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6 16:06:34
序論：在您撰寫動態貿易理論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教學模式；動態化
一、引言
后經濟危機時代，我國進行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就業市場對專業和學科融合趨勢不斷加強，社會在職業選擇的潮流中要求應屆大學畢業生是全才更勝于專才。為了適應新形勢發展，無論是一、二本科院校、獨立學院還是高職高專類院校，都相繼開設了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同時隨著外貿知識的普及，除國經專業外，其他經濟管理類專業，如市場營銷、工商管理、財務、會計、經濟學等專業，甚至非經管類專業、如英語、日語、紡織、信管、輕化等專業也開設諸如《國際貿易》、《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單證實務》等涵蓋理論、政策及實務等課程內容。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在我校會計專業、財務專業的開設，正好給了一個專業和學科融合的契機，該課程有效結合了理論、政策、實務等多方面的知識點。如何更好且有效地根據課程內容，創新教學方法，改變教學觀念，提高教學效果，這就要求獨立學院本科院校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在大學教育教學過程中，更注重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方法和基本的自學能力。為了讓非國經專業學生了解國際貿易的內涵，體會貿易的邏輯思維，提高教學質量，適應經濟全球化對人才培養的要求，本文結合團隊的教學實踐，針對《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相關現狀，研究出動態化教學模式，以適應外專業學生學習的整套體系。
二、《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的現狀研究
（一）課程開設概況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無論從事什么行業的人員，具備一定的國際貿易相關知識成為一種時尚，因此普及經貿知識，盡快融入世界市場已成為當務之急?！秶H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是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基礎性理論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課程內容包括了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實務兩部分，也就是關于國際貿易的宏觀知識和微觀知識兩部分。一方面立足國家的角度去闡釋為什么會發生貿易，怎樣發生貿易，如何制定貿易政策；另一方面從企業的角度去研究交易的流程細節問題。開設這門課程的目的是拓寬學生的國際視野，培養學生的思維應變能力。我們獨立學院立足于培養應用型本科層次的人才，強調理論教學適度，以實際應用為重點，學生畢業后應屬于“拿來就用型”[1]。時代在發展，如何在現階段條件下培養與國際貿易接軌的外專業人才，參與社會競爭，是本課程在外專業開設的主要目的。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1.教材的理論與社會的實踐相矛盾
由于國際經貿的迅速發展，以及教材在編寫、出版、發行甚至再版等過程中存在著時間上的滯后性，任何教材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時間差”的困境。隨著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課程內容也在不斷更新。比如國際貿易理論部分，大多數教材還是停留在傳統貿易理論上，但是目前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如環境與貿易、運輸與貿易的實際問題被忽略，貿易保護政策中的“碳關稅問題”，近年來各國對我國反傾銷、反補貼的新案例，以及2013年通過的上海自貿區的構建等。一方面國內很多教材即便是推陳出新的，也沒有做到全面反映這些新的變化，另一方面教師在教學環節中“以教材為綱”，不能充分反映新變化、新動態，導致授課內容與目前的實際情況不相符。
2.教學內容及方法與學生的需求相矛盾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長期以來都是國經專業的老師在授課，國經專業的老師對本專業的內容純熟，往往從專業角度進行教學，專業素質要求較高。從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大多教師采取的教學手段比較固定且向單一化發展，這些都與學生專業發展需求不匹配，導致在授課過程中學生容易出現興趣缺乏、疲憊、注意力不集中等現象[2]。同時，現在教學都是以多媒體課件作為基礎，但是課件內容不生動，課堂上提問環節學生不配合，案例分析費時且討論不充分，課后布置作業，學生不思考敷衍了事，分組討論時出現搭便車現象等等，這些問題在課堂授課環節中都普遍都存在。因此，大多教師在授課過程中還是以單方面講授為主，教學效果不十分理想。教師的教學方法應主張更加靈活多樣，要能吸引大多數學生的參與，教學手段和方法要突出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3.考核方式和考核能力相矛盾
目前本?！秶H貿易理論與實務》考核方式還是比較固定的，采用平時成績30%，期末卷面考試70%?？荚囀墙虒W評價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發師生的積極性，是考核教學效果的主要依據。但在這種制度下，有幾種弊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3]：第一，一考定輸贏。期末考試的成績難以全面考查學生的真實水平，很多學生靠死記硬背照樣取得不錯的成績。第二，命題不科學。大學考試往往是誰授課，誰出卷，誰批卷。不僅要求班級通過率，各種題型都要涵蓋，最后還要有試卷分析報告體現并存檔。這些行為直接導致教師在授課過程中，為滿足教學要求，往往以考試內容作為授課重點。無論對教師還是學生這都非常不利，不能充分體現學習的初衷，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動態化教學模式的研究
（一）動態化理論構建
本文的理論來源是技術差距理論——美國經濟學家波斯納（M.Posner）提出的一種貿易理論。它以不同國家之間技術差距的存在，作為對貿易發生的解釋?，F在將該理論運用到教學過程中，將該門課程的學習看成是一個周期，同時將周期劃分為四個階段，學習過程中涉及到所有問題都分散在這幾個階段中，去解釋動態化教學理論淵源。
圖1：課程學習階段劃分圖
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整個學習的時間周期，縱軸上半部分表示知識理解的程度，下半部分表示知識運用的程度。T0表示首次課導入期，T1表示月末過渡期，T2表示中期檢查期，T3表示期末復習期。在學生知識接受和運用知識的過程中，知識的運用總是滯后于知識的學習。
T0—T1為需求時滯階段，是指教師開始講解一門新課，但是學生沒有意識到它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因此學生對這門課程知識是否適用自己，有一個認識滯后期，這往往表現在開學的第一個月時間里，學生慢慢開始對該課程產生興趣有一個懵懂期。在該時期，應該以教師授課為主。
T0—T2為反應時滯階段，是指新課程新知識的導入，學生在教師的啟發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學生意識到課程對將來就業的重要性，開始主動學習相關知識的過程。這往往表現在中期檢查前后，也就是學期的第12周前后。如果學生學習接受能力受限，那么反映時滯期就更長一些
T2一T3為掌握時滯階段，是指學生開始從單方面接受知識，過渡到自己可以消化吸收知識，更有甚者，最后可以將知識運用到生活中的實例，最終將所學知識融會貫通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這往往表現在期末復習前后，學生開始思考問題的解題思路和方法。
To—T3為模仿時滯階段，是指從課程導入開始，到課堂授課環節的結束為止。這整個課程學習的過程中，學完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之后，對外專業的學生來說，更多地是引入思考，這門課程與將來的就業有什么關系，將所學的知識點運用到自己專業知識中，從而達到一個專業融合的目的。在課程結束時候，教師的課堂講授環節已經結束，但是學生的知識運用才剛開始。
（二）動態化路徑探索
課堂的教學氛圍是隨時在變的，不同專業，不同學生的特點不同，甚至同一專業，不同年級的學生也存在差異，這就要求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結合學生能力與特點，根據所講章節的具體內容，采用動態化教學手段。在教學方法和手段的使用上，注重掌握漸進性和階段性，根據教學內容有選擇性地進行因材施教。課程教授過程劃分成以下幾個階段：首次導入，月末過渡，中期檢查，期末復習，在不同的時間段，結合學生不同的需求變化，改變教學方法和手段。
1.首次導入
為了使一學期的課能順利開展，在《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開課的第一講，讓學生領悟該門課的效用性，重要性，與他們專業課程的相關性，激發學生濃厚的興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問學生一個問題 “大家的家鄉都是哪里的，你們認為你們家鄉什么產品是主打產品，有哪些企業是做進出口貿易的”，設計調查問卷，引入大綱要求的授課內容。此外，教師還應該具備全局觀念，在第一次課就要做好充足的準備工作，要結合課程授課計劃給學生安排本學期的具體任務要求，介紹學生課外學習的網站，書刊等[4]。
2.月末過渡
新學期的第一次課或許大家都有興趣，但是如何讓學生在過完寒假回來的第一個月里去了解并接受這門新課，確實是門學問。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這門課，在授課計劃的第一個月，授課內容是國際貿易基礎理論，包括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這些理論對非國經專業的學生來說比較難，而且比較枯燥，就必須要注意將理論與實際掛鉤，讓學生在每次上完理論課后去了解他們感興趣的國家，或者他們自己的家鄉，選擇絕對優勢產品，比較優勢產品，要素密集度產品，還有規模經濟，需求理論，環境成本理論，運輸成本理論與現實的關聯性[5]。在月末組織一次討論課，讓學生針對自己感興趣的理論結合自己感興趣的產品，讓每個學生參與進來，了解貿易的原理，充分調動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6]
3.中期檢查
當學生已經開始了解并重視這門課程的學習之后，在期中教學檢查環節，需要對學生進行一次考核。讓學生了解課程興趣只是學習的調味品，真正理解并掌握知識才是關鍵?？梢試L試組織一次課堂筆記的抽檢，或者組織一次關于授課內容中的一些案例討論的結構化面試，通過這樣操作之后，一方面可以考核學生對該門課程的學習情況，另一方面可以對學生的綜合能力進行一次測評，作為期末成績的一個參考借鑒。應試教育體制下，考試是必修項目，但是其中考核的多樣性在于任課教師可以自己做主，間接地解決僅以期末考試成績衡量學生學習效果的問題。
4.期末復習
在期中教學檢查之后，學生開始意識到《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的學習過程，不是唯成績論，是綜合考慮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問題的答案沒有標準，尤其是案例分析討論題。這時候學生就會開始反思自己不明白的知識點，并已經會使用一些工具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甚至到了后期，有同學還會主動跟老師探討一些近期發生的貿易案例。在期末復習階段，不再是以老師課堂講授灌輸知識為主，而是兩手抓，一手抓老師引導學生去分析了解重難點，一手抓學生反饋老師自己對知識的理解和把握，老師更多負責的是答疑環節，在復習階段老師更應該注意加大輔導力度。
在四個階段性教學過程中，教學方法的動態化演變，最終就可以達到我們大綱中預期的教學目標，完成這門課程的學習。
四、結論
通過動態化教學過程的開展，可以突出對學生實踐能力的考核，加強解決實際問題能力。外專業的學生學習這門課程是順應社會發展，他們不需要去背誦和記憶那些貿易理論。同時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學生，以將來就業為主要指導方向，在學習相關貿易課程之后，就業面就可以得到擴大，不僅僅是外貿會計，甚至是外貿業務員，單證員等等。這就要求學生在動態化學習的時候，明確自己學習的內容，有自己的側重點，能夠合理安排學習的時間。
利用動態化教學模式中師生的配合，可以有效轉換原有的教學觀念，充分調動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從教師的方面來看，教師應做到不斷自我增值，多參加一些科學研討會，多閱讀一些與時事掛鉤的貿易問題，多接觸學生目前感興趣的一些話題注意與課程接軌；從學生的方面來看，學生應從應試教育的誤區中脫離出來，變被動接受者為積極參與者，在課程的“首次導入——月末過渡——中期檢查——期末復習”過程中經歷從“興趣”到“懵懂”，從“懵懂”到“想學”，從“想學”到“會學”，從“會學”到“學會”的轉變。
參考文獻：
[1] 朱連生，王紅梅，劉晴晴. 基于社會需求導向的應用型本科院校教學改革的探討.[J]. 教育理論與實踐. 2010，30（2）：6～7
[2] 陳輝民. 應用型本科院?！秶H貿易》課程教學改革研究.[J]. 現代企業教育. 2013（10）：233～234
[3] 張月，王貴彬.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考試模式改革探討.[J].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0（2）：31～32
[4] 王成林.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教學方法探析. [J].高教論壇. 2010（6）：84～86
關鍵詞：中美貿易失衡 比較優勢理論 貿易結構 產品生命周期
中美貿易失衡的背景及現狀
2013年1月，根據最新的美國商務部數據，美國2012年的商品貿易總額是3萬8628億美元。而中國海關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商品貿易總額達到3萬8667億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在貿易總量上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
目前，美國已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以及第三大出口市場。兩國間貿易量自1990年以來增長迅猛，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兩國間貿易量增長更為迅猛。除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出口額有過回落，在大部分時間，兩國間貿易量都是穩步增加的，如圖1所示。伴隨著中美兩國貿易量的迅速增加，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這也是導致近年來中美兩國貿易摩擦不斷的原因之一。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一）中國儲蓄率過高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儲蓄與投資的差額等于凈出口，即S-I = X-M。等式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等式右邊表示凈出口。如果儲蓄大于投資，凈出口額為正，即該國出現貿易順差；如果儲蓄小于投資，凈出口額為負，即該國出現貿易逆差。由于消費習慣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原因，中國儲蓄率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而美國儲蓄率則相對較低，這導致中國巨額貿易順差和美國巨額貿易逆差。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截至2013年11月4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由匯改時的8.11變為6.10，升值幅度為24.8%。人民幣升值促進進口，阻礙出口，對緩解中美貿易失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美方仍然認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之一，并一直向中方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三）美方出口管制
在不少高新技術領域，美國對華實行出口管制，不少高科技產品被禁止向中國出口。這也導致了相當程度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四）中美貿易統計偏差
中美貿易統計口徑的差異，導致兩國在統計雙邊貿易額時出現較大差異。以2009年為例，中國統計的中美貿易順差為1433.72億美元，美國統計的中美貿易逆差為2399.5億美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是由于中美兩國統計部門在產品類別劃分、計價方式、貿易地域的確定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在統計范圍上，中國采用總貿易制，美國采用專門貿易制，美國的貿易統計范圍大于中國，從而增加了美方統計數據。
從動態比較優勢原理分析中美貿易失衡
（一）相關理論回顧
比較優勢理論是本文進行分析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的發展經歷了4個階段，從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延伸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繼承了比較優勢的精髓，從強調勞動力質量的差別，轉向勞動力數量的差別；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弗雷在1968年的論文《產品周期中的國際貿易》中，進一步將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
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國富論》中，首次提出了絕對比較優勢理論。斯密認為，自然優勢和后發優勢可以使一個國家在特定商品的生產方面節約勞動時間，形成成本優勢，進而產生價格優勢，提升該產品的競爭力。每個國家由于其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都具有適宜生產某些特定產品的絕對有利的條件，各國對在本國生產成本較低的產品進行專業化生產，并彼此交換產品，能夠使所有參與交換的國家都獲利。
李嘉圖開創性繼承了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突破了其局限性，提出了相對比較優勢理論。他通過建立一個簡化的經典模型來證明：即使一個國家在生產某種商品上沒有絕對優勢，仍然可以通過發揮比較優勢而在國際貿易中獲利。
20世紀初，赫克歇爾和俄林從生產要素比例的差別出發，解釋了生產成本和商品價格的不同，以此說明比較優勢的產生。這個解釋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圖貿易模型中的局限性，認為資本、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要素與勞動力一起都在生產中起重要作用，并影響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不同的商品生產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配置，而各國生產要素的儲備比例和資源稟賦不同，正是這種生產資源配置或要素稟賦上的差別才是國際貿易的基礎。
美國經濟學家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產品階段。在新產品階段，以美國為代表的技術發達和資金充裕的國家具有比較優勢，因而壟斷了這類產品的生產；在成熟產品階段，技術日趨成熟，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產品生產轉向這些國家更具競爭力；而到了產品標準化階段，技術壟斷優勢已經喪失，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價格上，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具有比較優勢，這正是目前中國制造業的優勢所在。
（二）從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探討中美貿易失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美國貿易品的結構變化趨勢如下：一是中美貿易初級產品（SITC碼中0-4類）美方順差，而工業制成品（SITC碼中5-9類）中方順差。二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所占比重有所增加，而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中，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大幅增加。三是歷年美國對中國出口份額最高的十大產品中，可以粗略歸為三大類：運輸設備，各種機械，占比為32%；有機化學品和初級形狀塑料，占比為10%；以大豆為代表的轉基因油籽，在2000年以后占比大幅度增加，目前占比20%左右。四是歷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份額最高的十大產品中，總結為兩大類：紡織品、服飾、服裝等雜項制品，占比20%左右；機械設備、辦公設備、電子信息設備，這類產品在2007年已經占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總量的47%。
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兩國的稟賦結構決定了兩國的分工和貿易結構。美國是發達國家，資本和技術豐富，而勞動力較為昂貴，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同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美國形成互補，資本貧乏，技術相對落后，但勞動力成本具有競爭力。按照資源稟賦理論，中國應該向美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美國應該向中國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
通過分析中美貿易產品結構的變遷，可以發現，目前，中國向美國大量出口的商品包括電子信息設備、辦公設備、機械設備，這些產品已經占到中國對美出口額的47%。由此可見，近年來，中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對美出口迅速增加。
弗農的生命周期理論可以解釋這一現象：這些產品屬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品，在其最初創新階段，資本充裕、科技發達的美國具有比較優勢；到成熟階段，這些產品的生產會轉向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中國；而到標準化階段，這些產品的比較優勢已完全轉移到勞動密集的中國。近年來，中國對美出口中，高科技產品所占比重逐漸增加。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盡管中國對美高科技產品出口大量增加，但這些看似資本密集型的電子產品和機械產品，實質上仍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在對美這類產品的出口增加完全是由于這些產品生命周期的階段因素，是遵循了比較優勢的。
以在中美貿易中占比較大的電子信息產業為例來進行分析。電子信息產業，以計算機、手機、電視機為代表，這些技術均始發于美國、日本等資本密集型國家，隨著近些年技術的標準化，已經處于產品成熟階段，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向我國轉移。2004年以來這些產品的出口額如圖2所示。中國同時成為世界最大的手機、筆記本電腦、電視機生產基地，以手機為例，如圖3所示。
因此，中國對美貿易的發展歷程是遵循了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理論的，中國對美貿易產生巨額順差，部分緣于美國限制對華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從而限制了其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中國的比較優勢體現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中低技術產品和對勞動力需求量大而附加值含量較低的高新技術產品，美國的比較優勢體現在農產品及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盡管中國大量出口電子類和機械類產品，這些產品在本質上卻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或是在中國的生產位于產業鏈末端的加工環節，或是緣于產品生命周期發展導致的產業轉移?？傊?，中國大量生產并出口這些產品是利用了中國在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
對策建議
（一）擴大內需并帶動進口增長
我國需要進一步擴大內需，改善中美貿易失衡的現狀。一方面，這仰賴于我國不斷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減少儲蓄率，增加消費，使我國經濟結構更為合理；另一方面，消費的增加刺激進口的增長，有利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緩解中美貿易失衡，確保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二）促進出口市場多元化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中美貿易失衡是由兩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決定的，這種現狀在短期內還無法改變。我國可以積極采取措施，促進出口市場多元化，擴大出口市場，減少對美國市場的過度依賴，分散風險，進而減少美國市場需求和經濟波動對我國的影響。
（三）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在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推動人民幣匯率合理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美貿易失衡問題。
參考文獻：
1.潘國陵.國際金融理論與數量分析方法[M].上海三聯書店，2000
2.張明.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演進前景及政策涵義[J].上海金融，2012（6）
3.劉偉，朱軍林.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美貿易失衡的關系研究[J].南方金融，2007（1）
4.劉偉，凌江懷.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探討[J].國際金融研究，2006（9）
電商物流的“生物性”―“蛛網理論”
電商企業總是在抱怨物流快遞基礎設施以及配送隊伍不能對其提供更大的支持，而快遞企業則抱怨電商企業根本不管他人死活，因此需求與供應的矛盾不斷地發酵、不斷地放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無論是每年各種節日期間的爭吵還是消費者的抱怨，基本上都是在一段時間內的動態發展過程中不斷的得到一種大致平衡。
這種現象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一種電商物流的生物性，這種生物性就是經濟學中有名的“蛛網理論”。
讓我們看一下近幾年來中國電子商務訂單量的增長以及快遞企業的供應量狀況，其中主要以阿里巴巴“雙十一”以及申通、圓通的業務能力作為說明。
自從2010年開始，阿里巴巴每年均在11月11日這一天舉辦活動。2010年“雙十一”達到1200萬單，2011年“雙十一”達到將近3600萬單，2012年“雙十一”更是突破到7000萬單以上。
伴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以及淘寶網C2C業務的增長，圓通其實是受益快遞公司中一個典型樣本。
通過圖表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圓通所承接的阿里巴巴及淘寶的訂單量每年以200%的速度遞增，但是同樣與之配套的站點供應能力卻是以不到78%的速度遞增。
同樣，民營快遞單量排名第一的申通站點供應能力也是如此。自其2007年剛接觸淘寶訂單時，其日均處理包裹量為30萬單，此后的2008年為70萬單，2009年為100萬單，2010年為200萬單，2011年達到300多萬單，2013年日均處理包裹量已經基本保持在日均500萬單。這還不是特指阿里巴巴“雙十一”時期的訂單量，只是日均訂單量而已。與之相對應的申通的網點設置截止到目前也才不過8000多家，其發展的速度與圓通類似。
如果以阿里巴巴代表電子商務行業，申通、圓通代表中國快遞行業，那么在巨大的訂單配送需求量以及實體配送供應能力之間就存在著一條鴻溝，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一點，蛛網理論在市場調節中發揮著隱性作用。
2010年阿里巴巴的“雙十一”訂單量差不多用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才完全消化掉，但在這個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很多退單的情形；2011年的“雙十一”阿里巴巴所產生的訂單量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消化掉。但是到了2012年，阿里巴巴充分認識到大數據的作用，并且提前聯合九大快遞企業做出應急預案，訂單超出預警自動轉移分配，僅僅用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就消化掉了7000余萬的訂單。
所以說當需求與供應之間出現巨大差異的情況下，不要相互抱怨、不要相互指責，很多東西只要通過市場的手段是完全可以實現自適應的目的。
“蛛網理論”的隱性影響―市場調節
當配送供給彈性與訂單量的需求彈性不匹配時，會出現兩種情況：
供過于求：快遞必然會進行網絡收縮，從而保證產品價格以及成本的降低，所以這種波動性會逐漸減弱，運營狀態趨于穩定，這個收縮的過程屬于收斂性蛛網。
供小于求：快遞必然會進行網絡擴充，但是它所擴充的僅僅是基于基本訂單量增長的擴充，絕對不會用正式工去擴充，為了應付突發性訂單增長會啟用臨時工、學生工、親屬來完成。這種擴充的階段是以需求為核心，需求量越大，則供給波動性越大，并且如果超過需求波動則會越來越遠離均衡點，甚至無法恢復均衡，這種結構稱為不穩定結構，也就是發散性蛛網。
發散性蛛網對于快遞網絡的破壞性是巨大的，為了抵消過度擴張的惡果，快遞企業有可能以惡意低價攬收、惡性關站裁人為代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會造成企業倒閉的惡果出現，中國民營快遞不乏這樣的先例，如DDS、星辰急便、CCES等都屬于這一種，也就是狂奔在擴張的死亡道路上的典型。
當配送供給彈性等于訂單需求彈性時，波動將一直循環下去，既不會遠離均衡點，也不會恢復均衡，這種供給彈性與需求彈性相等為“蛛網中立條件”，蛛網為“封閉型蛛網”。這是最好的一種方式，但是現實情況下很難做到。
提示：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技術內生化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長一段時期，國際貿易理論對于技術和技術進步的處理遠落后于現實世界經濟的發展。隨著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擴散在決定世界貿易模式的變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令人吃驚的是，很少有人把技術進步引入到國際貿易理論中去(克魯格曼，1990)。國際貿易理論對于技術因素的忽略或不恰當處理不僅導致正統理論對于貿易利益的解釋偏于狹隘，即使對于正統理論本身也產生了不少的爭議與誤讀。因此，系統梳理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發展過程中角色演變的軌跡，是正確認識和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的重要前提。一定意義上講，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恰恰是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內生化的過程。由此，筆者將系統分析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發展中角色演變的過程，將貿易理論應用于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
二、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技術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經濟學最古老的研究領域之一，它從一開始就把貿易問題與增長問題研究相結合，從技術差異的角度回答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分析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一國財富創造的影響，這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研究的基點，也代表著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起點。古典貿易理論對于貿易動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較成本理論來概括，雖然眾多古典經濟學家對其完善與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斯密和李嘉圖是該理論的主要構建者。
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都意識到對外貿易對國內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他們中的許多人還考察了技術變化對比較優勢模式、貿易條件、貿易量變動的影響，并論及貿易對增長的影響。Bloomfield(1978)認為Torrens等人較早就注意到技術在國際間傳播的事實，Mill甚至明確分析了技術變化的貿易條件效應，Longfield等人則指出了技術變化導致比較優勢變化的情況，甚至技術差距理論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經濟學家討論了一般技術變化的不同側面，對于貿易與增長關系的論述零散地分布在他們著作的不同角落，雖然這些不同的觀點很少系統地發展起來并結合進古典貿易理論的主體，但是古典經濟學家對于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興趣要比一般貿易理論家認為的要高得多。
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技術的理解與現代經濟學有著巨大的差異，技術的內涵相對較為狹窄，一般是與勞動者的具體的技能或者機器的性能相聯系，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通過勞動者技藝的改善或機器的改良促進勞動者生產率的提高。雖然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都注意并論及了技術在貿易發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貿易理論在發展進程中對于技術進步的處理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這主要發生在李嘉圖和斯密之間。在斯密看來，勞動分工是技術進步的主要內容，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動因在于勞動分工的發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能力的增加，技術進步成為內生于勞動分工的副產品。狹隘的國內市場會限制分工的發展，阻礙財富生產的增加，對外貿易會通過擴大市場促進分工的發展，導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會對一國比較成本和貿易模式產生正向影響。因此在斯密的貿易理論模型中，技術進步內生于分工的發展，并且成為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機制。李嘉圖在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解釋國際貿易動因的比較優勢成本理論，但卻未對斯密的分工理論給予重視，而把產生比較優勢的基礎歸于自然條件與外生的技術差異。雖然李嘉圖也注意到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問題，并且多次提到技術進步對于一國貿易模式變動的影響，但是技術在李嘉圖模型中純粹被視作一個外生變量對待。雖然穆勒在對李嘉圖比較成本模型進行形式化表述的過程中，重新注意到對外貿易通過市場擴大效應對于深化分工進而對技術進步的影響，但是穆勒之后的貿易理論家越來越傾向于資源給定情況下的靜態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對比較成本理論進行了標準的教科書式闡釋之后，技術因素徹底被當作比較優勢理論模型中的外生變量看待，雖然國際貿易靜態的資源配置效應的分析仍然能夠推出自由貿易政策的結論，但是比較成本理論南此受到缺少動態分析的批評。
古典貿易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期，但是對于技術本身仍缺少一個嚴格的界定，技術因素在經濟發展或者說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沒有獨立出來進行系統的分析，這使古典貿易理論家在貿易動因的分析中，缺乏對技術的系統論述，導致技術在比較成本理論的標準化表述中，蛻變為純粹的外生變量，但是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技術在貿易與經濟發展中作用的認識，是經濟學和貿易理論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的事實。
三、技術在新古典貿易理論中的迷失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并未嚴格遵循技術研究的路徑向前推進，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貿易模型產生，由此開創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古典發展階段。H-O模型對國際貿易動因的分析放棄了古典貿易理論中技術差異因素的考慮，而以國家間生產方式即技術相同為基礎，研究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對一國生產和貿易模式的影響。新古典貿易理論學家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國家要素稟賦構成與國際貿易模式的關系上，并關注自由貿易在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效應的功能。H-O模型的4個核心理論以一般均衡分析為基礎，它在把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一般化的同時，從理論上論證了國家間以要素稟賦為基礎進行專業化分工和自由貿易，會使資源的配置實現單個國家和整個世界范圍的最優化，這為自由貿易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但是H-0模型對于國際貿易利益的分析僅限于貿易的靜態水平效應，而古典經濟學側重于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傳統在新古典理論中完全消失了，貿易可能提供的動態潛能被邊際主義所忽略，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對貿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所以連Kemp本人也認為他們的研究忽略了貿易對于技術知識狀態和積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時期，貿易理論和增長理論是經濟學兩個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時期，貿易和增長成為兩個彼此獨立的研究領域，新古典貿易
理論忽略貿易增長效應的研究，貿易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很長時期內退出了國際貿易理論家的視野，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學者們的研究興趣。而Baldwin(1984)通過對一些實證研究的綜合分析發現，發達國家得自貿易自由化的靜態損益是相當小的，而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動態收益則相對要大得多，H-0模型對于貿易利益的分析僅限于國際貿易的靜態水平效應則明顯過于狹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異作為比較優勢的來源，忽略了國家間技術差異可能產生的影響。如果考慮技術差異的影響，H-O模型中要素稟賦導致的比較優勢可能會發生逆轉，自由貿易所引起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也會消失。新古典貿易理論對于貿易動因和貿易影響的研究沒有遵循古典貿易理論技術研究的思路向前推進，在邊際主義和一般均衡理論思想的影響下，它忽略技術在解釋貿易模式和貿易效應中的作用，以生產要素稟賦差異作為研究國際貿易的動因，貿易利益的研究徹底蛻變到資源配置水平效應的分析，貿易通過技術對于經濟增長影響的機制也由此中斷，經濟增長似乎成為資源最優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結果，但實質上這是把經濟增長問題排除在貿易理論研究的范疇之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H-O模型對于貿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術因素的影響，導致技術因素在貿易理論研究中的迷失，這代表著從早期李嘉圖傳統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術在貿易理論發展中的回歸
要素稟賦理論在誕生后的30多年內主導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成為解釋國際貿易模式的基礎性理論，但是不斷涌現的國際經濟新現象使貿易理論家逐漸意識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紀中期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誕生及對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深入使貿易理論家無法對經濟增長的事實視而不見，經濟增長的貿易條件效應開始引起學者的興趣，技術重新回歸至貿易理論模型研究當中，外生的技術進步在決定和影響貿易模型及其變動中的作用受到重視。
二戰后，國際貿易中新產品種類不斷增加，發達國家之間制造業產品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術在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傳遞異常迅速，并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產生了重要影響；以拉美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民族經濟的獨立，擺脫舊的分工貿易體系的束縛，質疑自由貿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試行進口替代貿易發展戰略，這使貿易理論家必須正視貿易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H-O模型對此解釋乏力，因此，技術因素重新回歸至貿易理論家的研究視野，作為重要變量以加強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
20世紀中期經濟增長理論在經濟學中開始復興，這使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關注經濟增長問題，貿易理論家對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當時貿易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要素稟賦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的影響，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單向地考察了經濟增長的貿易條件效應及對貿易國的福利影響，而沒有研究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以及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新古典增長理論對于外生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貢獻的開創性研究雖然使貿易理論開始關注技術因素對貿易模式和效應變動的影響，但這也僅限于外生技術進步對貿易條件變動的考察，著眼于對貿易國外生經濟增長的比較靜態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卻不能對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做出解釋，也無法直接用技術的變動對現實的國際貿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說明。隨著國際市場上新產品種類的不斷增加，技術的革新變化顯然比技術差異更加重要，構成了除要素稟賦之外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這誘使貿易理論家開始從單純的技術變化探究國際貿易的動因和貿易模式的變化，從而產生了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技術創新和技術國際傳播的角度解釋了新產品貿易的產生以及國際貿易模式的動態變動，并對要素稟賦相似發達國家間貿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論說明。新產品在從開發到生產再到銷售的過程中，各環節投入的性質各不相同，其相對重要性隨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各個國家在特定投入環節上的相對優勢差異顯著，因此在產品發展的各個階段，各國的貿易模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通過把技術創新、技術傳播引入到貿易理論研究的視域，實現了對國際貿易模式的動態分析，并為技術在貿易理論中的內生化發展奠定了基礎。雖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識到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內生性，卻把技術進步的原因歸于外生的國家間市場特征的差異，因而沒有把技術進步內生到貿易理論中來，但將技術引進貿易模型本身就是一個創新(克魯格曼，1990)。
技術進入貿易模型表明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關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現實，雖然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處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視作一種外生現象，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也還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對技術進步的關注至少標志著貿易理論的發展在朝著正確的方向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術在新貿易理論中的內生化
技術和技術進步對于貿易模式和貿易利益的影響雖然自斯密以來就開始進入貿易理論家的視野，但卻遲遲沒有被結合到正統的貿易理論模型當中，主要由理論和技術兩方面的原因造成。從理論發展來看。以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排除了技術進步分析的可能，因為完全競爭的企業同質分析，意味著單個企業的技術創新會在所有企業間迅速無成本擴散，成為所有企業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現實的企業創新要通過市場壟斷彌補前期技術開發的投資成本，這會產生動態規模經濟，導致不完全競爭，因此傳統貿易理論框架內技術變動與一般均衡的靜態配置效應分析無法兼容。從技術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壟斷競爭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貿易理論領域缺少一個處理遞增收益和產品差異的有效分析工具，雖然張伯倫依賴于語言文字說明和幾何推理的壟斷競爭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則性框架，但未對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引入產生實質性影響。因此，技術在貿易理論模型中內生化的突破性進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貿易理論基礎之上的。
20世紀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貿易理論的興起，開始突破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以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為基礎研究國際貿易的動因和影響，這為技術進步引起的報酬遞增提供了一個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內生技術進步成為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這使貿易理論與現實經濟分析的結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國家間動態貿易模式及福利變動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論基礎。Krugman等人的新貿易理論對貿易動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靜態規模經濟之上的，沒有研究動態規模經濟
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因此對貿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體現為靜態貿易利益，沒有考察國際貿易的動態經濟增長效應。Krugman(1979)較早意識到新貿易理論的這一不足，因此開始嘗試把技術引進到貿易理論模型中研究動態規模經濟的貿易效應，以此作為對新貿易理論的重要補充。
Krugman利用新貿易理論的技術，在產品周期理論和技術差距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了技術創新對于國際貿易的動態影響以及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對這兩個模型的擴展，貿易理論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術引入到貿易模型當中，但是在這兩個擴展的模型中，技術創新和技術傳播都是外生的，這雖然可以考察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的貿易效應，但是無法對它們產生的原因做出解釋。新增長理論對內生技術創新和國際貿易的關注對克魯格曼產生了重要啟示，使其認識到把內生技術創新引入到新貿易理論模型的重要性，從而促使其構建了一個把技術和貿易的分析與新貿易理論相聯系的簡單內生技術創新模型(克魯格曼，1990)。在這個模型中，企業為獲得壟斷利潤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相似國家間即使不存在靜態規模經濟，技術創新所產生的動態遞增收益和技術外部性，也會使開放經濟獲得高于封閉情況下的經濟增長，這在貿易理論中首次把貿易通過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相聯系。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突破性進展極大地拓展了國際貿易研究的領域，推動了貿易理論的快速發展，內生增長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在發展中的融合成為經濟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趨勢(Grossman et al，1991)，國際貿易理論研究開始超越靜態貿易利益的解釋范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成為重要的研究內容。技術是貿易和增長相聯系的重要紐帶，是解釋動態貿易模式發展的理論切入點，技術進步內生化不僅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成為新貿易理論研究開放條件下增長問題的一個重要支點。開放條件下的內生創新理論在把貿易和經濟增長相聯系的過程中實現了對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的內生化分析，逐漸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內生創新理論把技術創新(包括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和技術擴散(模仿)視作理性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經濟活動的結果，技術發達國家以產品創新或過程創新為目的，投入一定的資源進行研究和開發，技術落后國家根據自身的優勢對先發國家的產品和技術進行模仿，兩種類型國家分別獲得在不同產品上的比較優勢，內生技術能力的差別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國家間貿易模式在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過程中將發生動態的變化。內生創新理論對國際貿易中技術創新和技術傳播的內生分析，為后發國家通過研發補貼等政策提升本國技術進步速度提供了很強的理論支持。
進入21世紀，貿易理論的發展進一步向前推進，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是貿易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它不僅使行業的生產率在貿易模型中實現了內生，而且為企業角度研究創新、增長和貿易模式的決定與變動提供了一個微觀理論基礎，成為研究眾多現實國際經濟現象的重要框架，使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貼近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Melitz(2003)生產率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揭開了企業層面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序曲，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Melitz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對行業內不同生產率企業間資源配置效應的影響，整個行業的生產率內生于個體企業的出口經濟活動。貿易開放度的增加或貿易成本的下降會使產業內高生產率企業進入出口市場，使低生產率企業退出出口市場，同時，產業內資源由低生產率企業流向高生產率企業，高生產率企業的市場份額和利潤增加，即使單個企業生產率不變，整個產業的生產率增長效應也會帶來整體經濟的福利增加。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發展為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具有很強包容性的微觀基礎框架，使得行業的平均生產率在貿易模型中實現了內生，為企業異質性條件下貿易品種類、產品創新、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等問題研究提供了一個有效分析模型。
關鍵詞：比較優勢；要素稟賦；二元結構；劉易斯轉折點
在亞當?斯密提出基于勞動價值論的比較優勢思想以后，國際貿易理論便沿著此邏輯主線不斷發展衍進。從古典貿易理論到新貿易理論，直至當前新新貿易理論，諸貿易理論在不斷放寬前人假設的基礎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實踐解釋上的突破。盡管國際貿易理論在實踐中推陳出新，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解釋力并未減弱。面對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外資大量向東南亞轉移以及其他各類新型國際貿易現象，本文提出“比較優勢二元結構”的觀點，嘗試在比較優勢理論框架下，解釋部分中國貿易現象。
所謂“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即在承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拓寬一國在多國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分析，認為在多邊貿易中，類似于中國這樣具有復雜國情的大國既可以擁有相對部分國家在勞動要素上的比較優勢，又能夠擁有在資本要素中的比較優勢，從而解釋中國對外貿易中同時存在大量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問題。
一、 國際貿易現象對現有貿易理論的挑戰
1. 貿易實踐推動理論發展。貿易實踐對理論的挑戰推動了理論的發展創新并不斷催生出理論對貿易實踐的新解釋。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與技術進步，國際貿易經歷了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與產品內貿易。最初的產業間貿易在比較優勢理論框架下得到了較為完整的解釋，而二戰后規模迅速擴大的產業內貿易更是使得對古典貿易理論的修正如春筍般產生。在不否認原有比較優勢理論的邏輯框架下，基于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新貿易理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解釋指導了當時的貿易實踐。而后在技術進步中，工序間分工愈加細致，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貿易也愈加興盛。由此，以Melitz為代表的新新貿易理論興起，并以企業生產率異質性為邏輯起點，從微觀視角說明了企業的貿易行為。
然而，不論在哪個時期，理論對實踐的解釋并不那么完美，針對各種貿易理論的質疑也從未停止。從早期“里昂惕夫悖論”對要素稟賦理論的挑戰，到目前部分學者提出的“生產異質性”悖論對新新貿易理論的沖擊，一次次貿易實踐挑戰的背后涌現出了對貿易實踐的新解釋，也由此推動了理論的發展進步。
2. 比較優勢理論邏輯與發展。
（1）國際貿易理論對比較優勢邏輯的承襲。在亞當?斯密之后，大衛?李嘉圖等繼承了比較優勢的邏輯與勞動價值論的內核并發展出了相對比較優勢理論。20世紀30年代，赫克歇爾與俄林加入了資源稟賦的差異，沿著古典比較優勢理論框架，提出了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后的新貿易理論盡管放寬了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的假設，但其邏輯根源仍然是比較優勢差異。直至Melitz從微觀企業角度提出對貿易的理解才使得貿易理論最終得以出現新的邏輯突破，但新新貿易理論本身并不否認比較優勢邏輯，其更多地偏重于企業異質性對企業國際經濟行為的選擇。
（2）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在古典貿易理論中，比較優勢理論構建了靜態并應用于兩國的經典模型。而后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母國市場理論、幼稚產業保護理論、規模經濟貿易理論等則都是試圖以比較靜態或是動態的角度試圖完善比較優勢理論。而新時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為動態化描述比較優勢成為了可能，在經濟增長的動態變化中，一國要素稟賦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積累與改變，同時由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產生的影響也將動態改變一國稟賦，這一新發展成為近期研究古典貿易理論的熱點。
除此以外，若突破傳統兩國、兩種要素、兩種商品模型的思維限定，比較優勢還可能具有“二元結構”甚至多元結構，在多國貿易中，類似中國這樣經濟體量巨大、國情復雜的發展中大國，可能既相對發展中國家具有資本稟賦的比較優勢，又可能相對發達國家具有勞動力稟賦的比較優勢。本文將集中對這一多國情況進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嘗試以比較優勢理論說明中國貿易問題。
二、 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對中國貿易現象的解釋
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不論是資本市場還是勞動力市場，多年積累帶來的要素稟賦改變已經使得中國從單一勞動力要素充裕的國家變為勞動力要素與資本要素較為均衡的國家。隨著要素稟賦變化，中國進出口貿易結構也發生著巨大變化；在近年中，中國不僅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同時還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而中國出口產品的貿易附加值也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外資大量撤離、中國國內制造業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轉型期，本土資本越加重視科研投入與產品研發，但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優勢依然是其制造業發展的最主要競爭力。
1. 中國的貿易結構。當前，中國的貿易結構構成比較復雜，作為轉型期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既大量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也大量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同時，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世界上絕對多數國家都有著密切的貿易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后20年的高速發展中，中國一直是公認的勞動力密集型國家，但同時，中國又是接受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在過去20年中，中國參與的國際貿易既在勞動力要素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又能夠在資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強的競爭力。也就是說，由于發展中中國的大量剩余勞動力以及大量外國FDI使得中國具有了比較優勢的“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對應的貿易結構。
而據中國投入產出表，部分學者估算（水麗淑，2014），2007年，我國14個行業每億元進出境口產品對資本需求量分別為3 732.798億元與1 554.500億元，每億元進出口產品勞動需求量分別為265.54萬人及120.74萬人。資本勞動比率則分別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單純從數據分析而言，2007年我國就已經凈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凈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在貿易結構中，我國同時大量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
2. 中國要素稟賦構成與比較優勢。要素稟賦隨著經濟發展動態變化，同時在開放的國際經濟問題中，要素的國際范圍內流動也能夠對要素稟賦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沖擊，從而改變一國初始要素稟賦。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力、土地要素是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最主要資源稟賦，這一時期，中國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達到劉易斯拐點之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支撐了中國勞動力市場長期低廉的工資水平，這使得中國在勞動力資源稟賦中具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相比其他國家，中國具有在勞動力資源上的稟賦優勢。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年平均工資為597元；經過改革開放10年后，1988年中國制造業年平均工資為1 710元，年均增幅為11.1%；至199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平均工資為7 064，1988年～1998年間平均工資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平均工資為24 192元。
同樣在這一時期，外國資本也開始源源不斷進入中國，中國在發展初期自有資本匱乏，大量的外來資本極大地補充了匱乏的資本要素。1983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9.16億美元，2003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535.05億美元，而至2013年，中國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 175.9億美元。因此，相對于自有資本，改革開放以來迅猛增加的外來資本支撐起了中國在資本要素中的比較優勢。
當然，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消失，經濟到達劉易斯拐點，工資勞動成本逐年增加。同時，經濟發展帶來的自有資本積累也使得FDI在中國資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國經濟體量巨大，中西部地區仍然在勞動力成本中具有比較優勢：同樣以200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工資水平為例，2008年，制造業工資成本最高的上海為43 678元/年，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時成長積累的資本要素使得中國本土資本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顯。
3. 中國多邊貿易下的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在兩國、兩種要素的國際貿易體系中，一國往往只能在一種要素中擁有比較優勢，因此根據H-O理論，勞動要素充裕的國家出口密集使用勞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密集使用資本要素的產品。而在更為復雜的多國貿易中，假設世界上有經濟體量相當的不發達國家A，發展中國家B，與發達國家C；由于B相對A具有更加完備的基礎設施等條件，使得貿易成本大大低于C與A間的貿易成本；同時，由于C對B國巨量FDI，使得B相對于A具有在資本中的比較優勢，也就是說在三國貿易體系中，B國產生了比較優勢的“二元結構”。
同樣現今國際貿易中，以最終組裝者融入國際生產價值鏈中的中國即充當了上述B國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勞動力以及高質量的外來FDI資本，中國在短時間內擁有了在勞動力與資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較優勢”結構，這一要素稟賦結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即表現為在勞動密集型產品與資本密集型產品中，中國都具有比較優勢。也即轉型期的中國經濟中“剩余勞動力”與FDI是造成比較優勢“二元結構”的最主要影響因素。
三、 中國比較優勢動態變化與未來國際貿易結構
比較優勢概念是國際貿易中最為基本與核心的概念。而亞當斯密提出的比較優勢概念具有“內生性”和“動態性”的本質特征。依靠發展初期的外來資本沖擊與剩余勞動力，中國在短時期內形成了在資本與勞動力上“二元”的比較優勢結構。然而，比較優勢“內生性”與“動態性”的特點決定了在未來發展中，這一“二元結構”將會再次改變。
1. 中國要素稟賦變化與比較優勢。比較優勢動態變化與經濟發展聯系密切，可以說比較優勢是經濟發展中要素稟賦變化在國際貿易中的集中表現。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指出了要素稟賦變化在發展中經濟體到發達經濟體演進過程中的一般規律：要素稟賦變化首先體現在農村剩余勞動力枯竭，經濟發展跨越劉易斯拐點，而后當農業勞動力邊際產品等于城市工業勞動力邊際產出時，跨越劉易斯第二拐點。這一過程中，資本積累與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比較優勢以及該國國際貿易結構都將造成長期影響。
對于中國而言，以蔡P（2007，2013）為代表的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已經跨過劉易斯轉折點甚至可能已經跨過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從數據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總數從34 840萬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萬人，而同期城市職工平均工資則從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與此同時，總從業人員人數增長率持續降低，至2013年，國內從業人員數增長率僅為0.4%。隨著中國城鄉勞動力市場將趨于統一，中國在勞動力要素稟賦中的比較優勢也將逐漸消失。
相對于從業人員增長率的逐年下降與勞動工資的逐年上升，國內資本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更是迅猛增長。從外匯并軌后的1994年始，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從1995年的20 019.3億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億元，其中，外資固定資產投資額則從1995年的1 555.3億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億元。外資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重從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筆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續存盤法（郭慶旺、賈俊雪，2004）對現有固定資本進行估算，截至2013年，國內固定資本凈值達610 388.8億元。
總結中國資本與勞動力市場要素變化，中國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將在未來發展中逐步減弱，隨著國內各省區經濟發展收斂，勞動力市場也將逐步統一，中國在勞動力稟賦中的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資本要素比較優勢將持續增強。
2. 中國貿易結構發展與變化趨勢。隨著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單純依靠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對外貿易模式已經逐步減少。高速發展時期“二元”的比較優勢結構也將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時，隨著本土資本的崛起，外資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也將逐步減弱。
并且，在我國制造業現行發展階段，通過規模效益重構產業鏈的機遇已經成熟。垂直分離帶來的生產碎片化，為我國實施產業鏈重構帶來了意外的效應，大規模生產組裝已經形成了規模效益。因此，在國際碎片化分工的基礎上，國內資本將對生產片段進行二次組合，打造以自身為核心的垂直一體化產業鏈。結合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未來的貿易結構將更加集中于進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而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特別是在服務貿易的進出口中，國內企業將下游組裝生產產業鏈外包也將成為可能。
目前國內電子制造業已經從產品研發設計到品牌銷售實現了諸多有益的嘗試，華為、聯想、小米等電子制造商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產業結構實現研發設計與品牌銷售的一體化突破在未來的國際貿易中將更加強化資本技術領域的國際貿易比較優勢而淡化在勞動力要素中的比較優勢。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二元結構”的比較優勢以及由此帶來的貿易結構最終將隨著要素稟賦的動態變化而改變重塑。
參考文獻：
[1] Dixit A K， Stiglitz J 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297-308.
[2] Melitz 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 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 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 1725.
[3] Redding 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51（1）：15-39.
[4] 蔡P.中國經濟發展的劉易斯轉折點――中國人口與就業綠皮書（2007）[J].學術動態，2007，（13）.
[5] 蔡P.人口因素如何影響中國未來經濟增長[J].科學發展，2013，（6）：101-112.
[6] 郭慶旺，賈俊雪.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1979- 呀2004[J].經濟研究，2005，（6）：51-60.
[7] 水麗淑.我國進出口產品結構與“里昂惕夫之謎”[J].科學經濟社會，2014，（2）.
[8] 章祥蓀，貴斌威.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分析：Malmquist指數法評述與應用[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6）.
[9] 程永宏.改革以來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演變及其城鄉分解 [J].中國社會科學，2007，（4）.
基金項目：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關鍵詞】比較優勢理論 發展剖析 演進路徑
一、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歷程
（一）絕對比較優勢。
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國富論》中首次提出了絕對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 社會各微觀經濟主體按照自己的特長實行分工， 進行專業化生產， 并通過市場進行交易， 最終會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當這種交易活動超出一個國家的范圍時， 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就產生了， 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成本或絕對優勢理論。亞當斯密認為， 絕對優勢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 也可以是后天獲得的， 每個國家都具有其適宜于生產某些特定產品的絕對有利的條件， 進行專業化生產后其生產成本較低， 彼此交換產品對參與交換的所有國家都是有利的。
（二）相對比較優勢。
大衛·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是在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認為每個國家不一定要生產本國所需的所有商品， 而應集中力量生產那些利益較大或不利較小的產品， 通過國際貿易， 在資本和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 貿易各國都可以從國際分工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這就是大衛·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思想。相對比較優勢理論認為， 比較優勢既存在于絕對優勢的最大優勢里， 也存在于絕對劣勢的最小劣勢中。以相對比較優勢為基礎， 世界各國進行產品貿易將使參與貿易的各個國家都獲益。
（三）要素稟賦學說。
20世紀上半葉， 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 世界各國之間生產要素的相對差異是產生比較成本差異的必要條件， 因此，赫克歇爾-俄林學說被稱為要素稟賦學說。由于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優勢來自于技術和勞動生產率的差異， 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學說認為相互依賴的多種生產要素的差異是比較優勢的源泉，因此要素稟賦學說是對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相對比較優勢理論的擴展和補充。
（四）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在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的產生問題上提出了與傳統理論迥異的觀點， 他們認 為， 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 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國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過去政策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國際貿易是由規模報酬遞增所驅動的。相當一部分國際貿易，特別是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其產生的原因不是國與國之間在資源稟賦上的差異， 而是規模報酬遞增形成的國際分工。
（五）新興古典學派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首次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它真正統一考察了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 做出了具有重大創新價值的理論解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是內生比較優勢理論。雖然分工前沒有優勢或劣勢， 但由于其規模報酬遞增的生產函數，在投入不變時，其產量大于分工前，這就是內生分工優勢理論的思想。
二、從比較優勢理論的沿革淺析經濟學動態演進路徑
從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的簡要回顧中可以看出， 經濟學理論的沿革和發展有著其內在的必然聯系， 存在著理論發展的必然路徑。
（一）對假設條件進行修正和改進。
不同學派的比較優勢理論之間， 觀點和假設存在著很多差異， 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深入分析這些理論的觀點和假設， 能明顯看出其間的傳承印記。亞當斯密認為財富增加依賴于勞動分工，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可以使每個國家都增加財富， 國際貿易的產生在于各國生產成本上存在絕對差異。大衛·李嘉圖則在國家之間生產函數不同、消費者偏好相同的假設下，從勞動生產率的差異上解釋了國際貿易的起因和影響。其后，赫克歇爾、俄林進一步在分析中加入資本要素，得出要素稟賦不同引起了商品相對價格的不同， 引發了國際貿易。從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的歷程中可以看到， 迫于在理論與現實之間保持一致性的壓力， 細化和推進假設條件的設置是導致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的原因之一。
（二）新理論和新方法對已有的研究內容進行深化。
亞當斯密從絕對技術差異和分工優勢角度提出了絕對比較優勢， 大衛·李嘉圖從技術相對差異上分析了相對比較優勢。赫克歇爾、俄林則從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稟賦差異入手， 說明要素稟賦差異將導致各國在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差別。之后， 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等人從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角度切入， 提出新貿易理論。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學派則將流行的交易費用概念引入比較優勢分析， 著重研究了內生分工優勢?；仡櫛容^優勢理論前后的發展歷程可知， 新學派的理論都是對舊學派理論的完善， 是引入新理論和新分析方法對已有的研究內容進行深化的過程， 學者們相繼提出了新的比較優勢源泉或影響因素， 使得比較優勢理論研究從分工前擴展到分工后、從生產領域擴展到交換、消費領域的各個環節中， 推動了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
（三）在實踐檢驗中發現問題推進理論體系的改革。
比較優勢理論發展過程中， 對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學說的實證檢驗，里昂惕夫之謎引起了學界較大的反響， 這種爭論反過來促使了人們對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學說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每一理論的成立和成熟都需要經歷實踐的考驗， 亦有眾多經濟學家活躍在對著名經濟學理論的實踐檢驗當中。實踐檢驗的結果若與理論預測一致則說明該理論可以成立， 而一旦理論與實踐檢驗出現差別則新的研究宣告開始。
（四）理論沿著從靜態分析到動態分析的方向推進。
人們在對比較優勢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約束條件的考察中， 關注的焦點已從先天性的資源稟賦等因素逐步轉向分工與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創新、人力資本配置等后天性因素， 已從靜態比較優勢轉向動態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理論的沿革延續了眾多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動態軌跡，這也標志著比較優勢理論的進一步完善。這一研究動向為理論研究者推進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啟示，保持動態的研究意識和思維將有利于推動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三、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啟示
結合比較優勢理論分析了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從中我們可以找出經濟理論動態演進的幾條一般規律。所以我們在進行經濟學理論研究時，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尋找突破口。
（一）考察假設條件的設置。
假設條件是經濟學理論得以建立的前提， 是進行經濟學分析的基礎， 假設條件如何設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理論的研究深度和論證的可信度， 甚至可以決定理論的發展前景?？疾旒僭O條件的設置是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起點， 若能在假設條件設置上有所突破， 則很可能揭開新理論的面紗。面對已有的經濟學理論， 研究者們可思考該理論的假設條件是否具有足夠的抽象性和簡潔性， 足以研究到復雜現象的本質。同時， 更要考慮該組假設條件是否存在繼續深化、細化的可能性， 從而推進研究的準確性和理論論證的嚴密性， 擴大理論的適用范圍。
（二）推進論證體系的深化。
論證體系是經濟學理論的核心， 經濟學理論的科學價值最終取決于該理論論證體系是否嚴密， 論證內容是否嚴謹。對經濟學理論進行研究， 可嘗試在論證體系上尋求突破。研究者可思考， 該理論的論證內容是否存在繼續深挖的空間， 可更換角度從新視角分析老問題。推進論證體系的深化并不是一件簡易的事情， 這需要深厚的基礎知識和創新的思維模式， 然而， 一旦在論證體系上有新的進展， 則可能是突破性的、歷史性的。
（三）通過實踐檢驗辨別理論真偽。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通過實踐檢驗辨別理論真偽是經濟學理論論證的重要環節。實證研究是通過實踐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可靠方式，利用最新的理論、技術以及越來越簡便實用的計量軟件對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 從檢驗的結果中辨別理論真偽， 推進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但同時， 研究者們也應保持適度， 切忌濫用、迷信實證研究， 陷入實踐檢驗的沼澤中。
（四）從動態化的視角深化理論研究。
動態化體現在推進研究時， 從假設條件、論證體系、實踐檢驗等方面全面立體的改進， 同時也體現在從動態的視角上， 采用動態的分析方法深化理論研究。研究者可以用動態演進的視角分析現有理論， 思考該理論是否沿襲了從靜態分析到比較靜態， 再到動態分析的方向發展。同時， 還可考察現有理論在整個動態演進過程中的位置， 判斷是否存在繼續動態化發展的可能。只要找準了理論所處的現實階段， 從動態化的視角分析問題， 研究者就能找到理論的前進方向， 開拓理論新視野。
關鍵字：比較優勢理論 假設前提 決定基礎 動態
作者簡介：劉培青(1976－)，女，湖北黃石人，南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是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基金項目：本文是湖南省衡陽市社科聯課題《我國外貿出口的動態比較優勢研究》（2006-HYSKJJ-ZC-024）資助項目
隨著國際經濟關系的日益密切和國際經濟交往的縱深化發展，作為指導國際商品交換的國際貿易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受到了很多的質疑。作為一種國際貿易純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到今天仍然沒有一種理論能夠捍動它在理論界的壟斷地位，它所揭示的科學內涵是不可替代的。下面就以爭議較多的對比較優勢理論的三種質疑的解釋來說明比較優勢理論的科學性。
一、假設前提無損比較優勢理論的科學性
許多人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所構建的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前提的基礎之上的。比如說：完全競爭市場、需求偏好相同、規模收益不變、要素國際間非自由流動等?，F實經濟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綜合體，比較優勢理論所依賴的假設前提在現實經濟中并不存在，因此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踐指導意義有待檢驗，以它為指導所產生的經濟結果會與經濟目標相左。上面的質疑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比較優勢理論需要一系列假設前提才能成立；二是這些假設前提與現實背離。
比較優勢理論的確要依賴一系列假設前提，這些假設可能與現實不符，但若據此否定比較優勢論，未免失之偏頗。對理論的闡述假定一些前提條件是一種分類分析方法，將完整的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通過每個部分的研究來揭示整體包含的規律、性質。這體現在經濟學研究的范式上就是在一定的假設下得出什么樣的結果。這種做法是研究方法的需要，目的是尋找事物內在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重要的是，一個理論若是經過正確的假設得到的，那么再把假設的因素一個一個重新考慮進去，該理論仍然具有科學性。需要嚴格的假設前提并非比較優勢理論所獨有，而是所有經濟理論賴以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都是從制度既定、一般均衡的假定出發的，而現代經濟學更是建立在理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可人的許多經濟行為是非理性的，但這絲毫無損于現代經濟學的科學性。因此，關鍵是判斷所假設的因素與考察對象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應不應該抽象的問題。一如在失重條件下考察人的生理機能，所抽象掉的若是重力，那就是合理的，若抽象的是人體的一部分，則就不合理了。比較優勢理論設立一些前提條件是合理的。李嘉圖的古典比較優勢理論的考察對象是勞動生產率差異與對外貿易的關系，要素稟賦理論考察的對象是要素稟賦的差異與對外貿易的關系，至于其它的假設條件對于要考察的關系并沒有實質影響。
比較優勢理論通過正確的分類分析法，該理論得出“兩優相較取其重，兩劣相較取其輕”的國際交換規律，在指導實踐的過程中只要抓住這一合理的本質內容，再把假設的因素還原，它仍然是指導當代國際貿易的科學理論。
二、新理論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的完善和發展
比較優勢理論到了H-O理論階段似乎十分完美，但里昂惕夫之謎的出現激勵著人們去大膽懷疑傳統理論并且從多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和國際分工模式。二戰以后，國際經濟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理論解釋一些新現象。因此，有人認為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已經過時。
縱觀所有的國際貿易理論，它們都闡述了在國際市場上一國出口自己具有優勢的產品，進口自己處于劣勢的產品，通過國際交換獲取貿易利益。至于一國優勢的形成基礎是什么，各貿易理論所揭示的是不一樣的。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的相對成本理論認為優勢的形成基礎是絕對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異。H-O理論從認為是要素稟賦的差異。新要素理論認為，生產投入中的要素除了傳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之外，還有技術、人力資本、信息、研發、管理等新要素，不同國家在這些新要素稟賦上的差異也構成了一國比較優勢的基礎。技術差距論則認為技術獲得時間先后導致了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產品生產能力的不同。重疊需求理論第一次較系統地從需求的角度闡述了相似需求是商品生產和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干中學模型認為技術知識隨產量提高而不斷積累導致國家間比較優勢的不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則具有了動態性質，認為產品要素密集類型的變化導致了不同國家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具有比較優勢。產業內貿易理論從產品的異質性、規模經濟和相似需求三者綜合的角度闡述了比較優勢的決定基礎。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從規模經濟和市場競爭不完全的角度闡述了國際貿易的原因。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認為國家競爭力是一國比較優勢的形成基礎，從而更具統一性和說服力。楊小凱的內生理論從分工和專業化的角度闡述了比較優勢的基礎。還有些理論從產業集群、交易成本的高低、市場結構和企業的異質性等角度論證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同貿易理論只是從不同角度解釋了比較優勢的形成基礎，并沒有擺脫比較優勢理論所揭示的國際交換規律。
自李嘉圖于1817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以來，雖然新的理論不斷產生，但至今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動搖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地位，新理論不過是對它的補充和完善。隨著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仍將需要新理論來解釋新現象。決定一國比較優勢的基礎會隨著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它們不能擺脫尋求差異進而產生比較優勢通過貿易來獲取利潤的本質，所以新理論最終屬于比較優勢理論的一部分，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正如克魯格曼所說：“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至今沒有一個已經過時，它們在認識和理解當代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中仍然很有用。例如，當許多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時，比較優勢理論仍然是基本原則” ①。
三、比較優勢陷阱不能歸咎于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陷阱是指一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依據比較優勢生產并且出口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在于發達國家的貿易中總是處于不利的地位，出口越多反而越窮。批評者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是一種靜態理論，不考慮結構調整等因素，按此原則參與國際分工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首先我們來看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范圍。從李嘉圖的古典比較優勢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再到現代比較優勢理論，它們所揭示的都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國際交換的規律而不是經濟發展的規律。反映經濟一個方面規律的經濟理論當然只能指導一個方面的活動而不能指導經濟總體的活動，如果用它來指導經濟總體就是沒有處理好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經濟發展出問題是遲早的事。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經濟的方方面面，單靠外貿的發展不足以帶動經濟的發展，在發展外貿的同時必須輔之以其它的經濟政策。發展中國家正是混淆了外貿發展和經濟發展兩者的區別，誤以為只要出口多經濟就會發展而盲目發展出口，最終導致了經濟的貧困化增長。如同我國，單純依賴外貿的發展而沒有其它的經濟推力能否促進經濟全局的發展就是個問題。
再次我們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質問題。比較優勢具有動態性質，這種動態性質表現在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要素稟賦的變化上。比如，資本稀缺的國家可以通過一段時間的資本積累和引進外資來改善資本狀況。技術發展水平低的國家隨時間的推移可通過技術外溢、干中學和技術創新等多種方式提高技術能力，而不一定永遠處在低技術生產階段。當一國要素積累和競爭力不斷提升時，一國的比較優勢部門必然會發生轉變，也就是說比較優勢是動態變化的。一些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國家在參與國際分工時，沒有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關系，固守一種傳統優勢和傳統產品的出口，獲得了眼前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邊際收益遞減的作用，出口量的增加帶來的是價格的下降和貿易條件的惡化，喪失了經濟持續發展的長遠利益。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國家只看到了本國既定的比較優勢而沒有看到比較優勢的變化，忽略了潛在的比較優勢，沒有隨著要素稟賦的變化在不同時期發展不同產品的出口，從而使一國外貿的發展缺乏持續性。陷入貧困化增長的國家不是因為比較優勢理論是靜態的，比較優勢理論是靜態與動態的統一，而是這些國家沒有用發展的眼光動態地運用理論。今日的中國在為自己的產品只有價格優勢而沒有技術而苦惱時，而早就進入發達國家的美國卻為自己的產品沒有價格優勢對其他國家的產品窮追猛打，說明任何國家固守一種優勢都不可行，而應該尋求動態比較優勢。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實踐的抽象，都是向前發展的，作為靜態與動態統一的比較優勢理論是經濟學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否定比較優勢理論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注釋：
① Kurgman P.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edited by Jagdish N. Bhagwati, pp. 197-22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參考文獻：
[1]陳琦偉．《國際競爭論》[M]．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15-75．
[2]大衛?格林納韋．《國際貿易前沿問題》[M]．馮雷譯．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1-129．
[3]李欣廣．《理性思維：國際貿易理論的探索與發展》[M]．北京：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12-120．
[4]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8-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