來我國出口前景不容樂觀。投資方面，由于房地產銷售持續下降、房價開始回調，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開始顯示出下降的趨勢。交行預計，如果房地產投資下降20個百分點，則將導致我國GDP增速下降1個百分點左右。
專家分析認為，我國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將體現以財政政策為主導的擴張傾向，“若以降息、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解凍部分央票等貨幣政策配合，財政政策將發揮最佳效率”。
交行研究部同樣認為，在近期央行連續兩次“雙率齊降”之后，宏觀調控政策基調已經開始轉向“保增長”這一目標。未來有關部門可以通過放松信貸和擴大財政支出的政策來刺激內需增長，這方面還有較大的潛力和彈性。
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部署第四季度經濟工作時已明確指出，要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盡快出臺有針對性的財稅、信貸、外貿等政策措施，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尤其是在當前通脹壓力逐步消除后，政府出臺刺激經濟政策的可選擇余地大大拓寬。
首先，在貨幣政策操作層面將更加靈活。近期，央行已連續兩次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同時利息稅也被暫停征收。在通脹得到有效控制后，未來利率與準備金率調整空間加大，偏緊的貨幣政策將逐步轉向寬松。當然，在銀根由緊縮轉為放松過程中，尤其需要增加對中小企業以及農業的貸款，以便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財政政策有望由穩健轉向積極?；仡櫄v史，在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積極的財政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時至今日，在面臨沖擊力更強的美國金融危機時，財政政策仍堪當重任。而且，我國目前的財政實力較10年前已大大增強，僅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就達34808.19億元。盡管進入下半年，財政收入增幅放緩，同時面臨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的大筆支出，但積極的財政政策仍有很大施展空間。比如，在必要情況下，國家可以加大國債發放量，增加基建、農業、教育、醫療、保險等方面投資，同時配合適度的減稅政策，如提高個稅起征點、加快推進增值稅轉型、取消股票紅利稅等，可有效拉動經濟增長。
關鍵詞：潛在經濟增速 失業率 CPI 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C8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6-5954（2013）08-62-04
在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但這四個變量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如經濟增長較快不利于物價穩定，物價較低不利于充分就業，充分就業會形成貿易逆差，不利于國際收支平衡，因此在經濟學上被稱為矛盾的四邊形。具體到城市，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形成了矛盾的三角形。
從北京經濟的發展來看，卻出現了與上述規律相反的特征，表現在：
1.1999～2007年，北京保持了經濟高增長、失業率高位運行、低通脹的發展態勢。1999～2007年，北京GDP連續9年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年均增速達到12.3%，但失業率（本文為登記失業率）在2005～2007年持續高位運行，其中，2005年達到2.11%，是1978年以來的最高點。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CPI低位運行，1999～2007年年均增速僅為1.3%。
2.從2008年起至今，北京經濟增速放緩、失業率不升反降、企業用工成本上升，通脹壓力較大。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北京經濟增速不斷波動下行，2012年GDP增速降至7.7%，是1991年以來的最低點。2008～2012年GDP年均增速為9.1%，比1999～2007年低3.2個百分點，但同期CPI年均增速為2.9%，比1999～2007年高1.6個百分點，其中2011年達到5.6%，是1997年以來的最高點（見圖1）。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同時，失業率不升反降，由2008年的1.82%降至2011年的1.39%。企業用工成本不斷升高，2012年，在對1570家服務業小微企業的調查中，63.5%的企業認為用工成本上升快是當前最突出的問題，遠高于市場需求不足（36.6%）和原材料成本上升（32.4%）所帶來的影響。
1999～2007年北京為什么能保持經濟高增長、失業率高位運行和低通脹的發展態勢？2008年至今，為什么會出現經濟增速放緩、失業率不升反降、企業用工成本上升、通脹壓力較大的特點？這給政府調控帶來了哪些挑戰？本文以潛在經濟增速為突破口，探討北京經濟增長、物價和就業的內在聯系及上述問題的答案。
一、經濟增速缺口、物價、就業之間的關系
基于不同的理論假設和觀點，不同經濟學派對潛在經濟增速的定義也不盡相同，較有代表性的定義有兩類。第一類是以凱恩斯的理論為基礎，認為潛在經濟增速是在各生產要素達到充分利用，特別是失業率達到“非自愿失業”，社會產出達到最高水平時的經濟增速。第二類是以新古典理論為基礎，認為潛在經濟增速是在給定實際約束條件和不引起通貨膨脹改變時的經濟增速，實際增速圍繞潛在增速上下波動。當實際經濟增速大于潛在經濟增速時，將二者的差值稱為正缺口，當實際經濟增速小于潛在經濟增速時，將二者的差值稱為負缺口。
由于物價和失業率相對經濟增速是滯后指標，因此當增速缺口為負時，經濟體中就有未被充分利用的要素，勞動力市場就會存在著非自愿失業的現象，這是經濟運行效率的損失，這種要素不充分利用尤其是非自愿失業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可能引發其他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反之，當增速缺口為正時，生產要素處于過度使用的狀態，由于要素的稀缺性，市場競爭會導致要素價格上漲，從而帶動其他產品價格的上漲，就會有引發通貨膨脹的可能。因此，在短期，通過比較潛在經濟增速與實際增速的缺口，可以估測通脹壓力和就業形勢，從而更有針對性地采取適度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在長期，只有以潛在經濟增速為基礎制定經濟發展規劃，才能達到可持續、健康、協調發展的目標。
二、北京潛在經濟增速的測算
本文分別使用H-P濾波法和對比法來測算北京潛在經濟增速。
（一） H-P濾波法
以1978年北京GDP總量為100，對同比可比價增速進行H-P濾波分解（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建議，取λ=6.25），得到北京潛在經濟增速（見表1）。
（二）對比法
對比法是將北京與一些發達國家和城市作對比，從中找出規律來判斷北京的潛在經濟增速。為方便國際多邊比較，本文采用以購買力平價為基準，在國際上權威性和公認度較高的麥迪森世界經濟史數據，以1990年的麥迪森國際元為計量單位進行比較。
從發達城市經驗來看，它們大都經歷了一個為時30余年的高速增長期。隨著人均GDP突破2萬國際元，轉入中速增長階段。如中國香港從1963～1994年經濟保持了30余年的高增長，年均增速為7.7%，1994年人均GDP達到2萬國際元，之后經濟增長下降一個臺階，1995～2010年GDP年均增速為3.5%，比前一時期下降4.4個百分點。新加坡從1963～1997年經濟也保持了30余年的高增長，年均增速為8.7%，之后經濟增長下降一個臺階，1998～2010年GDP年均增速為5.3%，比前一時期下降3.4個百分點。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經過30余年的高速發展，到2010年，人均GDP已達到19764國際元，1978～2010年GDP年均增速為10.5%。隨著人均GDP突破2萬國際元，根據發達城市的發展規律，北京經濟增速將下降一個臺階，由高速增長期進入中速增長期。2011年和2012年北京GDP增速分別為8.1%和7.7%，比前期（1978～2010年）年均增速分別低2.4個和2.8個百分點，符合上述規律。對比發達城市的經驗，未來北京潛在經濟增速將比1978～2010年年均增速低3個百分點，為7.5%左右。
根據上述兩種計算方法判斷，2012年北京潛在經濟增速為7.9%，2013～2017年北京潛在經濟增速將降至7.5%左右，由高速增長期進入中速增長期。
三、從潛在經濟增速分析北京經濟增長、物價和就業的關系
1999～2012年，北京和全國的GDP、CPI同比增速及失業率（數據截止到2011年）相關系數分別為0.62、0.72、0.77，這表明一方面北京作為一個城市，上述三個變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全國經濟形勢的影響，北京這些變量的變化包含全國經濟形勢對其的影響；另一方面，說明這些變量與北京自身經濟運行情況有關，北京經濟增速缺口、物價和就業的內在聯系并不完全由全國經濟形勢來決定，需要深入分析。
由于潛在經濟增速是經濟運行中各變量達到均衡狀態時的增速，因此，當實際增速大于潛在經濟增速，就有可能引發當期或下期出現通貨膨脹。1978年以來，北京CPI六次出現峰值，都伴隨著當期或前期實際經濟增速大于潛在經濟增速的情形（見表2）。
同樣，當北京失業率下降時，也多次伴隨著當期或前期實際增速大于潛在經濟增速。如1980年北京實際增速大于潛在增速3.4個百分點，1981年失業率比上年下降0.32個百分點；1983～1984年連續2年實際增速大于潛在增速，失業率在1983～1986年間連續4年出現下降；2006～2007年、2009～2010年實際增速都大于潛在增速，當期失業率也隨之下降。
反之，當實際增速小于潛在經濟增速時，即增速缺口為負時，就可能出現物價下跌，失業率上升。1978年以來，北京CPI五次出現波谷，都伴隨著當期或前期實際增速小于潛在經濟增速的情況（見表3）。
同樣，當北京失業率上升時，也多次伴隨著當期或前期實際增速小于潛在經濟增速。如1981～1982年連續2年實際增速小于潛在增速，1982年失業率為1.62%，是1979～2004年的最高點；1989～1990年連續2年實際增速小于潛在增速，1991年失業率比上年上升0.1個百分點；2005年實際增速小于潛在增速0.7個百分點，當年失業率達到2.11%，創下1978年以來的最高點。
由上述分析可知，決定物價、就業的一個重要變量是實際經濟增速和潛在經濟增速的差值，即經濟增速缺口，而不是實際增速本身。1999～2007年，北京潛在經濟增速始終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年均增速12.1%，是1978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段時期，與實際經濟增速（年均12.3%）基本一致。這是本時期內北京經濟呈高增長、低通脹態勢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之，當潛在經濟增速較低，并低于實際增速時，即使實際經濟增長較慢，也可能會引起當期或下期出現通貨膨脹。2006～2007年，北京實際經濟增速已連續2年超過潛在增速，2008年盡管實際經濟增速下降至9.1%，但CPI同比漲幅達到5.1%，是1998～2008年的最高點。2010年北京實際增速為10.3%，高出當年潛在經濟增速1個百分點， 2011年盡管北京實際增速僅為8.1%，但CPI同比漲幅達到5.6%，創下1997年以來的最高點（見圖4）。潛在經濟增速下降是這一時期北京經濟呈低增長、高通脹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潛在經濟增速下降給政府宏觀調控帶來的新挑戰
2006～2012年，北京潛在經濟增速連續7年下降，2012年降至7.9%，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潛在經濟增速的下降表明，從長期看，北京經濟增長將下降一個臺階，這同時也給政府宏觀調控帶來了新挑戰。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挑戰：
（一）政府宏觀調控“進”“退”兩難
2011～2012年，北京經濟年均增速為7.9%，這說明要實現“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年均增長8%的目標，2013～2015年年均增速要達到8.1%。但是，2006～2012年北京潛在經濟增速連續7年下降，2012年降至7.9%，未來增速則在7.5%左右，因此，要實現“十二五”目標，2013～2015年年均實際經濟增速要比潛在增速高0.2～0.6個百分點，這在客觀上要求政府提高經濟增速，要求“進”。同時需要看到的是，根據上述分析，當實際經濟增速大于潛在增速時，就有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因此，潛在經濟增速下降使政府宏觀調控在保持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兩個方面“進”“退”兩難。
（二）政府財政“收”“支”兩難
隨著人口增加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北京財政支出不斷擴大，特別是在節能環保、交通運輸、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剛性支出迅速擴大。未來一段時間，北京在民生社保、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支出還將繼續提高。同時，政府要實現“十二五”期間8%的增長目標，也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在客觀上都要求政府財政收入需保持較快的增速，以滿足財政支出日益擴大的需求。
財政收入要保持較快收入，要求經濟增長保持較快增速，而潛在經濟增速下降必將拉低實際經濟增速，縮小政府財政收入提升的空間。在政府財政剛性支出不斷增大的情況下，潛在經濟增速下降使政府財政“收”“支”兩難。
（三）投資“質”“量”兩難
投資是通過投資乘數對總產出產生拉動作用，投資乘數即新增單位投資帶來總產出的變化，投資乘數越大，投資對經濟拉動的作用越明顯。投資乘數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增速缺口成反比的。增速缺口越小，投資乘數就越大，投資的效率就越高，相同投資量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就越明顯；反之，增速缺口越大，投資乘數就越低，投資的效率就越低，相同投資量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就越弱。
當前，投資依然是拉動北京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潛在經濟增速的回落使得要實現“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年均增長8%的目標，實際增速必然要超過潛在增速，投資乘數和投資效率會迅速降低，進而抑制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經濟增長，只能加大投資的數量，回到“量”大“質”低的低效發展方式。因此，潛在經濟增速下降使得投資的“質”和“量”的矛盾更加突出，這在一定程度上給政府“穩增長”帶來了新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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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7年，中國積極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圍繞解決宏觀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的方向、節奏和力度，綜合運用多種宏觀調控手段和方式，既注重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根據形勢的變化適時適度地調整政策，促進了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避免了出現大的起落。
2007年下半年，根據當時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問題，特別是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的壓力較大，價格上漲的壓力較為突出，200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雙防”目標，即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物價由結構性上漲轉為明顯通貨膨脹。
進入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不斷加深，世界經濟增長放緩，許多國家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國內接連發生歷史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特大地震災害和洪水災害，災區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適應形勢變化，7月份中央及時提出了“一保一控”方針，即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盡管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較多的不利影響，但由于我們高度重視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較好地把握了宏觀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中國經濟總體上保持了增長速度較快、價格漲幅趨緩、結構有所改善的較好態勢。
但是，由于美國金融危機影響蔓延加深，對我國經濟影響逐步加大，外部沖擊使正在抑制經濟過熱、減緩增長速度的中國經濟增速回落步伐較快。經濟增速從2007年第二季度的12.7%下降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10.1%，下降了2.6個百分點。第三季度只有9%，下降近3個百分點。從年度看，可能下降2個多百分點。
對此，我們既應該高度重視，又不要反應過度。這既是挑戰，又是調整經濟結構，深化改革的大好時機。
二、關于2009年的經濟形勢
預計2008年全年中國GDP將增長近10%，增幅比去年全年回落2個百分點左右。據估算，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為50%左右，約拉動GDP增長5.0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的貢獻率為53%左右，約拉動GDP增長5.3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貢獻率和對GDP增長的拉動可能是負數。
當前，美國金融危機仍在進一步發展，2009年的世界經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0月9日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計，2008年全球經濟增幅僅為3.9%；該組織7月份的預期增幅為4.1%。IMF還將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由3.9%下調至3%，為200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IMF將美國2008年經濟增長預期由7月份時的1.3%小幅上調至1.6%，將2009年美國經濟增幅預期由之前的0.8%下調至0.1%。IMF將歐元區2008年經濟增長預期由7月份的1.7%下調至1.3%，并將2009年經濟增幅預期由1.2%下調至0.2%。IMF預計，經物價因素調整后，日本經濟今年將增長0.7%，低于7月份預計的1.5%，IMF還將日本2009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由1.5%下調至0.5%。IMF將對中國2008年GDP增長率的預期維持在9.7%不變，但將2009年增幅預期從7月份時的9.8%下調至9.3%。
受次貸危機影響，2008年及2009年發達經濟體的內需將進一步下降，進而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造成影響。美國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根據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近期數據（2002―2007年）粗略測算，中國出口增長率與美國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美國GDP增長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中國出口增長率平均將下降5.2個百分點。次貸危機對中國出口的影響程度將主要取決于世界經濟減速的程度。2007年美國GDP增長率為2.2%，受次貸危機影響，如果2008年美國GDP增速下降到IMF所預測的1.6%，則2008年中國出口增長率將比2007年下降3.1個百分點左右；如果2009年美國GDP增速下降到IMF所預測的0.1%，則2009年中國出口增長率將比2008年下降7.8個百分點左右。
初步判斷，2009年雖然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確定因素，但是只要我們宏觀調控措施及時得當，在外需增長顯著減緩的條件下，積極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穩定投資，適度增加非生產性投資力度，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關鍵性領域改革步伐，則2009年GDP增長率雖然可能將繼續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以上的增長，同時可以把通貨膨脹控制在5%以下。
三、采取靈活審慎的態度搞好當前的宏觀調控
在新形勢下，為了促進經濟繼續又好又快發展，應采取靈活審慎的態度和方法搞好當前的宏觀調控。調控的重點應由主要防通脹轉為主要保持經濟適度快速增長。為此，財政政策要從穩健轉為適度擴張，貨幣政策要由從緊轉為適度放松，并注意兩者之間的協調配合作用。防通脹雖然仍是宏觀經濟政策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但要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第一，處理好經濟增長速度與控制通貨膨脹的關系。雖然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具有明顯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但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和這樣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性。當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過高時，通貨膨脹率會上升；相反，如果要把過快的經濟增長速度迅速降下來，通貨膨脹率肯定也可以降下來。但是，在目前美國次貸危機加深、國際經濟不確定性顯著加大的情況下，我們不能讓經濟增長速度回落過快，因此，我們只要能夠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內即可，不必苛求把通貨膨脹率過快降下來。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的實際情況來看，把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控制在9%左右較為合適。經濟增長速度過高會加劇許多結構性矛盾，并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速度過低不利于增加就業，不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并可能引發通貨緊縮。在充分吸取以往歷次宏觀調控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今后我們應更好地處理經濟增長速度與控制通貨膨脹的關系，保持經濟適度的平穩較快增長，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第二，處理好農民增收與控制通貨膨脹的關系。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和難點，是落實擴大內需方針的必然要求。近幾年來，中央把促進農民增收作為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扭轉了農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但是，今年以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農業生產比較效益持續下降影響了農民增收。
受石油價格高企推動的谷物燃料化、新興國家糧食需求上升、美元貶值等因素的影響，2007年以來國際糧食價格已顯著上漲。雖然近幾年我國糧食價格也有一定程度的上漲，但在限制糧食出口等政策的作用下，目前我國糧食價格仍然顯著低于國際市場價格。糧食食品價格上漲有合理性的一面，有利于農民增收。我國農產品價格顯著低于國際市場價格為我們進一步理順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提供了外部條件。逐步理順農產品價格，兼顧消費者承受能力和生產者利益，使農產品價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在通貨膨脹壓力趨緩時，逐步提高糧食價格。因此，要處理好糧食漲價與控制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把兩者更好地結合起來。糧食漲價后，對城鎮低收入者的影響可通過加大補貼力度來解決。
第三，處理好理順資源要素價格與控制通貨膨脹的關系。今年初開始實施的價格管制是應急的措施，對成品油、電力實施的價格管制以及對食品、鋼材、水泥等商品實施的臨時價格干預措施對于短期抑制高通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長期持續的價格管制，不僅不利于消除通脹壓力，而且還會導致供給短缺與資源配置不當。在全球化的環境中，資源要素價格扭曲相當于我國對全世界的補貼。從長期來看，一旦通貨膨脹壓力趨緩，應抓住機遇，理順資源要素價格機制。
理順資源要素價格、逐步消除價格扭曲，是實現節能減排的內在要求。當前，要處理好理順資源要素價格與控制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把兩者更好地結合起來。在通貨膨脹壓力趨緩時，應繼續有步驟、分階段地理順電力、煤炭、液化氣、天然氣等資源要素價格，不斷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此外，在防止經濟增速過多過快下滑，保持平穩較快增長時，還必須十分重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業較為充分，居民、企業、政府的收入增加較多，許多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問題被掩蓋下來。當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過快發展時，即使總量供給能夠滿足需求擴張的需要，結構性供需矛盾也能產生通貨膨脹問題。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的加劇而采取的緊縮性政策將使經濟增長速度放慢，進而使原先在高速增長時期被掩蓋下來的結構性矛盾逐步暴露出來。因此，經濟增長速度的適度減慢是解決經濟增長過快時期積累的問題的機遇。我們應該積極主動地利用增速減緩時期價格漲幅同時減緩的條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增長速度一定程度的減慢具有積極意義。
在目前外需有所放緩的條件下，處理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關系具有尤其重要的現實意義，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要采取有效措施，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關鍵詞：聯立方程 經濟增長 2SLS
消費、投資、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其中消費是GDP增長的主導因素。消費占GDP的貢獻率中通常占50%~60%左右，國外消費占GDP的貢獻率一般高達70%~80%左右，美國、英國甚至高達85%以上。投資主要由企業及個人投資和政府投資組成，企業及個人投資仍然主要取決于銷售，取決于消費。政府投資的適當增加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依靠財政收入的政府投資畢竟是有限的，政府投資和財政收入仍然與消費密切相關?？梢钥闯?，消費的地位是如此地重要，所以有必要對經濟增長的消費結構進行統計分析。
吳巧云等（2007）在《利率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調控效果分析》一文中通過實證檢驗，指出利用利率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進行調控效果不理想，并進一步建立模型分析發現，調控效果不明顯的原因有:央行對利率的管制，導致利率與固定資產投資的相關關系不確定;我國當前投資收益偏高，使投資主體對成本不敏感；行政控制力或貨幣政策對貨款的直接作用，也使利率對投資的影響效果不顯著。楊江娜等（2007）在《我國貸款利率對固定資產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一文中指出，理論上貸款利率的高低對固定資產投資產生很大的影響――低利率對固定資產投資活動有刺激作用，高利率對固定資產活動有抑制作用，但是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我國貸款利率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
本文在相關模型的構建上通過數據分析同樣得出了實際貸款利率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不顯著，從而重新構建模型，最后很好地說明了經濟增長的結構分析。
模型設定
反映經濟增長的指標有人均國民收入、農業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GDP等。GDP是國際公認最綜合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現代化以及經濟實力和增長的指標，它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區域內一定時期經濟生產過程的最終成果，能夠較好地反映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因此，本文用GDP來反映一國的經濟增長，研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就是研究GDP與消費、投資、凈出口等之間的關系。
在國民經濟系統中，由于人們消費心里因素等原因，最終居民消費決定于上期的產出水平，同時它又是同期產出的一個部分，因此必定受它的影響，故應將總產出滯后項列為解釋變量。同時，通常情況下稅收水平會間接地影響居民的最終消費，因此，考慮到相關因素，最終建立消費方程為：
其中Ct為最終消費，Yt為總產出、用GDP表示， Tt為稅收水平，β0、β1、β2、為對應系數。
投資發展水平取決于上一期的經濟規模和利率影響，由于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滯后性，上一期的效應往往會傳遞給下一期，利率相當于資本的價格，直接影響著投資。據此，建立投資函數（雖然下文我們剔除了利率這個因素，但這里為了使得問題的周全，暫時可以實際貸款利率這個因素考慮進來，這不會對本文的分析造成影響）：
式中相關系數解釋同上面的消費函數。
稅收水平決定于一國的經濟規模，隨著經濟規模不斷壯大，稅收快速增長，因而，建立稅收函數：
式中相關系數解釋同上面的消費函數。
凈出口受經濟體整體水平的制約，同時也會受到國內消費需求的影響，因此最后確定的凈出口方程為：
根據模型可識別的階條件，構建的模型都是可以識別的，雖然階條件只是模型識別的必要條件，但是在Andrew Harvey的《The Econometrics Analysis of Time Series》的第二版指出，階條件通常已足以保證可識別性，雖然當心秩條件是重要的，但不去驗證它，一般不會造成什么危害。綜上所討論，建立聯立方程模型為：
消費函數：
投資函數：
稅收函數：
凈出口函數：
收入恒等式：
其中： C：消費支出，，Y：收入，I：投資，T：稅收，G：政府購買，r：實際存款利率，u：干擾項，NX：凈出口。
模型中的內生變量是C、I、T和Y，而前定變量是G（政府購買）、r、Yt-1 。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運用1990~2007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其中，實際存款利率的數據根據相關利率加權而得）。
樣本數據是將現價數據換算成1978年可比價后的數據，其中國內生產總值、凈出口用GDP縮減指數換算；居民最終消費、政府消費和稅收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換算；由于1991年前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是沒有的，所以固定資產投資用1991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換算 （991=100），1990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設為（1991=85）。處理后的樣本數據如表1所示。由于利率已經是實際貸款利率了，所以本文沒有對利率再進行處理，相關數據都保留了兩位小數。
實證研究
運用Eviews 6.0對所構建的聯立方程進行參數估計，用到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2SLS）方法。聯立方程模型的參數估計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不論是從參數的經濟意義還是統計意義上出發，整體上除了投資方程中利率的系數不顯著外，聯立方程模型的構建都是合理的，進一步驗證了利率對固定資產的影響不顯著。因此，聯立方程進一步構建成以下形式：
消費函數：
投資函數：
稅收函數：
凈出口函數：
收入恒等式：
投資方程剔除利率后的兩階段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不論是從參數的經濟意義還是統計意義上出發，聯立方程的構建是合乎人意的，各個方程的具體形式如下：
調整R^2=0.999DW=1.42
稅收系數為0.45，表明稅收增加1億元，消費將增加0.45億元，這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稅收的增加使得政府的消費支出大于居民的消費減縮，從而使得稅收的增加對消費產生正的效應。
調整R^2=0.937 DW=0.19
前一期的收入對當期的投資有較大的影響，原因在于上一期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構成了當期投資的基礎，對當期的投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調整R^2=0.953DW=0.28
該方程的各項系數均可以通過檢驗，說明國家可以通過調節稅收反過來影響收入（二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
調整R^2=0.713DW=0.54
該方程的各項系數均可以通過檢驗，由此可見當期消費對凈出口產生顯著的影響，當期消費每增加1元，會帶來凈出口增加0.24元。
為了進一步研究前定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估計出關于模型的簡化式。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所以構建了政府購買和經濟總量滯后一期的計量模型，結果為：
調整R^2=0.999DW=0.60
由于模型的簡化式參數表述的是前定變量對內生變量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的總和，因此可由簡化式模型的參數找出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每當期政府消費每增加1元，會帶來當期的產出增加0.57元。
結論
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投資和稅收都產生直接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正向的，即經濟的增長會帶來消費、投資和稅收的增加；政府的稅收用于購買與個人因稅收而減少消費相比，政府的購買規模大大超過了個人的消費抑制。前期的經濟總量對當期投資的影響具有正的作用，因此要想未來投資具有更大的規模，必須在現階段增加經濟總量；與人們觀念不同的是消費反而增加了凈出口，說明消費的很大一部分還是國內生產的，這使得國內的產業有條件擴大規模并間接地帶動了凈出口；在適當的程度上，應該加大政府的購買力，以進一步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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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性
在去年上半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延續了前年以來的回升走勢。然而，由于國內外的經濟環境在不斷的改變，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從國內環境來看主要包括：目前的經濟增長動力在不斷削弱、對國內外的市場的需求結構所進行的調整力度不足；分析國外因素主要是：當前歐洲作為債務國家，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等。種種不利因素使得我國經濟的復蘇步伐十分緩慢，除此之外，還使得我國有關宏觀調控部門對于接下來的預測和抉擇造成困擾。我國的經濟研討課題組主要針對最新的有關宏觀經濟類問題所關系到的對于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決策層面中短、中、長期經濟適度性增長的根本體制，進行了一個比較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并且具體地對其增長速度的適當性進行一般性分析。這一舉措對于完善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以及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意義十分重大。
一、概述
目前，我國宏觀經濟的增長模式是否健全，從長遠的角度出發，這種增長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并且怎樣才能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這些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話題。目前對于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是以怎樣的標準來進行判斷；推斷其是否符合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這一系列的問題引發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密切關注，于此同時，也吸引了世界經濟組織的高度重視。對于目前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否合理科學，并且根據原有的數據和經驗進行總結，主要從有關我國經濟增長速率的比例中具體歸納出以下幾點標準：
(一)根據經驗數據進行推斷分析
這種方法通常情況下是根據原有的經驗進行預測，因此常參入人的主觀想法。
(二)加權預測方式
通常情況下根據往年的實際經濟增長速率，分別為它們配備不同的權數，然后再對下年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預算。
(三)對GDP的增長率進行預算
根據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相結合對其進行具體預測。
(四)對于資源、能源消耗和環境的規范
有很多學者主要從資源的可持續性以及環境方面來確定經濟的發展方式。
二、政府在判斷經濟增長速度時的經驗與內在邏輯
我國的經濟能否又好又快的發展，與具體的經濟改革措施的成敗有關，并且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水平的改善。對于這項重要的研究課題。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具體進行闡述：
(一)短期層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征
通常情況下，我國每年年末必定會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這一會議的過程中，對于來年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增長速度等等做出相應的預測和判斷。一般情況下，主要通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方式來保持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又好又快地快發展。然后進一步實現經濟發展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的有機統一，同時構造相應短期的交集，這對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意義。除此之外，政府長期堅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以及政策轉向的靈活性。
(二)中期層面：建國以來的“五年計劃”和“規劃”
對于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具體現實情況，我國相關政府已經對短期增長速度做了較為詳細的考察以及目標和策略的制定。不過對于中期的增長速度規劃具體應該怎樣制定或以什么為依據來進行制定，這就是目前中國所制定的新的五年計劃，并將它作為較為理想和科學的奮斗目標。
(三)長期層面：關于黨的歷次會議中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具體特征
通常情況下，我們稱十年或者十年以上的計劃為長期計劃，在此我們以十三大“三步走”的戰略目標、以及十四大、十五大還有十六大關于經濟增長方面的策略為依據，來對我國適度的經濟增長進行全面考察。
(四)我們從凱恩斯與古典學派探討的問題比較短、中、長期
短期策略主要是通過執行計劃來實現；而中期目標是對長期策略進行具體劃分，以便應用于實踐；長期策略是對經濟的發展方向以及戰略目標進行具體合理的規劃。三者的內在關系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
結束語
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狀況，本文主要通過對經濟學者們關于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性的探討以及政府對于短、中、長期目標的制定進行考量和研究。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根據國情而言，各國的宏觀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性并不是一層不變的而且沒有統一的標準；其次，我們應該正確衡量現實與理論上的總體經濟運行態勢，切勿急于求成；最后，正確處理短、中、長期策略，將它們有效的糅合后具體付諸實踐，以便于我國實現宏觀經濟適度性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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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關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要求，以保險業因素為切入點，探索宏觀經濟增長與保險業發展的動態關系，運用實際總保費收入和我國實際GDP數據對兩者因果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在我國兩個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有顯著貢獻，這與之前研究得出結論不一致。本文在此基礎上總結了原因，提出了“十二五”期間相應政策建議。
關鍵詞：保險 經濟增長 協整 格蘭杰因果
“十二五”規劃綱要在有序拓展金融服務業與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中，對保險業進一步發展提出具體要求，綱要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建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預警體系和處置機制，……強化保險機構的創新服務能力和風險內控能力，加強保險業償付能力監管，深化保險資金運用管理體制改革，穩步提高資金運作水平”。
既有金融與經濟增長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銀行業方面，保險業與經濟增長聯系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多集中于理論探索，實證研究更少。在傳統貨幣經濟學理論中，銀行作為流動性來源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一環，對真實經濟有深遠影響。
然而保險作為特殊的金融中介，承擔著風險轉移分擔功能，對于真實經濟增長的影響同樣不能忽略。本文研究結合當前中央工作重點，集中于我國的宏觀實證數據，以期對我國保險業發展提供政策參考。
目前闡述保險業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主要研究成果認為，保險市場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保險業是否能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與國別特征有關；現階段我國保險市場功能的發揮受到約束條件的限制，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均衡關系，但是在用名義值與實際值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的時候卻發生了分歧：以名義值檢驗的結果表明經濟增長是保險發展的格蘭杰原因，但是反之不成立；而以實際值檢驗的結果說明兩者之間互不為格蘭杰原因。
考慮到保險業與經濟的互動作用與監管環境、經濟結構與文化形態有關，所以本文主要以我國為例，利用我國2000年第1季度-2010年第3季度之間的季度數據進行分析。
實證檢驗分析
（一）基本關系
1.保險業發展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保險的基本職能是轉嫁風險和補償損失，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顯著正外部性，能從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兩個方面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保費提高還可降低逆向選擇風險。
保險作為金融中介，通過影響資本積累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Lemond（1994）認為，保險投資一方面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規模，另一方面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Levine和Zervos（1996）則指出，保險通過資本積累使資金流動性提高，能夠促進經濟增長。
2.經濟增長能夠提高保費收入。消費方面，經濟增長會帶動消費增加。Outreville（1996）認為，GDP每增長1%，會帶來超過1%的非壽險需求增長。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滿足了基本生存需求后，保障性需求的增加會使人們更多的購買儲蓄性保險產品。對生產方面來講，GDP的增長會帶動企業的新增投資，新增投資部分的保險需求會增加社會的保費收入。
3.我國保費收入同GDP的聯系。饒曉輝、鐘正生（2005）認為現階段保險市場的發展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才是保險市場發展的原因。但從近年保險業市場迅速發展形勢來看，我國保險市場正在逐漸發揮其轉嫁風險和風險補償功能，金融抑制現象也有所改進，社會主體在考慮消費和投資行為時會更多的考慮保險因素，因此，保險業發展對于GDP增長的正向沖擊可能越來越明顯。我國經濟增長對于保險業發展的解釋力可能依然較強。
（二）研究方法
本文涉及兩個宏觀經濟變量，即代表保險業發展的總保費收入和代表經濟增長的GDP，選取實證研究常用的VAR模型。下面是兩變量的VAR模型簡化形式：
y1t=α(L)y1t+β(L)y2t+ε1t
y2t=γ(L)y1t+θ(L)y2t+ε2t
本文涉及的兩個宏觀經濟變量具有典型的非平穩序列的特征，需要先進行協整分析，VECM表達形式如下：
φ(L)Yt=C+AB`Yt-1+εt
協整關系分析要求樣本量較大，因此本文利用2000年1季度-2010年3季度的實際總保費收入（PI）季度數據作為保險業發展水平的度量指標，利用同時段實際GDP季度數據（RGDP）來衡量經濟增長的水平，共43個樣本。
（三）模型檢驗
1.單位根檢驗。本文所有計量分析均使用Eviews6.0完成。由于是季度數據，設定最大滯后階數為8，采用AIC信息準則確定最優滯后階數。通過檢驗發現，兩個序列都為非平穩序列，因此可以確定PI和RGDP都為I（1）序列。ADF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2.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單位根檢驗，確定PI和RGDP兩個序列都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兩者可能存在長期協整關系。獲得協整向量的估計結果（即矩陣B`），得到均衡誤差B`Yt-1，進一步得到VECM系統的估計結果。利用“Lag Order Criteria”來進行滯后期數的選擇，結果顯示所有信息準則和似然比率檢驗法均指向6，按照“多數原則”，協整分析應該建立在VAR（6）的基礎上。在EViews6.0 VAR模型滯后期數的判斷結果基礎上，得出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一般來說，跡統計量的結果更加可靠，因為跡統計量實際上是一個聯合顯著性檢驗。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跡統計量關于協整向量個數為零的原假設p-值相當接近10%，因此本文依然認為我國保險業實際總保費收入與GDP之間可能存在一種長期均衡關系。Johansen協整分析還得出了標準化的協整向量為B`=(1.000000，-1.139381)，則兩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方程為：
PI-1.13938RGDP=0
(0.14272)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4顯示在10%顯著性水平下，實際總保費收入是實際GDP的格蘭杰原因，而實際GDP卻不顯著為實際總保費收入的格蘭杰原因。利用2000年第1季度-2010年第3季度之間的樣本數據得出的結論與以往的部分研究結果出現明顯的不一致。
但RGDP對于PI的Granger casualty接近10%，同時RGDP對于PI的理論解釋力較強，可以認為RGDP對于保費收入有一定的解釋作用。而PI對于RGDP的Granger casualty在5%的水平下依然顯著，可以認為PI對于RGDP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
4.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由于前面進行了Johansen協整檢驗并且得出了一個協整向量，因此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觀察當PI與RGDP之間的這種長期均衡關系發生偏離時，兩個變量如何對其進行反應。下面是根據Johansen協整分析所得出的結果：
PIt=-0.290967zt-1+ε1t
(0.12117)
RGDPt=0.227861zt-1+ε2t
(0.12885)
這表明，在RGDP的t期不變情況下，PI在t期變化消除前一期29%的非均衡影響；在PI的t期不變情況下，RGDP在t期變化增加前一期22.8%的非均衡值。
結論
GDP和保費收入兩個經濟變量都是一階單整過程，即保險業的發展和國內生產總值都具有持久上升發展趨勢。協整關系分析說明PI和RGDP之間存在明顯協整關系，長期均衡關系大致為實際GDP每變動一個單位，實際總保費變動1.14個單位。隨后進行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表明PI對于RGDP的解釋作用明顯，而RGDP對于PI也有一定的解釋力。
保險業的健康發展對于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結合保險業發展歷程以及新一輪五年規劃期間（“十二五”規劃）對保險業的具體要求，總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整體政策上對保險業的關注與支持，建立健全保險體系。由于保險業的發展和國內生產總值都具有持久的上升發展趨勢，國家對保險行業的政策支持，有利于社會資本和財富面臨的風險得到釋放，投資和消費將得到更強的信心支撐，也利于充分發揮保險業的金融中介功能，發揮經濟增長對于保費收入增加的顯著積極作用，與宏觀經濟的增長形成良性循環。
第二，積極拓寬保險服務領域，鼓勵發展適合投保人需求的多樣化險種，滿足市場需求。既然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表明實際總保費對于實際GDP的解釋作用明顯，那么宏觀經濟增長與保險服務領域拓寬帶來的保險業務量增長具有重要的因果關系。
“十二五”規劃強調，要發展責任保險、信用保險，開拓巨災保險，借鑒成熟保險市場的經驗，探索新的發展形式。同時理性處理政府與市場定位，充分發動政府普及保險知識的作用，利用財稅優惠政策鼓勵投保；在市場方面，可以通過聯合基金等形式，將商業保險機構與政府資金通過資本市場結合起來，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
第三，促進保險體制創新，推動保險業務改革。目前保險體制更新較慢，保險業務形式不夠新穎，阻礙保險業務的拓展，對宏觀經濟產生了不利作用。
我國目前五大傳統社會保險正在不斷完善，但存在社會保險資源分配不均等困難。保險體制優化與創新，一方面應該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同一管理，改變政策統籌不夠全面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應該加強商業保險思想在社會保險制度中的作用，靈活運用社會保險執行方式，加大保險制度建設的激勵。
第四，強化保險業風險控制能力，從保險機構自身風險內控和外部監管體制優化這兩方面入手，提高保險機構的資金運作水平。協整關系分析說明RGDP與PI的長期均衡及其逆向解釋同時成立，那么保險機構資金運作水平的提高對于保險業整體風險的控制，以及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也具有關鍵作用。
保險機構自身風險內控可以從保險風險證券化入手，提高保險風險的量化能力與精算水平，合理厘定費率、建立準備金。
《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2006）為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隨著保險業的金融深化，政府應該通過總結這一進程中新的問題，進一步強化銀監會等職能部門的本職功能，覆蓋更為廣泛的保險監管體系。
綜上所述，過去十年間保險業的發展已經為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促進作用。根據以上分析和我國宏觀經濟持續向好的形勢，保險業也將得到進一步的規范與發展?！笆濉币巹澠陂g，將是我國宏觀經濟面臨重大挑戰的五年，保險作為重要的金融因素，其健康發展對宏觀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計量分析與政策解讀，提出政策建議作為參考，不足之處還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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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速公路 經濟因素 交通量增長 預測模型 蒙特卡羅
交通量是決定高速公路項目經濟效益的核心內容。國內外很多學者都做過相關研究，國內學者對交通量的預測大多數采用了神經網絡預測方法。這種方法是在分析影響某條高速公路所在地的國道、縣道等歷史數據的基礎上進行的。一些學者也利用影響交通量的其他因素直接對交通量的大小進行估計。分析過程中很多不確定因素只能依靠預測者的主觀猜測，因此，找到影響交通流量的宏觀經濟因素是十分必要的，而得出一種基于宏觀數據的準確預測模型更是迫在眉睫。
一、影響交通量增長的經濟因素
目前，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影響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長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收費公路本身的一些物理參數（比如：隧道和橋梁的數量，這一地區受洪水、山崩等的傾向）；二是國家的經濟指標或者地區的經濟指標。
Matas（2001）的研究模型是建立在1981年～1998年的72條公路的數據的基礎上回歸而得出的。Matas利用GDP作為國家經濟指標進行研究。他的研究顯示交通量變化的百分比直接受國家經濟指標變化的百分比影響。與他的研究相符和的是，一些學者利用地區經濟指標的變化量作為影響交通量的變量。影響交通量的地區經濟指標包括：失業人口，就業人口，失業率，工資，零售量，稅收收入，CDP和人口數。
Ash and Bazile 在2004年做過的相關研究顯示：在發展中國家，長期的交通量增長近似等于經濟增長的水平。而Matas的研究結果顯示影響交通量變化的最顯著因素是地區經濟變量中的失業人口。因而，本文的選取地區生產總值，地區人口總數，地區失業人口作為影響交通流量變化的經濟因素。
二、交通量增長預測模型
1.回歸預測模型預測模型
本文利用的回歸方程模型為:
Yit=β0+β1iEIt+μit
其中Yit表示在第t年，高速公路的第i段交通量增長的百分比。
EIt表示第t年，經濟指標的增長百分比。
μit表示誤差項。
回歸選定的經濟指標因子包括:GDP,地區人口總數，地區失業人口數，分別用這些經濟指標的年變化百分比進行計算。
2.數據的選取與回歸結果
交通量的數據是建立在1996年～1999年西安―寶雞高速公路的10條支線，1997年～2000年杭州―寧波(杭甬)高速公路的5條支線，2002年～2005年京津塘高速公路的38條支線的基礎上。各個經濟指標的數據是在分析各條支線所屬市的基礎上。利用的統計年鑒包括河北經濟年鑒2003、河北經濟年鑒2004、河北經濟年鑒2005、河北經濟年鑒2006、中國分縣市人口統計資料2003、中國分縣市人口統計資料2004、中國分縣市人口統計資料2005、中國分縣市人口統計資料2006、河北經濟年鑒2003、河北經濟年鑒2004、河北經濟年鑒2005、河北經濟年鑒2006、河北省2003年各市生產總值及指數統計。
回歸結果:
a.Predictors:(constant),X2,X1
b.Dependent Variable:Y1
a.Predictors:(Constant),X2,X1
b.Dependent Variable:Y1
a.Dependent Variable:Y1
回歸的結果顯示，影響中國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長的經濟指標包括：地區失業人口和地區GDP,地區人口總數為不顯著因素，回歸方程為：
Y1=-0.023X1+0.867X2+0.086
其中Y1表示支線交通量的增長百分比，X1代表地區失業人口變化百分比，X2表示地區GDP變化百分比。
本文的研究結果是對Ash and Bazile在2004年做過的相關研究的一種驗證，與其得出同樣的結論:在我國(發展中國家）,長期的交通量增長近似等于經濟增長的水平。
3.蒙特卡羅模擬
蒙特卡羅(Monte Carlo)方法，是一種基于“隨機數”的計算方法。它實質上是利用服從某種分布的隨機變量來模擬現實系統中可能出現的隨機現象。通常使用專門的風險分析工具來進行Monte Carlo模擬分析。利用蒙特卡洛進行交通量預測的步驟如下：
(1)確定影響交通量增長的表達式,在上節中已經回歸出Y1=-0.023X1+0.867X2+0.086這一方程。
(2)分析確定方程中各個風險因子的概率分布模型。
(3)應用計算機軟件產生各個風險變量的隨機數并帶入風險模型中計算出預測年度交通量增長的幅度。
(4)重復模擬100000次，求得100000個值。
(5)對這100000個值作概率統計計算出其概率分布曲線。
三、案例分析
1.預測參數
以福建省某條高速公路項目為例,對該項目某年的交通量增長進行預測。利用福建省1995年～2006年的失業人口數據(來源于《福建統計年鑒1998》、《福建經濟與社會統計年鑒2006(勞動就業篇)》)進行分析，確定失業人口增長百分比近似服從正態分布，分布函數為:N(0.0764,0.141)。利用福建省1952年～2006年的地區生產總值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福建省地區GDP增長百分比服從正態分布,分布函數為N(12.9,4.6)。
2.分析結果
根據影響因素的概率分布,利用分析軟件,得到福建省某條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長曲線,見下圖:
可見該條公路年交通量增長最大可能在6.22％～16.98%之間，在這個增長幅度內的概率為82%，而且這條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增長近似服從正態分布。
本文通過回歸首先指出了影響中國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增長的經濟因素，最主要的是地區生產總值和地區失業人口，長期的交通量增長近似等于經濟增長的水平，進而得出中國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長的預測模型，并給出了蒙特卡羅方法在交通量增長預測中的案例。試圖從客觀的角度和量化的角度出發，得出中國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長的一般預測方法。
參考文獻:
[1]Matas,Anna,2001,The demand elasticity on tolled motorway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1～25
[2]陜西省高速公路建設集團.西安至寶雞高速公路后評價總報告，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