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10 16: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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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發現之一:辯護率顯著提升
試點發現，從被告人角度，選擇免費辯護的愿意較高。在這種態度的支配下，接受了免費辯護停息告知的被告人中，選擇免費辯護的比例較大，由此使D縣法院在試點后辯護率顯著提升。受各種因素限制，①協調組沒能將免費辯護信息告知試點期間到法院的所有被告人。在150名被告人中，除14人屬于指定辯護的情形，有68人接受了告知，其中，有35人選擇免費辯護，其他33人中選擇委托律師辯護的20人，選擇自我辯護的13人。隨著訴訟的進行，接受告知的被告人中，有一名先期準備委托辯護的被告人最終放棄了律師辯護，轉而進行自我辯護。故68人中的實際辯護構成為:35名免費辯護，19名委托辯護，14名自我辯護。如果考慮指定辯護也是影響辯護率的重要因素，那么，當免費辯護的權利告知程序實施之后，辯護率狀況為免費辯護為42%，委托辯護24%，指定辯護17%，自我辯護17%。這與試點前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在2007～2008年，D縣法院審理的686名被告人中，自我辯護率高達77%，而律師辯護率僅為22%，公民辯護1%。兩相比較，試點期間樣本案件的律師辯護率上升了約60%。顯然，影響辯護率變化的根本因素是增加了試點期間的免費辯護這一變量。辯護率發生顯著變化的內在原因是什么?顯然，對于選擇免費辯護的被告人來說，“有辯護必要”是其選擇律師辯護的根本原因，但在此之前他們的家人并沒有為其委托律師。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家人認為沒有必要聘請律師?考察發現，實際的情況并非如此。大部分被告人的家人都認為有請律師辯護的必要，而之所以沒有委托律師主要原因為經濟困難或者不了解聘請律師的渠道。對于“作為親屬，你認為給被告人請律師是否是必要的?”一問，17名受訪者中，認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共有15人，占絕大多數，沒有必要的2人，說不清楚的沒有。而對于“如果你認為給被告人請律師是必要的，為什么沒有自己花錢請律師?”的追問，如表3所示，分別有接近一半的親屬選擇“請不起律師”和“不知道怎樣請律師”。盡管如此，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認為律師辯護是一種“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選擇委托辯護和自我辯護，而放棄幾乎沒有任何成本的免費辯護。這與課題組在試點之前的預設大為不同。②何以如此?進一步的調查發現:一方面，對于委托律師辯護的情形來說，委托辯護律師已經確定、免費律師辯護信息告知太晚是主要原因。對19名選擇委托辯護的被告人，課題組當場進行了問卷調查，問題為“為什么委托收費律師進行辯護，而不選擇其他(免費辯護、自我辯護)的理由?”其中13人接受了調查，另6人拒絕回答，根據回答情況統計為表4。如表3所示，13名被告人之所以委托律師辯護而放棄免費辯護，家人已花錢請律師為主要的客觀原因(11人)，而極少有被告人(2人)從辯護效果預期的主觀角度進行解釋。這意味著，是否委托律師其實并非取決于被告人的意愿，而是取決于家屬的安排。這是因為，所有這些被告人都被先行羈押，雖然他們失去了尋找律師、委托律師的能力，但其親屬可為其代行使權利。另一方面，就選擇自我辯護的情形而言，被告人認為事實清楚、案情較輕而無辯護必要則是其關鍵性影響因素。如表5所示，對于“如果你選擇自己辯護，不請人辯護，理由是什么?”14名選擇自我辯護的被告人中，共有10人認為“自己的案情很清楚，沒有必要請律師”(6人)或“自己案情不嚴重，沒有必要請律師”(4人)，占約70%;其次是“請不請律師效果差不多”(3人);認為“案情不嚴重，自己辯護效果更好”的只有1人。
試點發現之二:辯護效果平穩
就辯護效果而言，無論是客觀性評估還是主觀性評價，試點案件中的援助辯護都有一定效果，但相比對照組案件并無突出之處。具體表現在，一方面，辯護意見采納率較高，另一方面，從司法人員角度，援助辯護與委托辯護效果大體相當?？傮w上，援助辯護效果可以稱之平穩。
(一)辯護意見的采納情況
辯護意見采納情況直接反映了律師辯護效果，而無論被告人最終是否被認定有罪，以及量刑幅度如何?？疾彀l現，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的辯護意見采納情況大致相當，前者案均采納4．9件，后者為6．1件，其數量差異主要由辯護意見提出頻率所致，而采納率則基本相當。如圖1所示，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辯護意見的案均采納率均不低，且相當接近，這尤其是在法定從寬和酌定從寬情節方面。相對而言，“指控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基本事實成立，但不構成犯罪”及“基本事實成立，但構成輕罪”的辯護意見提出頻率本來很小，其采納情況受案情影響較大，因此，雖然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有一定差異，但不具有顯著性。
(二)案件裁判結果
裁判結果表現為兩方面:其一為是否作出定罪處理，其二為定罪后的量刑情況。就前一方面，在所有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中，雖沒有無罪判決，但存在撤訴這種實質的無罪處理結果。其中，試點案件有一件1人被撤案，而對照組案件則有兩件5人?？紤]到對照組案件與試點案件數量之比，上述撤案情形之比較并沒有顯著的差異性。具體分析這三起案件，可以發現，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中律師作用都較為明顯。撤案處理的試點案件為一起共同盜竊案件，書指控(最終被撤訴的)被告人的作用是負責望風。該被告人不承認指控，而律師也對控方證據的真實性提出異議，并在辯論階段提出“控方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辯護意見。雙方辯論激烈，第一次庭審時間達180分鐘，第二次開庭后公訴方即以“證據變化”變由撤回。與之相比，撤訴的對照組案件均為自訴案件，且案由都是故意傷害。這兩起案件(A、B)中，只有B案4名被告人中有1名聘請了律師。分析撤訴原因，A案主要是因為證據不足、法官調解，被告人也缺乏律師辯護，未有辯護功能的體現，故庭審時間只有30分鐘。B案略有不同，辯護律師對原告出示的7份主要證據均提出異議，且自己提出4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與原告方形成激烈對抗，庭審時間也多達100分鐘。最終被認定有罪的被告人為試點案件34人、對照組案件110人，對照組案件中，有律師辯護的被告人36人、自我辯護的74人。課題組擬在控制指控嚴重性這一因素之后，比較分析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量刑狀況。為此，課題組選擇了審判程序這一控制條件，即認為分別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況下，指控的嚴重性大致相當?？疾彀l現，在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情形下，試點案件的量刑均明顯高于對照組案件，無論是律師辯護案件還是自我辯護案件。如圖2所示，在適用簡易程序的情況下，試點案件適用拘役、緩刑之比共為36%，而對照組的律師辯護案件和自我辯護案件分別為89%和55%。而在適用普通程序的情況下，如圖3所示，試點案件的拘役、緩刑之比累計26%，對照組的律師辯護案件和自我辯護案件則分別為48%和43%。是否律師辯護不力導致試點案件的辯護效果不如未試點的律師辯護案件，甚至是被告人自我辯護的情形?分析發現，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此。在圖1中，試點案件中關于量刑的辯護意見采納率不弱于對照組案件，按常理，在控制其他變量因素影響之后，案件的裁判結果也應相當。故量刑結果的差異可能出于案件的結構性因素，分析結果印證了這種判斷。具體而言，試點案件中被告人被羈押的比例及其為外地人的比例較大，從而導致其更可能判處較長刑罰或者更可能判處實刑而非緩刑。首先，就強制措施的適用狀況而言，試點案件的所有被告人均被先行羈押，而對照組案件的羈押率相對較低。如表5所示，對照組案件的羈押率只有66%，其中律師辯護案件為72%，自我辯護案件為64%。其次，就被告人的籍貫而言，試點組的被告人為外地人的比例明顯高于對照組的被告人。如表6所示，試點組被告人為外地人的比例為50%，而對照組被告人的同一比例只有35%，其中，有律師辯護的被告人為外地人的比例為33%，自行辯護被告人的同一比例為36%。
(三)主觀評價
從訴訟參與人角度，試點案件辯護效果如何呢?考察結果構成客觀效果評估的一種有效補充。問卷發現，無論是司法人員還是被告人親屬，大多認為試點案件中援助人員的辯護總體有一定效果，其中，司法人員的評價更加積極。如表7所示，9名司法人員中有8人認為“有效果”，而17名被告人親屬中有11人作出同樣選擇。更進一步，在評價援助人員辯護效果的具體表現方面，司法人員和被告人的親屬感知不盡相同。司法人員的評價比較多元和分散，而被告人親屬的認知較為單一。如表8所示，9名司法人員認為援助人員的辯護效果分別表現在“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情節方面”(6人)、“案件的定性處理方面的辯護意見被采納”(5人)、“促進案件的公正審判”(5人)、“案件量刑處理方面的辯護意見被采納”(3人)，而被告人親屬的評價集中在“案件量刑處理方面的辯護意見被采納”(7人)。從司法人員角度，通過與委托辯護的比較能夠更為確切地印證其評價態度。這種比較發現，絕大多數司法人員認為兩類辯護的效果相當。就“與委托辯護相比，你認為授助人員的總體辯護效果如何?”9名司法人員中，認為兩者辯護效果相當的達8人之多，1人說不清楚。逆向的問卷調查也發現，司法人員與被告人親屬認為，援助人員的辯護效果之所以受到限制，主要是因為其所辯護的案件性質所決定，無援助人員的辯護能力、態度、辯護權保障無直接關系。如表10所示，對于“如果你認為援助人員的辯護工作總體上沒有效果或者效果果不好，主要原因是什么?”5名作出選擇的司法人員均選擇“案件事實一般很清楚，不管辯護如何，案件的判決結果都是一樣的”，而4名被告人親屬中有2人作此選擇。
試點發現之三:辯護方式單一
試點中，援助辯護主要傾向于在研究案卷基礎上積極地提出辯護意見，而對庭審發問、質證、舉證則相對消極。盡管如此，在主觀評價方面，受訪人員總體上認為援助人員的工作態度較為積極、辯護能力較強，此外，司法人員還認為援助人員發揮作用的空間主要在庭前和法庭之上。
(一)客觀辯護方式
1.庭審發問情況。辯護人在庭審中的第一種辯護方式即是向被告人發問，其價值是發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情節，并為此后的質證、舉證和辯護奠定事實基礎?？疾彀l現，無論是試點案件還是對照組案件，辯護人向被告人發問的次數均不多。如表11所示，試點案件中辯護人向每名被告人平均發問只有0．9次，而對照組案件(律師辯護)也不過1．2次。試點案件的35名被告人中，有20名被告人沒有辯護人發問;而對照組的37名被告人中，也有18名被告人沒有辯護人發問。辯護人發問普遍不甚積極的原因，很可能是被告人認罪態度所致。試點案件中，被告人不認罪的只有2人，而對照組案件則只有1人。由于被告人認罪，控、辯雙方對指控罪名和案件事實無爭議，因而辯護人發問至多只需要核實一些量刑情節。
2.質證情況。質證情況反映了辯護人對控方證據的基本態度和意見，它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否定性評價，即否認控方證據的真實性、證明力和可采性;另一種情形是肯定性評價，即從控方證據中發掘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情節。司法實踐中可見的主要是前一類型，即質證異議，試點中亦不例外。在此基礎上，考察質證異議的頻率和異議內容可反映辯護人對指控事實的對抗性程度?？疾彀l現，無論是試點案件還是對照組案件，律師質證均不甚積極。首先，從質證頻率看，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的質證頻率總體較低，前者略多。如表12所示，試點案件的質證頻率平均為0．29次，而對照組案件(律師辯護)只有0．24次。其次，從異議內容看，試點案件全部集中在證據證明力問題之上，而對照組案件(律師辯護)則相對平均地分布于證據客觀性、證明力及證據資格問題。
3舉證情況。對比研究發現，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舉證頻率總體不高，而有限的舉證基本集中在證明被告人有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量刑證據方面;相對而言，試點案件的舉證頻率明顯低于對照組案件。如表13所示，試點案件的平均舉證頻率為0．23份，而對照組案件相對較高，為0．79份，除了對照組案件中有一起自訴案件的辯護人提出4份無罪證據，其余所有證據均為證明被告人有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量刑證據。需要解釋的是，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之所以出現舉證頻率的顯著差異，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大多數試點案件由研究生辯護。他們雖然已取得律師資格，但尚未領取律師執照，囿于刑訴法規定的取證權限制，未能充分展開調查取證。
4.辯護意見提出情況?？疾彀l現，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辯護人提出辯護意見的頻率相當且均不低，辯護意見內容都傾向于量刑情節的辯護。略有差異的是，對照組的辯護意見在法定量刑情節上的頻率明顯超過試點案件。如表14所示，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辯護意見頻率分別為3．6份和3．65份，從辯護內容看，兩者都主要集中在量刑情節的辯護、尤其是酌定量刑情節的辯護方面，前者為2．63份，后者為2．54份。試點案件和對照組案件的差異顯現于法定從寬情節的辯護意見方面，后者約為前者的一倍(0．97:0．51)。這是因為，對照組案件中有13名未成年被告人由指定律師辯護，而“犯罪時未成年”屬于法定從寬情節。辯護方式的綜合作用會體現在庭審效率方面，即，在控制了案情復雜性等因素之后，辯護作用越積極則庭審時間越長?？疾彀l現，適用簡易程序的情況下，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的庭審耗時相當，而在普通程序之中，試點案件的庭審耗時則明顯超過對照組案件。如表15所示，簡易程序中，試點案件與對照組案件的庭審耗時量差之比為1:1．1:1．1，而普通程序則為1:0．84:0．55。
(二)主觀評價
從辯護方式角度，司法人員和被告人親屬的主觀評價包括三個方面:援助人員的工作態度，辯護能力及具體的辯護作用。具體而言，就“你認為援助人員對辯護工作的總體態度如何?”一問，如表16所示，9名司法人員中有8人認為“很積極”或“比較積極”，而17名親屬中認為“很積極”的有14人。從司法人員角度，課題組也嘗試讓他們與委托辯護律師進行比較，9人中有8人認為態度“差不多”，另有1人認為援助人員“更加積極”。就“援助人員辯護能力”的問題，如表17所示，9名司法人員中認為援助人員“能力很好”或“能力較好”的共7名，17名親屬中的同類選擇則有14人。沒有1名司法人員或親屬認為援助人員“能力較差”或“能力很差”。與委托辯護的律師比較，9名司法人員中有5人認為援助人員“能力較強”，有2人認為“能力相當”，只有2人認為“能力較差”。從司法人員角度，課題組進一步了解“在援助人員參與辯護的案件中，你認為他們在哪些環節發揮了一定作用?”對此，9名司法人員中分別有7人和8人認為是“開庭前交換意見”和“庭審中的辯護”，只有2人認為是“庭后交換意見”。就作用排序情況看，大多數法官、檢察官認為援助人員通過開庭前交換意見而發揮的作用更加明顯。這一發現讓課題組頗感意外。因為援助人員大多具備較好的法律素養，而課題組也曾假設他們的辯護工作會吻合“庭審中心主義”的理想設計，故跟蹤考察的也是他們在法庭上的表現，而對其庭外與法官、檢察官的庭外溝通情況并未加以關注。但隨著試點的展開，援助人員越來越發現，有效的庭審辯護不止體現在舉證、質證和辯護意見的準備方面，與法官、檢察官的庭前交流更容易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法律援助是對那些需要參與訴訟或者需要與有關國家機關交涉事項，但經濟上又非常困難，請不起人、辯護人的公民，由國家為其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公民，特別是困難的公民獲得法律援助，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一項公民權利。自20世紀中葉以來，已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建立起了與本國實際相適應的法律援助制度，開展了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活動，使那些需要法律援助但經濟上又困難的公民，能夠獲得由國家為其提供減、免費用的法律服務。我國的法律援助工作自1994年開始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1996年起在全國各地逐步推開，對維護司法公正、調解和處理社會矛盾，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市是從2001年起步的。2003年7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85號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條例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其立法的意義和目的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保障公民獲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保障公民獲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是實現“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憲法原則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條例立法的根本目的。公民有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從而公民有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直接目標，即保障公民不因經濟困難而失去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
2、促進和規范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其具體的實施工作亦需要法律、法規的規范和保障，這已是當今世界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以及我國法律援助立法前后的法律援助工作實踐所證明了的，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并平等地實現公民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法律援助的對象和范圍、法律援助的申請與審查、法律援助的實施與程序、法律援助的管理體制以及法律責任等一系列可操作性規范，都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規范，從而保證公民平等地獲得應有的法律援助，也使法律援助機構和法律援助人員的活動按照一定的規范運作。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援助條例》立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法律援助制度的運作實施達到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確保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功能得到真實、有效的實現。
二、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和應具備的條件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法律援助是一項政府主辦的事業，立法中確定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是，既要借鑒國際上的通行做法，又要考慮我國國情；既要考慮所涉及的案件情況，又要考慮當事人經濟困難的程度；既要考慮能讓經濟困難的公民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又要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適用范圍包括兩個方面：
1、對人的適用范圍，即“符合條例規定的公民”。其中包括三個方面的人員：一是有需要事項但因經濟困難無力支付費用的公民；二是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公訴案件中的被告人；三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被告人。
此外，根據我國加入或者簽定的有關國際公約和雙邊司法協助條約等的規定，在我國境內的外國人、無國籍人，只要符合本條例規定的，也可以獲得必要的法律援助。
2、對事項的適用范圍，即“咨詢、、刑事辯護”的事項。其中包括的事項有：一是需要咨詢、的事項，包括：依法請求國家賠償；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請求發給撫恤金或者救濟金；請求給付贍養費、教育費、撫養費；請求支付勞動報酬；主張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此外，還包括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在上述事項之外補充規定的法律援助事項。二是刑事訴訟中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或者沒有委托人但需要的事項，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的事項；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之日起的事項；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的事項。三是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指定辯護的事項。
上述范圍的人和事，都可以按照規定獲得無償的法律服務。
具體有那些人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呢？（一）在民事、行政訴求中公民對下列需求的事項，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也就是說可以向設在縣級司法局、地、市級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請法律援助：1、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2、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的；3、請求給付撫恤金、救濟金、社會保險金、勞動報酬的；4、因公受傷請求賠償的；5、殘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討侵權賠償的；6、無法履行勞動行為的民事權益的。（二）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1、犯罪嫌疑人在被偵察機關（公安機關）第一次詢問后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2、訴訟案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人的；3、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人的。
申請法律援助應當具備那些條件？（一）有我市常住戶口或者暫住證的公民；（二）案件發生在本市并且依法由本市司法機關或者公證，仲裁機構受理的；（三）有事實證明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需要法律援助的；（四）因經濟困難、無能力或者無完全能力支持法律服務費用的；經濟困難的持證參照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費的規定執行。
申請法律援助應當提交哪些材料？（一）身份證、戶籍證明、暫住證或者其它有效身份證明；（二）申請人所在村（居）民委員會或者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或者工作單位出具的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經濟困難狀況證明；（三）與申請法律援助有關的案件證據材料；（四）法律援助機構認為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法律援助經費的來源和管理
法律援助經費，是指依法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用于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費用。法律援助經費的來源只要有兩種渠道：一是基于政府責任財政支持，即財政撥款，這是法律援助經費來源的主渠道和基礎。二是社會捐助，這是法律援助經費的補充渠道，包括以基金形式接受的捐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法律援助的或者對某些社會弱勢群體的捐助，法律服務組織的捐助。其經費管理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1、?？顚Ｓ玫脑瓌t。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貧困當事人能夠平等地實現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律援助經費的性質類似于救濟款項。國家對救濟款項的使用和管理都有比其他經費的使用、管理更為嚴格的規定。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證貧困當事人獲得及時、有效的法律保護，無論哪種渠道來源的法律援助經費，都必須?？顚Ｓ?，不得改變法律援助經費的用途和性質。貪污、挪用構成犯罪的，必須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接受財政、審計部門監督的原則。這種監督是對法律援助經費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益性進行的檢查監督，是檢查監督法律援助經費使用的社會效益的重要手段。
3、接受司法行政部門檢查和經費的規劃。法援經費的使用由各級司法行政部門進行規劃、預算、結算，包括各類案件補助標準的審核。特別是市、縣（區）司法局每年對法援經費的使用至少要有兩次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并報告上級司法行政部門。
四、法律援助的申請方式和審查受理
1、申請方式
法律援助的申請方式有兩種：書面申請和口頭申請。這兩種申請方式中以書面申請為原則，口頭申請為例外。一般來說，公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法律援助申請，應當填寫申請表，以書面形式提出。在特殊情況下，有些申請人不識字或者填寫申請表有困難，確實無法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時，才可以口頭申請，由法律援助機構工作人員或者代為轉交申請的有關機構工作人員作書面記錄。條例之所以要求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有利于公民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有助于規范法律援助工作，便于法律援助機構順利進行審查，并及時順利地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2、對申請的審查
法律援助機構收到法律援助申請后，應當進行審查；認為申請人提交的證件、證明材料不齊全的，可以要求申請人作出必要的補充或者說明，申請人未按要求作出補充或者說明的，視為撤消申請；認為申請人提交的證件、證明材料需要查證的，由法律援助機構向有關機關、單位查證。
關鍵詞：法律援助現狀人權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導和統一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機制，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項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或者是政府行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實施。它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為，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受援對象為經濟困難者、殘疾者、弱者，或者經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對象；
4、法律援助機構對受援對象減免法律服務費，法院對受援對象減、免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訴訟法律服務，也包括非訴訟法律服務。
我國第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援助法規《法律援助條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開始施行，這標志著我國保障貧、弱、殘等弱勢群體平等實現其合法權益的司法救濟機制度的確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為貧困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時，突出了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點，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暫行辦法》，特別是三月份經終審的張德軍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電視臺、東方衛視、《南方周末》和社會的高度關注，通過我們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進一步弘揚了社會正氣，倡導了社會公平與正義。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況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設有20個區縣法律援助機構，設立100個法律援助機構鄉鎮社區站點。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國家從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對經濟特別困難的群眾實施司法救濟，以體等這一司法原則的最終實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編制10人，隸屬于成都市司法局，現有工作人員8名，其中多人工電話咨詢等法律服務；指導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還在市婦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婦人具有律師資格，下設綜合科、業務科。其主要職責是：免費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詢，并經常向社會公眾宣傳法律知識；為各種法律援助對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開設法律咨詢熱線，免費為公眾提供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經費由成都市政府預算撥款，并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會捐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已接受了15萬余人次的法律咨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辦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的精神和市委十屆四次全委會健身，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面落實和樹立科學發展觀，圍繞服務“產業年”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在實踐中創新工作和解決問題，切實加強法律援助組織機構建設，積極為農民工、貧困殘疾人、下崗職工、婦女兒童等社會貧苦群體提供及時、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辦案數量每年增長近20%，辦案質量也不斷提高，為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成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㈡設立社會法律援助組織。都市司法局與成都市工會、婦聯、殘聯組織相互加強溝通和協調下，法律援助中心市總工會、婦聯、殘聯、成都大學四個工作站建立，這些社會團體逐步承擔起一定的受理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職能。
㈢“12348”法律服務專線電話的開通，它是以法律咨詢作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執業律師每天義務輪流值班解答咨詢，方便了市民咨詢法律問題，及時為咨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幫助，極大的滿足了全市廣大群眾對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評價。
㈣發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隊伍，每個區、縣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師，使之成為直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還不同程度地吸收紅市了一批專業突出、素質較高的人員，增強了法律援助力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顯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農民工援助率達到100%，積極開辟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成立農民工法律援助應急服務隊和區（市）縣法律援助中心工會工作站，對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實行24小時內受理制等，并對農民工經濟困難狀況一律免于審查，以實現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總量
成都市近年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件）
法律援助機構工作承辦社會律師承辦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社會組織人員承辦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擴大宣傳，發動全社會力量傾注對法律援助的奉獻與愛心，通過開展法律援助愛心活動、成立農民工應急服務隊、組織送法下鄉律師宣講團、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大型咨詢活動等，廣泛宣傳，擴大影響。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
㈠宣傳力度不足
隨著成都市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來工”他們的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使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門或者法律服務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勢群體大多集中在基層，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基層。然而一些縣、區法律援助機構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不夠，怕宣傳多了，老百姓找上門來，應接不暇，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因為越不宣傳，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難。
㈡相關部門協作配合機制還未真正建立起來。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關部門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直接影響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發揮。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費用中，由于訴訟費用以及相關部門收取的調查取證、堅定等所收取的費用相對困難群眾的收入來說較高，而法律援助機構又無力承擔這些費用，雖免除了法律服務費用，受援人最終因交不起相關費用，或者無法進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關的證據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響。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據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現有的1300多名律師每人每年免費辦理2件計算，每年最多也只能辦2600件，而這當中缺口很大。面對如此龐大的需求量，卻不能予以滿足。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規范和完善。針對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聯系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實際，筆者擬對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㈠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對法律援助的認識
法律援助既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更是一項群眾工作。它直接面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報紙、雜志、電臺、網絡等新聞媒體和通過法律下鄉（如可以嘗試制發法律援助服務卡，便于群眾掌握法律援助知識）、法律咨詢（尤其要加強“12348”專線律師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詢電話服務的領域）等途徑，進一步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戶曉，讓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尋求法律保護，讓社會弱勢群體及時得到法律幫助，以使他們“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難題得到解決，進而使他們的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要讓關心社會進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會力量來關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業；更要使成都市各級領導干部深刻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從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黨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使為困難群眾謀利益具體落到實處。
㈡提高弱勢群體的法制觀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對象是在農村生活比較貧困的群眾和一些特殊社會群體。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們經濟上的貧困、知識和信息的匱乏、權利和義務意識的淡薄、缺少社會人際關系、心理中的劣勢、生理發育上的某種殘疾以及區域間法律服務資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觀因素，才使他們成為弱勢群體。特別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他們不知什么可為什么可不為，不知國家鼓勵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憑感情用事，無法用理性的眼光來判斷，于是出現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談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勢群體自身的法制觀念，才能使弱者成為強者，這是治本之策。
㈢積極開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使眾多的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參與進來，為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完善的法援體系，包括一個高效的人力資源體系，法援案件的不斷增多和復雜對從業者提出考驗同時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設定的壁壘也限制部分熱忱于法律援助的團體和個人?！稐l例》頒布以明顯的規定吸引有能力從事法律援助團體和個人從事法援工作，面對于制度設計不完善的中國法制教育，過于注重理論，缺乏法律實務經驗及社會經驗成為被評擊的重點，法學教育可否與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案Ｌ鼗稹痹谫Y助中國高校的法律診所課程中將法學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展具體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在其具體實踐中獲得極大的成功，以導師為業務指導，學生共同解決，并在《美國律師協會關于法學院的批準標準》302條e款中明確規定，法學院就鼓勵學生參加提供減免收費的公益性法律服務活動，并為學生提供這樣的機會，以制度的形勢保證了學學院的實踐融入法援體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學生教授有效的辯護的技法，職業道德及法律對于窮人的作用（二）在為那些無法得到公正人辯護的同時，批判性的檢驗的應用法學理論。（三）改革法學教育弊端，并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學生的融入無非是教學與法援的兩贏之選，除學生外，有能力的社團組織和個人也是擴寬法援人力資源選擇的范圍，部分省市下發的法援指導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學院學生和社團意見，卻鮮見實施的具體細則。此制度何參照美國英國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導師制和公益性團體有限參加，即法學院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展援助活動，對于社會團體設定團體設定準入機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發揮個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為他人提供法律服務者（如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具有較高法律理論素養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參與到法律援助工作中來，為法律援助事業貢獻力量。
2.允許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到法律援助機構發揮余熱，從事義務性質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監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們匯報工作，請他們提出意見、建議。
4.有效發揮基層攝取法律援助聯絡員、信息員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多渠道籌集資金，擴大“節流”的實體程序的設定和利用網絡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斷增強的法律援助服務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資源產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資金沒有列入政府的預算，軟、硬件建設相對于滯后。將法律援助納入財政預算，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是低經費保障機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開展，相對于增長快但經濟基數較小政府收入有限，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的壓力較重，通過利用常規的籌款方式滿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須充分開展社會化運作，積極拓展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會。90年3月北京就已經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內設辦公室，財務部，集資部、外交部、開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動籌集資金。
在開源的同時，采取一定保障節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導律師鼓勵確已構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辯。法援的目的性決定了追求程序和實體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對象的合法權益，對業以犯罪的對象鼓勵做有罪答辯，減少訴訟環節和調查費用。2、普及網上辦公，加強援助網絡的營造和以網絡為基礎的網上法援救助，利用網絡的覆蓋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員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開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過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伸張，實體上的改革同樣保證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資金的利用，盤活法律資源，保證社會運行的穩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務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群眾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務水平關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筆者認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務水平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培養律師良好的素質和良好的職業道德。成都市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在律師管理工作中，應把重點放在律師職業道德、職業紀律教育和責任意識、服務意識教育上，使法律隊伍真正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力量。
2.規范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及其其他民間組織的法律援助行為。這些部門提供法律援助必須經過司法行政部門審批，不使用政府資金，不利用法律援助從事有償服務，同時接受司法行政部門的指導和監督，保證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質量。
3.拓寬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筆者建議成都市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時，適當拓寬援助范圍，如給予老年人或高齡老人強制刑事辯護的援助，將法院訴訟費的緩、減、免真正納入統一的法律援助中來，從而使法律規定與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來。
4.推行法律援助尋訪制度。成都市地廣人雜，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勵法律援助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務區尋訪，主動調查，主動發掘案件，從而保證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獲得最優質的法律援助服務。
5.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作為西南地區的發達城市，應當發揮西南核心地區的先導作用，盡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實際的法律援助人員綜合質量監控體系，其應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持續教育、業績考察、顧客反饋、質量評估。
法律援助作為一項神圣而偉大的“民心工程”，作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為澤惠人民的“光彩事業”，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黨委、市委的領導下，在市人大、市政協的監督、支持下，必將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將跨上一個新臺階。
參考文獻：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統計表、工作總結報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簡報》第一、二、三期
3、房保國編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國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條例
多年來，我國雖然在殘疾法律援助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一些制度和機制仍然不健全，在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一些問題與挑戰。
（一）法律援助機構對于殘疾人法律需求和殘疾人事業具體情況的掌握還不夠全面和深入。這可能會導致對于殘疾人的法律服務不夠專業。比如，如果法律援助機構不了解本管轄區域內經濟困難的殘疾人情況，針對這些殘疾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和具體措施就缺乏針對性，不能有效滿足其法律需求和維護其切身利益。
（二）相關部門之間的配合還需進一步加強。各級殘疾人聯合會與法律援助機構之間協調配合機制有待加強。雖然全國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殘聯與法律援助機構的聯合工作機制，但是在具體實施和執行層面效果不太理想，包括信息共享程度低，溝通不及時，部門之間的工作銜接不暢等問題。
（三）對殘疾人服務類別不夠細化。目前，大多數法律援助機構對殘疾人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務比較籠統，比如在審查程序簡化方面，對于經濟困難的殘疾人申請法律援助，僅需提供殘疾人證即可；在便民設施方面，雖然各地法律援助機構將接待場所設在臨街一樓并開通綠色服務通道，在民事法律援助事項范圍方面，將殘疾人追索侵權賠償案件納入補充事項范圍，但是具體到法律援助服務的提供方面，很少有法律援助機構按肢體殘疾、聽力殘疾、言語殘疾、視力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多重殘疾等不同的分級分類標準為殘疾人提供有針對性的法律服務。
（四）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很難保障。在目前法律援助經費普遍面臨不足的情況下，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很難得到保障，相關辦案補貼發放不足或不能發放，這既影響了律師辦理殘疾人法律援助案件的積極性，影響了服務質量，也難以有效維護貧困殘疾人的合法權益。
（五）服務機構比較單一，服務機制不夠靈活。目前我國殘疾人法律援助機構主要是政府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和各級殘聯，除此之外，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等對殘疾人法律援助服務工作的參與度還不夠，這限制了為經濟困難的殘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廣度與深度。
二、國外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
在我國，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主要靠各級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和殘疾人聯合會承擔，也就是說，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開展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系統和制度。但是在西方很多國家，沒有統一的政府體系或機構體系，而是由政府設立的機構或非政府機構通過實施單個項目的形式為經濟困難或具有特殊情況的殘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在一些聯邦制國家，聯邦政府對于法律援助的管轄權很小，缺乏全國統一的法律援助制度，各?。ㄖ?地區）對于法律援助的條件、提供模式等的規定大不相同，因此殘疾人法律援助的實施形式也差異很大。比如美國紐約市的法律援助協會，是一個非政府機構，它實施法律援助的經費部分來自政府，部分來自民間捐贈，部分定向來自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捐贈。其法律援助業務主要分為三大塊，分別是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青少年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中又分為很多項目，其中殘疾人法律援助項目為其中之一，它主要為那些符合獲得傷殘補助、退休金以及雖然符合“補充保障收入（SSI）”或“社會保障（OASDI）”項目規定的福利條件，但卻被拒絕或終止福利的殘疾兒童和成年人提供范圍廣泛的法律援助服務。法律援助協會代表殘疾兒童和成年人提出相關福利申請、參加行政聽證、法庭訴訟，并向他們提供咨詢意見和建議。實踐中，數以千計的紐約市民符合聯邦政府的傷殘補助條件，但是卻只能從紐約市獲得公共救助，法律援助協會的一大職能就是幫助這些人從聯邦政府獲得應得的傷殘補助。
加拿大的ARCH殘疾人法律中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比較著名的殘疾人法律服務機構。它成立于1980年，是一個專門致力于維護和促進安大略省殘疾人平等權利的社區法律援助診所，為安省殘疾人提供法律服務以幫助他們獲得尊嚴并充分參與社會生活。ARCH致力于殘疾人和殘疾人社團的法律改革與政策建議、社區發展、法律咨詢與轉介、公共法律教育與訴訟。其法律服務由律師和實習學生提供。其他許多團體也慷慨地與ARCH共享人力和智力資源。一些重要的法律、殘疾和健康方面的專家積極參與ARCH殘疾人法律援助政策的制定工作，并作為一些試驗性案件的專家證人。ARCH是一個非營利的慈善機構，其成員每年通過會員大會選出董事會，董事會成員由至少一半的殘疾人組成。董事會執行領導和管理工作，并向安大略省法律援助署申請社區診所資金。ARCH向安大略省的殘疾人居民，殘疾人服務機構提供一定范圍內的法律服務，以尊重殘疾人的尊嚴、獨立與充分的社會參與度的方式為他們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自成立以來，ARCH的工作人員、志愿者和董事會一直致力于采取積極措施，提供優質法律援助服務等，以滿足殘疾人遇到的多樣化的身體、精神、語言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同時尊重殘疾人的隱私、尊嚴與獨立。多年來，ARCH辦理了很多具有社會影響的殘疾人案件，在法院和特別法庭為殘疾人提供法律，包括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為殘疾人提供法律。在許多有重大影響的涉及殘疾人的案件中為個人或者殘疾人團體提供服務。ARCH通過與殘疾人組織和社區共同合作，為殘疾人爭取更大程度的平等，并推進影響殘疾人日常生活的法律和政策的出臺與實施。
在西方一些法律援助歷史比較悠久或者制度比較先進的國家，非常注重對精神殘疾人的法律服務和法律保護。因為精神殘疾與聽力殘疾、肢體殘疾等生理上的殘疾有很大不同，有其特殊性，所以具有精神殘疾的人會遭遇特殊的法律問題，有特殊的法律需求，需要特殊的法律保護和法律服務。因此，西方國家有不少專門的致力于精神殘疾和心理健康方面法律服務的非營利的民間機構，這些民間機構大都屬于具有慈善性質的機構。
三、殘疾人法律援助未來發展方向
根據“十二五”時期司法行政服務殘疾人工作的總體目標要求，司法部在《2012年全國法律援助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做好為困難群眾及特殊群體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關注解決民生領域問題，其中包括要認真貫徹《關于加強“十二五”時期司法行政服務殘疾人工作的意見》，依據《殘疾人殘疾分類和分級》（國家標準），制定加強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完善“便殘助殘”措施。
一是要以殘疾人為本，做好相關法律援助工作。殘疾人作為相對弱勢和困難的群體，其訴求容易受到忽視、權益容易受到侵害。做好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更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社會和諧穩定。要認真了解殘疾人狀況、掌握殘疾人訴求和相關需求。在有條件的地方，應盡可能進行殘疾人法律需求評估，從而能夠充分了解殘疾人利益訴求，將針對殘疾人的法律援助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建立在實證基礎上。只有把這項工作做好了，真正做到情況明、底數清，法規政策措施才會符合殘疾人的實際需要，公共資源才能得到有效的運用。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的功能和作用，使殘疾人享受服務門檻更低、服務內容更多、服務范圍更廣的法律援助服務，緩解殘疾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供需矛盾，切實保障和維護殘疾人合法權益。
二是要進一步降低門檻，擴大殘疾人法律援助覆蓋面。目前已經有一些省級法律援助規章通過將經濟困難的殘疾人人身損害賠償、侵權糾紛等相關權益保護事項納入法律援助補充事項范圍，或者規定對經濟困難的殘疾人申請法律援助，不受案件范圍的限制，進一步擴大了殘疾人法律援助的覆蓋面。有的地方對特困殘疾人、重度殘疾人和多重殘疾、一戶多殘及老殘一體、孤殘兒童等群體免除經濟困難審查。今后，應當進一步加強相關規定的落實力度，確保更多殘疾人獲得法律援助服務。
三是要加強部門配合，整合資源，共同做好殘疾人法律援助。各級法律援助機構要主動與當地殘聯組織建立密切聯系，可以通過殘聯獲取本地區殘疾人的基本情況、殘疾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信息，并征求對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等，由殘聯協助法律援助機構為殘疾當事人提供盲文、手語翻譯等輔助幫助。同時，司法行政部門和法律援助機構要切實加強對殘聯等組織參與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導、支持和監督力度。
四是要積極開展培訓活動，健全殘疾人法律援助隊伍建設。提高法律援助提供人員對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加強培訓，提高為經濟困難殘疾人和特定刑事案件中的殘疾人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質量和水平。同時，為彌補政府法律援助人力資源不足的狀況，可以培養建立熱心為殘疾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志愿者隊伍和社會工作者隊伍，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參與提供殘疾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五是要設立專項經費，為殘疾人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物質保障。只有經費有保障，相關工作才能落到實處，才能較好地實現既定目標，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也是如此。要在目前法律援助經費保障體制機制的基礎上，逐步細化經費預算項目，明確列出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經費，保證殘疾人法律援助各項工作的有序開展。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利用法律援助基金，設立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基金，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基金的作用。
一、河北省困境兒童法律援助現狀
近年來，河北省也在推進困境兒童保護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取得很大進步。2003年河北省成立了河北省困境兒童救助保護聯誼會，致力于困境兒童生存、保護、參與、發展的各項工作，十年來，該聯誼會為我省困境兒童救助做出了具體而實際的貢獻。2010年6月，河北省“困境兒童關愛行動”正式啟動，包括大病兒童、流動兒童等四類兒童受到關注，同時專門針對貧困先心病兒展開了預防、捐助治療等活動，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2012年12月6日，河北省還專門以困境兒童救助為目的舉行了慈善晚宴，向社會募集款項613萬余元，為各類困境兒童提供物質幫助和教育服務。這些活動使得河北省在困境兒童保護方面的工作一直在穩步推進。與此同時，應當與困境兒童保障工作同步推進的針對困境兒童的法律援助工作卻一直沒有得到相應的深入進展。目前，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依據除了通行于全國的《法律援助條例》外，還有2007年7月通過施行的《河北省法律援助條例》，但是，在這兩個法律援助領域最重要的基礎法律文件中，卻都沒有關于困境兒童法律援助的特別規定，這直接導致了實踐中的困境兒童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明確、具體、針對性強的法律依據，很多援助無法展開并切實到位，這已經成為了河北省困境兒童法律援助領域的難題之一。
二、河北省困境兒童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主要不足
（一）法律援助制度對困境兒童關注度不夠
按照《河北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七條的規定，我省公民在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人的情況下，共有十種情況可以申請民事法律援助。然而，對于困境兒童這個特殊困難群體，并沒有特別涉及，同時對于困境兒童申請法律援助的方式、途徑、程序等，也沒有做出專門性規定。而且，從條款意思來看，申請法律援助的前提條件是“經濟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會導致達不到經濟困難標準、然而有其他困難的困境兒童無法申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證明經濟困難需要辦理相應手續，對于那些農村、偏遠地區的困境兒童和流浪兒童而言，這種手續的辦理是非常困難的。
（二）重訴訟援助、輕非訟援助，與困境兒童現實法律需求不符合
根據《河北省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一條關于法律援助范圍的規定，河北省將法律援助的重點放在了為因經濟困難而沒有委托人、辯護人的訴訟當事人提供、辯護服務上。而關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只籠統規定了可以進行行政復議、仲裁、辦理公證證明、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等活動。從多年法律援助實踐來看，由于資金、人員等方面條件的限制，絕大部分的法律援助活動集中在了訴訟領域，甚至有的法律援助機構一年甚至幾年都沒有辦理過其他法律援助業務。而作為困境兒童而言，大多數需要的并不是訴訟援助，而是國家政策咨詢、代辦相關社會保險、代辦國家救助申請手續等活動。因此，法律援助在困境兒童救助和保障中能發揮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三）法律援助制度與現有兒童監護制度存在沖突
困境兒童往往容易受到家庭內部的非法對待，如虐待、忽視、遺棄、傷害等，而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第16條的規定：申請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代為提出申請。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與其法定人之間發生的訴訟或者因其他利益糾紛需要法律援助的，由與該爭議事項無利害關系的其他法定人代為提出申請。這意味著，針對困境兒童的法律援助如果無法得到其監護人同意，法律援助就無法實際進行下去。而在監護人本身侵犯困境兒童權益的情況下，監護人不可能同意法律援助的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援助活動如何開展？應當與哪些部門協同合作？如何保障困境兒童基本權益的實現？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四）沒有針對困境兒童的專門法律援助機構
困境兒童法律援助工作有其獨特之處。首先，困境兒童法律援助工作往往與社會保障部門、民政部門、慈善機構直接相關，涉及大量的各部門具體實施細則、規定、辦法等法律文件，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和特殊性。而一般的法律援助人員對于這一類型法律文件往往很少接觸，辦理起來難度較大，比較吃力。其次，困境兒童法律援助需要與流浪兒童、殘疾兒童、大病兒童進行接觸，因此，了解其心理、善于取得兒童信任、掌握必須的溝通技巧非常重要，而這一點，也需要工作人員掌握相關工作方法，通過耐心、持久的具體援助活動積累經驗才能實現。因此，在我國目前困境兒童數量龐大、實現對其充分保障已經成為社會福利領域最重要、最緊急的任務的社會背景下，仍然沒有建立專門針對困境兒童的法律援助機構，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和缺失。
（五）法律援助機構與其他兒童權益保護機構之間的協作關系尚未建立
針對困境兒童的法律援助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問題，牽扯到立法、財政、教育、醫療甚至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內容，絕非法律援助機構能夠獨立承擔和處理的。因此，在法律援助機構和公安部門、教育部門、醫療單位以及殘聯、婦聯等組織之間，應當建立順暢、合理、權責分明的聯動協作體系，方能使困境兒童得到迅速、有效、有針對性的法律援助保障。而這需要相關立法機關立法、政府部門執法、法律援助機構配合才能充分實現。
三、河北省困境兒童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對策
（一）法律援助應加強對困境兒童的關注
在我省法律援助資源整體有限的情況下，先針對包括殘疾兒童、大病兒童、流浪兒童等在內的困境兒童出臺專門的法律援助制度和措施，是比較符合需求狀況和容易實現的。在構建困境兒童法律援助制度的過程中，應當保證制度構架與困境兒童的現實需求相符合。首先，在《河北省法律援助條例》中，應通過專門條款將困境兒童作為法律援助對象確定下來；其次，明確對于困境兒童的法律援助，不以經濟困難作為衡量標準和條件；再次，對困境兒童的法律援助不以申請作為基本前提，當法律援助機構從各種渠道了解到困境兒童的相應需求信息時，有權主動開啟法律援助程序，為困境兒童提供幫助。
（二）為困境兒童提供持續、日常、非訟的法律援助
按照《河北省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法律援助主要針對經濟困難、沒有委托人的訴訟主體，注重訴訟援助，忽視非訟援助。這使得實踐中大批亟需社保、醫保、社會照管的殘疾兒童、大病兒童及流浪兒童無法享受到這項免費公共法律服務。因此，針對困境兒童提供有針對性的非訟援助，是目前法律援助制度需要進行的最重要的調整。因此，在構建困境兒童法律援助制度時，必須要做到非訟援助與訴訟援助相結合、以非訟援助為主。而在非訟援助過程中，要注意將法律咨詢、相關法律文書撰寫、社保醫保手續辦理、慈善活動申請等事項進行概括性納入，以保證現實中困境兒童能夠充分得到有關幫助和支持。
（三）法律援助制度與現有兒童監護制度的沖突應得到解決
首先，我們應完善困境兒童法律援助的申請程序，擴大困境兒童法律援助申請人的范圍，如達到一定年齡的困境兒童本人、其近親屬、其所在學校、所在村（居）委會以及相關維權組織等有權代為提出申請。這能夠有效改善監護人獨攬法律援助申請權的現狀，確保在監護人侵犯困境兒童合法權益時法律援助能夠及時、有效介入。其次，法律援助機構在提供援助過程中，一旦發現有監護人侵犯困境兒童合法權益的現象發生，應當及時向相關機關（如公安機關、民政部門等）進行通知、匯報，并作為困境兒童利益的保護者協同處理相關問題。
（四）應建立專門的困境兒童法律援助機構
困境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決定了其對法律援助的特殊需求，也為法律援助工作的進行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因此，河北省應當在援助人員的專業性、程序上的特殊性、進行援助時的靈活性與優先性等方面作出規定，利用有限資源實現兒童利益的最大化。在此方面，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作為我國最大的兒童法律援助機構，多年來辦理困境兒童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目前，很多地方也開始嘗試建立專門的兒童法律援助機構，組建專業的兒童法律援助團隊，如山西省在2008年就成立了專門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其重要內容就是對困境兒童提供法律援助，幾年來運轉效果良好，社會反響突出。我省應當在借鑒這些地區經驗的基礎上，在現有法律援助機構的建制和基礎上，盡快開始組建我省的困境兒童法律援助部門，做到人員專業化、工作常態化。
（五）困境兒童法律援助機構應實現與相關機關的協作和聯動
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統一規范的缺失引發教學過程一系列問題：教學準備不周全。教師隨意安排教學的時間和地點。想什么時間去就什么時間去，想去哪里就去那里，導致正常教學秩序時常被打亂。不重視宣傳環節。以至于許多希望得到援助的公民因沒有獲得援助信息而失去受援機會。缺乏必要調查。對可能遇到的援助對象、需要援助的事項和內容，缺乏必要了解，致使學生只能懷著一顆忐忑的心參與援助教學。與地方聯系不夠。被相關職能部門勒令撤攤現象時有發生便是例證。實踐操作走過場。進入實踐操作環節，多數師生只在乎曾經擁有，不在乎效果好壞，對教學質量鮮有關注，走馬觀花，搞形式主義成了基本樣態。簡言之，重形式，輕實效。具體寫照是擺擺攤子，發發資料；隨意著裝；大多數學生看熱鬧，少數學生接受民眾來訪；對民眾提出的問題由于事先缺乏必要準備，完全靠臨場發揮，往往空話連篇，不著邊際，很不專業，致使民眾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如此應景式援助活動根本談不上高質量教學?？偨Y歸檔被忽視。實踐操作完畢，既不重視總結，也不重視評價?？偨Y方式即是將教學圖片按序裝訂成冊，以證明師生實施了《法律援助》教學。至于教學過程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并未引起關注。評價方式基本是給全體學生一個檔次成績。根本不去對學生進行差異化評價，學生表現好壞一個樣，參與與不參與一個樣，這對表現優秀的學生而言無疑是極不公平的。嚴重挫傷了來年學生參與《法律援助》教學的積極性。綜上所述，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目前為止恒定在低水平層次便不足為奇。
二、構建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規范之設想
（一）管理層面流動式《法律援助》課程設置規范
1、開設方式，應當以獨立開設為選項。依附于理論課程而存在，予人的第一印象：流動式《法律援助》課程只是理論課程的附屬品，在課程體系中處于從屬地位，不如理論課重要。這樣的理念支配下，絕大多數教師并沒有對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價值予以足夠重視，行為選擇上，往往不愿去指導學生開展流動式《法律援助》，即使開展了教學，大多也是敷衍塞責。根本達不到設置流動式《法律援助》目的——淬煉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只有獨立開設，才能凸顯流動式《法律援助》這門實踐課的重要性，才能引起廣大師生重視，從而，認真對待流動式《法律援助》，使流動式《法律援助》從活動課轉化為專業實踐課，成為拉動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環節。
2、開設時間，最佳選擇應在第五學期。高質量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須有兩大前提：一是學生掌握必要專業理論知識。學生在沒有掌握必要專業理論知識情形下開展法律援助，根本滿足不了援助對象的需求。從各高校課程設置情況看，第五學期，法律援助所需主要專業知識課程——刑、民、行政實體法和程序法課程以及《律師實務》、《法律文書》大多開設完畢。換言之，這時的學生基本掌握了流動式《法律援助》所需專業知識。二是學生對法律援助有較高積極性。學生積極性受多種因素影響，最不能忽視的是牽系學生命運因素，如司法考試、考研、尋找工作。第六、七、八學期開設流動式《法律援助》顯然與司法考試、考研、尋找工作相沖突，學生少有興趣參與法律援助教學自然可以理解。據此，選擇第五學期這一時間段開設流動式《法律援助》是最理想的。
3、學時設定，宜為24學時。內含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法律援助各8學時。學時設定是否科學，關鍵取決于是否與這門課程的重要性相匹配；是否與這門課程實際所需時間相銜接。從重要性的角度說，學界關于法學本科實踐課與理論課同等重要之觀點基本達成共識。特別是在教學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流動式《法律援助》作為實踐課，理應比一般性講座型理論課程學時（基本設置為18學時）多一些。以課程所需實際時間為視角，一次法律援助，準備工作，含援助策劃、信息宣傳、制作調查筆錄、討論分析、形成法律援助書，至少2個工作日。實踐操作階段，至少0.5個工作日（如果選擇外地則至少1工作日）?？偨Y歸檔階段，至少1工作日。按一個工作日8小時計算，至少28小時?；ㄙM28小時，計算為8學時，無論如何也不會產生過多嫌疑。因此，三次法律援助計24學時是合理的。
4、學分設定，宜為1.5學分。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法律援助各占0.5學分。之所以這樣設定，是以目前理論課學分設定規則（18學時配置1個學分）為考量。將24學時確定為1.5學分雖略高于理論課課學時與學分比，但更能彰顯教學管理者對實踐課的重視。符合提升實踐教學地位大趨勢，導向是正面而積極的。
（二）實施層面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規范
1、準備工作之規范。（1）制定《法律援助策劃書》。涵蓋教學時間、地點、分工、目的、內容等。需要重點注意的是：地點問題，最好安排在本校所在地區的各縣（市）政府所在地；一次法律援助選3個縣（市）；三次法律援助最好選擇不同縣（市）進行，理想狀態是1縣（市）1援助。分工問題，一次法律援助將全體學生分為三個小組，即刑事法律援助小組、民法律援事助小組和行政法律援助小組。每位學生應參加三次不同的法律援助教學。內容問題，每次每縣（市）設定1個主要方向，或刑事法律援助或民法律援事助或行政法律援助，主要方向設定盡可能與所在縣（市）高發案件相銜接。（2）制作統一的《法律援助調查筆錄》格式?！斗稍{查筆錄》格式應當涵括調查時間、地點、調查人、調查對象基本情況，如姓名、性別、住址、聯系方式等。案件名稱、案情經過、結果。調查對象希望解決的問題等。（3）開展法律援助前廣告宣傳。與擬開展法律援助所在縣（市）的黨委、政府取得聯系，委派2位學生，借助網絡媒體、當地傳統媒體和廣告欄等法律援助教學信息，重點介紹法律援助前調查的地點、時間、援助的主要方向以及正式開展法律援助的時間、地點，帶隊專家教授基本情況等。（4）進行法律援助前調查。指派2-3位學生，帶上紙質的空白《法律援助調查筆錄》，在縣（市）中心地帶擺攤設點接受民眾來訪，填寫《法律援助調查筆錄》。設置法律援助前置程序旨在為高實效、針對性開展法律援助提供前綴。（5）制作《法律援助書》。調查完畢，在教師指導下，小組全體成員根據《法律援助調查筆錄》，討論分析案情，制作《法律援助書》?！斗稍鷷分饕ò讣Q、案件來源、案情簡介、案件分析、解決思路和辦法等。（6）做好援助聯系工作。一是與擬開展法律援助所在縣（市）黨委、政府聯系。二是與相關法律實務部門聯系。三是根據《援助調查筆錄》提供的聯系方式與援助對象聯系。與地方黨委、政府聯系，才能保障教學有序進行。與相關法律實務部門聯系，爭取法律實務部門派員支持，可以消解一些教師和學生均難以解決的問題，益于教學質量提高。與援助對象聯系，可以確保法律援助教學不走過場，使法律援助教學取得實效。
2、實踐操作之規范。（1）援助方式規范。援助方式應實行定向援助與隨機援助相結合。定向援助是對已經掌握援助對象的援助。隨機援助是對臨時到來援助對象的援助。實際操作中，應以定向援助為主，隨機援助為輔。對定向援助對象除了發放《法律援助書》之外，還要做認真解釋工作，確保援助對象滿意而歸。對臨時到來的援助對象要仔細傾聽他們的訴求，盡可能讓他們得到滿意答復。（2）援助內容規范。要以主要方向援助為主，同時兼顧其他方向。對屬于事先設定方向的問題，要有問有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展示法律專業素質，爭取不給援助對象留下遺憾。對其他方向的法律問題，要認真記錄，可以準確進行答復的，當場答復，對模棱兩可的，千萬不要亂說一通，糊弄援助對象，正確的做法是留下聯系方式，作出事后盡快答復的承諾。（3）援助儀態規范。一是統一作裝，二是盡可能使用普通話。三是行為舉止端莊、謙遜、耐心、細心。畢竟從事法律援助教學活動代表的是學校形象，所展示的大學生風采。任意作裝與人的印象是不正規，難以取得援助對象信任。不講普通話可能的后果是你說得苦口婆心，天花亂墜，卻沒有價值。因為援助對象沒有聽懂你的意思。援助過程中，沒有耐心，不夠細心，甚至表現出高人一等，不僅會讓援助對象失望而歸，而且會使高校和大學生形象蒙羞。
關鍵詞：法律援助現狀人權保障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導和統一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機制，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項法律制度。①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1、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或者是政府行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實施。它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為，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3、受援對象為經濟困難者、殘疾者、弱者，或者經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對象；4、法律援助機構對受援對象減免法律服務費，法院對受援對象減、免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訴訟法律服務，也包括非訴訟法律服務。我國第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援助法規《法律援助條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開始施行，這標志著我國保障貧、弱、殘等弱勢群體平等實現其合法權益的司法救濟機制度的確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為貧困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時，突出了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點，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暫行辦法》，特別是三月份經終審的張德軍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電視臺、東方衛視、《南方周末》和社會的高度關注，通過我們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進一步弘揚了社會正氣，倡導了社會公平與正義。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況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設有20個區縣法律援助機構，設立100個法律援助機構鄉鎮社區站點。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國家從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對經濟特別困難的群眾實施司法救濟，以體等這一司法原則的最終實現。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編制10人，隸屬于成都市司法局，現有工作人員8名，其中多人工電話咨詢等法律服務；指導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還在市婦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婦人具有律師資格，下設綜合科、業務科。其主要職責是：免費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詢，并經常向社會公眾宣傳法律知識；為各種法律援助對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開設法律咨詢熱線，免費為公眾提供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經費由成都市政府預算撥款，并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會捐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已接受了15萬余人次的法律咨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辦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的精神和市委十屆四次全委會健身，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面落實和樹立科學發展觀，圍繞服務“產業年”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在實踐中創新工作和解決問題，切實加強法律援助組織機構建設，積極為農民工、貧困殘疾人、下崗職工、婦女兒童等社會貧苦群體提供及時、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辦案數量每年增長近20%，辦案質量也不斷提高，為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成都作出了積極貢獻。㈡設立社會法律援助組織。都市司法局與成都市工會、婦聯、殘聯組織相互加強溝通和協調下，法律援助中心市總工會、婦聯、殘聯、成都大學四個工作站建立，這些社會團體逐步承擔起一定的受理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職能。㈢“12348”法律服務專線電話的開通，它是以法律咨詢作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執業律師每天義務輪流值班解答咨詢，方便了市民咨詢法律問題，及時為咨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幫助，極大的滿足了全市廣大群眾對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評價。㈣發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隊伍，每個區、縣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師，使之成為直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還不同程度地吸收紅市了一批專業突出、素質較高的人員，增強了法律援助力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顯上升。㈤提供法律援助的農民工援助率達到100%，積極開辟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成立農民工法律援助應急服務隊和區（市）縣法律援助中心工會工作站，對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實行24小時內受理制等，并對農民工經濟困難狀況一律免于審查，以實現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總量成都市近年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如下表所示成都市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件）法律援助機構工作承辦社會律師承辦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社會組織人員承辦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25981425235（七）擴大宣傳，發動全社會力量傾注對法律援助的奉獻與愛心，通過開展法律援助愛心活動、成立農民工應急服務隊、組織送法下鄉律師宣講團、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大型咨詢活動等，廣泛宣傳，擴大影響。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㈠宣傳力度不足隨著成都市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來工”他們的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使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門或者法律服務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勢群體大多集中在基層，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基層。然而一些縣、區法律援助機構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不夠，怕宣傳多了，老百姓找上門來，應接不暇，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因為越不宣傳，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難。
㈡相關部門協作配合機制還未真正建立起來。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關部門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直接影響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發揮。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費用中，由于訴訟費用以及相關部門收取的調查取證、堅定等所收取的費用相對困難群眾的收入來說較高，而法律援助機構又無力承擔這些費用，雖免除了法律服務費用，受援人最終因交不起相關費用，或者無法進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關的證據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響。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據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現有的1300多名律師每人每年免費辦理2件計算，每年最多也只能辦2600件，而這當中缺口很大。面對如此龐大的需求量，卻不能予以滿足。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規范和完善。針對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聯系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實際，筆者擬對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