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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外經濟形勢好于預期
針對外貿外資的形勢，中央及時采取了加快出口退稅等應對措施，鼓勵出口，我國外貿外資狀況得到了改善。前三季度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8.3%，其中出口同比增長19.4%，且增速逐月有所加快，實現貿易順差200億美元，同比增長22.6%。在上述各種因素拉動宏觀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考察前三季度經濟運行的各項指標，兩個明顯的信號尤為值得關注。
第一，民間投資明顯改變了往年緩慢增長的狀態，表現出較快的增長態勢。目前，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投資規模幾乎與國有經濟投資規模等量齊觀。與此同時，全社會投資增長對政府直接投資等刺激政策的依賴程度也在逐步降低。從2007年前三季度投資的資金來源看，即使國債投資保持零增長，全社會投資增長速度仍會高于去年。上述現象一方面說明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社會投資的帶動作用日益明顯，另一方面也預示著民間自發的、更具市場經濟色彩的投資力量，將在以后經濟增長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第二，近年來的結構調整對2007年宏觀經濟供給層面的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表現在：一是住宅、汽車等與居民生活關系密切的產業部門表現出較為強勁的增長。2007年上半年，汽車工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為12.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均超過14%，居工業行業之首。二是高新技術產業部門取得明顯的快速增長。與此相對應，前三季度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10%。工業產銷率為97.6%，同比提高0.41個百分點。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效益的提高，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正在加速向質量效益型轉變。
二、經濟運行中存在一些困擾國民經濟良性發展的問題
1、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據有關部門估算，明年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增加800萬人左右，與此同時，2002年末失業人員和國企下崗人員各有600萬人左右，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而有關分析顯示，2003年城市所增加的就業崗位很難超過800萬個。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以較快速度增長的同時，就業問題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更加突出了。這一方面由于結構調整加快，資金、技術含量的提高，使產業吸納就業的數量相對減少；另一方面，隨著競爭的加劇、改革的深化，企業不斷裁員，就業總量的增長進一步放緩。由此看來，就業問題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將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突出矛盾。
2、財政收入增幅回落，收支矛盾加大。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同比增長10.9%，增幅回落13.3%；財政支出同比增長17.6%，增幅僅回落3.8個百分點。收入增長放緩，支出鋼性較大，財政收支矛盾突出?？紤]到以往幾年打擊走私、加強稅收征管等措施在增加稅收上的功效難以長時間持續，以及當前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稅賦水平和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宜提高過快等因素，今年財政收入增幅的回落有其必然性。同樣基于上述原因，未來一個時期內，財政收入增幅很難有大幅攀升，如能保持略高于GDP增長率的水平，應當視為合理。
三、2008年GDP增長有望略高于2007年
2007年投資增幅較上年提高較大，預計明年將在今年的水平上逐步穩定下來，今年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速率加快，預計明年消費增幅將會保持穩定，或略高于今年，根據有關國際經濟組織的分析，明年國際經濟形勢將保持溫和增長態勢。在這一背景下，考慮國內出口退稅力度將有所減弱，今年出口基數較大等因素，明年出口增幅可能比今年有所降低。綜合各項分析，明年宏觀經濟運行仍將保持今年以來的良好態勢，全年GDP增長有望略高于今年。但是，若想讓預期最終變為現實，還需采取得力措施，逐步化解當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難題，使宏觀經濟步入更為良性、協調的健康發展軌道。
首先，繼續擴大內需，保持宏觀經濟適度快速增長。目前，內需不足的問題還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宏觀經濟的實際增長水平與潛在能力還有一定差距。如不維持適度快速的經濟增長，就會產生諸如社會就業壓力加大、通貨緊縮趨勢加劇等困難。
其次，通過提高城鄉居民收入，達到既改善人民生活、又減緩通貨緊縮壓力的雙重目的。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使部分農民從單純的農業生產中轉移出來。利用近幾年城市化加速的有利時機，制定相應政策，鼓勵農村非農產業和勞動力向城鎮加快轉移。同時應增加國債資金中用于農村建設的部分，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從根本上為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創造條件，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生活困難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發揮稅收杠桿的調節作用。
關鍵詞：河南省 宏觀經濟運行 VEC模型
一、引言
在中國宏觀經濟的經驗研究中，主流的方法是使用結構性方程――聯立方程模型來進行分析。這種方法在我國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歷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目前，許多研究者在傳統聯立方程模型的基礎上，開始吸收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成果。如鄭超愚(2002)的CMAFM模型，何新華(2004)的China－QEM模型，高鐵梅(2003)的宏觀經濟季度模型都運用了協整的理論和方法?？紤]到聯立方程模型的一些缺陷，如不足以對變量間的動態聯系提供一個嚴密的說明，估計和推斷都較為復雜等。近年來，一些研究人員開始運用非結構性方法如VAR模型和VEC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如吳緒亮(2002)運用VEC模型，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投資和消費相互之間的長期關系和短期關系進行了討論；高鐵梅(2002)運用SVAR模型對我國稅收和政府支出政策對產出的動態沖擊效應進行了計量分析。
本文運用河南省1978－2005年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用VEC模型來分析自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及特征，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和分析過程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過程如下：第一步，對變量兩兩間的協整關系加以檢驗，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判斷變量兩兩之間的因果關系。第二步，進行多元協整檢驗并建EVEC模型，分析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和短期效應。第三步，運用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外部沖擊對河南省宏觀經濟系統的動態影響。
本文采用的數據是1978－2005年河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最終消費(C)，資本形成總額(I)，凈出口(EX)。為了將序列的指數趨勢變成線性趨勢，對經平減后的時間序列取自然對數，得到4個新序列：LNGDP，LNC，LNI，LNEX。
(一)Granger因果檢驗
用EG兩步法，對這4個時間序列數據兩兩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發現均存在協整關系，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見表1，定義顯著性水平為0.05。
結果表明：(1)凈出口對河南省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小，因此，河南省經濟屬于內向型經濟；(2)投資是GDP、消費和凈出口的Granger原因，GDP不是消費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河南省經濟是投資驅動型經濟，且GDP的增長對消費的推動不明顯。
(二)VEC模型
對變量進行多變量協整檢驗。根據數據的特點，本文選擇協整方程僅有截距且觀察序列有線性確定性、趨勢這一類型，對數據進行協整檢驗，經反復試驗，選擇滯后期為3，結果如表2。
由結果可知，有2個似然比檢驗統計量大于1％水平下的臨界值，因而變量間存在2個協整關系。則在置信水平為99％的條件下，LNGDP、LNC、LNI、LNEX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其協整方程為：
CE1：LNGDP＝1.050931LNl－0.220122LNEX+1.496430
CE2：LNC＝1.148596LNI－0.432997 LNEX+1.154045
這表明，從長期看，河南省GDP和投資、凈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河南省消費和投資、凈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河南省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受到CE1和CE2的約束。河南省投資對GDP的長期彈性為1.05，對消費的長期彈性為1.15，再一次證實河南省的消費和經濟增長主要受投資的影響，是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
將這兩個協整方程構造成誤差修正項vecm1和vecm2，可以得到4個VEC模型，模型中各參數的值見表3。
結果顯示：GDP、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這4個變量前1期的變化對本期自身的變化都有促進作用，消費和凈出口的前2期和前3期的值的變化仍然對本期自身變化有促進作用，投資對上述4個變量的影響主要是在第2期和第3期得以體現，這說明河南省投資的滯后性較為明顯。在4個VEC模型中，凈出口的各期滯后值的系數都很小甚至接近于0，Jo－hasen(1990)證明，對于協整向量來說，各期滯后值較小的變量如凈出口是弱外生變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個VEC模型中，變量間的長期均衡機制對變量變化的修正作用由兩個符號相反的誤差修正項共同完成。這說明在河南省宏觀經濟運中，保持GDP與投資、凈出口的均衡關系，對各變量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但保持消費與投資、凈出口的均衡關系，對各變量的增長有抑制作用。
(三)脈沖分析
考慮到凈投資對河南省宏觀經濟系統來說，是近似的弱外生變量，因此，脈沖分析只對GDP，消費和投資三個變量進行。
脈沖分析顯示：GDP和消費的波動對宏觀經濟各變量的波動影響明顯。消費的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將會對GDP和消費的均衡值產生永久影響；消費的正向沖擊對GDP的影響一直是正值，投資和凈出口的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GDP和消費的均衡值影響很小。
三、結論及政策啟示
關鍵詞：宏觀經濟 運行 潛在風險
一、美國確定退出QE引發的外部金融風險
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為了防止經濟下滑，發達經濟體先后推出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普遍通過長期低利率減輕債務負擔，從而走上了債務貨幣化的道路。自國際金融危機迄今，歐美發達國家已大大突破了歷史上任何一次危機所企及的政策寬松底線。一方面，美歐日等主要央行從2008年開始連續降息，近幾年來政策利率基本維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紀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個百分點以上。另一方面，美歐日等央行接連推出QE等非常規貨幣政策，資產規模相比危機前大幅擴張了2倍以上。如美國，資產負債表急劇擴張至目前的3萬億美元左右。盡管伴隨著歐債危機和美債上限等國際金融市場動蕩，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向屢有波動，但近幾年來整體保持了資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入明顯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貨幣供應量超26萬億元人民幣，流入中國達10億美元，占比近一半。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量從約7500億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萬億美元左右，占比已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中國有近3.4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產。為追逐人民幣利差和和匯差的雙重利益，金融市場上套利活動頻繁，推高了人民幣的被動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匯占款已超過1.2萬億，4月當月新增外匯占款2943.54億元，維持高位。特別是今年4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已逼近6.1，創2005年匯改以來的新高，國內巨量的資金加上外部市場對人民幣升值不切實際的預期，會導致境內資產的價格不斷上漲，從而越來越遠離基本面，這種資產價格短期內的大幅上揚，毫無疑問是無法持續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聯儲例行議息會議上明確表示，美聯儲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緩資產購買，并于2014年年中結束量化寬松（QE）。這一表態立刻成為市場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債市、大宗商品市場均大幅度下挫。QE結束讓市場對流動性收緊的預期變得比較明確。如果我們控制不力的話，將有大量的人民幣資產被兌換成外幣，到海外尋求預期的高回報。這種資金從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帶來的巨幅刺激，恰恰是過去30年來發展中國家所反復面臨的來自于國際金融界的巨大沖擊。美元的強勢政策讓全球資產面臨重估，大規模的資金流動會帶來整個市場的波動。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無疑極其巨大。
二、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內部風險
（一）經濟面臨減速風險
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形勢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201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為7.5%。這個基調也明確了中央要下大力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決心，為下一步的發展打基礎。中國調低經濟增長速度，還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中國大致經歷了由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紅利所帶來的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期?，F階段的中國經濟，正處于下行階段。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轉變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會因人口紅利趨于消失而減速。有專家預計，“十二五”時期將降至7.19%，“十三五”時期更是減為6.08%?！?/p>
今年5月份中國制造業PMI降至49.6%創下七個月新低，內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數據，總體來說，當前實體經濟偏弱，會導致經濟增長繼續偏低，復蘇疲軟。2012 年以來，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個季度跌一個百分點，全年CPI 僅增長2.6%，遠低于年初確定4% 的調控目標。今年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貨膨脹數據相對溫和，但需求依然疲軟。PPI增長的波動更大，自2012年3 月份開始，連續9 個月負增長，而且跌幅較大。今年5月份宏觀經濟數據：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場預期；同時，這一數據也創下去年11月以來新低。至此，我國PPI同比漲幅已連續六個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續暴跌、PMI數據反季節下跌，越來越多的分析機構已開始警示制造業帶來的通縮風險。未來一段時間的產能過剩問題將更加突出，這對PPI 和CPI 都構成巨大的向下壓力。
各大投資機構都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瑞銀把中國GDP增速預測下調至7.7%，摩根大通將增長預期下調至7.6%，匯豐下調至8.2%，渣打下調至7.7%。由此可見，2011 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是趨勢性的，我國經濟這種慣性回落態勢已經形成，這使得今年我國經濟增速的不確定性增強，經濟調整壓力加大，給完成7.5%左右目標帶來較大挑戰。
（二）中國制造業風險
中國的制造業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內憂外患。在國內，制造業面臨三大壓力。第一，綜合成本上升壓力，隨著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下降，企業雇傭勞動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資本近二十年來的貢獻率較80年代水平有明顯下降。人民幣匯率波幅的擴大使出口企業難以判斷匯率走勢，使得結算方式更復雜、風險更大，增加企業換匯成本。中國企業的稅務負擔在全球209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復課稅占利潤的84%。在生產綜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壓力下，中國制造企業又難以迅速提升產品附加值和產業競爭力，利潤率明顯偏低，甚至有“去制造業”的惡性循環傾向。第二，產能過剩壓力，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問題很突出，日前，產能過剩存在進一步加劇的風險，鋼鐵和水泥等傳統行業尤為明顯，風電設備、多晶硅等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重復建設傾向，根據中國歐盟商會了名為《中國產能過剩研究》的報告，中國六大產能過剩核心產業集中于鋼鐵、鋁、水泥、化工、煉油、風電設備制造。隨著PPI的趨勢性下降，產能過剩問題會越來越嚴重。最后，產業轉型升級壓力，中國制造業對外技術依存度高，缺乏關鍵核心技術，被發達國家竭力固化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企業核心技術研發投入嚴重不足，比如說去年微軟、英特爾的研發投入約為80億美元，而我國的信息產業，前100家相加起來的研發投資約為110億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國外，新興發展中國家憑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價格等要素成本優勢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業轉移，與中國外向型制造業形成“同質競爭”。同時歐美國家在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后，認識到了“去工業化”的危害，轉而提出“重回制造業時代”。美國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業化”經濟增長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計劃”；歐盟則提出“未來工廠項目”，實施制造業振興計劃。其“再工業化”主要集中在創新最活躍、附加值最高的產業，美國的頁巖油開發技術和3D打印技術都會對新興市場制造業帶來顛覆性的影響。這些充分表明，未來十年可能是發達國家搶占并控制高端制造業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
（三）政府債務引發的金融風險
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08-2010年間，中國總體杠桿率上升了30個百分點。上一輪財政刺激計劃以及信貸寬松，相應推升了政府部門和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國家審計署的數據稱，截至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萬億元，約為當年中國GDP的四分之一，未來三年將有4萬億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到期?；葑u國際評級繼今年1月30日發出警告并調低本幣發行人違約評級至AA-后，4月9日又下調了中國本幣長期債務評級到A+。這意味著，中國的地方債問題已經引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關注，并且開始拉低中國的信用評級，并抬高中國未來的國際融資成本。
中國政府債務擴張背后的投資高度依賴是中國式債務風險的根本邏輯。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30年中國年均9.9%的增長率，其中有60%左右幾乎都是來自于投資的貢獻率?？梢哉f，高投資驅動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基礎設施投資累計同比增長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個百分點，投資對GDP的貢獻率達到50.4%，投資驅動增長的趨勢越發明顯。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經濟發展目標陸續公布。廣東省、江蘇省、山東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約而同的調低了收入增長目標，但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并未有所減退，又宣布了大手筆的重大項目投資計劃，這引發了外界對地方政府債務或再度膨脹的擔憂。與發達國家直接負債驅動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投資于基礎設施及相關產業的投資，短期內難見效益，導致短期內很難償還本息，只有靠借新債還舊債維持債務循環，“投資―債務―信貸”正在形成一個相互加強的風險循環。
（四）中國金融機構風險
世界金融危機期間，為配合經濟刺激方案，銀行貸款增長率從2008年11月份開始大幅增長，2009全年新增貸款9.7萬億，為歷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間，隨著政府大幅增加通過銀行融資的投資支出，中國經歷了急速的信貸擴張，信貸/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達到180%，居全球之冠。這種對銀行信貸過份依賴的融資體制使借款人與放款人之間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從而易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新一輪全球流動性泛濫無疑將進一步做大或做空新興市場資產泡沫，擾亂其信貸循環，加大銀行不良貸款等尾部風險。
政府主導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巨額信貸多半投資于基礎設施行業。這些項目多數以地方融資平臺為放貸對象，貸款資金使者卻是各級政府，地方政府隱形化地干預了銀行信貸，這就將財政風險轉嫁為了信貸風險。然而，在政府主導銀行信貸的趨勢下，一些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很難獲得貸款，這也使得“影子銀行”聲名鵲起。包括以理財產品為代表的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規避了監管層對信貸規模的監控。這三種“影子銀行”的信貸規模簡單相加，到2012年末就達到約20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規模的一半。影子銀行的存在，易導致“金融脫媒”即資金的供給繞開商業銀行這個媒介體系，直接輸送到需求方和融資者手里，造成資金的體外循環。這種金融脫媒造成了總體流動性寬松情景下的銀行業結構性貨幣短缺，給銀行業的發展帶來了沖擊。
另外，房地產業占據巨額的信貸資金，給金融機構帶來了風險。從2012年5月份后，為了保持經濟增速，政府出臺了穩增長政策，央行的貨幣政策明顯放松，但是，實體經濟獲得的支撐有限，房地產業卻提供了顯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計，房地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僅增長5.8%，遠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長，資金供給明顯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勢明顯改觀。7 月份流入房地產的資金明顯恢復，增長9.3%，8-10月連續三個月增幅高達20% 以上，多增的貨幣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產行業。以銀行貸款為例，前11個月新增3960 億元，其中流入房地產使房地產新增銀行貸款資金1832 億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產行業。隨著1―5月份全球流動性增強，人民幣不切實際的升值，導致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巨幅上揚。進入今年二季度，美國經濟復蘇預期加強，美國結束QE的時間表逼近，逐利的國際資金外流，中國的房地產、證券等資產價格短期內會有迅速下降的風險，泡沫破裂。由此會造成包括金融機構、企業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負面影響，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無疑極其巨大。
三、小結
關鍵詞：宏觀經濟；運行；隱患；策略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7-000-0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一直維持在一個高位，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規模已于2010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經濟規模的膨脹是建立在投資拉動、政府主導以及粗放發展的基礎之上，這種模式本身不具有可持續性，為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盡管從整體上來看，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基本面良好，但是經濟發展中的不穩定因素如果不能得到良好的解決，必然會危及到宏觀經濟發展的速度以及質量。
一、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因素
我國經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從供給失衡的視角出發來進行闡述。宏觀經濟平穩運行是通過供給之間的匹配實現的，目前我國宏觀經濟中的不穩定因素基本上都可以歸結到供需失衡這一層面，具體分析如下：
從供給方面來看，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供給過剩，我國眾多產品的產量都是世界第一，例如水泥、鋼鐵、紡織品等等，產能的過程一方面意味著資源的巨大浪費；另一方面意味著供大于求，會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產生不利影響。而目前我國在上述行業的投資力度依然沒有減緩，這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來看，一旦產能過剩積累到一定程度將會給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毀滅性的影響。供給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結構的失衡，即我國社會產品的產出結構失衡問題極為嚴重，目前我國經濟結構存在嚴重的缺陷，即產能過剩的行業基本上都是屬于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更多的是依賴能源消耗，其發展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鑒于資源的有效性，如果不盡快進行產業結構方面的調整我國經濟的發展的基礎必然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從需求方面來看，我國需求不足是制約當前宏觀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問題，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是依靠投資、消費以及外貿這三駕馬車，而從發達國家的需求結構來看，消費往往占到一國GDP的70%以上，而我國這一比例僅為1/3左右，外貿占GDP的比重高達30%以上，內需額不足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不牢，一旦外貿以及投資出現波動，就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沖擊，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導致我國經濟外需急劇萎縮，就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沖擊。目前在消費需求方面的不足有著多方面的原因，社會保障缺位、房價高企、通過膨脹等，都大大削弱了居民的消費需求，這也必然會影響到宏觀經濟的健康與穩定。
二、推動我國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策略探討
針對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不穩定因素，在對發達國家經濟調控經驗進行總結分析的基礎之上，本文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解決：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目前我國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開始遭遇瓶頸，未來宏觀經濟要想實現持續健康的發展，必須要進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也是近年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成為中央政府一項重要工作的原因。我國應盡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實踐證明，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本身并不具有可持續性。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點在于加強科技創新，讓科技引領經濟發展，國家應從財稅政策等方面給予科技創新提供更多的優惠支持，讓企業、科研院所等科技創新的主體更加積極地去進行科技創新，從而實現科技水平的整體提升，從而確保我國經濟發展本身所具有的可持續性，減少粗放經濟發展模式對于資源以及環境的危害。
2.采取措施擴大內需
針對目前我國社會總需求不足的現狀，國家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來提升社會的消費能力：一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升社會保障水平，這樣能夠緩解目前我國儲蓄過高，消費不高的情況，可以一定程度上打消人們消費的顧慮。二是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來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著力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這樣能夠為內需的提振夯實基礎。三是鑒于目前我國通貨膨脹高企，嚴重削弱了人們的消費能力這一問題，國家在未來應將通貨膨脹的降低作為一個重要的工作任務，這樣能夠保證居民的收入增長少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四是盡快解決目前房價收入比過高的問題，房價過重的制約了人們消費能力的提升，同時房地產的泡沫已經威脅到了經濟發展的基礎。
3.調整我國產業結構
目前我國一、二、三產業結構明顯失衡，第三產業的比重過低，按照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的比例，第三產業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增長點，如果說第二產業主要是依靠投資形成的，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發展在我國已經是弊端頻現，產能過剩、重復投資問題嚴重，那么第三產業就是依靠消費拉動的，通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擴大國內的消費需求，可以減少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因此未來應進一步的調整產業結構，為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創造更加有力的條件。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面臨的困難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國家主動地調低經濟增長速度，辯證的來看，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所遇到的不穩定因素，雖然是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阻礙，但是這些不穩定因素對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也是一個機遇，我國應在解決上述問題的基礎之上，徹底將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加以破除，從而實現宏觀經濟在未來一個階段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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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國宏觀經濟繼續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長，增速較去年同期的11％到12％出現理性回落，經濟過熱風險部分得到釋放。與此同時，通脹壓力也有所緩解。但是，國家統計局信息顯示，宏觀經濟景氣指數體系出現全面下降，反映經濟未來走勢的先行指數下降0.67點，反映當前經濟基本走勢的一致指數下降0.30點，滯后指數下降0.65點。其中，先行指數已經連續4個月下降，幅度逐月遞增。先行指數降幅的增大，意味著宏觀經濟已經開始降溫，經濟下行趨勢明顯。針對宏觀經濟出現的新變化，政府調控政策的基調開始進行調整，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由“雙防”調整為“一保一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保增長將壓倒防過熱成為宏觀經濟的關鍵詞。在這種情況下，未來一段時間，宏觀經濟運行將可能呈現以下態勢。
經濟下行趨勢明顯，但下行程度并不悲觀
對于本次經濟下行，筆者認為次貸危機、石油和糧食價格危機、全球性的通脹以及經濟增速放緩等外部經濟因素，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較為深刻。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大幅度融入世界經濟的增長周期，出口占GDP比重翻了一番，外貿依存度達60％。在經常項目下，我國實體經濟已與世界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在資本項目下，大部分項目已經放開。我國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實際上就是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必然反映。當前，發達經濟體均在經歷不同程度的衰退周期，印度、越南等幾個新興經濟體已經出現問題，拉美一些國家也面臨較高的通貨膨脹。由此，我國經濟增長未來一段時間出現下行不可避免。而且，下行的持續時間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外部環境的改變。有觀點認為，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中期調整和短期低谷，這個低谷可能是今年的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第一季度。如果是這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還不應該太悲觀。那么，經濟下行會到什么程度？筆者認為，幅度不會太大，經濟增長率大致能維持在8％以上。原因有二：一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依然比較穩定。盡管人們對出口的擔憂最多，但出口下降幅度很有限；從歷史數據看，政府調控對投資增速有明顯影響，在經濟下降通道中，投資將更多地凸顯增長支柱的角色；消費有望保持穩定增長，最近的消費數據表的確令人振奮。二是產業結構升級將有望達到實質性進展。盡管人民幣升值給一些出口企業帶來了困難，但從國際經驗看，這也是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代價。經驗表明，在經濟環境趨緊的情況下，企業才能化壓力為動力，才有強烈的加快技術升級和促進產品優化的積極性。那些低附加價值企業的困難和倒閉，有可能促進高附加價值的企業和產業建立起來，真正推動國內產業升級的進程。
通脹壓力有所緩解，PPI對CPI傳導有限
上半年我國CPI同比上漲7.9%，7月份回落至6.3%，延續了5月份以來的回落勢頭。這表明宏觀調控在抑制物價過快上漲方面取得明顯成效。預計下半年CPI將繼續回落，全年有望呈現前高后低的態勢。但是，PPI和企業商品價格總指數卻持續攀升，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漲最為明顯。受此影響，生產資料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大幅提高。不過，隨著國際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價格的回落，PPI上升壓力將有所緩解。面對CPI持續走低和PPI的走高，有人認為，PPI是對CPI的領先指標，PPI的上漲壓力最終會傳導到CPI上，所以，未來一段時間通脹的壓力會增強。筆者認為，從教科書的理論角度，該觀點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時由于我國目前PPI和CPI兩項指標構成和主導因素基本不同，主導CPI的主要是食品價格，而主導PPI的則是鋼材和能源價格。觀察本輪通脹中PPI和CPI月度走勢，CPI上漲緣起2007年5月豬肉價格帶動整個食品價格的上漲；PPI上漲緣于2007年10月新一輪鐵礦石談判導致鋼材價格上漲和原油期貨價格帶動國內煤炭價格的上漲。因此，PPI對CPI傳導作用將比較有限。
固定資產投資將有所增長，勞動密集型企業投資將繼續下滑
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8402億元，同比增長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個百分點。如果考慮到各類價格指數7%至8%的上漲幅度，固定資產投資的實際增速回落較大。從產業構成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投資分別為846億元、26322億元和3126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69.5%、26.6%和26.2%。顯然，第一產業的投資增速較大；第二產業投資增速顯著下降，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速明顯下滑，6月份制造業投資累計完成增速為31.4%，比2007年同期下降3.3個百分點。從投資主體看，從緊的政策已導致中小企業投資速度下滑，加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投資速度也明顯下滑。6月份，港、澳、臺商企業投資增速比去年下降了11.8個百分點，個體經營企業投資增速下降了10.1個百分點。從近期調控政策變化看，未來一段時間固定資產投資可能穩中有升，以貫徹和支持保增長的政策要求，年內可能保持在27.8%～28.3%的水平。其中，中央項目投資增速會進一步上升，這與中央支持地震災區重建有關。估計銀行貸款也會有所增加。盡管監管部門對銀行信貸繼續實施規?？刂?，但最近中央銀行已經增加了5%的貸款規模，而且放開了對外資銀行的貸款規?？刂?。
進出口有望反彈，對外貿易謹慎樂觀
今年1～7月，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26.4%。其中，出口增長22.6%，比去年同期低6個百分點；進口增長31.1%，比去年同期高11.6個百分點，累計實現貿易順差1237億美元，同比下降9.6%。6月末，外匯儲備余額18088億美元，同比增長35.7%。目前，業界和輿論對下半年進出口形勢仍有擔憂，但商務部官員依然持樂觀態度，認為下半年我國進出口將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因為國家已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做了政策調整，自8月1日起將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提高了兩個百分點。雖然只回調了兩個百分點，但其釋放了一個信號，即國家依然支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由此，筆者認為，進出口有望反彈。但是，在世界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出口增長的空間尚難預料，因此，只能謹慎樂觀。
消費增長缺乏持續性，消費預期可能繼續減弱
今年以來，國內消費水平節節攀升，5月社會零售品銷售總額同比增長13.9%，6月達到15.9%，7月更升至23.3%。消費的持續增長似乎將成為維持中國經濟增速的一個有力支撐。但是，在美國經濟衰退、國內通脹壓力加大和資本市場蕭條等短期因素的干擾下，消費增長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消費繼續增長的持續性值得懷疑。其一，今年的消費增長得益于政策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提高，中央財政有關社會保障和就業、衛生醫療、環境治理支出的大幅增加，一些地方對“三農”和低收入群體的補貼政策出臺和調整，都為消費增長提供了支持。但是，在現有的制度格局下，這種政策支持效應缺乏持續性。其二，經濟的減速和居民實際收入增速的放緩，有可能抑制未來消費的增長。今年，居民真實可支配收入出現了大幅下挫，一季度、二季度同比僅增長3.4%和6.3%，增幅遠遠低于去年同期的16.5%和14.2%。同時，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33.27%，個人和政府收入增長的不平衡成為消費增長的制約。其三，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低迷，使居民的財富效應受到損害，打掉了居民的消費預期，未來一段時間的居民消費難有起色。其四，物價的持續上漲直接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費。同時，汽車和住房兩大消費熱點可能繼續降溫。
金融運行總體平穩，但市場結構發展失衡
上半年，金融運行總體上比較平穩。一是貨幣供應量增幅平穩回落。6月末，M2余額為44.31萬億元，同比增長17.37%；M1余額為15.48萬億元，同比增長14.19%；M0余額為3.02萬億元，同比增長12.28%。二是各項存款增長較快。6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為45.02萬億元，同比增長17.84%。其中，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43.90萬億元，同比增長18.85%，增加了49649億元，同比多增15774億元；外匯各項存款余額1638億美元，同比下降1.75%，增加了30億美元，同比少增23億美元。三是各項貸款增速趨緩。6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為30.51萬億元，同比增長15.17%。其中，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28.62萬億元，同比增長14.12%，增加24525億元，同比少增899億元。外匯貸款余額為2753億美元，同比增長48.63%，增加了553億美元，同比多增388億美元。四是國家外匯儲備繼續增加。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8088億美元，同比增長35.73%。1～6月共增加2806億美元，同比多增143億美元。這些數據顯示，上半年金融運行基本上達到了調控政策的預期。但是，從結構上看，市場結構有所失衡。一是長期貸款增長較快，短期貸款增長放慢；二是大企業貸款增長速度較快，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進一步加劇，貸款集中化問題突出；三是信貸市場增長較好，資本市場加劇蕭條，特別是股票市場持續下跌，市場秩序混亂，已經開始對實體經濟和居民消費產生負面影響；四是商業銀行盈利狀況良好，但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的盈利情況堪憂。
房地產供求失衡，市場需求不斷下降
在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影響下，房地產市場供求失衡明顯：一是房地產開發投資和土地開發增長速度依然較快。上半年全國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13196億元，同比增長33.5%。二是商品房建設增長平穩，竣工面積增速高于往年。上半年，全國商品房的施工面積、新開工面積、竣工面積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4.1、19.1、13.8個百分點。三是受從緊貨幣政策和對后續政策出臺的預期，居民對購房采取謹慎態度，整個房地產市場觀望氣氛濃厚，全國商品房銷售量下降明顯。上半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7.2%，銷售額同比下降3%。四是全國房價漲幅出現高位回落，不少大中城市房價開始下跌。上半年，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持續回落，各月的環比漲幅分別為：0.3%、0.2%、0.3%、0.2%、0.1%、0。五是個人房貸增速減慢，部分城市出現少量斷供現象。受貨幣政策緊縮和市場銷售低迷的雙重影響，上半年個人房貸增速明顯放緩。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個人按揭貸款增加1734億元，同比增長1.9%，增幅與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54.7個百分點，與2007年全年相比下降86.5個百分點。
宏觀經濟運行對銀行業的影響
今年，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困難的確前所未有，這些困難必然會影響和反映到銀行業上來。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銀行業風景獨好，經營業績持續強勁增長。統計顯示，大型銀行凈利潤平均增長達到60%，中型銀行增長110%，城商行增長120%。造成這種悖論迷思的原因大致有六：生息資產的增長，凈利差和凈息差的擴大，中間業務收入較快增長，成本收入比明顯下降，計提撥備對凈利潤的侵蝕不大，內外資所得稅合并使銀行有效稅率大幅降低。在當前宏觀經濟下行趨勢明顯情況下，經濟的下行風險必然會對銀行業的業績造成負面影響，銀行業的盈利前景可能謹慎樂觀。
存貸業務繼續增長，但中間業務發展放緩
企業存款的定期化趨勢將被強化，居民儲蓄存款可能會進一步增加。隨著國際和國內經濟環境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增大，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仍將堅持總量從緊的貨幣政策。在這種情勢下，M1的增速將可能進一步低于M2的增速，人民幣企業存款的定期化趨勢可能被強化。從企業存款增量看，由于固定資產投資中企業自籌資金的比重會繼續提高，所以，企業存款的增幅會趨緩。從居民儲蓄存款看，鑒于未來一段時間股市難有實質性回調，房價的回升也比較艱難，所以，人民幣儲蓄存款會不斷回流到銀行系統，回流的規模將進一步加大。
依托資本市場的中間業務發展將繼續乏力，傳統的中間業務發展將保持穩定。近年來，各家銀行都將大力拓展中間業務作為經營戰略轉型的重點，中間業務發展非常迅速。從業務增長的情況看，類、承諾類、咨詢顧問類和托管類業務的增長比較快，而支付結算類、銀行卡類、擔保類、交易類和其他類中間業務增長相對穩定。其主要原因是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的快速發展，使銀行的基金銷售、保險銷售、理財產品銷售、基金托管和第三方存款業務迅速增長。同時，信貸規模的控制，使得銀行的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業務和與信貸控制相關的財務顧問業務增長較快。隨著資本市場的蕭條，銀行的業務和托管業務急劇直下，這部分業務的下降對銀行中間業務的增長構成致命影響。同時，隨著信貸政策的趨松和銀行信貸規模的擴大，一部分列入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的業務將轉化為正常的銀行貸款，所以，這部分業務也會萎縮。因此，未來一段時間，中間業務的發展可能主要依靠支付結算類、銀行卡類、擔保類和其他類的中間業務。
資產質量可能惡化，銀行經營風險加大
銀行資產質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經濟運行情況的反應，在經濟上升期，銀行的資產質量通常表現較好，這不僅是因為貸款規模擴張帶來的稀釋效應，更因為企業效益良好所產生的良好還款能力。相反，在經濟下行時期，銀行的資產質量通常表現欠佳，不僅呆賬壞賬會增加，而且，貸款的逾期情況會比較嚴重。由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國內經濟下行、出口導向型中小型企業大面積破產，同時由于房地產調控政策造成開發商貸款經營壓力和個貸還貸壓力，未來一段時間銀行不良貸款會進一步凸顯出來，未來2～3
年銀行業不良率有可能上升80～200個基點。
經營效益高增長的勢頭將扭轉，銀行盈利能力將回歸自我
2006年以來，商業銀行的業績持續爆發式地增長，盈利能力已經高于其長期增長潛力。筆者認為，隨著政策性因素的釋放和宏觀經濟進入下行周期，銀行的暴利時代將告終結。
其一，由于從緊貨幣政策基調沒有改變，盡管貸款總量控制目標會有所突破，但信貸資產規模仍會受到限制，這從總量上制約了銀行收益的大幅提高。其二，銀行凈利差縮小趨勢加強。目前，存款定期化及貸款利率上浮動力減少是凈利差減少的主要原因。由于資本市場波動加劇，存款回流銀行明顯，多家銀行存款增速大大高于貸款增速，加之存款呈定期化趨勢，更加大了銀行利息支出。其三，受經濟增長放緩、資本市場回落的影響，中間業務收入增長受到壓力。上半年，銀行的證券、基金等業務收入同比全部出現大幅下滑。在資本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我們相信這部分收入的增加難有起色。其四，宏觀經濟下行將使企業效益下降，而企業效益下降將使銀行業息差收窄、信貸成本上升，進而使得ROA回落。
流動性壓力依然較重，流動性管理水平亟需提升
近年來，央行連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目前已經達到17.5%的世界最高水平，給商業銀行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帶來了很大的流動性壓力，目前許多銀行的存貸比率超過了70%。比較而言，負債業務增長較快的銀行，流動性壓力相對舒緩；相反，負債業務增長速度不夠快的銀行因為流動性被緊縮，會感覺流動性壓力比較大?？傮w上看，銀行業目前的流動性風險還不是很嚴重。但是，由于目前經濟中不確定性因素仍然很多，其他影響銀行流動性的不利因素也不少，比如，股市的興衰與銀行儲蓄增減密切相關，當前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很大，直接決定了銀行負債業務也充滿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另外，年內信貸總量的適度放松，貸款投放規模增加；或是企業效益下滑，不良貸款上升，貸款到期難以收回等，都是對銀行應對流動性管理能力的挑戰，流動性管理水平亟需提升。
金融創新任重道遠，創新能力將加速銀行經營的差異化
[關鍵詞] 經濟周期 波動特征 波動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不斷上新臺階,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實現了由弱到強的舉世矚目的巨大轉變。我國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來已經經歷了數次周期,相應的有著政府的宏觀政策調控。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對于把握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階段性特點及難點問題是大有裨益的。
一、我國經濟增長周期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和發展模式的轉換,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根據傳統“谷一谷”劃分法,參考各種文獻和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統計摘要2008》、中經網數據庫及世界發展銀行數據庫數據,對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經濟周期進行分析,經濟增長率(GDP增長率)的波動共經歷了5個周期,具體的周期劃分及GDP增長率波動情況見表1和圖1。
表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次經濟周期
周期序號 起止年份 峰值增長率(%) 谷值增長率(%) 峰谷落差(%) 持續年數 上升階段年數
1 1977―1981 1978年11.7 1981年5.2 6.5 4 2
2 1982―1986 1984年15.2 1986年8.8 6.4 4 2
3 1987―1990 1987年11.6 1990年3.8 7.8 3 1
4 1991―2001 1992年14.2 1999年7.6 6.6 10 2
5 2002―今 2007年13.0 2002年8.3 4.7 8 6
從表1和圖1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后經歷了5個周期,經濟運行時段劃分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今。
二、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
經濟周期在運行過程當中,自然災害、戰爭、政局動蕩、政策轉變、技術革新等各種外部因素對宏觀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改革以來的宏觀經濟波動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周期波動特征首先呈現出周期的不規則性,周期發生頻率高,從表1可以看出,經濟周期的波長、峰(谷)值差異、峰谷落差,5輪周期都極不均衡;其次,從圖1可以清晰得出結論,經濟周期波長拉大,上升階段延長;再次,波動幅度減小,呈現微波化。通過圖1看出, 20世紀90年代后的經濟波動比90年代前的更加緩和,特別是進人21世紀以來經濟波動呈現出微波化特征,宏觀經濟更趨于平緩增長,經濟周期也更加平穩 。
三、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內因是主要的。首先,我們從內因入手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制的轉變。經濟增長和周期的變動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下實現的,制度是經濟體系運行的基礎,并決定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 。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對經濟所有制,分配制度都發生了變化,轉變成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體市場經濟。由于非公有制經濟體能夠以市場為導向,對市場供求能夠較快做出反應,對經濟周期的擴張和收縮階段具有較強的增長型和抗跌性,而使經濟波動的幅度大大減小。其次在于經濟結構的調整。改革后我國第三產業的比重快速提升,產業結構及其各產業的內部結構趨向協調合理發展。產業結構的均衡協調發展,使國民經濟周期波動的幅度縮小,穩定性不斷提高。第三是由于消費結構的變化。在改革深入的過程中,居民消費模式開始適應現代信貸制度,消費結構向著享受型消費發展,購買力增強 。完善的體制改革和理性的消費模式可以有效地減緩經濟波動,促進經濟平穩增長。還有就是宏觀政策的轉變。我國的宏觀調控經歷了從以計劃和財政調控為主,向以金融貨幣調控為主的轉變,計劃的直接調控功能已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指導性調控功能 。我國的宏觀政策的這種轉變也使經濟周期波動更平穩健康。而從外因上看,我國經濟周期的變化主要是由于國際經濟環境的波動。比如1990年的谷底(谷值)與“八波”后西方對我國的制裁不無關系;1999年的谷底(谷值)與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密不可分。同樣,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拐點甚至快速下滑,也是深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
縱觀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規律可以看出,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的發展速度處于高速上升狀態,并且經濟的波動越來越呈現微波化。這是受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與國際經濟影響的雙重結果。掌握規律使經濟發展向著快速穩健的方向發展是未來宏觀經濟的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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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品內國際分工;成本優勢;次貸危機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392（2008）11-0046-03
當前我國經濟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宏觀運行困境，尤其是經濟下滑的風險在逐漸加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同比回落21.2個百分點，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現了明顯下降，大量中小企業倒閉，在全球金融動蕩的背景下，我國實體經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衰退風險。
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導致我國當前宏觀經濟運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產品內國際分工和我國參與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則直接導致了我國在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下所積累的問題顯性化，同時加大了我國宏觀政策調控的困境。
一、產品內國際分工對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的影響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國際分工日益成為一種主要的國際分工方式。在這種分工方式下，跨國公司利用自身的資本、技術與管理優勢，借助于FDI將產品的生產環節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從而充分利用了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要素優勢，再通過全球采購確保能源與原材料供應，生產的產品借助于跨國公司的銷售網絡面向全球實現銷售，全球資源在跨國公司主導的企業層面得到了最優配置。由此，各國經濟的運行機制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國家，其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均不再單純地是國內要素和國內收入的函數。具體來說，一國的商品供給能力不再完全取決于由本國資源稟賦決定的實際產出能力，它可以通過全球化的采購實現本國在既定價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給。同時，全球從事產品生產的企業可能屬于不同的國家，但產品最終都是利用跨國公司的品牌(如發展中國家企業大量從事貼牌生產)和全球銷售網絡(如發達國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發展中國家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銷售)，面向世界市場進行銷售。在這一背景下，某一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已非傳統意義上由該國的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情況來決定，當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世界性的總需求規模擴張超過全球資源的承受能力，會帶動全球性的物價上漲，而且這種上漲是所有參與全球經濟循環和全球分工的國家無法避免的，不同的經濟體在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具有了更強的一致性特征。
這種經濟運行機制的改變對于一個國家來講，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具體到我國來看，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一方面，使我國在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儲蓄率不斷上升，投資需求受到宏觀控制的情況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國內過剩儲蓄，確保我國經濟實現了無通縮的均衡增長。另一方面，借助于引進外資和進口，我國也得以突破國內技術與資源約束，實現產業升級，并在物價穩定基礎上保持了產出的持續增長。因此，2003-2007年間，充分利用國際市場，使我國在物價穩定的基礎上實現了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并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綜合經濟實力。但其不利的影響在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將更多地取決于外部而非內部因素，國際市場變化對我國宏觀經濟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在發達國家掌握國際金融和貿易規則主導權情況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風險會進一步加大，且我國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和調控有效性將受到不斷削弱
二、以低成本優勢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削弱了我國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出現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簡單加工區段，在符合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上融入國際經濟系統提供了可能。我國也正是借助于勞動力要素優勢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業基地。
但與歐、美歷史上依靠原創型的技術創新確立制造業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國20世紀60-80年代憑借管理創新和應用技術創新快速提升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同，中國是在產品內國際分工下，以加工組裝環節的低成本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承接國際制造業生產環節對外轉移，發展起來的國際制造業基地，其突出的特點是大多不擁有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業主導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最低端。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在為我國帶來經濟增長奇跡的同時，也導致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深層次的矛盾。
(一)導致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與最終消費需求不足
從根本上來講，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改變了全球資源配置的模式卻并沒有改變全球要素分配原則，具有稀缺性和壟斷性的知識、技術要素仍然是主導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勞動力等過剩要素在全球價值分配中依然處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國以勞動力要素優勢參與全球分工的結果，是在貿易規模擴大和貿易結構改善的同時，在全球貿易中的利益卻沒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這種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樣表現在國內:由于政府占據了大量經濟資源配置權，且與勞動力的供應相比，我國資本還處于相對稀缺狀態，因此，我國在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資本所有者(即企業主)獲得，勞動力過剩直接導致了勞動力要素收入被長期壓低，使我國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增長、貿易擴張與居民收入水平變化之間的嚴重背離。從2003-2007年的數據看，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企業利潤與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之間的差距非常明顯(見下圖)?！吨袊髽I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中的數據也顯示，1990至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此外，稅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勞動者報酬長期維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長過緩，直接影響我國的最終消費需求，導致我國消費水平持續徘徊在低位，最終消費需求難以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1年至2006年，我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國難以通過投資增長緩解高儲蓄帶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壓力
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均衡的前提是國內投資和出口之和等于國內儲蓄。理論上講，對于高儲蓄率國家，必須有相應的投資或出口增長率來彌補國內最終消費的不足，以實現無通縮的均衡增長。而對于低儲蓄率國家，若不能有效壓縮國內投資規模，則凈進口(伴之以外匯儲備減少或資本內流)可以使一國實現無通脹的均衡增長。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優勢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使我國勞動者報酬增長過于緩慢，在支出預期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導致了我國居民強制性儲蓄的增長，而資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據的比例上升，也導致了企業儲蓄的較快增長，因而，近些年我國的儲蓄率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理論上說，如果這部分新增儲蓄能由企業新增投資吸收，則我國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緩，外部失衡的壓力可以得以緩解。但現實情況卻非如此。我國參與全球產品內分工的過程，實際上表現為長期依賴FDI實現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的過程，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主要由外資企業壟斷，國內企業普遍缺乏領先技術，使其難以實現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業投資。所以，我國2003-2004年投資的快速增長，主要集中于一些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普遍存在技術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顯，且重復投資問題比較嚴重，而且會加大我國能源與環境的壓力，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遠大于積極作用。因此，我國在國內儲蓄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卻不得不同時壓縮國內投資規模，難以通過投資增長緩解國內高儲蓄引發的國內資本與勞動力的過剩。
(三)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極大地提升了我國出口增速
在產品內國際分工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生產與加工基地轉移至我國，使我國在已形成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優勢基礎上，利用跨國公司的技術又形成了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優勢，同時借助于跨國公司的品牌、全球銷售渠道，成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應商，由此帶動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出口成為緩解我國過剩儲蓄的有效途徑，并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因此，以低成本優勢參與全球經濟循環，雖然使我國消費增長緩慢，且企業因缺乏技術支持難以實現有效投資，但卻使我國實現了全球要素優勢的充分聚集，從而帶動了進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以出口緩解國內消費與投資的不足，保持了既無通脹、又無通縮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其最終的結果是導致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8月初發表的經濟述評稱，目前，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超過60%，外部沖擊對我國宏觀均衡的影響大大增強。
三、以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使我國難以獲得產業主導權
在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下，一種產品不再是在某一國國內完成其全部的價值增值過程，而是將產品價值鏈不斷細分并依據比較優勢原則分散于不同的經濟體。因此，產業的全球競爭優勢不再體現為其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國是否擁有構建產業全球價值鏈的主導權或控制權。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例，發達國家可能不生產技術密集型產品，但憑借其擁有的核心技術，卻主導著全球生產鏈條的構建并決定著產業的全球價值鏈或利益分配。相應地，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也并不意味著就可以獲得產業主導權。擁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銷售網絡的企業，自己并不需要從事產品的生產，通過外包伙伴的選擇和全球采購，卻在實際上控制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全球生產鏈條，并獲得了產業鏈上最大的利益份額。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利用自身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產品內國際分工，參與到了全球經濟循環中，成為全球產業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但總體上看，無論技術密集型產業，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都沒有建立起相應的產業主導權。從高新技術產業看，我國大多是通過跨國公司的FDI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國擁有了高新技術產業，但不擁有其核心技術;生產并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但并沒有獲得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看，雖然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的優勢產業，但我國企業主要從事商品的生產，既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沒有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全球銷售網絡，一些發達國家的零售業巨頭通過掌握全球的銷售渠道，對于我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控制與利潤侵蝕越來越明顯，從而使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空間被不斷擠壓，所以，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也并未獲得真正的產業主導權。
由此可以看出，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使我國在技術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產和出口能力，但我國在這些產業上并沒有形成真正的產業優勢，產業發展對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較大的依賴性，一旦我國原有的要素優勢弱化或跨國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構其全球產業鏈，就可能帶來我國大規模的產業對外轉移，對中國實體經濟層面帶來巨大的沖擊。此外，我國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總體產業附加值偏低，企業利潤空間過小，也加大了我國產業的脆弱性，一旦價格或成本因素出現不利變動，就可能出現企業的大面積虧損。
綜上，我國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結果是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形成了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部市場的嚴重依賴，而以低成（下轉第19頁）（上接第48頁）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則導致了我國產業的脆弱性和國際收支的長期失衡。美國的次貸危機不僅使美國的國內需求下降，歐盟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內部需求受其影響也出現了明顯下滑，全球最重要的兩大市場均出現需求下降，必然會影響中國出口的增速，從而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居民收入長期偏低又決定了國內消費短期內很難有大幅度提升，無法替代出口成為拉動國內增長的動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費也沒有明顯增長，擴大投資的風險就更大?？傊?，我國目前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決定了我國的總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次貸危機導致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減速加大了我國經濟下行的風險。因此，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外，更為重要的是應逐步建立我國在各類產業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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