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22 15:50:06
序論：在您撰寫教育機構實習總結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引言
我國在各種會計規范中對會計信息質量進行了規定，然而我國上市公司公布的會計信息質量令人堪憂根據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的公開信息，2011年52項，2010年48項，2009年57項，2008年49項，以上數據還不包括未被證監會調查發現的會計信息造假事件。
作為會引致會計信息失真的重要方面，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問題在我國仍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和很好的解決，我國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仍存在嚴重缺陷。會計信息質量也取決于股東，管理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強大的有關內部人員處于一己私利的考慮，可以利用其有利的職權關系，影響財務人員的行為，從而影響和控制會計信息披露的形成。
二、文獻綜述
1.股權結構。（1）控股股東的性質。梁杰、王璇、李進中（2004）認為，控制股東為國有股，容易出現利用行政手段控制會計信息的對外報出程度。楊向陽、王文平、雷潘（2007）在文章《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信息質量關系實證研究――來自上海、深圳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上論證了國有股比例與會計舞弊不相關。（2）股權集中度。La Porta等（1998）的實證研究和楊向陽、王文平、雷潘（2007）經過實證分析都得出結論：股權越集中，越容易出現會計信息失真的情況。大股東會因為利益的一致性，利用自己強大的權利并聯合起來操縱會計信息報出的情況。
2.董事會特征。（1）董事會規模。從這一角度探討與會計信息失真可能性的關系，之前相關的國內外文獻的觀點或者得出的結論并不統一。Zahra & Pearce（1989）研究發現，董事會的規模越大，控制管理層行為的效果越好。而楊向陽、王文平、雷潘（2007）在《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信息質量關系實證研究――來自上海、深圳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中認為：董事會中董事的人數會對董事會的職能，規模過大則有可能會引起董事會的行動過于遲緩，內部容易產生分歧和監督職能不斷弱化等現象。（2）獨立董事比例。孫永祥、張融（2001）、秦玉池等人（2000）都提出執行董事比例過高會使得董事和不易掌握公司關鍵信息，董事會職能弱化，從而得出結論執行董事比例與會計舞弊成非常顯著的正相關。
3.監事會規模。楊向陽、王文平、雷潘（2007）得出結論監事會的規模越大，發生財務舞弊的可能性越大，二者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4.審計委員會的設置。夏文賢、陳漢文（2005，2006）發現，設置審計委員會，就是在公司內部設置了一重防止會計信息失真的屏障，設置審計委員會的公司會計信息質量更高。
5.CEO兩職狀態。Forker（1992）發現兩職合一與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負相關關系，因為CEO和董事長兩職合一會威脅到內部控制質量和信息披露質量。Ferdinand A. Gul q， Sidney Leung（2004）指出，CEO雙職性與企業自愿披露水平較低有關。然而，對于那些擁有較高比例外部董事的企業，CEO二重性與企業自愿信息披露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減弱，這一點表明非執行董事的專業知識減弱了執行總裁的二重性與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
三、啟示
1.股權結構方面。首先，“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是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會計信息失真問題的根源，應深化股權分置改革，改善股權結構，為了避免大股東操縱公司會計信息，建議股權不要過分集中。其次，為了增強管理層的責任心，高管應持有公司的部分股權，充分利用股權激勵的作用。
2.董事會方面。（1）發揮董事會的集體決策作用，保證董事會職能由董事會行使，而不是董事長獨斷專行。（2）首先，鼓勵董事持有公司股份，這樣有利于增強董事的責任感，充分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其次，要保證獨立董事的高度獨立性，要與公司的內部董事、公司管理者獨立；再次，在合理范圍內提高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使其能夠發揮對內部董事與控股股東的制衡作用
關鍵詞 水足跡；生產視角；多區域投入產出分析；差異分解；中國特色水安全保障體系
中圖分類號 X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5）12-0085-10
21世紀水資源戰略倍受全球各國政府重視，我國水資源短缺地區間差異問題也正引起各界關注。堅持貫徹“節水優先、空間均衡”治水思路加強需水管理是構建中國特色水安全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肮澕s水資源，保障水安全”已成為我國紀念2015年“世界水日”和“中國水周”活動的宣傳主題。我國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指導思想中強調需嚴格控制用水總量，全面提高用水效率。而把握結構有利于在總量控制中加強針對性，提高控制效率。因此，分析比較各地區用水總量、結構及效率，是我國構建特色水安全保障體系、實施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前提。
1 文獻綜述
“水足跡”概念由Hoekstra A Y于2002年首次提出，指一國（地區或人），在一定時間內消費的所有產品和服務所需要的水資源數量（這里對產品或服務的消費包括對產品或服務的最終需求，以及對當地居民直接生活用水的消費），包括直接取水量以及對除水資源外其他有關產品或服務所含虛擬水的使用量[1]。為全面反映用水需求和用水過程，基于供應鏈把握個體和組織的水資源消費行為對全球環境的影響，區域用水情況分析應基于水足跡進行。由于產品或服務的流動，區域生產和消費中的水足跡往往并不相等。而“水足跡”被提出的初衷即為衡量區域或人的消費活動對水資源的使用情況，因此國內外已有相關研究多采用消費視角，分析消費活動中的水足跡。如Cazcarro等對西班牙水足跡的評價[2]、Hoekstra等對全球水足跡的評估[3]、Ewing等對地區生態足跡和水足跡的整合[4]、可口可樂公司對歐洲糖類水足跡的研究[5]、Feng等對英國水足跡的空間分析[6]、王曉萌等對我國14個產業部門水足跡演變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7]，王巖等對北京水足跡的估算[8]，等[9-10]。
但生產活動耗水量最終也將用于滿足需求，與地區GDP的比值可體現當地生產中水消耗對應經濟效益，與地區可利用水資源結合可反映當地生產用水對可利用水資源的壓力情況。國內外有少量相關研究基于生產視角。Mekonnen等估算了全球電力和熱力生產中的水足跡[11]、Palhares等對傳統和有機奶生產系統水足跡進行了比較[12]、Mekonnen等在流域間及國家間兩種空間維度上分析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生產活動中水足跡[13]、Olsen等評估了歐洲洋蔥生產水足跡[14]、IFC等分析了脫水洋蔥生產中的水足跡地區間差異[15]、Yu等估算了英國生產活動對應水足跡[16]。國內該類研究有宋智淵等對敦煌市農業水足跡[17]、史利潔等對陜西省主要作物生產水足跡[18]、軒俊偉等對新疆13個地（州）主要農作物生產水足跡[19]、Feng等對黃河流域源于當地生產的水資源消耗量[20]、Dong等對遼寧水足跡[21]、耿涌對流域生產活動中水足跡[22]的量化分析。
吳兆丹等：基于生產視角的中國水足跡地區間差異：“總量-結構-效率”分析框架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5年 第12期但目前生產視角下我國水足跡已有研究仍有不足之處。第一，空間范圍上，較少針對南方及經濟落后區域，而南方地區存在“水多、水少、水臟、水渾”等水資源問題，經濟落后區域水足跡尤其是其農產品水足跡量也不容忽視。第二，空間尺度上，對“全國整體范圍”研究較多，而結合“省區”、“市”等較小尺度的研究較少，且缺乏統一分析口徑，據本人所知尚無對全國各地區的比較研究。這些導致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可比性較低，不利于各地區充分挖掘自身發展潛力及其他地區借鑒意義。第三，內容上，我國第二、三產業用水量不斷增加，水資源再利用、污水處理問題等愈顯重要。研究第二、三產業水足跡是分析我國用水情況的重要內容，但目前該類研究仍較薄弱。第四，經濟部門劃分多較粗略[7，23-24]，不能詳細反映各部門水足跡情況，影響研究結果的實用性。第五，虛擬水強度估算上，外地產品虛擬水強度多以本地該產品虛擬水強度代替，降低結果的準確性。第六，用水效率指標上，一方面，已有基于水足跡的水利用經濟效率研究多以地區消費視角下水足跡與當地GDP之比來表示。但實際上伴隨產品或服務的流入，地區消費視角下水足跡的來源有當地水和外地水兩種，故該比值實質上是當地單位GDP對應的源于當地水和外地水的水足跡量，不能準確體現利用當地水的經濟效率情況。另一方面，為反映地區水利用的有效程度，已有研究多通過比較地區消費視角下水足跡與廢水量來表示水足跡廢棄率，但該水足跡對應當地消費活動，而廢水量源于當地生產或居民生活直接用水，故該比值所比較的兩部分口徑并非一致，不能確切反映地區水利用有效程度。
本文將基于生產視角的水足跡定義為生產水足跡，指在一定時間內，為滿足當地最終需求、外地最終需求或當地居民生活直接用水需求，由當地所有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所消耗的，源于當地水的水資源量（譯自“Domestic Water Footprint”及其定義）[20]。采用多區域投入產出（MRIO）分析、錫爾指數空間差異分解、偽基尼系數差異成因分解等方法，研究我國生產視角下水足跡地區間差異及其成因，具體分析基于“總量-結構-效率”分析框架。通過總量分析，區分我國除外的30個省區，展現我國生產水足跡總體空間分布情況；結合結構分析，區分三大產業并細分國家統計局投入產出部門分類中42經濟部門，呈現我國各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差異及其成因，可作為識別產業水足跡降低中調整生產時應重點關注的省區及部門的依據；基于效率分析，構建生產水足跡強度指標，以地區的生產水足跡與GDP之比表示當地生產活動中水利用的經濟效率，并建立工業生產水足跡廢棄率指標，以地區工業廢水量與工業生產水足跡的比值反映當地工業生產過程中水利用的有效程度，從經濟效率、廢棄率兩方面反映地區生產活動用水效率，可為評價地區降低水足跡中調整生產的必要性提供參考。區分同種產品在不同產地的虛擬水強度，在視角、空間范圍與尺度、內容、經濟部門劃分、虛擬水強度估算及用水效率指標等方面對已有研究不足有部分彌補作用，為我國合理高效調整生產以降低水足跡提供較科學依據，并在研究視角及用水效率指標構建上有一定創新。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
MRIO分析可反映區域間經濟部門間虛擬水投入產出情況，全面體現各地區水足跡部門及來源結構，提高水足跡估算結果的準確性；與其他多個區域之間的投入產出模型相比數據要求較低，無需分區域、分部門的區域間產品流量數據；能區分當地生產技術和貿易模式對水足跡的影響。因此，MRIO分析方法對水足跡分析具有一定適用性及優點，目前已有研究基于該方法量化水足跡[20，25]，本文也將采用MRIO分析方法估算我國各省區水足跡。
為更準確分析我國生產水足跡、水資源壓力地區間差異成因，本文需區分經濟區域間和經濟區域內省區間兩部分差異對總體空間差異的貢獻，而錫爾指數空間差異分解方法正適用于此。故本文將采用該方法，依據2002，2007年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模型中對經濟區域的劃分[26]（東北區域：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京津區域：北京和天津；北部沿海區域：河北和山東；東部沿海區域：江蘇、上海和浙江；南部沿海區域：福建、廣東和海南；中部區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西北區域：內蒙古、陜西、寧夏、甘肅、青海和新疆；西南區域：四川、重慶、廣西、云南、貴州和。），分解我國生產水足跡、水資源壓力總體空間差異。偽基尼系數差異成因分解方法可將區域總體差異分解為其不同分項因子差異的貢獻率。本文將采用該方法，分析各經濟部門生產水足跡及居民生活直接用水對生產水足跡空間差異的貢獻程度，并將部門生產水足跡地區間差異分解為部門直接用水系數、用水乘數及最終需求量三方面地區間差異；將水資源壓力指標空間差異分解為生產水足跡與可利用水資源量兩方面空間差異；將效率指標地區間差異分解為各部門對應效率地區間差異，得到總差異主要成因。
2.2 水足跡多區域投入產出表編制
我國最新30省區42經濟部門多區域投入產出表是本文基于MRIO方法構建我國各省區細化部門水足跡模型的前提。目前已有學者出版了我國多區域之間的投入產出表，但其中最近年份即2007年對應表均僅公布了合并省份或合并部門后的表格[26-27]，故這里需根據我國最新的各地區投入產出表編制該表[28]。當前我國最新的各地區投入產出表為《中國地區投入產出表2007》，投入產出表所體現的各種系數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有效穩定的，故基于該表研究水足跡的結果對表對應年份后一段時期內相關情況仍有一定代表性[29]。我國水足跡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于是最終需求矩陣FD構成如下：
FD=[FD1，FD2，…，FD30]，FDm=[Rm，Um，Gm，FCm，INm]，其中Rm、Um、Gm、FCm、INm分別是R、U、G、FC、IN的第m列。
基于該模型，我國水足跡多區域投入產出表的基本編制思路如圖1，基本框架形式如表1。其中區分四列貿易包括對各省區投入產出表中無進口或出口列省份的進出口量估算、30省區進出口價格調整、省區間流入流出列估算。省區間貿易矩陣估算的雙約束引力模型中，各部門距離系數γ引用“1997年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編制中距離系數估算結果[30]。
其中，WWI是地區年工業廢水量；WDom，I為當地年工業生產水足跡。將式（11）中各指標換成某具體工業部門對應指標，即可得該工業部門年生產水足跡廢棄率。
2.4 數據來源
我國地區人口、工業廢水排放量以及生活污水排放量數據源自國家統計年鑒，地區分經濟部門產值參照我國地區投入產出表[28]。對各省區各部門直接用水量及居民生活直接用水量的確定，將基于各省區或所屬流域水資源公報、《中國環境統計年鑒》、我國“水利投入占用投入產出表”、《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省區各部門用水定額、省區投入產出表中各部門源于“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部門的投入等。水資源公報中城鎮建筑業用水計入第二產業用水，服務業用水、生態用水納入第三產業用水。為估算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各部門直接用水量，先確定產業直接用水總額，再根據有關資料確定個別部門用水量，繼而將產業直接用水總額減去已確定的部門用水量后的值，在產業內其他部門間進行分配。第二產業該分配依據、當地工業廢水排放量計；第三產業分配依據中國投入產出學會課題組關于我國各部門用水系數的分析結果與各省區對應部門的產值之積[31]，并參考對應省份城市用水的重復用水比例加以調整。
3 實證結果與分析3.1 我國生產水足跡總量地區間比較
3.1.1 我國生產水足跡量地區間比較
據模型估算，2007年我國各省區生產水足跡總量見圖2。吉林該總量最高，其次是新疆和黑龍江對應值，而天津、青海、北京的則最低。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較大，均方差系數42.43%，最高值是最低值的約10.3倍。該差異與資源稟賦、部門虛擬水強度、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等省區間差別有關。如南疆較高的生產水足跡與其農產品虛擬水強度較高有關。北京綜合技術服務業、研究與試驗發展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相對其他省區優勢較明顯，遼寧資源性產業優勢突出，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區位商較高，且上述部門均屬水資源稀缺型，這些與北京和遼寧生產水足跡較低有一定關聯。
根據錫爾指數空間差異分解方法可以得到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主要源于經濟區域間對應差異，貢獻率為69.46%。農林牧漁業生產水足跡對生產水足跡經濟區域間差異的貢獻高于其他部門因子（貢獻率59.19%），且最終需求量對該部門生產水足跡經濟區域間差異的貢獻率達74.57%。故我國生產水足跡總量空間差異主要源于農林牧漁業最終需求量經濟區域間差異。
3.1.2 我國水資源壓力地區間比較
寧夏、上海和北京水資源壓力指標最高（分別為8.32，3.94和2.57）；云南、四川、貴州該壓力最低，均僅為寧夏的約0.8%。30省區該指標均方差系數達1.88，水資源短缺程度省區間差異較為明顯。
經濟區域內省區間差異是我國水資源壓力指標總體空間差異最主要組成部分，且該差異主要來源于可利用水資源量對應差別。因此，結合合理的體制建設，加強經濟區域內省區間水資源合理調用，將有利于改善我國水資源壓力空間不均衡性。。
3.2 我國生產水足跡結構地區間比較
3.2.1 我國生產水足跡產業結構地區間比較
我國各地區第一產業生產水足跡均高于其他產業對應水足跡。如北京第一產業水足跡是第二產業對應值的1.90倍，是第二產業水足跡的5.13倍。上海、遼寧、吉林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高于第二產業，其余省區第二產業水足跡在三大產業水足跡中位居第二（表2）。本文將分別從總量、結構的地區間差異及其成因等方面分析各大產業水足跡。
3.2.2 我國第一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比較
（1）第一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差異分析。2007年我國省區間農林牧漁業生產水足跡差異較大，均方差系數為61.77%。北方農林牧漁業生產中水資源消費高于南方。新疆第一產業生產水足跡（214.83億m3）高于其他省區；黑龍江對應略次之（202.72億m3）；天津、重慶、上海等省區的對應最低。該結果與農林牧漁業生產優勢高低空間分布大體一致。
（2）第一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差異來源分析。農林牧漁業直接用水系數與最終需求量省區間差異對該部門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的貢獻率（57.69%，59.33%）高于用水乘數對應貢獻率，這與農林牧漁業供應鏈用水特點 有關。分別依據農林牧漁業直接用水系數及該部門最終需求量對各省區進行排序，河北、浙江農林牧漁業生產水足跡較高主要源于其較高的最終需求量，而甘肅和新疆該水足跡較高與其水資源更為密集有關。內蒙古和青海的最終需求量、四川的直接用水系數分別是其第一產業生產水足跡較低的主要因素。此外，北京、天津、重慶三市該兩因素值均相對較低，共同導致其對應水足跡較低；黑龍江、江蘇、廣西三省兩因素的較高水平也與地區該水足跡較高相一致。農林牧漁業直接虛擬水強度省區間差異主要源于該產業生產率和用水有效性等方面省區間差異。如寧夏、黑龍江等的主要農產品單位面積產量、林業單位面積產值在省區間比較中明顯偏低，河南、山東等則對應較高；山東農林牧漁業用水有效性較高，新疆對應較低。
3.2.3 我國第二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比較
（1）第二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差異分析。第二產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較大，均方差系數達83.99%，最高值是最低值的約16.4倍。吉林第二產業生產水足跡（150.31億m3）高于其他省區，占30省區該水足跡之和的13.21%，其次是遼寧和黑龍江對應值；而貴州、青海、廣西等的則最低，在30省區該水足跡之和中所占比重均低于1%。
除上海、江蘇、青海外，其他各省區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生產水足跡在對應省區第二產業生產水足跡中所占比重均高于其他部門。其中山東、湖北該比重最高（55.88%，55.29%）；青海、上海該比重最低（12.87%，13.70%）。各省區建筑業均為其第二產業生產水足跡主導部門之一，青海第二產業中該部門生產水足跡最高（占比47.64%）。
（2）第二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差異來源分析。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對第二產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的貢獻率最高（33.58%），是僅次之的建筑業對應差異貢獻率的約2.4倍。而廢品廢料、非金屬礦及其他礦采選業、水的生產和供應業該貢獻率最低，廢品廢料對應貢獻率僅為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的0.02%。最終需求量差異是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的最主要貢獻因素（貢獻率73.20%）；建筑業用水乘數差異較顯著是該部門生產中耗水量省區間較大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貢獻率73.99%）。因此，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最終需求量、建筑業用水乘數省區間差異是第二產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的主要成因。
3.2.4 我國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比較
（1）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差異分析。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均方差系數95.62%）較第二產業更為明顯，最高值吉林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是最低值海南的約25.5倍。且與第二產業比較結果類似，吉林、遼寧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79.22億m3，54.28億m3）也在各省區比較中位居前列，在30省區該水足跡之和中占比分別為15.21%和10.42%。福建該水足跡僅次之（41.43億m3）。海南、安徽和廣西對應最低，三者之和在30省區該水足跡之和中占比約2.00%。
天津、河北、甘肅、新疆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主導部門為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北京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江西為批發和零售業，青海為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而其他省份則均為住宿和餐飲業。其中廣東住宿和餐飲業生產水足跡在其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中占比高于其他省區，約為50.41%。
（2）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地區間差異來源分析。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主要源于住宿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和批發和零售業對應差異，三者貢獻率之和達55.38%，其中住宿和餐飲業對應貢獻率為34.10%。郵政業該貢獻率最低，僅為住宿和餐飲業對應值的0.24%。
住宿和餐飲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主要源于部門用水乘數、最終需求量的省區間差異（貢獻率50.97%，34.28%）。這與住宿餐飲業供應鏈、最終需求的區域特性較顯著有關。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用水乘數省區間差異顯著，均方差系數為1.56，其中吉林該用水乘數最高，是僅次之的寧夏對應乘數的約3.9倍。該部門最終需求量省區間差異也較大，均方差系數為87.83%，最高值上海該指標是最低值寧夏對應指標的約43.2倍。部門用水乘數和最終需求量省區間差異是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的最主要貢獻因子（貢獻率52.12%，37.25%）。故第三產業生產水足跡省區間差異主要源自住宿餐飲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兩部門用水乘數與最終需求量省區間差異。
3.3 我國生產水足跡效率地區間比較
3.3.1 我國生產水足跡強度地區間比較
2007年青海、新疆等生產水足跡強度高于其他省區，經濟發展中水資源使用相對粗放。青海該強度為0.078m3/元，是30省區平均水平的約5.10倍。天津、江蘇、山東水資源利用經濟效率最高，近年來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的提倡已取得較好效果，經濟發展正向水資源節約型不斷轉變。生產水足跡強度省區間差異較大，均方差系數達86.90%，青海該指標是天津的約13.9倍。這主要源于經濟規模、工業化程度、水資源稟賦以及用水效率等方面省區間差別。生產水足跡強度省區間差異的最主要貢獻因子是農林牧漁業該強度空間差異。
3.3.2 我國工業生產水足跡廢棄率地區間比較
2007年廣西、浙江和江蘇的工業生產水足跡廢棄率在30個省區中最高，其中廣西該廢棄率是全國水平的約3.72倍，吉林、海南、黑龍江對應最低（見圖3）。工業產品生產中單位耗水量對應廢水排放量省區間差異較大，均方差系數為1.17，該差異主要源于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對應廢棄率省區間差異。
4 結論及討論
本文基于生產視角分析水足跡總量、結構及效率地區間差異及其成因，可總結并討論如下：
（1）總量比較中，吉林、新疆、黑龍江水足跡高于其他地區，分別為289.56 億m3、242.31億m3、235.52億m3，而天津、青海、北京對應最低；農林牧漁業最終需求量經濟區域間差異是我國生產水足跡總量空間差異的主要貢獻因子。寧夏、上海和北京水資源壓力指標最高，云南、四川、貴州該壓力最低；我國該指標總體空間差異主要源自經濟區域內省區間可利用水資源量差異。
根據統計數據可以看到，2007年經濟區域的農林牧漁業最終需求量確實呈現較大差異，其變異系數為54.02%，其中中部區域對應值最高，西南區域該需求量其次，而京津區域最對應最低，僅為中部區域該需求量的6.68%。這與各區域在資源稟賦、產業結構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特點有關。例如中部區域相對其他經濟區域在農林牧漁業生產上具有一定優勢，其人口總數約占全國的30%，土地面積約占全國的10%，是我國著名的農產品生產基地，其糧食、油料和棉花等農作物產量約占全國的1/3。此外，我國可利用水資源量經濟區域內省區間的確存在較大差異，尤其在東部沿海區域、南部沿海區域、西北區域內部，上海、海南和寧夏的可利用水資源量明顯低于區域內其他省區對應值。
（2）結構比較中，各地區三大產業中均以第一產業生產水足跡最高。新疆第一產業水足跡、吉林第二、三產業水足跡高于其他省區，分別為214.83 億m3、150.31億m3和79.22億m3。大多省區第二、三產業分部門水足跡均以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水足跡、住宿和餐飲業水足跡最高。三大產業水足跡省區間差異分別主要源于農林牧漁業直接用水系數與最終需求量省區間差異，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最終需求量、建筑業用水乘數省區間差異，住宿餐飲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兩部門用水乘數與最終需求量等省區間差異。
農林牧漁業生產率和用水有效性省區間差異對該部門直接用水系數省區間差異有直接影響。一方面，農林牧漁業生產率可以主要農產品單位面積產量、林業單位面積產值為代表，而該兩指標的省區間差異較為明顯。如山東多年平均花生單位面積產量是寧夏的約4.22倍，山東多年平均林業單位面積產值是黑龍江對應指標的約7.45倍。另一方面，比較各省區農林牧漁業的耗水量與取水量，山東的農林牧漁業用水有效性較高，70.20%的農林牧漁業取水量將被消耗而不再流回到水體中；而新疆農林牧漁業用水有效性也相對較低，寧夏農業耗水量僅占其農業取水量的53.86%。新疆、寧夏較低的用水有效性也是其直接虛擬水強度較高的原因之一。
（3）效率比較中，青海、新疆的生產水足跡強度，以及廣西、浙江的工業生產水足跡廢棄率高于其他省區。農林牧漁業生產水足跡強度省區間差異是生產水足跡強度省區間差異的關鍵因子，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生產水足跡廢棄率省區間差異是工業生產水足跡廢棄率省區間差異的主要成因。
據估算結果可以看到，30省區的農林牧漁業生產水足跡強度的確存在較大差別，對應變異系數為116.05%，其中寧夏該強度最高（0.368 m3/元），是最低值即山東對應值的25.28倍。與第一產業水足跡省區間差異成因類似，農林牧漁業生產水足跡強度省區間差異主要與該部門直接用水系數省區間較顯著差異有關。
此外，水資源壓力指標、生產水足跡強度及工業生產水足跡廢棄率等指標分別體現了生產用水對當地水作用強度、經濟效率、有效程度三方面情況，故可作為地區在節水中生產調整必要性的評價依據。與該三指標相對應，我國尤其是其中有必要調整生產的地區生產調整原則為：壓縮高水耗和重污染產業的生產，鼓勵發展低水耗和輕污染產業，緩解水資源壓力，形成與當地可利用水資源量相適應的產業結構。結合本文結論，有關地區應優先發展生產水足跡強度較低行業，適當限制生產水足跡、生產水足跡強度及工業生產水足跡廢棄率較高部門的過度發展，關注其當地用水主要組成部分，以及生產水足跡、水資源壓力與用水效率指標地區間差異的主要貢獻因子。且應加強改善上述生產水足跡強度、工業生產水足跡廢棄率等指標空間差異主要貢獻因子所對應經濟部門的生產技術，如農林牧漁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等相關技術，從而更顯著提升總體水資源利用效率。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Hoekstra A Y. Perspectives on Water： A Modelbased Exploration of the Future[M].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Books， 1998.
[2]Cazcarro I， Duarte R， SánchezChóliz J. Water Footprints for Spanish Regions Based on a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RIO） Model[M]. Champaign， IL： Common Ground， 2013： 119-132.
[3]Hoekstra A Y， Mekonnen M M， Chapagain A K， et al. Global Monthly Water Scarcity： Blue Water Footprints Versus Blue Water Availability[J]. PLoS ONE， 2012， 7（2）： 632-688.
[4]Ewing R B， Hawkins T R， Wiedmann O T， et al. Integrating Ecological and Water Footprint Accounting in a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Framework[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2， 23： 1-8.
[5]CocaCola Europe. Towards Sustainable Sugar Sourcing in Europe[R]. Brussels： CocaCola Europe， 2011.
[6]Feng K S， Hubacek K， Minx J， et al. Spatially Explicit Analysis of Water Footprints in the UK[J]. Water， 2011， 3： 47-63.
[7]王曉萌， 黃凱， 楊順順， 等. 中國產業部門水足跡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 自然資源學報， 2014， 29（12）： 2114-2126. [Wang Xiaomeng， Huang Kai， Yang Shunshun， et al. Temporal Vari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ctoral Water Footprint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4， 29（12）： 2114-2126.]
[8]王巖， 崔勝玉， 鐘連紅， 等. 水足跡和虛擬水戰略在城市規劃環評中的應用：以北京市為例[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4， 1250（6）： 638-643. [Wang Yan， Cui Shengyu， Zhong Lianhong， et al. Water Footprint and Virtual Water Theory Applied in Planning EIA： Case of Beijing [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4， 1250（6）： 638-643.]
[9]趙良仕， 孫才志， 鄒瑋. 基于空間效應的中國省際經濟增長與水足跡強度收斂關系分析[J]. 資源科學， 2013， 35（11）： 2224-2231. [Zhao Liangshi， Sun Caizhi， Zou Wei. Converge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Water Footprint Intensity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in China [J]. Resources Science， 2013， 35（11）： 2224-2231.]
[10]陳俊旭， 張士鋒， 華東， 等. 基于水足跡核算的北京市水資源保障研究[J]. 資源科學， 2010， 32（3）： 528-534. [Chen Junxu， Zhang Shifeng， Hua Dong， et al. A Study on Water Resources Guarantee in Beijing City Based on Water Footprint Evaluation[J]. Resource Science， 2010， 32（3）： 528-534.]
[11]Mekonnen M M， GerbensLeenes P W， Hoekstra A Y. The Consumptive Water Footprint of Electricity and Heat： A Global Assessment[J/OL]. Environmental Science： Water Research & Technology， 2015， 3. http：///media/downloads/Mekonnenetal-2015.pdf
[12]Palhares J C P， Pezzopane J R M. Water Footprint Accounting and Scarcity Indicators of 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Dairy Production System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5， 93： 299-307.
[13]Mekonnen M M， Pahlow M， Aldaya M M， et al. Water Footprint Assessment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 Analysis of the Sustainability， Efficiency and Equitability of Water Consumption and Pollution[C]// Value of Water Research Report Series No. 66. Delft， the Netherlands： UNESCOIHE， 2014.
[14]Olsen S K， Weinzettel J， Cranston G， et al. Carbon， Land， and Water Footprint Accounts for the European Union： Consumption， Production， and Displacements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2， 46 （20）： 10883-10891.
[15]Ifc， Jain， Tnc， et al. Water Footprint Assessments： Dehydrated Onion Products Microirrigation Systems[R].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Jain Irrigation Systems Ltd.， The Nature Conservancy， LimnoTech， 2010.
[16]Yu Y， Hubacek K， Feng K S， et al. Assessing Regional and Global Water Footprints for the UK[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 1140-1147.
[17]宋智淵， 馮起， 張福平， 等. 敦煌1980-2012年農業水足跡及結構變化特征[J].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 2015， 29（6）： 133-138. [Song Zhiyuan， Fengqi， Zhang Fuping， et al. Agriculture Water Footprint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Dunhuang from 1980 to 2012[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9（6）： 133-138.]
[18]史利潔， 吳普特， 王玉寶， 等. 基于作物生產水足跡的陜西省水資源壓力評價[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2015， 23（5）：650-658. [Shi Lijie， Wu Pute， Wang Yubao，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 Pressure i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Crop Production Water Footpring[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15， 23（5）：650-658.
[19]軒俊偉， 鄭江華， 劉志輝. 新疆主要農作物生產水足跡計算分析[J]. 干旱地區農業研究， 2014， 32（6）： 195-235. [Xuan Junwei， Zheng Jianghua， Liu Zhihui.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ain Crop Production Water Footprint in Xinjiang[J].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Arid Areas， 2014， 32（6）： 195-235.]
[20]Feng K S， Siu Y L， Guan D B， et al. Assessing Regional Virtual Water Flows and Water Footpri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A Consumption Based Approach[J]. Applied Geography， 2012， 32： 691-701.
[21]Dong H J， Geng Y， Sarkis J， et al. Regional Water Footprint Evaluation in China： A Case of Liaoning[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3， 42： 215-224.
[22]耿涌， 戚瑞， 張攀. 基于水足跡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模型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9， 19（6）： 11-16. [Geng Yong， Qi Rui， Zhang Pan. A Water Footprint Based Model on River Basin EcoCompensa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9， 19（6）： 11-16]
[23]王艷陽， 王會肖， 蔡燕. 北京市水足跡計算與分析[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2011， 19（4）： 954-960. [Wang Yanyang， Wang Huixiao， Cai Yan.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Water Footprint in Beijing City[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11， 19（4）： 954-960.]
[24]Wang H， Wang Y. Three Industries and Water Consumption of Beij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1998， 10（2）： 181-188.
[25]石敏俊， 張卓穎， 等. 中國省區間投入產出模型與區際經濟聯系[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2： 143-156. [Shi Minjun， Zhang Zhuoying， et al. Chinese Interprovincial Inputoutput Model and Inter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2， 3： 143-156.]
[26]張亞雄， 齊舒暢. 2002、2007年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M]. 北京： 中國統計出版社， 2012. [Zhang Yaxiong， Qi Shuchang. Chinese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in 2002， 2007[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2.]
[27]劉衛東. 中國2007年30省區市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編制理論與實踐[M]. 北京： 中國統計出版社， 2012. [Liu Weidong. Compi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30 Provinces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in 2007[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2.]
[28]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 中國地區投入產出表2007[M]. 北京： 中國統計出版社， 2011. [National Economy Accounts Division of National Bureau. Chinese 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2007[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1.]
[29]Rose A， Casler S. Inputoutpu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 Critical Appraisal[J].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1996， 8： 33-62.
[30]Okuda T， Hatano T， Qi S C. An Estimation of a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in China and the Analysis [EB/OL]. [2014-01-15]. http： // iioa. org/pdf/Intermediate-2004/399.
[31]中國投入產出學會課題組. 國民經濟各部門水資源消耗及用水系數的投入產出分析：2002年投入產出表系列分析報告之五[J]. 統計研究， 2007， 24（3）： 20-25. [China Inputoutput Association Task Group. Inputoutput Analysis of Water Consumption and Water Use Coefficient in National Economic Sectors： Series Analysis Report Five of Inputoutput Table in 2002[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07， 24（3）： 20-25.]
總部經濟是近年來一個備受關注的經濟現象，它的產生和發展與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城市化發展趨勢密切相關。它是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城市化雙重推動下，經濟發展必然出現的一種客觀現象。
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由于特有的資源優勢吸引企業將總部在該區域集群布局，將生產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其他地區，而使企業價值鏈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以及由此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一種經濟形態?？偛拷洕某霈F是由于企業所處的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生產要素配置重組的速度加快，區際間的分工與合作進一步強化，使得企業總部和生產加工基地在空間上實現了分離，即企業把總部布局在發達的中心城市，而將生產加工基地布局在欠發達地區，例如長三角企業總部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蘇州、無錫、寧波，而加工基地擴大到泛三角浙西、蘇北、皖南地區。由此使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價格取得中心城市的戰略資源和欠發達地區的常規資源，實現兩個不同區域最優勢的資源在同一個企業的集中配置，從而實現企業資源配置綜合成本最小化，進而實現企業、總部所在區域、生產加工基地所在區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進，即“三贏”。
二、總部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1.總部經濟發展的核心影響因素。
影響總部經濟發展的因素有很多，國內有學者采用評價指標體系對其進行衡量。浙江大學的徐金發等學者曾做過一次問卷調查，征詢企業界人士對總部落戶的地域要素的看法。選擇年銷售額在1億元以上，填卷者職位在副總經理以上者，得到有效問卷38份。企業所處行業有制造業、建筑業、房地產業、批發和零售業、公共設施管理業、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等，以民營企業為主，均在江浙發達城市。從調查可看出，總部經濟的核心影響因素為人才優勢、金融環境、政府辦事效率與法規、市場輻射力。
2.杭州總部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
在上述總部經濟核心影響因素的指標中，杭州作為浙江省會城市，在整個省的范圍內具有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人才方面，杭州聚集了全省大部分的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可以招聘到所需要的高端人才；金融環境方面，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港臺及外資銀行都有機構落在杭州，使杭州成為金融機構完備的少數城市之一；政府辦事效率法規方面，杭州是市政府省政府所在地，相較于省內其他城市，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市場輻射力方面，杭州作為浙江省會，是浙江的政治經濟中心，市場輻射面積大，同時又是長三角區域經濟的副中心，可利用長三角這個大區域的市場進行輻射。同時交通條件、基礎設施等等都較為齊全，這使杭州在發展總部經濟方面具有比較優勢。
三、總部經濟的產業效應分析。
1.總部經濟的效應。
總部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一旦形成，就可以給當地區域經濟發展帶來諸多的外溢效應。主要有以下幾種效應：稅收貢獻效應；集聚效應，主要包括產業集聚、社會資本集聚和勞動力集聚；產業乘數效應；網絡效應及創新效應。這些效應會促進總部經濟所在區域產業結構深化、提升就業水平、助推生產現代化和加速城市化發展。下面著重從產業效應的角度來分析總部經濟對長三角城市產業結構產生的影響。
2.總部經濟的產業效應分析。
（1）總部經濟的產業關聯效應。
總部作為企業正常運營的中樞，履行著戰略決策、資源配置、資本運作、業績管理及外部公關等諸多職能，是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和乘數效應對區域內相關產業產生影響的。其中，產業關聯效應包括后向關聯和前向關聯兩個方面?？偛亢笙蜿P聯產業是指為使總部得以正常運轉面向其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務的產業，又稱總部上游產業；總部前向關聯產業是指以總部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為投入資源的產業，又稱總部下游產業。而乘數效應是指特定產業或企業以投資或購買作為初始誘因，帶動若干產業在該區域聚集并維持擴張趨勢，由此實現該地區產業經濟總量的倍數增長。
假設各產業勞動生產率相同，則投資乘數可簡單地表示為：K=Y/I=I/（I一6）這里，K為投資乘數，I為初始投資（或購買）量，Y為該區域經濟總量的增加量，6為平均產業關聯度。當6=0時，產業完全無關聯；當6=1時，產業完全強關聯。顯然，投資乘數與產業關聯度正相關，產業關聯度越大，投資乘數也就越大，這個產業或企業的經營活動對區域經濟產生的影響也就越大。
企業總部的關聯產業眾多，波及范圍很廣，具有很強的產業影響力系數和感應系數，同時，它與生產制造基地繼續維持著的資源共用、優勢共享的價值關系，使其總部的自身發展必將帶動區域內其他產業的共同發展。即公司總部向一個區域遷移，都會帶動幾個、甚至是十幾個與其有緊密業務關聯的專業服務公司隨之遷移，這對中心城市的經濟增長貢獻是很大的。
（2）總部經濟的集約效應。
總部濃縮了這個城市以及周邊地區大型企業的精華部分，形成“總部集群”，使得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在一個較小的空間范圍內高度集中，顯示出很強的集約效應。這種集聚使得各種效應交叉而生，能催生更高的效率。
四、總部經濟效應與城市產業結構升級。
1.總部經濟對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效應。
總部經濟戰略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在現代城市發展中，其產業結構將逐步形成“三二一”結構。
從制造業內部來看，由境外或國內其他區域遷入的企業總部大多是符合中心城市產業結構調整方向的先進制造業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他們的資金和研發實力都相當雄厚；而由中心城市遷出生產制造基地而留下來的企業總部往往會調整自身的經營戰略，加大技術和研發的投入?？偟膩碚f，總部經濟模式提升了城市制造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
從第三產業的發展來看，總部經濟模式提高了中心城市企業聚集密度，促進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企業總部更多地從事戰略規劃、投資管理、資本運作、市場營銷等具有服務性的功能和事務，直接增加了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其次，由于總部經濟的產業關聯效應和乘數效應，直接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而其中相當部分屬于第三產業，如金融、商貿、房地產、信息、餐飲、法律、稅務、文教、通訊、廣告、娛樂、咨詢、衛生等產業，將為該區域的產業結構化做出貢獻。特別是，與總部息息相關的金融、房地產、信息、通訊以及某些知識型服務產業等具有較強的產業影響力系數和感應系數，不僅貢獻于城市GDP總量，更是促進了GDP內部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再次，為了提供適應總部經濟發展的軟環境或者文化環境，許多基礎或公共服務體系將逐步完善，也貢獻于當地GDP的增長。
同時，從服務業內部來看，城市生產的需求急劇增加，而消費的需求增加相對較慢。由于生產企業多為高附加值、高知識含量的現代服務業，因此，總部經濟模式使得現代服務業占整個服務業的比重上升，優化了服務業的內部結構。當然，總部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支持。二者是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可簡單的概括為：發達的第三產業-->強勁的總部吸引力-->發達的總部經濟-->更加發達的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
綜上所述，總部經濟模式在降低本區域傳統制造業比重、提升第三產業比重的同時，又不斷促進了第二、三產業內部結構的優化，雙方的合力共同促進了該城市產業結構的升級，這就是所謂的騰籠換鳥，也就是總部經濟使產業在進行梯度轉移的同時，區域獲得了提升與發展。
2.杭州總部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
2008年全國各大城市中，經濟總量居前十位的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蘇州、天津、重慶、杭州、青島、無錫。2008年杭州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排名由1999年第11位前移為第7位。2009年，杭州一、二、三產業分別實現增加值190.25億元、2434.89億元、2473.52億元，增長3.2%、6.8%和13.9%。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由上年的3.7∶50.0∶46.3調整為3.7∶47.8∶48.5，首次形成了“三二一”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有很多因素促成，著重分析總部經濟的發展對杭州產業結構所起的作用。
杭州區域由于能源資源較少等原因，制造業發展基礎比較薄弱，民營企業也是以中小型為主，制造業的規模和數量較少。隨著杭州市制造業結構的新一輪調整，總部經濟模式對先進制造業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偛拷洕偈购贾菔邢冗M制造業的總量規模的擴大；總部經濟推動杭州市的制造業結構的優化；總部經濟還有利于解決長三角地區制造業結構趨同現象的問題，加強長三角地區區域經濟合作，并對浙江其他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到了輻射作用。以往文獻的研究成果表明，長三角15個城市產業結構相互間的相似系數都在0.95以上，而且城市間相距越近，相似系數就越高，有的甚至達到了0.98（潘捷軍，2003）。以兩省一市為統計口徑計算出來的上海與浙江的杭州、嘉興和湖州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89，與寧波、紹興的相似系數為0.831，制造業同構現象大大降低了杭州發展制造業的競爭力。杭州的制造業競爭力雖然相對不足，但如果就此退出制造業，而第三產業的發展又跟不上，就會出現“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并且，由于就業、稅收及地區經濟發展評價體系等現實問題的存在，以及要素的空間布局受到行政區劃的限制，杭州的制造業不可能在近期內全部轉移到外地去，還是要繼續大力發展的?？偛拷洕哪Ｊ綖楹贾菡衽d制造業提供了一條新思路。把企業總部設在杭州，把生產制造基地布局在勞動力成本更低的臺州、嘉興等地區，形成“總部—加工基地”區域功能分工與合作，減少重復建設、惡性競爭，減輕各城市間產業同構現象，為加強區域內經濟合作開辟一條新道路。
所以，從制造業來看，杭州發展總部經濟可以將諸如紡織、印染、橡膠制品、化學纖維等傳統制造業逐步被淘汰或轉移到外地，而主要發展先進制造業。
這是因為，先進制造業是制造業吸收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自動化技術和現代管理技術等高科技而形成的新型產業，多為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因而能產生對資金和技術的旺盛需求，成為金融機構和知識服務業企業的客戶，并與它們互動發展，可以為杭州進一步發展現代服務業奠定基礎。同時，杭州中心城區商務成本比較高，先進制造業企業可按照總部經濟的模式，把行政總部、研發中心等機構設在中心城區或高科技園區，而將制造基地放在郊區工業園區內或其他城市。在中心城區形成先進制造業公司總部集群，在周邊及郊縣的工業園區內形成先進制造業生產基地產業集群，努力成為具競爭力的城市。
五、結論及建議。
杭州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時，應當重視發展總部經濟，主要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首先，政府要有完善的城市功能區規劃及總部經濟發展規劃，集思廣益，制定出適合杭州的發展計劃。
其次，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做好吸引的總部對象定位。并非我國每個城市都有能力吸引跨國公司或國內頂級企業總部，應根據自己的實力和條件吸引相應總部。針對浙江民營企業發達，許多企業規模達到一定層次后，面臨總部遷移的需求，因而杭州應將吸引浙江大中型民營企業總部作為重點。
關鍵詞：教師職前教育課程；認證標準；認證程序；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不斷推進教育改革進程，大約每10年更新一次教育改革總體目標。從1989年的《霍巴特宣言》（Hobart Declaration）提出十大學校教育目標，到1999年《21世紀學校教育的國家目標――阿德萊德宣言》（Adelaide Declaration on National Goals for School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又稱《21世紀國家學校教育目標》）提出提升學生學業標準、籌劃國家課程建設、促進教育公平三大目標，再到2008年《澳大利亞青少年教育目標――墨爾本宣言》（Melbourne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al Goals for Young Australian）提出促進教育公平和教育優質，以及使所有澳大利亞青少年成為成功的學習者、自信而富有創造力的個體、積極且見多識廣的公民兩大目標[1]。為了實現這兩大目標，2010年，澳大利亞了《澳大利亞教師專業標準》（Australia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ers）；2011年，澳大利亞公布了教師職前教育課程認證標準和程序，進一步健全了教師教育質量標準體系，為全方位提高教師質量，進而實現《澳大利亞青少年教育目標――墨爾本宣言》中提出的教育目標提供了有力保障。
澳大利亞教師職前教育課程認證體系健全，明確提出兩大認證目標：一是通過持續改進教師職前教育，提高教師質量；二是基于透明、嚴格的標準和認證程序，構建教師教育機構實施高質量教師教育課程的問責機制。澳大利亞教師職前教育課程認證體系具有明確的認證原則、合理的認證目標、系統的認證要素、嚴格的認證標準、科學的認證程序，通過對這些元素的分析，筆者總結出澳大利亞教師職前教育課程體系的下述三大特征。[2]
一、認證主體多元化
澳大利亞教師職前教育課程認證體系明確規定了認證主體及其職責。認證主體由三方組成：澳大利亞教師管理局（Australasian Teach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ATRA）、澳大利亞教學與領導研究協會（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Leadership，AITL）、認證專家委員會。在認證過程中，三方各司其職，通力協作。
ATRA是認證體系的執行主體，負責課程審批，即根據認證體系的相關原則、目標和標準，接受教師教育機構的課程認證申請，組織認證專家進行評審，并根據課程的審批情況撰寫認證報告，最后作出課程認證決定。
認證專家委員會則由一線教師、教師教育者、教師雇主和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的代表組成，代表由ATRA和AITL共同提名。專家委員會是認證體系的實施主體，在ATRA的領導和部署下，對各機構提交的認證或再認證材料進行審讀和研究，根據相關原則、目標和標準，撰寫和修改認證報告并提交ATRA。
AITL是認證系統的監督主體，主要職責包括：一是參與和監督課程標準的制定，以保障標準化系統的建立；二是提名一位教師教育機構所在區域之外的合格人員參加到認證專家委員會中，以打破地域的封閉性；三是制定認證過程的進度表，確保認證工作按時完成；四是建立國家教師職前教育課程認證數據庫，并與其他機構保持密切聯系，提高認證實施的有效性。
二、認證標準系統化
澳大利亞根據《澳大利亞教師專業標準》和《教師職前教育課程標準》來實施教師職前教育課程的認證。前者規定了包括初任教師在內的各類教師的專業標準，特別是描述教師教育機構培養的畢業生應該達到什么樣的標準。后者描述如何保障畢業生達到這一標準。兩者環環相扣，相輔相成。教師職前教育課程認證體系集過程標準和目標標準于一體，具有極強的系統性。
（一）《澳大利亞教師專業標準》
該標準從專業知識、專業實踐和專業參與3個方面對初任教師提出了7條標準[3]。在專業知識層面：一是要了解學生及其學習方式；二是要掌握教學內容以及如何開展教學。在專業實踐層面：一是要設計和實施有效的教與學活動；二是要創建和維護可以提供支持的、安全的學習環境；三是要評估、反饋和報告學生的學習情況。在專業參與層面：一是要參與專業學習；二是要與同事、家長或看護者、社區建立專業聯系。
（二）《教師職前教育課程標準》
《教師職前教育課程標準》從課程目標、課程設置、課程準入、課程結構與內容、學?；锇殛P系、課程資源整合、課程評價7個方面提出了具體標準。
1.課程目標
參加初次認證的教師教育機構須明確提出其畢業生能夠達到初任教師專業標準，以及機構如何保障其畢業生達到這一標準；參加再次認證的教師教育機構須說明其畢業生達到初任教師專業標準及滿足澳大利亞《國家資格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的具體要求。
2.課程設置
在與教師教育專業畢業生接收單位、專業教師培養機構，以及一線教師、教育研究者、相關文化和社區專家共同協商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學校和教育系統需求、專業知識、權威的教育研究結果、社區期望等因素設置課程。
3.課程準入
教師職前教育課程對考生的智力水平、讀寫能力、算數能力和英語水平都有明確要求。合格者的讀寫能力和算術能力應處于群體的前30%，要通過國際英語語言測試，或擁有相當水平的英語語言能力測試成績，在大學入學或者畢業時雅思成績達到7.5分。
4.課程結構與內容
課程結構必須具有連貫性，能夠較好地反映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系。教育專業學習包括通識知識、具體學科知識、教育學知識和實踐體驗。專業學習要包括至少兩年的全職學習，如小學教師培養課程必須包括小學各領域的課程，以使小學教師能夠勝任小學的教育教學工作。
5.學?；锇殛P系
教師教育機構應與學校建立長期的伙伴關系，共同開展教師教育，特別是加強專業實踐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本科或雙學位教師教育中的專業實踐時間不應少于80天，研究生學歷教師教育中的專業實踐時間不應少于60天。合理安排教學時間，并安排專門的指導和評估。教師教育機構應詳細描述其與學校的伙伴關系進展、專業實習安排和持續時間、實習內容、實習計劃的實施情況、實習評價標準和方法，以及對專業實習進行監督和專業支持的具體情況。教師教育機構及其合作伙伴需確保擔任實習指導的教師的專業經歷是合格的并通過認證的，實習指導教師需具備專業知識，且有能力對畢業生開展專業培訓和指導，并協助教師教育機構評價畢業生是否達到初任教師專業標準。
6.課程資源整合
教師職前教育課程須配合實施有效的教學與評估策略，并充分利用包括信息通信技術在內的教學資源。教師教育機構要確保在課程實施過程中使用現代設備和資源，包括學生能夠在學校中運用信息通信技術；確保教學設施符合現代高等教育學習環境的一般預期，易于組織實施，能夠使用與教育相關的圖書館資源、信息通信技術。
7.課程評價
教師教育機構通過諸如學生評價信息、目的地調查、雇主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反饋等途徑完善課程，并定期對課程進行評估。教師教育機構向ATRA提交關于課程實施過程中遇到的挑戰或課程調整的年度報告。教師教育機構為地方和國家層面師資供應報告的撰寫工作提供數據，并協助建立教師教育質量的相關數據庫。
三、認證過程專業化
澳大利亞教師職前教育課程的認證過程不是封閉式的、一次性的，而是不斷提高質量與持續改進的動態過程，具體包括如下5個步驟。
第一，教師教育機構提交認證或再認證申請。所有的教師教育機構至少每5年就要向ATRA提交一次認證或再認證申請。一般情況下，ATRA對所有同一類型的教師教育機構同時進行認證；如果一個機構同時有多種培養課程（如培養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師），ATRA最好同時對所有課程進行認證。教師教育機構通常在課程實施前或認證過期之前8個月提交認證或再認證申請。教師教育機構要確保提交完整的申請材料，包括課程大綱、課程標準，以及證明畢業生能夠達到初任教師標準的相關材料；再認證申請包括證明畢業生能夠達到初任教師專業標準的材料。ATRA將根據課程標準作出認證資格的初步決定。若存在疑問，ATRA則需將向AITL匯報其決定，AITL將同相關教師認證部門進行協商。
第二，認證專家委員會實施評審。委員會將根據《教師職前教育課程標準》和《澳大利亞教師專業標準》對待認證課程進行評審。在評審過程中，AITL會提供其掌握的相關證據和附加材料來輔助專家組進行課程評審認證。小組審議有可能包括迭代的程序，如要求教師教育機構進一步提供信息和對申請材料進行完善等。認證專家委員會可能對教師教育機構進行實地考查，并當面向其告知存在的問題。
第三，評審結束后，認證專家委員會起草認證報告，并以書面形式向教師教育機構呈現。教師教育機構根據草擬的認證報告對之前所提交的材料進行修訂。
第四，認證專家委員會撰寫最終認證報告。在認證報告定稿之前，委員會會認真考慮及評估教師教育機構的反饋和修訂材料，并與教師教育機構進行溝通。在提交最終認證報告時，委員會可能會為教師教育機構提出調整建議，以達到再認證要求。
第五，ATRA作出認證決定。ATRA向AITL提交是否通過認證的書面決定，AITL將據此更新國家認證數據庫。
參考文獻：
[1]Melbourne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al Goals for Young Australians[EB/OL] .http：//mceecdya.edu.au/verve/_resources/national_declaration_on_the_ educational_goals_for_young_australians.pdf，2015-05-29.
1.時間安排不合理。一是時間短。目前我國高等師范院校的教育實習一般為6~8周,不少教育管理人員、學者、教師、學生都認為時間偏短,這早已達成共識。主要是近年高師院校擴招以來,學生課堂教學實習課時數明顯減少,導致實習小組過大,像生物、地理等學科,在中學本來課時就不多,十多個學生去干一個指導教師的工作量,當然是“僧多粥少”。二是一次性集中安排,不利于師范生循序提高。教育實多沒有落到實處,僅僅是“完成”一下教學的一個程序,效果不理想。另外,由于實習一般是在最后一年安排,畢業班學生在實習期間忙著應聘,經常請假,不能保證實習時間,這也是時間安排上不容忽視的問題。
2.指導不力。在實習指導方面,指導教師通常的做法是將實習生分組,高師院系派指導教師到實習學校,會同實習學校原任教師,共同指導實習生。然而,由于對實習指導教師只有職責和內容的要求,缺乏關于指導教師資格、聘用、考核、獎懲的明確規定,從而導致指導教師的水平沒有保障、工作熱情和積極性不高。這使得師范生在實習期間缺乏必要的幫助。高師院校擴招后,生師比上升,這一問題更加突出。學校派不出足夠數量和質量的指導教師,有的院系只有通過擴大教育實習隊的規模來達到少派指導教師的目的,教育實習隊由原來的8~12人擴大到16~24人。[1]由于實習小組太大,大大地增加了指導教師的工作量,對實習生的指導工作也就很難到位。另外,教育實習指導工作要求高任務重,但勞動報酬低;實習學校原任教師對實習生的指導沒有具體的要求和缺乏必要的監督,實習指導教師的工作隨意性大。一些師范院校更是采取“分散(或定向)實習”的方式,實習生較為分散,受時空及人力限制,實習指導教師實質上只能充當“聯絡員”?！爸笇Ы處煛毖葑優椤皫ш牻處煛?指導教師往往顧此失彼,乃至放任自流,實習往往處于沒有或少有指導的狀態。
3.內容、組織形式單一。從內容上看,實踐性課程應包括教育見習、教育實習、教育調查、教育科研和其他教育實踐活動。而在當前,除了教育實習有明確的時間規定和一定的要求而外,其他實踐性課程由于缺乏統籌規劃和明確的要求,基本上流于形式。
在實習的組織形式上,一些學校要么采取統一組織的教育實習,要么采取自由分散式教育實習。前者統一編隊,在同一時間,所有學生聚集到幾個相對集中的實習點,這是最常見的教育實習組織形式,其優點是計劃性、組織性強,便于集中管理和指導。但在高師院校擴招后其弊端已日漸突出,一是指導教師的問題,二是中小學無力承受。而由師范生自行聯系實習單位的“分散實習”往往是放任自流,師范生趁機“走形式”,末了開個證明敷衍了事。
4.缺乏中小學的支持和配合。實習學校不歡迎實習生已成為人所共知的事實。其主要原因是中學教育功能異化,在以單一的考試成績作為對教學績效的評價指標情況下,許多學校走的是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應試教育軌道,為數不少的中小學教師怕實習生到?！按騺y”正常的教學秩序,便放不開手腳讓實習生去上課和管理班級。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數師范院校的教育學科類課程就是《教育學》《心理學》和《學科教學法》“老三門”,師范生教育教學觀念、行為都滯后于中小學的發展需要;對學生、教育、教法的認識仍停留在舊的模式里,又缺乏教育科研的意識和基本能力,不能適應目前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要求,中小學期望實習生能帶去一些新東西的愿望經常落空,結果實習生反而成為中小學的負擔,也就難以得到實習學校的支持和配合。
5.評價流于形式。我國的教育實習一般是時間屆滿時自然結束,籠統地給實習生打個成績,基本上參加實習的都合格,不過是有優、良、中、及格等不同等級的區分。成績的評定主要是憑指導教師的主觀印象而定。高師院校缺乏考核教育實習成績的具體細則。這樣便導致學生對教育實習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重視,使本來就難以保證的短期“教育實習”雪上加霜。
二、加強高師實踐性課程的思路
1.重新認識實踐性課程的地位和作用。傳統的師范教育將教育實習作為鞏固師范生的專業思想、“應用理論”和“檢驗理論”的環節,把教育實習從整個高師教育過程中剝離出來。這種一次性、短時間的“理論-應用型”實習觀與終結性的師范教育觀是一致的。事實上,實習是手段,不是目的,實習目的在于促進教師持續的發展。教育實習是職前教師教育中的一個教學過程,是教師教育課程的核心和整個教育課程體系的重要支柱,也是提升師范生專業素養的必要環節,它在時間與空間上與高師教育的全過程水融、密不可分。師范院校必須認識到:教師的成長和發展離不開實踐和體驗。教師的教育知識只有通過實踐體驗才能真正形成。教師教育要加強教育理論學習與教育實踐的結合,實現學科專業水平與教育專業水平的同步提升。教師教育課程應給師范生提供充足的實踐體驗機會。教育實踐課程應該是內容多樣的系列設計,應交叉、貫穿于從入學到畢業的全過程,同時應加強對教育見習、實習的指導、管理與評價,及時總結經驗、發現和解決問題。
2.改善實踐性課程的時間安排。實習要成為師范生在實踐過程中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形成專業能力的過程,必然要求有相當數量的實習時間。有了這個前提,師范生才有可能深入地了解學校教育和兒童學習的過程,獲得多樣化的經驗,并基于教育問題情境進行反思研究。同時,實踐體驗要分散、多次進行,才能與理論教學建立功能性的聯系。
在實踐性課程的時間安排上,英國的做法是中央教育主管部門以文件的形式,對職前教師培養中的實習時間下限作了明確的要求:四年制的本科教育學士課程至少32周;獲得學科專業學位以后再進行的本科后教育證書課程,在一學年(36周)的時間里,培養小學和中學教師的實習時間分別為18和24周。且至少要在兩所學校分時間段進行,必須對每一階段的教育實習進行評價。最后一學年安排一次集中實習,根據“合格教師資格標準”做出最終的實習成績評定。教師教育機構對實踐性課程的時間安排大致有三個方面的特點:第一,連續性和階段性,多次進行而又相對集中,貫穿在師范生整個學習過程的始終,充足的時間為師范生全面、深入了解學校及教師的工作提供了前提條件。第二,實踐性課程的內容與大學中的學習內容緊密結合,注重提升師范生在教學實踐情景中獲得的經驗,將理論學習與實踐相聯系,并通過研究教育現實中的問題,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三,注重教育經驗多樣化。一方面,實踐性課程要求實習生要深入不同學校、不同年齡段的班級實踐,另一方面,不僅注重課堂教學,也重視其他環節的實習,如教育調查、組織課外活動、協助進行學校管理等,實習內容全面、豐富。[2]
3.加強實習過程中的指導。英國實踐性課程的實施是與規范、周密的指導同步進行的。對實習生的指導包括書面的指導手冊和導師指導兩種。教師教育機構對實習生的整個實習過程備有非常詳盡的指導手冊,對實習生的穿著、注意事項、每周、每天甚至一天中的每個時段要做的工作都有具體而規范的要求。教師教育機構實踐性課程指導手冊的內容涵蓋了學校體驗過程中的所有方面,明確而詳細地告訴師范生應當達到哪些要求以及如何達到這些要求。
此外,教師教育機構一般與中小學合作成立實習指導小組,成員為負責制定職前教師教育課程方案的大學教師、伙伴關系學校校長、實習學校指導教師及大學教育學院導師。由實習學校導師擔負指導實習生的主要職責,同時,大學導師親臨實習學校,觀察并指導、評估實習生的實習工作和學習,組織師范生開展專題討論,并由專人負責大學教師與中小學教師的互通信息以及實習生在學校中的安排事宜,共同指導師范生實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師教育機構要對實習學校的相關人員進行培訓。各教師教育機構與中小學的伙伴關系合同中對各自的職責以及各類參與人員的角色都有詳細的規定。這樣,規范的制度保證加上具體指導,使師范生在見習前就能熟悉教學內容、編制教案、設計教法,甚至試教,在此基礎上見習聽課,師范生就能對照檢查,加上見習后的評課和請任課教師座談,實習生就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與有經驗的教師相比存在的差距,這對師范生的進步無疑會有極大的幫助。很值得借鑒。
4.建立高師院校與實習學校的伙伴關系。要改變實習學校不歡迎實習生的態度,就要建立高師院校與實習學校之間良好的伙伴關系,首先,要改革課程教學,使師范生樹立最新的師生觀、教學觀,掌握新方法、新策略。其次,要做好實習生實習前的準備工作,教學內容要密切結合中小學的實際,一方面提高教育實習的教學質量,又盡量把可能帶給實習學校的影響、負擔降至最低限度。此外,師范生還要盡可能了解中小學的教學、管理常規,熟悉教學內容。最后,要制定和完善實習政策,改革與調整高師院校與實習學校之間的利益關系,切實地為實習學校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幫助。當前英國主要是通過承擔師資培養任務的大學與中小學結成伙伴關系,由高等教育機構負責理論方面的培訓,中小學校則提供教育實踐的場所,雙方合作,共同實現師資培養目標。政府將教師教育的部分經費下撥給中小學,培養教師是中小學的責任之一;同時,教師教育機構要與中小學簽訂合同,明確雙方的責任和義務。
5.把緊評價關。評價具有激勵、導向功能,改革和完善實習評價、建立規范的評價機制有助于提高實習的質量。英國的實習評價包括實習學校導師、大學導師對實習生工作的評價,也包括實習生的自我評價。評價標準由大學依據“合格教師資格標準”制定。每次導師的評價都要以口頭和書面的形式反饋給實習生。英國的教師教育機構還對師范生的自我反思和評價也有明確的要求,要求師范生不斷判斷自己的進步情況,培養自己的反思習慣和反思性實踐能力。缺乏指導的實踐性課程易流于形式;沒有科學合理的評價則會使某些環節失去具體的目標。改善評價方式,把緊評價關,無疑是改進我國教育實踐性課程的迫切要求。
參考文獻:
[關鍵詞]護理 高職教育 知識適用性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962（2013）05（a）-0042-01
1.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適用性的重要性
基礎知識適用性就是學習的基礎知識和實際應用的契合度，適用性越高，實際應用中運用的越多。提高基礎知識的適用性，可以提高知識的應用效率，對培養高技能人才有著重要意義。
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適用性就是指，在護理高職教育中講授的護理基礎知識與實際應用的契合度，是衡量高職教育水準的重要指標。其適用性的高低直接決定了開設護理課程是否合理，培養出的學員是否優秀，是護理高職教育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2.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適用性現狀
由于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適用性對于護理高職教育有著重要意義，在教育部頒發新課改通知以來，各個護理高職教育機構都對其基礎知識培訓體系進行了改革，使得我國護理高職教育的基礎知識適用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取得了一些成績。
2.1與醫療單位建立合作，以崗位要求進行基礎知識培訓
與醫療單位建立合作關系，通過醫療單位的崗位要求對學員進行護理基礎知識培訓，使得學員學習的基礎知識與崗位要求接軌，提高了基礎知識的適用性，也提高了學員的就業率。
2.2增編新教材
實行新課改以來，各個護理高職教育機構積極開展新教材的編寫工作，剔除過時落后的內容，增進時下前沿內容，通過增編新教材，給學員傳達時下最前沿的護理基礎知識，讓學員直接接觸最新醫療技術，減少摸索時間，極大提高了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的適用性。
2.3組織實習，在實際中應用
通過在護理高職教育機構設立實驗室或者和醫療單位建立合作關系，定期組織學員走進實驗室或醫療單位參與護理基礎知識的實習作業。讓學員通過實地的觀察、自身的操作，將課堂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讓學員在實際操作中體會、思考、總結護理基礎知識的運用心得，有效的提高了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的適用性。
3.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適用性存在的問題
經過一系列的改革，我國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的適用性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依然存在不少問題。
3.1與醫療單位合作深度不夠
許多護理高職教育機構與醫療單位的合作只不過是簽訂了實習合同，然后根據醫療單位提出的學員要求進行培訓，從始至終學員跟醫療單位都沒什么交流，只是在實習期間才與醫療單位進行接觸，造成一些學員對護理工作認識不全面，規章制度不熟悉，以致不能很好適應環境。
3.2教育模式單一
現在護理高職教育的基礎知識教育還是采取單一的公共課講授模式，個性化不足，不能根據學員自身知識的掌握情況進行個性化輔導。導致學員基礎知識水平不一。同時，課堂缺乏互動，學員習慣于聽、記，造成學員獨立思考能力的喪失。
3.3實習只是流程
由于一些實習課程要動用珍貴的材料、醫藥，所以部分高職教育帶領學員進行的實習，只是讓學生站在旁邊觀看，通過對觀看過程的思索，總結出實習報告，而非親自動手，使得原本該學員親自動手的實習成了流程，走一遭而已，根本沒什么效果。
3.4缺乏完善的考核制度
雖然在課程設置，教學方式上采取了一些改革，可是大多數護理高職教育的學員護理資格考核制度還是傳統的筆試，沒有建立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完善考核制度，造成部分學員重視理論學習，忽視了實踐運用。
4.提高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適用性的對策
提高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適用性，對培養高素質的護理人才有著重要意義，解決護理高職教育中基礎知識適用性存在的問題成了護理高職教育的發展瓶頸。積極的采取改革措施制定相應對策，解決存在的“疑難雜癥”，是護理高職教育唯一發展途徑。
4.1建立完善的實習流程
通過建立完備的實驗室、齊全的醫療單位合作計劃，讓學員定時定期的參加完善的實習。讓學員們能夠將課堂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通過實踐運用進一步理解掌握所學的護理基礎知識，提高基礎知識的適用性。
4.2多樣化的教學模式
護理高職教育應該采取細心交流，個性輔導的多樣化教學模式，而不只是傳統的老師講授，學員記憶。通過細心的交流了解學員基礎知識的掌握情況，了解學員的個性特點，然后制定針對性的教學輔導方案。依據學員的興趣，選擇不同的護理門類進行專門培訓，避免博而不專，從而提高基礎知識的適用性。
4.3健全考核制度
【關鍵詞】學前教育；本科；人才培養；適應性
0 引言
從2010年，我國提出重視學前教育發展的意見之后，我國學前教育發展的勢頭是前所未有的迅猛。各地的學前教育工作都開始大興土木，這帶動了一大批本科院校開始新增、擴大學前教育專業的招生數量?？纱笠幠U招的背后，學前教育專業的人才培養質量如何？他們能否適應未來幼兒教師的工作？本研究通過兩個調查：學前教育專業本科生職業準備現狀調查和幼兒園人才需求調查，試圖了解在大規模擴招的背景下，學前教育專業本科人才的職業適應情況。
1 研究方法
研究選取中部某市（常住人口49.8萬，屬中小城市）作為取樣對象，該市共有幼兒園758所，其中公辦幼兒園27所，早教中心7所。位于該市的一所省級二本院校中開設有本科學前教育專業，其招生數量從08年至12年分別是58人、149人、350人、390人、420人，擴招明顯。
1.1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選取該校本科學前教育專業大三和大四共160名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厥沼行祿?48份。所用問卷為自編問卷，經檢驗，其內部一致信度為0.89。
1.2 訪談法
本研究對該市8所幼兒園的園長進行了訪談，了解了目前該市學前教育專業人才的市場需求。所選幼兒園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訪談對象所在單位的基本情況
2 研究結果
2.1 擴招背景下，學前教育專業本科生的職業準備現狀
2.1.1 畢業去向選擇
本次調查發現，只有57.7%的同學表示畢業后愿意進入幼兒園工作，有30.9%的學生畢業后不希望從事與學前教育有關的工作。即使在想進入幼兒園當老師的學生中，也有許多由于種種原因（如：家人不支持、社會地位低、工資待遇差等）最終不會進入幼兒園工作。盡管學生不愿意進入幼兒園當老師，但他們對早教中心的工作卻期待很高。約有70%的學生愿意畢業后進入早教中心工作。絕大多數學生（67.8%）認為至今為止所學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不足以勝任未來專業性的工作。
2.1.2 專業知識和技能準備
擴招速度較快的本科院校，其往往從師資、配套設備等方面都非常緊張。然而，理論課好上，技能課如果沒有足夠的教學設施就很難開展了。因此，在擴招較快的本科院校，往往給學生多多地上理論課，技能課的課時比較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現，在理論、技能和實踐三種類型的課程中，53.8%的學生認為技能課程最重要，22.8%的學生認為實踐課程最重要，只有21.5%的學生認為理論最重要。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盡管絕大多數學生（91.9%）認為，理論課的開設還是有必要的，但對理論知識能否在幼兒園中運用卻不抱信心，只有38.9%的學生認為所學的理論知識能在日后的工作中用到，36.9%的學生認為理論知識在日后的工作中是沒用的。這與我們在園長訪談中一些園長的看法也相同。
2.1.3 實踐經驗準備
大規模擴招的背景下，讓學生進入幼兒園見習和實習幾乎成為一種奢望。沒有一個幼兒園能夠容納如此之多的學生見習。問卷調查發現，多數學生（71.1%）認為，該校學前教育專業的理論和實踐結合不并緊密，78.5%的學生認為平時見習機會較少，95.9%的學生認為實習是非常有必要的。大部分學生（73%）認為，他們平時開設的理論知識類課程太多了，而技能課程（80.4%）和實踐課程（95.3%）的課時又太少。許多學校在安排學生實習的時候，都沒有安排每天的實習結束后，對一天的實習生活進行討論和總結，這就讓學生陷入“學而不思”的狀態，最終陷入到每天給小朋友穿衣打飯這些瑣事中，學生實習半年，只會覺得自己做了半年保育員，除了累也沒有真下學會什么。
2.2 幼兒教育機構人才的需求
根據我們對許昌市8所幼兒教育機構的訪談，我們發現，市場目前對學前教育人才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2.2.1 期待高學歷人才的加入，卻有抱有疑慮
目前，所有8所幼兒教育機構中，招聘教師的學歷起點是高中。但所有幼兒教育機構的園長均表示，非常希望有學前教育專業的本科生加入他們機構。在他們看來，學前教育專業的本科生受過較好的專業訓練，到幼兒園工作會更容易上手，對幼兒園的發展也更有利。如某幼兒園的園長說：“學前教育專業的本科生的發展后勁很大，未來也可能有更好的發展?！?/p>
然而，多數幼兒教育機構的園長都認為，學前教育專業的本科生理論較強，而技能較弱，還需要大量的后期培訓，進入幼兒教育機構后不能直接上崗工作。而高學歷的人才所要求的待遇還普遍較高，這就讓一些園長對這些人才“皺眉頭”了。一些園長表示，在對待應聘者時，不論應聘者有多高的學歷，在面試時都要接受一樣的考核，而在進入工作崗位之后，不管是本科生還是?？粕?，專業的還是非專業的，待遇都沒有差別。
2.2.2 看重應聘者的道德素質
絕大多數幼兒教育機構在招聘人才時看重的首要是道德素質，如人品、對待工作的態度是否認真積極，是否熱愛幼兒教育工作、熱愛幼兒，是否有責任心等。其次，部分園長提出個人的個性心理素質也是他們在招聘時看重的一個方面，如否能夠承受壓力，是否有靈氣，愿意學習等。如某幼兒園認為，一名幼兒園老師應該具備五大素質：正氣、朝氣、大氣、書卷氣和靈氣。（這五大素質多為道德素質和個性心理素質）；還有一個幼兒園認為一個合格的幼兒園老師應該“德才兼備”，要有道德、有熱情、有愛心，并有堅持不懈的個性品質。對于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和實踐能力，園長們紛紛表示不是最重要的，這些都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通過實踐和培訓來提高，而一個人的道德素質和個性心理素質卻不是那么容易改變的。如某幼兒園的園長說：“才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位未來的老師）能不能關注孩子的生活?！?.2.3 看重應聘者的專業技能素質，而非理論知識
在如何看待理論知識上，各幼兒教育機構的園長的認識不一。有些園長認為，理論知識很重要，也有一些園長認為，理論知識在幼兒園的教學中根本用不上。實際上，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所有8所幼教機構在招聘時，考核的內容均為應聘者的專業技能素質，如唱歌、跳舞、彈琴、繪畫、講故事、說課、上課等。最初我們假設，如果幼兒教育機構看重應聘者的理論知識，就會通過筆試或面試來了解應聘者的專業知識情況，然而實際在我們訪談的8所幼兒教育機構中沒有一家安排有這樣的內容。這足以說明，各幼兒教育機構在招聘人才時，更看重的是應聘者的專業技能，而非理論知識。
3 討論
以上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們，第一，擴招背景下，學前教育專業本科生的培養并不成功，通過三至四年的專業學習，他們并沒有為未來的職業作好準備。具體表現為學生所學知識不能盡快向教育能力遷移，從而幼教工作的無從適應。
表2 目前學前教育專業本科生培養中理想、市場與學校的差距
注：√很需要，較需要，×不需要.
第二，目前我們對學前教育專業本科生的培養與市場的需要有著很大的差距。從表2可以看出，理想的學前教育人才需要有較好的理論功底和專業技能，并且要有很好的實踐能力，市場需要的學前教育人才需要有很好的專業技能和實踐能力，卻不需要有什么理論知識功底。恰恰相反，目前我們培養出的學前教育專業本科生有著很好的理論知識功底，而專業技能和實踐能力卻很弱。很明顯，這樣培養出來的人才是不能受到市場的歡迎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許多幼兒園盡管在口頭上說希望招聘學前教育專業高學歷層次的人才，但在行動上卻沒有任何表示的重要原因。因此，目前我們在學前教育專業本科層次學生的培養方案上是存在一定問題的。
4.1 從培養目的看：重學問輕道德
從以上研究結果看，市場是非?？粗厝瞬诺牡赖滤刭|的，例如敬業、熱愛幼兒及幼兒教育事業、有良好的個性心理品質等。專業理論、專業技能甚至實踐能力在園長們看來都應該排在道德后面。然而，高校在培養人才時，更看重的卻是學生的“學問”。這與市場的需求相距甚遠。
4.2 從培養目標看：重知識輕技能
目前，該校本科學前教育專業更注重對學生知識的培養，而忽視了對技能的訓練。而市場則要求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畢業之后有過硬的教學技能，對知識的要求反而沒那么高。學生名義上學歷合格了，但實際上能力卻不過關，許多學生大學四年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無法直接在幼兒園的工作中使用，不能直接上崗。
4.3 從培養內容看：重理論輕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