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23 11:40:22
序論：在您撰寫道德風險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風險資本家與風險企業家通過談判選定一家風險企業后，除了要向風險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外，還要付出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風險資本家的收益直接與所籌集的風險基金規模以及所投資的風險企業的增值能力有關，所以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風險資本家除了要向現有的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以實現所投資的風險企業最大程度增值外，還要盡量地擴大風險投資基金規模來增加能夠投資的風險企業的數量。在風險資本家的精力和時間數量一定的情況下，需要在這兩者之間進行平衡以實現收益最大化。風險資本家在向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時，我們假設：第一，風險資本家給單個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時間間隔為c；第二，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實現的單期最大價值增值為g>0；第三，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產生的單期最小投資損失為b>0；第四，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的單期利潤以的速度遞減。這樣，如果用ri=γg-b表示風險企業某一階段i的單期非貼現利潤，。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時間間隔為c的單期非貼現總利潤。我們將風險資本家的時間和精力分解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可以用來給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從而保證現有風險企業能夠以p＜0o(0
0<1)新風險企業?，F有的風險企業每隔時間c被風險資本家評估一次并受到t輪管理支持，從而在tc時間內通過上市產生了一個市場價值(β代表每期貼現率，0<β<1)，那么風險資本家能夠通過現有風險企業獲得的市場價值就為(α代表風險資本家在風險企業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風險資本家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只能在向現有的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和評估新型的風險企業兩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樣風險資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會存在機會成本，即風險資本家對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就是風險資本家通過評估新的風險企業所帶來的收益。反之，風險資本家評估新的風險企業的機會成本就是現有的風險企業因缺乏管理支持而減少的市場價值，即現有風險企業成功上市后的市場價值部分。
假設新風險企業從風險資本注資到順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風險資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經過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風險資本家新接受一家風險企業經過管理支持后的市場價值貼現增加值(α''''代表風險資本家占有的新風險企業股份比例)，即風險資本家給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的凈值。如果在對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時考慮機會成本，那么，風險資本家在一家風險企業投資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凈值αwc(t)就是：
假設為了實現風險企業的價值最大化，風險資本家必然會對投資收益與潛在的成本和監控成本之間進行權衡，以決定對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資本的頻率。當風險資本家認為與風險企業家的利益可能發生沖突時，投資的存續期就會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會加大；再者風險企業資產的性質也對預期的成本和分階段風險資本投資的結構產生重大影響，一般來說，有形資產越多，風險資本家能夠通過清算形式獲得的投資補償也越多，這將降低進行嚴密監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資的存續期限。現假設風險資本家能夠提供的最優管理支持次數為tv。由于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補償，如果考慮這種機會成本的話，那么風險資本家的實際報酬就會小于名義報酬。因此，風險資本家向風險企業提供的管理支持數量總是少于風險企業家所要求的數量，所以，風險企業家所需要的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時間周期ce總是短于風險資本家實際提供管理支持的時間周期cv。除此而外，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數還可能隨著獲得新的投資機會能力的增加，及其風險資本家在風險企業中所占股份份額的減少而減少、隨著風險企業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隨著風險企業單期利潤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現何種情況，風險資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數都是不足的，并且總是少于最優次數。這里我們對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數進行比較分析。風險資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優次數tv就是能夠滿足在時間周期cv既定的情況下實現αWcv(t)值最大化；風險企業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數就是能夠滿足在ce既定的情況下實現值最大化。由于風險資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時存在著機會成本，并且風險企業家在計算利潤并沒有考慮機會成本，所以，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存在著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管理支持次數非最優的狀態，并且這種狀態還會隨著新加入的風險企業中風險資本家的股份份額增加和優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二、問題的提出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新興的投資與融資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風險企業的經營權和控制權，而是期望經過一段時間的有效運行，以實現增值并通過股份轉讓來獲取高額的資本回報，是一種高風險與高回報并存的投資。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不確定因素的存在，導致了一系列道德問題的出現，并在一定程度上對風險投資主體各方利益產生了不良影響。為了解決這一道德風險問題，減少風險投資主體各方的利益損害，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與探討。薩爾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轉換證券可以有效地解決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之間的激勵問題，從而減少道德風險問題的產生；Bigus從風險企業家的角度出發，分析解決風險企業家道德風險問題的多階段融資契約，研究結果顯示這樣可能會促使投資方產生道德風險；Bergemann和Hege構造了風險投資中的動態道德模型來研究風險投資問題，指出最優的投資契約應該是債券與股票的混合體；Cornell&Yosha針對風險投資階段性融資進行研究時，認為風險企業家為獲得下一階段的進一步融資，有動力操縱短期項目信號，這顯然對項目的長期發展不利，建議使用可轉換債券減少這種信號操縱現象；馬克斯(Max，1998)認為將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結合或通過一個可轉換優先股能使風險資本家實行有效的干預：即在企業經營不善時實施對控制權(如清算權)進行干預，而當企業發展順利時，放棄干涉則更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將不完全合同理論用于創業融資領域，認為存在利益沖突時(EN不僅關心企業增值帶來的貨幣收益而且還關心私人的非貨幣收益)可通過控制權的有效分配來加以解決。
從以上文獻分析可以發現，現有研究成果都是側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如何控制風險企業家的道德風險問題，而對風險資本家道德風險問題研究的情況較少。事實上，風險資本家作為投資人不僅為風險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而且為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并且這種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到風險企業的生存發展。但這種包括風險資本家對風險企業進行監控與注資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制作報告的機會成本、訂約成本、花費的時間成本，風險企業家的資源成本以及簽訂協議時律師費和相關成本。這些成本數額有時可能相當大，并且在風險投資合約中是得不到補償的。為了節約這些成本，增加收益，風險資本家在風險投資過程中反而會比風險企業家更有可能產生機會主義行為，這樣就形成了風險資本家道德風險問題；另一方面，風險資本家作為風險投資基金的受資方和管理方，其投資基金的主要來源于民間資金，其與投資人之間的關系是普通合伙人(GP)與有限合伙人(LP)的關系，作為GP的風險資本家作為LP的人，雖然其收益與風險投資基金的收益直接相關，但當其努力程度的機會成本超過其收益時，也可能導致風險資本家放棄努力，選擇偷懶行為，從而產生道德風險問題。所以，在信息不對稱以及環境不確定和行為不可驗證的情況下，負有雙重身份的風險資本家極有可能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形成道德風險問題。
三、一般合伙人風險資本家的道德風險
為了風險投資能夠生存并沿續下去，各風險資本機構必須周期性地籌集風險投資基金，這類基金存續期限一般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組織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組織形式中，風險資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負責管理基金的運營；外部出資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夠監控基金的運行并參加基金的年會。但只要其承擔有限責任，就無權直接參與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出資數量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對于風險資本家來說就成了風險投資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資額度較小的風險資本家反而成了風險投資基金的內部人。由于風險資本家獲得基金規模的固定費用報酬與基金投資利潤，所以，風險資本家有通過發起大規模的后續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資本額的動機，因為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報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規模經濟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從而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潤。而風險資本家受時間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帶來對所籌集的投資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問題，這必將引起作為普通合伙人(GP)的風險資本家與作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資人的利益沖突，產生風險資本家作為內部人的道德風險，出現損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現象的發生。
風險資本家為了增加收益并實現利益最大化，會先后籌集并管理多只風險投資基金，而風險資本家由于受時間和精力的限制，會分散其對單個風險投資基金的注意力，影響到對單只風險投資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單只風險投資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風險資本家管理基金的數量、cG表示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頻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頻率、tG代表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數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數量。根據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結論：由于風險資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時，必然會考慮其機會成本，導致風險資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總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優管理支持力度，并且這一個管理支持力度會隨著風險資本家獲得新的風險投資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減少，引起風險投資基金管理和投資的潛在問題隨風險投資基金規模的擴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時間約束下，作為普通合伙人的風險資本家，為了緩解管理支持力度與所管理的風險投資基金幅度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采取投資于風險企業發展晚期的辦法來加以解決。這是因為：一是隨著風險企業的逐步成長，風險企業就能夠提供越來越多的信息供風險資本家進行評估，這樣信息不對稱程度就會越低，風險資本家就不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監控風險企業，從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監控成本；二是在風險企業的后期階段，風險企業的管理及發展已逐步走向正軌，需要風險資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這樣風險資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時間和精力來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風險企業的有形資產逐步增多，而有形資產不必通過正式評估就很容易監控，這樣風險資本家就可以選擇較長的融資輪次而減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從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規模。這種事情尤其會發生在是當風險資本家監控風險企業的機會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
我們用模型來分析風險資本家的投資階段偏好：用表示風險投資基金清算時預期市場價值的貼現值，那么作為有普通合伙人的風險資本家的份額就為；作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資者的份額為其花費時間的機會成本時，作為普通合伙人的風險資本家就會偏好于投資風險企業的后期階段，并且機會成本越高，風險資本家的這種偏好就會越強烈。這一結論可以通過一組數據得到驗證，據VentureEconomics數據庫中統計資料顯示，1985-1989年五年間美國風險基金投資于后期階段的比例依次為：52．3％、56．9％、60．3％、60．0％、65．5％，呈現出逐步上升的趨勢。
四、結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為投資人和普通合伙人雙重身份的風險資本家在管理風險企業和風險投資基金時，由于花費時間和精力來提供管理支持時存在相應的機會成本，并且由于這種機會成本不被風險企業家和有限合伙人所承擔，得不到相應補償，從而造成風險資本家的偷懶行為，引起風險資本家的道德風險問題。因此，必須采取措施來防止這種道德風險，激勵最優的管理支持力度：對于作為投資人身份的風險資本家的道德風險問題，可以通過對風險資本家的機會成本進行補償的方法來實現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之間利益的帕累托最優；對于作為普通合伙人身份的風險資本家的道德風險問題，可以通過在風險投資契約中加入一系列的合同條款(與基金的全面管理有關的限制性條款、與普通合伙人行為有關的限制性條款和與允許投資類型有關的限制性條款)來限制風險資本家的機會主義行為。
關鍵詞：商業醫療保險；道德風險；防范
一、商業醫療保險的特殊性
相對于一般的保險產品而言，商業醫療保險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現為保險服務過程涉及到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三方。投保人（被保險人）通過向保險人繳納保險費而獲得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保險人通過向投保人收取保險費對醫療機構進行補償，醫療機構則通過向被保險人提供醫療服務而獲得保險人的補償。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處于同一個醫療服務和保險運行系統當中。一方面，保險人、醫療機構均以保障被保險人（病人）的醫療需求為社會目標；另一方面，又要維持各自的生存與發展，以利潤（或價值）最大化為內在的經濟目標，產生相互利益制約。商業醫療保險獨特的市場關系，使得保險人除與被保險人關系緊密外，與醫療機構的關系也非常緊密。
在保險公司沒有介入之前，醫患矛盾可謂由來已久。在醫療機構和醫生的收入與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數量相聯系的情況下，由于利益的驅動，醫生給患者開大處方、小病大醫的情況司空見慣。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醫生和病人在醫療過程中處于不同的信息層面上。病人對醫療診斷和治療，與醫生相比顯然知之甚少，而醫療是人命關天的大事，病人不可能冒生命危險對醫生的診斷治療方案提出質疑。從表面上看病人可以自由選擇醫生、醫院以及醫療處理方案。而事實上，病人在就診時往往只能任醫生擺布。另一方面，醫生既是患者的顧問又是醫療服務提供者，這種雙重角色是一個矛盾。醫生不可能完全從患者利益出發提供治療方案，醫生在決定提供哪種治療方案上存在經濟利益。當病人缺乏醫療知識時，醫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創造醫療服務的額外需求。
醫療保險的介入，改變了醫療服務供需雙方的關系，切斷了醫患雙方直接的經濟聯系，大大化解了兩者之間的矛盾?；颊卟惶诤踽t療費用的多少，醫院也沒有了財路變窄的危機，患者和醫院都皆大歡喜?？墒聦嵣厦懿]有消失，而是將大部分轉移到了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的介入使得醫療服務雙方的直接經濟關系消失或退居次要地位，而保險人和醫療機構、被保險人的經濟關系上升到了主導地位。此時保險公司作為醫療衛生領域的外行，作為支付醫療服務費用的第三方，不僅要控制醫療機構的過度服務行為，而且還要面對眾多的被保險人在投保之后濫用醫療服務的現實，以及醫患雙方合謀騙取保險賠償的可能。所以，保險公司介入醫療保險領域，表面上是解決了醫患雙方的矛盾，而事實上只是把原來的雙方交易關系演變成了保險公司－被保險人－醫療機構的三方關系，這只是矛盾存在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二、商業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
（一）投保人(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
投保人的道德風險可以分為事前道德風險和事后道德風險，事前道德風險是指投保后，被保險人受傷或生病之前，他們可能會以一種更為危險的方式生活。例如，被保險人將更有可能抽煙，或者繼續保持更易患病或受傷的生活方式。當然這種道德風險在醫療保險領域并不是特別明顯，畢竟人的身體（或生命）是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一個理性的人是不會因為投保而不在乎自己的健康的，因此，本文將事前道德風險忽略不計。事后道德風險是指被保險人患病或受傷以后，對醫療服務的過度利用。事后道德風險在醫療保險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服務付費方式下的醫療保險意味著投保人患病時基本不承擔醫療費用。結果，在不需要特別關注成本的情況下，投保人傾向于要求更多的醫療服務，使得醫療費用極度膨脹。
來自被保險人的事后道德風險主要表現為：（1）醫療服務消費的選擇性問題。一般來說，疾病發生之后，使患者恢復健康的治療方案可以有多種選擇，這要取決于醫生的偏好和患者個人的意愿，就患者個人而言，當然都希望在醫療保險的賠付限額之內享受盡可能多的醫療服務，而且我國有不少投保人有“如果繳了費，用不完賠付額度就吃虧”的想法。所以被保險人往往放棄“便宜”的治療方案而選擇“昂貴”的治療方案。事實上，對于治療方案的選擇并非越貴越好。這種形式的道德風險對于醫療費用的影響非常大。（2）被保險人的保險欺詐行為。在商業醫療保險領域，保險欺詐率一直居高不下，被保險人故意制造假門診、假住院來騙取保險公司的賠付，給保險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在我國，商業保險公司在理賠的時候不易得到醫療機構的配合，取證調查困難，難以制止被保險人騙取保險賠付的行為。
（二）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
來自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表現為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行為，也就是“小病大醫”和“開大處方”等隨意加大醫療費用的行為。從經濟利益驅動分析，醫療機構和保險人的目標是不一致的。在傳統的按實際服務收費制度下，醫療機構的收入與它提供服務的多少成正比，為了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醫療機構自然愿意提供更多、更昂貴的醫療服務。很顯然，這和保險人控制被保險人過多的濫用醫療花費的目標是不一致的。來自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與“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設計有關，也就是醫療服務的費用不是由被保險人直接支付，而是由保險人來買單。從心理上來講，患者（被保險人）和醫生在交易過程中的感受都是“免費的”。從被保險人的角度來看，在保險賠付額度范圍之內，接受醫療服務都是免費的；從醫療機構的角度來看，在被保險人出現過度消費的同時，醫生及其所在醫療機構都能夠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因此，在這樣的機制下，被保險人的過度消費和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都是一種必然。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醫生事實上既是被保險人的人，也是保險人的人，在這復雜的三角的委托—關系中，由于信息不對稱，保險人根本無法全面掌握被保險人的健康信息和醫療機構的醫療信息，加上醫療服務的特殊性，保險人很難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行為。
三、商業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防范
（一）投保人道德風險的防范
遏制投保人道德風險較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醫療服務費用的共付制。當參保者分擔了部分醫療費用后，相應也加強了其醫療費用成本意識，促使其關注醫療費用，合理有效地使用醫療服務。而且，參保者對醫療服務的理性消費客觀上也形成了一種對醫療機構道德風險的制約機制。具體操作上可采用免賠條款、共保條款和保單限額等方法。通過醫療服務費用的共付制將風險在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進行合理分擔，可以有效降低投保人產生道德風險的程度。
（二）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防范
目前，醫療費用的控制已經是世界性的難題，而在所有導致醫療費用上漲的因素中，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因素。醫療保險費用的支付方式從付費的時間上來看，可分為預付制和后付制。雖然預付制可以降低醫療服務機構的道德風險，但也有不足。另外保險公司通過對醫療機構提供給病人的醫療服務的審查，可以減少保險公司與醫療機構二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加對醫療服務機構提供醫療服務全過程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醫療服務機構道德風險的產生。
在醫療機構道德風險防范體系的構建上，筆者認為最為根本的問題在于借鑒國外的經驗，改變我國目前的買單式醫療保險模式，建立和發展管理型醫療保險模式。買單式醫療保險模式是我國商業醫療保險目前采用的經營模式。所謂買單式醫療保險就是投保人向保險公司繳納保險費后被保險人到醫療服務提供者那里接受醫療服務，醫療服務提供者按照提供的醫療服務收費，被保險人付費后用付費憑據到保險公司那里報銷索賠，保險公司間接地按照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服務進行付費。買單式醫療保險模式導致醫療服務和保險服務是兩個獨立的過程，保險公司作為支付醫療費用的第三方，僅僅參與了保險服務，沒有介入醫療服務，導致道德風險的控制無法得到醫療機構的配合。因此，現有的買單式醫療保險模式是導致保險公司難以控制道德風險的根本原因。管理型醫療是把醫療服務的提供與提供醫療服務所需資金的供給結合起來的一種系統，通過保險公司參股醫院或投資醫院及醫療費用包干模式將保險公司和醫療機構形成利益共同體，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保險人被動受制于醫院、醫院與被保險人合謀的道德風險。管理型醫療保險是一種集醫療服務提供和經費管理為一體的醫療保險模式，具體做法是將投保人交納給保險公司的保費的一定比例預先支付給醫院，然后由醫院完全承擔被保險人的健康風險，醫療費用超支的部分由醫院自己承擔，贏余歸醫院所有，從而達到控制醫療費用的目的。
參考文獻：
[1]李飛，商業醫療保險領域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研究，西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關鍵詞道德風險壽險核賠
道德風險，又稱道德危險，是一種無形的人為危險。壽險理賠中的道德風險行為是指：投保人（被保險人）在購買保險時，抱著贏利或賭博（非規避風險）的主觀心理態度，采用隱瞞、欺騙或其它故意不實告知的方式和手段，獲取保險理賠金的種種違公德和法律規范的行為。
道德風險行為涉及的保險金給付額高，在壽險核賠中非常典型，容易使保險公司陷入財務和法律上的困境，社會負面影響極大。針對道德風險行為的特點采取一定的核賠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1道德風險行為的表現形式
1．1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欺詐
在實務中具體表現通常有以下幾種：
①以欺騙方式投保。例如有許多投保人在事故或疾病發生后才購買保險，并采用隱匿病情、替身體檢等方法通過核保這一關。
②編造或夸大事故。在事故發生后,以偽造、變造有關證明、資料或者其他證據，編造虛假的事故原因、夸大損害程度，以及隱瞞事故的有關重要信息等方式，來謀取保險金。例如，在保險合同生效后兩年內被保險人自殺，屬除外責任，然而索賠時，投保人一方可能隱瞞實情，以意外事故向保險人申請索賠。又例如投保人一方偽造死亡證明、捏造死亡事故來獲取保險金。
③故意制造保險事故。例如，為取得保險金偽裝被第三者襲擊，偽裝失足溺死、摔死，偽裝交通事故死亡，偽裝中毒死亡，偽裝海難死亡、偽裝失火死亡，偽裝自然死亡，偽裝自殺死亡等；采取自殘方式謀取保險金，如轟動全球的臺灣地區的“金手指”保險欺詐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④其它欺詐方式。如就同一事件向同一保險人多次索賠或向不同保險人多頭索賠等。
1．2市場營銷人員的欺詐
由于保險公司面臨著內外雙重壓力，致使許多公司以業務多少、保費收入大小論英雄。出售保險的營銷人員為了取得更好的業績，可能即使知道投保人投保的動機不正，也故意“視而不見”。另外，有少數業務員還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共謀隱瞞、錯報相關信息騙保騙賠。
1．3醫療機構的欺詐
如提供錯誤診斷，增加治療費用，延長醫療時間或頻率；與被保險人勾結，拒絕提供真實的醫療記錄或偽造證據等。
1．4保險公司內部職員的欺詐
主要有：有意錯算保險金，挪用差額；拖延保險金給付以自行占用；接受賄賂，不公正地處理投?；蛸r案，將有關核保核賠的信息提供給進行欺詐的人。
2道德風險行為的特點及其影響
道德風險行為屬于欺詐行為，具有以下特點：“保險事故”的發生距保險合同生效日非常接近。許多道德風險行為申請的保險理賠，在保單生效后10天以內就開始“出險”；投保金額高，投保險種、份額多，或多家公司投保；投保人提交的理賠申請資料不完整，或有關收據有涂改、變動，甚至有些內容前后矛盾。
道德風險行為對保險公司乃至整個保險行業都有著極大的負面影響：
①影響保險最大誠信原則的履行。最大誠信原則是保險活動中最基本的原則之一，其含義是指保險雙方在簽訂和履行保險合同時，必須以最大誠意，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互不欺騙和隱瞞，恪守合同的認定和承諾，否則，保險合同無效。
②影響到壽險核賠處理的效率和服務。由于有這些道德風險行為的存在，在實際核賠處理時，只能將所有的案件一視同仁對待，詳細考查。這樣的結果使保險人收集處理信息的成本增大，核賠處理的整體效率降低，同時也降低了投保人對核賠服務的滿意度，使保險人受到社會上“投保容易理賠難”的責難，影響了服務水平的提升。
③危及保險業的健康發展。道德風險行為使許多保險公司陷入巨大的財務損失和法律糾紛當中，既影響了公司自身的發展，又影響了保險公司在公眾中的形象，縮小了保險公司自身發展的空間，道德風險行為已成為保險業面臨的嚴重問題。
3壽險核賠工作的應對措施
3．1加強企業內部管理
3．1．1改進企業內部管理制度
保險公司內部的管理直接影響業務質量的高低，許多理賠案件的發生，就是由管理上的漏洞造成的。例如，在一些體檢中，如果保險公司內部對體檢沒有嚴格的規定和制度，對前來參加體檢的客戶身份未進行有效的確認，很容易出現冒名體檢的現象，使一些健康狀況較差的客戶被承保進來。在賠付時，如采取大額賠款上門服務制度不僅可以防止一些非法分子冒名索賠，還可以擴大公司的影響力，樹立良好的形象，有利于公司的長遠發展。
3．1．2對營銷員實施內部監控
營銷員作為保險業務首次風險選擇的把關人，是否按照公司的要求規范展業，嚴格操作，是影響業務質量的關鍵，尤其對于免體檢件，更是如此。營銷員在開展業務時，可以直接接觸投保人和被保險人，通過和客戶交流，可以掌握客戶的健康狀況、生存狀態以及投保動機，對這些情況的反饋，是核保人員能夠正確核保的依據。保險公司加強對營銷員的管理，加強對其業務的審核和控制，可以防止不良保單進入，提高承保質量。
3．1．3加強核保的風險選擇
對保險人來說，核保環節是保險業務的入口，也是進行風險選擇的重要環節。核保人員對業務的風險選擇和核保質量的控制，直接決定和影響事后的核賠結果。在核保時，核保人員不僅通過投保人提供的信息來進行風險評估，而且還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如生存調查、面見被保險人、體檢、詢問人和各類核保問卷等方式，來獲取投保人、被保險人的相關信息，準確地把握風險，較好地防范投保人一方的逆選擇和道德風險。許多保險人提倡“核保從嚴，核賠從寬”的政策。但如果沒有核保從嚴的先決條件，核賠從寬將只能是對逆選擇和保險欺詐行為的放縱，對誠實善良投保人利益的傷害。
3．1．4加大計算機參與核賠的力度
充分利用網絡系統對所有的業務采用集中核保和核賠的方式。具體措施如下：在計算機中設置統一的理賠權限；對各類理賠及各類管理人員均應設置編碼及核賠的權限；從案件的接案、立案、初審、調查、理算、復核審批、結案歸檔均應由計算機全程控制。
為確保賠款案件審定的嚴謹性，在接案登記后，應由專門人員將報案信息錄入到計算機中，若此案未在報案時將信息錄入到計算機中，,則各種賠案給付資料均不能由計算機生成。財務部門在支付賠款時，應審核申領人資格，以投保單號或保險合同號查詢應付費記錄，以計算機打印的付款通知書、付款收據進行付費。所有案件的當前狀態均根據理賠案件的進展情況，由計算機在數據表中置入相應的標志。這樣既方便了保戶的查詢，又對假賠案有一定的約束力。同時也避免了同一被保險人出現多次索賠的現象。
3．2提高核賠人員素質，加強核賠調查
核賠人員是核賠案件處理具體的經辦人,是保險人防范業務風險最后程序的關鍵，他們的核賠理念、職業道德、核賠業務能力、知識水平等綜合素質，對核賠處理結果有著直接的影響。
壽險公司應有計劃的吸納醫務人員壯大自己的隊伍。聘請有經驗的醫生作為案件的把關人，經其確認后才能進行賠案的處理。道德風險行為者申請的理賠往往不符合醫學客觀規律。外力、致傷物、人體組織三者間的相互作用，直接關系到機體傷害的形成。了解這一點，會幫助判斷傷害的性質、程度。如該機體是否是自傷（自殺）、詐傷（詐殘），是否是精神心理因素造成的假象等等。
在核賠中，保險人處于信息劣勢的情況下，更需要核賠人員具有較高的業務能力和綜合素質，在僅掌握投保人提供有限的信息情況下，能夠較好地判斷一個索賠案件的風險，判斷是否有逆選擇和道德風險存在，以及針對不同情況，采取相應的處理措施。一個具有豐富經驗和較高業務素質的核賠人員，在同等條件下，對于識別和防范索賠案件的風險方面會發揮很大的作用。核賠調查是獲取信息和甄別信息的重要手段，為核賠決定提供可靠的依據。核賠人員作出核賠決定，不能憑主觀的臆斷和想象，而要用事實、證據說話。核賠人員根據自己的經驗，即使懷疑一個索賠案件可能有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但如果不能取得有力的證據,也無法作出拒絕賠付的決定。
3．3加強外部協作和同業間協作
對于保險標的和保險事故的許多重要信息，都是來自社會相關機構和單位，而保險人要獲取信息，離不開這些機構和單位的支持、配合,他們是保險人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如被保險人在醫院治療或病故，對保險人來說，醫院就是一個重要的信息渠道；如被保險人發生自殺、意外死亡或他殺等事件，公安部門將會進行處理，并掌握事件的有關情況；如被保險人發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門將會處理等等；還有社會保險部門、檢察部門、法院等都是重要的信息渠道。
此外，目前壽險理賠查勘人員行使調查、筆錄的權力是很弱的，缺少法律強制性優勢，在當前這種情況下，為了得到充分而真實的信息，借助公安部門的手段及威懾力是非常必要的。
保險同業之間相互協作、相互溝通、相互聯系和對客戶資源信息的共享是非常必要的。每家保險公司都有眾多的客戶群體，在一家保險公司曾被拒緩保的客戶，可能會轉向另一家保險公司投保，也可能被另一家保險公司以標準費率承保進來；同樣，在一家保險公司進行騙賠的人，其黑手也可能會伸向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在多家保險公司惡意投保，通過保險謀取不當利益。如果每家保險公司都孤立對付這些情況，勢必得不償失，難以防范不良客戶的進入。因此，同業間應就這些客戶的資料建立共享的信息網,將有助于維護保險行業共同的利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有效地將不良保單拒之門外。
參考文獻
1吉海躍．把握市場主動權——試論在新的形勢下如何做好壽險核賠工作［J］．改革與理論，2002(2)
2許建中．查勘———壽險理賠的重要環節［J］．中國保險，1999(8)
3施去．試論壽險理賠中道德風險行為的特征［J］．上海保險，2000(3)
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研究始于Arrow1963年討論不確定性和醫療保健經濟學一文，Arrow對道德風險的定義是：保險單背離了它本身的激勵方向，從而改變了保險公司所依賴的保險事故發生概率。該文中Arrow認為如果醫療費用全部或部分地由醫療保險機構承擔，被保險人傾向于比自付醫療費時，消費更多的醫療服務。Arrow指出，由于道德風險的嚴重，這種醫療保險種類不會出現在商業保險領域。但LeesandRice（1965）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商業保險機構不愿意提供這種醫療保險種類的原因是銷售和交易成本太高。此外，Arrow還認為，道德風險問題實際上與道德無關，可以用正統的經濟學工具來分析解釋。自Arrow討論過道德風險問題之后。Pauly（1968）對道德風險及其福利損失進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認為，人們在投保醫療保險之后傾向于尋求更多的醫療保健服務，這并不是一種道德的敗壞，而是一種理性的經濟行為。但并不意味著不應該施加措施予以限制，個人應該約束自己的行為。Pauly認為，如果道德風險的損失足夠大，會抑制一部分消費者購買保險，同時，他還估計了道德風險帶來的損失。此后又有部分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實證研究，主要有：Feldstein，MartinS.（1973），Feldstein和Friedman（1977），Feldman和Dowd（1991），Manning和Marquis（1996）。這些實證研究估計了道德風險的損失大小并發現道德風險的福利損失較保險的收益更大。如果不對消費者進行補貼，幾乎沒有消費者愿意購買健康保險。Spence和Zeckhauser(1971)在研宄保險中信息和個人行為時，將與信息有關的個人隱藏行為劃為兩種，提出事前道德風險和事后道德風險。發生在人知道委托人真實狀態之前的屬于事前道德風險，發生在人知道委托人真實狀態之后的屬于事后道德風險。按照這種劃分，Arrow提出的醫療保險中被保險人過度利用醫療服務的情況屬于事后道德風險，受保單激勵而改變事故發生概率屬于事前道德風險。EvansW.NandViscusiW.K(1993)認為醫生與患者因專業知識的差異而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進而會引發需求的偏向。醫療保險需求實際上是一種供給者誘導需求，醫療機構一方面提高醫療服務的價格，另一方面刺激醫療服務需求，以達到增加收入的目的。這時，監管機構有效的監管措施和健全的管理體制就顯得十分重要，約束供給方即醫療機構（醫生）以保護需求方即患者的利益。Dave等(2009)對美國享有Medicare的人群進行了研宄。表明，醫療保險誘使被保險人產生道德風險行為。享有Medicare的美國老年人減少了預防疾病的行為措施并且增加了不健康的行為。JaumeandDavid(2011)針對共同保險豁免比例對退休老人處方藥的影響進行了探討。結果顯示，將退休人員的共付比降到零以后，平均處方藥的消費增加了9.5%，藥品支出總額增長了15.2%，醫療總費用增長了47.5%，同時醫療費用特別是藥品費用的增加并沒有減少住院的發生。本文在分析醫療保險理論及經驗文獻的基礎上，運用經濟學方法對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主要表現形式：被保險人過度消費和醫療機構誘導需求做了系統的分析和討論，并提出相應的風險控制方法。認為對道德風險的控制應該采用醫療機構為主，被保險人為輔的方法。此外，由于道德風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國外學者，盡管道德風險在理論上具有普遍性，但由于國內和西方保險制度、保險范圍及醫療保險服務領域存在著諸多的不同，因此，作者認為必須依據國內的保險制度來研究道德風險問題。
2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問題
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問題，與醫療保險市場的參與主體有關。典型的醫療保險市場由三方組成：保險人（社會保險機構或商業保險公司）、被保險人（患者）、醫療機構（醫院或醫生）。三者之間的關系如圖1所示：被保險人向保險人支付醫療保險保費，獲得醫療保險承諾；當其患病時由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患病期間發生的費用由保險人負責支付，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獲得補償。保險人最終支付的醫療費用多寡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疾病的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二是被保險人的就醫行為，三是醫療機構的服務行為。第一個因素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保險人較難進行控制。由于對預防風險進行投入會降低總效用，被保險人就沒有動機積極避免損失發生或減少損失的大小。醫療保險中，被保險人參保醫療保險之后，容易忽視自身的健康，減少對疾病的預防投入，誘發道德風險，進而引起發病率的增加。但是，至目前為止，國內外的研究尚沒有證據顯示預防服務具有費用控制的功能。也就是說，醫療費用的高低更多的取決于其他相關因素，忽視預防所產生的道德風險影響可以被忽略。后兩個因素則具有主觀性，醫療費用的上升增加了醫療機構和被保險人的效用，而保險人又沒有能力對二者進行有效的監督，這時就容易誘發道德風險?，F實表明，由于醫療保險市場存在著明顯的信息不對稱，無論是面對被保險人還是醫療機構，保險人在疾病診療過程中都處于信息劣勢地位。保險人對兩者的監督往往較為困難且成本較高，因此導致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具體表現為被保險人的過度醫療消費和醫療機構的誘導醫療消費。
2.1被保險人過度醫療消費問題
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表現之一就是被保險人的過度醫療消費，因為醫療保險降低了被保險支付醫療服務的費用，即相當于醫療服務價格下降，而被保險人不必承擔全部的邊際成本。這一道德風險解釋隱含著一個前提假設，即醫療服務與其他商品一樣，具有需求價格彈性。不存在道德風險時，醫療服務被假定為完全沒有彈性。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曾假設醫療服務完全沒有彈性，這種假定來源于這樣的觀點，即被保險人一旦患病，其疾病損失大小被保險人自己無法控制，因此，其消費的醫療服務量不由自己左右。但這一假定在現實中幾乎不存在，雖然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但由于醫療服務機構之間存在競爭和每種疾病治療方案的多樣性，使被保險人具有選擇醫療服務消費量的可能性。因此，完全沒有彈性的醫療服務是不存在的。如果需求曲線為D0，不存在道德風險，需求曲線無彈性，無論價格如何變化，醫療服務需求量是不變的。也就是說，在被保險人投保醫療保險之后，雖然醫療保險降低了被保險人支付的醫療服務價格（P1），即使醫療保險方式是完全保險（P1=0），被保險人的醫療服務需求量仍是Q0。這時，醫療保險是不存在道德風險的，這對政府的醫療保險政策有積極的意義。如果需求曲線為D1，具有一定的彈性，需求量隨價格的變化而變化。對于被保險人來說，擁有醫療保險是降低醫療服務價格的最主要原因。當醫療保險為部分保險時，被保險人仍需承擔一部分的醫療費用，此時，醫療服務價格外生性的降低到P1（0<P1<P0），需求量增至Q1（Q0<Q1<Q2），需求曲線旋轉到D2。Q1-Q0為道德風險帶來的醫療服務需求量增量，即被保險人的過度消費部分。在不存在過度消費的情況下，保險人需要承擔的醫療費用為矩形P0ACP1；如果存在過度消費，則保險人需要承擔的醫療費用增大到P0BDP1，矩形ABCD構成保險機構的損失。更為極端的情況，當醫療保險為完全保險，即被保險人不用承擔任何醫療費用時，需求量增至Q2，需求曲線旋轉到完全沒有彈性的D3。由于道德風險和醫療服務價格彈性的關系，一般用價格彈性來說明道德風險程度。[14]作者認為用Q1-Q0來計量道德風險導致醫療服務需求量的增量只是一種說明性表述，并不能完全反應道德風險的損失程度，因為被保險人中大部分為健康個體，只有當被保險人患病時才有醫療服務需求（發病率θ總是大于0小于1），因此，不考慮發病率問題高估了道德風險損失量。總的道德風險損失量，即過度消費的醫療服務量應該以（Q1-Q0）•θ表示，那么，因過度消費導致保險人的損失則應為ABCD•θ。被保險人之所以能夠進行過度消費，是因為醫療保險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被保險人對自身的健康狀況和就醫行為掌握較多的信息，而保險人所能觀測到的只是就醫行為的結果——醫療服務賬單，并不能觀測到醫療服務的整個過程，因而對醫療服務過程的合理性較難做出判斷，進而導致醫療服務中被保險人端道德風險的出現，即過度消費。
2.2醫療機構誘導需求問題
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另一個表現是醫療機構的誘導需求。因為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且這種信息不對稱較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更為嚴重。與被保險人過度醫療消費不同，在醫療機構的誘導需求中，被保險人處于一種較為被動的地位，其不合理的醫療服務消費大多是被醫療機構的誘導需求激發出來的，而不是出于自愿的醫療服務消費。給出了醫療服務需求量和價格增長，醫療費用的變化。醫療機構的誘導需求推動被保險人的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即D0向右移動到D1位置。醫療機構誘導被保險人醫療服務需求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增加服務量來實現，如向患者提供過度檢查、重復檢查及不必要的住院服務等，使得醫療服務需求量由Q0上升到Q1；另一種則是通過提高單位醫療服務價格來實現，典型的表現是醫療機構使用“昂貴”的醫療服務手段，使得醫療服務量不變的情況下，醫療服務價格由P0上升到P1。醫療機構無論使用何種方式，其結果都是使保險人承擔了過多的醫療服務費用，圖中矩形P0BCP1和Q0Q1AB就是增加的醫療服務費用。由于在醫療機構誘導需求中，影響醫療服務價格和醫療服務需求量變化的因素不同。作者認為，需求曲線D0僅在醫療服務價格和醫療服務需求量變化比例相同的情況下移動到D1位置，而這種情況較為少見。更多情況下，醫療服務價格變化比例和醫療服務需求量變化比例不相同，此時需求曲線則會移動到D2或D3位置。醫療服務價格的變化相對具有客觀性，醫療服務價格收費標準較為固定，短期內不會發生變化。醫療服務價格受地域因素影響較為明顯，一地醫療服務價格與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物價水平密切相關，不同地區同種醫療服務價格一般不同。另外，同一地區不同等級的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也不相同。而醫療服務需求量的變化主觀性更為明顯，更多的體現在醫療機構意志的改變，誘導被保險人消費更多的醫療服務項目。醫療機構（醫院或醫生）具有內在動力進行誘導消費，這是因為現行的醫療制度中，醫療機構的收入與醫療費用的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從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慮，醫療機構有動力促使醫療費用上漲。同時，醫療機構具有誘導消費的能力。這是因為醫療服務是一種專業性較高的服務，具有天然的非同質性，醫療服務提供方即醫療機構處于一種信息壟斷地位，對疾病的嚴重程度、治療手段的有效性、醫療服務的適度性等信息更為了解，醫療機構可以利用這種信息優勢誘導需求，這就產生了醫療服務端的道德風險。而被保險人由于信息不對稱，缺乏醫學知識和對疾病的恐懼心理，對醫療機構的診療大多持服從的態度。同時，因為沒有交易成本，對被保險人醫療消費的控制能力和醫療費用的控制意識缺乏有效的引導和激勵。嚴重的情況下，被保險人積極協助醫療機構擴大醫療消費。而保險人并不參與診療過程，對醫療機構的行為缺乏了解。在這種情況下，兼有醫療服務建議者和醫療服務提供者雙重身份的醫療機構就可以很方便的實施誘導需求。如上所述，明顯的信息劣勢使保險人面臨來自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的雙重道德風險，如何有效控制二者行為，從而遏制醫療服務費用的不合理增長，成為了醫療保險成敗的關鍵所在。下文則主要從被保險人道德風險控制和醫療機構道德風險控制兩個方面探討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控制方法。
3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控制
3.1被保險人道德風險的控制
被保險人道德風險的主要表現是過度醫療消費。對于過度醫療消費，一個有效的方法是建立醫療費用分擔機制。常見的醫療保險費用分擔方式有三種：免賠額、自付比例和保單限額。免賠額即在醫療保險中設置一定的起付線，起付線以下的醫療服務消費由被保險人自己承擔，超過起付線部分的醫療服務消費由保險人承擔。從醫療服務費用分布來看，小額醫療服務消費占醫療消費頻次的絕大部分，而較高的醫療消費所占比例很小。設置免賠額可減少保險人醫療服務費用賠付，同時，降低賠案審查的管理費用，有效地降低保險人醫療保險成本。另一方面，抑制部分被保險人的醫療服務需求，從而降低醫療保險的賠付。自付比例是指保險人只承擔醫療服務費用的一定比例，其余比例由被保險人自己承擔。自付比例使保險人和被保險人都承擔一定比例的醫療服務費用，在自付比例下，被保險人的額外醫療消費需要承擔部分成本，因此，被保險人有減少過度醫療消費的激勵。保單限額則與免賠額正好相反，限額以下由保險人賠付，限額以上由被保險人自己承擔，即對被保險人的醫療服務消費設置封頂線。由于醫療保險限額以上部分發生人群的人均醫療服務消費極高，通常為災難性病情，因此，保險人通常采用保單限額的方式進行規避。這種方式雖然降低了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但是，對于重大疾病保險仍需要區別對待，保單限額一般都會有不同的規定。以上三種方式均是通過適度提高被保險人承擔比例，從而提高需求的價格彈性，達到抑制醫療服務費用增長的目的。作者認為，三種方式作用對象并不相同。免賠額對免賠額以內的醫療服務消費有效，而對于接近免賠額、以及免賠額之上的醫療服務消費非但無效，甚至還有推動醫療服務消費上漲的負面作用；而保單限額與之恰恰相反。通常的做法是將三種方式結合起來使用。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費用分擔機制可有效減少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降低保險人醫療保險成本，但這種分擔機制對醫療服務費用的控制力度卻受兩方面的限制。一是受到保障水平的限制。被保險人自己承擔的醫療服務費用比例越高，對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抑制力度就越強，但同時也意味著被保險人獲得的醫療保障減少，保障水平的下降使醫療保險產品失去吸引力。Feldstein（1973）研究發現，美國醫療保險的平均自付比例為0.33，將自付比例提高到0.50，則會減少醫療保險的需求量。二是受到醫療服務市場信息不對稱的限制。被保險人在醫療服務市場上處于信息劣勢地位，醫療機構對醫療服務費用的影響力遠遠強于被保險人，且被保險的過度消費往往需要醫療機構的配合才能完成。因此，對道德風險的控制，關鍵在于對醫療機構道德風險的控制。
3.2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控制
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主要表現是誘導需求。誘導需求的根源，在于醫療機構相對于保險人和被保險人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這種信息優勢不僅表現在醫療服務的專業性上，還表現在醫療機構的信息不透明上，保險人對醫療機構的監督往往力不從心。因此，有必要利用信息技術不斷完善醫療服務信息系統，使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的診療過程有一個全面、系統的了解，在此基礎上，保險人的費用控制能力將大為提高。作者認為該系統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內容：每一病例的患者基本信息、醫生基本信息、疾病癥狀、檢查項目、診斷結果、藥品名稱及數量、單項費用及總費用等詳細信息，以及據此得出的各項統計指標和分析結果。各級醫療機構，應按照衛生部門要求，盡可能的建立符合標準的全內容電子病歷數據庫，并實行全網互聯互通，在醫療機構、政府部門、保險人之間推進信息共享與交流。醫療信息系統的完善將極大的便利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的監督，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和醫療保險成本。利用該系統，保險人可以對醫療服務費用進行實時監控，及時發現醫療服務費用異常變動，并采取控制措施，改變以往回顧性審查的被動局面，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同時，保險人也可以隨時調用病例信息，審查醫療機構治療的合理性，發現和控制重復檢查問題。利用系統對醫療服務項目和藥品的合規性進行自動審核，降低理賠審核成本。當然，保險人還可以利用大數據，在醫療機構之間進行橫向比較，做出正確的評價和獎懲。同時，利用該系統，完善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的征信建設。除了信息不對稱容易誘發醫療機構的道德風險之外，作者認為，醫療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競爭也是誘發醫療機構道德風險的一個原因。由于目前我國的醫療服務市場公立醫療機構占比較大，競爭程度低，醫療機構的管理者競爭意識薄弱，各醫療機構之間的收費差距沒有拉開，使得醫療機構自我約束動力不足，造成醫療服務費用過快上漲。在醫療機構之間引入競爭機制，將目前保險人醫療服務費用的被動控制方式轉變為醫療機構自我約束的主動需要，就可以有效的抑制誘導需求。作者認為，在醫療機構之間引入競爭機制，促進醫療機構的有效競爭，可以從兩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增加醫療服務提供主體，鼓勵民間資本和外資投資設立新的醫療機構，打破地域壟斷性。衛生行政部門要減少對醫療服務市場的干預，鼓勵醫療機構之間相互競爭，發展自身的優勢診療部門，突出特色，拓寬辦醫模式，逐步形成多層次的醫療服務體系，以此擴大被保險人的選擇范圍。另一方面，保險人可以實行定點醫院篩選淘汰制。目前的醫療服務市場，存在定點醫院，但缺乏相應的淘汰機制。保險人需要擁有眾多的客戶（投保人），在醫療機構的服務人數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這樣，定點醫院的資格對醫療機構才有吸引力。醫療機構淘汰機制才能很好的發揮。
4結論
(一)小額信貸存在的具體問題。
1．合規風險意識薄弱。一是預留部分款項作為利息。銀行為確保借款人能夠按時還款，要求或建議借款人在收到款項后，預留一部分金額作為貸款利息。這種做法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借款人非惡意逾期的概率，但其必須以借款人自愿為前提。如果變成強迫借款人預留部分款項作為利息并留有證據，即使銀行的實際放款金額與合同金額相一致，在發生糾紛的過程中，存在被法院適用《合同法》第二百條規定的可能性，從而承擔不利后果。二是信貸員利用自有資金代借款人還款。信貸員利用自有資金代借款人還款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應借款人的口頭要求，在還款日到來之前，利用自有資金代借款人還款;第二種是借款人出現逾期的情況下，為降低信貸員自己名下貸款逾期率，在借款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自有資金代借款人還款。
2．信貸從業人員存在道德風險問題。所謂信貸道德風險就是信貸從業人員由于主觀意識在面對不正當利益的誘惑時，故意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所形成的風險。自信貸業務開辦以來，通過廣大信貸從業人員的共同努力，信貸業務實現了快速發展，但同時也逐漸顯現出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尤其是信貸從業人員暴露出的道德風險;不嚴格執行基本條件和限制性條款;對于客戶提供的申請資料檢查不仔細，從而導致材料的完整性、合法性、規范性、真實性和有效性受到影響，甚至有的從業人員為了提升自己的業績幫助客戶編造虛假的信息。貸前調查階段流于形式，了解分析工作不到位;刻意提高客戶信用評分和授信額度;在撰寫調查報告時，人為夸大客戶經營業績，報告內容與實際情況不符，甚至故意編造虛假信息，造成審查審批或決策失誤。審批貸款時，信貸員為了促使貸款的發放，甚至做其他員工的工作使其同意給不符合貸款要求的人發放貸款。貸后管理階段，忽視貸后檢查工作，沒有對借款人貸后的經營狀況進行跟蹤調查，導致存在一定的經營風險。
3．信貸人員與客戶之間存在可疑轉賬。由于信貸管理上的失職可能會導致的問題:一是存在信貸員向借款人賬戶轉賬替借款人還款的現象。二是存在借款人將貸款資金向該行信貸人員賬戶轉賬的現象。此種行為違反了總行《小額貸款業務管理辦法》第五十八條，嚴禁擠占、挪用、截留小額貸款資金的規定，存在嚴重的風險隱患。
4．貸后檢查工作質量不高。一是貸后檢查粗淺且不全面。貸后檢查時只注重微觀信息、不注重宏觀信息;只關注財務狀況等“硬信息”不注重涉及還款意愿的“軟信息”。二是貸后檢查人員不能有效發現風險點。由于貸后檢查工作復雜，防止出現漏洞，需要工作人員有豐富的經驗。貸后檢查人員由于經驗欠缺，不熟悉檢查方法和工作重點，往往導致在貸后檢查中不能有效發現業務風險點，增加了信貸工作的風險隱患。三是貸后檢查工作效率較低。由于檢查人員經驗不足、準備不充分，導致貸后檢查時間過長，不利于提高檢查工作效率。
(二)小額信貸問題的成因分析。
1．缺乏合規風險的教育培訓。銀行為了迎合上級領導，忽略了對信貸員進行定期合規風險的教育工作，從而在擴大小額信貸業務的過程中，缺乏合規風險意識。
2．忽視對員工思想道德教育。郵政儲蓄銀行未正確處理好加快業務發展和加強員工學習教育的關系;沒有制定定期學習制度，放松了對員工思想道德的教育工作;未定期與員工溝通，及時了解員工思想波動，導致員工對企業文化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因此無法與企業達成一致的目標追求和共同的價值取向，造成重大后果或惡劣影響。
3．信貸管理上的力度不夠。有些銀行開辦初期，對于小額信貸業務方面的工作沒有專職人員負責貸后檢查工作，而是由信貸經理兼任貸后檢查工作，信貸經理不僅要負責放貸工作還要兼顧貸后檢查工作，長時間下來，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會很勞累，從而就忽視了對信貸員的監督管理工作，這就使得一些不遵守規章制度的員工利用空隙做一些違反銀行制度的事，為了降低逾期率提升自己的業績，就會與客戶進行私下轉賬活動。
二、解決小額信貸問題的對策建議
(一)提高合規風險意識
加強信貸合規意識的教育培訓工作，建立了定期學習制度，樹立合規意識。每周定期組織信貸人員認真學習、深刻理解總行、省行、市行有關信貸業務的規章制度和文件精神，掌握理論知識，通過系統性業務培訓和加強員工風險防范意識教育，提高各崗位人員履職能力以及風險識別能力，進一步強化小額貸款業務的制度執行，提高全行風險合規意識。提高全行的風險管控能力，降低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對信貸系統進行定期清理，杜絕信貸員使用未注銷但已經調離的人員的工號進行放款的情況，不斷提升信貸員的整體素質和風險意識，從而提高銀行內部風險控制水平。
(二)加強對員工的思想道德教育
銀行應把防范道德風險的工作作為首要任務來抓，所以對信貸員展開定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成為了主要的工作，這項工作能夠了解員工在不同時期的思想動態，對一些有不良行為的人及時進行思想教育，適時給予關懷，消除員工的不良情緒等，從而也提高員工的法律意識，使信貸人員能夠端正自己的思想，能夠遵紀守法，盡職盡責地工作，從而建立一個良好的工作氛圍。為了防范道德風險的出現，銀行也經常開展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動，為信貸員敲響警鐘，杜絕道德風險的出現。
(三)杜絕信貸員與客戶之間的資金往來
逆向選擇是股票交易進行之前發生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具體表現為股票發行方為引誘投資方購買其股票而采取的欺騙行為。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普通股票的潛在購買者難以識別有較高預期收益且低風險的優良公司和有較低預期收益且高風險的不良公司。在此情況下，股票購買者只愿意支付發行股票的公司平均質量的價格——這個價格介于不良公司股票的價值與優良公司股票的價值之間。但對于上市公司而言，若是優良公司，它們知道其所發行的股票的價格被低估，因而不愿意按投資者的出價賣出股票。愿意向投資者出售股票的只有不良公司，因為其發行價高于股票本身的價值。如果投資者是理性的，他們就會盡量減少持有或不持有不良公司的股票。發行者和投資者的雙重理性導致的結果是：很少有公司能通過發行股票來籌措資金，股票市場就難以正常運行。倘若信息是完全的，逆向選擇問題就不會產生。
也就是說，如果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了解與上市公司經理一樣充分，他們就能識別優良公司和不良公司，愿意為優良公司股票支付足額的價值，優良上市公司也愿意在市場上推銷其股票。這樣，股市就會把資金配置到業績優良的公司，這是股市的一個最基本的功能。問題是，在現實生活中，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了解遠遠不如融資者，融資者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采取諸如捏造應收賬款、忽略壞賬、放大主營業務、財務包裝、內線交易、指令匹配等手段夸大業績，粉飾危機，欺騙投資者，逆向選擇問題因之產生。此類事例不勝枚舉，如紅光產業是成都的一家電子產品制造商，通過與會計師、律師、地方監督官員合謀炮制虛假賬目上市，在股市上籌措了4億元巨資，但該公司連續兩年篡改財務報告，把16800萬元實際虧損篡改為盈利7074萬元，后證監會暴露了該公司的造假行為，該公司股票直瀉，致使8000多名中小投資者囚受欺騙而賠錢。
道德風險是股票交易進行之后發生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表現為股票的發行者通過掩蓋信息來侵犯股票購買者權益的一切敗德行為。股市道德風險可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莊家與上市公司聯手推動股價上漲，通過“博傻機制”的放大效應欺騙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以“中科創業”為例：呂梁收購康達爾之前，覺察了康達爾虛假財務報表的黑洞，知道它遠非該業董事長所描述的業績良好，但呂梁還是以7億元巨資收購了康達爾，注冊成“中科創業”，呂梁為什么這么“愚蠢”?其實呂梁壓根就沒有想過要重組康達爾，利用二級市場上康達爾已經相當集，的流通籌碼來炒作圈錢是其真正目的。其二，大股東利用直接借貸、擔保貸款、挪用子公司資金等伎倆吞噬小股東權益。以廣東科龍為例：該公司是一家H股公司，曾被《福爾斯》雜志評選為世界300家最佳中小企業。廣東科龍公司2001年5月和6月為其母公司容生集團提供了總計2．3億元的擔保貸款，不久，容生集團還以廣東科龍公司為擔保人向中閆農業銀行貸款2．1億元，更有甚者，容生集團還要求廣東科龍公司為其支付根本不存在的廣告費用。截至2001年l2月，容生集團共欠廣東科龍公司約13億元，廣東科龍公詞股票，交易因之于2001年底被暫停。
加強信息披露是解決股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直接辦法。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是設立私人信息公司，專門搜集有關卜市公司財務狀況的信息，然后賣給證券投資者。在美國，諸如標準普爾公司、穆迪公司和價值線個公司就專門從事此類工作，它們將各種公司的資產負債以及投資活動的信息搜集起來，出版這些數據，并賣給投資者。不過，由于存在搭便車的問題，私人生產和銷售信息的系統只能部分解決證券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在搭便車問題使得私人市場不能夠生產出足夠的信息以消除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情況下，政府干預就必不可少。發達國家的第二個解決辦法就是政府對股票市場實施管理，強制市公司披露真實信息，使投資者得以識別上市公司優劣概括起來，發達國家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辦法就是把民間力量和政府力量結合起來，各盡所長。發達國家的這條經驗，中國完全可以借鑒，在加強證監會監管力度的同時應該鼓勵私人信息公司的發展，為投資者提供準確的上市公司信息。不過，中同股市的自身特征決定發達罔家的經驗只能部分解決中周股市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中罔股市有兩個不同于發達國家股市的特點：其一，它不足白而上產生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或者說，它是政府生出來的；其二，由于市公司主要是經過改造的罔有企業，政府既是股票的主要供給者又是監管者，因此，政府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兩個特點直接導致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因為政府把股票市場定位為國有企業改制脫貧的工具，使得一些次級國企也取得了發行股票的資格，上市公司良莠不齊，股票市場成為國有企業圈錢的場所。如果政府對上市公亡d實施嚴格的監管，或許可以減輕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嚴重性，但政府本身就是股票的主要供給者，運動員和裁判員的雙重身份使政府下不了決心對自己實行嚴厲的監管。本來證監會的主要作用是保護投資苦免受上市公司經理的欺騙，但在實際T作中，證監會本該承擔的責任被完全異化。所以，解決中國股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政府必須從股市淡出，徹底改變目前的政策市局面。
只靠強化信息披露和改變政策市局面等經濟手段并不能徹底解決中國股市的倫理問題，重構中國股市道德體系才是治本之策。根據證券市場的行業特征，結合《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基本要求．我們認為，可以從四方面人手來重構中國股市道德體系。其一，構建善惡分明、是非分明和美丑分明的股票市場道德標準，部分個人和機構就有可能在高收益的誘惑下跨越道德界限甚至法律界限去追逐暴利，就會損害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就會擾亂股市正常的運行秩序，而這正是中國股市道德危機的集中體現。重構股票市場道德標準首先要厘定的是多高的收益水平才是正常的，才是健康的，才是道德的；其次要厘定的是獲得收益的手段和途徑是否符合公原則，是否符號正義精神，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甚至損人利己的行為決不符合新時期股市的道德標準；最后要厘定的是從股市獲取的收益的使用是否有利于社會價值的再創造。簡言之，重構之后的中國股市的道德標準包括四點：依靠知識和智慧獲取公平利潤、依靠正直和誠信獲取陽光利潤、依靠拼搏和創新獲取功德利潤、依靠人人為我和我為人人獲取良心利潤。其二，構建既吸取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精華，又發映時代特征、時代精神和世界潮流的股票市場價值取向。中國股票市場不僅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共性，更具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道德體制的個性。發展中國股票市場，在遵循市場經濟的物質利益的原則的同時，還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人生觀和道德觀，必須將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同時不斷增強人們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弘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于創新，知難而進的時代精神。其j，構建正義和良知受到全社會尊敬和褒揚，邪惡和受到全社會譴責和鞭撻的股市道德環境。良好的道德環境是弘揚正氣鏟除邪惡，重構股市正確價值取向和建立理性投資理念的外部充要條件。媒體要大肆報道股市上的敗德行為、輿論宣傳要堅持正確的導向，為構建良好的股市道德環境作出貢獻。其四，以正直誠信、勤勉盡責、廉潔保密、自律守法為核心內容，重構證券從業人員職業道德規范。
論文關鍵詞：股票市場逆向選擇道德風險
論文摘要：從本源上看，股市問題是個倫理問題。股市上的敗德行為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引發這兩個問題的直接原因在于股票市場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解決股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治標之策是強化信息披露和徹底改變股市的政策市局面，而重構股市道德體系則是治本之法。
參考文獻：
【1】【美】米什金．貨幣金融學：第4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2】【英】博特賴特．金融倫理學[M]．靜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英】格林．中國股市玩家、制度與未來[M1．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經濟衰退仍在蔓延之中，至今仍深禾見底，從表面上看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引發了次貸危機的爆友，但從本質上分析，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衍生化和虛擬化過程中各參與主體的道德風險行為才是引發危機的真正根源、正是不斷虛擬化所引發的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加劇為各環節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風險行為的空間；而金融中介道德風險行為的加劇和疊加則增加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最終導致危機的全面爆發。
關鍵詞：次貸危機；虛擬化；道德風險
美國次貸危機自2007年5月爆發以來已經給世界各國的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沖擊和影響，全球經濟更是陷入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場金融海嘯的“破壞力”至今還未完全釋放，全球經濟衰退也遠未見底。此外，美國應對金融海嘯和防止經濟衰退所采取的降息和弱勢美元政策也給全球經濟帶來諸多消極影響和不確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再次埋下未來危機的種子。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中國不但難以在這場危機中獨善其身，而是遭受著巨大的損失和多方的壓力。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學界和業界都在積極評估危機可能的影響和分析引發危機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引發了次貸危機，但從本質上分析，金融衍生化各環節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才是引發危機的真正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融市場是一個信息的市場，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的常態。而信息不對稱容易引發各層級市場參與者的道德風險行為——可以是某些金融從業人員的道德風險行為，也可以是某些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行為，甚至可以是整個金融部門的道德風險行為。早在1998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Krugman就指出正是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并提出了解釋金融危機的第三代模型，分析了道德風險對金融危機的影響。但一直以來，學術界關于金融市場道德風險問題的研究還只能算是零星而稀少，缺乏足夠的關注。而次貸危機的爆發，可以理解為金融部門道德風險行為累積的又一次爆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源于金融中介道德風險行為的危機卻是發生在號稱金融體系最完善，金融市場最成熟，金融監管最嚴密，金融創新最活躍的美國。由次貸危機的爆發和惡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了：隨著金融創新的日新月異，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在提高風險管理效率的同時也為市場增添了不少難以評估和預測的風險，這使得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和風險管理并不是越來越清晰可控，而是變得越來越復雜而難以把握。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過度衍生化和虛擬化使得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實際上是加劇了，在監管水平沒能跟上創新步伐的情況下，這又容易誘發市場參與主體的道德風險行為，引發金融危機。由此本文認為，正是過度的金融虛擬化和滯后的金融監管誘發了各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問題，進而引發危機的爆發。
一、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化
從表面上看，次貸危機爆發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國房地產泡沫。我們知道：2001年以來，在美聯儲低利率政策下，美國的房地產價格在國內和國際的流動性泛濫中不斷走高，日益泡沫化。房地產泡沫的滋生和膨脹使得美國房地產市場空前繁榮，也使得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
1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的發展
美國的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級別：優級貸款、Alt—A貸款和次級抵押貸款。其中，次級抵押貸款的對象為信用分數較差的個人，尤其是消費者信用評分(FICO)分數低于620、月供占收入比例較高或信用記錄欠佳以及那些首付低于20％的貸款人，而在以往，這些貸款人在一般情況下是很難獲得住房抵押貸款的。但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火爆、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競爭的加劇，以及中介機構“證券化”的金融創新，催生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上“次級抵押貸款”這一高風險的信貸品種。2000年以來，次級抵押貸款在美國增長迅速，在全部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中的比例達到12％，約12000億美元。
2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和進一步衍生化
與優質貸款相比，次級抵押貸款收益率高、風險大，也缺乏足夠的流動性。但如果將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并進行出售則可以起到轉移風險和分散風險的作用。當次級抵押貸款經由證券化形成MBS進而出售給市場投資者時，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房屋抵押貸款機構可以提前收回現金流，而與該MBS相關的抵押資產池的所有收益和風險都轉移給市場投資者。但由于次級抵押貸款信用較差，其證券化后的證券品種很難獲得較高的信用評級，這會限制共同基金、保險基金等偏好固定收益類證券產品的機構投資者對其進行購買。為了提高次級抵押貸款MBS的信用等級，房屋抵押貸款機構在投資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幫助下，將次級抵押貸款重新打包，成為發行的資產支持型抵押債務權益(ABSCDOs)的抵押品。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將次級抵押貸款進行再證券化(進一步虛擬化)，形成資產支持債券型抵押債務權益(ABsCDOs)。標準普爾和穆迪等信用評級公司再根據貸款人的資質、獲得現金流和承擔違約損失順序的先后將不同按揭產品CDOs進行評級劃分：AAA級的為優先級(seniorClass)，AA和A級的為中間級(MezzanineClass)，其它更低的BBB到B級為低層級(subordinateClass)，而另有平均僅約5％債權為無評級的最低的權益級(EquityClass)，用來最先承受違約損失(Firstlosspiece)。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種分割后再分割的“金融創新”甚至還可能不止一次，于是就創造出了CD02，CD03，…CDOn這樣的多層衍生產品。通過上述巧妙的金融創新過程，抵押貸款公司可以迅速回收現金流，而次級貸款的風險則被分攤到購買各級CDO的投資者身上。
3次級貸款的證券化反過來加劇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
正如我們上文所分析的，美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催生了次級抵押貸款及其衍生品的繁榮。而次級抵押貸款、房屋按揭抵押支持債券(MBS)和資產支持型抵押債務權益(ABsCDOs)等信貸金融創新產品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房價的非理性上漲，但顯然，這種利用金融信貸創新導致房價上漲脫離了美國實際居民消費能力的基本面支持。而在房價上升周期內，次級抵押貸款的隱患也被市場大大的低估，隨著美國利率在2005年后不斷走高，美國房地產價格終于在2006年見頂并開始回落。而隨著房價的下跌和違約率的上升，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房屋被收回(foreclosure)后推入市場再銷售，增大了供給；另一方面，由于信貸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大增、流動性驟降，導致各類按揭貸款和證券化發行活動陷于停止，這又大大地減少了市場的需求，供求關系的逆轉進一步加速了房價的下跌。這種惡性循環使得整個按揭信貸和資產支持證券市場陷入混亂和流動性枯竭，次貸危機爆發并愈演愈烈。
二、次級抵押貸款衍生化過程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
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層層衍生化是一個復雜的金融創新過程，需要各類金融中介機構的參與：抵押貸款機構發放次級貸款，投資銀行進行次級貸款的“包裝”和承銷，評級機構進行信用評級……。各類金融中介彼此分工且相互合作，每個環節他們都收取相應的傭金和費用，但顯然沒有哪一個金融中介對整個衍生化過程的風險控制負責。在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化鏈條上，作為理性經濟人，每類市場主體所追求的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道德風險問題。而這些道德風險行為的疊加則引起整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風險積累和風險放大，最后導致危機的爆發。
1貸款機構的道德風險行為
通過證券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層層疊加的衍生化，按揭貸款的最終的信用風險不再由次級按揭貸款機構承擔，而是由購買各級CDO的投資者承擔。在過去沒有“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的日子里，貸款機構非常關注貸款的質量、借款者的財務狀況并與借款者保持一種長期穩定的關系，他們的這種審慎可以有效地減少這個市場的整體信用風險。而現在由于證券化而帶來的風險轉移和風險分散，貸款機構就不再那么在意借款者將來是否能夠按時還款。貸款機構過去以收取貸款利息為主，而現在則依靠回收貸款的初始費用及在二級市場銷售貸款來獲取利潤；這個市場另一重要的參與者——按揭經紀人賺取的傭金及費用，他們更多考慮的是貸款利率、種類、規模，而不是貸款的逾期率和違約率①。
事實上，資產證券化不僅為抵押貸款機構提供了冒險的動機，也為抵押貸款機構提供了冒險的能力。抵押貸款機構通過發行MBS、ABS、CDO等一系列證券化產品，將風險通轉移給投資者，貸款占用的資本得到釋放，回收的資金可以繼續進行放貸，這相當于在同樣的風險準備金和自有資本下，貸款機構可以提供更多的貸款。隨著貸款機構流動性的增強，傳統模式下更多原本不可能得到貸款的次級按揭貸款的客戶也成為了重要的貸款對象。
2投資銀行的道德風險行為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是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和進一步衍生化的主要設計者，他們幫助貸款機構將流動性弱的次級按揭貸款包裝成MBS(抵押擔保證券)以增加流動性。但以次級按揭貸款為抵押品的MBS債券評級還達不到最低投資等級BBB，于是投資銀行又將MBS債券按照可能出現違約的幾率分割成不同等級，打包成CDO(債務抵押憑證)，某些CDO甚至可以獲得與美國政府證券評級相同的AAA評級。需要在這里特別強調的是，但不管其評級有多高，其原生產品的高風險都并沒有消除，只是被轉嫁和分散了。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華爾街的投資銀行為了獲得更多的傭金和手續費收入，不斷創造出更多、更復雜的衍生產品。其中許多CDO債券的日常交易量都很小，有些甚至是他們為某些客戶量身定制的，所以其流動性極差，其定價必須依靠于復雜的數學模型和主觀假設，這便進一步引入了模型風險和主觀判斷風險。特別地，當市場出現恐慌時，這些極度缺乏流動性的產品更容易出現單邊行情，價格便會出現暴跌。這一切都為日后的危機爆發和惡化埋下伏筆。
3信用評級機構的道德風險
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層層衍生化使得信用關系高度復雜化，對于眾多的投資者(包括部分機構投資者)而言，很難理清各類金融產品之間的關系，信息不對稱伴隨著金融虛擬化鏈條的延伸而變得更為嚴重，這就導致金融產品定價更加依賴于信用評級機構。而對于信用評級機構而言，它們自身也面臨著巨大的利益誘惑：一般來說，評級機構會對每筆業務收取約7個基點的評估費。而且要指出的是：信用評級機構不僅評估信用風險，而且還參與這一結構性融資產品的構建過程。一般來講，發行方會征求信用評級機構的建議或者至少能運用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模型進行預構建(Pre—structure)。這意味著信用評級公司一方面收取咨詢手續費，另一方面又對這些產品進行評級，顯然存在利益沖突的可能性，很難保證其獨立性和客觀性。有資料顯示：評級機構90％的收入來自發行方支付的評級費用，美國三大評級公司對結構性融資產品的評級明顯高于傳統的公司評級。從爆出的越來越大的次按相關損失和計提中看，評級機構對這些衍生信貸產品的評級模型和標準存在著重大偏差，對于同一個產品，不但這些機構彼此之間存在的重大的評級差異，甚至這些機構內部不同部門給出的評級結果也是各不相同。
自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標準普爾和穆迪等評級機構備受質疑，有學者認為正是這些評級機構使得次貸危機惡化。在次貸危機爆發前，評級機構給予了次貸相關債券高信用評級，使得這些債券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市場上銷售；次貸危機爆發后，這些曾經的高評級債券價值大幅縮水，評級機構不得不迅速調低評級，而當原本所依賴的評級被不斷大幅調降，信用評級體系本身的信用也趨于崩潰，而投資者又缺乏對自身投資的這些創新產品的了解，因而產生的風險厭惡和離場情緒導致了價格更深的下跌，甚至是無市場價格可詢的。顯然，就在貸款機構、投資銀行和評級公司賺取不菲利潤的同時，風險卻在市場中累積起來，并由整個市場承擔。
三、金融衍生化過程中道德風險與金融危機
由上文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金融市場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充斥著次級抵押貸款的各個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整個次級貸款證券化和衍生化過程中，真正受益人是諸如發行商和承銷商這些收取傭金的中間人(Middleman)。這也是這些投資銀行、貸款機構樂此不疲地創造各種結構性金融產品的真正利益驅動所在。嚴格地講，評級機構和政府也是這樣的中間人。評級機構收取平均7個基點的評估費，而政府則獲得大量的房產交易稅以及跟隨房價上漲的物業稅，就這點而言，這場危機的爆發是美國“系統性金融共謀共犯”的惡果(白欽先，2008)。一個由中間人利益推動而產生的泡沫房市的破滅，遭受損失的卻是普通的購房者和信貸債券市場投資人。
1金融衍生化加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
從本質上講，各類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源于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當然，由于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存在，從事交易活動的市場主體對交易對象以及環境狀態的認識是很難相同的，信息不對稱是現實經濟活動中的普遍現象。但過度的模型化和衍生化則人為地加劇了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我們知道，在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和衍生化過程中，涉及到對抵押貸款池進行復雜的切分，并且只能用金融計算模型來估計未來CDOs債券的現金流狀況，而模型之復雜、評估之繁瑣使得即便同為專業機構的貸款機構和投資銀行之間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信息不對稱。而他們彼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容易誘發信息占優一方的道德風險行為。隨著新產品一層層被衍生出來，原生產品的高風險并沒有被消除，反而不斷積累和放大。隨著衍生產品創新鏈的不斷延伸，產品的結構越來越復雜，最終的投資者與最初的次級抵押貸款人問的“距離”也越拉越遠，信息不對稱程度越來越大，從而無法有效地對風險做出正確的評估。
投資者在市場上交易著諸如“MBS”、“CDO”、“CDS”的金融衍生品，但相當一部分投資者并不清楚
2金融創新、道德風險與金融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衍生化所引發的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加劇為那些積極推進證券化、衍生化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風險行為的空間；而金融中介道德風險行為的加劇和疊加則增加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事實上，由于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引發的金融危機并非在這次的次貸危機中才凸顯出來。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體持續的高通脹、高利率，利率匯率的頻繁波動，使得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同時也給國際金融市場上資金借貸雙方帶來巨大的金融風險。也在這一時期，各國放松本國的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機構開始積極進行金融創新以滿足自身和客戶的風險管理需求。隨著金融理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也呈現出日益模型化、工程化、衍生化的趨勢。但正如我們上文所分析的，金融創新在市場信息不對稱且監管不力的情況下，容易誘發金融從業人員、金融機構、甚至整個金融業三個層面的道德風險行為，進而引發金融危機。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儲貸危機從本質上講也是由于儲貸協會這一類型的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而引發的——美國存款保險制度一方面容易使存款人放松了對儲貸協會的監督，另一方面也誘發了儲貸協會本身的冒險行為，最終引發儲貸危機的爆發。與這次的次貸危機不同，儲貸危機是屬于金融中介這一層面的危機，集中爆發于儲蓄貸款協會和商業銀行這兩類金融中介，危機的影響也僅限于美國本土。但同樣由于道德風險引發的次貸危機，則是一場金融市場層面上的危機，波及抵押貸款公司、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評級機構以及各類機構投資者等金融中介，并伴隨著金融全球化浪潮，將危機傳遞至國外，造成全球金融體系的動蕩，而我們中國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3金融監管跟不上金融創新步伐導致金融中介道德風險行為失控
隨著金融虛擬化的不斷深入發展，眾多金融市場乃至整個金融體系日益成為一個聯系緊密的整體，牽一發而動全身。從理論上講，證券化和衍生化可以將風險轉移給市場上的投資者，但風險只是被轉移或者被分散，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正如我們上文所一再強調的，資產證券化和衍生化所形成的風險轉移和風險分散機制加劇了抵押貸款機構的道德風險，次級貸款層層衍生化后帶來的市場流動性模糊了風險承擔主體的界限。而正是通過這種證券化和層層衍生化，次級抵押貸款的風險可以迅速在各個市場和各類型金融中介中傳遞，使其更具破壞性。在衍生化的各個環節中，抵押貸款機構和投資銀行之間、投資銀行和評級機構之間、投資銀行和機構投資者之間等，每個市場主體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每個環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對稱。在市場監管不力的情況下，每個環節都可能產生道德風險行為而得不到有效地制約和監控。沒有哪個市場主體有激勵且有能力對整個衍生化過程中的道德風險行為進行評估和監管，而作為市場的監管者卻表現為“心有余而力不足”，金融創新已經超越了他們的監管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風險不斷積累，危機的爆發只需要一個導火索和一點火花。
四、結論和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