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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來說,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如何轉變政府職能,以適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文章首先分析了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性,接著分析了歷次政府職能轉變中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了在我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的條件下,轉變政府職能的新思路。
任何國家經濟體制的改革都將會引起國家行政體制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行政體制的外在形式的變革——政府機構的重建;二是行政體制的內在變革——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行政權力的重組和增減??梢?,政府職能轉變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經濟體制改革又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客觀前提和基礎。從本質上講,這是上層建筑必須符合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是為了使上層建筑更好地服務于經濟基礎。
一、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性
政府職能雖然經歷了多次調整,但由于中國長期實施計劃經濟體制,在現實中依然頑固地保留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運作和影響。在經濟全球化日趨加深的大背景下,政府與社會、政府與群眾、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生了明顯而深刻的變化,傳統意義上的政府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盡快轉變職能,是各級政府做好本職工作,打造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
1.轉變政府職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變,政府作為國家機器屬于上層建筑,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其職能也要適應這個變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涉及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是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大問題。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具有客觀必然性。
2.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職能是機構設置的前提,決定機構;機構是職能的載體,體現職能;政府的職能是通過政府機構來實現的,只轉變職能而不改革機構,職能也不可能真正轉變。因為舊的機構存在一天,就要繼續行使其職能,所以轉變職能必須相應地改革機構。而機構的改革又必須根據職能來確定,如果職能尚未確定,管理方法也未改變,精簡以后的機構還會再度恢復和膨脹。因此,只有抓住轉變職能這個關鍵,才能為機構改革創造有利條件,機構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轉變政府職能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改革開放30年來,政府的管理形式和職能發生了極大的轉化,越來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但我們也應該清醒看到,我們的政府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而該管的又沒管好,這樣就不僅要靠增設機構來完成日益繁雜的工作,使機構越設越多,而且壓抑了企業的生機和活力,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要發生明顯的變化,有的將要消失、有的將要轉移、有的將要加強,管理范圍、管理內容和管理方法都要發生變化,由過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訂指標、批項目、分物資逐漸轉到通過計劃的和經濟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對企業進行必要的管理、檢查、指導和調節
方面來。使企業真正成為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的獨立企業法人。4.轉變職能是行政管理科學化的必然。政府機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除了要適應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的要求外,還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隨著行政管理科學的發展,管理自身的客觀規律也越來越被人們認識和掌握,政府機構轉變職能,實際上是由經驗管理向科學管理轉變的一個步驟。因為,只有轉變職能,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機構臃腫、運轉不靈、工作效率低的弊端。
二、轉變政府職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斷提出要改變政府職能,并做出了不小的探索和努力,但就結果來看,離和諧社會的要求還相差甚遠,究其原因,無外乎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對政府職能認識不清。我國的政府管理模式來源于前蘇聯,政府包攬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務?,F在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只需要管理那些社會需要而其自
身管不了或無人管的社會公共事務。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的事務則由他們根據國家法律和行業規定自主處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許多政府工作人員分不清哪些事務該政府管,哪些事務不該管。他們沿用傳統的管理方式,除上級明文規定不管的事務外,所有社會事務都要管,認為這樣做十分妥當,不會出現管理真空。
2.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留戀權力。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因為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權力的留戀使市場機制難起推動作用。因為這種權力可以給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帶來利益,失去這些權力,就意味著失去某些既得利益。市場同權力競爭,結果是力不從心,權力通常占據上風,致使政府職能轉變滯后,這樣,影響行政效率提高,同時產生腐敗。
3.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功能不健全。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社會自身的管理和服務是否健全密切相關。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功能先天不足,因而所有的事務必須由政府管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也日益完善,且表現出與經濟發展水平同步的趨勢,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社會功能越齊全;相反在一些落后地區,因社會自身功能不全,嚴重制約了政府職能轉變的速度。在發達地區可以交由社會管理的事務,在落后地區還必須由政府統管起來,這反過來又阻礙了市場機制的發育。
4.政府工作人員整體素質與市場經濟要求不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事業迅猛發展,國民的整體素質有較大提高。隨著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實行,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也有很大提高。但從總體上講,政府工作人員整體素質與改革開放和經濟
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不能適應時展和社會的要求。一是對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行政工作效率不易衡量,擔心職能轉變會引起負面影響。二是對政府職能只有大致了解,對本層級、本區域、本部門應履行的職責缺乏科學的認識、清晰的界定。不知道哪些職權應歸還社會,哪些職能應得到加強。三是等
待觀望,不敢創新。雖然他們也贊成轉變政府職能,但行動上卻等待觀望,希望有現成的東西可以照搬照抄,缺乏創新意識,也不愿主動探索。四是胸無大局,思考問題往往從小集團、或個人私利出發,對既得利益不愿放棄。五是為人民服務意識淡薄,工作不負責任,方法簡單,方式粗暴。凡此種種都說明部分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與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不相適應。
三、轉變政府職能的思路
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需環境,現階段,我國政府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應著重實現以下三種轉型:
1.實現“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轉變。轉變行政效率一般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行政人員從事行政管理活動的產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要素之間的比率關系,是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行政管理活動的效果的重要衡量標準。效能指的是目標的實現程度,是指管理結果,而效率則是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既定的目標。在我國,長期以來一直用重管理過程的效率理念來衡量政府的行政管理效果,關注更多的是政府管理的過程和投入,片面地追求“效率”。一些政府官員急功近利,“形象工程”思想嚴重,極少關心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效能,造成了政府管理成本太高,資源浪費以及效能低下等問題,形成了高成本高速度低效能和高成本低速度低效能并存的行政管理體制。隨著改革的深入,構建和諧社會的環境要求在評估政府管理效果方面,應摒棄傳統的效率觀念,樹立成本——效能的意識,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和效能型現代政府理念對接,并使對接成本最小化,實現對接效能最大化。
2.“全能型”向“有限型”政府轉變。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無所不包,政府成為無所不能的“全能政府”。究其根源,是顛倒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甚至把二者等同起來,沒有形成科學的現代政府理念。政府并不等于社會。政府的一部分職責是維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而秩序是社會的目地。政府只是社會組織的一種,政府從屬于社會,政府是隨著社會的產生、存在而產生和存在的,政府必須為社會的利益服務。政府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政府不應凌駕于社會之上,相反,政府應由社會所決定,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客觀存在。因此,在社會空間中,必然存在著為力或不應涉足的領域。這就決定了我們應該正確看待政府的作用,摒棄政府“萬能”理念,樹立“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
3.“指令型”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使政府是社會管理的唯一主體的理念對政府官員和社會民眾的影響極深。改革開放30年來,政府理念雖然正在由管制向服務轉變,但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有學者提出了建立服務型政府的目標,這是在市場本位、社會本位的基礎上提出的,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特別是在現階段,我國加入的WTO組織,其本身就是一個以國際市場運行規則為國際貿易有序化運行服務的國際經濟調控組織。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從根本上摒棄管制觀念,變管制和指令為服務。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加入WTO以后,必須盡快實現政府的服務角色從“統治”的管理走
向“服務”的管理。政府要從統治者的身份逐步轉變為社會的服務者,從“以統治為中心”的管理走向“以服務為中心”的管理,使政府職能圍繞公民、企業、社會中介組織等多元主體展開。要使政府職能轉向服務,就必須嚴格劃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分解過去的“全能”框架,同時,培養社會的自治能力,逐步讓社會承擔起自己管理自己的職責,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加快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只有通過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府行為轉型,政府的作用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政府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在于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在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是營造一個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文化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為此,各級政府需要高度重視新形式下的政府職能轉變工作,努力營造一個公平正義、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環境。
參考文獻:
1.張云川.堅持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河北日報,2008.03.14
現代綜合商住綜合體建筑具有投資數量大、建設時間長、存在影響范圍大的屬性,因此高層商住樓開發選址需總體規劃。城市建設的決策者、投資者與開發商在進行確定開發之初,應針對位置、規模、方案設計和定位,組織各方面專家進行周密的市場調查和可行性研究、詳細策劃與協調,對高層商住樓及周邊環境通過科學技術分析手段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以及深入調研;對商住綜合樓的空間容量、開發強度、行為模式等問題的深入研究,應與社會需求和使用者的購買力相適應;使高層商住綜合體以多元復合的動態開放模式平衡城市職能,使得原有地段商住關系得到有效提升。綜合商住綜合體建筑中商業空間需要規整的大跨度柱網框架結構,一般采用(7.8-8.4)×(6-9)m的柱距,空間規整,可供不同業態使用。居住空間功能房開間從1.8m到4.0m不等,多采用剪力墻結構。建筑設計師在進行一個高層商住建筑設計工作之前,要充分研究所在城市的歷史文脈、地理人文特性,在行政分區、產業發展定位、密度、尺度、規模、色彩、風格與城市發展協調同步,深入了解項目建成后將面對的客戶的心理特征并進行針對性設計;建筑設計師需要通過綜合評價、協調矛盾,有效地進行周邊資源整合和共享,創造出具有流通性、開放性、公共性復合功能的商、住空間,合理設置商業與居住部分流線,設計出既具有地域特色的,又具有文化內涵,鮮明個性的高層商住綜合體建筑。
2構建“宜商宜居”商住空間功能
高層商住綜合體建筑的功能構成復雜,通常有兩種建筑外觀形態:①整個建筑成整體式組合在一起,商住單元上下結構貫穿到底,這種布局形式土地利用率高,容積率大,布局緊湊,底部的商業部分多為小空間,對于城市的開放性較差,可在外界面在顏色、材質或線腳上作功能視覺分割處理。②高層商住樓商業區域連續覆蓋整個底部面層,高層居住凸現在商業單元平臺之上,具有規模較大的裙房,商業外界面表現為通透、開敞、明快的外觀以吸引人流,商業環境連貫完整,購物環境安全、寬敞、舒適,商業服務規模大,開放性強,與城市的整體環境關聯緊密,商業人流及噪聲對上部居住單元干擾較小。對于高層商住綜合體商住空間的設計,建筑設計師需注重功能空間協同性與多功能交叉特點,使商住兩種功能空間在綜合體中協調互補;注意商、住功能配比及各功能系統的相對獨立性,各功能部分交通流線分開、互不干擾。建筑設計師結合建筑功能布局、商業規模、商住比例等方面綜合考慮,根據建筑交通流量的變化和使用時間的分布,通過空間分區、合理流線的組織可將商、住使用上的相互干擾降到最低。建筑設計師要充分考慮到高層建筑中功能的多樣性,適當將部分營業空間利用為公共活動或服務性空間,增加人們交往空間的隨機性和便捷性,從而創造舒適和諧的商業環境氛圍。設計師對住宅部分的設計首要考慮的是室內空間要規整,使采光充足,視野開闊;創造多層次多領域的半公共空間,可用來增加居民的公共活動空間。
3構建集約高效的商住交通流線
高層商住綜合體的交通流線設計需要周邊城市空間規劃的配套,形成集聚的多功能復合交通平臺,提高建筑的可達性與可識別性。在寒冷的北方地區,高層商住樓入口在設計上首先要做的就是避開冬季迎風面,減少入口散熱;而在炎熱南部地區,則會首先保證底層的通風。高層商住綜合體入口可與城市交通聯合為一體,使城市交通生活化,可采用商業街的形式引入商住綜合體內部,使商業交通便捷化。根據高層商住綜合體交通流量的各種影響因素及交通結構等要素,準確估算高層商住綜合體各種人流、車流及貨物流的活動規律和實際流量,并將交通空流線間結合建筑總體的功能與空間布局統一進行規劃和設計。高層商住樓大量的車流、人流單靠地面分流不足以解決問題時,開發利用高架立體交通和地下空間資源,是高層商住樓疏散、擴充基礎設施容量、達到人車立體分流、節約土地資源等目的的最有效途徑。車行道可以直接與城市交通體系聯結,保證車流的快速疏散;人行道也可直接與室內相連,形成交通流線的立體組織,緩解交通壓力;無障礙環境的設計,可以方便更多人群使用。
4構建安全低碳的商住環境
某工程由1棟6層商業樓,4棟超高層住宅樓,1棟59層超高層辦公樓組成。本文以6層商業樓為例,分析總結超限高層商業建筑的結構設計方法。結合6層商業樓的建筑功能和結構平面布置的特點,設兩道防震縫將其分為A、B、C三個區,分區后僅A區屬超限高層,故本文主要介紹商業樓A區,下文所提商業樓均指商業樓A區。本工程所在地區基本設防烈度為6度,設計基本地震加速度為0.05g,設計地震分組為第一組,建筑場地類別為Ⅱ類,場地特征周期,多遇地震為0.35s,罕遇地震為0.40s。商業A區結構單元抗震設防類別為重點設防類,應按高于本地區抗震設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加強其抗震措施,故商業樓框架抗震等級應為2級。多遇地震計算時結構阻尼比取0.05,風振計算時結構阻尼比取0.02。
2基礎設計
商業樓基礎設計等級為甲級,采用樁加防水板基礎。根據前期試樁檢測報告結論,采用Φ700鉆孔灌注樁,抗壓兼抗拔樁?;A埋深12.1m,遠大于建筑結構高度的1/18。經復核,風荷載及水平地震作用下基底均不出現零應力區,可滿足高層建筑結構抗傾覆穩定要求。
3地下車庫設計
地下車庫采用框架剪力墻結構,局部增加的剪力墻,主要有兩個作用:一是為了使得地下1層與地上1層的剪切剛度比大于2,滿足正負零作為地上單體嵌固端的要求,二是為了更好地保證室內外高差處水平力的傳遞。商業樓室內及室外相關范圍內,正負零零層采用梁板式結構,板厚180~250,雙層雙向配筋,且配筋率不小于0.25%。
4上部結構設計
(1)超限情況的判定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關于印發《超限高層建筑工程抗震設防專項審查技術要點》的通知(建質〔2010〕109號)”,對商業樓的超限情況判定如下:①商業樓結構高度29.2m,采用現澆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屬于A級高度高層建筑,高度不超限。②商業樓3層以上豎向構件縮進大于25%,屬尺寸突變(立面收進);③商業樓地上樓層存在多處樓板有效寬度小于50%,開洞面積大于30%的情況;④商業樓3層和4層之間質心相差達18m,大于相應邊長的15%,同時,考慮偏心扭轉位移比大于1.2,小于1.4。綜合以上分析,商業樓屬于超限高層建筑。(2)上部結構計算分析在小震作用下,全部結構處于彈性狀態,構件承載力和變形應該滿足規范的相關要求。根據《高層建筑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程》JGJ3-2010第5.1.12條的要求,本工程采用SATWE與PMSAP兩種不同分析軟件分別進行了整體內力及位移計算,兩種軟件的計算結果基本一致,結構體系滿足承載力、穩定性和正常使用的要求。樓層最大位層間移角小于1/550,滿足JGJ3-2010第3.7.3的要求;在剛性樓板假定下,慮偶然偏心影響的規定水平地震力作用下,豎向構件的最大水平位移和層間位移與該樓層平均值的比值均小于1.4。根據建筑抗震設計規范GB50011-2010第5.1.2條,對不規則建筑應采用時程分析進行多遇地震下的補充計算。本工程所選的三條波為TH2TG035、TH4TG035、RH4TG035,每條時程曲線計算得到的結構底部剪力均大于CQC法的65%,三組時程曲線計算得到的底部剪力平均值大于CQC法計算得到的底部剪力的80%,故所選三條波滿足規范要求。時程分析的結果表明,結構體系無明顯薄弱層,時程分析法包絡值較CQC法計算結果小,故結構的小震彈性設計由CQC法計算結果控制。根據高層建筑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程JGJ3-2010第5.1.13條的要求,對商業樓采用彈塑性靜力分析方法進行了補充計算。兩個方向罕遇地震下性能點最大層間位移角均小于1/50,小于規范彈塑性位移角限值,因此宏觀上商業樓所用結構體系能保證大震不倒的設計要求。在通過二階段設計實現三個水準的基本設防目標以外,針對本工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以下抗震性能化目標:①設防地震作用下,中庭連廊等薄弱處樓板內雙層雙向鋼筋不屈服;②設防地震作用下,懸挑梁根部框架柱及大跨梁兩端相連框架柱斜截面抗剪按彈性設計,正截面抗彎按不屈服設計;PMSAP樓板應力分析結果表明,中庭連廊根部、平面凹口陰角位置一般為應力集地區域,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樓板主拉應力不大于混凝土抗拉強度標準值,樓板不會開裂,在設防地震作用下,應力集中位置樓板主拉應力略大于混凝土抗拉強度標準值,但適當加大樓板配筋,即可滿足樓板內鋼筋不屈服。在設防地震作用下,利用SATWE進行彈性設計和不屈服設計,分別校核懸挑梁根部框架柱及大跨梁兩端相連框架柱的箍筋和縱筋,并與多遇地震計算結果一起進行包絡設計。計算結果表明,配筋值均在合理范圍,配筋切實可行。通過以上性能化設計措施,在對結構的經濟性影響較小的情況下,提高了結構的抗震性能,增加了建筑的安全性。(3)上部結構設計針對偏心布置和扭轉不規則,設計時,盡量使結構抗側力構件在平面布置中對稱均勻布置,避免剛度中心與質量中心之間存在過大的偏離;加強構件的剛度,增強結構的抗扭性能。計算時,考慮偶然偏心的影響,設計時適當加強受扭轉影響較大部位構件的強度、延性及配筋構造。通過調整結構布置,將考慮偶然偏心下的最大位移比嚴格控制在1.4以下,第一扭轉周期和第一平動周期比嚴格控制在0.9以下。針對立面收進帶來的扭轉不利影響而采取的抗震措施詳第(1)條。構造上,對收進樓層(4層)加厚至140mm且雙層雙向加強配筋,配筋率不小于0.25%,但為減小大跨部分樓板自重,室內大跨度區域樓板厚120mm,屋面大跨度區域樓板厚130mm,收進部位上下層樓板(3層和5層)厚度不小于120mm,并雙層雙向加強配筋。根據《高層建筑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程JGJ3-2010》的相關規定,體型收進部位上、下各兩層塔樓周邊豎向結構構件的抗震等級提高一級,框架柱在此范圍內箍筋全高加密,提高縱筋配筋率;收進部位以下兩層結構周邊豎向構件配筋加強。針對因開洞形成樓板不連續情況,整體計算時按實際開洞情況建模,并將以上樓層定義為彈性膜,以考慮樓板不連續對結構的影響;同時,構造加厚連廊等薄弱區域樓板至130mm厚,并雙層雙向配筋,配筋率不小于0.25%。
5結語
商業樓基礎設計等級為甲級,采用樁加防水板基礎。根據前期試樁檢測報告結論,采用Φ700鉆孔灌注樁,抗壓兼抗拔樁。基礎埋深12.1m,遠大于建筑結構高度的1/18。經復核,風荷載及水平地震作用下基底均不出現零應力區,可滿足高層建筑結構抗傾覆穩定要求。
二地下車庫設計
地下車庫采用框架剪力墻結構,局部增加的剪力墻,主要有兩個作用:一是為了使得地下1層與地上1層的剪切剛度比大于2,滿足正負零作為地上單體嵌固端的要求,二是為了更好地保證室內外高差處水平力的傳遞。商業樓室內及室外相關范圍內,正負零零層采用梁板式結構,板厚180~250,雙層雙向配筋,且配筋率不小于0.25%。
三上部結構設計
(1)超限情況的判定
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關于印發《超限高層建筑工程抗震設防專項審查技術要點》的通知(建質〔2010〕109號)”,對商業樓的超限情況判定如下:①商業樓結構高度29.2m,采用現澆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屬于A級高度高層建筑,高度不超限。②商業樓3層以上豎向構件縮進大于25%,屬尺寸突變(立面收進);③商業樓地上樓層存在多處樓板有效寬度小于50%,開洞面積大于30%的情況;④商業樓3層和4層之間質心相差達18m,大于相應邊長的15%,同時,考慮偏心扭轉位移比大于1.2,小于1.4。綜合以上分析,商業樓屬于超限高層建筑。
(2)上部結構計算分析
在小震作用下,全部結構處于彈性狀態,構件承載力和變形應該滿足規范的相關要求。根據《高層建筑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程》JGJ3-2010第5.1.12條的要求,本工程采用SATWE與PMSAP兩種不同分析軟件分別進行了整體內力及位移計算,兩種軟件的計算結果基本一致,結構體系滿足承載力、穩定性和正常使用的要求。樓層最大位層間移角小于1/550,滿足JGJ3-2010第3.7.3的要求;在剛性樓板假定下,慮偶然偏心影響的規定水平地震力作用下,豎向構件的最大水平位移和層間位移與該樓層平均值的比值均小于1.4。根據建筑抗震設計規范GB50011-2010第5.1.2條,對不規則建筑應采用時程分析進行多遇地震下的補充計算。本工程所選的三條波為TH2TG035、TH4TG035、RH4TG035,每條時程曲線計算得到的結構底部剪力均大于CQC法的65%,三組時程曲線計算得到的底部剪力平均值大于CQC法計算得到的底部剪力的80%,故所選三條波滿足規范要求。時程分析的結果表明,結構體系無明顯薄弱層,時程分析法包絡值較CQC法計算結果小,故結構的小震彈性設計由CQC法計算結果控制。根據高層建筑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程JGJ3-2010第5.1.13條的要求,對商業樓采用彈塑性靜力分析方法進行了補充計算。兩個方向罕遇地震下性能點最大層間位移角均小于1/50,小于規范彈塑性位移角限值,因此宏觀上商業樓所用結構體系能保證大震不倒的設計要求。在通過二階段設計實現三個水準的基本設防目標以外,針對本工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以下抗震性能化目標:①設防地震作用下,中庭連廊等薄弱處樓板內雙層雙向鋼筋不屈服;②設防地震作用下,懸挑梁根部框架柱及大跨梁兩端相連框架柱斜截面抗剪按彈性設計,正截面抗彎按不屈服設計;PMSAP樓板應力分析結果表明,中庭連廊根部、平面凹口陰角位置一般為應力集地區域,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樓板主拉應力不大于混凝土抗拉強度標準值,樓板不會開裂,在設防地震作用下,應力集中位置樓板主拉應力略大于混凝土抗拉強度標準值,但適當加大樓板配筋,即可滿足樓板內鋼筋不屈服。在設防地震作用下,利用SATWE進行彈性設計和不屈服設計,分別校核懸挑梁根部框架柱及大跨梁兩端相連框架柱的箍筋和縱筋,并與多遇地震計算結果一起進行包絡設計。計算結果表明,配筋值均在合理范圍,配筋切實可行。通過以上性能化設計措施,在對結構的經濟性影響較小的情況下,提高了結構的抗震性能,增加了建筑的安全性。
(3)上部結構設計
針對偏心布置和扭轉不規則,設計時,盡量使結構抗側力構件在平面布置中對稱均勻布置,避免剛度中心與質量中心之間存在過大的偏離;加強構件的剛度,增強結構的抗扭性能。計算時,考慮偶然偏心的影響,設計時適當加強受扭轉影響較大部位構件的強度、延性及配筋構造。通過調整結構布置,將考慮偶然偏心下的最大位移比嚴格控制在1.4以下,第一扭轉周期和第一平動周期比嚴格控制在0.9以下。針對立面收進帶來的扭轉不利影響而采取的抗震措施詳第(1)條。構造上,對收進樓層(4層)加厚至140mm且雙層雙向加強配筋,配筋率不小于0.25%,但為減小大跨部分樓板自重,室內大跨度區域樓板厚120mm,屋面大跨度區域樓板厚130mm,收進部位上下層樓板(3層和5層)厚度不小于120mm,并雙層雙向加強配筋。根據《高層建筑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程JGJ3-2010》的相關規定,體型收進部位上、下各兩層塔樓周邊豎向結構構件的抗震等級提高一級,框架柱在此范圍內箍筋全高加密,提高縱筋配筋率;收進部位以下兩層結構周邊豎向構件配筋加強。針對因開洞形成樓板不連續情況,整體計算時按實際開洞情況建模,并將以上樓層定義為彈性膜,以考慮樓板不連續對結構的影響;同時,構造加厚連廊等薄弱區域樓板至130mm厚,并雙層雙向配筋,配筋率不小于0.25%。
四結語
關鍵詞:財政;財政屬性;財政范圍
財政屬性和財政范圍是我國財政理論的兩個基本問題,曾經在我國財政理論和教學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盡管近年來它們已不再受到關注,處于被遺忘的狀態,但它們曾在我國財政理論體系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了解和把握這兩個問題,對于我國財政學的后來者,仍然是有必要的。
一、財政屬性問題回顧
財政是屬于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的問題,直接導源于財政本質的爭議。不同的財政本質觀將得出不同的財政屬性論,反過來財政屬性分析也將加強和支持自己的財政本質觀。
我國財政理論界早在50年代前半期,就已提出了財政屬性問題。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財政本質大爭論中,則成為熱門話題之一。60年代出版的《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小冊子,大體上囊括了這一問題的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故下面著重介紹之。
鄧子基為該書寫了《關于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問題討論綜述——代序》,介紹了關于財政屬性的爭議概況:“這個爭論經歷了相當長的時期,是隨著對財政本質的認識而逐步展開的。起初,大家幾乎一致認為,資本主義及其以前的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財政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財政,都是一種上層建筑。后來,有人對上述論點表示懷疑,認為社會主義財政不僅是上層建筑,而且也是經濟基礎,肯定社會主義財政具有兩種屬性,對于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政,則仍認為是上層建筑。近幾年來,有人主張財政是經濟基礎。其中又有兩種意見:有的同志主張社會主義財政是經濟基礎,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政還是上層建筑;有的同志則主張任何社會形態的財政都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1)具體來看,可以歸納為三大類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財政是一種上層建筑。持這種觀點的有陳明鑒等人。陳明鑒在《財政是一種上層建筑》一文表明了這一觀點。該文主要是“從上層建筑的特征來探討財政的上層建筑的性質”的,認為“財政本身不能生產物質財富,它不是物質的形式”,從而也應是一種上層建筑。此外,他還指出,“財政比之一般上層建筑又有其特殊的地方。財政是伴隨國家而來的東西,……國家本身是一種上層建筑,財政既伴隨國家而來,我們就不能否認其依存其他上層建筑——國家的事實。”(2)
一種觀點認為,財政具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兩種屬性。在姜維壯的《社會主義財政基本上屬于經濟基礎,私有制社會的財政是上層建筑》,和葉振鵬的《國家預算既屬于經濟基礎,又從屬于上層建筑》等文中,闡述了這種觀點,這只要從論文的題目可清楚地看出了。
這種觀點可分為三種情況。其一主張社會主義財政具有兩重性,理由是:(1)財政為經濟服務的部分屬于經濟基礎,財政為上層建筑服務的部分屬于上層建筑;(2)企業財務是經濟基礎,國家預算是上層建筑;(3)來源于生產領域的財政收入和用于生產建設的財政支出是經濟基礎,來源于非生產領域的財政收入與用于非生產建設的財政支出是上層建筑。其二主張社會主義財政和剝削階級國家財政均有兩重性。因為財政作為一種經濟關系是經濟基礎,但財政與國家的產生和存在有關,所以又是上層建筑。其三主張社會主義財政是(或基本上是)經濟基礎,剝削階級國家財政則是上層建筑。因為社會主義財政直接同物質生產密切聯系,它參與生產和分配,所以是經濟基礎,而剝削階級國家財政則與物質生產沒有聯系,只是生產過程以外的偶然的東西,所以是上層建筑。
一種觀點認為,不論社會性質如何,財政只能是經濟基礎。這是因為:(1)財政的本質乃是一種分配關系,而分配關系本身就是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2)財政雖以國家為前提,是國家的產物,但財政不是國家這個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不能混淆財政的產生與存在原因同財政本身的區別,不能混淆財政本身和服務對象的區別;(3)財政的性質雖取決于國家的性質,但最終取決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取決于經濟基礎性質,國家只起中介作用;(4)應該把財政這一分配關系本身同反映這種分配關系的財政觀點、財政政策與規章制度區別開來;(5)社會主義社會與剝削階級社會的經濟基礎同樣具有階級性與歷史性,不能因為財政具有階級性與歷史性,就肯定為上層建筑。(6)財政收入來源與支出用途反映著一種分配關系,不能作機械表象的理解。(3)
在《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小冊子中,持經濟基礎觀有5篇,超過一半。持這種觀點的有鄧子基、趙春新、安體富和蔡次薛,以及主張剩余價值產品決定論的王紹飛,和在70年代末提出社會共同需要論的何振一等。
此后在“”中對該問題的爭議幾乎停止了?!啊苯Y束后不幾年,我國財政理論界重開財政本質問題的論戰,作為該問題伴生物的財政屬性問題,很自然地也被重新提出。盡管已時隔十幾二十年,但在我國經濟理論和財政理論沒有大的變化的大環境下,參加爭論的主要還是那些人,因而所持的基本觀點和主要分歧依然如故,除了有所深化之外,基本上沒能超出原有的窠臼。此后,隨著人們對于財政本質問題的淡化,我國財政學界對于財政屬性問題的爭議也逐步沉寂了。至今除了在大學課堂上教師有所介紹之外,基本上不再見諸于財政刊物和論著之中了。
二、財政范圍問題回顧
財政范圍或者說財政體系的問題,也是與財政本質直接相關聯的財政基礎理論之一,因而將其與財政屬性問題結合在一起考慮。
在大連財政學討論會上,幾乎每篇論文都涉及了財政范圍問題,并且在當時就形成了“大財政”、“中財政”和“小財政”三大類的看法。
1.“大財政”其主張者主要為李成瑞。他認為,“社會主義財政的范圍(體系)包括
以下三個部分(環節):(一)國家預算;(二)國家銀行信貸;(三)國營經濟各部門和國營企業財務?!?4)
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財政教研室的《財政學》(初稿)也持有類似的看法,即“財政體系是由財政實質確定的。在我國有計劃分配社會產品過程中,屬于國家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和社會公共需要而形成集中性貨幣資金與非集中性貨幣資金的諸分配關系,構成了我國的財政體系。我國財政體系主要包括國家預算、銀行信用和國營企業財務三個環節?!?5)
2.“中財政”其主張者鄧子基認為,“社會主義財政本質決定財政范圍?!彩蔷邆浞从骋陨鐣髁x國家為主體的、具有強制性和無償性特征的分配,都屬于財政范圍。不具備的,都不屬于財政范圍?!?6)因此,“在我國條件下,財政的范圍主要包括國家預算與國營企業財務兩大環節?!罢呤俏覈斦闹行?后者是我國財政的基礎。此外,財政的范圍還包括國家信用(公債)和其他財政資金等方面?!辈贿^,“企業財務雖然成為財政的基礎,但不等于它所反映的經濟關系全部屬于財政范圍?!瓏鵂I企業財務中反映的財政分配關系的那一部分,即體現以國家為主體與無償特點而與國家預算發生相互關系的那一部分,……才屬于財政范圍……。財政既不包括全部經濟關系,也不包括那些由信貸、等價交換、提供勞務而形成的分配關系”。(7)這是典型的“中財政”,它由國家預算和國營企業財務的部分內容所組成。
3.“小財政”陳共撰文指出,“我們是主張‘小財政’的”。至于“小財政”包括哪些內容則沒有具體指出,而僅談到小財政在概念上是不等同于國家預算的。(8)不過,通常來說,“小財政”即是主張財政范圍僅由國家預算和預算外資金所構成。
此時人們的爭論還未涉及預算外資金,是因為當時預算外收入數額過小。在80年代隨著其規模的膨脹,預算外資金也自然地被納入財政范圍內,這對于各種財政范圍觀來說倒是沒有什么異議的。
此外,還存在著若干處于中介狀態的財政范圍觀。
在國家分配論者中,有些人的觀點介于中財政和小財政之間,但實質主張小財政。翟華林的《關于財政學上幾個問題的認識》具有典型性。該文認為企業財務只是財政的基礎,但不是財政范圍的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國家財政基礎的,不僅有國營企業財務,還有集體經濟財務以及其他經濟成分的財務,雖然它們作為基礎不及國營企業財務那樣大、那樣密切,但是,其為基礎則一也?!褔鵂I企業財務這個基礎,當做國家財政范圍的組成部分,它與主張財政本質是以國家為主體的財政分配關系的說法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彼M而指出,“把國營企業財務這個基礎當做國家財政范圍的組成部分,在理論上是不好解釋的,而且必然要混淆了財政與財務的界限?!?9)
應當說,翟華林對國營企業財務是財政基礎環節觀點的批評是中肯的,因為國營企業財務分配并不是強制的和無償的。但他又沒有完全提出小財政的主張,而稍微留了點尾巴,將“企業財務”而不是“國營企業財務”說成是財政的“基礎”,這實際上是沒有必要的。
80年代編寫組編寫的《社會主義財政學》教科書,實際上受到了翟華林觀點的影響。該書主張:“國家預算是社會主義財政體系的主導環節,…預算外資金是社會主義財政體系的補充環節。…國營企業財務是社會主義財政體系的基礎”。(10)這實際上退到小財政觀上來了,因為在這兒國營企業財務僅是“基礎”而去掉了“環節”二字,其實質是將國營企業財務從財政范圍中剔除出去。
在國家分配論者中,還有較多人的觀點介于“大財政”和“中財政”之間,但根本上則屬于“中財政”。谷棋和劉明遠等人就認為:“國家預算、銀行信貸、國營經濟財務及預算外資金在資金綜合計劃上共同構成統一的社會主義財政體系,其中國家預算是主導環節,國營經濟財務是基礎環節?!鄙蛟埔舱J為,“國家財政范圍主要應該包括:國家預算、國家財政信用、國營企業財務、國家稅收、其他財政資金等五個環節”。(11)而該文的“其他財政資金”,則大致上指的是預算外資金。
這些作者的觀點將銀行信貸包含入財政范圍內,乍一看與“大財政”相類似,但實質上與大財政觀有著根本的區別?!按筘斦睂⒄麄€銀行信貸都納入財政范圍,而這些觀點則僅將財政通過銀行發放的長期信貸列入財政范圍。由于財政撥給銀行的長期信貸資金本身已包含在國家預算內了,因而它的單獨提出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因而其實質仍是中財政觀。
這兩類具有中介狀態的財政范圍觀,與前述三類財政范圍觀相交融,就使得我國財政理論界對于財政范圍的看法,呈現了一種連續分布狀態。此時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如認為稅收也是財政的一個獨立環節。這種主張,甚至在80年代還為許多財政學教科書所采用,但終究沒能產生多大的影響。
進入90年代以來,改革賦予國有企業愈益增大的獨立自主性,使得幾乎無人再主張國有企業財務也是財政范圍的構成部分了。于是,我國財政由預算內和預算外兩部分組成,大體上已沒有什么爭議了。此時則冒出了一個“制度外”財力問題。所謂“制度外”財力,它也是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掌握的財力,但不僅沒有納入各級政府預算,而且也不是按照有關制度規定征收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違規性質的政府財力。作為政府財力,它們顯然屬于財政范圍,是財政的組成部分。由于它們往往與亂收費亂攤派直接相關聯,因而引起理論界的高度重視,但此時分析的并不是“制度外”財力是否屬于財政范圍,而是如何規范和管好這部分財政資金問題。因此,財政范圍問題在90年代可以說是完全沉寂下去了。這對于我國財政理論研究來說是正常的,甚至是走向成熟的一種表現,是市場基礎的建立解決了認識分歧的結果,也是我國財政研究從“純”理論爭論中超脫出來的表現。
三、財政屬性問題評價
由財政本質問題決定的財政屬性問題和財政范圍問題,盡管直接源于前蘇聯的財政理論,但如同財政本質論一樣,也具有了我國自己的特色。它既受經濟體制決定,又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而變化和發展更新。
在前述的幾種財政屬性觀點中,乍一看經濟基礎觀是正確的,而上層建筑觀則是明顯錯誤的。其實不盡然,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其結論就不那么絕對了。
這一問題的分析是以對財政本質的認識為基礎的。對于國家分配論者來說,在“財政本質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命題下,財政本質歸結為是一種“分配關系”,而“純分配關系”顯然只能是經濟基礎。但這種觀點未考慮到財政活動主體是國家這一特殊性。國家主體使得財政分配直接滲入了上層建筑的因素,而絕非企業等經濟主體那樣,進行的是“純”經濟基礎的活動。財政主體的這一特殊性,使得財政成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直接中介物與聯結體。這似乎是符合辯證法要求的,它避免了截然分割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問題發生,而鮮明地表現了兩者之間的相互聯系。
可見,財政作為分配是一種經濟活動,而其國家主體身分又使得這種經濟活動直接包含了國家因素。這表明,從國家分配論出發,絕對地將財政歸入經濟基礎或上層建筑的范疇,都是無法圓滿地說明問題的。
正因為如此,反對國家分配論而以客觀經濟因素為基點的剩余產品價值決定論者和社會共同需要論者,都是經濟基礎觀的主張者,如王紹飛和何振一等人。他們都是僅從經濟關系角度分析財政本質問題的,都否定國家與財政存在本質聯系,從而在財政屬性問題上不存在“國家主體”所引起的困惑。他們得出經濟基礎觀是自然的,是與他們的財政本質觀完全一致的。相反,國家分配論者則不同,“國家主體”和“分配”的混于一體,使得他們在財政屬性問題上陷入困惑,產生種種不同歧見,其得出純經濟基礎結論是勉強的。
從純上層建筑觀來看,它完全將財政視為國家的政治行為,而撇開了財政的分配性質,是不符合財政實踐狀況的。正因如此,這一觀點在我國財政理論界幾乎沒有什么人響應。但就財政的主體是國家這個側面來看,其觀點則又有某種正確之處。
既然從國家分配論的角度看,單一屬性觀存在認識絕對化的問題,那么,雙重屬性觀是否都正確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就雙重屬性觀來看,我國財政界也存在著種種具體分歧。財政屬性應是“財政一般”的屬性,即所有社 會形態下的財政所共有的性質,而不能僅就某個社會形態或某個時期的財政,即“財政特殊”所特有的性質得出結論。因此,那種以財政處于不同的社會形態,處于不同的活動領域為標準,而將整個財政的一部分歸結為上層建筑,另一部分歸結為經濟基礎的觀點,顯然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因為那等于從根本上將財政分割為兩個事物了。
這樣,相對正確的觀點,將是以單一標準得出的結論。為此,葉振鵬等人的雙重屬性觀就顯得較為全面,與國家分配論的財政本質觀也更為一致。這類觀點認為,財政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基礎,又含有上層建筑性質,不能作為“純而又純”的經濟基礎來看待。
就財政屬性問題本身來看,似乎是純理論的問題。然而,在我國特有的國情下,它又有著現實意義。這就是強調財政屬性的經濟基礎觀,很大程度上是希冀從理論上強調國家活動必須遵循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以此減少我國經濟建設中長官意志的危害。60年代是我國財政理論界對于這一問題討論最為熱烈的時期,大約就是慘痛教訓的自然反映。然而,也正是由于它完全是一個純理論問題,因而也是最不為政府所重視,在其后的改革開放中幾乎沒有再引起理論界的關注。
然而,財政屬性問題與西方的公共選擇論,在某種程度上涉及的是同一問題,即究竟應該僅從經濟的角度,還是僅從政治的角度,抑或從兩者兼顧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和研究財政問題?正是在相同的時間內,西方的公共選擇論卻迅速發展起來,促進了西方財政理論的大進步。可見,回顧財政屬性問題并非是毫無意義的。隨著我國財政從計劃型向著市場型的轉變,在原有的財政屬性論基礎上發展我國自己的公共選擇論,將是我國財政理論發展的重要乃至關鍵的內容之一。
四、財政范圍論評價
在60和80年代兩次財政范圍問題討論中,人們都同意財政范圍觀的分歧源于財政本質觀的分歧。這是對的,因為判定“財政范圍有多大”,顯然必須以“什么是財政”為直接依據。這樣,國家資金運動論者必須將國家預算、預算外資金、國營企業財務以及銀行信貸資金都包括進財政范圍,其持有的只能是“大財政觀”。國家分配論者由于主張只有國家進行的分配才是財政,因而嚴格地說是只能持有“小財政觀”,即認為只有國家預算和預算外資金才屬于財政范圍,因為銀行信貸和國營企業財務的分配主體都不是國家。
其實不然,事實與理論推斷卻存在較大出入。雖然國家資金運動論者主張的是大財政觀,但國家分配論者內部卻出現了種種分歧,不僅有主張小財政者,而且還有相當多人持有中財政觀,并且其觀點往往還與大財政觀有相似之處,甚至有的干脆就主張大財政觀。這就表明了問題的復雜性。
如果說財政本質是高度抽象而得出的結論,那么,財政范圍則是較為具體的分析,是以此為標準去衡量各種具體的現象形態。此時概念的單一性和明了性將不存在,面對的是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的財政現實。于是,困惑和猶疑旋踵而至,這首先要具體解答的就是:什么是“國家主體”?
這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給當時的財政理論出的一個大難題。在當時企業國有國營,銀行國有國營,它們都是按照國家的指令性計劃進行活動,是國家這個大工廠的組成部分,其分配從根本上看也是國家在進行分配。這樣,由國家分配論出發,得出企業財務分配和銀行信貸也是財政活動,即也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也是有其依據的。由此可知,同為國家分配論者,卻在財政范圍問題上產生于分歧,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國家資金運動論和大財政觀,也都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至少表明這些觀點的持有者對于計劃經濟的運行特征是有著獨到認識和見解的。
對此,人大本《財政學》就指出,他們之所以持有大財政觀,就是因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得國家具有了經濟職能,使得財政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內部的分配關系,決定了“社會主義財政直接伸延到生產領域,把國家預算、銀行信用同企業財務緊密地銜接在一起。國家預算和銀行信用是社會主義集中性財政,……國營企業財務是非集中性財政”。(12)
然而,企業和銀行畢竟與國家存在根本區別,即使是在計劃經濟下,企業和銀行也仍然不是國家,它們的分配活動仍然不是國家直接進行的分配。更主要的,如果將企業財務分配和銀行信貸列入財政范圍,換言之,企業財務分配和銀行信貸也都是財政,這就取消了財政與企業財務和銀行信貸的區別,其結果必將導致實踐工作的混亂。所以,如同國家資金運動論一樣,大財政觀的贊同者也鮮有其人,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再來看中財政觀就可以明了,這類觀點的合理性是與大財政觀相一致的,而其根本弱點也是與大財政觀相一致的,簡言之,中財政觀能否成立的關鍵是國營企業財務問題。
對于將國營企業財務說成是財政基礎環節的觀點,李成瑞曾中肯地指出了弱點:“有的同志在講到社會主義財政的實質的時候,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為行使其職能而形成的分配關系,但在說到社會主義財政的范圍(體系)的時候,又說包括國營企業財務在內。而國營企業財務顯然不僅僅是分配,而且包括資金的周轉。…為了解決這個邏輯上的矛盾,已經出現了種種說法?!?13)
為擺脫這一矛盾,有些中財政論者主張國營企業財務分配與財政發生直接聯系的那部分才屬于財政范圍。但這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其原因就在于將國營企業財務歸人財政范圍本身就是不對的,不管歸入的是其全部,是其整個分配,還是僅限于部分分配都如此,因為國營企業作為其財務的活動主體,畢竟不是國家主體。
如果說這些分歧的是非曲直在計劃經濟下是難以判明的話,那么到了今天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則是簡單明了的。改革開放導致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局面的出現,我國財政的“基礎”顯然已不是只建立在國有經濟之上了。尤其是當著國有企業逐步成為獨立的市場運營主體之際,再以國有經濟對于各級政府的行政附屬關系為依據,強調國有企業財務的財政基礎地位,顯然是不能成立了。
總之,財政屬性和范圍問題,大體上可以說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理論問題。了解這些理論及其爭議,對于了解和剖析我國的計劃型財政理論,對于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國的市場型財政理論,都是有其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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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ZHANG Xin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se issues about the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were important fiscal theories in China in 1960‘ s.The former discussed about the effect of politics on public finance,which seems to be the issue of public choice with the Chinesemethod. The latter was discussio 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ysetm and public finance in the periods of planning and reform .
Key words: public finance; attribution of public finance;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1)(2)鄧子基編:《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第1版,第5頁、第111-112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
(3)鄧子基編:《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第1版,第6-7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
(4)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編:《財政學問題討論集1964年財政學討論會論文選輯》(上冊),第1版,第188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年。
(5)中國人民大學財政教研室編著:《財政學》(初稿),第1版,第2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
(6)鄧子基:《社會主義財政理論若干問題》,第1版,第19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年。
(7)(8)(9)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編:《財政學問題討論集1964年財政學討論會論文選輯》(上冊),第1版,第139-141頁、第87、90頁、第250-25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年。
(10)《社會主義財政學》編寫組:《社會主義財政學》,第1版,第29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年。
(11)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編:《財政學問題討論集1964年財政學討論會論文選輯》(上冊),第1版,第121頁、47頁和5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年。
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內容
農業企業經營管理學是一門邊緣性學科。它的內容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相關學科的發展,得到不斷地充實和完善。農業企業管理學還廣泛地吸取了現代管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心理學、統計學、計量經濟學和運籌學等學科為農業企業管理學提供豐富的養料,使它的內容更加豐富、更加完善。
在20世紀初,歐美的農場經營學和農場管理學,主要研究勞動力諸要素的選擇和利用、生產組織與管理等問題。本世紀50年代以來,它們的研究內容和體系發生了很大變化。為了生產發展的需要在企業管理中廣泛地運用決策理論和技術,確定企業的戰略目標;為了實現企業經營計劃和目標,運用投入產出理論和數量分析方法來考查和評價企業的經營效果;運用信息和市場預測,掌握市場動態,以便按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活動等。
社會主義農業企業管理的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農業企業的形式、特征,企業經營管理的目的、任務,企業管理的體制與組織結構,企業的經營預測和決策,企業的經營戰略與計劃,生產諸要素的合理結合和利用,生產過程的合理組織、農產品的銷售,企業的財務、成本和收入分配的管理以及企業的經濟活動分析等。
由此可見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的內容是十分廣泛,遠超過了經濟學科的范圍,我們了解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和內容,是為了更好地去掌握它、研究它,以便更好地為農業企業管理實踐服務。
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對象
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農業生產中生產力的合理組織,生產要素的合理利用,生產關系的調整及上層建筑的協調等。
在研究生產力的組織方面,主要是研究生產力諸要素的結合在質上的相互聯系性和量上的比例性。如企業內的產業結構、生產布局、生產調度、不同生產要素在時問和空間上的合理組織和利用等。
在研究生產關系的調節方面,主要是研究企業中人與人的關系。如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經營權與所有權。生產責任制中的責、權、利關系,產品分配中的三者利益關系等。
在研究上層建筑的協調方面,主要是研究企業管理體制、企業的領導制度、領導作風、領導方法,以及國家方針、政策、經濟法規的貫徹執行等。同時還包括企業的政治思想教育、企業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的內容。
農業企業管理學是在企業管理實踐活動基礎上產生的科學,它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它所研究的對象必須是密切聯系生產實際。中國正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由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企業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接受市場調節的推動,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在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企業管理的性質也決定了企業管理研究的對象,一方面是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合理組織生產力,體現管理的一般職能,另一方面又是生產關系性質決定的,起調節生產關系的職能,即管理的特殊職能,這一點,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是有根本區別的。因此,農業企業管理學必須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業管理的規律性。人們可以運用這些規律再去指導企業管理的實踐活動。
農業企業管理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科學,除了研究農業企業管理的規律和理論外,還必須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由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企業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接受市場調節的推動,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在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企業管理的性質也決定了企業管理研究的對象,一方面是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合理組織生產力,體現管理的一般職能,另一方面又是生產關系性質決定的,起調節生產關系的職能,即管理的特殊職能,這一點,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是有根本區別的。因此,農業企業管理學必須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業管理的規律性。人們可以運用這些規律再去指導企業管理的實踐活動。
農業企業管理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科學,除了研究農業企業管理的規律和理論外,還必須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應用。把力量、方法與管理實踐聯系起來,以解決企業管理中的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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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濟管理學畢業論文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與中國會計夢是基礎前提關系。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也是中國會計夢孕育、產生、發展的過程。因此,中國經濟發展是中國會計夢產生的基礎與前提。廣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和中國會計話語權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為中國會計夢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豐富的養分,中國經濟發展是中國會計“強國夢”的堅實基礎與重要前提。因為經濟發展是各項事業發展的基礎與前提,所以,黨的“十”明確指出,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科學發展。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與會計改革發展是相輔相承關系。經濟學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與該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體現出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同樣,一定的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有一定的影響和反射作用,體現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生產力屬于經濟基礎范疇,它包括:資金、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勞動對象、生產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識水平、生產技術等要素。生產關系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它包括: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準則、思想認識、人與人的分配關系等要素。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促進經濟發展;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阻礙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和會計改革發展是同一矛盾的兩個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統一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當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促進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當時的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準則、分配關系等已經逐漸不適應生產力的要求,阻礙了經濟發展。這時,生產力迫切要求生產關系中的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政策、會計核算制度等進行改革、創新、發展,以適應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企業引入了大量外資和先進的管理技術,促進了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改革等發展,因為會計改革等要素的發展,所以促進了經濟進一步發展,體現了經濟基礎對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在經濟轉型升級中既要充分利用現有經濟條件和基礎,在繼承中轉型,也要順應形勢變化在創新中升級。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科技創新驅動發展和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三者聯動起來,重點推進,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淘汰落后產能、推動兼并重組和技術改造方面的作用,推動我國企業轉型升級。以上措施都是根據經濟基礎的范疇,結合我國經濟建設的實際情況而制定的。這些措施綜合反映了我國經濟建設中的主要問題和生產力的基本內涵,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可以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關系中的經濟政策、財經制度、會計準則、思想認識、分配關系等要素在較短時間內容易改變。生產力中的資金、生產資料、生產工具、生產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識水平和生產技術等要素在較短時間內不易改變。但在特殊情況下,生產力的某些要素快速發生改變,積累達到一定的程度,使生產力實現了從低一級向高一級“質”的飛躍,從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與會計改革發展互為因果、相輔相承,循環往復不斷地進行下去,促進了經濟的不斷發展。
第三,中國會計改革發展與中國會計夢是動力源泉關系。會計改革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和人力資源支撐,為中國會計“強國夢”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和源泉。會計改革發展對中國會計夢提供的動力和源泉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的。中國會計夢是一個較長歷史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狀況在會計行業的反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目標,所以,會計改革發展的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要求。中國會計“強國夢”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中國夢”要經過三個階段,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也要過三個重要階段,即:中國會計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提升階段、建設會計理論強國階段和建設會計強國階段。為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與“中國夢”,每個會計人要努力做好以下幾項工作:第一,牢記會計強國夢。會計強國夢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和“中國夢”的力量蘊藏在每個會計人的心底,體現在具體工作上每個會計人要用苦干實干的具體行動做好自己的工作,要用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的優異成績助推“中國夢”,為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和“中國夢”貢獻自己的力量。第二,牢記會計人的使命。服務經濟發展是會計工作者的本質任務,每個會計人要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在認真遵守國家法律法規、會計制度和新會計準則體系的前提下努力促進本單位、本系統經濟的快速發展,將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作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三,加強會計基礎工作。一要認真執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會計制度與新會計準則體系,認真落實會計核算規則制度、財務報告制度、會計內控制度、會計考核制度等。二要認真執行會計工作規范化標準,從會計賬戶設置、會計科目的使用、會計憑證的審核與制作、會計報表及附注的編制等都要認真制作,符合規范化標準要求。三要堅持誠實守信的職業操守,嚴格遵守各項規章制度,堅決杜絕違法違紀現象,忠于職守、廉潔自律,保證各項經濟業務及時、準確、完整地入賬,確保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第四,克服無關論。會計人員要把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進行分析、歸納、提高,并向有關部門或有關雜志反映,遴選出對我國經濟建設和會計改革發展有益的意見和建議,為建設會計強國做出了貢獻。第五,認真撰寫論文。會計人員要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式、新任務,用鮮活的經濟活動和會計改革發展的實踐,采用科學嚴謹的方法,總結出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價值的會計理論,以豐富我國會計理論寶庫和世界會計理論寶庫,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全球會計準則的制定,為實現中國會計“強國夢”貢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