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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期貨市場;國民經濟;價格發現;風險轉移
一、引言
我國期貨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辦以來。經歷了不平常的發展道路。經過數年的整頓規范,我國期貨市場的市場環境、內部結構、市場規模均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期貨市場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期貨市場交易規模近來出現了持續的恢復性增長。
值此期貨市場蓬勃發展之機,我們更應該在反思中國期貨市場走過的曲折道路的基礎上,借鑒國際期貨市場發展的成功經驗,對期貨市場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深人地探討,客觀認識我國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揭示期貨市場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作用。這樣才能夠為促進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提供理論上的保障。
二、文獻綜述
關于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即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國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觀層面的理論分析。據其對期貨市場經濟功能強調重點的不同,研究可分為三大觀點:首先是傳統的觀點,即認為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就是風險轉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將商品期貨界定為“票據”,然后通過對完全競爭市場均衡價格的兩種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貨市場具有穩定價格(價格熨平)的功能,同時還具有風險分攤(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貨市場的流動性理論,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認為,就風險轉移而言遠期比期貨更有效。所以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風險轉移,而在于為市場參與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動性。而Williams(1986)則提出了隱性借貸理論。他認為套期保值實質上是一隱性借貸行為,所以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綜合上述觀點,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競爭的期貨市場,其主要功能在于確定投機價格,提供風險轉移機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資渠道等幾方面。
在國內,由于期貨市場長期處于試點、整頓階段,故而關于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作用的探討一直都未停止,但這些探討大都集中于宏觀層面的實踐總結。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應在反思10年研究和試點的基礎上,對諸如經濟發展與期貨市場建設;期貨市場建立與市場經濟改革;期貨市場與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期貨市場會否制造泡沫經濟等有關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陳述云(2001)指出期貨市場主要有以下幾個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產經營者改善內部經營管理,避免價格風險。提高經營效益;(2)為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實現宏觀調控目標提供價格決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場體系與市場價格形成機制;(4)有利于建立各種金融市場之間的競爭和均衡關系。姜洋(2005)認為穩步發展期貨市場有助于確立大宗商品定價話語權,有助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助于推進商業銀行轉變經營機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國石油安全機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功能,決定了它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能夠幫助國家化解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趨利避害,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國家利益。而馬文勝(2005)則將新形勢下期貨市場的功能歸結為:(1)宏觀功能,包括保護國民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對產業調整起宏觀調控作用和聯接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等三方面;(2)微觀功能,包括價格發現與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資渠道兩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貨行業是一個能夠直接為GDP帶來增長的實物性產業。期貨市場不僅能夠發現價格規避風險,而且由于它自己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供給價格彈性比其它的銀證期保類產業要快,這就使它能夠成為宏觀經濟的穩定劑。
綜述國內外有關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期貨市場作為高級的市場組織形式,具有形成價格進而優化資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貨市場的基本經濟功能就在于:(1)風險轉移功能,也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套期保值能夠有效的轉移價格風險,其實質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形成合理的風險價格(套保費用),將現貨市場的價格風險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機者之間進行有效轉移。(2)價格發現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貨市場具有公開性、預期性和連續性的特征,期貨價格能夠準確及時地反映當前和未來的市場供求,從而優化資源配置。
在兩大基本功能的基礎上,期貨市場可衍生出一系列具體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貨市場的宏觀功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促進經濟增長;(2)平穩經濟波動;(3)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其次是期貨市場的微觀功能,主要是幫助企業轉移價格風險,鎖定生產成本,保障經營收益。事實上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雖然國內外在這方面的探討很多。但前期文獻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足。前期文獻的理論探討多為局部均衡分析或簡單經驗判斷,尚未發現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運用金融經濟學基本理論對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進行規范分析的成果;同時全面系統地理論研究期貨市場功能發揮狀況的具體文獻也幾近于無。這就說明國內外在這兩方面的工作實際尚未展開,而這種狀況既與目前國內期貨市場高速增長的現狀不相適應,更會阻礙未來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
所以,下面我們即對期貨市場的兩個基本經濟功能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分析。
三、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優化資源配置
這部分的研究我們主要從微觀角度人手,討論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影響。
期貨市場沒有出現以前,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要承擔來自于季節性的變化、自然因素的影響和政治因素的影響的全部價格波動的風險,這種風險會給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失。期貨市場出現以后,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可以通過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交易來將價格波動的風險有償轉移給愿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這就是期貨市場的風險轉移功能。
我們認為,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這一點可以通過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來證明。
不確定的價格會影響到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行為。對于這一點,理論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嚴格證明了,風險厭惡的廠商在面對不確定的價格的時候會減小自己的產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遠期市場、期貨市場及期權市場等這些可以進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場的時候,廠商可以將自己面臨的價格風險轉移給金融市場中的買方和其他投機。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證明了當期貨價格與未來現貨價格的期望相等時,也就是所謂的期貨價格是無偏的時候.廠商的產量與它面對一個等于未來現貨價格期望的確定的價格下所選擇的產量一樣。這也就是說。通過包括期貨市場這些金融市場的引入,可以提高廠商的產量(相對沒有這些市場時而言)。
在現有的文獻的基礎上,我們將主要對不存在期貨市場和存在期貨市場兩種情況下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決策研究,以此發現期貨市場風險轉移功能對市場參與者的福利的影響情況,從而證明期貨市場的確能夠通過風險轉移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優化市場資源配置。
1.無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在這部分中,我們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沒有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我們假設:
(1)廠商處于完全競爭市場。
(2)廠商從其利潤中獲得效用。其效用函數為一個以
2.存在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此處我們在模型中引入期貨市場,并研究這一市場的引入對廠商生產的影響。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設,即市場的參與者并不是像現實中那樣在期貨合約到期之前平倉,而是持有期貨合約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約。因此,實際上這里討論的更像是遠期市場。但是只要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之間的無套利關系能夠始終成立,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廣到真實期貨市場的狀況。
假設廠商在期貨市場上有總量為h的套期保值頭寸。期貨合約的當期價格為f,未來價格為b。則廠商的最優化問題可以寫為
由(10)式可以得出結論:當存在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只受期貨價格b的影響。當期貨的價格等于未來現貨市場的價格的期望時(b=E[P]=μ),廠商的行為與完全競爭條件下面對確定價格時的行為一樣,即而廠商的風險厭惡程度僅僅影響廠商在期貨市場的頭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的情況,期貨市場的引入能提高廠商的產量(),達到資源配置優化的產量。
進一步,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低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此時期貨市場的引入是否會增加廠商的產量(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而價格又是不確定的情況),是不確定的。具體要依期貨價格而定。而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高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這就說明,如果期貨市場非有效,則其對現貨市場乃至資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負面的。
基于微觀角度,我們發現在不確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貨市場確實能夠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即其通過轉移廠商面對的價格風險,促使風險厭惡的廠商做出有效率的產量決策,從而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
四、期貨市場通過價格發現功能促進經濟增長
下面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作用。
作為期貨市場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謂價格發現是指在期貨市場上通過公平競爭、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場真實需要,能夠反映當前和未來供求關系,指導現實生產和經營的價格水平。
由于現貨價格在形成過程中的時滯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對稱性,其價格的真實性受到嚴重影響。以其作為市場信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規則公平,買家和賣家眾多,期貨市場積聚了各方面廣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過濾所形成的期貨價格,必然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真實的供求狀況及其未來價格變動趨勢,形成正確的價格信號。這樣通過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就顯著地降低了相關商品的交易成本,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期貨市場價格發現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顯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進經濟增長。
Williams(1986)則從另一角度論證了期貨市場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則上任何一種商品和服務都應有一個市場,但為了降低整個交易成本,市場的數目應在滿易需要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有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場中交易,而可以在隱性市場上進行交易。兩個有形的市場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個隱性(市場)交易。事實上現貨市場、期貨市場和借貸市場就是這樣相互聯系的。所謂套期保值,就是期貨交易和現貨交易的結合,其實質包含著一種隱性的商品借貸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為目的的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們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貨市場是如何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促進經濟增長的。
由上可見,交易條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則分工的演進就越快,專業化經濟優勢就越強,從而經濟增長也就越快。
而期貨市場恰恰就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我們可以延續上述思路具體分析一下:
在t=O時,分工水平很低,每種貿易品均有多個生產者。因而購買者可以選擇其中任一,即使購買者在這一生產領域已停止人力資本積累。所以此時存在一個瓦爾拉斯機制。然而可以證明,由于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經濟可能演進到極端分工的狀態:每種產品只有極少生產者,每個人作為他的專業產品的出售者就是一個壟斷者,而作為其它產品的購買者,相對其中的生產者而言是沒有競爭力的(因為此人已停止在此領域的人力資本積累)。所以在t很大時,存在一個對稱的多邊壟斷機制,壟斷造成的機會主義行為產生了阻止專業化經濟優勢被充分利用的內生交易成本,從而影響了經濟增長。
而以期貨市場為代表的長期合約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導致的內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設,所有交易都是通過一個合約系統和一個期貨市場來進行談判。在t=O時期的一個瓦爾拉斯機制決定所有的長期合約。這些長期合約不能在以后重新談判。t=-O時期任何人都沒有生產活動的經驗,因而人們事前完全相同并無“專家”與“外行”之分。因為所有的交易通過合約系統被在t=O時期運作的期貨市場完全決定,因此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者會從熟能生巧中獲得壟斷權力,但在合約簽訂之時還沒有壟斷權力存在。與所有人的理性預期假設結合,t=O期的瓦爾拉斯機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貨市場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機會主義行為產生的內生交易成本。如果沒有期貨市場,由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引致的機會主義行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據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們發現期貨市場能夠降低經濟體系的內生交易成本,促進社會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一、國有經濟是市場經濟中重要的市場主體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提供與創造了多方面的條件,其許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國有經濟所無法取代的。第一,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公用設施的建設和經營領域,如郵電、鐵路、港口、供水、供電部門等,其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大都由國家投資和國有企業經營,以滿足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需要。在這里,國有經濟承擔著為整個國民經濟服務、并為其它經濟部門和企業取得效率與收益創造條件的職能。第二,國民經濟的一些基礎工業部門如重要資源和能源的開發生產等,由于投資規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長,同時,由于這些部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許多也是由國家投資、由國有企業經營的。國有經濟發揮著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創造經濟增長和市場正常運行基礎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許多經濟領域,國有經濟承擔著提高國家的經濟競爭能力以促進本國市場經濟的開放和走向國際市場的職能,承擔著創建新興工業和產業、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和開發的職能,承擔著一定的經濟調節的職能。同時,在創造和擴大就業機會、開發和援助落后地區、接管某些發生危機或破產的重要民間企業以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國有經濟的這些功能,彌補了市場經濟中市場機制在一定領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場的正常運行,促進了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表明了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必要性。國有經濟履行這些職能并有效發揮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經濟活動來體現的,這就使國有經濟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定經濟形式成為市場主體具備了基礎性條件。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的基本單元即國有企業成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市場主體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現。就國有經濟而論,國家擁有所有權并不排斥國家所有權與國有企業的控制權、經營權的分離,也不排斥對所有權、控制權、經營權等都集中于國家的產權結構重新安排。國有經濟的產權制度本身具有權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國有經濟的資產運營總是在國家或政府的授權下由一定的組織或個人來進行的,這就為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和市場經濟發展中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分工的專門化、經濟的信用化對市場主體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國有經濟在資本國家所有的基礎上,通過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企業法人,國有企業也就有可能成為有活力、有生機并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
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創造和提供了國有經濟的基本單元即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條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客體的資產已經價值化、貨幣化和信用化,這就使國有經濟的具體實現形式、委托—關系、激勵和約束機制等的多樣化、有效化獲得了廣闊的空間,從而為在國有經濟中調整、改革和重構企業制度,建立與完善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創造了市場客體條件。同時,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場體系,競爭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存在與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情況下國家作為所有者同國有企業經營者信息不對稱的難題;競爭的經理市場的完善與發展,有助于形成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而競爭的資本市場的完善與發展,也可能使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得以基本反映。這些,提供了在國有經濟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使其有效運行的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從而使國有企業建立與發展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競爭成為現實,促進國有企業煥發活力與生機。
二、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效率
認識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關系的又一個重要問題,是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效率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是一種效率經濟,講效率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要求。有的人對國有經濟成為市場主體持懷疑態度,就是以國有經濟的國家所有必然造成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低效率為論據的。因此,考察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效率問題,不能不涉及資產所有狀況與企業效率高低的關系問題。
在國有經濟中,資產所有權不屬于任何個人所有,而屬于全體公民作為一個整體(由國家來代表)所有。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個人能以其個人身份和名義對國有資產提出剩余索取權要求,國有經濟的收益歸全民作為一個整體所享有。由國有經濟的資產所有屬性所決定,其基本單元即國有企業的效率高低、盈利或虧損,并不對構成國有資產最終所有者整體的個體產生直接的利益影響,因為每一個公民個體因國有企業的盈利所獲致的利益和因國有企業的虧損而承擔的損失是極其間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為國有經濟最終所有者整體構成部分的公民個體,缺乏直接地主動監督國有經濟提高效率的激勵。而作為國有經濟所有權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論應該是有這種激勵的,因為國有經濟運營效益的提高、利潤的增加,就意味著國有資產的擴張和社會福利的提高,這對于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的政府應該有足夠的激勵效應。但問題在于,一方面,許多國有企業本身就承擔著實現一定社會目標的職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政府作為所有者正是要通過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這些國有企業去實現所承擔的社會目標,其間有時不得不把利潤目標、效率目標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國有經濟的運營中,國家或政府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所有者主體的職能,但這是在一個相當大范圍中通過若干層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關系,才能實現國有資產的管理與國有企業的經營的,其間可能產生比較高的運營成本,缺乏有效的監督激勵手段,同時可能逐層弱化國有經濟的所有權約束,從而導致國有企業的效率降低。因此,人們經??梢钥吹?,在國有經濟的運營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資產國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經濟的低效率,或者說國有經濟中存在的低效率狀況就必然地、絕對地是由資產國家所有造成的?對此還應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認為,公有、國家所有必然造成企業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帶來私有企業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說明,私人所有權并不必然、絕對地產生私有企業的高效率。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產所有權和管理經營權統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公司企業中已不復存在。一方面,現代公司所使用的先進而又極端專業化的生產與管理技術使得往往只具備普通知識的股東即一個一個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著強烈的謀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標,也很難對經理人員的經營進行干預;另一方面,現代公司的巨大規模又使股權異常分散,單個或數個股東缺乏足夠的財力通過持股的數量來控制公司的生產經營。因此,在私人業主制中能發揮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在公司制企業中很難、甚至不大可能發揮出來,從而難以成為決定這些企業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私有公司企業中的經理人員就一定比國有企業中的經理人員,基于所有權的原因而更加關心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運行實踐也表明,市場經濟中大量的私有企業的破產,既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的強制性作用,也是由于這些私有企業的低效率,資產的私有并沒有絕對、必然地保證私有企業的高效率。
顯然,市場經濟中一定經濟形式的企業效率的高低并非絕對的、唯一的和所有權關系相聯系。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效率高低和成功與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產權制度對于企業效率的影響而言,并不僅僅只是對所有權發生影響。所有權、控制權、經營權、收益權等構成的權能結構以及在不同權能主體之間形成的相互制衡關系,還有協調權能結構和權能主體之間關系的激勵、約束機制等,都對企業的效率產生著極大的影響。設定其它條件不變,在同一所有權的前提下,不同的企業或者同一企業采取不同的權能結構、在不同的權能主體之間形成不同的制衡關系以及不同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其經營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著極大的差別。因此,不能只是簡單地從所有權關系考察國有經濟的效率,還應該看到在所有權關系不變的條件下,對產權制度其他方面的調整、改革也會影響到國有經濟的效率。
2.市場經濟中企業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條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競爭環境。不論是國有經濟,還是非國有經濟,在委托——關系下形成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狀況時,如果缺乏競爭的市場條件,都不可避免地產生經營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權益、預算約束軟化從而效率低下的問題。而在競爭的條件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可以利用市場這個間接治理方式以及內生的內部治理結構,實現對經營者或人的有效監督,從而使企業經營具有效率。
3.市場經濟中影響企業效率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是企業的治理結構。就公司制企業而言,無論是什么樣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問題,都要分層次地把資產經營權委托出去,都有成本問題,關鍵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對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層次委托關系導致高成本、弱監督激勵的問題,對于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是存在的,關鍵在于建立和形成一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在一個有效的治理結構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經營者、委托人和人的責權利是明確的,相互之間存在著有效的激勵與約束。在國有經濟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結構,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通過諸如任命董事會、監事會成員或經理人員及監督考核企業經營績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業治理結構的有效運作,就可能履行國有經濟所有者代表的職能,促進國有企業不斷提高生產經營效率。
還必須特別指出,企業的產品或產品結構、市場需求及其變化、對某一經營事項所作的戰略決策是否正確以及企業整體管理水平的狀況等等,都對企業效率產生著影響,而且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有可能發生著極其重大的影響。
總而言之,國有經濟的資產國家所有的屬性在一定條件下有著使國有企業產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資產國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條件或絕對唯一的原因。在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同樣具有產生高效率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在國家所有的基礎上,只要建立適當的產權制度,實現產權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結構,形成激勵和約束機制,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場競爭條件,國有經濟同樣會有較高的經濟效益。因此,就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而言,并不否定國有經濟成為市場主體。
三、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矛盾
說明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也是重要的市場主體,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不絕對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著就否定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矛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進程中,國有經濟也存在著矛盾的方面,對此應該區分不同的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國有經濟的存在并發揮一定的功能,但國有經濟的數量與分布顯然有一個相對合理的區間,越過這一區間,就會發生所謂布局性矛盾,即國有經濟數量過多、分布過泛所產生的矛盾。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的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國有企業數量過多,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分布過泛,國有企業技術水平低、設備和產品老化的問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難以形成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對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造成許多障礙,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的功能難以充分發揮,也隱含著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存在諸多問題的極其重要的原因,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途徑,是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調整和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改組。
2.體制性矛盾
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國有經濟的面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我國國有經濟的形成和在改革開放前的發展與計劃經濟體制密切相連,舊體制對國有經濟的影響仍然在許多方面存在,有的國有企業還沒有真正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明晰的產權關系,有的國有企業仍然預算約束軟化、難以自負盈虧、不能適應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許多國有企業還普遍存在著政企不分、機構龐大、人員冗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這就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所產生的國有經濟的體制性矛盾。這一矛盾的根源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途徑,是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國有企業的制度創新,建立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國有企業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現在企業經營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比如,忽視對企業發展戰略的研究,生產經營不從市場需求、市場變化出發,決策隨意而出現重大失誤;規章制度不完善,在生產經營中無章可循、有章不循、違章不究,缺乏嚴格的責任制度和考核監督檢查;成本管理、資金管理、質量管理存在漏洞,導致經營成本提高、資金運用低效、產品質量下降;忽視現代管理技術、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運用,在管理上墨守陳規,不思創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和抗御風險的能力,使國有經濟參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遇到困難。但是,必須指出,這種矛盾并不是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特有的,非國有經濟、非國有企業也存在著這種矛盾。因此,這種矛盾在市場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社會和諧機制
1992年黨的十四大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又做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的決定。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競爭的經濟,然而作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了具有競爭的屬性外,還應具有和諧的屬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競爭與和諧的統一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和諧的市場經濟。
一、和諧運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
1.市場經濟和諧運行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全面和諧的社會,其中經濟的和諧是基礎。因為,和諧社會的實質是要處理好社會中的各種關系,協調好人們的各種利益,使人們和諧相處,充分激發社會活力,實現社會的安定團結。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經濟利益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只有首先協調好經濟利益關系,滿足了物質生活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會是否和諧根本上取決于經濟利益關系是否和諧,只有從經濟利益關系出發來構建和諧社會,社會和諧才有堅實的基礎。目前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要構建的和諧社會,應該是在市場經濟和諧運行的基礎上,構建出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狀態。由此可見,市場經濟和諧運行,是理順我國現階段經濟利益關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
2.市場經濟和諧運行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它除了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外,還必須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具有社會主義的特殊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必須以實現最廣大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既要促進效率的提高,發展生產力,又要防止兩極分化,注重社會公平;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競爭的作用要受到社會和諧目標的約束;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競爭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標的協調和相應政策的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效率與公平、競爭與和諧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的經濟。
3.和諧運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進經濟增長、帶來高效率的同時,其自發性、盲目性的缺陷會損害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從而引發惡性競爭、短期行為、道德缺失,帶來經濟增長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懸殊,乃至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以及其他不和諧因素。市場經濟的缺陷不僅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相對立,而且同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要求相對立。改革開放30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雖然使我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這就為市場經濟消極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從而產生競爭無序和失范、不講誠信、假冒偽劣、欺詐活動等不和諧現象,而這一切都不利于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發展,越迫切需要和諧機制來引導、規范、推進和保障,以維護市場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發展市場經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途徑
市場經濟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發展市場經濟。事實上,市場經濟與社會和諧有密切的聯系,發展市場經濟,有利于不斷增加和諧因素,消除不和諧因素,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途徑。
1.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之間存在著相容性
2005年2月,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上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要求。這些要求與市場經濟的某些屬性有著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本質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第一個要求。發展市場經濟能較好地解決民主法治的問題。因為現代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如果沒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沒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市場經濟是不能夠運行良好的。同時,完善的法治體系也需要民主作為保障。發展市場經濟,能推動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增強人民的政治參與意識,促使國家民主法治體系的完善。市場經濟越發展越容易促進國家完善民主法治,這就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了必要條件。
其次,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公平正義具有統一性。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公平競爭的經濟,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樣的規則。盡管由于每個人的條件不同,在公平競爭中可能導致結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生產者經營者都以平等的身份進入市場競爭,在競爭中求生存和發展,實現優勝劣汰。因此,發展市場經濟,有利于增強人們的平等意識和公平競爭觀念,從而能較好地解決和諧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
再次,發展市場經濟有利于誠信友愛的建立。市場經濟是以信用為基礎,通過契約為紐帶來維系的,“誠信為本”是現代市場經濟長期生存的法則,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如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背后調節著商品運動,一切商品的價值和質量都要通過市場來檢驗,這有利于樹立人們的質量意識和誠信觀念,為和諧社會的誠信友愛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礎。
通過發展市場經濟,還能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要求創造必要的條件。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為了追求利益,相互競爭,不僅使社會充滿著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決效率問題。同時市場經濟不僅能優化資源配置,還能促使市場規則和法律法規的健全完善,這就為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創造了條件。另外,市場經濟承認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對人的利益的承認和肯定,有利于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質的提高,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2.發展市場經濟能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物質基礎
社會和諧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長,沒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長,和諧社會將無從談起。盡管物質財富的增長不會自發地導致社會和諧,但社會和諧卻離不開物質條件。因為和諧與貧窮落后是不相容的,一個貧窮落后的社會永遠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和諧。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同樣,貧窮也不是和諧的社會主義。因此,社會和諧的程度最終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并受其制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社會和諧的基本前提。而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觀上,它能促進社會資源配置的優化,在微觀上它能充分調動企業和勞動者提高效率的積極性,從而有效地促進生產力迅速發展,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物質基礎。轉總之,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是殊途同歸的,是相容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發展市場經濟。
三、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機制
和諧機制是指為市場經濟和諧發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導手段和控制杠桿。盡管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之間存在著相容性,發展市場經濟能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物質基礎。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市場經濟固有的規律和特征決定了市場經濟的和諧是不能自發形成的,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去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機制。
1.堅持以人為本是根本出發點
經濟運行機制必須服從和服務于人類活動與發展的需要,促進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因此,構建和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首先從人出發,尊重人的主體地位,充分保護和激勵人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確保人的權益得以實現。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機制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人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不斷提高,形成人們平等發展、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社會環境。
2.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是基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發展,僅僅依靠法律和制度規范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借助道德的力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道德體系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而新的道德規范還沒有形成,因此積極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確立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遵循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要著力培養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觀念,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引導人們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競爭與協作、先富與共富的關系,營造扶正去邪、揚善懲惡的社會風氣。在人類的道德體系中,誠信友愛對市場經濟的和諧發展最有價值,要建立企業、個人的信用檔案,完善現代信用體系,逐步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
3.加強法制建設是保證
加強法制建設,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維護市場運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競爭的環境,實現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保證。要建立正常的市場進入、市場競爭、市場交易秩序,規范市場行為,保證公平交易、平等競爭,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要通過一系列法律法規界定各市場主體的產權,明確各自的活動規范,使市場活動在法律規則的框架下展開,引導人們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覺按照法律的規定來規范自己的行為,解決所遇到的矛盾;要堅決打擊市場不法行為,真正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運行。
4.健全收入分配機制是關鍵
社會公平是衡量和諧社會的重要尺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和優越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表現。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則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促進社會公平,就必須健全收入分配機制,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構建科學、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要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在科學發展觀提出的“統籌規劃”方法指導下,充分考慮和兼顧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利益,制定社會普遍能夠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強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并以法律形式來調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時還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推進器,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器。因此,必須完善城鄉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險等制度,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對失業者給予資助、對困難群眾給予保護,實現全社會的社會保障,滿足每一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發展。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競爭的經濟,也應該是和諧的經濟,既具有競爭機制,也應該有和諧機制,只有把競爭機制與和諧機制有機的統一起來,才能實現市場經濟的和諧發展,奠定和諧社會的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陳永昌:《堅持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的有機統一》.《北方經貿》,2005年第10期
[2]顧枉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建設》.《經濟縱橫》,2008年第1期
關鍵詞:信用/交易/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的特征在于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基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交易性,任何一個經濟主體都必須依靠信用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聯系。市場是由一個個交易構建起來的,市場交易的順利進行和市場經濟正常秩序的維護都離不開信用的建設性作用。貿易的繁榮需要兩個條件,即貿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這只會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于是信用便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前提與基礎。隨著交易的復雜化、普遍化,以信用為基礎構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場秩序?!靶庞弥贫瘸蔀槭袌鼋洕F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項制度,并足以支撐人類合作秩序的不斷擴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詞源于拉丁語Credere,意為信任。它在羅馬法中的對應概念是拉丁語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義、誠實的含義,與英語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詞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與信任密切相關。信任(trust)是人類的一種情感(passion),也是人類的一種風險性行動。[4]它總與預期、風險、理性與感性、相互關系等概念相連,戴維·J·弗里切認為,信任由可預見性、可依靠性和信賴這三個基本要素構成:可預見性指人們可以預料到將來發生的各種情況,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證,確定可以相信一個人,他(她)將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賴是相信一個人會一直是可預見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學者把信任關系視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因素。社會學家們,如齊美爾(Simmel)、涂爾干(Drkheim)、韋伯(Weber)等認為,信任是社會組織的粘合劑,是一個社會凝聚力的基礎。盧曼把信任視為對付經濟或社會復雜系統中不確定性的重要手段,認為信任將使社會應對復雜性的潛力得以發展。
“信用”一詞在《辭?!防镉卸嘀睾x:一為“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為“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三為“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義性使之往往在多種意義上被各學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區分為經濟上的“信用”概念、倫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經濟上的信用,也稱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貨幣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潤暫且不論,其貨幣在一定期間后用等價交換關系可以被取回的關系。本來應該同時等價交換的關系的東西,用前期貸款的形式被轉化為不同時的等價交換關系。[6]香港饒余慶先生認為,信用包含債權和債務關系,其根據是授信人對受信人償還之信心。從經濟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的共生物,與商品交換、貨幣經濟不可分割,正如馬克思所言,信用是價值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隨著交易關系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信用形式更為復雜多樣,根據用途的不同,可分為三種:一是商業信用,指在流通過程中,為了節約或限制流通時間、手續、費用等,在賒賬形式的情況下,商品和對價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二是生產信用,指在生產過程中,把閑置資本集中于自己的銀行,為了產業資本的生產過程而投入貨幣的錢其貸款;三是消費信用,指在投下資本生不出利潤的消費過程中,讓消費者用貸款或賒賬的形式,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7]根據主體不同,可分為四種: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為授信主體而產生的信用關系;二是銀行信用,指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授信主體,以貨幣為經營對象而發生的信用關系;三是企業信用,包括商品賒銷、發行債券或其他融資手段;四是個人信用。
倫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種誠實無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義務,如“信近于義,言可覆也”。當然,倫理信用與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交易信用的關系建構了市場經濟秩序的主體,倫理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其不僅僅是一種道德標準,而且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支持性資源。交易信用僅僅單純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與契約都存在著執行成本和不確定性的缺陷,倫理信用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能。菲蘭格利甚至將信用看作“第二種貨幣”。弗蘭西斯·福山從信任與經濟繁榮著眼,認為建立在宗教、傳統等文化機制之上的信任構成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規模及國家競爭力?!氨M管契約與私利是人們結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組織都是建立在擁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的群體之上的。這些群體不需要具體周密的契約和規范其關系的立法制度,因為道德上的默契為群體成員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盵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義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義:
其一,作為道德倫理意義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誠實信用原則(Bonafides),被現代民法尊為“帝王條款”,即是道德準則在法律中的體現,“誠信原則以‘善意及衡平’為內容。對于私法,可給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漸次近于倫理觀念”[9]。
其二,作為一種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權。信用是指對一個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義務的能力、尤其是償債能力的一種社會評價?!恫既R克法律辭典》將其定義為“企業或個人及時借款或獲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債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一方對于對方有關償債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見的結果”。[10]如德國民法典第824條將信用權規定為人格權予以保護。信用權是一種人格信用,該信用作為一種對于當事人資質的社會評價,通過信用評級制度已經信息化、制度化。此外,與信用聯系密切的信賴等觀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賴利益的保護、締約過失責任、附隨義務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諾不得反悔原則(estoppel)等等,但此種信賴保護的法律原理與信用的本義有所不同。
其三,作為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種不同時的交換關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現為“債權”、“債務”關系,[11]債權本質上即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與Credit為同義語,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為:我給與信任(IPlaceTrust)。[12]債權人即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給方;債務人則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當然,債與信用畢竟并非內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債權包括意定之債與法定之債,意定之債,主要為合同債權,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債中的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不當得利返還之債等,旨在補償損害和恢復原狀,而非創設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為一種經濟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與意定之債具有同義關系。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金錢債權中,信用一語得到廣泛應用。
二、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
所謂“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的命題,此處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廣義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表現在法律上則為債權債務關系,即“以協議或契約為保障的不同時間間隔下的經濟交易行為”。信用的構成有權利義務、流通工具、交易對象、時間間隔四個因素。信用形式的轉化就是債權債務關系的轉化和消長。信用具有代替貨幣流通、節約流通費用、提供金融資產等效應。[13]當然,經濟信用作為一種法權關系和制度安排必須以倫理信用為道德基礎才得以普遍確立。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獨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場經濟上形成的,信用與市場經濟是密不可分的一對孿生兄弟,兩者是一個共生的過程。西方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其自身就是一個倫理的過程,是對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認與尊重,其倫理世界是以此為存在前提的。[14]市場經濟與信用息息相關,其內在的契合關系可從以下幾方面考察:
第一,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
市場經濟承認市場主體利益訴求和獨立財產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財產。生產的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分工使得市場主體根據其“比較優勢”決定其生產,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其生產的產品不適以自己使用、消費為目的,而是旨在交換實現其貨幣價值。休謨認為,物品的交換以及服務和行為的交換,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益,但為別人服務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將會報答我的服務,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務和行為的交往,若要達到互利的結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場經濟體制下財產的分立和社會分工的復雜和細致性,決定了法律無法通過指令性的計劃調整資源配置,因此必須以契約的方式確定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換關系,由此產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動,反映在法律上即為“契約自由”和“契約必須信守”的原則。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現與債權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為現貨交易,即時清結,交易的發生與完成結合為一體,交易的締結和履行瞬時完成,時空因素不會對交易產生影響,故不存在信用問題,信用沒有用武之地。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漸萎縮,物物相易必須交易雙方對方提供的貨物同時需求,這使得交易很難順利達成。依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物物交易中的需求雙重耦合困難是貨幣產生的重要條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價物——貨幣橫空出世。貨幣的出現使買賣過程分離,商品于是有了價格,使千差萬別、性質各異、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礎,商品交易突破了狹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體之間得以普遍化,從而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及維護市場運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締約與履行的時空分離,也導致債的觀念出現,成為一種“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羅馬早期,市場交易尚不發達,交易觀念尚未開化,財產秩序以歸屬秩序為主,注重保護財產靜的安全。原始的契約與契約的履行緊密結合,并伴隨著嚴格的程序要件,債和諾成契約并未獨立、分化出來。在這基礎上形成了古代要式買賣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羅馬的要式買賣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擬棄訴權(CessioinJure)、耐克遜(nexum)等方式,要式買賣雖具有早期契約的特征,將契約合意與嚴苛的形式、標的物的轉移占有相結合,在外形上形成統一的要式交易行為。[16]在市民法上,要式買賣被看作所有權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語,擬棄訴權以佯為訴訟,耐克遜以神前宣誓、履行銅塊和稱的方式來完成其合意過程。當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區分當事人合意、債務約束和轉移占有的事實行為。債權合意還未與履行行為相分離,即時清結的交易還不足以發生債和信用的問題。其后,由于市場交易發達,財產流通迅速,諾成契約作為真正的契約日益凸顯其重要性,交易觀念上,“信用”成為一種交易倫理的要求,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契約必須信守”成為自然法的公理,債作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與之相應,旨在維持信用、創造信用的擔保制度作為債權的保障手段,也就應運而生了。
第三,債權在近代社會中逐漸壓倒所有權而占據優勢地位。
債權(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這可由所有權與債權的在近代社會作用的轉變而表現出來。近代中的所有權不再表現為中世紀以利用為中心的財產權體系,實現了所謂“土地的解放”,確立了羅馬法以歸屬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的所有權理念。在這種組織之下,所有權的作用不再是對物的使用,而是通過對物的支配,實現對人的支配,亦既將財產轉化為資本(所謂勞動從屬于資本)。要想把所有權資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須與各種債權契約相結合。在兩者結合過程中,債權色彩日益濃厚,逐漸凌駕于所有權而成為經濟的命脈。[18]正如拉德布魯赫所言:“只要所有權是對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權是借貸債務關系的經濟重心,那么它就是資本,無論是勞動契約中的要獲取勞動的資本,還是借貸契約中的要用諸勞動的資本。債權的權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經濟的目的,債權不復是旨在物權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盵19]
第四,倫理信用的發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作為倫理的信用觀念脫離了傳統社會的“尊尊,親親”的“差序格局”,演變為一種符合自然法的普適性的道德標準,成為與市場經濟大規模展開相匹配的交易倫理。啟蒙思想家們認為,訂立的契約必須履行,不履行契約就是不正義,是對自然法的違背。格勞秀斯認為,“遵守契約也是自然法的組成部分。因為在人群中間必然相互限制來建立社會關系,除此而外更無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約,從而產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團,或者舍身為他人服務,無論是明言允諾,還是理所當然”,“有約必踐,有害必償,有罪必罰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倫理不僅僅普遍化,而且必須能為大多數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也超越了傳統禮俗社會中個人心性修養的窠臼,具有了某種功利性價值,而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工具理性。經濟學家約翰·穆勒認為,“信用以信任心為根據,信任心推廣,每個人藏在身邊以備萬一的最小額資本亦將有種工具,可以用在生產的用途上”?!叭绻麤]有信用,換言之,如果因為一般不安全,因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則有資本但無職業或無必要知識技能而不能親自營業的人,將不能從資本獲得任何利益:他們所有的資產或將歇著不用,或將浪費消減在不熟練的謀利的嘗試上”。所以,“設社會則由較良的法律及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擔保自己不會侵占或瞎用別人的資本,這種利益的收獲還會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場經濟與信用、債權、法律和國家息息相關,具有內在的同構關系,市場經濟體制在歷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開,在上層建筑上表現為法律上的債權關系,背后伴隨著相應的一個近代的國家和法制的建構過程。黃仁宇先生認為,近代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需要三個因素:資金廣泛融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這三個因素能夠繼續展開,全靠信用,而信用則不可能沒有法律支持。其展開則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即所謂該國家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謂“農業社會管制的方式為新型商業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國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自此內部各種因素大體受金融操縱”。[23]
三、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障礙及其改造
我國古代,信用被推崇為一項重要德性。據統計,“信”字在我國古代儒家典籍《論語》中出現了38次之多,僅次于“仁”和“禮”。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鬃又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國的高度,“民無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寧死必信”。但我國傳統文化上對信用的強調,主要著眼于私人品德的修養,宗族鄉里風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國的禮治要求。其不過是一種農業社會、鄉土社會、宗法社會的道德形態,與在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普遍交易倫理的信用不同。這種信用并沒有建構成市場交易的一種法權關系,在倫理上也沒有被抽象為一種普遍的基本道德義務,而往往必須屈從于“尊尊,親親”的規范和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安排。嚴復先生比較東西風俗,指出兩種“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貴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24]。先生也認為:“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盵25]有學者認為,誠信不能上升為普遍道德義務是傳統儒家道義論的一個薄弱環節,是一個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觀的個人化和封閉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撐普遍化的市場經濟。這是因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內在的限制,無法突破熟人社會的限制。按照韋伯在《儒教與道德》中的觀點,“在中國,由于儒家理論的作用,政治與經濟組織形式的性質完全依賴于個人的關系,…中國所有的共同行為都受到純粹個人的關系、尤其是親緣關系的包圍與制約。從經濟觀點看,這種人格主義無疑是對客觀化的一種限制,同時也是對客觀理性化的一種限制。一種主要在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運作的法律有礙于客觀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發展,而這意味著難以產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個人關系的信用,也無法脫離個人關系去建筑各種經濟合作組織?!盵27]我國目前的信用匱乏的現狀即源于傳統的斷裂,社會的急劇轉型。在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打破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但由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場的交換關系,交易信用無從展開,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構成實行單位制度,個人被組織在相對封閉的單位中,其交往范圍、社會流動與傳統的熟人社會頗有類似之處,因此信用失去了產生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轉型對傳統熟人社會之下的個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由于中國傳統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適性的道德標準,不承認平等的主體人格,導致主體在轉型的社會中容易成為“利己主義者,卻不能成為個人主義者”。[28]以至于轉型時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國成為一個信用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與信用不足相關的欺詐和犯罪幾乎遍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諸如假冒偽劣商品橫行、股市“圈錢”、逃廢債務、偷稅漏稅等。
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一個非人格化的結構,它的基礎不是人格,而是國家和法律。近代市場經濟中,信用的基礎是財產,當事人通過對財產權利的安排實現債的擔保,而信用的維持、財產的擔保都必須國家和法律的相應配套建設和支持,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怂乖谄涿督洕防碚摗防镎J為,從習俗經濟和指令經濟演進為商業經濟或“重商主義”,是一個商業的專門化過程的開始,商業的進一步發展要有更加非傳統和非人格化的結構,市場經濟的突出特點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貨幣、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實現這種過渡必須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保護產權;第二,維護契約。
契約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礎。西方國家的契約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羅馬時期,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而出現的廣泛的商品交換,使人們擺脫了血緣關系這根“天然的臍帶”,轉而通過契約關系這根紐帶維護和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形成西方的契約文明和契約型社會。這種契約文化反過來又推動了以契約信用為主要形式的信用經濟的發展。以往那種借助于血緣關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權利義務關系,均被利益調整下的契約關系所取代,由法律調整的“信用”,完成了其從人倫信用到契約信用、從特殊主義信用到普遍主義信用的過渡。[29]
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用資源必須要和現代市場經濟對接,將其改造為一種以契約為基礎,以國家和法律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社會形態由農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由鄉土社會轉向市民社會,由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債權債務在陌生人之間擴展,熟人社會的人際信用不足以維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統化的財產擔保和法律強制保障交易信用,從而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變。
注釋:
[1][英]安東尼·帕格頓:“信任毀滅及其經濟后果”,載《國外社會學》2000年第3期。
[2]汪丁?。骸盎仡櫧鹑诟锩?,載《經濟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鄧方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5]轉引自李心合:“信任問題的財務學思考”,載《財貿問題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7]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8][美]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頁。
[9]蔡章麟:“私法上誠實信用原則及其運用”,載鄭玉波主編:《民法總則論文選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頁。
[10]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11]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
[12]林鈞躍編著:《企業賒銷與信用管理》(上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13]參見曾康霖、王長庚:《信用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參見[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梁濤、申政武、李旺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6頁。
[15][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下冊),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61頁。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17]羅馬法上債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對私犯的罰金責任,參見[意]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頁。但只有演化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為財產責任后,才具有債的意義。
[18]參見[日]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王書江、張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頁。
[19][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頁。
[21][英]約翰×穆勒:《經濟學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66年版,第477—478頁。
[22]參見[美]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頁。
[23][美]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頁。
[24]嚴復:《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頁。
[25]:《鄉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6頁。
[26]參見何懷宏:《良心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54頁。
[27][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
[關鍵詞]世博會;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
一、引言
當前,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形式。近年來,中外學者圍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了不少研究。富萊希尼建立了俱樂部模型,指出每個俱樂部成員都期待凈收益最大化,俱樂部的產出在不同的國際經濟組織中是變化的。[1]袁家冬等指出了我國目前都市圈理論研究和規劃實踐上存在的一些誤區,對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質、形成機理、地域結構與空間形態、類型與規模等進行了分析。[2]彭際作把大都市圈作為一個整體,以長三角大都市圈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人口空間格局和區域發展的關系,并對其空間結構的階段性表現進行了總結。[3]李瑞林等指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途徑應該以市場化為基礎,以降低交易成本為核心。[4]從歷屆舉辦過世博會的城市來看,世博會帶動了舉辦城市的經濟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博經濟圈”,如1970年日本世博會形成了著名的“關西經濟帶”、2000年德國世博會造就了漢諾威國際會展業的龍頭城市。
長三角是由滬、蘇、浙16個地級以上城市組成的復合型區域,世博會對長三角會展、旅游、環境、就業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方面將產生直接影響。
雖然區域經濟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績,但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仍面臨著諸多障礙。長三角這一復合型行政區域,經濟運行帶有明顯行政區域利益特征,區域合作與摩擦并存,生產要素缺乏完全自由流動,各城市間的規劃缺乏統籌銜接。[5]區域內各城市招商引資呈“傾斜式”競爭態勢,相繼以過度優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資。區域各城市間產業結構趨同現象突出,使得區域內整體聯動效應的發揮受到極大抑制。此外,長三角跨省市的重大基礎設施未能實現統籌規劃、有效銜接,造成許多基礎設施(主要為港口和機場)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嚴重。
區域經濟發展中盡管存在諸多障礙,然而區域經濟合作已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主流趨勢。目前,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初步建立。為推動和加強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1997年成立了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在2006年的長三角經濟協調會第七次會議上,16個成員城市以“研究區域發展規劃,提升長三角國際競爭力”為主題,研究區域合作大計。2007年的第八次會議上又提出“調動長三角各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將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與世博會緊密互動”的主題,從而推動了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區域經濟合作以從一般的產業項目協作向資本融合方向發展,從單一的生產合作向科研開發合作方向過渡,從工業領域為主向金融、房地產、旅游等全方位拓展。在提出長三角地區要在信息、規劃、科技、產權、旅游、協作等六個領域進行合作的基礎上,2007年又拓寬了區域經濟合作的空間,環保與世博會成為了合作的新項目。區域經濟合作重點也在不斷深化中。在世博會舉辦這段時期,區域合作重點轉到了城市交通、生態環境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上。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交通等現代服務業的服務對象已經擴展到整個長三角區域,區域內服務業合作的空間和領域在不斷擴展。
本文依據長三角經濟發展軌跡及該地區城市間合作現狀,以合作博弈的視角對2010上海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對策思路展開深入剖析。
二、上海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影響
雖然區域經濟合作仍面臨一定障礙,但合作已成為長三角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2010上海世博會將成為推動長三角區域競爭、合作的重要契機。
(一)世博會與城市群的相關性
從歷屆世博會的舉辦(見表1)中,我們看到舉辦城市往往是有一個經濟實力強大的腹地區域作支撐。這是因為:
一方面,世博會的舉辦需要耗費大量物力人力,這要求舉辦地有一定經濟實力以保證一屆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美國的紐約、芝加哥、費城,歐洲的巴黎、漢諾威、倫敦,日本的大阪,都有著很強的經濟實力,是本國乃至世界的經濟發源地和經濟中心,這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成功舉辦世博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世博會的成功舉辦將使得區域經濟串聯起來,通過一系列局部多贏合作,推動區域內部從淺度合作進入深度合作,從而促進城市群的發展壯大。
(二)上海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效應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將促使長三角地區形成一個全新的“世博經濟圈”,成為長三角經濟圈加速融合,最終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利契機。當前,區劃經濟成為長三角各地區間深化協作的重要障礙。而世博會的舉辦將利于長三角各地區打破區劃阻礙,加強協作實現共贏。世博會的溢出效應首先輻射到長三角都市圈各城市,進而在更高層次上發揮整體優勢。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將使長三角地區生產要素跨地區的流動性明顯增強。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地區經濟的封閉性逐漸減弱,有利于在更廣范圍和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促進生產要素與產品跨地區的自由流動與整合,促成以資源有效配置和整體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的區域專業化格局形成。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將推進長三角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改變當前的產業同構現象,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優勢,加快區域內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整合,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三、長三角區域經濟的合作博弈模型
(一)合作博弈與非合作博弈
根據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論可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兩者間的主要區別在于博弈方的行為相互作用時,雙方能否達成具有強制約束力的協議。合作博弈強調的是集體理性,是一種“雙贏”策略,它通常能獲得較高的效益,而非合作博弈強調個體理性,其結果往往是低效率甚至無效率。
合作博弈研究的兩個重點:一是聯盟是怎樣形成,二是聯盟中的成員如何分配他們可以得到的利益。
(二)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依據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現狀可建立合作博弈模型。根據長三角城市等級體系,可將長三角城市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上海,第二層次是南京和杭州,第三層次包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寧波、湖州、嘉興、紹興、舟山和臺州。
設每個城市所在的層次為一個代表性成員來參與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則該博弈可看作是由三個成員參加的博弈。其中每個成員作為一個局中人都需要考慮是單獨行動還是與其他局中人進行合作的問題。因此,對每個局中人來講,重要的不是他在策略集中選取一個什么樣的策略,而是與哪些局中人結成聯盟以實現協調行動??山⑷缦履P?
G(N,v)=S1,S2,S3;b1,b2,b3;v1,v2,v3
其中,G(N,v)為有3個局中人參加的合作博弈;S1,S2,S3為各個局中人的策略空間;b1,b2,b3為聯盟所達成的協議;vi為第i個局中人的特征函數(即得益函數),v(S)可以解釋為聯盟中當成員合作時所能實現的最大利益。其征函數具有可超加性,對任意兩個獨立聯盟S與T(即S∩T=),有V(S∪T)v(S)+v(T)
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的分配可表示為:在合作博弈中對三個局中人而言,存在一個向量X=(x1,x2,x3),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xi=v(N)(1)
xiv(i),i=1,2,3(2)
其中,xi表示合作博弈中局中人從聯盟的收益中分得的利益分額,v(n)表示3個局中人的總和收益。v(i)表示單個局中人的收益。條件(1)說明各局中人分配的利益總和正好是所有局中人的最大總和收益。條件(2)說明從聯盟中各局中人分配到的收益不小于單個局中人所得到的收益。
由上可知,合作博弈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對聯盟來說,整體收益大于其單個局中人單獨博弈時的收益之和;二是對聯盟內部而言,應存在著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分配規則,即每加盟的局中人都能獲得比不加盟時更多的收益。也即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只有同時滿足集體理性條件和個體理性的條件時,才能使得區域內各個成員為了長遠利益而放棄眼前短期收益,實現區域內一體化合作發展。
我們可利用公式化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在博弈G(N,v)中,局中人i∈N的Shapely值的正式定義如下:
φi(N,v)=∑[v(S)-v(S/i)]
其中,|S|表示聯盟中所含局中人的個數。進一步可知,長三角區域對參與合作博弈的成員按其收益貢獻率來分配收益,這一合作博弈具有穩定性。
(三)合作博弈與世博會
我們還可通過納什均衡理論進一步分析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的影響,從中求出合作博弈的納什均衡解。
設甲、乙為參加長三角區域合作博弈的兩個局中人,他們都有兩種策略可以選擇:競爭和合作。如圖1、2雙向量矩陣所示:
其中,圖1表示未受世博會影響的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圖2表示世博會影響下的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設b>c,e>f,且a,b,c,e,f,g均>0。
圖1,如果甲選擇競爭,那么乙選擇競爭將得到0的預期收益,選擇合作將遭受a的預期損失。所以在甲選擇競爭策略時,乙的最優反應策略為競爭。依此類推,最終可得到(競爭,競爭)納什均衡解。這也是當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存在很多制約性因素的原因。
圖2,如果甲選擇競爭,那么乙選擇競爭將遭受e的預期損失,選擇合作將遭受f的預期損失。由于e>f,所以在甲選擇競爭策略時,乙的最優反應策略為合作。
依此類推,最終可得到(合作,合作)是納什均衡解。這一結論成為破解長三角地區城市間競爭有余、合作不足的對策思路。
四、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區域內各地政府層面的合作
為改變區域內各自為政的現象,長三角區域各地方政府應以世博會為契機,加強合作磋商,突破區域間的障礙。緊密結合世博會的籌辦展開溝通與合作,充分重視與世博會相關的協調機構的作用,并賦予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與世博會舉辦有關的跨行政區的各項工作,建立區域規劃指導和政策扶持,提供適宜的政策環境與管理服務,以現有的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為依托,共同推動世博經濟發展。同時還可考慮設立長三角區域共同發展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和社會服務設施建設。
此外,長三角區域還應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依靠各種經濟手段,優化區域利益協調機制,從而實現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6]
(二)發揮區域市場的主導作用
長三角各地區應以世博會為契機,放開企業在區域內不同地區的流動,組建跨地區的企業集團,充分發揮其在建立共同市場、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作用。[6]根據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經驗,區域經濟、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大都市圈的快速發展,大都市圈的整體協調發展需要經濟要素的自由、暢通流動,在城市互動、城鄉互動的過程中,打破地區分割、城鄉分割的現狀,積極實現人才、能源、資金等的順利流通。打破市場的地區分割,消除地方行政保護,讓產品、服務在各個市場上公平、平等競爭,真正實現消費者導向,而不是政府導向的市場需求,積極實現市場的一體化,為大都市圈的發展提供活力。[7]長三角各地區應突出市場的主導作用,打破城鄉分割、地區封鎖的格局,盡可能減少市場運作的障礙,進一步改善區域內商貿流通體系,從而促進長三角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完善。[8]同時可通過促進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和組合,加強區域內各城市之間相互融合,形成以資源優化配置和整體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的區域專業化分工格局。
(三)合理分工,優化區域產業結構,促進各層級城市功能轉型
長三角各地區不應把眼光注重在自己的“小地盤”上,應加強溝通、積極配合,以世博會為契機,積極培育整個區域的優勢產業,放眼全國乃至世界的特色產業。區域內應積極主動地分工,減少、避免產業的同質和同構。服務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服務業的發展形成的網絡效應使得市場的范圍大大擴張,服務業尤其以商業、交通、通訊為代表的網絡服務業的發展將會促進制造業產業的分工;另一方面服務業的發展能夠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分工。上海正在成為現代服務業的中心,長三角各地區應大力發展服務業,促進制造業的分工,在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前提下,將核心城市上海對外開放的核心轉移到通過開放吸引更多的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的服務理念和管理經驗上,在提升制造業技術檔次的同時,提升服務業的績效,促進上海進而帶動二級城市功能的轉型,最終促進整個經濟結構的優化與發展。
(四)發揮輻射作用,整合資源,形成錯位競爭格局
長三角作為全國發揮重要輻射作用的地區,區內各城市應融入地區整體發展大局中,依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方針,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產業結構定位。要突破行政分割對科技資源的隔閡,整合區內各大專院校、科研院所、企業研究機構、科技中介的科技資源,建立起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使電子信息、生物制藥和新興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成長為長三角的主導產業。推動科研機構研究成果的產業化、市場化,開發科研機構與企業聯系的信息網絡、交易和協作網絡。應加快區域信息網絡化體系建設,注重區域內部信息基礎設施的統一規劃,推動信息要素交流,在區域內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資源共享,全面提升本地區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以信息化促進地區整體效益的提高。
上海與二級城市形成錯位發展,合理配置有限的城市資源。實現水平分工的關鍵在于:二級城市的主導產業必須實現與首位城市的錯位發展。長三角各地區要憑借“錯位戰略”的創造性發展思路,根據各自現有經濟狀況、自然稟賦及產業發展的不同層次,在提升產業競爭力方面的努力重點和方向也應有所差別。各城市在建設各自主導產業聚集區中,應尋找“比較優勢”,重點打造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形成各具特色、錯位競爭的主導產業分工格局。
(五)上海應成為現代服務業的中心
在世博會舉辦期間,區域內各城市要加強合作,舉辦有區域特色的展覽會,與世博會產生協同效應,帶動區域現代服務業的整體發展。根據國際大都市圈發展經驗,各大都市圈都有一個地位相當重要的中心城市,這個城市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前提和先決條件。并且,中心城市為大都市圈的發展、演化提供了強大的支持,作用無可替代。在我國的大都市圈發展中,特別是長三角的發展中,也應參照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發展的經驗,各地在產業發展上應根據自己的優、劣勢,以世博會為契機,在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自覺選擇各自的特色產業,并形成中心城市服務業主導、周邊城市制造業主導的局面。上海應著力吸引高級產業,這樣才能在產業體系的各種資源中占據主導地位,從而成為新型產業的策源地。
二級城市與核心城市、其他二級城市之間要實施錯位發展戰略,避免走產業同構、惡性競爭的老路子。從今后發展看,區內二級城市應努力承擔承上啟下的重要節點功能,努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成為區域現代生產業和技術創新中心。二級城市發展現代服務業既是產業發展階段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增強第一、第二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其發展目標是:順應產業結構高度化演進方向,以服務本地化和特色化為導向,建立具有一定功能特色的現代服務體系、產業市場服務體系,增強城市對資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力,增強城市活力,以符合區內核心城市的服務業發展趨勢。[9]
世博會影響下長三角各城市間采取合作策略,對各地經濟發展是有利的。世博會將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最終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如何克服發展中的限制性因素,如過分強調行政區劃、惡性競爭、產業結構趨同、基礎設施重復建設,充分利用世博會舉辦所產生的同城效應,突出區域統籌協調發展,加強對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組織協調,從而推動長三角大都市圈的加速融合,成為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1]MicheleFratianni&JohnPattiso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inaworldofRegionalTradeAgreements[J].TheWorldEconomy,2001,24,(3).
[2]袁家冬等.我國都市圈理論研究古規劃實踐中的若干誤區[J].地理研究,2006,(1).
[3]彭際作.大都市圈人口空間格局與區域經濟發展——以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為例[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5).
[4]李瑞林,駱華松.區域經濟一體化:內涵、效應與實現途徑[J].經濟問題探索,2007,(1).
[5]陳升.上海世博會: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引擎[J].中國審計,2004,(12).
[6]陳信康.上海世博經濟研究專論[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7]谷永芬,宋勝洲等.大都市圈生產業——以長三角為例[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
【摘要題】經濟思想史研究
【關鍵詞】宏觀治國學/微觀治生學/“人和”/市場營銷
現代市場營銷學有了強烈的“管理導向”,即從管理決策的角度研究營銷者(企業)的市場營銷問題。我們把市場營銷從微觀(企業)、宏觀兩個方面的管理來研究分析,借用中國傳統的市場管理思想“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治生學”兩方面的思想分析,以實現古為今用的現實意義。
一、宏觀管理的治國學
(一)“順道”
宏觀管理的治國學,“順道”一詞屬于主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意思是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于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于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兇”,“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這是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須順應客觀規律?,F代企業要想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發展自己,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國家要宏觀調控,保護地球,保護大自然,維護生態平衡的發展。
(二)重人
“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先必為謀利?!豆茏印氛f:“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必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因此,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管子·五輔》),“人以德使”(《管子·樞言》)。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需要的是人才,因此,我國大中型企業對人才的重視,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必須做到“求賢若渴”,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系到企業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
(三)守信
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一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系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于民,提出國家行政應該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把远豢蓮驼?,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勢》)。因此,企業的發展,參與市場經濟的競爭,必須從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一個“信”字。我國歷來有提倡“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茍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企業形象的塑造,知名度、美譽度的提高,唯一的途徑,就是對顧客負責,誠實守信,使“顧客讓渡價值”最大化,最終才能提高顧客滿意程度。
(四)求實
實事求是,辦事從實際出發,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準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犯冒進錯誤;不及于形勢又錯過時機,流于保守。兩種偏向都會壞事,應該防止?!豆茏印诽岢觥傲苛Α痹瓌t和“時空”原則,凡是量力而行,“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揮作戰,要知道自己的兵力和裝備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乘馬》)。對于企業而言,參與市場競爭,要制定適應環境變化的戰略。(1)創新制勝。即企業應根據市場需求不斷開發出適銷對路的產品,以贏得市場競爭的勝利。(2)優質制勝。即企業向市場提供的產品在質量上應當優于競爭對手,以贏得市場競爭的勝利。(3)廉價制勝。企業對于同檔次產品應當比競爭對手更便宜。(4)技術制勝。企業應致力于發展高新技術,實現技術領先,開發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產品,在市場競爭中占領制高點。(5)服務制勝。企業提供比競爭對手更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務,在其他條件相同時,誰能提供更周到的服務,誰就能占領市場,贏得顧客。(6)速度制勝。企業應當比競爭對手更快的速度推出新產品和新的營銷戰略,搶先占領市場,迅速擴大市場,不但壯大了實力,而且能在顧客中形成先入為主的“正宗”、“正牌”概念。(7)宣傳制勝。企業應當運用廣告、公共關系、人員推銷和銷售促進等方式大力宣傳企業和產品,提高知名度和美譽度,樹立良好形象。
二、微觀管理的治生學
“微觀管理的治生學”,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形成的理論,它反映國家的管理和企業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競爭,是行為科學的理論“人群關系參與”論,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人和:人和中的“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豆茏印氛f:“上下不和,雖安必?!保ā缎蝿荨罚??!吧舷潞屯?,“和協輯睦”(《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范。
發展市場經濟講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國家的政策,允許企業大膽想大膽干大膽地創新;地利講的是環境人口密度,人口的流通量,交通環境的發展;人和講的是公共關系、人際關系、社會關系、企業與政府、社區與公眾、消費者之間的信譽關系。企業具備以上因素是成功的關鍵。
從微觀環境來講,求和的關鍵在于當權者,具體講,企業法人嚴于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豆茏印诽岢觥盁o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法法》)。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鉆營利祿,大搞宗派,殘害民生的“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都注重人和的原則,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人和的思想應用到西方市場經濟的管理中,認為企業的職工是“社會人”,他們不單獨的追求金錢的收入,還要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歸屬感等社會心理的欲望滿足。西方國家具有代表的人物梅奧認為,“人是獨特的社會動物”,只有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集體之中才能實現徹底的“自由”。因此,企業只有滿足工人的社會欲望,提高工人的士氣(所謂士氣,就是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協作精神等結合成一體的精神狀態),才是提高生產效率的關鍵。
稅收的絕對普遍公平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公平必須是考慮到投入和收入之間合理關系,在機會均等基礎上對人(含法人)的能力和努力起促進作用的收入均等,這就是有限公平,它將有利于效率。我國稅制的公平目標應該是實現資源配置優化的公平,本文從經濟、社會、生態三個層次分析公平問題,探討適合我國稅制改革方向的稅收公平評價體系。
(一)經濟公平
稅收的經濟公平考慮的是如何通過課稅機制建立起經濟利益主體之間平等競爭的條件和環境。通過有效的途徑將稅負在社會成員中進行合理分配,不至于使不同社會成員有負擔沉重或負擔很輕的感覺,主要運用納稅能力負擔原則。根據WTO的國民待遇原則,在所得稅方面內外資企業應當一視同仁。目前外資企業享受的15%優惠稅率,實際上是享受了超國民待遇,這對國內企業顯然有失公平。一直以來,我們對外商實行1到2年免稅、3到5年減半,據統計,從1983年到1992年期間,僅這一項稅收優惠,稅基就損失了1500億,稅款流失了500億,并對內資企業帶來嚴重歧視。從實際效果來看,稅收的優惠并非外商投資中國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首先,應該進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把《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所得稅法》和對內資企業征收的《內資企業所得稅條例》合并,制定一個同時適用于內外資企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二,稅率問題。我們過去的法定稅率是33%,因為對外資企業有很多的優惠,實際稅率可能只到12%~15%.內資企業在扣除優惠以后實際稅率在25%左右。稅率高,優惠多,就為逃稅漏稅創造了機會。稅率降為25%~30%比較合適。三是稅收優惠問題。除了減少優惠以外,稅收優惠應該體現鼓勵高科技產業的精神,對特定的行業、項目應給予更多的優惠。最后,應該對西部開發給予地區性優惠。
(二)社會公平
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是緊密相關的,稅收公平要考慮如何利用課稅機制達到社會有序發展的目標,應從兩個方面來貫徹稅收的社會公平。一方面通過征收社會保險稅用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解決社會失業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具有相同負擔能力的人應繳納同樣數量的稅。社會公平的實現不僅需要好的稅收制度,還要求在實行過程中能普遍征稅。一個稅種對納稅人征稅應盡量普遍地觸及征稅環節的每一次交易,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免稅減稅,并防止偷漏稅。整體稅法是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而惟有個人所得稅相反,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這種考慮是因為國家在個人所得稅的立法過程中不是先考慮怎么把居民的錢都收上來,而是考慮將個人所得稅作為調節器,平衡貧富差距。首先,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當務之急。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只有800元,這個起征點是以20年前的收入標準和物價水平來確定的,而現在800元在一些大城市僅僅可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但卻要交稅。另外由于我國稅收制度不夠完善和健全,個人所得稅60%以上是由工薪階層所繳納的,高收入者根本觸及不到。為了保護居民消費熱情、提高居民消費能力,應盡快將個人所得稅征收起點由800元提高為1500元或2000元,擴大扣除額,并按一年的總收入征收所得稅。同時稅收減免應考慮家庭負擔的不同,根據納稅人撫養、贍養的人數不同,扣除額也應不同。目前我國80%的收入集中在20%的人手中,必須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征稅力度,稅收所得可用于補貼低收入者、用于建立社?;?。其次應抓緊制定遺產稅法。遺產稅的好處是鼓勵人們勤勞,也能夠使貧富差距縮小,同時也是國家收入的來源,遺產稅也存在起征點的問題,在我國將起征點定到100萬比較合適。
(三)生態公平
生態環境問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經濟發展只有在不僅維護了生態平衡而且改善了生態環境的基礎上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如果由于外部效應的作用,一部分企業的利潤獲取以犧牲其他企業和居民賴以生存、享受的條件為代價,或這一代人的資源享用以犧牲下一代人甚至以后各代人的資源享用或生存條件為代價,都是不公平的。生態外部效應破壞了帕累托資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條件,因而也是不經濟的。稅收的生態公平,就是要通過課稅機制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可能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失形成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防止企業為了追求眼前利益,將不可再生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污染環境造成的損失轉嫁給社會和未來,消除企業因資源環境占用條件不同而形成生態層次上的機會不平等環境,克服市場機制只注意“最近、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的短期行為,引導企業追求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組合——生態經濟效益的提高。建議加快對污染征稅立法,以污染稅代替罰款措施。
二、強調收入適度,營造公平競爭環境
效率優先、有限公平的稅收制度是通過收入原則體現的。稅收收入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在實現財政預算平衡,調節總供給和總需求均衡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收入目標的實現是效率、公平目標實現的基本保證。稅收收入規模的大小,稅率的高低,征收方法的選擇,都應力爭減少對效率和公平的損害。稅收的收入適度,就是要盡量減少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從大背景看,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中,資本和勞動力都會向稅率低的地方流動,其他國家稅率下降而我國稅率保持不動,無疑將削弱我國的競爭力。據了解,2001年我國的稅賦水平大致在15%左右,但這并不包括預算內和預算外的各種收費,如果按“大口徑”(包括財政收入和各種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計算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國的稅賦水平估計在30%左右。從這個現實看,中國有減稅的空間。因為我國政府收入的構成比較復雜,所以減稅可通過稅制改革的方式變相進行。具體而言,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后,可以對買進的設備進行抵扣,估計這一項可以減收300億元。停征投資方向調節稅一項可以減收100多億元。統一內外資所得稅后,內資企業的稅前抵扣將大大增加,其實際稅率將明顯降低。當然稅制改革也會帶來部分稅收的提高,但從總體看,是在減少。對于消費者則應通過減輕直至取消消費稅、減少低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征收、減少利息稅征收等方式,間接促使居民收入增加以擴大消費需求。我國連續幾年財政收入增長超過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10.7%提高到2000年的15%,國家財力增強,也使實行結構性減稅具備了經濟基礎。
雖然目前我國不具備全面減稅的條件,但可以實行有針對性的減稅:(1)完善出口退稅機制,實行全額退稅結合增值稅的轉型,對出口商品實行徹底退稅的辦法,即實行完全的零稅率,逐步取消退稅指標的分配管理辦法,鼓勵企業擴大出口。(2)取消汽車、化妝品等商品的消費稅。對個別商品征收消費稅,不利于消費增加,如目前購買汽車要收10%的消費稅,消費稅和汽車牌照費、泊位費、保險費等各種費用加起來要支出幾萬元,這就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一部分居民的汽車消費。此外一輛汽車每年大約需要3000元的各種雜費,“買得起車,養不起車”的現象也嚴重扼制了汽車成為消費熱點的進程。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國家應及時取消汽車、部分化妝品和家電等商品的消費稅,給國內外產品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也給消費者提供一個更廣闊的消費選擇范圍,使消費者被抑制的消費需求釋放出來。消費稅應該擴大征收范圍。例如在商店、飯店的消費,可以考慮除了正常的消費外,再征收消費稅。征收可以采取由消費提供者代扣代繳的方式,但也要達到一個起征點才可以征收。(3)鼓勵高檔商品的消費。國家對購買住房、汽車、通信、家用電腦等商品的消費,可采取免征個人收入所得稅的政策。(4)減輕農民的稅負。3年內減免農民的部分農業稅,繼續進行農村費改稅的試點,并擴大試點范圍,盡快在全國推廣和實施。目前農民在全國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但農民的個人儲蓄存款仍要征收20%的利息稅,這無疑等于減少了農民的收入。鑒于農民生產經營的特殊性,農民的存款大多數要用于生產性經營,建議對農民個人儲蓄存款5000元以內的部分免征儲蓄存款利息稅。(5)營業稅也應對稅率及征收范圍進行調整。國內金融保險機構的營業稅3年內應從8%降到5%左右。
「參考文獻
[1]劉溶滄。關于“減稅”的幾個問題與判斷[N].光明日報,2002-04-02.
[2]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處。明年財政政策的基本取向——調整支出結構與減稅并舉[N].中國證券報,2001-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