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2:18
序論：在您撰寫文化語境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同時又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語詞又是語言中最活躍的因素，最敏感地反映了生活和社會思想的變化，是語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所謂語詞就是指詞和詞組，詞組的范圍包括各種固定說法、習慣用語和習俗語，語詞都有：音義的理由和來源，語詞的產生、變異和都包含著豐富、復雜的文化信息，如地理環境、社會、、風俗民情、、審美取向、價值觀念及思維方式等等，其中最能體現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個性，體現不同民族，不同歷史文化的特點，使不同民族的語言呈現出不同的特性。語詞的翻譯要求譯者在廣泛地、準確地了解他國文化中的觀念、信仰、習俗、價值標準等方面的同時，忠實傳達本國文化的價值與靈魂，才能真正做到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論文。
二、文化語境——語詞翻譯的重要因素
美國學者D．A．Swinnty的實驗表明，語境是影響詞一匯提取的主要因素，忽略了語詞詞義提取時意義與語境的結合，不能達到對句子的充分理解，就不能對語詞在語境中的意義正確翻譯。
語言界語境最早始于倫敦功能學派創始人馬林諾夫斯基對語境的定義，他認為語境可分為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情景語境是指語言行為發出時周圍情況，事情的性質，參與者的關系、地點、方式等。文化語境是指任何一個語言使用所屬的某個特定的言語社團，以及每個言語社團長期形成的歷史、文化、風俗、事情、習俗、價值標準和思維方式等。由于不同民族所處的地理、人文歷史和文化環境不同，各民族的人們對外部世界反映產生的印象和概念也會產生差異，所以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使人們對事物會產生不同的認知概念，因而產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義的語詞。隨著語言的發展，社會文化因素不斷滲透到語詞選擇和定型的各個環節，語詞的特定音義是一個民族各文化因素的折射和呈現，能夠細致、全面地體現民族文化的特性。因此，語詞的翻譯依賴著它本身所存在的語言文化環境，文化語境包含的諸多因素，如地理環境、社會歷史、政治經濟、風俗民情、、審美取向、價值觀念及思維方式等等直接影響著語詞的翻譯。
三、文化語境與語詞翻譯
翻譯學的目的論認為，翻譯是人類行為研究的范疇，人類的交際受語言環境的制約，而語言環境又根植于文化習慣，因此翻譯必然受到譯出文化和譯入文化的影響?？梢?，不同的文化語境決定著語詞翻譯中詞義的提取，也體現著譯者對不同文化的判斷和理解。本文將探討文化語境中諸多因素對語詞翻譯的影響，以及相應的翻譯。
1．地理環境差異與語詞翻譯。地理文化是指所處的地理環境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間不同，因而自然環境各方面的差異影響不同民族對同一事物或現象的看法各有不同。特定的地理文化賦予了語詞特定的意義。
2．社會歷史差異與語詞翻譯。歷史文化是特定歷史發展進程和社會遺產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歷史發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語詞來體現本民族鮮明的歷史文化色彩。例如，中“tomeetone’sWaterloo''''’(遭遇滑鐵盧)是源于十九世紀拿破侖在比利時小城滑鐵盧慘敗一事，漢語中“敗走麥城”是指古時三國的蜀國名將關羽被打敗退兵麥城一事，兩個語詞分別來源于不同的歷史事件，但喻義相同，都是指慘遭失敗。因此這類語詞的翻譯需要了解各民族歷史文化才能使譯文更具文化個性。
3、習俗人情差異與語詞翻譯。語言來源于生活，生活習俗與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語言的表達系統。例如：數詞“八”在漢語中是現今最受人們喜愛的數額——因為其發音與“發”諧音，迎合人們發財致富的心理，而英語中“eight''''’則沒有這種意義。
4．差異。對人們的生活有著重要的，特定的產生了語詞的特定含義。中西方的不同，也影響著英漢語詞的翻譯。在西方，以基督教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響著人們的語言表達，基督教產生時，歐洲大陸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世俗的王權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人們的“野性”，于是基督教應運而生，人們的語言也深深的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由人提議，上帝決斷)“Godhelpsthosewhohelpsthemselves''''’(天佑自救者)。在以佛教為主導的傳統宗教文化中，“老天爺”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許多語詞來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來生，該詞語用來形容機遇非常難得，可見宗教文化是構成英漢語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異，就能更準確地表達語詞的文化意義。
5．神話傳說與經典著作的差異。不同民族的神話傳說與經典作品中產生了許許多多的習語與典故，反映了民族風味、世態，使各民族的語言充滿了情趣與活力，具有獨特的表現力。如中：“Thinkwiththewise，buttalkwiththevulgar''''’(與智者同思，與俗子同語)出自古希臘格言：“swansong''''’是根據西方傳說swan(天鵝)臨死時發出美妙的歌聲，用來比喻“詩人、家等的最后的作品”。又如“Sour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東西”，漢語中有“萬事俱行，只欠東風”、“逼上梁山”、“葉公好龍”等，以上例子說明在民族各自豐富的文化遺產中產生的語詞包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構成了各民族語言表達方式的鮮明獨特性，是其他語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譯過程中應尊重各民族文化詞語的特點與個性，保留語言存在和表現的形式。
文化研究之于傳媒的意義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三大類：以遠離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光環"，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梢哉f，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對話，觀眾不僅對屬于傳媒范疇的電影拍攝和制作藝術及工藝有了更為感性的了解，同時也對導演們的辛勤勞動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這位早逝于本世紀初的經典文學大師，也許在不少人看來已經過時，但由于易劇本身所蘊含的多重文化代碼卻使其仍可打動后現代社會的觀眾。受之啟發，欄目的編導者不惜組織力量，遠涉萬里跟蹤采訪，不僅達到了普及經典藝術之目的，同時也在實際上起到了促進中國和挪威的文化藝術交流乃至兩國人民的民間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將出現在熒屏上的關于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的演出實況報道也一定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將不僅向中國的廣大電視觀眾展示有著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功的節目見出端倪，但從廣大觀眾目前對這個欄日的反應來看，正面的效應顯然大大甚于負面效應。這就需要我們文化研究者從這一現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帶有普遍規律性的東西并加以理論化，最終達到豐富文化理論（包括傳媒理論）之目的。毫無疑問，對于一個在地方臺（北京臺）堅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視觀眾和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居于中心和邊緣之特殊地位的北京電視臺提一點建議：在當今電視節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淺薄和重復的情況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區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傳播手段先進、對外交流便利等優勢，推出自己的電視節目精品，是在較短的時間內臍身國際大臺和名臺之行列的一個必然途徑。在這方面?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4）對"張藝謀現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見王干、張頤武、王一川等批評家發表在近幾年的《文匯報》、《鐘山》和《文藝爭鳴》上的文章。
文化研究之于傳媒的意義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這里便用來專指對當代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研?，其中包括对传媒惦y芯?，这样覠ù，作为文化和坞yТブ澆櫚牡縭穎惚話ń墻改昀叢諼鞣窖趵礪勱韁鴆椒縲釁鵠吹囊恢摯繆Э?、靠~幕涂繅帳趺爬嗟難芯苛煊蠔脫躉壩錚畛跤?0年代出現在英國的文學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罄啵閡栽獨脛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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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語境下的傳媒現象分析
減小字體增大字體作者：佚名來源：不詳時間：2008-10-810:20:31
近幾年來（隨著全球業浪潮的推進，傳統的精英文化藝術顯然受到了有力的挑故，但這種挑戰究，竟來自何方？果真如人們所說的那樣主要來自大眾傳播媒介和一些消費文化因素嗎？是否大眾文化就一定要與精英文化保持天然的對立？要回答這樣一些復雜的問題并非本文的任務。本文只想首先指出，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確實不僅向高雅的文學藝術提出了挑戰，同時也使一度紅火的電影事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這盡管是一個全球范圍的現象，但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也不能例外，電視的大力普及使得有著強烈精英意識?quot;"知識分子不得不對之作出不同的反應，其中之一便是抵制電視，因為電視業的崛起確實把一部分人的視線從書本上移開了；其二則是取悅電視，因為通過電視的宣傳可以提高一個人的知名度，進而推進他/她的著述和研究。但我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式認識顯然在當今時代是無濟于事的，也許從一個新的理論視角切入對這種現象進行分析倒有助于我們正確地看待精英文化與大眾傳媒的共存和共融之關系。我本人在收看電視方面實在是屬孤陋寡聞之輩，但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當今中國的一些電視精品欄目可以納入文化研究的語境下進行分析，例如中央電視臺的《綜藝大觀》、《文化視點》和北京電視臺的《熒屏連著我和你》等。但是在作出這樣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對所采取的理論視角作出限定，這樣才能對個別案例進行基于文化研究視角的理論分析?？梢哉f，本文的寫作正是本著這一目的。
文化研究之于傳媒的意義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這里便用來專指對當代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研?，其中包括对传媒惦y芯?，这样覠ù，作为文化和坞yТブ澆櫚牡縭穎惚話ń墻改昀叢諼鞣窖趵礪勱韁鴆椒縲釁鵠吹囊恢摯繆Э?、靠~幕涂繅帳趺爬嗟難芯苛煊蠔脫躉壩錚畛跤?0年代出現在英國的文學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罄啵閡栽獨脛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
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因而使得一些傳統觀念較強的人認?，悼r喲渴粲諂脹ù籩詰目觳臀幕?，与精英文化觾幢P烊壞畝粵?，因礌q咎覆簧嫌惺裁匆帳跫壑擔巖隕鲆帳蹙貳C娑哉庵秩宋斐傻牧街治幕畝粵?，文化研究咒Xτ詼災?，磦蝤促使高阎Z奈幕帳蹙吠ü煉靡宰呦蚱脹ù籩?，租値さ蠄袒e諼幕途⑽幕南嗷ス低ê投曰啊T謖夥矯媯隊亮盼液湍恪芬宰約旱囊幌盜芯方諛炕卮鵒蘇飧鑫侍狻H綞越幌燉種富蛹搖⒚褡迤骼盅葑嗾咭約熬┚綾硌菀帳跫業姆錳?，蕦上就毒壙r庸壑誒斫庹廡┮帳跗鸕攪巳魏偽鸕拿教逅巖云鸕降鈉占白饔謾V富蛹葉圓簧侔靡衾值那嗄昀此擔且恢之分神圣的職業，然而，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饣?quot;，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梢哉f，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曰?，观终E喚齠允粲詿椒凍氳牡纈芭納愫橢譜饕帳跫骯ひ沼辛爍行緣牧私?，同蕩挪毒壖演脡q男燎誒投辛爍畹睦斫狻R撞飛馕輝縭龐詒臼蘭統醯木湮難Т笫?，覛堩哉E簧偃絲蠢匆丫?，但由诱涀揪c舊硭毯畝嘀匚幕肴詞蠱淙鑰紗蚨笙執緇岬墓壑凇J苤舴?，栏目抵\嗟頰卟幌ё櫓α?，远蓩则冷|儼煞?，矄君e锏攪似占熬湟帳踔康?，同蕩派n謔導噬掀鸕攪舜俳泄團餐奈幕帳踅渙髂酥亮焦嗣竦拿竇浣渙髦饔謾W罱唇魷衷謨遼系墓賾諞獯罄杈紜鍛祭級洹返難莩鍪悼霰ǖ酪慘歡芷鸕秸庋淖饔?，它将矄爵滘中国的箲|蟮縭庸壑謖故居兇排ê竦?quot;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Φ慕諛考齠四擼庸憒蠊壑諛殼岸哉飧隼溉盞姆從純?，正脣鼓效应蟿蚧大大甚釉嵑面效应餼托枰頤俏幕芯空嘰誘庖幌窒籩諧橄蟪銎渲械拇釁氈楣媛尚緣畝韃⒓右岳礪芻?，租傉达到丰富文化赖Z郟òù嚼礪郟康?。毫螕簧问，峨s諞桓鱸詰胤教ǎū本ǎ岢至似吣耆圓槐?quot;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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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庸壑諍腿宋目蒲е斗腫擁納矸荻躍佑謚行暮捅咴抵厥獾匚壞謀本┑縭猶ㄌ嵋壞憬ㄒ椋涸詰苯竦縭詠諛慷噯緡C彝饔誶潮『橢馗吹那榭魷攏ψ咦約旱牡纜罰斜本┑厙畔⒖旌投?、人才盟G?、传播手段伻进、夺j飩渙鞅憷扔攀?，推橱c約旱牡縭詠諛烤罰竊誚隙痰氖奔淠諂晟砉蝕筇ê兔ㄖ辛械囊桓霰厝煌揪丁T謖夥矯?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
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4）對"張藝謀現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見王干、張頤武、王一川等批評家發表在近幾年的《文匯報》、《鐘山》和《文藝爭鳴》上的文章。
縱觀20世紀以來的世界英語文學成就，英語文學的創作呈現出多元拓展的趨勢，這一趨勢不斷沖擊著英美文學的主流地位，學者們也逐漸以開放式的視角和胸襟透視弱勢文化對主流文化建構的影響。英語文學發展的主要特征可總結如下:首先，從傳統的英美文學逐漸拓展到加、澳、南非、新西蘭等國及前英屬殖民地的英語文學;其次，愈來愈多的少數族裔作家步入世界英語文壇，開始與處于主流地位的白人英語作家展開抗衡。20世紀伊始，來自澳、加、新西蘭、南非等國的后殖民英語文學紛紛在世界英語文壇中登臺亮相。正如《世界英語文學》一書中曾記載的，在當代世界英語文學領域，最經典的英語文學作品未必來自英美，最優秀的英語作家往往來自英美以外的前英殖民地國家，這些作者以其獨特的民族文化身份創作出了大批令世人矚目的以英語語言為載體的文學作品。比如，作為一個文化遷徙者，出生于加勒比地區后又移民英國的印度裔英國文學家維•蘇•奈保爾以一種獨特的文化視角審視著英國社會和文化現象并進行英語文學創作，1971年，他的作品榮獲英國權威獎項“布克圖書獎”，并于2001年獲得舉世聞名的諾貝爾文學獎，對英語文學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兩年后，南非英語作家約翰•庫切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從而又一次確立了英美以外的英語國家文學成就所取得的國際地位，標志著當今世界其他英語國家文學的聲音漸強，英語文學的文化邊界正處于動態發展之中。
20世紀以來，世界文學中的族裔英語文學以其不同的交互感知，盡顯異質文化間強勁的對話活力。英籍印度裔作家薩曼•拉什迪，出身于他者民族文化傳統的拉什迪在作品中所描述的并不只是英國的傳統文化，同時也在闡釋著他者的文化，其中的文學形象與英語的傳統文化疆界已然不同。印裔英國作家哈里•昆茲魯(HariKunzru)以小說《傳輸》(Transmis-sion)贏得2005年戴西貝爾獎。在美國，以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艾麗斯•沃克(AliceWalker)等非洲裔作家和以譚恩美、湯婷婷等亞裔作家為代表的少數族裔作家所創作的英語文學作品所彰顯出的無盡魅力吸引著學者們從不同觀察視角和研究視角對美國文學與文化進行研究。正如著名批評家杰伊所言，“美國文學已經終結，即單一的、始終反映美國民族文化傳統觀念的文學已被多元文化的創作所取代，而多元文化的美國文學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后殖民英語文學作家及族裔英語文學作家都是以英語為創作語言，但又都是具有他者文化背景的英語文學作家，他們的文學作品深受英美主流文化的影響，同時又帶著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傳遞著民族文化吶喊的聲音。這些非主流文學或后殖民文學已經對英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將他們置于同一批評范疇勢在必行。
二、多元文化語境中英語文學批評的建構回顧
英國文學史與發展現狀，英國文學的繼承與發展中的“文化混雜性”顯而易見。如此一來，無論從歷史與傳統的角度來說，還是從發展的眼光來講，英語文學的文化疆界真的成為某種有待解決的“問題”，當代英語文學批評突破傳統的英美文學邊界，對英美文學批評的主流地位進行解構，將傳統的英美主流文學與非主流英語文學置于同一批評范疇，運用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批評、對話批評等理論，建立起針對能夠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共同繁榮、融合并存的英語文學的批評行為已迫在眉睫。從現實的角度來看，當今英語文學研究與批評也正逐步走向向多元化。后殖民英語文學研究作為研究生課程早已進人教授及學生的視野;在歐美一些國際知名大學，如美國哈佛大學所開設的“全球想象中的文學”等課程體現出世界文學百花齊放對于文學界的影響;非裔、華裔、猶太裔、印度裔等少數族裔文學研究正彰顯出強勁的活力，成為眾多研究生論文的研究對象;由美國著名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與杰爾斯•格恩(GilesGunn)主編的權威性知名著述《重劃疆界:英美文學研究的變革》在歷經了歷史與時間的考驗后，成為一部研究英美文學時必讀的經典性著作，其理論意義與學術價值在如今的文學理論界影響頗深。［4］他提出的將傳統的英美主流文學與非主流英語文學置于同一批評范疇，運用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批評、對話批評等理論，建立起針對能夠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共同繁榮、融合并存的英語文學的批評行為已經成為此領域研究的共識。在當代英語文學批評的重構過程中，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批評理論顯得尤為重要?？缃缪芯康姆椒ㄔ诋敶⒄Z文學批評中是必不可少的，其方法論對于研究世界各國民族的文學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與借鑒意義。后殖民主義理論認為，若要研究后殖民文學，必須敢于突破大國中心主義，立足民族文化，從自身被殖民的歷史出發為人們提供特有立場去閱讀和審視一切曾經受殖民過程影響的文學。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將民族國家、文化霸權等納入批評視野，開創了文化研究的新紀元，推動了世界多元文化語境中的后殖民英語文學研究。而另一種新歷史主義批評理論主張文學與文化是息息相關的，強調文學隸屬于文化。在批評實踐上，新歷史主義認為文學應超越它本身的自治領域，參與到與各種文化文本的不斷對話與循環之中。至于對話批評理論，其倡導在多元文化語境下，對話批評的參與者在相互的對話與沖鋒中，不斷引發對彼此的思考與評價，最終產生出更科學的思想。
三、結語
1.直接明晰和間接委婉的表達方法。
舉一個自己參加此次南亞博覽會的經歷為例：在今年的南亞博覽會中，我為一位美國商人做翻譯。由于連續幾天的高強度勞動，在工作的最后兩天有些體力不支，因此，想向老板說明放棄這份工作。由于深受高語境文化的影響，就尋理由，委婉的表達自己的想法。我的申請理由是身體不舒服。當老板得知我不舒服，非?；炭?，竟然拿藥給我，以至于自己的真實想法根本沒有可表達的機會，所以，此次交流以失敗告終。同樣是告假，在同是高語境文化的兩個人交流就相對容易很多。一次，學院召開學術會議，恰逢有事，不得不向導師請假。剛剛向老師詢問這次會議重要與否，老師馬上回答：“有事是吧？有事就去忙吧，沒關系?！辈毁M吹灰之力，還沒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此次請假成功。由于我和老師都屬于高語境文化的中國人，熟悉這種為了避免尷尬，而把自己的真實想法隱蔽迂回，隱晦表達的交際方式，即使沒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老師也明白。而南博會的老板屬于低語境文化的人，自己沒有直截了當的把真實想法告訴他，所以造成溝通困難。
2.人際關系的側重點。
屬于高語境文化的中國文化在交際過程中非常重視維護和諧的人際關系和差序格局的倫理規范，而屬于低語境文化的美國文化則重視個體的表現和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交流。由于這種不同的群己關系，中國文化中的交際是以他人為取向，而美國文化里的交際是以自主為取向的。由于價值觀與交際是支配和反映的關系，價值觀就決定了人們如何進行交際；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兩種文化對待人際關系側重點的不同上。舉一個身邊的例子，和朋友一行到一相對高檔的餐館吃飯，服務員對我們的服務態度不冷不淡，但是，對鄰桌的客人卻十分熱情。從鄰桌客人的著裝來看，像是經商的老板，而我們的穿著打扮學生氣十足。服務員根據服務對方的身份、地位采取相應的交際策略，甚至改變服務態度。在高語境文化的中國，這種行為稱之為“看人下菜碟”。而一個在美國讀書的朋友告訴我，在美國即使是校長也要和他們一起排隊，首先因為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人際關系不具有特殊性。其次，如果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態度，就會違背公平、平等的個人價值觀。而且，他還在排隊時，通過隨意的交談認識了一些朋友。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這是由于高語境文化交際中對待交際群體內與群體外成員之間常有明顯的區別，這種差別在低語境文化中卻不太明顯。在高語境文化的國家里，人際關系內外有別，常常聽到周圍的人說到，“某某是我們這一圈的人”，“我們幾個玩得好”，諸如此類的話。這體現了成員內部的某種親密程度，對“圈”外的人會相對冷淡。提到朋友，我又發現，現在許多的朋友都是“朋友的朋友”發展而來的，換舊話說，就是一個朋友為中介，他或是她把本屬于他們群體內的人介紹給自己。由于中介都屬于雙方群體內的成員，大家彼此熟悉了解，雙方自然不會拒絕中介的介紹，因此新的關系就可以建立。再舉一個現如今比較流行的例子：“相親”，其形式就像剛才所說的朋友中介一樣，只是將要建立關系的雙方交友的目的不同。不得不承認的是，在當今經濟文化發展迅猛的時代，相親越來越成為青年男女建立戀愛關系的有效模式。而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雖然他們也會有這種“中介”模式，但由于價值觀的不同，低語境文化交際者只用職業性中介人來處理特定的問題，在歐美電影中最常見的“中介”便是律師、法官等等這些屬于調節當事雙方，不帶有主觀色彩的第三者，他們視交流雙方為平等，獨立的個體。這是與高語境文化國家本質上的不同點。
3.對于規則的依賴程度。
從這一點來看，高語境文化國家的人與低語境文化國家的人對于規則的依賴度也不同，比方說，基于對朋友的信任和面子問題，朋友借錢，高語境文化交際者很少有寫借條的習慣，他們考慮更多的是雙方的關系。而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有許多準們的法律用語、合同用語，凡事都要按照合同依法辦理，即使是朋友間也要寫欠條。從這一側面也可以看出，他們對規則的依賴程度要明顯高于高語境文化國家
二、高低語境文化的特點在翻譯中的作用
文化研究之于傳媒的意義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三大類：以遠離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光環"，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梢哉f，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對話，觀眾不僅對屬于傳媒范疇的電影拍攝和制作藝術及工藝有了更為感性的了解，同時也對導演們的辛勤勞動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這位早逝于本世紀初的經典文學大師，也許在不少人看來已經過時，但由于易劇本身所蘊含的多重文化代碼卻使其仍可打動后現代社會的觀眾。受之啟發，欄目的編導者不惜組織力量，遠涉萬里跟蹤采訪，不僅達到了普及經典藝術之目的，同時也在實際上起到了促進中國和挪威的文化藝術交流乃至兩國人民的民間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將出現在熒屏上的關于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的演出實況報道也一定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將不僅向中國的廣大電視觀眾展示有著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功的節目見出端倪，但從廣大觀眾目前對這個欄日的反應來看，正面的效應顯然大大甚于負面效應。這就需要我們文化研究者從這一現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帶有普遍規律性的東西并加以理論化，最終達到豐富文化理論（包括傳媒理論）之目的。毫無疑問，對于一個在地方臺（北京臺）堅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視觀眾和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居于中心和邊緣之特殊地位的北京電視臺提一點建議：在當今電視節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淺薄和重復的情況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區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傳播手段先進、對外交流便利等優勢，推出自己的電視節目精品，是在較短的時間內臍身國際大臺和名臺之行列的一個必然途徑。在這方面?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4）對"張藝謀現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見王干、張頤武、王一川等批評家發表在近幾年的《文匯報》、《鐘山》和《文藝爭鳴》上的文章。
近年來，多元文化現象引起中俄兩國語言學家和社會學者的廣泛興趣，陸續出版了一系列集理論性、現實性和實用性為一體的論文、專著等研究成果。不同民族人們之間的交往、接觸日趨頻繁，有利于實現文化上的共鳴。俄羅斯具有多元文化共存的歷史傳統，在當代仍然呈現出多元文化的格局。
二、多元文化與俄語詞匯
語言既具有人類的心理屬性，又具有人類的社會屬性，即是人類刻有社會文化印記的一種現象。詞匯作為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熱點的語言要素，它常常敏感、迅速地反映出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的變化。彼得改革、衛國戰爭、十月革命、蘇聯解體、普京執政這一系列重大史實事件都在詞匯層面刻畫出烙印。時代和歷史賦予詞語豐富的社會文化蘊含，或在詞匯意義的基礎上承載文化象征義、文化比喻義、或附加文化引申義和文化色彩義。多種文化元素在詞匯層面展示出豐富、精彩的內涵。具體與抽象、物質與精神、有形與無形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中彼此交織、互為觀照。它們豐富了俄語詞匯，充實了教學內容，讓學習者感受到異域文化的色彩紛呈和西方文化帶給俄語的強大沖擊。詞匯更新速度加快，手機詞匯、股市詞匯為21世紀俄語注入了時尚和活躍的元素。特別是網絡流行語具有詞匯構成類型多樣，表達方式新穎、幽默，私語化程度明顯等特點，對現代俄語詞匯的發展有著積極和消極的雙重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時代文化的反映，是語言發展的必然。歷史發展，社會變革構成宏觀的文化語境，影響著詞匯的更新，也向教與學提出了與時俱進的要求，傳授文化背景知識，培養學生的文化素質和跨文化交際能力顯得尤為重要。
三、傳統的俄語詞匯教學模式
洪堡特指出，詞是“事物在心靈中成像的反映”。有了詞語，人就創造了一個概念和意義的世界。詞匯不僅是語言系統最重要的層面之一，而且是語言系統賴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如果詞匯貧乏，詞義含混，就會造成理解和表達的障礙。語言學家威爾金斯曾經說過：“沒有語法，人們表達的事物寥寥無幾，而沒有詞匯，人們則無法表達任何事物?！蔽覈咝I俄語詞匯教學一方面受到關注，另一方面也受到傳統模式的影響和制約。在傳統的俄語教學中，重視詞匯基本意義及數量的掌握，輕視詞匯意義的內涵及外延。片面孤立地記憶，忽略文化因素以及具體的語境背景導致學生的識記能力很強，但運用能力偏弱。師生對詞匯辨析非常重視，有時甚至要把近義詞、同義詞、形近詞、易混詞逐一詳查，厘清細微差別，費時費力，導致學生言語技能訓練時間的減少，其效果必定是事倍功半。四、多文化語境下俄語詞匯教學的應對策略隨著外語教學理念的更新、俄語生源的改變、課堂時數的限制，專業四八級考試的導向，新版教學大綱的推行，我們也改變了原有的做法，突破傳統的新型詞匯教學改革可謂大勢所趨。
（一）詞匯教學的內容
近年我國俄語學科的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教學內容等方面與社會對俄語人才的需求已經不完全匹配，俄羅斯國家、社會和俄語語言自身都發生了很大變化。2012年10月《高等學校俄語專業教學大綱》（第二版）已經出版發行，《大綱》中明確規定：基礎階段學生應掌握的詞匯量為3500-3800詞，其中積極掌握2200-2400詞，提高階段俄語詞匯認知總量應達8000詞，積極掌握4000-5000詞。
（二）詞匯教學的探索與策略
計算機輔助研究、心理語言學研究、應用語言學研究從不同學科視角對詞匯教學獻計獻策，推動了研究進程的深度和廣度。提議從掌握構詞規律理解詞義、歸納詞匯類別、分組加以記憶等幾大角度進行詞匯教學，并列舉出了提高詞匯量的一些做法根據字母表記錄單詞；根據正字法（拼寫特點）將單詞分組；將各種詞性的同根詞分組；按同義詞—反義詞分組；根據主干詞寫文；利用詞源學知識指導詞匯記憶等。除此之外，也充分考慮到培養興趣、發展邏輯和抽象思維能力以及口、筆語同等重視等多個方面的問題?，F代教學法研究已經深刻意識到了詞匯教學在外語教學過程中的重要性，從詞匯教學的圖式認知理論、詞匯的理據理論、詞匯教學的策略和教學效果的檢測方式等方面進行積極探討，力求最大限度地發展學生的思考力、分析力，提高識記能力和運用能力。作為重點教學內容之一的詞匯背景與民族文化差異問題在《大綱》中有較為詳細的說明。詞的背景意義和文化伴隨意義（包括不對應詞背景詞、伴隨意義詞，俄語詞匯的民族文化特點（包括人名、地名、動植物、顏色、數字、民俗形象、文學形象、熟語），新詞和外來詞的來源及特點被列入詞匯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出濃郁的時代色彩和文化氣息?？朔鹘y教學法的弊病，結合目前俄語教學現狀，以相關學科理論知識為指導，以貫通性文化主題為圓心，以形象語義場為輻射，借助俄語國家語料庫科學、全面、系統地就上述問題展開研究，有助于探尋出多元文化語境下俄語詞匯教學方面的新途徑。
1.解讀詞匯背景知識
追溯至上世紀50年代，當時的蘇聯在宇航學領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宇宙飛船代號（前者的變體形式）的命名反映出歷史、經濟、地理等系列因素的影響，也傳遞當時俄羅斯的民族精神、社會意識。它們在俄語中都是具有積極內涵的詞語，潛隱著開端、誕生、青春等聯想伴隨意義。上世紀70-80年代，隨著俄羅斯航天技術日趨強大，寓意的強國理念。在蘇聯不復存在后，開始啟用Заря一詞。這些稱名可以視作俄羅斯在不同發展階段民族文化的映像和積淀。從2002年起，包括奧地利、比利時、西班牙等在內的12個國家加入歐盟，共同認可一種盟內貨幣—歐元（евро）。該詞是通過對Европа一詞截短而成。在20世紀初它只是英語中的一個前綴，后來進入歐洲其他語言中，呈現出明顯的國際化傾向。政治、經濟局勢、科學、技術、文化等領域全球化加速了國際性語素復雜化、普及化的進程。俄語對евро的借用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鑒于這一詞素構詞能力的迅速提升，所構之詞屢見于旅游、經貿、建筑、服務、醫療、交通等各類話題。到了90年代中期以獨立名詞的身份被加以借用。Евро已經超越了詞語本身的限制，成為多義性的象征，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聯盟的象征。背景知識溯源將詞匯教學置于廣闊的空間與平臺，給學生以啟迪，拓寬了他們的思路和想象域，收效可想而知。
2.應用語義場理論
曾選取“樹木/植物”這組形象語義場，該場又可以描述成幾個子場。所有列入的形象單位具有語義“樹木/植物”的本義，而轉義旨在對人進行各個方面的評價性描述。圍繞主話題呈現詞匯，進行詞匯訓練。這種設計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語義場理論的思想。
3.采用圓周制教學法，擴展層級主題鏈
教學圓周是教學法文獻中常用的術語，借自數學同心圓概念，表示同一平面上同一圓心而半徑不同的圓。俄羅斯語言學家據此提出的圓周制教學理論借用同心圓的概念使教學層層深入，圓心是貫通性文化主題—與人類現實某一重要的領域相關，在內容上圍繞同一主題、具有提出問題性質的的教學材料，它在語言教學過程中經常出現，并執行組織功能，按照一定的層級構成，具有高度的語言、交際和文化價值。在詞匯層面表現為語言單位的集合。彭文釗博士在《如何進行主題文化概念的課堂教學？———以概念的圓周制教學為例》一文中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解讀：在第一級教學圓周的構成上，包括孤立的詞匯、成語和格言組成?；A詞匯的構成形式是詞匯表，是核心結構，量小而抽象。第二級教學圓周形成語言文化場的中心結構。這是根據文化主題給出的不單單是一個個的詞，二應當是詞匯群組，沃氏稱之為詞匯語義群組ЛСГ，它是有共同語義和共同稱名的詞匯、成語、格言單位的集合，包括派生的限定搭配和述謂搭配。第三極教學圓周給出的是包括專門、專業或術語性詞匯，涵蓋文學、藝術等更加寬泛的領域。三級的教學目的依次為實現交際—專業提升—擴展領域。應當指出，貫通主題在實際教學中得以實現，但是它的重要性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借用圓周制教學以及貫通性文化主題的概念，有助于挖掘和凸顯俄語詞匯文化內涵。它構建出新的途徑和模式，揭示詞匯擴展的內在機制和過程，可以有效地提高俄語詞匯教學的知識性、趣味性、文化性。
四、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