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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翻譯研究文化學派的一個重要理論，由以色列當代著名文學家及翻譯理論家埃文-佐哈爾(Even-Zohar)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該學派主要從文化層面對翻譯進行研究，認為文化因素對翻譯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埃文-佐哈爾出版了《歷史詩學論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在本書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polysystem)這一術語。根據該理論，各種社會符號現象，也就是由符號主導人類交際形式，諸如文化，語言、文學，社會等，須視為系統而非又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才能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各系統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形成了一個大的“多元”系統。要全面并充分的理解各個系統，就必須將其置于多元系統的整體性和關聯性中來研究。后來佐哈爾把這一理論運用于文學翻譯研究中。多元系統理論認為，文學本身是一個多元系統。作為整個文化和社會系統的次系統，文學系統是各種文學子系統的集合。翻譯文學是文學多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研究翻譯文學，就必須將其置于大的文學系統中來研究。
二、多元系統理論指導下翻譯策略的選擇
多元系統理論認為翻譯作品時要考慮其文化因素。翻譯是一個跨文化的交際活動，其過程涉及最少兩個文化系統，即源語文化系統和譯入語文化系統。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然要考慮源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統中所處的地位，從而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
根據多元系統理論，翻譯文學對譯入語文化的作用取決于其在譯入語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翻譯文學在多元文化系統中是處在中心位置還是邊緣位置，又決定著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將采取怎樣的翻譯策略，歸化或異化。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作為文學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既可以占據中心位置，也有可能處在邊緣位置，這與當時該文化系統中其他文學子系統的狀態有著直接的關系。該理論認為各系統之間既相互聯系和依存，同時也存在矛盾和斗爭。正是由于各個系統的地位不平等，它們有的處于中心，有的處于邊緣。原創文學與翻譯文學是文學這個多元系統中一對對立的子系統，翻譯文學在三種情形下會出現繁榮，甚至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1.當某種文學系統還沒有明確成型，也就是說，文學還處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階段；2.當文學處于“邊緣”（在相互聯系的各國文學中）或者處于“弱勢”地位，或兩種情況兼而有之；3.當文學中出現了轉折點、危機或者文學真空的情況。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地位的變化會引起翻譯策略的變化。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時，往往是創新的力量，這時譯者就不再套用本國文學中已有的規范和模式，相反，譯者會打破本國文化的傳統模式，而遵守源語文化的規范，采取異化策略；而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多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這時譯者注重的是譯文的“可接受性”，所以多遵守譯入語文化已有的模式及規范。
因此，在翻譯文學作品時，譯者需要慎重考慮文本所蘊含的文化因素以及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所處的地位，并以此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譯者必須從原語中尋找蘊含的文化信息，并且在譯文中反映出來，在翻譯的過程中既要保證不偏離原文的文化內涵，又要使譯入語讀者能準確地理解其意義。因此，對文本進行文化解讀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多元系統理論指導下的翻譯實踐
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的翻譯就充分地體現了文化因素對翻譯過程的影響。其英譯本中，當屬楊憲益夫婦的英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最具影響力。但是，楊譯本多采用異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信息；而霍克斯譯本以譯文讀者為導向，多采用歸化策略。
楊憲益夫婦對中國傳統文化帶著敬仰和崇尚之情，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刻的認同感。而且楊譯本是受外文出版局的委托，目的是為了傳播中國傳統文化，讓外國人了解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因此它把《紅樓夢》譯本定位于英語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在處理文化信息時更加注重對文化信息的考究，更加忠實于原文。而對霍克斯來講，由于受到西方社會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的影響，在翻譯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長期以來，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中都處在邊緣位置，譯成英語的中國翻譯文學在英語國家的文學系統中，也同樣處在邊緣位置。因而霍克斯在翻譯時就很可能相應地將《紅樓夢》的英譯本也定位在文學系統的邊緣位置。
例如，對書中端陽節的翻譯，楊譯本保留了中國傳統的賽龍舟的文化意向，將其譯成Dragon-Boat Festival；而霍克斯譯本只是點出了這個文化意向的時間是midsummer，他更注重的是譯文的可接受性，因此采取了歸化的翻譯策略。
多元系統理論使很多翻譯學者能夠從一個嶄新的角度來看待翻譯文學，因此這一理論已被廣泛地應用于對文學作品翻譯的分析之中，它其實同樣適用于指導商務翻譯實踐。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商務英語也逐漸得到發展并且具有自己獨特的特征。因此，商務英語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系統。商務廣告翻譯成功與否取決于對譯入語的消費者產生的影響。例如，商標的翻譯，目的是為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因此，譯者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以迎合消費者的心理從而占領市場。
（一）Rejoice 飄柔；Heads&Shoulders 海飛絲；Safeguard 舒膚佳；7-ups 七喜。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歸化的翻譯策略。它們都反映了中國人傳統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特點---中國人比較喜歡喜慶的事物。中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在大的文化系統中占據著中心地位，因此這種采取歸化策略的翻譯正反映出了譯入語文化中已有的模式和規范。與直譯相比，更具有接受性。
（二）Kentucky 肯德基；Mc Donald 麥當勞 ；Nokia 諾基亞；Motorola 摩托羅拉；Cadillac 卡迪拉克；Pierr Cardin 皮爾卡丹。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這與中國人當時普遍的心理是有很大關系的。改革開放以后，越來越多的西方事物被引進到中國，同時中國人在心理上也更樂于接受西方新鮮事物。因此譯者在翻譯時，將外來文化放在了文化系統中的中心地位來考慮，采用了異化的方法，保留原文的語音效果，使其聽起來更具異國情調，更有“洋味”。因此異化的翻譯策略非常好的迎合了消費者的心理從而占領市場。
四、多元系統理論指導翻譯的不足之處
雖然多元系統理論從文化層面指導翻譯研究與實踐，為翻譯研究開拓了更廣闊的領域，但其理論自身也并非完美，在指導實踐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不足之處。
首先，是其理論中評價性術語的界定問題。佐哈爾提出了翻譯文學系統在文學系統中占中心地位的三種情況，提到“邊緣”和“弱勢”，但是對其應該如何界定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
其次，多元系統理論只強調影響翻譯策略選擇的客觀文化因素，而忽視了作為翻譯主體的人的主觀能動性等主觀因素。比如，有時盡管翻譯文學處在文學系統的邊緣位置，根據多元系統理論譯者應采取歸化策略，但是假如譯者在翻譯中帶著某種目的，如引進異國文化，他反而會采取異化策略。因此，翻譯策略的選定并非完全取決于翻譯文學在文化系統的地位，還需考慮其他因素。
關鍵詞： 多元系統理論 翻譯策略 《紅樓夢》 英譯本
一、引言
眾所周知，《紅樓夢》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認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頂峰。該部巨著是一部描寫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百科全書；小說以上層貴族社會為中心圖畫，極其真實、生動地描寫了十八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稱是這段歷史生活的一面鏡子和縮影，是中國古老封建社會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崩潰的真實寫照?！都t樓夢》之所以成為“中國小說文學難以征服的頂峰”，不僅僅是因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還在于它非凡的藝術成就。全書規模宏偉，結構嚴謹，人物生動，語言優美，此外還有一些明顯的藝術特點值得后人品味、鑒賞。
從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間，《紅樓夢》出現了9種英譯本，成為中國文學英譯史上一道獨特而絢麗的風景。但譯本之間差異較大，有些源于譯者對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歷史因素對譯者的意圖和傾向造成的不同影響。在《紅樓夢》英文譯本中最為完整、影響最深遠的兩部作品是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夫婦的英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1995年在其《譯者的隱性》一書中提出，文學翻譯中譯者可采用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歸化和異化。按其說法，異化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而歸化法則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采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1］。
楊憲益夫婦的譯本（以下簡稱楊譯）以原文文本為指導，選用與源語表達方式對應譯文，力求保留源語語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紹中國的古典文化，多采用異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華文化韻味。而大衛?霍克斯的譯本（以下簡稱霍譯）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以譯文讀者為導向，目的是讓讀者讀起來順暢、有趣，對許多中國文化進行了改寫，多采用歸化策略，但更見功力于語言、藝術的再創。由此看來，讀者可以從楊譯本中學到很多有關中國文化方面的知識，但在西方霍譯本卻更流行［2］。歸化與異化這兩種翻譯策略是譯者在翻譯時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及對象的差異而作出的不同選擇，孰優孰劣很難一語判定。只能說不同的翻譯策略會對讀者產生不同的影響，達到不同的翻譯目的。本文從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視角闡釋楊譯與霍譯采用不同翻譯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統理論
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爾的《歷史詩學論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polysystem）”這一術語。埃氏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視作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里各個子系統“互相交叉，部分重疊，并且又互相依存，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但是，在這個整體里，有的系統處于中心，有的系統處于邊緣，各個子系統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處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心與邊緣也在進行著更替［3］。
在佐哈爾看來，翻譯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究竟是占據“強勢（primary position）”還是位居“弱勢（secondary position）”，具體要視該文化里當時其它文學的狀態而定。當翻譯文學積極參與建造多元系統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學多元系統內占主要位置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這時就占據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與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僅會為原來的文學注入新的思想和內容，而且會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經成為一種創造新詞和新的表達模式的途徑。相反，如果原來的文學系統已經發展完備處于強勢地位，那么翻譯便會居于下風處于次要地位，翻譯文學也會隨之在文化系統中處于邊緣地帶，其文學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譯策略
佐哈爾（2000）認為，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處于中心或邊緣地位取決于主體文學的發展狀況，而譯者又會據此來選擇翻譯主題和翻譯策略、歸化或異化、直譯或意譯。也就是說譯者的翻譯策略常視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這個大多元系統內所處的地位而定。當翻譯文學處于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主要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盡管譯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還是很大的。反之，當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這時異化的翻譯策略常常是譯者在翻譯時所采取的選擇，即便以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為代價。在這種情況下，譯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語言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過程中，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向西方介紹傳播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楊氏夫婦在翻譯《紅樓夢》時，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異化策略。而對于霍克斯這個西方人而言，中華文化是異語文化，而英語文化是母語文化；相比之下，其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程度有所削弱?；艨怂沟姆g目的無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讀《紅樓夢》時所產生的快樂傳達給本民族的讀者，讓他們在順暢、有趣的閱讀中領略名著《紅樓夢》的魅力。這種翻譯目的就勢必使霍克斯在翻譯時以英語及其相應的文化為主導，而采取歸化策略。再加之舊中國時代，漢文化在西方國家處于文化邊緣位置，對于霍克斯來說，在翻譯時很可能相應地將《紅樓夢》的翻譯定位為文學系統的邊緣位置。而楊憲益夫婦的情況卻不同，他們的翻譯目的是彰顯本民族文化，并且他們的翻譯實踐大多是從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的輸出（如亞非拉等國家），這就使得楊憲益夫婦采取了異化策略，將《紅樓夢》譯本定位于英語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下面我們通過譯文中具體的例子進行比較。
例1.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嫡親孫女似的……（《紅樓夢三回）
譯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譯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漢語中孫女與外孫女的遠近親疏是比較明確的，而英美國家的宗法關系卻不及中國這么嚴密。例1中霍譯旨在表達原文中“嫡親”這層關系，同時也并沒有表達出言者的原意：討好賈母。相比之下，楊譯則技高一籌，通過異化翻譯明確地交代了賈母與黛玉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將原文作者的意圖傳達給了讀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語言文化的特色。
例2.“瀟湘館”
譯文（1）：“Bamboo Lodge”（Yang）
譯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國人的腦海中，“瀟湘”意指綠竹，楊譯采用的是異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語文化的因素。因此楊譯本在地名的處理上會讓讀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圍。而霍譯中Naiad是希臘神話中河邊湖濱仙女，由此來看，霍譯在翻譯時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紅樓夢》第六回）
譯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譯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譯文中，楊譯使用了一個英語的諺語，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從而保留了源語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譯直接引用了英語諺語，未做改動，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這對英美讀者來說當然讀起來更自然順暢、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統理論與翻譯策略的應用
雖然許多文學翻譯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得到很好的解釋，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民族文化屈居劣勢，本民族文化與異域文化伯仲懸殊的情況下，仍可以看到歸化、異化兩種翻譯策略并存的現象。這說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時期的文學翻譯，出現兩種翻譯策略并存、兩種翻譯派別明顯對立的現象，是用多元系統理論所不能解釋的。
實際上，在整個翻譯的過程中，不能忽視的還有譯者的“主觀認識”，而恰恰是這種主觀認識在對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譯策略的選擇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翻譯的實質是兩種語言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應該保持譯者與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僅于此，譯者是在原作的基礎上進行二度創作，更要發揮譯者的主導性、能動性，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翻譯又離不開人的價值觀，特別是辨別是非、善惡等倫理觀念的支持與制約。而這正是多元系統理論所忽視的，它只考慮了目標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統中的“客觀”地位，并以此來判斷譯者的文化態度，卻忽視了譯者的“主觀意識”和文化態度及對翻譯策略選擇的影響。實際上，翻譯策略具有很強的譯者的主觀意識。盡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觀上可能出于邊緣地位，但譯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觀意識支配的文化態度來判斷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由此可以看來，多元系統理論在其適用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但與傳統翻譯理論相比，多元系統理論為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提出了新視角，它把文化語境、社會條件、政治等諸多因素結合起來，提出了新的觀點，拓展了視野，豐富了翻譯研究理論，為翻譯研究開拓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并對其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6］。
五、結語
不言而喻，翻譯的標準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目標文化和地位決定翻譯策略，譯本讀者和譯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決定翻譯策略，譯者主體性和倫理觀念標準也會決定翻譯策略。譯者不但要熟悉源語和譯語兩種文化，具備深厚的文化修養，而且要明確自己的責任，處理好譯者自身與原作者、文本及讀者的關系，才能創作出優秀的譯文。
參考文獻：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陳正發.也談“歸化”與“異化”［J］.外語教學，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4］張南風.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多元系統論的角度看中國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J］.外國語，2001，（4）：61-69.
【關鍵詞】多元系統理論 翻譯策略 文學翻譯
一、多元系統理論簡介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由以色列學者伊塔馬?埃文-左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該理論主張語言、文學、政治等各種社會符號現象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大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中又包括眾多相互依存的子系統。然而，各個系統地位并不平等：有的處于中心，起主導作用，有的處于邊緣，起次要作用。它們的地位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永無休止的斗爭中不斷地從中心到邊緣、從邊緣到中心地轉化。
翻譯文學是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對于傳統文學來說，翻譯文學只能處于邊緣地位，但左哈爾提出了三種使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處于中心地位的條件：第一，當一種文學還處于“幼稚”期或建立過程中；第二，當一種文學處于“邊緣”或者“弱小”狀態；第三，當一種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點，或出現文學真空時。同時，就翻譯文學而言，當它處于多元系統中心地位時，譯者主要側重于譯文的充分性，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而當翻譯文學處于邊緣地位時，譯者往往更加注重譯文的可接受性，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谧蠊柕亩嘣到y理論，本文以我國兩個歷史時期――到、改革開放以來――為例，試析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及成因。
二、到時期翻譯策略的選擇
到時期，林紓的文學翻譯采用的是歸化翻譯策略。林紓不懂外語，他的翻譯通常由懂外語的合作者口譯，再由他根據意思形成文字，其譯文語言均采用文言文?！逗谂跆熹洝罚ㄓ肿g為《湯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國作家斯陀夫人的代表作，此書一直被認為是一部反對奴隸制并帶有宗教性質的小說?！逗谂跆熹洝酚晌阂卓谧g、林紓執筆合作完成，于1901年出版。從嚴復“信達雅”的翻譯觀來看，《黑奴吁天錄》違背了“信”原則，林紓對其進行了大量的增刪和改編。然而，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分析，這些誤譯、漏譯、情節增刪似乎是林紓有意為之，是其翻譯策略的體現。
之后，國家處于內憂外患，林紓對國家前途深感擔憂，滿腔的愛國熱情促成了他的翻譯動機。他想通過翻譯《黑奴吁天錄》來警醒國人。所以，在《黑奴吁天錄》中，他將大部分有關宗教勸善的情節刪掉，融入醒世話語。此外，當時中國雖然在政治軍事方面受制于列強，但在文化方面國人篤定傳統文學是最優秀的文學，加之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林紓自然也深受影響，從而促使他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以使譯文符合中國文學傳統的模式。清末民初，翻譯文學處于中國傳統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人們固守著傳統的文學模式和思維模式，根據多元系統理論，這時候譯者為了迎合大眾讀者，使譯文得到廣大讀者的接受，林紓就采用了歸化的翻譯策略。
三、改革開放之后翻譯策略的選擇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歷了文化領域的空前匱乏之后，國人普遍對當時的文化和文學現狀感到不滿。中國文化出現了轉折點，于是開始引進西方文化，掀起了一個翻譯。各類西方著作被譯成漢語，許多名著被重譯。根據多元系統理論，文學多元系統出現轉折點、危機或真空時，翻譯文學會占據多元系統中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的影響，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幾乎停滯，文學作品嚴重匱乏，文化領域出現真空。到7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量西方文化產品涌入國人視野，可以看作我國文學多元系統的轉折點，翻譯文學逐漸處于我國文學大系統的中心位置，譯者可以不受目的語文化傳統規范的束縛，大膽采用與原文本接近的、能使譯文具有“充分性”的異化翻譯策略。同時，與清末知識分子所擔負的開啟民智、振奮民心的歷史使命不同，這一時期的文學翻譯著重于向國人介紹西方文化和學術思想，通過各類翻譯作品使國人接觸到當代西方國家的人文風物，以實現中外兩個文化系統的交流互通。
四、總結
綜上所述，翻譯文學的地位影響著翻譯實踐，也影響著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多元系統理論的提出為翻譯理論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擴展了人們的視野。該理論跳出了傳統翻譯理論注重靜態的語義對比研究的窠臼，關注隱藏在譯者身后無形地控制著他們翻譯策略選擇的隱形社會文化力量，將翻譯文學嵌入了一個更為廣大的文化語境，標志著翻譯理論的文化轉向。
參考文獻：
[1]張南峰.多元系統論[J].中國翻譯，2002（4）.
[2]張南峰.從邊緣走向中心――多元系統的角度看中國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J].外國語，2001（4）.
（中國民用航空飛行學院外國語學院，四川德陽618307）
【摘要】伊埃文·佐哈爾是當代著名的文化理論家，盡管他并不以翻譯理論家著稱，但他在1978年發表的“翻譯文學在文化系統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統論對翻譯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本人也被認為是翻譯研究學派的先驅之一。根據多元系統論，翻譯文學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可以占據不同的地位。當翻譯文學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時，翻譯傾向于采取異化的方法，譯文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將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譯。反之，當翻譯文學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占據邊緣地位時，譯文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將非常接近譯入語文學系統的規范，譯文會采用歸化的方法，也就是說，譯文為了遷就讀者，會盡量使用讀者所熟悉的語言和結構而犧牲原文。玄奘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翻譯家，也是四大佛經譯師之一。他的譯文被稱為“新譯”。他翻譯的佛經在數量上超過了其他三大譯師所譯卷數的總和，在質量上也達到自有佛經漢譯以來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譯工作的組織和翻譯人才的培養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經譯文的基礎上，證明多元系統論有它不適用的地方。簡單地說，佛經雖然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占據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據的只是邊緣的位置，玄奘的譯文也是如此，應該采用歸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內容上接近譯入語。但是，玄奘的譯文一看就是一種“外國文學”，至少和中國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當距離的，可以說玄奘在翻譯過程中采用了異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經原文的特點。這和多元系統論是不一致的。本文將就這個問題進行一些探討。
關鍵詞 伊埃文·佐哈爾；玄奘；多元系統論
伊埃文·佐哈爾是以色列特拉維夫文化研究學院的教授，他在20世紀70年表的一系列論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論。根據這一理論，文化、語言、文學和社會都不是由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而是由相關的元素組成的系統。在文學這個大系統中，各個系統所處的位置又不盡相同，有的系統處于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有的處于邊緣位置。多元系統本身不是靜止的、固定不變的，由于社會文化因素，有的系統會從邊緣走向中心，有的會從中心走向邊緣。那么，翻譯文學什么時候會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占據中心的位置呢？伊埃文?佐哈爾認為有三種情況：第一，當一個文學系統處于還沒有被固化，還很年輕，還處于被建立的時候；第二，當一個文學系統本身即處于弱勢或是邊緣化的時候；第三，當一個文學系統遭遇轉折，危機或是遇到真空的時候。很多翻譯作品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式，出現了所謂的歐式漢語，因為譯文要在內容和形式上盡量接近原文和譯入語。那么，翻譯文學什么時候會在整個文學系統中占據邊緣的位置呢？與上面相反，當一個文學系統具有悠久的歷史，已經有了自己的文學范式，已經被凝固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建設的時候；當一個文學系統和其它文學系統相比較處于強勢或是中心地位的時候，或是這個系統自認為如此的時候；當一個文學系統處于鼎盛時期，沒有出現轉折、危機或真空的時候。事實上，中國文學從春秋時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學范式，經過兩漢、南北朝的發展，到了隋唐時期，中國文學已經相當成熟了，也可以說已經凝固化，已經完成了建設自己的階段，剩下的工作是在已有的大廈上裝修了。中國文化向來以天朝上國自居，不論到了明清時代這是否還是事實，至少中國文化自己是這樣看自己的。此外，隋唐時期正是中國文化的鼎盛時期。因此，在這一時期，翻譯文學無論如何只能占據邊緣的位置，佛經的翻譯也不例外，鼎鼎大名的玄奘的翻譯也不例外。
佛經翻譯具有悠久的歷史，從東漢時期攝摩騰、竺法蘭譯出《四十二章經》經多部經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譯經終告寢息為止，一共有長達1千多年的歷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經在漢文、藏文、蒙古文、滿文之間互譯，中國佛經翻譯則有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這其中，涌現了四大譯師，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鳩摩羅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他的譯經事業達到了中國佛經翻譯的最高峰。關于翻譯，有三個關于玄奘的問題值得提及。第一個問題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論，就是說，在佛經翻譯的過程中有五種情況不做意譯，而只是音譯。這五種情況是：（1）多含不翻：如“薄伽梵”，指世尊，是佛陀的名號之一，又含有自在、熾盛、端嚴、吉祥、尊重等義。又如“摩訶”，含有大、殊勝、長久及深奧等義。（2）秘密不翻：如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各種經咒，一經翻出，就會失去它的神秘性。（3）尊重不翻：如“般若”，不可直譯為智慧，“三昧”不可直譯為“正定”，“涅磐”不可直譯為圓寂或解脫等。（4）順古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可直譯為“無上正等正覺”，“阿羅漢”，不可直譯為“無生”，“菩薩”不可直譯為“覺悟”等。（5）此方無不翻：“此方”，就是指中國。如印度的庵摩羅果，形似蘋果，其意為“無垢清凈”，食之可除風熱，但中國沒有。佛經中常以“庵摩羅果”，來比喻地球的形狀。第二個問題是玄奘在翻譯過程中成功地運用了補充法、省略法、變位法、分和法、譯名假借法、代詞還原法等等翻譯技巧。第三個問題是玄奘設立了譯場，分出了十一個不同的職位，使集體譯經制度化，系統化，保證了翻譯的質量。玄奘的譯場有譯主、證義、證文、書寫、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多個崗位，譯主為玄奘，其他的職位由求學者擔任，這些學者不僅有核對梵文、書寫紀錄、語法整理、譯文潤色等工作，而且還要將譯稿回翻為梵文再次核對，他們為保持翻譯的準確性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體，在請求唐太宗為其所譯經文作序所呈的表中，玄奘寫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爛。理包系象調逸成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圣教玄遠。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眷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于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于巖崖。云和廣樂。不秘響于聾昧。金壁奇珍。豈韜彩于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典。托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眾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边@樣的文章，即使是當時的著名文人，恐怕也很難做到信手拈來。事實上，這種文體是當時中國的標準文體，是中國文學系統的范式。按多元系統理論來看，作為處于邊緣化位置的翻譯文學系統，理應采用這樣的文體才對。但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看到，玄奘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并沒有采用這種作為范式的文體，而是采用了中國的古代白話，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經是一種外來的舶來品。
其實，玄奘當年從印度取回來的佛教經典數不勝數，但其中部頭最大的只有兩部，這就是著名的《瑜伽師地論》和《大般若經》。事實上，玄奘在翻譯這兩部經典的時候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法，這是處于中心位置的翻譯文學系統應該具有的特征，這與佛經翻譯文學在隋唐時期的漢語文學系統中處于邊緣的位置是矛盾的，也是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經》中的一段話：
善現。瞋清凈即布施波羅蜜多清凈。布施波羅蜜多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布施波羅蜜多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瞋清凈即凈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清凈。凈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凈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善現。瞋清凈即內空清凈。內空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內空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瞋清凈即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清凈。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善現。瞋清凈即真如清凈。真如清凈即瞋清凈。何以故。是瞋清凈與真如清凈。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大般若經》卷二百零二）。
這段話最大的特點之一就在于反復。正如有人評論的那樣，梵文好繁，華文尚簡。又如著名學者指出的那樣，梵文原典往往特別冗長啰嗦，非要有識之士痛加刪減不可，方才可讀。提出要刪減佛經，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但他認為梵文佛經原典冗長啰嗦，卻在一定程度上是個事實。其實，玄奘在翻譯《大般若經》的時候，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法，在漢語譯文中盡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內容和形式。作為一名睿智的佛教學者，玄奘對隋唐時期漢語文學系統的強大勢力，以及佛經翻譯文學系統所處的邊緣化位置并非沒有清醒的認識，但他依然采用了異化，這是為什么呢？其實，玄奘在一開始翻譯這部經典的時候，也準備采用鳩摩羅什翻譯《大智度論》的方法，即采用刪減的方法，但隨后就做了許多噩夢。后來決定采用直譯的方法，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夢。這個故事是否說明佛菩薩真的給玄奘提示姑且不論，但至少說明玄奘在內心深處對梵文原文是極其敬畏的，不敢輕易改動，更不要說是刪減，這也反應出玄奘在翻譯過程中是極其謹慎的?？傊?，對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異化、保留原文內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這種方式只有處于中心地位的譯文文學系統才能夠享有。以下是《瑜伽師地論》中的一段話：
云何五識身相應地。謂五識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緣。彼助伴彼作業。如是總名五識身相應地。何等名為五識身耶。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云何眼識自性。謂依眼了別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謂眼。等無間依謂意。種子依謂即此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熟所攝阿賴耶識。如是略說二種所依。謂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凈色。無見有對。意謂眼識無間過去識。一切種子識。謂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為因。所生一切種子異熟識。彼所緣者。謂色。有見有對。此復多種。略說有三。謂顯色形色表色。（《瑜伽師地論》卷第一）。
以上的段落與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風上有著很大的區別。究其原因，還是梵文原文在敘述方式上比較異于傳統的中國文學，受到原文的限制，譯文也就顯得比較具有西域風情。事實上，不僅在隋唐，而是在整個從東漢到隋唐的佛經翻譯史中，佛經翻譯一直處于邊緣化的位置，但除了支謙采用了頗從文麗的歸化翻譯法以外，剩下的譯者們差不多都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法，使佛經一讀上去就有一種西域的味道，這其中包括著名翻譯大家鳩摩羅什，其作品被稱作有西域天然之語趣。如果檢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譯文，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玄奘譯文采用了異化的翻譯方法，這是處于中心地位的翻譯文學系統應該采用的翻譯方法，但是在玄奘所處的隋唐時代，佛經翻譯文學其實是處于邊緣化的地位的，應該采用歸化的翻譯方法。這不能不說是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不足。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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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疆外宣英譯，多元系統理論，邊緣性，本土化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一．理論簡介
多遠系統理論是埃文·佐哈爾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博士論文，邊緣性。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張南峰、謝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 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論文，邊緣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等。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從2001年起，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博士論文，邊緣性。
2. 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博士論文，邊緣性?？v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新疆的發展是以旅游為先鋒（鄧新民，2000）。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家鄉的立場上清楚地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喜歡用華麗抒情性的文體，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博士論文，邊緣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讀者被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這樣就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時要如實地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時讓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論文，邊緣性。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若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除了處理好原文、意識形態和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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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秋霞，文學翻譯與社會文化的相互作用關系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1
8.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熱扎克·買提尼亞孜，西域翻譯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發現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11.謝旭升，特色漢英翻譯教程，新疆大學出版社，2009.1
【關鍵詞】外國電影 字幕翻譯 多元系統理論
一、張南峰的“擴充的多元系統”理論
多元系統理論最早由伊塔瑪?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提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在佐哈爾多元系統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擴充的多元系統”，該理論認為，就翻譯研究而言，可以假設文化大多元系統是由六個相互重疊、相互交叉的多元系統所組成的，那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經濟、語言、文學和翻譯多元系統。“每一個多元系統，都從自己的某些原則或價值觀衍生出一套規范，不但支配系統內的活動，有些還試圖參與其他系統的運作”。
二、以“擴充的多元系統理論”看電影字幕翻譯
1.字幕翻譯面臨挑戰。近年來，大量的外國電影涌入中國市場，而2014年10月的《銀河護衛隊》，早在上映之初，就因電影字幕翻譯在網絡上引起了一場風波，起因是民間譯者“谷大白話”對電影官方字幕的批評和勘誤。
電影字幕是各種力量作用下的產物，來自不同多元系統的規范同時作用于譯者，譯者主動地接受這些力，各種拉力最終與譯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所以，在某些翻譯“硬”錯誤之外，民間和官方翻譯的一些分歧是可以由“擴充化的多元系統”理論來進行解釋的。筆者對此用多元系統理論，對制約字幕翻譯的規范做一描述。
2.對《銀河護衛隊》字幕翻譯焦點問題的探討。首先，people with sticks up their butts的翻譯。該句直譯為“屁股里插了棍子的人”，說明他們過于拘謹。官方字幕是“教會了人們扭屁股”，民間譯者認為這抹煞了原本的幽默感。字幕譯制方解釋，如果“忠實”翻譯，會違背我國的電影審查規范。眾所周知，審查尺度就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外國影片經常通過“性暗示”的手段達到幽默或雙關的效果，而在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對“性”的包容度比較小，這樣的臺詞不能公然出現在屏幕上。
第二，rodent官方譯為“小浣熊”，民間譯者認為蔑視之意欠缺，應換做 “鼠輩”，但官方譯者稱“小浣熊”也相去不遠，重點是該譯法獲得了發行方認可。票房問題為重中之重，如果翻譯不貼近觀眾，恐怕難以達到滿意的市場反應。所以，發行方會提出“接地氣”的要求?！靶′叫堋币辉~比“鼠輩”更貼近中國觀眾（源自一種食品的風靡），目前的觀影主力――80后、90后年輕人，對這個詞有著不一樣的情懷。由此看到來自經濟多元系統的規范的影響，電影發行方為了經濟利益，利用有限的話語權，也在左右字幕翻譯。
第三，Normal people don't even think about eating someone else， much less， that person having to be grateful for it的翻譯。官方字幕是“我為什么要為這事感激你啊”。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短小精悍，甚至有信息犧牲。不難理解，這是語言多元系統的規范的影響，電影字幕一閃而過，就需要盡量使用短句，符合中國觀眾的語言習慣。
第四，片中loser的翻譯。這類人被稱為“廢柴”，即失敗者，片中該詞被譯為四字短語“落魄失意”。如果使用“廢柴”，不了解美國文化的觀眾無法準確理解，由此可見來自文學多元系統的規范對字幕翻譯的影響。
3.來自不同多元系統的規范對字幕翻譯的影響。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規律。首先，來自政治與意識形態多元系統的規范多結合在一起對電影字幕翻譯方向進行規約。政治多元系統中的各個組成部份，通過控制影片的翻譯渠道以及多層次審查確保翻譯結果不違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經濟多元系統主體為電影制片方，他們要求電影字幕不拖“后腿”，影響其經濟利益。如果翻譯詞不達意、晦澀難通，勢必打擊觀影熱情。所以，他們會提供臺本、名詞對照表等保證字幕翻譯的準確，另一方面，則會對翻譯提出要求，讓翻譯內容貼近譯入語文化。
來自語言和文學多元系統的規范則對字幕翻譯的具體用詞、用句進行約束。比如使用中國觀眾熟悉的短句，盡量不適用倒裝句、插入語、被動句、從句等。對于影片中的一些修辭方式，則有必要轉換成中國觀眾了解的修辭手法，不能通過字面硬譯，造成觀眾的困惑。
對于翻譯多元系統的規范，除“忠實”、“對等”之外，筆者認為字幕翻譯本身也可以理解為翻譯多元系統中的一個獨特的子系統，不同于其他類型翻譯的規范，可總結為“簡潔明了”。錢紹昌教授提出影視翻譯具有“聆聽性、綜合性、瞬時性、通俗性和無注性”等五個特點，可見字幕翻譯之獨特性。
三、結語
如今，觀影的觀眾構成了一個活躍的翻譯批評群體，加之電影語言的對白為主、語言的動態性和情境性強、文化色彩濃郁等特點，都讓字幕翻譯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壓力。通過多元系統理論探討影響電影字幕翻譯的各種因素，不僅可以幫助譯者進一步認識字幕翻譯活動，還能夠解釋字幕翻譯中官方和民間的分歧，促成二者之間平等、友好地交流，這將對進一步提高我國引進片字幕的翻譯水準發揮關鍵作用。
參考文獻：
關鍵詞:晚清 偵探小說 多元系統理論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晚清翻譯小說的可以說是隨著“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而來臨的。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飲冰,1989)。把小說視為“改良群治”,救國救民的關鍵,雖說只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但前人多對此不甚重視,梁啟超等卻借此提倡小說。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小說卻不是中國原有的古典小說,因為中國傳統小說為“中國群治****之總根源”(飲冰,1989)。至此,中國原有的傳統小說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真正意義上的新小說又尚未誕生,所以外來的翻譯小說自然進入了梁啟超等人的視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譯小說,因此域外小說變得身價百倍。在這股變革洪流中,原以詩詞歌賦為文學正宗的傳統文學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正在處于佐哈爾所說的何去何從的轉折關頭。當形式新穎、內容扣人心弦的外國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時,國內讀者的注意力為之吸引,促使了翻譯熱潮的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