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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農業生產,就糧食產量而言,雖較宋明時期有明顯增加,但就小農經濟傳統經營方式而言,并沒有根本改變,而清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則比宋明時期更加嚴峻,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人口大增給糧食供應帶來的壓力。清代統治者雖然采取了一些解決辦法,收到一定效果,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長江流域,作為清代重要財富之區,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程度十分嚴重,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欲在分析長江流域農業開發問題的基礎上,試對清代農業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做一點探討。
清初,由于長期戰亂影響,土地大量荒蕪,人口稀少。長江流域,經濟遭破壞程度很深。就人口與耕地來說,順治十八年,長江流域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諸省,官方能統計到的僅九百零二萬丁口(如按每丁折五口計算,約四千余萬口)[1],耕地也只有二百七十余萬頃[2]。在農業生產水平不高的社會里,農業生產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勞動力投入的多少與可耕地面積的大小。耕地和勞動力太少,嚴重制約著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從順治元年起,清政府就頒布了一系列鼓勵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其中較有成效者,便是招撫流亡和鼓勵墾荒。清政府要求地方官務必廣招流亡,墾荒拓地,并宣稱對無資墾荒的貧民予以資助[3];且頒布了地方官勸墾考成法,將地方官的招墾成績作為其遷降考核標準。在這些政策的促進下,通過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清代農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據統計,從順治初到康熙末,全國主要省區(不包括邊疆地區)共墾荒地四十三萬八千余頃,其中屬長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七省,墾荒約二十七萬二千余頃,占全國總額的62.3%。由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長期于戰爭,農村經濟破壞嚴重,直到三藩之亂平定后,長江流域經濟才轉入全面恢復發展軌道。安徽合肥縣,從順治初即開始逐步墾復拋荒田地,至康熙三十二年,才將“原額荒田俱經墾足”;四川地區,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幾乎沒有墾荒地畝上報。據郭松義先生依據實錄統計,康熙年間四川共墾荒地十萬七千三百五十余頃,皆為康熙三十一年以后陸續墾復清理升科的。從康熙三十一年至雍正二年,長江流域九省區耕地增加了近百萬頃;同期,人丁增加了約五十五萬丁[4]。人口增長,耕地增加,為增加農業勞動力投入和擴大糧食種植面積提供了保證,促進了清前期經濟的繁榮。但是,人口增加,耕地擴大,不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前提。人口與耕地是否可能同步增長?如果人口與耕地比例失調,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問題?雖然順康雍時期,清政府無男婦統計,只有人丁統計,但我們仍可推算這段時期人丁與耕地增長狀況。我們發現,到康熙中后期,人丁增長的速度已現出大于耕地增長速度的端倪。在康熙四十九年,玄燁已感到人口壓力。他曾說:歷年來,外無兵革師旅餉饋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但百姓生活卻“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蕃;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5]。但他并沒有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長。五十一年頒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諭令;雍正時又實行“攤丁入畝”。這些政策雖在削弱農民、工匠等封建人身依附關系,減輕人民負擔方面有進步作用,但它刺激人口增長的消極作用亦不可忽視。安徽《無為州志》即稱:該州“自續生之賦罷,丁有定數,征乃可攤;均攤之例行,丁有定稅,審亦可息。民咸樂生,戶口所以日蕃”[6]。雍正帝自己也曾講到:“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土地所出僅可贍給,倘遇荒欠,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增,何以為業?”那么,該如何來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呢?在雍正帝看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墾荒。雍正五年,“準云南、貴州二省廣行開墾。凡地方招募開墾及官生捐墾者,按戶數多寡議敘”;同時,再定各地人民前往四川墾荒之例,準其入籍、考試。雍正年間,長江流域九省共墾荒約數百萬畝。清代農業,到乾隆中葉以后,已呈下降趨勢,人民生活越來越艱難。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長太快。如:乾隆十八年,長江流域九省人口約九千四、五百萬口,到乾隆三十年前后,該地區人口已突破一億;到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人口達到一億五千六百余萬口;嘉慶十七年達到二億,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間,人口更猛增至二億四千余萬口。百年之間,人口增加2.5倍以上,同期,該地區耕地則只增加了大約三十分之一[7]。如此懸殊的增長比例,使得長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從乾隆十八年的3.6畝,下降到道光三十年左右的1.5畝按照當時生產力水平而論,南方地區五口之家,至少需要五、六畝耕地,并“佐以雜作”方可免除兇歲之饑。前述長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即便是道光末期,似乎也基本合符這一標準。但這只是就平均數而言,沒有考慮各地人口密度不同,以及地主官僚對土地兼并等情況。清初,承戰亂之后,人口稀少,不少農民成為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清中葉以后,自耕農大批失去土地,他們或為佃戶,或為庸工,有的只好流落他鄉,生活日益艱難。乾隆中葉時,江南佃戶辛苦一年,“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生活十分清苦。乾隆初,湖廣地區已是“田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8]。土地兼并,加劇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多地少,農村生活困難,一部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便流入市鎮。富余農業勞動力部分流入市鎮,從事工商業經營并不就是壞事,從市鎮經濟方面看,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投入工商業經營,可以促進以工商業為主的市鎮經濟的發展,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如湖南巴陵縣(今岳陽縣),乾隆年間“十分其民工商居其四;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十分其力而傭力居其五”。四川嘉陵江沿岸,乾隆末以傭力為生,充當工夫水手者不下數萬人。湖北漢口鎮,地處東西交通要沖,南北交匯樞紐,來此開棧設鋪,以庸力為生者頗多。據民國《湖北通志》載:前夕,該鎮“居奇貿化之賈,比廛而居,輸轉搬運者,肩相摩踵”。晏斯盛《清設商社疏》中亦稱:“楚北漢口一鎮,……(乾隆十年時)戶口二十余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人類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數千〔石〕”[9]。江蘇吳江縣盛澤鎮,因“地產綢綾,商販云集,五方雜處,民戶繁多”,乾隆初不得不將吳江縣遷至此鎮,專司安全管理等事務。一部分農民流入城市,促進市鎮經濟的發展,這是合符歷史發展趨勢的。但在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解決人口大量增加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卻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生活日益困難的壓力面前,更多的窮民則涌入山區。他們在那里開荒種地,采礦伐木,摘茶種煙。雍正初,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已有大批窮民涌向山區,他們在那里搭棚居住,以種麻、種靛、開礦煉鐵、造紙、種煙等維持生計,被稱為棚民。川、楚、陜三省交界之地,處于長江中上游,重山峻嶺,地形險要,有所謂南山、巴山老林等地,歷來是貧苦農民反抗封建統治者的據點。清初曾下令禁止百姓入此山區。乾隆年間,人口猛增,大批失去耕地的窮民,紛紛“襁負而至,佃山結屋,墾土開荒”。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陽六縣,“俱是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至嘉慶初,川楚兩省“窮民就食前來”者頗多;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致使當地戶口“驟增至十數余萬”[10]。據《東華續錄》(卷九六)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陜甘總督李侍堯奏稱:“陜省興安州地形險要,戶口較前增至數十倍”,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地遷來的。盡管清政府一再禁令百姓進入山區,但“各省生齒日盛,浸有人滿之虞,無業窮民勢難禁其入山”。為獲得更多而又廉價的土地,以滿足人們生計需要,內地平原,則出現了毀塘、填溝、截河、圍陂的拓地潮流,有的甚至墾種江海沙灘地。長江中游地區地勢平坦,湖泊眾多,明代以來,人們便大規模圍湖造田,清代則更甚于明。僅乾隆初的十一年間,湖廣地區就圍墾洞庭湖達十萬零七千余畝。湖南龍陽一縣,乾隆初即先后圍墾“濱湖積水荒地”共五萬三千七百七十五畝。乾隆五年,清政府頒布準許人們開墾零星邊角地政策之后,湖廣地區遂有“傍湖居民,招徠四方認墾之人,復以湖濱各處筑堤墾田,號曰‘民圍’。數十年來,民圍之多,視官圍不止加倍。約計公私報冊堤塍,不下九萬余丈,積八十萬步,當千里稍贏。往時受水之區,多為今日筑圍之所”[11]。乾隆十年,湖南巡撫楊錫紱在《清嚴池塘改田之禁疏》中云:由于政府采取休養生息政策,“乃自滋生日繁,荒土盡辟。愚民昧于遠計,往往廢水利而圖田工。不獨大江太湖之濱,及數里數頃之湖蕩,日漸筑墾,盡失舊跡,即自己輸糧管業數畝之塘,亦培田。一清之澗,亦裁流種稻”。乾隆十四年,曾下令“官地民業,凡有關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許報墾。倘有自恃己業,私將塘池波澤改墾為田,有礙他處民田者,察出重懲”。無奈人口太多,人們需要更多的耕地來養活自己,因此這道命令未能阻止人們向江湖要地。乾隆十七年,湖南龍陽縣又續墾湖田二萬三千九十畝有奇。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撫明德上報該省墾得“官山、田地、洲塘共一千二百九十四頃五十九畝有奇”。安徽合肥縣,“高田為多,最須防旱,地既不近大江,全賴陂塘以資蓄泄”,然而嘉慶時卻有清明塘、小官塘、大豐塘等近十處塘陂被改造成田。清人汪士鐸曾這樣講道:“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這雖然有些悲觀,卻也道出了清代社會問題的嚴重性。
人與自然爭地,帶來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如川、楚、陜邊界地區,乾隆中葉以前,這里山高水秀,古木參天,遮天蔽日,一片原始森林。自從大批窮民涌入該地區后,他們大規模地砍伐森林,刀耕火種,原始森林大面積被毀。嚴如《三省山內風土雜識》載:涌入這里的窮民,開墾新地,必先伐木,“數十人通力合作,樹巔縛長,下繾千鈞巨石,就根斧據并施。樹既放倒,本干聽其霉壞,砍旁干作薪,葉枝曬干,縱火焚之成灰”,借作施肥。由寶雞經草涼驛、黃牛堡,過鳳縣、古陳倉、留壩廳至褒城縣一帶五百里山路中,乾隆初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然至乾隆末嘉慶初,“為川楚棚民開墾,路雖崎嶇而樹木已稀,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章”。長江流域山區的森林,就這樣一片一片地被砍伐,變成了耕地或童山!有學者認為:“人類生態系統實際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__經濟__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比绨创艘娊?則要求人類必須保持與社會、經濟、自然的有機統一,即保持這個復合生態系統的內部平衡,如果平衡一旦破壞,人類就必然逃脫不了社會與自然所降臨的災難。清代中后期人口過快地增長,本身就已破壞了這一平衡。作為清統治者,本應從發展生產的角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長,另一方面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但是,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去這樣做,結果造成人們濫墾濫伐,進而破壞生態環境,使已不平衡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災難便不可避免。森林被毀,土松易失,大量泥沙被雨水沖入江中,造成水土流失,增大災害程度。漢水即是有名的“跑沙”河,“當夏秋漲發,(江)中有跑沙突起洪濤之中,出沒無常,舟人步步留心?！绮荒鼙?則沙壅船頭,頃刻之間,人舟均無蹤矣”。江西九江等地,乾隆時期亦聚集了大量棚民,開荒種地,種植薯、麥、菽、粟、高粱等雜糧,至使“林殘石出?！蚨寥浪筛?山多赤露。每逢一雨,沙土兼流。甚則沖塌奔騰,懸崖立潰,溪港淤滯,則溢上高田。濁流入江,而沙洲暴長”[12]。四川巫山縣,僅縣城所依之陽臺山,歷年墾辟,至使水土嚴重流失,“每因驟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時城門不可啟閉”。嚴重的水土流失,不僅使長江逐步變成“黃河”,而且沙石隨水而下,在中下游地區淤積成洲,墊高河床,從而增加了中下游地區洪災的破壞程度。清人阮元指出:長江每年“夏秋間,挾泥載沙渾流而下,幾與黃河無異”;王柏心亦稱:“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山數十,所納山谷溪澗不可勝數。重崖沓嶂,風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墾治,沙石雜下,挾漲以行五千里,自彝陵始趨平地”,“十數年來,江心驟高,沙壅為洲,枝分岐出,不可勝數”。同治《枝江縣志》(卷三)“堤防”亦載:“上游秦蜀各處墾山民人日眾,土石掘松,山水沖御,淄挾沙行”,淤于江河之中,在枝江、石首、監利等地形成眾多的洲灘。長江中下游地區,地勢相對平坦,地形比較低濕,沿江湖各州縣,幾乎無縣不設堤塍護城捍田,圩田大量存在。安徽無為州,四境之內“圩居強半焉”,僅靠奧龍河及西門附郭圩田即達二千余頃。長江中游之湖廣地區則更多。湖南龍陽縣,至少有濱湖圍田七萬六千八百八十五畝;湖北監利縣,咸豐九年清丈時,有圩田共四百九十一處,其中“上田三千八百七十一頃三十七畝”有奇。同治時,“南堤之內,有田數千頃,俱作堤塍御水”[13]。這些圩田,一方面需要江水灌田,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洪水潰堤造成破壞。圍湖墾田,使湖面縮小,湖泊的抗洪能力減弱;濫伐森林,造成嚴重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淤于江湖之中,使河床抬高,江面變窄,水流增激。加上大面積森林被毀,氣候環境日益惡劣,雨晴不常,暴雨成災,從而給長江中下游人民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災難。自宋至清,長江流域出現過四次特大洪災,清代就占三次,其時間分別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咸豐十年(1860);同治九年(1870)。每次洪災都給沿江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以乾隆五十三年洪水為例,湖北被淹三十六縣,鄂西長陽一帶“平地水深八、九尺至丈余不等”;江陵因萬城堤潰,城垣倒塌無數,水深一丈七、八尺,城廂內外淹死者達一千七百多人,房屋倒塌四萬多間57;武昌“學官水深兩丈,二月不退”;“漢川”舟輯入市,民漂溺無數。據《湖北省自然災害歷史資料》、《湖北省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統計,清代江漢平原出現水災203個年次,旱災98個年次。其中危害較大者,水災117個年次,旱災17個年次。除有一年水旱并存外(康熙五十三年),清代268年間,江漢平原有133年遭災,平均兩年一次。在這些災害中,水患所占比重明顯高于旱災,占87%,平均2.2年一次。又據雍正《湖廣通志》、民國《湖北通志》、《清實錄》、《清史稿》等記載,僅武昌、公安、石首、房縣、谷城、崇陽、沔陽、荊州、竹溪、枝江、宜城、巴東、通山、黃岡、潛江、麻城、建德、天門、羅田、漢川、京山、鐘祥、監利、均州、黃州、松滋等沿長江漢水及其支流沿岸二十七個府、州、縣城的粗略統計,順治至光緒年間,大水入城、城垣被淹或崩壞者,約有五十九次(未入城之大水在外),其中順治一次、康熙六次、雍正七次,乾隆七次,光緒一次?？梢?江漢沿岸,水災愈來愈多,對農村經濟的破壞也愈來愈大。生態環境破壞,自然災害增加,給長江流域農業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困難,制約了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首先,它破壞了當地正常的農業生產秩序。據《楚北江漢宣防備覽》記載:長江、漢水自“乾隆、嘉慶間,連年潰堤,比歲不登,民困斯極”。湖北天門縣,同光時期,“頻年水患,不漬則潰,不潰則漬,顆粒無收”。漢川縣,濱湖渚垸“苦沖決,兼苦漬澇”。監利縣,“人民托命于一堤”,但由于“江身日高,不能溶水”,堤塍常潰。同治時縣令徐兆英曾說:“予考監利之害,莫江水為烈矣。竭民財力起堤以御之,十歲中,少者決二、三,多者決至四、五,甚者頻年決。悲夫!何斯民之不幸也?今江身日高,不能容水,……堤萬萬不支也?！岛?可不懼哉?可不慮哉?”堤潰頻仍,水患連年,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為了筑堤,幾乎耗盡人民血汗。監利縣“版筑之費皆派諸田畝,決與筑相循,征與修無已,民力有盡,江患無窮”。大量人力物力被投放到江防筑堤上去了,哪里還顧得上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呢?更不要說抵御水患所帶來的災害。其次,水患造成人民大量流亡,既影響農業經濟的發展,又造成新的社會問題。道光以前,江漢平原因水旱而逃亡的現象比較少見,雍正時曾有一例。此后,動輒外逃,“幾成習慣”。道光十四年,沔陽州饑民“什佰成群”,逃往順天府密云、三河等縣;道光十五年,沔陽、漢川等洲縣“逃亡甚眾”[14]。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一至初十日,湖北大雨,漢江漲水一丈七尺余,“以致鐘祥、潛江、天門、沔陽、漢川等縣晚禾被淹浸”,“被水民人,紛紛逃亡他省”,江夏等州縣逃亡在外者達一萬五千余戶”。光緒八年,監利、沔陽“流民在外者,不下數十萬人”。大量勞動力離開土地,反過來必然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第三,每次災害之后,地方必然向清政府請賑告蠲,從而增加政府負擔,加重社會矛盾。據清實錄統計,江漢平原清代蠲恤共計一百一十二次,所及縣份達一千二百七十四縣次,總數在千萬兩以上。由于清初對四川經濟的大力開發,使川省成為長江流域重要的糧食產區,江漢及江南地區,凡遇水旱災害,大多自四川采辦或調撥糧食賑濟。雍正七年,江浙水災,遂遣員赴川采辦糧食。乾隆七年,撥川谷二十萬石分運江南、湖北備賑;乾隆十八年,撥川谷十八萬石于江南備賑;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南并旱,四川碾米二、三十萬石赴江南;乾隆五十年,為濟湖北、江南旱災,四川又一次碾米三十萬石以待楚販。伴隨災害頻繁的是糧價不斷上漲。雍正年間,湖廣地區糧價尚維持在七錢至一兩一石之間,乾隆十六年則漲到一兩四、五錢至二兩一石。盡管此后川糧大量調運該地區,但該地區糧價仍大體維持在一兩二、三錢至二兩一石之間。糧價上漲,老百姓生活便發生困難,一遇水旱,生活更加困難,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提供錢糧予以賑濟。湖廣地區本為財富之區,清政府依之頗重,蠲賑增多,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為了平衡物價,賑濟災民,清政府在各省府州縣設有常平倉,并規定了各府州縣不同級別的貯糧數量,一般大縣一萬石,中縣八千石,小縣六千石。由于水旱時發,長江流域各府州縣倉貯糧食常常不能飽和。乾隆三十五年,湖廣總督吳達善、湖北巡撫梁國治曾奏稱:“湖北省額設常平倉谷一百二十余萬石,近來糶賑兼施,缺額谷五十余萬石”。[15]此外,長江下游地區在清代受到中上游地區濫墾造成的自然災害襲擊也十分嚴重,使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亦遭受重大影響。圩田居其強半的安徽無為州,從明嘉靖、萬歷時起,便逐步長成數洲,清初沙洲迅速增大,至康熙八年止,先后在江邊筑了五道長堤以護州城?？滴趿暌院?“江之南岸,洲灘日長,以致江水北掃日甚。至雍正八年,所修筑之堤,旋被江水沖激崩裂”[16]。該縣人民不得不常常勒腰筑堤,農村經濟受到極大影響。
長江流域,作為清代財富之區,以不足全國一半的耕地,卻要養活超過全國半數的人口,其經濟壓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清政府為緩解人口太多給經濟帶來的壓力,走的是鼓勵小農開荒拓地的老路子,結果導致和放縱了人們對土地的濫墾,造成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增加了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破壞程度,這不但沒有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反而成了農村經濟進步的障礙。事實證明,這條路子是走不通的。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長江流域應當日益發揮其重要作用。但要注意的問題是:如何科學地合理開發長江流域的土地、水利、森林等資源,把保護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與開發放到同等重要地位來考慮,制訂出綜合開發與綜合治理并舉的戰略,長江流域經濟才有可能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1.1系統結構設計的安全性
所謂系統結構的安全性設計是指在不影響系統工程正常施工的前提下,系統結構能夠承受各種外界環境因素的影響,有一定的防災害性能。并且能夠在一定的突發狀況下面前有一定的防控強度。安全性是系統工程建設的剛性要求,任何系統的建設都要將工程設計的安全性作為第一考慮因素。2.2系統結構設計的經濟性與適用性經濟性建立在安全性的前提條件之下的,只有保證了系統結構模式的安全性,才能夠考慮建筑系統工程的經濟性和適用性。在一般的情況下,系統工程首先要有良好的內部穩定條件和設計前景規劃,進而為社會創造出良好的服務系統工程。
1.3系統結構設計的耐久性和實用性
一般科學定義情況下系統結構的可靠性,不僅包括系統結構的安全性和實用功能的強大性,也包括系統結構設計的長期穩定性,安全時效性、以及耐久性,并且耐久性是衡量一項系統可靠與否的標志.因此,要想全方面的提高系統工程使用效果需求,在系統結構的設計中就必須要充分考慮其設計結構的有效期限從而進行良好模擬使用環境分析,進而有效提高其結構的安全性能。
2信息管理系統開發的問題化分析
(1)加強系統設計項目的結構安全性設計是充分保證系統工程進行安全運行的有效前提,因此就要聘請富有經驗并且技術水平較高的專業設計師來進行衡量和設計,同時設計師要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全方位的設計實力,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設計的可靠性,專業性和適用性。
(2)無論是設計單位或者是設計師要不斷提高自身的設計水平,以設計安全可靠的系統工程藍圖為設計目標并且要不斷的加強自身專業知識的學習,努力提高設計能力,從而保證設計工程的長期可靠性。
(3)要對設計的系統工程項目進行全面的設計計算和系統模擬化分析。通常情況下,設計師要考核系統計算項目是否達標,是否符合設計需求。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實際設計計算體系,保證系統質量的達標。
3結語
關鍵詞：契丹／礦產／冶煉
契丹民族是中國北方的一個歷史比較悠久的民族，有先進的金屬開采、冶煉和制造技術，契丹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創造了自己的金屬冶煉和制造技能，同時在自己的手工業基礎上廣泛的吸收和采用了中原的先進技術，使其金屬冶煉和制造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契丹境內礦產種類較多，儲量豐富，為契丹的礦業開發和金屬冶煉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遼代的礦產資源概述
契丹民族的金屬冶煉和鑄造業歷史很早，早在耶律阿保機之前，契丹民族就有了自己的采礦和冶鐵及制造技術，有曷術部落，其地多產鐵，“曷術”即契丹語鐵的意思，根據《遼史》記載，契丹民族有金、銀、銅、鐵等礦產資源。并且“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1]的開采記載和管理機構。
契丹民族的礦產資源開采的歷史很早，早在公元900年左右就開始開采和利用金屬礦產。耶律阿保機在占領室韋的領土之后，“坑冶，則自太祖始并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遼史·食貨志》，室韋在契丹的東北部，在現在的黑龍江省境內，但根據契丹國志記載，應該是蔑劫子，“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2]?！疤娌⒅T蕃三十六國，室韋在其中”(《契丹國志·諸蕃記》)，蔑劫子也應該在其平定之列。耶律阿保機在平定北方諸國之后，不但取得了其地的礦產資源，也得到了冶煉和制造技術，并且設立了專門的“鐵坊”、“軍器坊”等管理部門。
渤海國在遼寧和吉林的東部，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機征服了渤海國并取得了其地的鐵礦資源，《續文獻統考》和《遼史》都記載“神冊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日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礦，置采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3]，就是現在的鞍山和遼陽一帶，考古挖掘也證實了在鞍山市首山“現煉鐵爐址和煉渣，堆積厚達一米多。遼初已具備了一定的金屬冶鑄技術和原料等條件”[4]。
在燕山山麓的北部，即現在的平泉、寬城、灤平、隆化等縣也發現大規模的遼代采礦和冶煉遺址，遼史記載“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礦。命置冶”(《遼史·食貨志》)，可能即是此地。據河北省承德地區文管所調查，有銀礦、銅礦、鐵礦等開采和冶煉遺址多處。
遼史記載“澤州，采煉陷河銀冶”(《遼史·地理志》)即位于此處，“遼澤州即今平泉縣會州故城，陷河，即今平泉、寬城兩縣境內的瀑河，陷河銀冶所指是分布在陷河兩岸的多處銀礦，我們共發現古礦洞26眼”[5]。另外還發現了大量的居住址和冶煉遺跡，有生活用具、遼代的磚瓦、冶煉爐渣和金屬塊。
1993年10月，在龍煙鐵礦礦區發現的古煉鐵遺址(在河北省赤城縣田家窯鄉境內)，經國家考古部門鑒定，為距今900多年前的遼代煉鐵遺址?！褒垷熻F礦地處河北省赤城縣、宣化縣境內，因赤城縣龍關、宣化縣煙筒山在同一礦脈上，這一綿延百余里的鐵礦得名龍煙鐵礦?！涞V層之厚、鐵質之佳，亦足為世界太古紀以后，水成鐵礦之罕見者，且水成鐵礦之屬元古界者，推龍煙為首創，腎狀、鮞狀礦并生，亦為它礦所未有?！⒃谶z址上采集了爐渣和渣鐵標本，經宣鋼中心化驗室鑒定，渣鐵中含有7％的Fe2O3，屬用赤鐵礦冶煉，含硅18％，全鐵54％，正與辛窯一帶的礦質、品位相同”[6]。并測定其年代為964±60年，為公元1020—1170年，應屬遼、金時代的煉鐵遺址。
契丹人除了開采金屬礦床，也開采砂礦床，“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煉得成鐵?！?《契丹國志·王沂公行程錄》)
除了上述礦產之外，《遼史》還記載有其他礦產地，在“圣宗太平間，于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礦，興冶采煉”(《遼史·食貨志》)。
2遼代礦產資源的開發和金屬冶煉
契丹民族的礦產資源的開發和金屬冶煉技術總體上講，已經和中原的冶煉水平相當，這可能與大批的中原技術流入契丹有關，契丹民族無論對開采、冶煉還是鍛造分工十分明確，有專門的開采、冶煉等部落和管理機構。有專門的“打造部落館。惟有番戶百余，編荊為籬，鍛鐵為軍器?！薄镀醯尽ね跻使谐啼洝窂默F在考古情況推斷，遼代的冶煉地多在礦產地附近，但也有在異地的?，F已發現冶煉遺址多處，有銅、鉛、鐵等冶煉遺址和打造遺址。
根據河北文館所調查，在隆化縣隆化鎮遼北安州故城北側，發現銅作坊一處，曾出土了作為原料的殘破銅300余斤和大量的炊具。在寬城縣龍須門鄉王家店村，發現鉛錠五塊，在隆化縣隆化鎮北，發現大面積的鑄鐵遺址，殘存有熔爐的部分殘體，在隆化縣韓麻營村出土有完整的遼代鐵鋤，并有鐵砧子等鐵器出土[5]。其他的考古發掘也證實“遼上京附近坑冶遺址規模相當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羅杖子、赤峰遼祖州、饒州、中京遺址都有發現煉鐵爐址和煉渣，堆積厚達一米多”[4]。
3遼代礦產資源的利用
遼代的金屬制品種類較多，從現今的考古發現遼代制造的金屬產品主要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品、軍事武器等幾大類，主要以農業生產工具為主，還有手工工具、生活用具及兵器，其中鐵制工具占很大比重。生產工具類：生產工具是契丹民族利用金屬制品的主要方面，主要以鐵制品為主，現今的考古發現，在承德地區發現有大量的生產工具，如鐵犁鏵、鐵鋤、鐵鐮、鐵刀、鐵鏟、鐵鎬、鐵槌、鐵砧子、銅犁鏵、鐵鑿等?？脊殴ぷ髡咴谥袊鴸|北地區出土了大量遼代的鎬、鋤、鏵、鐮、鍘刀、叉等鐵制農具。在北京地區(遼南京)也有遼代鐵制農具出土，“通縣東門外，順義大固觀、上輦，懷柔上莊，房山焦莊等處出土過幾批，多是農具和生活用具，有鏵、犁鏡、耘鋤、鎬、鐮、鍘刀、禾叉……”[7]。生活用具類：此類物品的金屬種類較多，有金、銀、銅、鐵等，考古發現的物品也比較豐富，出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如鐵鍋、鐵爐、鐵剪、鐵熨斗、鐵提梁壺、三足鐵鼎、六折金鐵釜、銅鍋、銅釜、銅壺、銅盆、銅鈴、銅車川、帶鉤、鐵勺、鐵鎖、鐵鈴、銅鏡等。其他如：刀、斧、鉤、鉗、刀斗勺、漏勺、雙耳釜、叉、矛、甲片、錘、鎬、馬蹬、腳鐐、鐵鏈、熨斗、劍刀、剪刀、鎖、鋤、犁等，應有盡有。特別是隨葬品類：有鎏金銀冠、銀碗、鎏金銀琢、銅琢、銀琢、銀蓋臉、銅蓋臉、銅盂、銅絲網、雞冠壺以及遼代的碗、碟、杯、盤等瓷器[5]。遼代的兵器類制品以鐵制品較多，如鐵劍、鐵刀、銅骨朵、鐵鏃、鐵棘藜等。
契丹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逐漸的掌握了金屬開采、冶煉和金屬制造技術，無論從歷史文獻記載和現今的考古發掘來看，契丹的金屬開采規模很大，冶煉和制造技術先進。所制造的物品以兵器類、生產工具類和生活用具類為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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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第三天，多數日本人還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報紙相繼報道了一條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責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產品違反伊斯蘭教徒信條，命其三周內收回所有上市產品。隨后，該公司日方社長及日方數名人員被逮捕，工廠暫時停工（注1）。
據報道，該公司1998年起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了美國產的某種酶，而這種酶乃是從豬內臟提取的。人口近二億的印尼國民的80%~90%是伊斯蘭教徒，印尼市場出售的食品都要貼有伊斯蘭教徒可以食用的標志。2000年9月，該公司再次申請可食用標志時，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當局勸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產品。然而該家公司只更換了生產環節的酶，沒有在流通環節上采取行動，以至于發展到被公開指責并被公開要求回收其產品的地步。數日后，印尼總統及當地大學的教授先后發表最終產品無問題的見解，社長等人被釋放，工廠在更換酶之后重新開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決。
然而各種現象表明，此事引起的嚴重后果遠未結束：味素產品在事件后迅速從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頭小賣鋪里消失；有些市民在聽到廣播后，將已買的味素當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一些憤怒的人舉行抗議游行并在寺院前當眾焚燒味素包裝袋（注2）。據報道，該公司四種產品年產約4萬噸、其中90%在當地消費。這樣，即使是短暫時期內的停止銷售，也可推知其損失相當嚴重。此外，味素產品在其他伊斯蘭國家的銷售亦受到影響，在東京證券市場上，日本味素總公司的股票價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擁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進入印尼市場、其產品在印尼調味料市場銷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產的味素產品產量約占味素公司全球產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擁有長期在其他國度生產、銷售、經營經驗的公司，為什么還會產生此類問題？事件之后，各種推測假說紛紛出臺，這里無意去一一辨別。作為非直接經營者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去苦慮今后的具體經營方針或對策，而是應當從這件事的發生背景去重新認識開發異文化國度的經濟市場和進行異文化交流時應注意的問題。
二事件告訴我們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發生著人員的互動、文化的互相接觸。尤其是經濟方面的交往，幾乎象一日三餐一樣平常和頻繁。人們會把他國持有的信仰或各種習俗作為“奇風異俗”來介紹，但是有多少自詡為文明國、先進國的國民們平等地把這些習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員所擁有的一種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會平等地看待其他國度的文化而企圖去接近或進入這個文化，就會在這些異文化氛圍里開展經濟活動時碰到異文化交流潛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沒有機會去當地做調查，無從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場和印尼國民們日常餐飲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狀況，也無從得知味素產品幾時東山再起重建國民對其產品的信賴、重振當年雄威。但是憑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覺，有一點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來，實是“任重道遠”之事。因為該公司不只是簡單地違反了該國家的生活習慣，它所犯的過錯是觸犯了其國民的信仰、傷害了持有異文化的消費者們對其產品以及對產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賴，因而是致命的。
這件事表明日本企業對其進入的國外社會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過高估計了自己對該地區文化的認識能力。企業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認為已達到對異文化的理解。而該地區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對日本企業認識異文化的評價是不合格，并且這種評價以文化沖突導致經濟問題的最壞形式來表達。異文化理解度的差異將會導致經濟交流的失敗，這對欲在21世紀開發異文化經濟市場或者準備進行異文化交流的企業或國家、民族集團來說，無疑是一個莫大的教訓。
從歐美起步的現代文明，總是以自己的文化為標準衡量其他的文化，從而持有優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擁有者們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為基準，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認歐美文明的先進、主動引進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齊的國家或民族，也未必就會完全丟棄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多種文化都欲在21世紀的地球上獲得生存的空間，文化個性的強調與重視，將是21世紀文化的一個特性。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僅僅帶著經濟目標和經濟頭腦進入另一國家或民族的異文化區域，而不在事先盡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則不僅無法順利開展經濟活動、獲得經濟利益，還會碰到異文化的厚重墻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誤解或糾紛之漩渦，最終招致經濟損失甚至引起兩種文化間的重大社會問題。
對企業來說，海外經濟市場是極富魅力的。但是，進出于海外各國的企業如果只有經濟眼光，則會掉入看不見的異文化陷阱。國際經濟市場的開發，應警惕伴隨經濟活動的異文化交往的暗礁。這是味素事件告訴我們的教訓。
三異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國與日本，隔海相對。兩國之間有著漫長的歷史關聯，無論文字、飲食還是居住、穿著諸習俗都可以找出千絲萬縷的關系。出于這種文化背景，兩國之間存在著一種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經滲入很深的意識：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彼此間已不存在文化再認識問題。日本的文化皆從中國傳入，兩文化之間極為相似，持有這種錯覺的人在日本和中國似乎都不是少數。對中日文化的敘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見的相同相似的現象上。而實際上，中日之間因文化意識和習俗的不同而招致誤解的各類“小事件”今日仍頻頻不絕。這類誤解“事件”的頻發和錯誤認識的積累，小則傷害個人間的交往，中則影響企業的經濟運營，大則損害國民形象、甚至會造成民族間的隔閡。限于時間，本文不做理論分析，以下僅從生活習俗方面舉若干事例。
顏色――日中兩國對顏色的認識有著分歧。日本將紅白雙色用于喜慶場面、把黑色服裝視為正式禮服，白色則代表神圣和潔凈。因此，生日賀禮或病愈慶賀、賀升遷、升學以及婚禮賀喜時，都會有紅白雙色彩帶裝飾的禮物；婚禮時也會看到許多著黑西服戴白領帶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著黑服出席中國人的婚禮，或以紅白雙色裝飾賀禮，如果賀禮的受禮方或婚禮當事人對日本文化毫無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當然，若受禮方是重要的企業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戶的話，其后的交易也許會令人擔心。
數字――中國有“四平八穩”、“四六成雙”之說，用具多以四個為一套。而日本忌其與“死”同音而極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飯碗都是五個為一套，塊莖類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數時，也一般改為五個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贈送4件一套的禮品，也許他會稍感驚訝；如果面向日本市場銷售產品，4個一套的國內程式也需要改變。
在日本，9也因其發音與“苦”相同而不大受歡迎。另外，婚禮時慶賀二人結為“一個”家庭，形成“一個”共同體，因此要極力避免2的出現，認為這意味著二人會分手。即使賀禮金額數字為二萬日元時，也要備成面額一萬和面額五千日元共三張紙鈔。若按照中國習慣，送上“成雙成對”的賀禮或意在賀新婚夫婦天長日久而特意將賀禮金額備為“99”、“499”、“999”時，就可能已經撞上異文化的暗礁了。當然，與4、9這些數字相連的慶賀類產品在日本文化氛圍里的銷售也需要動動腦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將陰陽歷合一，傳統年節基本轉為按陽歷舉行，（有一部份按陽歷推遲一個月舉行）。今日日本國內使用的掛歷大部分只印有陽歷。但是，中國至今仍然保持陰歷和陽歷雙軸運轉方式。不了解這一差異的日本大學生于陽歷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間專程前往中國欲看中國的正月情形卻失望而歸；陽歷的7月7日特意向中國的留學生問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卻是“今天是紀念日！”當然，預期的一場有關習俗的對話也就此打住了。當然，只印有陽歷的日本產的掛歷，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量也會有限吧。
此外，結婚、喬遷賀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壽時，中國人避免“送鐘”，贈送龜或貓頭鷹也不宜于中國文化氛圍。
日本國民相互贈送日常生活消耗品為的是不會使受禮方感到接受了棄之可惜之物，但是掛面或小咸菜類在中國未被列入禮品名單；極小的物品會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氣”；接受毛巾或洗衣粉類“禮物”的中國民眾，會發問“是不是覺得我們臟？”
在日本，按照中國習慣去過于關心他人有時會被認為是干涉隱私；在中國，按照日本習俗出于尊重他人隱私而保持距離，有時會被認為是冷淡?！?/p>
不了解中日兩國文化的相異之處以及在日常生活細節方面的表現和兩種文化交往時的注意事項，則會出現上類文化小沖突。以上事例僅僅是與生活意識、習俗相關的例子，屬于文化沖突的淺表層次。倘若觸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諸問題，導致的則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滿或不解，包括經濟在內的各方面都難免受影響。這也對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課題：如何將研究成果還原于社會、為兩國民間文化交往提供正確的知識。
列舉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說明：相距遙遠的兩種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確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間亦存在著流于膚淺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難的問題。異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斷與頻頻發生的誤解，說明真正認識一種文化之難、輕信自我判斷基準的危險性。
同時說明要深入理解一種文化，需要極大的時間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學科大有發揮空間。
味素事件并不僅僅是日本文化與伊斯蘭信仰間的沖突，不能用兩種文化相差太大作為解脫之辭。人類集團的活動，無疑都帶有其文化背景。對待事物的態度與解釋則表現出信仰的不同。過于相信現代化科學技術和自己的經濟能力，輕易地將對方的行為視為迷信、非文明等，這種帶偏見的文化認識尺度是導致異文化經濟交往失敗的所在。對從事多種文化研究的人們來說，這個事件提出了如何確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認識的尺度”這一問題。這種尺度應當具有廣泛的通用性，無論國家相距遠近，文化上是否有關聯，都可以依照同一種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檢驗，以保證能用較客觀的態度看人看己。這種尺度應包括這樣一些基本要素：不盲聽妄信、不輕易對他文化下結論；拋棄文化優越感、克服文化偏見、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識；等等。
要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的深入理解，不僅需要企業有意識地努力，還需要有相當量的對異文化的正確解釋與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對開發國際經濟市場的企業來說，何種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觀的衡量尺度問題，怎樣才能達到這種真正的理解即社會科學向經濟界提供參考的學術可能性問題，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臨的課題。
四國際經濟市場開發與民俗學的作用
現代經濟、國際市場與民俗學，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是相距甚遠毫不相干的領域。但是，發生于21世紀初始的經濟界的事件，為民俗學科指出了在21世紀的新的活動空間。
要使企業進入國際經濟市場，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經濟、歷史、社會等多方面的綜合信息。文化氛圍的異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間信仰、生活習俗的異同等等，處理不好有時會成為毀壞相互信賴關系的導火索。
中國有句古話，要“入鄉隨俗”。而在今日社會，需要事先問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鄉”后順利地“隨俗”。企業是盈利單位，它以經濟運營為主要目標。一般中小企業無力安置專人或設置專門研究異文化的部門。以研究各“鄉”之“俗”、即以文化為研究對象的民俗學科，在積極開發國際市場的經濟界恰恰可以發揮作用。民俗學關于他國、他民族習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企業開發新經濟市場時的參謀，促進經濟界對異文化的客觀理解，幫助企業先知其俗再進入其鄉以便順利展開經營工作。
民俗學在追蹤研究傳統的遺留以及描述農村地區習俗變遷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為經濟界理解異文化、開發異文化地區經濟市場的重要參考資料，這是否可以作為民俗學在21世紀的一個緊迫任務呢？民俗學研究的經濟效果，只靠計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營業額是無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對異文化理解的國際經濟市場開發，只能是構建在沙灘上的城堡。要開發國際經濟市場并長久將其維持下去，則需要借助社會科學的力量打好理解當地文化這一經濟發展的地基。民俗學研究的經濟效益，民俗學在現代社會可以發揮的作用之一，可以體現在經濟界文化顧問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著直接進入經濟運營系統，然而其產生的經濟效益大得多。
積極開發國際市場的經濟界，向民俗學者們提供了民俗學在現代社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學術空間。新的學術空間也向民俗學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學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為努力的目標，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異同而將研究的視野擴展到同一國內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條件允許時積極研究其他國家的民族文化，運用比較研究這面鏡子，認識他國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對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認識。
在異文化地區發展經濟，需要對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幫助經濟界理解異文化的社會學科之一，是民俗學。這是從一個跨國經濟沖突中得到的啟示。
注1：見《朝日新聞》2001年1月5日、1月9日、《讀賣新聞》2001年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報道。由于沒有前往當地實地調查的機會，只能借助報紙報道等文字資料，在此說明。
關鍵詞：嵌入式系統嵌入式處理器實時操作系統仿真器調試器
引言
在計算機、互聯網和通信技術高速發展的同時，嵌入式系統開發技術也取得迅速發展。這不僅表現在從事嵌入式系統開發研究的人員隊伍日益壯大，嵌入式處理器和實時操作系統的性能增強和產品升級換代，更重要的體現在嵌入式技術應用范圍的急劇擴大。
嵌入式系統擁有巨大的市場空間，我國應該抓住機遇，與時俱進，奮起直追，在嵌入式系統領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要達到這個目標，具有一定的現實可行性，這是因為同PC機系統相比，嵌入式系統更有自身的特征。在PC領域，雖有AMD系列處理器和Linux操作系統的市場沖擊，但是Win_Tel（Windows+Intel）體系架構仍占主導地位；可是，嵌入式系統本身是一個相當分散的工業，典型特征是面向用戶、面向產品、面向應用的，市場應用才是嵌入式系統開發的導向和前提，在當前的嵌入式市場中不存在壟斷的局面。
嵌入式系統包含硬件和軟件兩部分：硬件架構上以嵌入式處理器為中心，配置存儲器、I/O設備、通信模塊等必要的外設；軟件部分以軟件開發平臺為核心，向上提供應用編程接口（API），向下屏蔽具體硬件特性的板級支持包BSP。嵌入式系統中，軟件和硬件緊密配合，協調工作，共同完成系統預定的功能。
對于不同的市場應用類型，嵌入式系統開發中的嵌入式處理器、實時操作系統、仿真器、調試器以及開發隊伍的技術水平和結構比例等要素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本文參考一些嵌入式系統開發的資料，結合具體的工程實踐經驗，系統總結了進行嵌入式系統開發時，如何全面考慮各開發要素并進行選擇，最后結合一個具體實例進行詳細闡述。
1嵌入式處理器
嵌入式系統的功能軟件集成于硬件系統之中，系統的應用軟件與硬件一體化。在嵌入式系統的硬件設備中，嵌入處理器是整個系統的核心部件，其性能的好壞直接決定整個系統的運行效果。
PC機銷售市場中，隨著通用CPU技術的突破和工作頻率的倍增，舊款低檔CPU早已經不見蹤跡。嵌入式系統開發面向具體應用，不同領域的應用市場需要不同款式和性能指標的處理器來開發，于是在嵌入式處理器市場中，中低端的4位、8位和16位處理器依然存在，高性能的32位處理器也有很多產品。隨著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和微電子技術發展，包含嵌入式處理器以及部分電路的微控制器產品也進入市場，片上系統SoC（SystemonChip）產品也開始出現。這些產品的上市，不僅豐富了嵌入式處理器產品，而且也更加方便了工程技術人員進行嵌入式系統的技術開發和擴大嵌入式產品的應用領域。
由于嵌入式系統應用需求的多樣性，市場上基于RISC結構的嵌入式處理器提供商也日漸增多。統計數字表明，1999年底市場銷售額排在前三位的公司分別是ARM、Motorola和MIPS，其中ARM公司的芯片銷售量達1.5億個，市場份額超過50%。
面對這樣的嵌入式處理器市場，開發設計人員應該如何選擇呢？這里有兩個前提條件。
一是深入研究具體的嵌入式系統應用需求，充分的應用需求分析后獲取應用系統的性能指標。面向應用是嵌入式系統的特色，具體的應用需求決定著嵌入式處理器的性能選型。在工業控制等特殊領域，系統需求分析員不僅需要和工作人員、上級主管親自面談，而且要到工作現場獲取第一手信息，收集充分的資料。應用需求分析后，需要定義產品具備的基本功能和性能指標，如系統處理的數據量大小和處理實時性要求、系統正常運行時的工作環境、系統運行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突發事件、系統的尺寸大小和功耗指標等。
第二個前提條件是，分析研究市場上各大廠商提供的各款嵌入式處理器的性能指標，如功耗、體積、成本、可靠性、速度、處理能力、電磁兼容性等。這些參數也是各個半導體芯片廠商之間競爭的熱點。
開發人員通過應用需求分析獲取了產品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指標，研究了市場上嵌入式處理器的性能參數后，能夠對嵌入式處理器作出較好的選擇。嵌入式處理器選擇的基本原則是滿足具體功能性和非功能性指標需求的、市場應用反應良好的、硬件配置最少的嵌入式處理器。如簡單的智能儀器儀表設計考慮使用4位或者8位低檔單片機8051；和數字信號處理密切相關的選用TI公司的TMX320x系列的DSP（數字信號處理）芯片；如果產品偏重于通信功能，考慮Motorola公司的嵌入式處理器68K系列；如果產品功能比較齊全，可選用嵌入式處理器領域的后起之秀ARM公司的高性能嵌入式處理器ARM芯片系列等。
除了上述的產品性能需求因素，選擇嵌入式處理器時也需要考慮開發人員對此系列處理器的熟悉程度。因為不同公司開發的嵌入式處理器差別較大，從一類處理器轉移到另一類處理器的難度比同一系列不同處理器間的轉移難度大得多，風險多得多。
應用實例解析
在詳細討論了嵌入式系統開發中的幾個關鍵因素后，下面具體闡述這些因素在工作中的具體體現。圖2是個人數字助理PDA和尋呼機二合一的手持式電子產品結構圖。
該產品的基本功能包括：
①個人數字助理--科學計算器、英漢互譯辭典、電話號碼簿、記事日程表等；
②交通信息--列車時刻表的車次查詢和車站查詢、民航時刻表的航班查詢等；
③尋呼信息--接收個人和公共尋呼信息，個人尋呼內容實時語音合成并播放，尋呼方式更新列車和民航時刻表數據等。
關鍵詞昌都林業資源開發利用
昌都地區“三江”流域6縣（洛隆、昌都、八宿、左貢、芒康、察雅等縣，E95～99°，N28～34°）位于藏東南金沙江、瀾滄江、怒江流域的中上游，全區山川駢列、南北縱貫、山高谷深，特殊而復雜的自然環境條件形成了較為豐富的森林、野生動、植物及中藥材等林業資源；全區人口29.9萬人，土地總面積
6.31萬km2，林業是支柱產業之一。本文以實地考察(1996年）和收集的材料為依據，從林業、經濟、生態等方面對該區林業的綜合發展進行探討。
1林業資源現狀
1.1林業用地
全區的林業用地面積據統計為217.8292萬hm2(表1)，占昌都地區林業用地面積的71.0%，其中林分和疏林面積分別為86.4564萬hm2和16.5843萬hm2，占昌都地區林分面積及疏林面積的73.1%和73.7%；灌木林面積為89.9325萬hm2，占昌都地區的70.5%。采伐和火燒跡地及宜林荒山荒地分別為3.85萬hm2和21.35萬hm2，分別占昌都地區的62.3%和65.9%；經濟林和苗圃面積分別有5904hm2和9hm2，各占昌都地區經濟林和苗圃的97.8%和100%。全區(6縣）森林的復蓋率為16.20%。
表1林業資源概況
Table1Situationofforestresources
（單位：萬hm2，萬m3）
項目林業用地
面積合計林分
面積疏林
面積灌木林
面積經濟林
面積苗圃火燒、采
伐跡地宜林荒
山荒地林分蓄
積量疏林蓄
積量活立木總
蓄積量
洛隆35.378523.80982.41688.49410.0150--0.26990.37292042.097333.9702376.067
昌都44.592619.03654.770212.82100.10130.00011.43826.42533909.04845.9843955.032
八宿45.20314.65671.747333.34070.1576--0.25415.04971086.515149.750236.266
左貢32.608614.51611.761610.86180.15310.00040.75664.55902650.620214.4952865.115
芒康50.059021.83053.979418.60250.05910.00010.99484.59263669.749494.1534163.901
察雅9.98741.67241.91205.81240.10430.00030.13760.3484171.129130.500301.629
合計217.829286.456416.584389.93250.59040.00093.851221.347913529.1581368.85214898.010
占昌都
地區%71.0073.1073.7070.5097.80100.0062.3065.9073.8069.0073.30
1.2活立木總蓄積量
全區的活立木總蓄積量為1.4898億m3，其中林分蓄積量有1.3592億m3，疏林蓄積量為1368.852萬m3，分別占昌都地區活立木總蓄積量和林分以及疏林蓄積量的73.3%、73.8%和69%(表1)，其總量僅次于資源豐富的林芝地區而位居第二。
1.3經濟（果樹）林資源
本區經濟（果樹）林的種類主要有蘋果、梨、桃、葡萄、杏、桑、李、柑桔、柚子、文冠果、核桃、花椒等。在左貢縣玉曲河中游以下到處可見到野生的山杏、野桃及野核桃等。據調查統計，全區經濟林面積為5904hm2，占昌都地區經濟林總面積的97%多。1995年主要水果和干果的總產量為946.4t和767.5t(表2)，分別占昌都地區總產量的98%以上，人均占有水果6kg，顯然，這里是除尼洋河、帕龍藏布流域外的又一重要經濟林產區，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正在逐步形成。
表21995年經濟林資源概況
Table2Situationofeconomicforestresourcesin1995
項目洛隆昌都八宿左貢芒康察雅合計占昌都地區%
面積（hm2）1501013157615315851043590497.80
水果產量(t)2.8021595.0437.3358.831.0946.499.90
核桃產量(t)5.0--28.5477.6252.14.30767.598.20
花椒產量(t)------4.973.81--8.7576.40
1.4野生動、植物資源
(1)植物資源主要包括藥用植物、淀粉植物、油料植物、纖維植物、單寧（鞣料）植物和珍稀植物資源等。本區是藥用植物資源豐富的區域之一，據統計，除具寒溫帶、溫帶和亞熱帶的許多藥用植物種類外，還有一些極其珍貴的藥材種類。例如名藥蟲草、婦科良藥紅豆杉(Taxuswallichiana)、消炎殺菌良藥小蘗，還有雪蓮(Saussureainvolucrata)、天麻、貝母、七葉一枝花Parispolyphylla)、紅景天、大黃等。
淀粉植物資源以高山櫟(Quercussp.)林的面積最大，其總面積超2萬hm2；另外，還有菝葜屬的菝葜及葛藤屬等的種類。油料植物資源以木本油料植物核桃數量為大，喬松和華山松等的種子含油率也較高。
纖維植物包括麻類植物、填料植物和造紙用植物資源三大類。常見的有滇藏蕁麻、蕁麻、珠芽蕁麻，滇東瑞香、長瓣瑞香、滇結香、羅布麻，枸樹以及云杉屬、冷杉屬和松屬等種類的樹木（如川西云杉、鱗皮冷杉、高山松等）。
鞣料（單寧或“烤膠”）和含樹脂（膠）植物資源的種類有川西云杉、高山櫟、合歡以及樺木屬、楊屬和紅杉、漆樹等。
此外，本區的野生藥用、食用菌類資源較多，常見的藥用菌有猴頭菌、靈芝菌、茯苓等；食用菌有營養美味的松茸、雞油菌、猴頭菌、黑木耳、草菇、獐子菌等。
(2)本區是野生動物種類較為豐富的區域之一，據資料和調查統計，屬國家一類保護動物的有野耗牛、野牛、云豹、雪豹、長尾葉猴、滇金絲猴、白唇鹿、蘇門羚、藏羚羊、盤羊、紅腹角雉等。屬國家二類及三類重點保護的動物有棕熊、水獺、猞猁、兔猻、馬鹿、麝、藏馬雞和黑熊、石貂、豹貓、巖羊、血雞、鸚鵡等。
2林業資源特點及其評價
2.1森林資源豐富，但分布不均，水平和垂直分異突出
本區的森林面積、蓄積量及經濟林等均占昌都地區的70%以上，僅次于資源豐富的林芝地區而位居的第二位。但是，據實際調查和遙感信息分析，森林資源的空間分布不均，其主要分布在水熱條件較好的南部、西南部及北部的芒康、左貢和昌都縣等地。據統計，以上地區的森林面積和蓄積量分別占全區森林面積與蓄積量的64%和73%，其它地區分布的森林資源僅占30%左右。
從森林的水平分布而言，東起芒康縣的格良西，往西到左貢縣的曲登、碧土往西直到察隅一線以南的地區，森林植被基本上分布在海拔2700～4400(4500)m;而在此線以北地區（海拔2800～3400m）以疏林灌叢為主，只在濕潤的溝谷可看到小塊狀分散分布的森林；從本區由東往西，以川西云杉(Piceabalfouria-na)和鱗皮冷杉(Abiessquamata)以及大果圓柏(Sabinatibetica)林等山地針葉林為主，呈塊狀分布在金沙江、瀾滄江、怒江流域的支流兩岸。但在左貢縣和芒康縣南部的低海拔地段呈現亞熱帶森林植被特征。
森林垂直分布在海拔2700～4500m，但位于西北部的洛隆縣，林線海拔高達4600m，樹線達4700m，這是我國亦是世界森林分布上限最高的地區。就總體而言，本區森林主要集中分布于海拔3000～4100(4200)m。具體而言，海拔2800～3300m多分布有高山松林及少量楊、樺林；海拔3300～4100m大多分布為云、冷杉林和高山櫟林；海拔4100～4500(4600)m多為柏木林、云杉、冷杉林及高山杜鵑灌叢等。
2.2豐富的種類組成和生物多樣性
本區獨特而復雜的自然環境孕育著種類豐富的植物物種資源。據資料及實地考察，全區有高等植物1000多種，其中木本植物達600余種，隸屬70多科，180多屬，常見的喬木建群種類有川西云杉、麥吊云杉(P.brachytyla)、紫果云杉(P.purpurea)、鱗皮冷杉、黃果冷杉(A.ernestii)、怒江冷杉(A.nukiangensis)、高山松(Pinusdensata)、華山松(P.armandii)、紅杉(Larixgriffithiana)、大果紅杉(L.potaninii)、大果圓柏、垂枝柏(S.recurva)、滇藏方枝柏(S.wallichiana)、川滇高山櫟(Quercusaquifoliodes)、黃背櫟(Q.pannosa)、高山櫟(Q.semicarpifolia)、白樺(Betulaplatyphyla)、山楊(Populusdavidiana)、昌都楊(P.qumdoensis)等。珍稀樹種有瀾滄黃杉(Pseudotsugaforrestii)、喬松、紅豆杉等，其中瀾滄黃杉樹干高大通直，最徑172cm，樹高最高超50m。林下灌木和草本等種類也較豐富?？傊?，本區的森林具有豐富的物種、遺傳及生態系統多樣性。
2.3資源可及率低，林齡結構不合理，資源質量一般，但生態效益顯著
據遙感和實地調查資料，本區的森林絕大多數分布在交通不便的高山峽谷地段，可及率僅為22%左右；從林齡結構來看，成、過熟林的活立木蓄積量達
9889.72萬m3，占全區總蓄積量的73%，而中、幼齡林的蓄積量為3639.44萬m3，僅占27%左右。森林資源的自然枯損率為0.9%，年枯損量達134萬m3(按總蓄積1.4898億m3算），這樣的林齡結構不利于森林資源的永續利用。從表3可看出，單位面積的蓄積量屬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本區位于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中上游，森林在保持水土、涵養水源、保護環境等方面的生態效益是很顯著的。
表3森林蓄積量資源與其它地區比較
Table3Comparisonofforeststorageresourceswiththoseoftheotherareas
項目本區四川云南全國
蓄積量(m3/hm215622215411983.6
2.4森林資源消耗現狀分析
根據資料及典型調查分析，全區近年來的森林資源年均總消耗量為39.99萬m3。其中薪材耗量為22.646萬m3，占56.6%；民用建筑用材為7.4274萬m3，占18.6%；內銷和外銷木材為9.9139萬m3，占24.8%(表4)。全區森林資源的年總生長量為186.719萬m3，由于可及率為22%左右，故年可采量為46.5萬m3?？梢?，森林資源年消耗量與年生長量基本保持平衡，略有盈余。但昌都縣和察雅縣的資源年赤字已分別為31560m3和8685m3。
表4森林資源年消耗量與生長量概況
Table4Situationofannualconsumptionandincrementofforestresources
（單位：m3）
項目洛隆昌都八宿左貢芒康察雅合計占總耗量(%)
薪村消耗量24242914052380532183425331229122645956.60
民用建筑用材7230780005040143243496049207427418.60
內銷及外銷材3198600003720186521236012099913924.80
年均總消耗量3467015920532565651598988618420399905100.00
年均凈生長量7320012764538086882671282779735465210--
3林業生產現狀與存在的主要問題
3.1生產現狀
據有關資料，全區1995年的林業總產值為1606.33萬元（不含松茸的產值），占昌都地區林業總產值的72%，處于絕對優勢。因此，本區的林業經濟效益在昌都地區的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支柱作用。
全區僅昌都林場為國有企業，成立于60年代，除采伐森林外從事少量的育苗與造林，80年代末以來，各縣普遍開采森林，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但是，由于重采輕造，加上苗圃育苗面積太?。▋H9hm2)，營林生產效果甚微，跡地與宜林荒山荒地更新造林欠帳已達29萬hm2(含跡地3.85萬hm2)，造成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不斷惡化。
森工生產主要是昌都林場的木材采伐生產，該場木材年產量1.5萬m3，產值600～800萬元，為66家骨干企業之一，其它均為縣辦林場和伐木場，以原木、鋸材（很少）為主要產品，銷往四川、青海等地。隨著近幾年改革開放程度的擴大，昌都縣興辦了一家地板廠和一家膠合板廠，家具和木器制造等深加工企業正在逐年興起。
本區經濟（果樹）林的發展歷史悠久，資源豐富，因其效益好，群眾的積極性很高，據統計，全區已栽有果樹5904hm2，占昌都地區經濟林總面積的97%多
(表2)。1995年的大宗經林產品產量為1722.68t，占昌都地區當年總產量的93.6%。
林副產品資源的開發利用屬初始階段，具有當地特色及潛力的“松茸”等深受日本等客商青睞，市場的需求量也在不斷增加，已逐步形成拳頭產品，1995年松茸和木耳的產量達到了136.8t和15t，分別占昌都地區的95%與100%(表5)。但原料貿易經濟效益不高。
表51995年大宗林副特產產量
Table5Outputoflargequantityofforestproductsby-productsandspecialproductsin1995
項目洛隆昌都八宿左貢芒康察雅合計占昌都地區%
松茸(t)----1.0213.541)122.241)--2)136.82)95.70
木耳(t)--------15.2--15.20100.00
蟲草(kg)371.17534.00186.154.311.227.401104.2515.20
貝母(kg)2784.52179.601268.2011.847.292.584254.0340.60
3.2存在的主要問題
(1)只采不育，苗圃建設落后，更新造林任務艱巨由于森林經營單位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以“竭澤而魚”、只采不育的經營方式，累計采伐跡地已達3.85萬hm2，但全區累計完成的成片造林(1500hm2)僅為跡地(3.85萬hm2)的3.9%，絕大多數跡地靠天然更新，因天然更新效果不良，有的跡地已淪為牧地。另外，苗圃建設落后，苗木5年左右才出圃，僅9hm2的苗圃根本不能滿足更新造林對苗木的需要。若利用30年將跡地更新欠帳還清，每年需造林2580hm2(1161萬株），加上2005年前規劃每年種經濟林114萬株，則年需苗木1275萬株。故今后造林任務很艱巨。
(2)經濟（果樹）林生產管理粗放，技術力量薄弱經濟（果樹）林的發展還存在著盲目引進、技術力量薄弱和生產管理粗放等問題，造成果樹產量低、品質差。此外，經濟林苗圃不足，苗木短缺，也直接影響發展規模。
(3)木材生產技術水平差，薪材耗量大，資源浪費嚴重目前全區絕大多數采用斧頭砍伐林木（芒康縣正在推廣油鋸），造成伐根高達50cm以上（浪費木材5%～8%)。若按年砍伐森林17萬m3(表4)、原木出材率按1/3、斧頭砍伐浪費按5%計算，每年至少浪費原木2600m3，減少經濟收入78萬元(300元/m3)以上。另從表4中可看出，薪材年耗量為22.65萬m3，占56.6%，森林資源的大部分是被燒掉的，并且絕大多數燒的是云杉、冷杉、柏木、高山櫟等好材，可見，資源浪費嚴重。
(4)林副產品開發利用程度低、經濟效益差林副產品（松茸、蟲草、貝母等）以出賣原料為主，產值不高，這與資源潛力不相稱。另外，全民動手無保護性地掠奪式亂采松茸，影響松茸資源的產量與持續利用。同時，各縣普遍以高山櫟為薪材，導致其產量不穩。若在松茸收獲季節，當地有關部門能變多環節的分散經營為統一的集約化經營，并進行深加工，其產值至少可增2倍以上。
4林業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指導思想、原則、方向與發展目標
4.1指導思想
林業的發展應以營林為本，充分依托科學技術，貫徹保護性開發的方針，適應市場需求，調整林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深入持久地開展多種經營和綜合利用，謀求協調、平衡和有序的發展，保持林業作為本區支柱產業的地位。
4.2原則
(1)三大效益并重的原則森林資源不僅有經濟價值，還有維持生態平衡和保護生態環境等多功能性，森林的防護作用還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和間接的經濟效益，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三者關系緊密，則相輔相承與促進。本區地處深切割的橫斷山區，自然條件特殊，生態環境脆弱，森林的生態效益尤為突出，其影響幾乎涉及國民經濟的所有領域，故林業發展要處理好森林資源的培育、保護與開發利用的關系，發展生態型林業。
(2)永續利用的原則森林資源是可再生資源，其再生的可能與速度取決于利用程度，強調三大效益并重，一般應掌握采伐量要少于生長量，還必須及時更新和擴大森林資源，才可避免森林的逆向演替，才能達到永續利用的目的。
(3)以短養長、長短結合及科技興林的原則森林資源為包羅廣泛的生物資源，在橫斷山區，林下（內）資源的經濟價值超過木材本身，而且其防護作用和生態作用的間接經濟效益是巨大的。但森林資源的生長周期長，見效慢。為此，在經營森林資源的同時，要充分開發林副產品，經營好周期短、效益好的經濟林，對資源充分利用，才能獲得長、短結合的成效。同時，應積極推廣先進的實用林業科技新成果，增加林產品的科技新含量，才能推動林業第一、二、三產業的同步發展，擴大效益，增強發展后勁。
4.3合理開發利用方向與發展目標
森林的生態效益在當地和金沙江、瀾滄江及怒江中下游的經濟建設與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根據國務院去年關于“天然林一棵都不能采”的指示，杜絕商業性采伐，才能使森林得到休養生息，將來要逐步納入生態系統合理管理的軌道。因此，在保護生態平衡的前提下，以營林為基礎，大力發展經濟林和開發見效快的林副特產品，節約挖潛，將本區建設成為藏東南的木材、林副特產和果品生產基地。擬發展目標如下：
(1)在昌都、洛隆、芒康、左貢、八宿等縣擴大發展經濟（果樹）林種植面積，重點發展核桃、蘋果、梨、柑桔和葡萄等906hm2，實行科學種植與管理，能較快獲得經濟效益。
(2)在察雅的麥曲河、八宿的冷曲河、左貢的玉曲河，昌都的瀾滄江干流河谷和芒康的嗄托河及洛隆的多加通、俄西、康沙等地，營造和培育以薪炭林為主的多功能防護林16935hm2，解決燒柴和保護生態環境。
(3)為緩解各種造林對苗木需求的緊張局面，在洛隆縣和八宿縣各新建苗圃
3hm2；芒康縣、昌都縣、左貢縣和察雅縣分別擴建苗圃3hm2，全區苗圃建設和擴建為50hm2，可保證年產苗木600萬株以上。
(4)利用芒康、左貢、八宿等縣的天然食用菌類松茸（青岡菌）、木耳、蟲草等土特產品為原料，建立芒康綠色食品加工基地。如果這項投資生效，預計年產值比現在的林副產品產值增加兩倍(3000萬元）以上。
(5)建議在昌都縣的達馬拉山和左貢縣的梅里雪山地區建立自然保護區，保護高山森林動、植物的生物多樣性。
如果以上發展目標得以實現，本區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將上一個嶄新的臺階。
5對策與措施
5.1健全林業行政管理體制，提高管理人員素質，以科技興林
全區從行署到縣林業局仍屬農牧局管理，與目前中央和自治區林業部門的建制不銜接，建議理順關系，適當增加林業技術和管理人員，加強技術培訓，提高業務水平。同時，林業的振興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適當從內地吸引一些科技人員，引進與大力推廣科技成果，使林業科技盡快轉化為生產力，達到以科技興林的目的。
5.2加強林產品的深加工和綜合利用，使資源增值
加大林產品和林副產品（如松茸、蟲草、貝母等）二次加工和深加工產品的比重，提高林業資源利用效益和力度，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使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向貿易、效益型轉變，才能使資源增值。
5.3節省薪材，擴大經濟收益
全區薪材的消耗量(22.65萬m3)占資源總耗量的56.6%，不解決能源性森林資源消耗問題，保護森林改善生態環境的目的就難以實現。故當務之急和最有效的措施是推廣可節柴15%～20%的“省柴灶”，如按15%算，每年至少可節材3萬m3，收益900萬元；其次是培育速生豐產的薪炭林增加薪柴；三是以電和太陽能代柴?？傊?，節材可增收。
5.4選擇優良林分，建立母樹林及種子基地
育苗的種子與造林苗木大多數從內地運進，不僅容易帶來病蟲害，也難以滿足林業發展的需要。建議各縣都選擇一些優良樹種（地理種源）及其林分，建立一定面積的母樹林或種子園以及采穗圃，采集（收）種子和滿足苗木繁育以及造林更新對苗木的需要。
5.5充分調動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興辦林業的積極性
發展林業需要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要大力發展造林、護林等林業戶，林業村，實行誰投資，誰受益的政策，也可推行股份制，多渠道籌集發展林業的必需資金，在爭取國家投資的同時，努力挖掘林業行業內部的潛力，鼓勵與推行全民辦林業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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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市水資源狀況評價
總體評價全市水資源狀況，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降雨充沛，但時空分布極不均勻。境內多年平均降雨量1400毫米，其年際分布極不均勻，豐水年與枯水年降雨量變差懸殊，而且年內分布也極為不勻，春夏兩季降雨占全年降雨70%以上，其中4－6月降雨占50%以上，秋冬兩季僅占30%左右，易造成年內前澇后旱，水量供需矛盾尖銳。其次，降雨在空間上分布不勻，全市水資源西多東少，東部湘水流域占總面積50.7%，卻只擁有41.5%的水資源。
二是境內水資源量較少，但過境水量充沛。全市境內水資源人平1513方，遠低于全國及全省的平均水平，也低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確定的1750方用水緊張線。水資源緊缺的矛盾，在我市東部湘水流域表現得較為突出，人平水資源量僅為1064方。因此，過境水的開發利用，是解決我市水資源不足的重要途徑。但過境水量又主要集中在資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東部湘水流域水資源不足的問題將日益凸顯出來。
三是水利工程較多,但調蓄水能力較差。我市雖降水量較大，產水率較高,水庫工程分布也較為密集，但缺乏調蓄能力大的控制性工程，因此，在我市特殊的地形條件下，降雨便迅速向中部匯集，現有工程又多病險無法正常運行，洪澇時須大量排棄水，也就容易因水源短缺而出現干旱。
婁底市水資源流域分布情況表
支流
(條)
流域面積
(平方公里)
河流
總長(公里)
地表徑流總量
(億方)
客水資源量
(億方)
可利用資源總量
(億方)
已利用
水量
(億方)
人平水
資源量
(方)
資水
100
3992
1790
35.40
126.28
56.40
7.55
2145
湘水
95
4109
1522
25.11
7.15
11.35
8.95
1064
合計
195
8101
3312
60.51
133.43
67.75
16.5
二、婁底市水資源開發利用現狀評價
綜上所述,全市年平均可利用水資源量為67.75億立方米，占總水資源量的34.9%。平均已利用水量16.5億立方米，約占可利用水資源量的25%，其中：農業灌溉用水10億立方米，占總利用水量的60.6%，工業用水4.4億立方米，占總利用水量的26.7%，城鄉生活用水2.1億立方米，占總利用水量的12.7%。年人平用水為412立方米，低于全省人均綜合用水量指標（全省人均為483立方米），城市生活人均用水量為196升/人·日，鄉村（含牲畜）為135升/人·日，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萬元GDP需水量823萬立方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平均為802方立方米）。2003年，我市遭受了歷史罕見的特大干旱，全市的利用水資源量約為45億立方米，利用水量則達20億立方米以上。
從總體上看，可利用水資源量仍有一定富余，表明我市經濟社會的發展對水的需求還處于水資源的承載能力之內，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落后，水的利用率較低。水資源總體上具有可持續利用的能力，且能支撐一定程度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但因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及在生活、生產等領域供用水結構的不同，許多水資源矛盾也十分尖銳。
一是區域性水資源緊缺已成為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因資源不足，或因工程缺乏，宏觀上的區域性水資源緊缺問題在我市尤其是湘水流域已日趨明顯。在供水領域上覆蓋了農業、工業以及城鄉生活用水，加上市內大面積干旱死角和許多工礦采空區的存在，我市水資源的緊缺的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比如：2000年，婁星區缺水為240萬立方米，2003年缺水量達3000萬立方米以上；就城市供水而言，婁底市和漣源市早已因供水水源不足而實行了調水。我市糧食主產區雙峰縣測水流域，占全市總耕地面積28.23%，水資源量卻僅為全市的12.84%，2003年，全流域因特大干旱而出現了嚴重的水資源緊缺。
二是水資源開發利用的工程體系有待進一步配套完善，水利由工程水利向資源水利轉變還沒有實質性突破。通過多年的開發利用，我市水利工程已基本形成了以水庫為骨干，以塘壩為基礎，蓄引提相結合的工程體系，蓄引提能力達12.95億方，而這些工程已大多因病險、老化及配套不全等多種因素致使蓄引提能力大為降低。全市710座水庫和近20萬處山平塘應蓄8.3億方，而實際年蓄水都控制在7.0億方左右。這些水利工程在用水結構上大多以農業灌溉為主，在灌溉節水上還沒有實現革命性的轉變。因此，水資源優化配置、生態補水以及實現水資源由自然資源向經濟資源的第二步戰略性轉變均沒有得到實質性突破，其核心就是水資源統一管理體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變革。
三是水污染嚴重而導致的水質性缺水問題已日趨嚴重。隨著我市社會經濟的發展，水污染嚴重的問題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且這種狀況在我市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目前，全市絕大多數水庫水質狀況良好，主要河段已污染嚴重，部分地段水質已嚴重超標。資水污染程度已為全省四水之最，而我市冷江、新化段又是污染最嚴重的地段，水質已劣于III類，對人民的身體健康構成了很大的影響。漣水婁底段水質已劣于IV類，漣源段劣于III類，都已不能飲用。做為婁底市主要供水水源的孫水，基本維持了良好的水質，但由于上游鍛造廠、漣源氮肥廠等廠礦生產廢水的排入，也給下游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因資水、漣水水質的日趨惡化，許多河段水體已基本不能飲用，各縣市區水質性缺水的局面加劇。
三、婁底市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分析
隨著我市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對水的需求將隨著經濟的跳躍式發展而出現急劇增長，按照我市需水遠期規劃和規模預測，到2020年，全市年用水將達到35億方，為可利用量的53%。其中：工業用水達20億方，城鎮生活用水（含生態用水）7億方，農業用水8億方。理論上說可利用水資源能夠支撐遠期發展，但在目前這種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和水平上是無法實現水資源的這一配置的，加上地域性、季節性、資源性和水質性缺水等諸多因素的存在，唯有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盡快建立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管理體系，并切實搞好水資源管理，實現城市水與農村水、地表水與地下水、水質與水量的統一管理，通過進一步強化節水措施，提高用水效率，加強地下水管理，強化水環境保護，同時運用經濟手段為實現水資源有效有序管理，才能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發展。這種轉變是革命性的，直接關系治水思路的根本變革和對未來供用水結構的重新調整，也是需要有前瞻性的，否則，社會經濟發展無法得到可持續發展。
一是應把“量水而行”作為我市社會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一項基本原則。我市水資源并不富足，東西部水資源不平衡和區域性缺水矛盾在不斷加劇，尤其是水質性缺水矛盾日益尖銳，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近年出現的歷次干旱中已明顯暴露，而且這種水資源不足的狀況在短時間內難以根本改變，只有實行“量水而行”，“以供定需”，以保證人民生活需要和糧食生產安全為前提，以維護生態平衡為基礎，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使經濟社會發展和水資源承載能力相協調，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否則會造成生態系統破壞而失去發展基礎。一是在對經濟結構和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過程中，要以水定產業，以水定發展。全市尤其是東部地區總體上要充分考慮產業布局對水資源配置的要求，對農業、工業等各行業要結合結構調整進行考慮，要適度控制高耗水的工業項目，城市規模與城鎮規模要適度、協調發展。二是要保證生態環境用水的水資源配置與管理。在水資源的配置中，要從不重視生態環境用水轉變為在保證生態用水的前提下，合理規劃和保障社會經濟用水。對漣水要留足生態用水，在結合防污治理，在婁底和漣源兩地要盡快修建污水處理廠的同時，要依靠生態自我修復能力，實現水環境的轉良，使之成為婁底可用水源。同時，要禁止引進高污染的項目，盡快責成現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污水處理，改進生產工藝流程，改變過去水污染的末端管理為源頭控制，必要時要下決心關、停、并、轉，以提高水資源的可利用量和重復利用率。三是要保障生活用水的水資源配置。首先是要以人為本，加快城市供水水源建設。從遠期和遠景來看，婁底市城市的建設與發展不能突破中型城市的規模，孫水做為第一供水水源必須嚴格加以保護，要下決心關閉上游鍛造廠、氮肥廠等廠礦企業，對白馬水庫旅游開發要嚴加限制和嚴格管理，對白馬灌區要強力推行節水灌溉技術并逐步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以助成白馬水庫供水結構的根本轉變。遠期可在婁底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犁頭咀附近興建三水廠，并通過加大漣源、婁底兩市污水處理力度和環境保護力度，使漣水漣鋼的上游成為城區第二可用水源。漣源市城市供水水源目前取自新漣河和溫江，遠期與遠景必須依靠南北兩大水庫的調節，白馬與大江口共灌區建設加快步伐，并要充分考慮婁底和漣源兩市供水。冷水江市、新化縣要進一步調整供水結構的轉變，以車田江水庫為龍頭水庫，引車田江水濟冷江，引其結瓜工程--梅花洞水庫庫水濟新化，應是兩市縣水源建設的根本出路。
二是必須把節水做為一項革命性措施抓緊抓好。就我市現狀可利用水資源來說，已很難通過開發利用得到大幅度增加，因此，節水是緩解現狀及未來水資源緊缺矛盾的關鍵，在農業節水方面，要圍繞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積極開展節水灌溉技術。要以節水灌溉為中心，抓好節水增效示范區和骨干灌區的續建配套和更新改造，提高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2010年前要完成10個中型骨干灌區和部分小I型骨干灌區的技術改造，使灌溉渠系水利用系數提高到0.55－0.6，并大力發展噴灌、滴灌等節水新技術。在工業與生活節水方面，加大節水改水工作力度，要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節水法規體系和管理體制，推行節水目標責任制，制定主要行業、主要產品用水定額，建立企業—行業—地區完整的節水指標體系。工業節水要做到“三同時、四到位”，即建設項目的主體工程與節水措施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運行，取用水單位必須做到用水計劃到位、節水目標到位、節水措施到位、管水制度到位。按照用水定額體系，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節水技術的推廣應用，到2010年，要使城市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平均達到70%以上，遠期2020年要達到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