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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科對話，沖突
引言
我們正處于一個非常需要學科對話的時代，然而人為因素導致學科之間彼此分隔甚至于沖突乃至歧視，這種學科間的互動關系往往造成兩敗俱傷而非雙贏。立于經濟學此岸，因而對與其關系極為密切的社會學彼岸充滿好奇，期望到達彼岸而不是隔岸觀花。本文主要探討經濟學與社會學三次重要對話。
第一次對話：從“學科一統、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經濟學與社會學尚未獨立之前并不存在溝通問題，當時呈“學科一統、不分你我”之勢，此后分別從統一體中分化出來并開始了長達近200多年的沖突—對話—沖突—新一輪對話。實際上，從兩者的源頭就開始了學科沖突?，F代經濟學開山祖師亞當•斯密，其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1776年）成為現代經濟學源頭，社會學開山祖師奧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實證哲學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盡管這一段時間也曾有過一些溝通，但更多的是沖突。
當第一次工業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時，人們看到的現代工業具有六個特點：
（1）工業建筑在科學的勞動組織上并以獲得最大效益為目的，而不是按照習俗進行組織；（2）由于科學組織勞動人類得以大量開發資源；（3）工業生產要求在工廠和城鎮集結大量工人；（4）職工與雇主、無產者與企業主或資本家之間潛在或公開的對立開始顯現；（5）財富由于勞動的科學性而不斷增加，生產過剩危機日益增多，物質豐富的同時伴隨著貧困；（6）與勞動組織工業化和科學化相聯系的經濟制度表現為自由貿易和商人追逐利潤。1
奧古斯特•孔德緊緊抓住第一、二、三個特點，認為工業是科學的勞動組織，然后才是財富不斷增加和工人在工廠集結。他指責自由經濟學派過高估計貿易或競爭機制在財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時還指責自由經濟學家為形而上學者。自由經濟學派則緊緊抓住第六個特點，認為自由貿易和經濟調節的競爭手段是經濟進步的決定性原因；斯密從經濟人的假定出發導出放任的自由市場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自由地調節著，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神奇般達到了統一。馬克思則以第四、五兩個特點為基礎創建資本主義理論并對其作出歷史性闡釋。這些分歧導致社會學家對經濟學家持敵視態度，尤其在法國的大學里。
在熊彼特和韋伯時代出現了一次大轉機，經濟學與社會學有了一次對話，他們分別使用“經濟社會學”和“社會經濟學”之名，熊彼特使用“經濟社會學”旨在說明經濟分析的“基礎學科”，他認為有四門：經濟史、統計學與統計方法、經濟理論和經濟社會學，他所認為的“經濟社會學”與后來的新制度經濟學類似；韋伯使用“社會經濟學”，并非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社會問題，而是與當時德國的歷史背景有關。19世紀末，英美等國“政治經濟學”被“經濟學”取代，而德國更多的使用“社會經濟學”一詞，韋伯是大力推廣者，因此才有這一門分支。同為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韋伯不僅在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為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韋伯完成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第一次對話。在此階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話說，“無論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他們走不多遠就會互相踩著腳跟”。
第二次對話：從“你在里頭、我在外頭”到“你在這頭、我在那頭”
在帕森斯時代，社會學由于帕森斯的貢獻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學生斯梅爾瑟實現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第二次對話。然而此前經濟學在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來已然盡善盡美。在19世紀50年代，經濟學者開始了其“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擴張行動，既有“社會經濟學”的研究，又有“經濟學的社會學化”，大大拓展了經濟學疆土；社會學的研究空間卻非常狹小，原因在于世紀之交兩門學科對大學位置的競爭，結果社會學慘遭失敗，并被迫與經濟學家達成協議：社會學者必須滿足于經濟研究以外的剩余領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會學有“剩余科學”之稱2。帕森斯不滿于當時社會學學科地位之現狀，開始涉足所謂的，于1932年著有《經濟學與社會學：馬歇爾同時代思想的關系》，1956年與及其學生斯梅爾瑟合著了《經濟與社會》一書，試圖用其結構功能理論框架分析經濟問題，后斯梅爾瑟又于1964年發表了《經濟生活社會學》一書，詳細分析了社會學對經濟問題研究的各方面貢獻。第二次對話并沒有引起主流經濟學的認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構建的社會大系統僅把經濟作為一個子系統，令主流經濟學家們大為光火，并認為帕森斯及其社會學是在進行“社會學帝國主義”擴張。相互之間的學科擴張行為導致都企圖包容對方，形成“你在里頭、我在外頭”之格局，但結果卻是漸行漸遠，沖突日甚，形成“你在這頭、我在那頭”的態勢。
第三次對話：經濟學的“社會學化”和社會學的“經濟學化”
后帕森斯時代，現代西方經濟學有兩大發展趨勢：其一為經濟學的數量化趨勢，其二為經濟學的“社會學化”趨勢。1969年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經濟計量學奠基人拉格納•弗里希，是學術界肯定經濟學數量化趨勢的標志；1974年瑞典人岡納•繆爾達爾榮獲第六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則是學術界肯定經濟學“社會學化”趨勢的重要標志，后者是“新制度學派”創始人，提出經濟學者分析一國的經濟發展過程時不宜將該國的歷史源流、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經濟結構與活動水平、社會階層與社會組織等各項非經濟因素視為孤立變數，而應將彼此相互依存的關系列入考慮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義；他還提出“社會過程理論”，認為經濟關系變化與發展過程是社會關系變化與發展過程的一部分，是科技進步及其誘發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則突破傳統經濟學的局限性，將經濟分析從物質產品延伸到非物質產品，并發表了家庭經濟與人類行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會學者不再沉默，開始將觸角伸入經濟學領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國哈里森•懷特首先嘗試用社會學觀點解釋市場，認為市場是社會網且首先是社會關系，“社會網是經濟交易的基礎”；他關于角色結構的市場分析是一種開拓性的社會學研究。3諸如此類的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交叉融合不勝枚舉，可見兩門學科的新一輪對話已然開始并將深入持續。我們有理由相信，經濟學與社會學可以也必須對話，因為“不同學科的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自由競爭，能夠形成有效的矯正機制，完全有助于學科的進步?！?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塔•森曾指出，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方向要“融合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甚至是文學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說哲學方面顯現出來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這不是為跨學科研究辯護，那是（注：指非跨學科研究）是一種機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歡在每個學科內部進行的學科訓練?！?如有可能，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理應作這方面的努力。主要參考文獻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強等譯，社會學主要思潮，華夏出版社
[2]朱國宏，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對話：意義及其可能性，復旦學報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飛，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新發展，社會學2000/05
這里的“欠發展”是發展不夠或發展滯后的意思，不同于“欠發達”，欠發達是不夠發達，但含有發達的成分，而“欠發展”是一個更普遍而沉重的現實。這里的“區域”更多是指縣域或縣域毗鄰區，因此，“欠發展區域”的定義是指發展不夠或發展滯后的縣域或縣域毗鄰區，即一個以上的欠發展縣或欠發展地區，是以發展地區作為參照物?！扒钒l展”區域教育的不適應主要表現在：
1.區域教育的方向性偏離
在欠發展區域，基礎教育是教育的主體。由于基礎教育的特征是應試教育，忽視職業技能培養，嚴格與高考對接，為高等教育輸送人才，也幾乎是在為城市培養人才，城市有更強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較低，教育對區域社會經濟的貢獻率很低。二元的社會經濟結構導致了二元的教育與人才結構，欠發展地區人才嚴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約了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觀念的落后與經濟發展的滯后形成了貧困的惡性循環。
2.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的嚴重缺失
目前區域教育體系基本以基礎教育為主，區域發展所需的職業技能教育發展很慢，而且很不規范。職教的目標也是為了勞務輸出，為地區培養技能型勞動者；農民科普與素質教育幾乎被荒廢；區域黨政決策者及各層次干部的管理與決策教育沒有列入區域教育體系，而他們擔負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決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于繼續教育的程度與有效性；企業家隊伍和企業家精神是影響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業家的培養與教育完全被忽視，依賴土生土長。應按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學習型社會的要求，以區域發展為目標，建立完整的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特別重視決策者教育、企業家教育、職業教育和農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和二元教育投資結構
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導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資結構。目前，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農村和農民。為什么農村的義務教育問題長期解決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現有的義務教育經費分配格局嚴重不利于農民和農村。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現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中央只負擔2%，省地兩級負擔11%，縣級負擔9%，78%的經費要由鄉鎮這一級來負擔。既然是實行義務教育，就應該是城鄉一體的，都應該由國家來承擔，或主要由省級財政來承擔，不能往下壓。國家每年的衛生經費支出是幾千個億，但是85%給城市，只有15%給農村。這種文教衛生的二元投資結構，嚴重地制約了教育的發展，區域的財力只能勉強支撐基礎教育的發展，根本無力發展區域所需的教育，無法完善區域教育體系。
二、
教育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的根本要求?？茖W發展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各項事業的改革和發展?？茖W發展觀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教育與區域社會經濟的協調問題，但是已經隱含或涵蓋了這一點，這是區域內部第二層次的協調問題。區域協調發展就是區域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在這一層次的協調中，教育作為一個重要角色，不僅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影響區域社會發展，還影響區域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教育影響觀念的形成和轉變，影響人力資源的形成，從而影響區域的制度變遷。實踐證明，教育發達和適應的地方，相應地是社會和經濟較發達；相反，社會經濟欠發展的區域，凸顯教育的落后與不協調，并嚴重制約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與區域社會經濟不協調的問題，已經成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但并沒有引起區域的足夠認識。目前，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已經不能適應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能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必須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重新定義區域教育的發展方向、結構和體系。區域教育的首要目標是促進和服務區域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欠發展區域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協調的措施
1.調整教育方向
從區域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高度，重新認識教育的功能與作用，把握區域教育發展的方向，教育的結構、質量和數量必須滿足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區域的發展為依歸和出發點。
2.完善教育的結構與體系
按學習型社會和學習型組織的要求，逐步完善區域教育的結構和體系，以基礎教育為重點發展，完善各層次教育，尤其是決策者教育和企業家培養。在為城市和發展地區培養人才的同時，立足區域，培養人才。
3.改變二元教育投資結構
在改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同時，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對區域教育的投資，有效改變二元的教育投資結構。
4.建立區域人力資源戰略與規劃
人力資源是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區域黨政應建立這一共識，從區域長遠發展出發，建立區域人力資源戰略與規劃，在經濟改善的同時，改善人才就業環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業家和投資者。
5.改革區域教育體制
把教育看作是區域發展的重要工作，加強黨和政府對教育工作的重視；致力于改善區域教育體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質量與活力。促進教育的多元化、市場化，充分引進市場競爭機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會資本，擴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來辦好區域教育是不現實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現有投入渠道潛力的同時，使教育投入結構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會資本，而要完成社會資本與區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須改革辦學體制和產權制度，促進辦學模式的多元化。
四、結論
教育如果適應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本將促進經濟增長，并使其它發展目標得以實現，否則，將導致人力資本投資浪費，阻礙整個發展過程的展開；教育也將對收入分配和消除貧困產生影響。應改善教育內部結構和二元教育投資結構，使教育更好地服務于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大力發展區域所需的職業教育和農民業余科普教育，培養學習型社會的氛圍。通過產業發展，改善就業環境，引進發展所需人才，抑制人才流失，遏制落后與人才流失的惡性循環。政府應從區域發展的戰略高度重新認識教育與人力資本。
1.1數據類型和來源社會經濟統計數據（廢污水排放量）來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張家口、廊坊、保定等25個地級市以及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1985-2009年統計年鑒，其中人口數據包括總人口、非農業人口，宏觀經濟數據包括GDP、三次產業產值，廢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業廢水排放量。土地利用類型數據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遙感影像解譯獲得，土地利用分類參照《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T21010-2007），并根據實際需要進行必要調整，將流域土地類型劃分為林地、草地、農田等11類。水文、水質數據由海河水利委員會提供，包含88個站點2005年逐月監測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質指標。監測站點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蓋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置見圖1。
1.2數據處理方法
1.2.1經濟和人口變化表征將流域范圍內所有縣級行政單位統計數據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經濟，分析人口及經濟變化趨勢。將各區縣工業產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導入ARCGIS9.3，結合區縣面積，計算工業產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圍工業生產強度及城市用地空間分布特征和演變過程。
1.2.2土地利用動態度計算在ARCGIS9.3支持下，對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進行分析。通過土地類型所占比例確定流域土地類型結構，采用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模型（王秀蘭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類型數量變化。模型計算如式。式中，K為研究時段內某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種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
1.2.3水資源利用強度計算水資源利用強度表征土地類型變化對流域水環境影響。水資源利用強度計算如式。式中，P為某一土地利用類型水資源利用強度，∑Qi為該土地類型所有水資源利用量之和，S為土地類型面積。
1.2.4統計分析方法對流域主要城市廢污水排放量變化和經濟人口增長進行相關分析，明確經濟和人口增長流域水環境影響；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歸統計方法，綜合分析經濟社會指標對河流水體污染物影響程度。由于河流監測斷面水質狀況是上游范圍內社會經濟活動累計作用結果（Shoemaker，1994），水質數據需要同累計社會經濟指標對應。同時，上游不同區域對監測斷面影響因監測點距離擴大而減弱，采用（Kingetal.，2005）距離權重求和方法計算監測斷面對應的累計社會經濟指標。
2結果與討論(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經濟產值與廢污水排放規模海河流域經濟產值和人口數量都有明顯增長，二、三產業增長速度明顯高于第一產業，非農業人口增長明顯快于農業人口增長（圖2）。1985～2007年，第一產業產值由204億元增長到2565億元，第二產業產值由478億元增長到1.55萬億元，第三產產值由246億元增長到1.51萬億元。流域三次產業結構顯著變化，二、三產業年均增長率明顯高于第一產業，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比例逐漸縮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產業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產業維持在46%左右，第三產業由32%增長到45%。流域非農業人口由1985年的1890萬增長到2007年的4620萬，非農業人口由1985年的6270萬增長到2007年的8400萬。從變化趨勢上看，農業人口在20世紀80年代末出現大規模增長，但90年代中期農業人口進入平臺期；非農業人口一直呈現增長趨勢，增長速度明顯高于農業人口。流域工業產值密度發生了很大變化，近二十年來工業生產強度大幅提高，工業生產聚集區明顯增加（圖3）。1988年流域工業生產活動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區，其中北京工業產值密度最高，最高6萬元km-2左右，其它地區處于相對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業區域已經由京津地區擴大到京津唐地區，該區域工業產值最高達到14萬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規模工業聚集區。另外，河北石家莊和山東聊城-德州區域出現小規模工業聚集區，其中石家莊地區工業產值密度最高超過10萬元km-2，聊城-德州最高達到7萬元km-2?？傮w上，流域工業生產強度呈現出明顯增強趨勢。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億t增加到2007年的23.9億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億t增加到2007年的25.9億t。流域工業產值及人口數量與廢污水排放規模具有明顯關聯性（圖4C，D）。北京、天津、石家莊和唐山工業產值較高，其工業廢水排放量也顯著高于其它城市，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工業產值之間相關性顯著（p<0.01），復相關系數超過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與非農業人口數量之間相關性更加顯著（p<0.001），復相關系數高達97%。流域工業發展和人口擴張造成廢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經成為河流水質惡化的直接驅動力。
2.2土地利用變化與河流水資源利用隨著人口快速擴張和經濟的高速發展，流域城市用地明顯擴張。流域土地利用動態度（表1）顯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農田變化不大，荒漠面積有一定比例減少；城市用地和農村聚落分別增長85%和19%；濕地面積變化不大，但不同類型濕地變化明顯，其中沼澤和河湖灘地減少12%，近海濕地和內陸水體分別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變化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長比例最高，其次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農村聚落增長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龍港運東水系，增長比例超過30%；近海濕地大清河水系增長7倍，黑龍港運東水系增長79%，而灤河及徒駭馬頰河水系均呈現出減少態勢；黑龍港運東、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灘地較大比例減少，其它水系變化幅度不大；鹽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變化相對較小。城市擴張是流域土地利用變化最顯著特征，近幾十年來流域城市用地規模擴大，城市群數量顯著增加（圖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區，且城市核心相對孤立，其它地區城市用地僅零星分布，不成規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積比例明顯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為核心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區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區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莊、邯鄲-安陽-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區都形成了小規模城市聚集區，城市用地擴張趨勢明顯。土地利用變化改變水資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擴張造成流域水資源開發利強度加劇。2005年流域農村聚落總面積1.3萬km2，用水量24.6億m3，農田面積16萬km2，城市用地面積7687km2。結合用水總量，流域農村聚落和農田水資源利用強度在17萬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資源利用強度為116萬m3km-2，是農田和農村聚落的6倍以上。農業用水代表第一產業用水情況，工業用水和城鎮生活用水分別代表第二和第三產業用水情況。根據海河流域三次產業發展趨勢，用水強度大的二、三產業規模不斷擴張，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區，城市用水的集聚效應非常顯著。高強度水資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徑流量減少，同時形成大量廢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徑比過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徑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區河流污徑比甚至超過2。流域自然徑流匱乏改變河流水文節律和水化學過程，降低河流自凈緩沖能力，對河流水環境造成極大沖擊。
2.3經濟社會發展與河流水質統計關聯流域影響河流水質因素分解為農村、城市和自然三個方面。表3為社會經濟指標因子分析結果，提取有效因子3個，原始變量比例合計81.3%。根據因子荷載矩陣，因子1載荷主要分布在農業人口、第一產業產值、農業總產值、化肥施用量、農村聚落面積等指標，表征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因子變量2載荷組要分布在非農業人口、第二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城市用地面積等指標上，表征流域城市化發展過程；因子變量3在林地面積、草地面積、河湖灘地面積等指標上載荷系數較高，表征自然屬性強弱程度。城市化過程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對河流水體污染物有顯著影響。以三個因子變量因子得分（SPSS計算）作為自變量，水質數據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復相關系數顯示，水質指標回歸結果均在p<0.01水平顯著。從因子變量標準化回歸系數看，CODMn與因子1顯著正相關（p<0.01），氨氮、總氮與因子1和因子2均顯著正相關（氨氮p<0.05，總氮p<0.01），總磷、汞和鉛僅與因子2顯著相關，鉛顯著水平（p<0.01）高于總磷和汞（p<0.01）?？傮w而言，因子1和因子2與污染物都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流域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城市化過程使得河流水體污染物濃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環境質量惡化的主要驅動因素。
3結論(Conclusions)
[關鍵詞] 和諧社會 經濟發展 良性互動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物質財富極其豐富，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從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出發而提出的一項重大歷史性任務。和諧社會，最核心的問題是人和社會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根本的目的是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我國的經濟社會既處在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又處在一個各種矛盾開始凸顯的轉型時期。經過2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經濟建設取得顯著成就，GDP總量增長了10倍，年平均發展速度為9.4％，成為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但是由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尚有很大差距，現有經濟發展能力與水平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還不相適應，社會上還存在因為經濟原因導致的諸多不和諧現象。比如，衛生經費、教育經費、環境保護經費等支出太少的根本原因就是經濟沒有發展上去；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勞動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實現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也消耗和浪費了大量能源資源，給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同時，社會上已經出現的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如城鄉、地區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均、違法征地、拆遷等，如果不立即加以重視和解決，將會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大阻力，甚至威脅著我國的改革穩定大局以及發展成果的取得和享有。因此，厘清經濟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系，建立二者的協調互動機制，對于我國來說是一件關系改革興衰成敗的頭等大事。
二、經濟發展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前提和基礎
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表明，物質財富的匱乏以及因此導致的生活貧困，是造成社會發展不和諧的根本原因。反過來講，一個物質財富極其貧乏的社會，我們很難奢望其是一個和諧相處的社會。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的，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奪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要實現以人為本、協調發展、充滿活力而又穩定有序的社會。社會的發展首先決定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物質財富的生產和發展既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又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首要前提，物質基礎來源于經濟發展，離開經濟發展，和諧社會就等于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根本上取決于經濟發展的總體進程。在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進程中，要防止因強調各方面的全面發展，而忽視了經濟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地位?！敖洕A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歷史的發展規律，經濟的和諧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此，要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經濟健康發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只有經濟全面、健康、持續的發展，才能使社會各方面協調發展，促進和諧社會構建。這也正是恩格斯所說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首先就是要“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實的物質生活”。經濟增長不僅奠定了和諧社會必要的物質基礎，還提升人們的道德觀念，這為和諧社會構建提供了社會基礎。和諧社會的構建人人有責，取決于全體公民的自覺行動，每個公民都應自覺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積極踐行基本道德規范，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要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協調發展，必須轉換傳統經濟發展觀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兼顧地區、城鄉、內外、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五個方面，促進經濟全面、持續發展。在主要政策上，必須認真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培養創新型科技人才。在此基礎上，大力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要大幅度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力爭用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創造出盡可能多的社會增加值，來緩解和解決我國經濟增長目標與資源環境條件嚴重不協調的問題。
三、和諧社會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
和諧社會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經濟發展基礎上，但不意味著社會和諧完全依賴于經濟的發展。一些物質財富已經極為豐富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以及西亞石油輸出國國內的混亂局面就是一個很好的反面典型例證。因此，諸如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能夠實現社會和諧,或者說必須等到足夠發展時才能構建和諧社會等觀點是完全沒有科學依據的。經濟發展只是為和諧創造條件,但不等于甚至不意味著社會和諧。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我國來說，不僅要把和諧社會理解為追求的社會理想,而且要認識到它同時是經濟發展的根本保證,我們要通過建立和諧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機制推動經濟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增加，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目標發生改變，從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給轉向更大程度地滿足需求，這客觀上要求實現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協調發展。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較大發展，但是，諸如收入差距過大、城鄉區域發展失衡、環境污染嚴重、就業難等問題嚴重威脅、制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所以,要想繼續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協調發展,必須著手解決經濟社會中的不和諧問題,想方設法協調各種社會矛盾,平衡利益關系,使社會絕大多數成員普遍地享受發展的成果,愉快地創造和生活,共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和諧社會包括社會關系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兩個方面，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有針對性地構建社會各個層面的和諧，努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具體來說，在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必須大力促進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就業結構等方面的改革，協調各方利益，減少摩擦，增強社會凝聚力，以此推動經濟建設更快更好發展，從而實現和諧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四、構建和諧社會與經濟發展關系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速發展經濟過程中，在綜合平衡、協調各種矛盾同時，應重點解決當前矛盾最為突出、影響最大問題，具體講，我們必須重點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過去我們一直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使得不少利益群體為了整體經濟的發展，做出了犧牲或讓步，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重新定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笆叽蟆弊龀隽酥卮髴鹇运枷胝{整，即將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過渡到“效率、公平統籌兼顧”的階段?？梢哉f，這種調整是黨和政府及時順應經濟社會的發展潮流，滿足人民群眾改革呼聲的戰略性舉措，必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和諧產生重大積極影響。人的發展和人類福利才是目的，發展的最高價值標準就是公平與公正。因此，在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必須協調、處理好各種社會關系，公平、公正地對待各種合理的訴求，尤其要使弱勢群體受到保護，并有機會享受更多的社會福利。
第二，縮小收入差距。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落腳點在于使全體人民共享社會進步成果。分配公平催人奮進,拼搏向上,分配不公則可能引起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針對當前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趨勢，必須采取措施均衡利益分配。具體講：首先,加大政府調節力度,以社會公平作為政策導向，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和貫徹各項方針政策的著眼點,正確兼顧社會不同群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大政府調節再分配的政策力度,合理調整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尤其注意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的利益,使他們能夠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其次,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網，加強立法保障,使社會保障制度法律化、規范化,讓所有城鄉居民都成為保障的對象,努力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特別關注低收入群體、困難群體的生活和生產,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實惠。
第三，積極解決“三農”問題。由于受地域條件以及國家政策的影響，“三農”問題在我國一直較為突出，尤其是近年來，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為市民，一些人正逐漸變為城市貧民，使得“三農”問題更趨復雜。我國的農民占人口的絕大部分，因此，農民的增收，農村的發展最終決定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成效，必須予以重視。筆者認為，對于當前因為城市擴張而引發的新型“三農”問題，解決的關鍵就在于正確認識發展與和諧社會的關系，實現社會和諧與發展的協調，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基礎上逐步推進城市化，適當控制城市化進程與規模，防止失地農民規模進一步擴大。而解決傳統的“三農”是一個浩大的工程，目前實際情況決定了其不能一蹴而就，應對之綜合分析，根據問題的輕重緩急分階段采取措施予以緩解和解決，尤其要重視當前較為突出的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拖欠工資、農民工子女入學難等問題。
第四，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是一種大力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盡管過去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的，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自然環境、自然生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梢哉f，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就相當部分是通過透支生態環境取得的，如不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緩解人與自然資源的緊張關系，經濟的發展必定是有限度并要為之付出慘痛代價。因此，必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的協調。實踐中，各級政府要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與要求，納入到發展循環經濟的戰略規劃中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規范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體系、建立完善相關制度法規、評價指標以及技術措施等，最終建立一條生態環境不斷得到改善,資源利用率顯著提高,人與自然關系更加和諧的經濟發展道路。
第五，轉變政府職能。受傳統全能型政府管理體制的影響，我國政府對經濟社會干預過多，嚴重制約了社會、市場主體的創新性，抑制了改革發展的動力。當前，必須積極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加快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職能轉變。政府在繼續維護社會公平公正，提供公共服務和產品，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的同時，加大對第三部門的培育力度，發揮各種社會組織的協調作用，實行有步驟的職能轉移和職能委托，減少政府對市場機制、微觀主體的直接干預，創造一個有利于各個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環境。只有充分調動政府、社會組織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建立良好的溝通、協調機制，才能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速經濟發展的同時，減少和消除各種障礙，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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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和諧社會；經濟學
Abstract: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the society, 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analyzed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deep presents put out the economic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conomic measures.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economics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04-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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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和諧社會，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協調發展的社會，也就是各種社會資源在地區之間、產業之間、部門之間進行合理有效配置，使生產力不斷、可持續發展，所有社會成員公平分配、占有和享用社會財富的社會。和諧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均衡狀態，它要求在不損壞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價格機制來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經濟學的均衡卻是一個動態的均衡，包括自由競爭均衡和壟斷均衡。自由競爭均衡的形成是基于價格機制的作用（即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使供求剛好相等，既沒有短缺也沒有過剩的狀態。此時，消費者的效用和生產者的利潤同時達到最大化，沒有無謂損失，社會福利達到最優，從而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和諧統一。但是，這種均衡是以市場為基礎，價格規律為主導，以此實現以人（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最大化為歸依。因此，和諧社會的經濟學內涵應包括：
――和諧社會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社會。社會資源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基礎。社會資源集中的地方，往往是社會財富增長最快的地方。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在相互競爭的需要之間配置資源，應將它的生產和消費單位組織得使社會能夠得到最大數量的所需物品；在整體經濟中使用資源，應在現行習慣、法律和制度的范圍內，使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諧社會應是各種資源在地區之間、產業之間和部門之間得到優化配置的社會。
――和諧社會是經濟結構合理的社會。目前，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變動的主要因素是資源短缺、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居民消費上升，還有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全球產業轉移步伐的加快也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產生重要的影響。資源短缺和環保等可持續發展問題將是貫穿今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最重要的約束條件，其中尤以能源問題最為突出；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這一時期往往是居民消費結構變化最快，帶動經濟增長速度快速提升的重要時期。因此，通過技術進步突破資源約束瓶頸，通過城市化和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
――和諧社會是公平而有效率的社會。社會公平就是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著權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機會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從社會分層的角度說，公平的規則包括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各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且恰如其分的回報；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一種互惠互利關系等。這樣的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深厚基礎。
――和諧社會是穩定有序的社會。社會的穩定應該是動態的穩定，和諧社會要正確處理激發社會活力與維護社會穩定的關系。一方面，我們要通過改革，激發社會各階層的創造性活力，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保持社會生機和活力的前提下謀求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此外，還必須高度重視和妥善解決改革中因利益調整引發的社會矛盾，避免體制轉軌、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矛盾的激化。和諧社會又是穩定有序的社會，這種穩定有序主要表現在社會流動上，它既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上升機會，又讓人們的這種上升或下降都是持之有據的。
――和諧社會是制度科學合理的社會。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科學合理的制度分析方法包括：權力分析、利益分析、規范分析以及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分析等，而科學合理的價值判斷標準則是生活質量。一切正統的經濟學往往以國民生產總值的大小或增加的快慢作為判斷標準。而國民生產總值只是一種經濟價值，它只是各種社會價值中的一種。除了經濟價值以外，價值還應包括社會的平等、生態的平衡、都市的整潔以及美、尊嚴、生活的樂趣等等。不能允許由于追求經濟價值而犧牲了其他的價值，要考慮經濟增長的代價。經濟價值以外的其他價值，稱為文化價值。如果把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綜合起來用一個價值來表示，這個價值標準就是“生活質量”。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通過一種制度的設計來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
基于經濟學研究，構建和諧社會應采取以下對策：
第一，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權力約束。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無可替代，問題是政府并非萬能。即使在不同時期，政府的職能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服從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政府職能必須有明確的定位，總的是要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減少過多的資源和所有權壟斷，不再充當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主要是生產和提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包括建立秩序、規范行為、搞好保障、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壟斷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等。只要市場能做的，就要讓市場去做。當市場失靈時，政府才需要發揮作用，為企業營造一個能夠按照市場規則運行的環境。政府應減少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致力于創造一個有利于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
第二，堅持以人為本理念，調整經濟發展目標。經濟發展是一個利用資源滿足社會需求的過程，經濟發展也確實需要有一個較高的速度。因為沒有一定的速度，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就不可能實現。但是必須指出，經濟增長應該考慮市場與資源約束、需求合理性問題、長期的增長能力以及未來的消費需求等因素。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就是要明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將發展、增長與人民群眾的真實需要結合起來。
第三，妥善處理城鄉、區域、民族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演進升級等問題。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說，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針對我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民族發展差距和產業結構問題等特殊國情，構建城鄉結構、區域結構、民族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和諧。中國目前最大的不和諧是城鄉之間不和諧，這種不和諧涉及的范圍之廣、程度之深、消除之難，比其他許多不和諧都大得多。因此，構建和諧社會當前最關鍵的就是構建和諧的城鄉關系。當前城鄉關系不和諧的核心是農民和市民的權利不和諧。必須在制度設計中把統籌城鄉具體化、人格化，即統籌農民、市民權利。農民是我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其弱勢源于經濟貧困、精神貧困和權利貧困，而權利貧困究其實質是農民的權利和政治決策脫鉤的產物。我國區域之間發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種特殊國情。但問題是目前這種差距的擴大還在繼續，較發達地區的收入增長水平仍然快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應當通過對欠發達地區在稅收返還和財政轉移支付上的傾斜，逐步扭轉這種區域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
第四，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導致社會不和諧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差異的失控和社會公平的缺失。差異的失控使得社會成員喪失互助互利的基礎，無法建立利益的共同點和結合點；而公平的缺失，又使得社會無法合理地協調利益關系，使利益關系不斷走向對抗。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使現實的社會差異轉換為一種互助與合作的動力，使差異建立在可調節和公平調節的基礎上。公平主要包括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其實以上三種公平觀，從狹隘的立場出發都存在缺陷。首先，單純強調起點公平，而忽視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的做法，不僅不可取，也將使公平的追求置于不可實現的境地；其次，狹隘的過程公平由于過于重視規則而輕視結果，必然走向兩級分化的失衡狀態；最后，如果單純強調結果公平，必然走向平均主義的陷阱。因此，科學的公平觀應該是一種統合的公平觀。統合公平觀認為，公平應在基于非歧視的規則約束下來保障過程公平，并在可行的范圍內去調整結果失衡和縮小起點差異使社會分配收斂于結果公平。
第五，推進制度創新。體制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作用是現代經濟學界探索經濟發展規律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而言，需要在體制上進行創新，制定更為科學合理的政策、制度，促進社會的和諧。其中包括：
一是以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求和諧。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突出解決好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重點是通過市場效率和政府公平分配兩大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領域中的行業、企業、階層、群體和體制內外間的收入差距。一要繼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從政策設計上完善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激勵機制，鼓勵通過團隊效率和個人效率取得、增加個人收入；二要充分利用財政、稅收和工資等分配工具，從制度設計上制定調節政策。用財政支出工具調節體制內外、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用稅收工具調節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用工資工具規定最低工資水平保證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三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和收費制度，取消預算外制度，從體制和制度上消除權力參與分配。
二是以積極的就業政策促和諧。就業是民生之本，民富之源。要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努力改善創業和就業環境。一要大力發展吸納勞動力容量大的產業、企業及經濟類型，讓盡可能多的人有參與就業的崗位；二要建立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健全就業服務體系，落實就業扶持政策，讓盡可能多的人有參加就業的機會；三要堅決落實九年制義務教育，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成人教育，特別是各種形式的、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和再就業培訓，讓盡可能多的人有參與就業的能力；四要在全社會加強就業觀念教育，培育競爭和開拓意識，讓盡可能多的人有參與就業的愿望和動力。
一、經濟法價值的內涵
經濟法的產生體現了經濟法的公平價值。經濟公平價值的內容，是由價值主體的主觀需要與客體的功能屬性相互作用決定的。國家不能任由純粹司法保護自由競爭，因為自由競爭的任意發展導致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使市場機制失去了其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整體效率。當不受限制的自由競爭導致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遭到破壞，進而影響經濟發展的時候，國家必然要干預經濟，為了用法律的方式控制國家的不當干預，經濟法便產生了，顯然，經濟法就是以追求經濟公平價值而出現的。
經濟法價值的公平是制度、規則和習慣的公正、合理和有效。首先，經濟公平指的是機會均等和規則公正。從這一點講，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對矛盾，而是公平決定效率，效率是公平的必然結果。因為公平的規則和合理的制度，可以使人們形成有效的預期，增加或減少各種投入，降低生產成本，帶來規模效益。其次，從更深的層次講，公平指收入分配公正，這是對收入分配的尺度標準而言的，即等量勞動獲得等經量報酬，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投入生產要素多者不能獲得較多利潤，投入少者反倒獲得較多利潤，那么，勞動、技術、資本、土地就不可能被更多地投入，社會資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
經濟法的實施體現了經濟法的正義價值。正義，是一切良法的共同追求。民法追求交易雙方的自由、平等；行政法追求國家公權力行使的合理性。在市場領域，經濟法產生之前的法有民法和行政法，即私法和公法作用于經濟，民法要保障市場主體的平等、自由，行政法要維護國家統治秩序。在沒有經濟法的情況下國家可能會出于維護統治秩序的需要以全社會利益代表者的身份運用行政法干預市場。然而，在市場不正義出現時單靠行政法不能規制市場的正義。所以既然要協調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就只能是中立于其間的法，這個法就是經濟法，經濟法一方面以維護私法的合理存在為己任，但又超越個人的私權，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另一方面，既賦予國家適當的干預權，又防止國家公權力的濫用，以實現經濟民主。
經濟法樹立以人性全面實現和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價值目標的，可持續發展觀是經濟法實現自身價值和發展的需要。經濟法的價值如果離開了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因為價值目標本身并沒有意義，只有當目標與人的發展結合起來時才有了其存在的價值。因此，經濟法的最終價值目標應當是也必須是人性的全面實現和人的全面發展。一切政治、法律措施，一切社會活動，只有當其有助于實現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與能力的全面發展時，才是有價值的。鑒于此，經濟法的各個部門法，如企業法、稅法、金融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環境保護法、資源法、人口法等，就必須摒棄傳統經濟法的價值觀，不能各自為政，互不協調甚至相互抵觸，單純為促進經濟發展而存在。各部門法從立法到司法必須在為了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最高價值目標的指導下來制定和實施，使經濟法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
二、和諧社會的內涵
和諧社會，是指一種美好的社會狀態和一種美好的社會理想，即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以和諧理念為主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人們和平相處、安居樂業，是和諧社會的一般特征。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容，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條件。它是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實現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
和諧社會的構建，是在把握經濟社會發展新變化，為適應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樣化，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發展進程中，提出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這是對社會發展規律理性認識和經驗總結的新成果，是對社會建設理論的新發展和人類追求美好社會理想的新貢獻。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和諧社會的這六個特征，實際上包括三層基本關系，即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這三層關系的核心或稱為和諧社會的本質內涵，是以人為本，即和諧社會就是要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為人的自由發展提供最大的空間。
和諧是市場和國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會效益最大化是和諧的必然結果，也是評價和諧的一個重要標準。作為經濟法價值追求的經濟和諧，指以市場調節為主，在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國家針對市場缺陷，對經濟進行干預、排除社會經濟正常運行的障礙。最終實現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穩定、發展的目標。經濟法作為規范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它追求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統一、社會效益與個體效益的統一、實質公平與形式正義的統一、經濟民主與經濟集中的統一、國家調控與市場配置的統一等。
三、如何完善經濟法以構建和諧社會
取消城鄉二元分割的政策限制，加快建立城鄉居民地位平等的經濟社會制度。一是統籌城鄉就業，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逐步實現農民工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等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改善農民工勞動條件，保障生產安全，擴大農民工工傷、醫療、養老保險面，建立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制度。支持農民有序外出就業，鼓勵農民就近轉移就業，扶持返鄉農民工創業。二是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主線，促進城鄉人口合理流動。給農民以平等的公民權，把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各種不合理制度規定全部剝離出去，讓農民享有自由進城和自由遷徙的權利。當前重點是放寬中小城市落戶條件，使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三是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按照廣覆蓋、?；?、多層次、可持續的原則，加快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創造條件探索城鄉養老保險制度有效銜接辦法，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實保障農民基本的生存權。
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受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市場還未真正成為配置城鄉資源的主要手段，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在資金、人力、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流動中存在著很大的障礙。因此，必須進行以市場為導向改革，取消政府對市場不合理的干預和管制。建立城鄉溝通、統一、有序的產品和要素市場，重點是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市場、統籌城鄉土地市場、統籌城鄉資金市場等。只有形成統一城鄉市場，促進城鄉間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才能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城鄉經濟的良性互動，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政府應繼續運用法律手段來完善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法包括產業政策法律制度、國有資產管理法律制度、財政法律制度、稅收法律制度、銀行法律制度、政府采購法律制度、對外貿易法律制度等內容，這些法律規范的基礎是市場和責任。從根本上說就是要把宏觀調控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讓市場能夠發揮或者更好地發揮作用。
關鍵詞：經濟活動；生態系統；民族文化；資源；發展
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類不僅是社會性動物，也是一種靠消耗生命物質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動物。人類只有在社會實踐中實現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通過社會實踐這一中介，人與自然才能實現具體的依存統一。因而，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發明從終極意義上講都僅體現為利用資源能力的提升，而決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資源。①然而，這個關系紐帶是基于人類社會實踐的最基本形式就是通過生產勞動過程來實現的，從人、生產工具、勞動對象三要素的結合過程來看，首先是自然界為勞動提供對象（資源），勞動把資源轉變為財富②，實事上就是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轉換過程，就在這種物質變換的同時也實現了能量和信息的變換，從而促進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實施運行的過程中，人類顯然是生命有機體的最高形式，對生態的需要顯然是要利用人類文化的最基本生存環境作為基礎，這并非文化能給人以其所有的一切萬能理想和需要，關鍵在于各民族利用所掌握的生計策略和特長，去操縱掌控好各民族的文化去作用和指示人類以創造和改觀各種物質形態之后，發揮人類特有的智能水平，以新的產品和物質為目標去實現和提高人類所需的各種需求和生存的舒適度。正因為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在自然條件下展開，自然條件的優劣與持續穩定，必然直接影響經濟活動的實施成效。因為任何一個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并非純客觀的自然空間，而是經由該民族文化作用意識下的加工改造結果。在這一活動中，為了保證民族經濟活動的運行成功，民族文化作用的構建和選擇除了依附人類社會先天賦予的自然資源以外，從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資源配置、利用方式以及與民族文化相并存的環境等方面的作用和影響下的各種社會發展關系，對我們的社會存在和發展即充滿了各種探索，同時也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開拓了嶄新的研究領域。
然而，人類的需要又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具有時代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特點，在人類的生存需求中，也存在永恒不變的需求，只是這種需要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來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罷了。諸如生存背景下的自然環境就客觀的存在差異，相關民族對各種資源的利用程度、取用的方式、方法都會不盡相同，因而從認定的價值上也就各不相同。在一定范圍內的自然資源，對相關民族來說可以較為豐富，所遭受到的生態環境破壞程度可能較小甚至沒有被破壞的情況下，人類則感覺不到自然環境存在的重要性，因而對環境的依存度往往會在無意間偏離所處環境甚至是釀成災變，在這樣的無意識干預下，人類對資源取用的便捷度和需要往往會偏離所處社會環境的使用初衷。因而，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忽視對自然資源的需要，對生態環境的無意識破壞也會由此相伴隨出現。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類不僅是社會性動物，也是一種靠消耗生命物質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動物。然而，人類的實則存在，不僅要把對自然資源的需要當成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時又是人類的享受需要，更是人類追求經濟利益的保障。具體體現在：其一，自然資源所能提供給人類的生存空間，都將直接或間接的為人類的生存提供生活資料，沒有自然資源，人類就不可能存在。其二，自然資源都能提供給人類的享受需要，它包含了人類的物質享受和精神需求，歸結到底就是對自然界的享受。其三，當今人類對自然資源的便捷開發和利用，幾乎可以囊括在對自然資源的最大限度開發和綜合利用當中，但同時也要受到相關民族文化左右的偏好和作用，對一些自然資源的價值認定和過度利用，會造成對生態環境的暫時損毀和破壞，甚至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了。
然而，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發明從終極意義上講都僅體現為利用資源能力的提升，而決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資源。自然資源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其中一部分是在人類沒有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對人類經濟生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加工和改造利用對象，沒有人類的經濟活動，自然資源就只是個客觀存在的自然物，說不上任何意義的人類效用和價值?？v觀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它都掌握著一定的自然資源，只要相關的民族文化能夠妥善充分地利用它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相關民族都會得以正常延續和發展。但歷史和現實證明，人類會啟用文化機制來進行妥善的調節，因為人類是以民族為分野的，具體體現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則，其并存文化間會很自然地形成對資源價值認定上的信息隔膜，信息隔膜的存在又使得文化制衡機制的運作將比生物制衡更為復雜而多變。這樣，文化制衡以生物制衡為藍本，但卻獲得了比自然生物制衡復雜程度的超越，這種超越卻恰好是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特殊寄生并存關系。既有生物性的寄生性一面，又有并存穩定的社會特性一面。因而，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偏離與包容體現為能動地謀求生存與種群的社會性適應以保持穩定延續。要改變這種發展困境，就要堅決的把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需求置于人類發展需要的中心環節，并使其與經濟利益的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只有這樣，資源要能成為各民族的經濟優勢，就得經過勞動的改造和加工形成產品。因此，資源無一例外的都是被相關民族的文化用意后才賦有特定意義的，資源是具有特定民族文化產品用意的物化表現形式。一些民族生存于地球表面，會感覺到自然資源的匱乏，并不是它沒有自然資源，而是它們對某些資源的消耗已經超過了當地所能提供的資源量或是利用資源的方式未加轉變。從特定意義上說，沒有哪一個民族完全具備發展生產的一切資源，一切都在于相關民族從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等方式轉變利用資源的產品方式。也就是資源是被相關民族的文化所賦予用意的，資源是具有特定民族的文化產品用意的。
由此可見，從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思考自然資源的開發與轉換問題時，不僅要看到這些物質資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開發，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資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條件是否可以實現各民族利用經濟資源和生態效益的統一，只有將達成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高效性和合理性，才是真正為了保證民族經濟活動的運行成功，因而筆者試圖從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資源配置和利用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并存關系研究入手，目是想償試拓展研究的視覺和領域新思想。從經濟人類學視野下的資源配置來關注民族文化產品用意的各種物化表現形式，目的則不僅提高了各民族生存所需的物質基礎和舒適度，同時更是保證了民族經濟活動的運行成功。
作為勞動對象的自然界，是由人的本質對象化了的或是人化的自然界，勞動資源則是人的知識力量的物化表現形式。盡管人類的生產過程是一個使其從對自然力的直接依賴，向能動的運用自然力而過渡的過程，但人在借以使自身獲得獨立的經濟過程，始終得依托于自然界的基礎資源。經濟發展的這一自然基礎，不僅為人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對象和手段，而且就是人類整個經濟活動的生存空間，如何利用資源來發展或制約經濟，使同一勞動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得到多寡不一的勞動成果，或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投入等量的勞動所得到的經濟效益仍然多寡不一。主要是是由勞動的自然條件決定勞動的自然生產率，不能由一定的投資創造出來，自然資源的優勢或制約成為影響勞動生產率的重大因素。同時，技術變化也是增加各生態系統可能性作用發揮的因素，技術的并存拓寬使各種資源的開采率和變化幅度以及活動成本都將成為新的經濟作用因素。然而，自然資源的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它僅表現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存在。如不能把這種潛在的要素開發轉換為現實的生產優勢，就不能把潛在的要素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從而更不能直接把自然資源的豐歉度與經濟水平的發展相等同。一方面是技術手段的發展將使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非再生性突破限制和約束條件。由技術進步帶來的物資資源的相互替代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技術結構的高度發展，還會賦予自然資源一定程度的再生性。這就表明技術結構的狀況不僅決定著人們對已開發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而且擴展著人類對自然資源開發的新領域。它不僅表現為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雙層利用，還表現為人們對物質資源的替代使用和創新改造。但從終極意義上講，人類的一切科學技術發明都僅體現為對所處自然資源利用能力的提升，而決不能拋開自然環境這一依存的基礎資源存在。
誠然，經濟社會發展是文化的決定性因素，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反過來又會有推動作用，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文化又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梢哉f有什么樣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態，就有什么樣的民族文化隨之相伴，文化是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獨立存在，沒有無文化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沒有無社會經濟的文化存在。③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文化充當決定性因素，文化成其為促進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基礎，亦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驅動力。從四方說明：
首先，從歷史形成的過程分析，一個民族或國家在長期的發展中，需要經過文化的積累、沉淀、改造、利用和創新文化機制牽聯的多種因素考慮對自然生態資源作出合理的挖掘和資源整合，調適過程不是一蹴而就，得綜合熟知各種資源的屬性和外在復合因素的制約，必然會形成該民族特有的活文化，這種特有的活文化并存和存在，將成為支撐該民族壯大、發展的力量。其次，從民族凝聚力來講，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力文化，其引導力會增強和豐富該民族的社會內涵、提高民族素質、展示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精神、能夠團結和凝聚民族的力量，成為該民族的精神動力，同時會鼓舞民族人心，激勵民族斗志；再次，從國際民族的競爭力剖析，它能夠優化和吸引外來投資者的趨動動力，吸引人才引進，促進對外交流的窗口，擴大民族信仰和對外的影響力、凝聚力；最后，從生產力面探討，文化資源開發可直接轉化為經濟資源，如區域民族特色促使旅游和經濟特區開放，能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與牽動多產業的復合興盛，同時拉動經濟產業增長的鏈條，實現文化與經濟的共同繁榮。
資源要能成為經濟優勢，首先就得形成產品和經過勞動的加工?？梢?，從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考察自然資源的開發轉換問題時，不僅要看這些物質資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開發，更要看到資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條件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可見，這種經由具體文化加工改造后形成的自然資源，是特定社會的產物，不但具有了特定的社會性，也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而獲得了特定的民族性與文化性。
物質資源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基礎。無論哪個民族在對自身所處環境的改造時，其意圖都是要進行有利于本民族物質、經濟、文化、環境等為利進步的生產、生活方式去發展而進行的社會生產活動。
首先，人們要進行物質生產勞動的對象資源是自然界提供的。它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資源，通常是由人類及其相關的人類民族文化來界定利弊的，是人類的文化起著主宰社會的、經濟的活動干預與制約。在任一時段內，關于資源基礎沒有單一的定義，在一種社會形態生活中，當時在相關民族認為具有很高資源價值的定義，其實只不過是相關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人為扣上的象征而已。即人為界定的這種價值高昂的東西在相關人類社會及其民族文化中適用。轉而換成其他人類環境及其民族成員，就可能只是中性材料。④終極作用的活動目的受制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以及與之匹配的生存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和認可。由此引發的系列民族文化及文化事實體系會干預支配相關的民族文化實現他們認為可利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等主持者的意圖。然而，任何一個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并非純客觀的自然空間，而是經由該民族加工改造的結果。文化是指導人類生存發展延續的信息體系。⑤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對的自然環境不同，所經歷的歷史過程不同，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大有差異，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同民族創造出了各自有別、豐富多彩的相關文化事實體系。這些相關的文化事實體系在各民族作用中體現優劣，被人為的扣上優劣的價值界定，即民族聚落僅是文化事實之一的表呈現象。這既是社會的需要，又是文化的產物，體現為民族文化與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關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沒有什么“原生態文化”可言，保持與創新并存，保持是文化事實體系的常態，而創新則是對環境變遷的文化適應。文化遺產是文化事實保持的樣態，也是創新的基礎與源泉。民族文化的保持與創新在民族文化與民族生境的耦合中延續。因為一個民族的生存環境是特定的，為了適應不同的生存環境，每個民族都具備其特有的傳統生計方式和對資源的取用、加工和改造利用辦法。一個民族的本土文化與生態知識能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并具有規避民族生境中生態脆弱環節的稟賦。⑥因此，在生態資源的取用中應當充分借助與利用民族傳統知識、資源和技能來認識和維護生態系統的循環運行，促使人們在高效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更好的維護人們生態區域內的資源，在模塑中促進人類與生態的和諧。
其次，鑒于特定的生態環境。生息于特定生態背景下的民族，其文化建構必然受制于該生態系統的調適和模塑，并突出的表現在直接調適和制約該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鑒于我國復員遼闊的生態系統復雜多樣，因而不同地區、不同生態系統的生態建設必然要做出有針對性的研究思路和對策，切不可都整齊劃一。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目的是與本土性的生計經驗打交道，是希望發掘和利用各民族的傳統知識和技術技能來維護人們的社區資源。因而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學仁都一貫主張需要通過文化去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資源利用方式。其主要內容就是把人們生活的社區資源合理的規范到舒適度較高的人與社會的和諧共榮，以實現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⑦如風俗、宗教、組織、語言、生計方式等的差異性存在，加之地球資源的分配不均，那么人們就會很自然的根據所處環境的差異迥別去實現更為舒適的生活所求。因而各民族社會所動用的文化策略就會不同。在這樣的人為建構起來的信息系統指導下，由于其具體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不同而產生出了呈差異性的文化事實體系。⑧顯明例證，諸如武陵山區土家族對牲畜廄肥的加工處置和利用辦法與其諸如高原寒漠帶廄肥處置、利用和操縱辦法顯然不同，這就是生境存在的兩個面，即自然和社會環境的差異性所導致的文化事實體系不同。例如糞便是由各類動物排泄的客觀存在物，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效用價值評判就各不相同，在侗民族看來，可作為施用魚田的餌料，在其他民族看來，取用方式和效用可能大不相同，無論是把糞便資源化還是垃圾化，其研究目的是更多的關注生活社區周圍的一個個文化事實，要從這個文化事實的例案中去關注其后的本質問題，那就是各民族傳統經驗對所處環境資源經長期模塑和總結經驗的特長，認為生態建設的關鍵不在于工程，也不在于投資，而是在于如何利用文化改變資源的利用方式。
再次，鑒于人類社會的生物性與社會性并存。人類是地球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員，既具有生物性也具有社會性。人類除了擁有生命遺傳信息系統外，還有專屬于自己的社會信息系統，但這種系統的建構前提是人類必須寄生于自然生態系統為其提供物質、能量和信息。但與此同時，人類又能將專屬于他自己的物質形式滲透到生態系統的生態空間之中，與地球表面各種各樣的自然生態系統相并存，因而人類社會的生物性在發揮著終極作用。所以，人類在建構社會與文化時始終得以人類的生物性為藍本，以便人類能以遵循生物原則的角色去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運作。加之人類的特殊性在于它具備了能動認識外部世界的稟賦，并可以將認知的結果加以整合，建構專屬于自己的信息體系――即人類特有的文化信息，它不是先天獲得的，而是后天習得的。區別在于文化信息不像生命遺傳信息那樣可以代代相傳，只要人類世代沿襲生命遺傳就可以世代沿襲，但文化的世代沿襲卻不同，趨于人類的建構藍本為意圖，有可能喪失舊內容而獲得新的內容，還可能通過文化重構的方式能動地修改和新生更為復雜的新內容，且有其可能文化信息系統與自然生態信息并行但不重合，更有可能是用不同的文化信息系統架構、誘導出了差異的文化類型和文化樣式來。正因為這些具有差異文化信息的類型和樣式的體現，根據不同的文化類型規約出不同的民族來。這樣，由人類文化建構塑造的人類社會也就會像自然生態系統那樣憑借人類特有的文化信息建構起一個多種因果關系交互制衡的復雜穩態延續系統。只不過也有多層次的結構，如從人類社會的總體到并行的族系，再到族屬，直至到一個個單一類型的民族和不同民族類型下數目不等的民族成員，以及含下屬支系、宗族、社區和家庭等。⑨可以說，人類社會結構層次的復雜性與自然生態系統相仿，同樣具有自組織能力，能生長、發育和壯大。但這些子系統具體到對適應外界的環境和自我修復、能動調適的能力時都迥然有別。
總之，人類社會是自然生態系統派生的產物，沒有自然生態系統就不可能有人類社會。人類也是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特定物種，它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僅僅占據一個結構功能點。區別僅在于人類具有他自身獨特的創造物――文化。但同時要兼顧到人類的生物性和社會性，這種雙重性自然會使得文化自身的結構、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關系表現得更其復雜化。為此，顯然有必要從文化的視角去反思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系。這種關系的最終表現就是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在自然條件下展開，自然條件的優劣與持續穩定，必然直接影響經濟活動的實施成效。（作者單位：吉首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
基金項目：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生態研究”（課題編號：11AZD071）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解：
① 楊庭碩等《生態人類學導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09.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
③ 孫叔平，《論社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構成和發展的規律》[J].學術月刊，1957.08：4～12.
④ [英]麗斯著，蔡運龍等譯：《自然資源DD分配、經濟學一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21～22.
⑤ 楊庭碩、羅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與生境》[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31～32.
⑥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9～60.
⑦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8～32.
⑧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3～35.
⑨ 羅康隆著：《文化適應與文化制衡――基于人類文化生態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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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庭碩、羅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與生境》[M].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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